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由于日軍的殘酷“掃蕩”和“清鄉”，加之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敵后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人口下降，生產力破壞嚴重。為克服經濟上的嚴重困難，黨中央強調必須走生產自救的道路，在抗日根據地掀起了大生產運動。“按家計劃”就是大生產運動中一項推動農副業生產發展的重要具體政策。按家計劃指的是在每年的年初，根據家庭實際，參考縣區農業發展規劃，按照“人盡其力、物盡其用”的原則，干部和勞動英雄指導每個農戶制訂年度生產目標及具體措施，并對照計劃督促幫助農民搞好生產。

　　大生產運動中，黨中央十分重視按家計劃。1943 年7 月，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明確指出：“發展民營生產，共產黨員深入農村，學會幫助農民做按家計劃，學會幫助農民組織勞動互助團體，學會幫助農民組織合作社，達到改善群眾生活的目的。”同年11 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進一步強調：“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群眾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群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為什么要實施按家計劃？按家計劃是如何制訂出來，并且執行下去的？又取得了哪些良好的效果？本文將從這些問題入手，再現按家計劃制訂的細節與流程，揭示該項政策對于克服根據地經濟困難、改善群眾生活、奠定抗戰勝利物質基礎的重要意義。

　　一、推行按家計劃的原因

　　陜甘寧邊區建立后，為響應邊區政府發展生產的號召，華池、延安等縣的一些農民會自發制訂一個粗略的家庭生產計劃，以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積極性，增加家庭收入。大生產運動開始后，邊區干部在探索落實生產目標的工作“抓手”時，發現了這種家庭計劃。于是，華池縣率先指導全縣農戶統一制訂按家計劃。此后，按家計劃被逐漸推廣到整個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經過實踐與總結，1943年 10月，《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減租生產擁政愛民及宣傳十大政策的指示》，將按家計劃放在促進生產發展各項辦法的首位。按家計劃之所以被黨中央作為政策性“抓手”，是因為它能從以下方面推動大生產運動向縱深發展。

　　（一）有助于改進農業技術，提高農民組織家庭生產的能力

　　農業技術對于提升農業生產力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個體小農經濟的環境中，許多經驗性技術被各種壁壘阻隔，得不到重視與傳播。這就使得一些農業生產因為耕種技術落后而產量低下。例如在晉察冀根據地的北岳區，農民春耕播種前不浸種、不選種，導致出芽率不穩定；不懂得壓綠肥，不會保存農家肥，土壤得不到改良。在阜平區，農民不會修梯田，只會“刨山”，容易造成山體滑坡。也有不少農民種植方式粗放，不善于精耕細作，種子撒下去后，疏于田間管理，加之干旱時不懂得多鋤保墑，往往造成“廣種薄收”“廣種不收”的后果。例如在 1935年前，延安、隴東地區冬小麥產量平均每畝只有 2.5斗（約 75斤）；谷子、糜子等耐旱作物，平均畝產也只有 2斗，最高 3.5斗。

　　除了生產技術普遍較為落后以外，許多農民還存在家庭生產資料時常不足，難以擴大再生產；生產的不確定性大，易受天災人禍的影響；信息不夠暢通，不懂得根據市場需求來調整種植品種等問題，往往經過一年的辛勤勞作，家庭收入尚不足以果腹。從 1941年秋到 1942年，太行根據地的核心區左權、黎城、平順等縣，旱災、蝗災接踵而至，不少農民感到悲觀，愁著日子沒法過，不知道如何去渡過難關。而在按家計劃中，各根據地政府會幫助農民從家庭實際出發，根據市場需求籌劃每年的農副業生產，協調生產資料使用，針對困難給予適當幫助，并根據地方水土，推廣農業新技術，提高單位產量。

