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國軍的指揮，那只能是一個“亂”字。

無論是在德國還是蘇聯顧問的眼里，國軍指揮層的混亂和拙劣，都是近代軍隊中少見的。淞滬會戰期間，沒有任何一個國軍的司令部，建立了正常的輪班制度，敵我態勢圖都沒畫，師部很容易受轟炸影響，導致驚慌失措、喪失指揮能力，而且經常失聯幾小時、甚至一整天以上。

炮兵不跟步兵搞協同，步兵不知道引導火力，結果對虹口據點，打了很多150炮彈，一發也沒中，讓黃浦江上的日軍艦船來去自如?？盏貐f同更是稀里糊涂，1939年，空軍出動去襲擊北海的日軍艦隊，結果飛去了廣州灣;去南寧轟炸，飛到了梧州;昆侖關戰役的關鍵階段，地面上聯絡板都擺好了，結果全部的重型轟炸機，都飛到了南寧。

國軍飛機從內地轉場到前線，竟然要花驚天動地的13個晝夜，不知道，還以為它們是馬車呢。

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計劃、組織和指揮的混亂，讓國軍總是損失大、戰果小。對此，蔣公也是認賬的，早在1938年1月就說：“各級司令部的參謀人員……不加訓練,一切業務,任令廢弛，毫無準備，到了戰時，甚么事情都沒有把握”，11月又表示：“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指揮部或司令部”。

在《抗戰檢討和必勝要訣》中，他就更謙虛了：“我自己即深深感覺到，當統帥的學問、技能等，都不如人，我們作總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個團長，我們的軍長、師長，只當得人家一個營長和連長”——其實心里還挺有數的。

但是，公平的說，從1927以來，老蔣在軍事教育方面其實挺舍得砸錢，除了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騎兵、炮兵、輜重兵學、工兵、測量……等等的兵種學校也搞了一大堆，按理說是思路還比較先進，那么，為啥事倍功半呢?

首先，是個數量問題。

國軍的師、旅以上參謀長，主要來自于陸軍大學，由于教學質量很好，同學、師兄弟之間通聯順暢，抗戰期間，各級長官都愛用陸大學生當參謀長，往往人還沒畢業，就被預訂一空，當時，以上尉軍銜進陸大，出來就能升上校，簡直是坐了火箭。

沒辦法，按郭汝瑰的回憶，當時的國軍指揮層過于文盲，連霍揆彰這種主力師的師長，都不知道還有圖上作業、作戰標圖這個概念，全靠郭汝瑰引入了標準化的指揮方法，物以稀為貴，陸大學生對抗戰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好是好，人太少。

陸大一開始就是仿效日本陸大的模式，搞精英化教學，招生很少。

八年時間，正規班總共只畢業了807人，根本無法滿足國軍的龐大需求，至于所謂的將官班、特別班，就純屬鍍金班，比如張靈甫同學到陸大將官班后，就只上第一節課，其他的課讓參謀上，既然逃了課，也就無法加強指揮能力，最后在孟良崮付出了腦袋的代價。

而且，陸大畢業生的層級太高，畢業就是上校、少將，當的就是師、旅以上參謀長，而司令部建設需要的各類初級參謀，就更加稀缺。直到1936年，陸大才辦了第一期初級參謀補訓班，招生名額只有100人，抗戰爆發后，參謀補訓班和特訓班的招生額擴大到200人，實際每期招生200至480人不等，抗戰期間總共培養了5000多人——看上去人數倒不少，但是，國軍在抗戰期間，也擴編為124個軍、354個師、81個獨立旅、112個獨立團，上面還有軍令部、幾個戰區和一大堆集團軍，個個都缺人，每個司令部至少需要4-30名參謀——5000多人想填滿編制都困難。比如1942年，陸大參補班第八期總共只畢業 350人，幾百萬國軍指著這350人，哪里分的過來?

