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先生給我發來一篇近作，是根據他在《文化縱橫》雜志社主辦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的，原題為《對社會主義和改革復雜性的一些思考》，公眾號發表時改為《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是什么》，顯然是抽取了文章中心意思。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雖然是一目十行，但感覺到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說重要并不只是因為篇幅（兩萬字），而是因為議題的豐富宏大，所涉獵領域的廣泛以及復雜性（這是作者在文中反復強調的一點），我還要加一點，該文內部存在的幾乎難以邏輯自洽的矛盾，也超出了作者以往的文章。正如人境網編者按所說：“他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視野下進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大的理論和歷史命題，如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關系，列寧”新經濟政策“和列寧主義及斯大林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毛澤東五十年代關于五種經濟成分和改革開放后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異同，以及對改革開放和當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總體判斷等等，具有極其重要的討論價值，值得深入辨析。”

　　李陀先生的大作被人境網轉載后，在讀者中引起了激烈爭議。一篇署名“井岡山觀心”的文章《”補課論“的實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補課論“的實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寫道：“讀了李陀老師的《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說，社會主義是什么？》一文，給筆者的感覺，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推崇導師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并贊成走以“新經濟政策”為基礎的道路，推崇以新經濟政策為藍本的社會主義道路（比如南斯拉夫）。這實際是“補課論”，是變種的唯生產力論。所有的唯生產力論的補課論者，都是謊言家，他們異口同聲地認為新經濟政策發展得更快。這是修正主義者們的理論基礎，這里有兩個謊言：將新經濟政策貍貓換太子混淆為社會主義——也就是掛羊頭賣狗肉，另一個謊言就是新經濟政策發展更快。“作者用大量翔實的數據批駁了李陀文章中關于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論述，并針對列寧新經濟政策提出的所謂”迂回“”退卻“的社會主義（即”補課論“），指出：”新經濟政策相當于留級（補課），面對高考，成績不夠，那就留級復讀。留級是為了高考，等成績提高后立刻高考，絕不是一直留級（補課）在高三。故意混淆新經濟政策的人，從來也不告訴世人，列寧在退卻一年后就提出了停止退卻，“準備向私人經營的資本進攻”——結束留級（補課），準備高考了。“

　　針對李陀提到毛澤東在1949年談到的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成分（所有制），并將其與改革開放的“所有制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相提并論，該文作者辯駁道：“他混淆了新民主主義時期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混淆對于不了解歷史的人會有極大的欺騙性，讓人以為毛主席要發展私有經濟。從李陀老師熟讀馬列毛經典來看（文中對馬列經典以及歷史事件信手拈來），毫不客氣地講，這是別有用心的混淆。毛主席的路線很清楚：1、新民主主義時期（也就是李陀老師所說的新經濟政策），“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2、“‘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我看都是不對的。”正是基于此，新中國才展開了三大改造，才確定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并寫進了憲法：“......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奮斗！......”三大改造，就是將私有制改為公有制、集體所有制，逐步消滅私有制，而絕不是發展私有制。三大改造完成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新民主主義時期）正式宣告結束，進入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么清晰沒有歧義的路線，李陀老師沒有說出來，只取其一段，舍棄另一段，這是典型地斷章取義，春秋筆法。”

　　作者最后說：

　　李陀老師的2萬字長文，可以用鄧小平的三條金標準來衡量：

　　1、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2、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鄧選》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

　　3、但如果風氣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

　　——《鄧選》第三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

　　這三條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識別真假社會主義、真假共產黨的照妖鏡。

　　在我轉發李陀以及上述文章的新浪微博評論區，網友的留言更是尖銳——

　　我曾將李陀文章轉給老田，他認為：“沒有區分政治與行政，這就說不清新民主主義與變修走資的根本差別，列寧的退卻說，應該就是盧森堡所說的臨時性措施——基于執行力赤字前提所做的變通，引入多個方面的力量去填空，讓經濟運轉更順暢一些；但是，對于政治與行政之間的關系，缺乏分析和展開，文章的想象力對于行政方面展開相對充分，但問題在這個方向上，既無法診斷，也難于給出答案；文章充滿著對歷史經驗或者毛教員對話的誠意，也沿襲了很多官方宣傳。從政治出發，社會主義試驗是有邊界的，過界之后，就再也不存在社會主義了，可能，依靠與對立面講和或者妥協，可能并沒有探索價值，充其量會贏得一點表達空間——讓對立面的人聽起來不那么刺耳，這么個曲折講述策略，可能完全舍此了社會主義內涵本身。”

　　老田的觀點雖然不像網友那樣尖刻，口無遮攔，比較委婉客氣，但總體認識與前述文章和大多數網友的評論頗為接近。

　　全面解讀李陀先生這篇雄文，并非我寫此文的意圖。實際上，李陀此文的觀點，跟中國主流學術界的認知并無任何特別出格之處。我想探究的是，作為一個久居海外的學者，他為何要在自己很少涉足的政治領域，而且思想討論氛圍十分稀薄的當下，來討論這樣復雜甚至敏感的議題呢？