　　（二）有助于推動勞動互助深入發展，實現生產目標

　　傳統農村社會中，由于畜力和農具的缺乏，農民之間自發互助現象并不鮮見。比如，有些沒有耕畜的貧雇農為畜力有余的中農做“幫手”，不取工資，以自己的人力換取畜力來種田。抗戰以來，日軍的瘋狂進攻與掠奪，國民黨政府的封鎖與遏制，加劇了根據地人力畜力的短缺。以晉綏邊區的晉西北地區為例，1941年上半年中，人口由 150萬減少到 100萬，農村的勞動力減少了 1/3以上，耕牛減少了 60%，大量土地因無人耕種或缺乏牲畜而荒蕪，許多農活因誤時而耽誤。那么，如何在人力畜力緊張的情況下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是發展生產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勞動互助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式。據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任弼時對延安念莊的調查，一個勞動力，不變工種地 11.6坰，打糧 6.45石，如果變工則可以種地 17.9坰，打糧 10.45石，總的生產效率提高50%以上。此外，勞動互助還可以增加有效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保持勞動熱情，推動半勞動力也參加到生產中來。但是從總體上看，在按家計劃大規模推廣以前，農民參加勞動互助的比例并不高。據統計，1941年陜甘寧邊區參加互助的勞動力僅占 10%以下，淮北根據地更低至 5%，而且自發的互助只限于本族和親友之間，以臨時性、季節性的為主，長年的互助很少。若要迅速提高互助水平，僅依賴群眾自發遠遠不夠，還必須通過有效的組織形式來推動，按家計劃正可以起到這樣的推動作用。制訂按家計劃時，除了農民本人以外，基層干部、勞動英雄與同村好友共同在場，首先將上年的耕種與收獲情況摸清楚，在此基礎上，綜合本村生產任務與家庭發展預期，擬定一個比上年收獲量更高的年度生產目標。而這個目標對于多數家庭而言，只有開展勞動互助才能實現，這就使得在按家計劃的制訂與實施中，勞動互助成為必備內容，并反過來促進了生產的發展。

　　（三）有助于粉碎日偽的掠奪與封鎖，滿足軍民對于棉布等生活品的需求

　　中國傳統農村長期以來保持著自給自足的經濟方式，但近代以來，帝國主義長期大量的商品輸入逐漸破壞了這種經濟方式，許多農村的種植業趨向單一化。以淮北地區為例，農民早已不種棉花，不會紡織，只能賣糧以購買棉花及棉織品。據統計，1931年僅土小布、二四提布及套布在蘇北的銷量即達 610萬匹，農村資金大量流向城市。1942年后，日本漸感戰爭資源緊張，四處掠奪糧棉等戰略物資以供應在華日軍及日本國內，并成立各類物資統制機構，對占領區內的工業品（主要是日用品）實行全面統制，限制重要物資流向抗戰區域，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日偽的封鎖引起布匹價格暴漲，1943年淮北根據地外來洋布價格由原來的每匹 2300元（法幣）漲到 18500元，而小麥價格只上漲了 1倍，家庭衣物支出已占總支出的 1/10至 1/8。老百姓說：“日本鬼子真狠心，封鎖洋布不準進，賣了一斗小秫秫，換不回來一尺布。”陜甘寧邊區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1943年與 1937年相比，陜甘寧邊區出口的鹽的價格漲了 410倍，而進口的棉花卻漲了 2725倍，洋布漲了 2667倍。為實現棉布自給，各根據地在制訂按家計劃時，創造條件，引導農民多種棉花，發展紡織。1944年 2月 17日，淮北行署發布《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訓令》，規定到 3月 4日前，按家計劃在基本區要完成60%，其中植棉計劃要達到耕地面積的 3%，并準備好棉籽；三八節前完成紡車 15000輛，織布機 900架。其他根據地同樣將制訂按家計劃作為推動植棉紡織發展的重要載體，以滿足軍民對于棉布等生活品的需求。

　　（四）有助于引導“二流子”等群體投身生產，增加邊區勞動力

　　根據地有一種人，不參加農業生產，只依靠乞討、賭博、招搖撞騙、裝神弄鬼維持生計，被稱為“二流子”“懶漢”“街滑子”或“游民”。例如淮南根據地的安樂鄉，據調查有游民 15人，不是“吃大煙”，就是“賭錢鬼子”；有個流氓還混入鄉自衛隊，經常拉著落后干部一起賭錢。這些人沒有固定生活來源，又有不良嗜好，不僅敗壞社會風氣，而且往往容易淪為漢奸、盜賊，成為根據地的心腹之患。1943年淮北泗洪縣朱湖街有 21戶屬于這種人，其中 12戶是因為“常到敵偽區去，吃不透”或“通維持會”等，還有 9戶“當過土匪”“偷青”等。這類人各根據地均有。據統計，1943年初，陜甘寧邊區下屬 10個縣，共有“二流子”9500余人，約占總人口的1/150。作為“有勞動能力卻不事生產的人”，“二流子”不僅不交公糧，不為邊區作貢獻，而且經常坐等政府救濟。如果大生產中為“二流子”制訂按家計劃，通過勞動英雄的幫助，將他們改造成生產隊伍中的一員，將會大大增加根據地的勞動力數量，并提高其他群眾的生產熱情。