反觀我軍，拿新四軍來說，這支由南方八省游擊隊整合的部隊，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根本談不上什么參謀、司令部建設，比國軍的起點更低，但人家動作快——同樣是1942年，新四軍主辦的華中抗大總分校參謀訓練隊，就招了56人，抗大八分校第四期參謀訓練班，更是招了140人，由于各個參謀訓練班招生多、畢業多，1943 年，抗大九分校給新四軍1師分配參謀時，一下子就給了20多人，讓1師光是偵察參謀，就擴充到十幾個人，并且個個能文能武、各有特長，屬于專家型人才。這與國軍一個參謀掰成兩半用的窘迫局面，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次，國軍參謀培訓的課程，也是讓人不知說啥好，先來看訓練時間。

1936年時的陸大參謀補習班，學制是一年——這個時間肯定是夠的。但抗戰爆發后，由于人才緊缺，培訓時間縮短為6個月，最后一個月還要實習，也就是說，上課時間只有5個月——5個月就訓出來的參謀，恐怕連基本業務都整不太明白。

有人可能會說，戰爭期間，沒那么多講究，但還是拿條件艱苦得多的新四軍做對比，拿抗大五分校參謀訓練班來說，原定學習時間是1940年11月到次年5月，后來看時間不夠，又延長了兩個多月，而新四軍其他參謀培訓班的集訓時間，普遍都在8個月至10個月以上。在課程方面，雙方的差距就更大了。

本來嘛，初級參謀培訓，主要是學參謀業務、戰術、筑城、兵器、地形、交通、衛生、戰史、測繪等科目，但國府軍令部這時候的眼光突然又長遠了，參謀集訓不光要解決部隊急需，還要“兼顧將才的培養”。增加了兵役、軍制、軍隊教育、交通設施、軍需儲備、軍隊整備、部隊動員科目，還把數學、經濟學、政治學、中國近代史也要插了進去，甚至還要學“外國文語”——這外語嘛，人人都想學，抗戰期間搞點日語普及，用于審問俘虜、閱讀繳獲文件是可以的，但非要把德語和英語搞這么大比重，就完全是有點大病了。

同樣，從考試題來看，在戰術教學方面，陸大參謀補訓班遵循的是兩個原則：第一，火力壓制，以炮兵火力壓倒敵方;第二，把握態勢，態勢好的就是勝利者。從理論上來說這都沒錯，問題是，國軍沒那么多炮，也缺乏勝過日軍機動能力，真正要研究的是怎么在劣勢裝備條件下打贏敵人，按陸大這種思路培養，參謀們能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咱們蹲坑吧，反正跑也跑不過、打也打不過。

在軍事理論教育方面，陸大以歐洲戰場、日俄戰爭、普法戰爭、拿破侖戰爭的經驗為主，而且教官都是沒怎么帶過兵的終身教官。一旦開始培訓，參謀學員就和部隊脫離，名義上是最后一個月組織實習，但以西南參謀補習班為例，所謂的實習，不過是舉行一場高等司令部演習，以考代習，兩難自解，照本宣科教出來的參謀，對部隊就很難有啥幫助。

反觀新四軍的參謀訓練，完全就突出“實際”兩個字。

軍事理論課程的重點是《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課程以進攻戰、游擊戰、夜戰為重點，特別強調夜戰、近戰的組織指揮，把遭遇戰強調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同時也學習兵器、筑城、地形等專題課。

而且，教員都是從部隊抽調有實戰經驗的干部來擔當。教學方法上也很先進：課堂上研究情況、自由討論、進行總結;然后拉到野外，結合行軍、宿營、戰斗演練，練習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偵察、警戒，如何繪圖、如何組織通訊聯絡和戰斗隊形，而每天下課后的自習時間，是搞戰斗回憶晚會，讓學員們介紹自己參加過的戰例，互相交流實戰經驗，把實戰經驗提煉出來，和理論原則有機融合，經驗值那是蹭蹭的漲。

各個師也自己組織短訓隊，比如2師，就成立專門的俱樂部，布置沙盤，讓參謀人員和連以上指揮員來研究戰史戰例，這樣訓練出來的參謀人員，理論和實操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部隊就能獨立工作，對部隊的指揮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提高，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相比這些技術性的對比，更重要的是國軍根深蒂固的體制問題。

近代軍隊一個最重要特征，就是“普魯士式總參謀部”的建立，參謀長、參謀的地位空前強化。只有具備高度專業能力的司令部深度參與決策，才能讓軍隊的決策有科學依據，各部隊才能默契的做到行動統一。

而中國自清末建立新軍以來，一直延續著“八大處”分立的指揮體系，沒有建立統一的司令部，所謂的參謀處，只是和八大處并列的部門，既管不了運輸，也管不了補給，參謀和參謀長，也僅僅是長官的私人幕僚，大哥說啥我干啥，你說咋打就咋打，在國軍部隊里毫無獨立地位，郭汝瑰剛剛當師參謀長時，經常被旅長為難，師長逃命時帶都不帶他——俗話說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國軍可不同，那是參謀帶了長，放屁也不響。