　　二、按家計劃的制訂與實施

　　為根據地農民制訂一份符合家庭實際與邊區發展方向的生產計劃，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這項工程的推動者與協助者從宏觀著眼、微觀入手，統籌考察根據地農業生產實際、農戶的人力物力等。因而按家計劃作為家庭生產的組織方式，實際上也起到了將個體小農生產納入根據地整體農業規劃的效果。

　　（一）中農、貧雇農等是需要制訂計劃的主要對象

　　雖然制訂按家計劃要求面向根據地農村每戶家庭，但在實際工作中是各有側重的，其中中農、貧雇農等是需要制訂計劃的主要對象。首先是中農。根據地在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后，中農的戶數和占有土地的比例顯著增長，他們都有相當的生產工具，一般勞動能力較強，是發展生產的重點群體。但許多中農還不太善于結合根據地農業規劃發展生產，對勞動互助的熱情不足；有的人擔心種的糧食多繳的公糧多，在經濟上受損失，于是滿足于僅當中農，在生產上裹足不前。因此，各根據地政府通過制訂按家計劃著重向他們宣傳政府政策，解除他們心中的疑惑，以提高這部分群體的生產積極性，從而推動勞動互助。其次是貧雇農。一方面，他們的勞動生產資料不足，生產技術較為落后，有互助的念頭但又擔心別人不和他們互助，想搞好生產且希望得到生產上的指導；另一方面，少數貧雇農因為生產條件差而產生泄氣心理，存在著一種“得過且過”的心態，不愿意辛苦勞動，處處依靠“公家”解決，有的人腦中還有“光想共產，不想動彈”和“光想享福，不想勞動”的思想。針對貧雇農在發展生產中存在的實際情況，各根據地政府在幫助他們制訂按家計劃時，著重通過互助幫扶解決他們生產上面臨的困難，并對他們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以激發他們的勞動熱情。最后是“二流子”。各根據地將制訂按家計劃作為改造“二流子”的一個重要途徑。陜甘寧邊區許多縣實行“村包改、勞動英雄代改”，由勞動英雄幫助“二流子”制訂恰當的生產計劃，開展勞動互助，村、鄉干部逐月檢查督促。淮北根據地將“二流子”組織到勞動英雄領頭的互助組中，為他們制訂符合實際的生產計劃，住的離湖近就組織他們參加拾草小組、挖藕小組、砍葦小組，或根據他們的技能，合伙殺豬、卷煙、開飯店等等，通過集體勞動改造他們。

　　此外，農村中的地主與舊富農由于本身農業經營水平較高，生產資料充足，便于組織生產，因此在制訂按家計劃中不是首要關注的對象，但依然是發展生產的重要力量。同時，根據地建立后成長起來的新式富農（包括勞動英雄）勞動積極性高，能積極響應政府制訂計劃的號召。特別是這些人中間的勞動英雄有較高的生產水平，他們在干部指導下制訂的按家計劃是其他人模仿的范本，并能通過宣傳將自身影響擴展到他們所在的區、鄉之外，起到帶頭作用、骨干作用和橋梁作用，也是參與按家計劃制訂的重要群體。

　　（二）干部、勞動英雄負責計劃的指導與督查

　　按家計劃最初是由政府與干部主導制訂的。以陜北華池縣為例，在 1941年，縣政府制作了統一的全縣“農戶計劃”表，從縣到村的各級干部一起去村莊挨戶幫助填表，表格中有戶長姓名、地址、人口、勞動力狀況、耕地好壞等等，并寫清楚原來種植、收成情況，以及今年準備開荒、植樹、種棉、種苜蓿、養牲畜的數目等等。表格一式兩聯，一份貼在農戶灶臺或衣柜上，以指導生產；另一份保存在鄉政府作為依據，在當年的 5月和秋收后各檢查一次完成情況。但由于有的干部不了解當地農業實情，加之干部少農戶多，導致這種“干部主導”式的制訂容易出現包辦主義或主觀主義。總結經驗后，到 1943年，具有較高生產水平和群眾威信的勞動英雄成為指導計劃制訂的重要成員，在熟悉當地農業情況的基層干部帶領下完成計劃指導工作，區級以上干部主要負責方向與推動，設法將根據地的農業目標體現在按家計劃上。正如 1944年 3月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在《關于開展春耕大生產運動的指示》中所要求的：縣區干部應當對照自己地區的情況，搞清楚需要增產糧食多少、組織勞動互助多少、擴大耕地多少、造林植樹多少等等，將這些要求分配到按家計劃中去。一般在年初，先由邊區干部指導勞動英雄制訂按家計劃，形成示范效應，然后由村、鄉干部和勞動英雄幫助本地群眾制訂計劃。在許多地方，村干部就是勞動英雄，這也使得這些村的制訂工作更加順利。1943年 1月初，陜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廳長高自立來到勞動英雄吳滿有家，由吳滿有口述計劃，高自立整理成稿，刊登在 1943年 1月 8日《解放日報》的頭版，拉開制訂年度按家計劃的序幕。

　　干部和勞動英雄不僅負責計劃的指導與制訂，也負責計劃的監督執行。因為許多農民習慣于自由散漫的生產方式，即便計劃制訂了，但在實際生產中隨意性仍很大，所以按家計劃需要定期檢查，掌握完成情況，對不符合實際的地方及時加以修改，并在檢查中了解生產中的困難，及時給予幫助。比如 1943年 3月 23日，延安縣委書記王丕年前往農戶申長林家探望，詢問計劃的執行情況，這時距離制訂計劃僅過去三個月，申長林的開荒目標已完成一半，紡織目標超額完成，樹苗已栽上百株。又如，有的地方在“二流子”的按家計劃制訂后，讓他們當眾向群眾作出保證，承諾如不完成任務，甘愿接受懲罰；計劃執行中由勞動英雄帶領他們勞動，并幫助他們解決工具、牛力、種子等困難，持續長達一年的監督幫助，直至他們生產走上正軌，并養成持久的勞動熱忱為止。同時，各根據地政府為掌握本地區農業生產動態，會定期收集各縣計劃完成情況。如陜甘寧邊區政府從春耕開始的 3月份起，規定各級政府將所負責的開荒、植棉種麻等計劃任務，每15天向上級政府匯報一次進展，如有困難，應隨時上報，共同設法克服。在一級一級層層重視下，按家計劃得到有效落實。

　　（三）改進技術、發展農副業是計劃的主要內容

　　改進農業技術可以在不增加勞動力的情況下明顯增產，因此成為按家計劃的一項重要內容。勞動英雄都是農業生產上的佼佼者，所種農作物的產量較高，除了肯吃苦以外，還掌握著多年積累的務農“絕活”。在幫助村民制訂計劃的過程中，他們將這些增產“絕活”無私地傳授給大家，對于農民改進技術、增加產量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深耕”，過去群眾怕翻起生土不宜種莊稼，因而不敢深耕，陜甘寧邊區甲等勞動英雄楊朝臣認為深耕反而會增產，他自己的荒地有時會挖一尺深，但每坰地平均還比別人多收二三斗。他的經驗是把土疙瘩打碎，讓生土長時間曝曬變成熟土，再多上糞，第一年種蕎麥、蔓青，第二年即便不上糞，種什么莊稼都可以。大家嘗試之后紛紛說：“生土好比年輕娃，又能吸雨又勁大。”各根據地政府也搜集了許多成熟的農業經驗，匯集起來以文件的形式發給區鄉，再通過按家計劃傳達到每戶家庭。比如 1943年，中共淮南區黨委發出了“若要收成好，挖塘施肥多鋤草”的號召，并提出了具體要求：白旱田耕三次，水田大耕三次、耙兩次；早大蘆粟鋤五次，遲大蘆粟鋤三次，早稻耘草四次，遲稻耘草三次等。不過，深耕多鋤亦非任何情況下均適用，在山東根據地，政府就提醒農民：“麥鋤四遍麥充斗，谷鋤十遍餓死狗，棉花鋤十遍左一提籃，右一提籃”，意思就是小麥棉花需多鋤，谷子不能多鋤。