反觀我軍，早在1941年就明文要求，參謀長必須直接參與大方針的決策。不僅明確規定參謀不是幕僚，參謀長是主官的第一代理人，可以用主官的名義直接發布命令，還規定任何軍事決策，都要有參謀長的副署。在新四軍2師，作戰命令要經過軍事主官、政治主官、參謀長、作戰參謀四個人簽名蓋章，才算有效，專業參謀人員有了強大的參與和決策權，科學、規范的組織指揮，作戰就不容易出簍子。

在生活待遇上，也規定參謀享有夜餐伙食費，按伙食費的0.5倍發放。見習參謀與排長同等待遇，旅級司令部的股長、團作戰參謀、資深參謀和營長同待遇，師部各科長、團參謀長和地方縣委書記同待遇;給偵察參謀發化裝費、雇探費，出發時給五元至十元的預備費，也從物質上保障了參謀人員的利益。

因此，相比國軍，我軍參謀在作戰中發揮的效果也是明顯的。

比如1945年4月的三垛伏擊戰，目標是蘇中地區偽軍中的戰斗機——汪偽第5集團軍獨立團，不僅這個獨立團裝備相當好，還有日軍兩個中隊壯膽，前進時交替掩護，警惕性很高。而新四軍參戰兵力只有9個營，一半左右為地方武裝。但各部參謀人員效率驚人，動員了高郵地區情報站，分區的作戰科長帶著各團參謀長和營、連干部視察地形，繪制詳圖，召集連以上干部分解任務，進行伏擊戰教育與演習，還建立了專門的偵察所，對方一舉一動都能順暢通報傳達。

由于準備充分、算無遺策，戰斗如同行云流水，從下午四點開打打，僅僅三個小時，就斃傷敵偽840人(其中日軍260人)，俘虜965人，不但繳獲了一大堆重機槍、步兵炮，從步槍繳了1122支、電臺都繳了三部來看，肯定是基本全殲了敵人，而我軍總傷亡還不到200，犧牲僅七十多人，不但吃得快、吃得飽，還打出了一比九的戰損比。

反觀國軍參謀人員：

郭汝瑰當師長時就說，自己貴為師級主官，只是因為不吃空餉，就連溫飽都無法解決。那些沒有兵血可喝的參謀是個啥生存狀況，也就可想而知。因此，國軍里沒人想當參謀，尤其不想去當低級參謀，軍令部開設的情報參謀訓練班，原定每期招一百人，開辦五期之后，平均每期缺額一半以上，而陸大西北參謀補習班特三期的86名學員(均為尉官)中，分配第一志愿為：“軍令部14人，集團軍司令部以上44 人，軍部20人，師部8人”——根本不愿意去加強作戰部隊的指揮，與戰場的實際需要完全背道而馳。

因此。國軍的各級的司令部，由于長期缺員，嚴重缺乏專業人才，管理和指揮的混亂也就愈演愈烈。

這樣拖到1944年，豫湘桂會戰爆發，直到這時候，第一戰區還是只有個參謀處，沒有脫離清末新軍的水平，而且就這個參謀處，也處于“極不健全”的狀態，連電臺、密碼本都能丟了，與各部進行聯絡，居然還用三年前的呼號，和空軍失聯更是長達一周。在日軍瘋狂推進期間，美國空軍占據著空中優勢，但天天都只能在機場上等，沒有發揮什么作用。

湯恩伯作為集團軍群級別的指揮員，指揮方式還停留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帶幾個人、幾部電話到處亂跑，別人根本找不到他，他自己倒是微操到團，把指揮搞得一團混亂。

到了解放戰爭期間，蔣軍這種糊里糊涂的慘敗和潰散就更是隨處可見了。

南京政權的這支國軍，是個“前現代”軍隊，這種“前現代性”體現在它的所有細節中，加強參謀長和司令部的職權，看上去改個規定就行，但這涉及到分主官的權，在兵為將有，將領以兵權為命根子的國軍里，這又談何容易?同樣，我軍作為遠遠先進于國軍的現代軍隊，這種“現代性”也是體現在所有環節的，因此，兩軍戰斗力的天壤之別，也就是理所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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