　　大生產運動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提高糧食產量，因此每個按家計劃均有糧食種植的詳細安排。鑒于畝產難以迅速提高，那么確保糧食增產一條重要的途徑就是開墾荒地，增加種植面積。熟荒開墾后不用施肥就可種植，受到群眾歡迎，各根據地政府及時出臺諸如保證永佃權、五年不交租等政策，推動了開荒運動。有的根據地荒地少，政府多方設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例如洪澤湖邊灘地土壤肥沃，但長期被人霸占，貧苦耕種者無所有權，淮北根據地政府將這些灘地收歸公有，發放給農民、草民經營，并寫進計劃中，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熱情。

　　為實現邊區在布匹、食用油與牲畜上的自給自足，種植經濟作物、養殖牲畜也是計劃的重要內容。1942年 2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三十一年春耕運動工作辦法》中要求：縣區政府派出工作人員，會同村長，幫忙農民按戶制訂生產計劃，做到植棉和種苜蓿的任務，每畝都有農戶落實完成。當然，各地情況不同，晉察冀因棉花與土布自給有余，因此強調多種糧食，有計劃地少種一些棉花，以免敵人搶奪。除此之外，各根據地鼓勵群眾發展家庭養殖，要求至少做到“一戶一豬”“一人一雞”。比如 1944年初，淮北泗南縣農戶唐義芝家的“興家計劃”鮮明地體現了這個要求：第一，養牛。去年（1943年）賣了小牛，得錢買了口糧，還有余錢修了堂屋，今年繼續養。第二，養母豬。一年賣兩次小豬，可以解決全年衣服錢。第三，養雞。母雞下蛋可以改善生活。

　　（四）家內合理分工與家庭間的互助是計劃落實的重要基礎

　　家內分工就是將家庭成員全部發動起來，通過合理分工，實現勞動力的最優配置，這是按家計劃得以落實的基礎。為做到家內合理分工，各根據地政府著重從兩個方面入手推動按家計劃實施。一是推動女性參加勞動。過去有的女性認為下地勞動是羞恥的事，因此黨中央要求婦女工作應從“經濟豐裕”與“經濟獨立”入手，鼓勵婦女結合當地實際參加勞動，可以是紡織、養蠶、種地等等，將她們的個人生產計劃納入按家計劃之中，多生產，多積蓄，逐漸掙脫封建的壓迫。二是建立“新式家庭”。為削弱封建家長制特權，平衡家庭成員因分工不同而造成的經濟收益差別，提高勞動積極性，各根據地政府倡導以家內“經濟平權”“經濟民主”的理念建立“新式家庭”。例如，制訂計劃需要經過家庭會議討論，由全家民主通過；男女老幼共同選舉家長組織生產；在利潤大的副業上兼顧個人與家庭，如紡織收益白天歸大家庭，晚上歸個人；或實行分紅制，20%歸個人，等等。

　　勞動互助可以互通有無，提高勞動效率，有助于落實按家計劃。在按家計劃制訂前，不少互助活動依賴政府推動，群眾積極性不高。正如 1944年 8月，時任中共太行區委員會組織部部長賴若愚在地委書記聯席會上指出：過去有的地方政府指派互助，結果許多群眾認為參加互助“麻煩”，有牲口的農戶認為互助是“支差”，沒有牲口的農戶認為互助是“應該的”，結果互助不能長久。按家計劃提出后，有的家庭即便牲畜較多，在制訂了更高的生產目標后也有了互助的需求，因此各根據地政府特別注意用按家計劃來推動形成自發自愿的互助，用互助促進計劃的落實。而對于互助形式不要求統一，只要實際起到互助作用就行。例如延安柳林區四鄉在集中制訂按家計劃的時間，組織召開村民大會，群眾在大會上組成札工隊、變工隊，當場村民根據需要就可以自由加入。這樣的互助適應了生產需要，建立在完全自愿的基礎上，是為按家計劃的落實而組織起來的，計劃與互助起到了相互促進的效果。

　　三、成效與收獲

　　到 1944年春耕時，各根據地按家計劃的制訂進入高潮。這一年初陜甘寧邊區制訂按家計劃的戶數約占總農戶的 80％以上。淮北基本區的制訂率在 1944年 3月平均可達 60%，部分核心區如黃崗鄉高達 90.3%。各根據地結合本地實際，以按家計劃為抓手，全面推動本地區大生產運動的發展，促使根據地經濟整體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一）推動根據地絕大多數群眾投身農業勞動，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熱情

　　通過按家計劃，根據地絕大多數農民群眾都參與到農業生產勞動之中。婦女參加最多的勞動是紡織。在淮北根據地，全家男女老幼一起開會制訂家庭計劃，婦女有很大的發言權，她們組成紡紗織布小組集體勞動，平均收益超過種糧，“一般老手紡紗，每天紡四兩即養活兩個到三個人”。通過家庭合理分工，男女各盡其能，婦女對家庭的經濟貢獻大為提升，不僅獲得了家庭中的平等待遇，還促進了大生產運動的發展。同時，隨著“二流子”按家計劃的普遍制訂，在勞動英雄的幫助下，各根據地的“二流子”逐步減少。據 1943年初統計，陜甘寧邊區 9554名“二流子”，到年底改造了58.8%，由此增產細糧 8000石，許多改造好的“二流子”不僅生產積極，有的還被選為勞動英雄。“二流子”的改造，不僅增加了勞動力，凈化了根據地的社會風氣，還提供了通過有計劃地生產勞動來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的經驗。大生產運動開始后，由于軍隊生產自給，許多根據地年征收公糧數目固定中略有下降，而后來的實際征收也打破了少數群眾心中“誰種的地多，出的公糧越多”的疑慮，按家計劃帶來的增產留給了農民自己。1944年，毛澤東發電報給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鄧小平等人，請各地調查和答復十項問題，其中一項就是詢問農民對于按家計劃的態度。鄧小平回復說：訂出按家計劃，“這使他們有了生產目標和長期遠景，生產熱勁就大大提高，認識到這是為自己打算，不是給干部或支應公事訂的”。比如，在晉察冀根據地繁峙縣，各地普遍宣傳“鋤頭三分水”，號召多鋤地以減少土壤水分流失，1945年谷子地鋤三遍的有 6.5萬余畝，比 1944年增長 20%；秋季作物播種時，由于天旱，群眾自發組織起來擔水點播，點播面積達 6萬余畝，有的地方近一半的棉花和紅薯都是點播種下的，保證了下半年的收成。為提高糧食產量，晉察冀提出了增加肥料 1/5至 1/4的目標，各地將其寫入計劃并加以落實，根據地因此形成了積肥的熱潮，打掃街道、拾糞、拆炕、挖窯洞、挖河泥等辦法盛行，結果施肥量普遍增加了 15%至30%。

　　（二）農民進一步組織起來，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為實現按家計劃的目標，農民在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利用一切適宜的形式組織起來，使農村的互助水平在大生產運動中達到新的高度。據統計，到 1944年底，在太行區的偏城縣互助組戶數占總戶數的 42%，參加了互助的勞力和畜力分別占總數的 57%和 60%；左權縣則分別為91.2%、62%和51%。許多群眾經過互助生產形勢好于預期，于是又將原定計劃的目標逐步提高。在淮北根據地，截至 1944年 10月，僅在淮北直屬 4個縣常年參加互助組的勞動力大約有 4萬余人，而整個根據地，包括季節性和臨時參加互助的人在內，組織起來的勞動力已達 30%至60%。

　　勞動互助一般發生在本村，因此按家計劃與勞動互助相互促進、協同發展，將全村群眾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在共同參與經濟活動的同時，也共同塑造了整個村莊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空間，推動了村莊的全面發展。以晉察冀根據地龍華縣勞動英雄葛存所在村為例，這個村在小組撥工的基礎上成立了村勞動互助社，有計劃地實行了農業和副業之間的勞動力互助，組織了運輸、紡織、鐵匠、磨面等小組，全村人在平等的基礎上分配勞動盈余。抗戰以前全村有 80%以上的人口是貧雇農，而到 1945年已經全部上升到中農以上，群眾融洽團結，村莊整體氛圍積極向上。實踐證明，“按家”尊重了中國傳統農業個體經營的實際，尊重了農民的傳統心理，“計劃”和勞動互助則是戰爭背景下黨根據現實需要對生產的引導與干預，二者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了成功結合。

　　（三）改進了干部作風，貫徹了黨的群眾路線

　　制訂并實施按家計劃的過程，也是改進干部作風、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過程。大生產運動期間，黨在根據地實行“精兵簡政”政策，目的之一就是反對官僚主義。例如在延安，曾經有干部沒有認真調查，將一戶人家的土地等級定高了，全家四口人，“收粗糧五大石，須出公糧四石六斗六升”，結果這戶農民因交不起公糧而不得不搬家。這些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作風是與黨的群眾路線要求相背離的。而通過幫助農民根據實際情況制訂按家計劃組織與發展生產，正是密切聯系群眾、融洽干群關系的重要途徑。

　　最初有的干部將指導制訂計劃當作負擔，不關心群眾利益，擺出一副“從縣里區里來的”樣子，對群眾缺乏正確的態度。隨著按家計劃的深入開展，各級干部需要深入群眾，幫助完成一村一戶的生產計劃，直至最后秋季收獲。在這個過程中，上級的指示傳到基層，與實際結合后，得到進一步細化充實；基層的經驗總結出來，及時完善上級的各項政策，使黨的政策更加符合實際，更易為群眾所理解接受，干部與群眾的感情更加融洽了。群眾稱贊：“公家真好，凡對我們老百姓有利的事都要管，想辦法，過去的政府那里還管你生產呀！來了就是要這要那。”

　　（四）優化了根據地經濟結構，提高了根據地自給自足的能力

　　根據地軍民苦于棉花布匹價格飛漲，在政府的組織與幫助下，積極植棉紡織，優化根據地經濟結構，成績顯著。以陜甘寧邊區為例，1941年植棉僅 29087畝，1943年迅速增加到150287畝，收獲的棉花達 170萬斤，已夠自給半數，若以 1944年初 1斗小米換約 12兩棉花算，棉花自給已為邊區人民省下了 22.6萬石小米。在棉花豐收的同時，婦女紡織也取得了積極成效。1944年太行區收獲 150萬斤棉花，紡織婦女數已達 15萬人以上，織布約有 130余萬斤。山東根據地濱海區原來向敵占區買布，入超達 1500萬元，通過擴大棉花種植，積極推廣家庭紡織，到 1943年底區內群眾可以解決夏衣兩套和全部棉衣，并有出超 500萬元，等于收回 2000萬元，這相當于全濱海區的田賦稅收。到抗日戰爭末期，根據地許多地區已實現軍民棉花土布的自給或半自給，緩解了穿衣困難，日偽已很難利用棉布來封鎖根據地了。

　　除了棉布以外，有的根據地根據自身需要，有計劃地補全自給自足經濟的短板。淮北根據地盛產大豆、芝麻等食用油原料，因缺乏榨油設備長期出口原料，輸入成品油。大生產運動中，政府有計劃地擴大油料作物的種植，貸款資助群眾自辦家庭小油坊，同時政府封鎖油料作物外運，對食用油征收 15%的出口稅率。在這樣的綜合政策下，淮北群眾食用油不僅實現自給，而且以較高的價格大量向外銷售，通過出口食用油所賺取的利潤，部分彌補了根據地群眾因布匹上漲帶來的損失。這種新型“自給自足”減輕了日偽利用城市工業對農村的剝削，改善了根據地群眾生活水平，支持了敵后的長期艱苦抗戰。

　　四、結語

　　經過三年的發展，到 1944年底，大生產運動成績斐然。在陜甘寧邊區，三年開荒 200多萬畝，到 1945年，大部分農民做到了“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所交公糧占總收獲量比重逐年下降。在敵后各根據地，人民負擔也只占總收入的 14%左右，按當時的生活水平，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要求。經過三年實踐，大多數群眾感受到按家計劃為鄉村與家庭帶來的變化，既愿意也善于制訂按家計劃。再加之抗日戰爭末期各根據地面臨著艱巨的戰略反攻任務，因此在按家計劃普及率高的地區，政府先做好重點群體的計劃制訂工作，其余群體用本地干部和勞動英雄的計劃作為示范參照制訂，改“全面指導”為“示范 +指導”。至此，按家計劃的制訂與實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通過按家計劃，各根據地推廣了農業新技術，推動絕大多數群眾投身到大生產的浪潮中，減輕了日偽對根據地的經濟剝削，使根據地軍民在嚴酷的戰時免于饑寒，對比淪陷區與國統區，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同時，通過按家計劃，將家庭生產、根據地發展與民族獨立統一起來，在分散的個人小生產的前提下基本實現根據地的農業規劃，并通過按家計劃與互助合作的相互促進，加深了農民的互助意識，為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而且，按家計劃的實施密切了干群關系，使廣大干部培養了與群眾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積累了領導農民生產、組織互助合作的經驗，也為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鍛煉了人才。

　　作者：俞小和，合肥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吳石英，合肥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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