　　跟老田一樣，我也相信李陀“對歷史經驗或者毛教員對話的誠意”，否則犯不著在年逾古稀之時來蹚這”這趟渾水“，更無須像有網友指責的那樣，去拍跟自己已沒有現實利害關系的體制的馬屁。他寫此文的最大的目的可能還是想弄清楚這幾十年困擾許多中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那些個難點和疑點問題。作為學者，這的確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但李陀的努力適得其反，他對當代中國問題的觀察和分析已經與現實嚴重脫節，對潛藏的嚴峻社會危機更是渾然不覺。我不知道這是國內主流學術界對他施加的影響，還是他主動認知的結果，抑或是因為遠隔海外，距離產生美感，給人一種南轅北轍的感覺。比如他在文章中想努力解答“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找出的論據和給出的答案卻是非“社會主義”甚至“反社會主義”的，他一面宣稱沒有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概念擺在那兒，高度肯定四十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是世界社會主義史上最偉大的“實驗”，一面卻置中國存在的現實矛盾困境和包括馬列毛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社會主義基本屬性的概括而不顧，不去辨析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如列寧和布哈林，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的“實驗”之間的本質區別，卻將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主張解讀為“無邊的社會主義”。而任何概念和社會實驗，一旦失去邊界和質的規定性，如公有制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民主等范疇，也就等于取消和否定了這個概念和社會實踐（實驗）本身，好比原本要去北京，結果卻去了上海，這就不叫探索，而是改弦易轍或改旗易幟。正如老田說的那樣，“社會主義試驗是有邊界的，過界之后，就再也不存在社會主義了。”

　　在我看來，李陀在此文中呈現的認知，已經遠遠退回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新左派崛起之前學術界的平均值。這顯然不只是李陀個人的認知局限，而是跟近二十年來社會思潮的影響特別是新左派“集體轉向”有關。

　　熟悉當代中國思想史的讀者都知道，新左派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崛起至新世紀初葉活躍于中國思想界的一股重要文化思潮，它發韌于《讀書》《上海文學》雜志發起的人文精神討論，主要針對市場經濟啟動后，中國社會因片面追求經濟導致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以及環境問題的批判，代表人物有汪暉、王曉明、甘陽、張承志、韓少功以及一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和學者（參見：《新左派陣營的60年代人》）。李陀因在一篇《漫談純文學》的訪談中主張文學應該關注社會問題，重返現實的主張，也被視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新左派的觀點受到了當時位居主流的自由派學者的批評與乃至攻擊。這就是當代思想史上著名的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爭。這場論爭因多種原因不了了之，但為隨后民間社會左翼思潮的崛起打開了一扇方便之門，其進步意義自不待言。

　　關于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兩大思潮在中國的嬗變過程，我曾經在《思想簡史：一個時代的蛻變（1001-2021）》一文中進行過詳盡分析，不再贅述。猶太裔美國學者邁克爾·沃爾澤曾經認為，冷站結束之后，隨著歷史的終結，左翼已經不再擁有類似于馬克思主義的總體理論的支持，不再敢輕率地將所有的社會問題歸結于一個根本性的大問題。雖然他們仍然發表批判見解，卻只能針對（諸如教育、健康保險、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勞動力市場或公民自由等等）具體問題做局部討論。左翼知識分子失去了完整的價值觀與世界觀。2006年，曠新年在和我的一篇對談中說，“前不久，我喪氣地發現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劇地轉向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這種民族主義轉向并不是個人主觀上的原因，而是因為歷史條件的限制。在許多年以前，當一位在美國的朋友說到民族主義是中國左翼思想的一個重要的起點的時候，我就告訴他，民族主義與左翼思想之間最終的生死對立：有些左翼朋友表示要堅守原來的立場。但是，不進則退，非生產性的空洞堅守，思想的空間會不可避免地陷落。在2004年右翼思想開始頹敗的同時，左翼思想也同樣失去了動力。”（參見：劉繼明、曠新年：《新左翼文學與當下思想境況》《俄烏之爭：要么民族主義，要么自由主義》）

　　無論是邁克爾·沃爾澤，還是曠新年，都說出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社會大革命總是由對未來的完美社會秩序的烏托邦憧憬所推動，但革命一旦結束，這種輝煌的烏托邦憧憬也就隨之消失。四十多年來，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承受著這種“烏托邦”消失之后結下的苦果。因此，在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逐漸成為主流之后，失去“總體理論和世界觀支持”的新左派不約而同轉向國家主義，也就成了一種符合邏輯和現實利益的必然選擇。

　　在新左派紛紛轉向國家-民族主義的背景下，只有張承志仍然堅守著八十年代后一以貫之，站在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異議立場，始終跟底層人民保持著血肉相連的聯系。這是一種拒絕被體制收編，敢于用行動向強權說不、并不惜與整個精英階層決裂的“六十年代人”特有的精神氣質，跟毛澤東的“永遠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面”，是一脈相承的。

　　遺憾的是，在新左派群體中，張承志只是近乎孤立的個案。而且，他的異議立場似乎僅限于文化和審美層面，很少與現實政治發生正面對抗，保持著某種距離和高蹈的理想主義姿態。這是張承志與另一類同主流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持激烈批判和介入姿態的左翼知識分子如魏巍、曹征路等人的最大區別。

　　正是在這種語境之下，我們對李陀在其新作中表現出的國家-民族主義傾向，才不感到意外。作為新時期先鋒文學重要推動者和鼓吹者，李陀的文學主張和政治觀點是一致的，帶著濃厚的精英知識分子情結，包括90年代他對”純文學“的批評，也都內在于新時期以來的整個思想結構當中，正如以阿爾都塞等為代表的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雖然終其一生都在批判資本主義，但他們孜孜以求的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尋找解決方案，而不是像馬列毛那樣，以反叛的姿態從外部尋求解決方案。因此，說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還不如說是伯恩斯坦的精神傳人。

　　新左派也是如此，他們跟自由派一樣，雖然曾經形同水火，但其實都是八十年代的同路人。這是一群永遠走不出八十年代的人，與其說他們創造了八十年代，還不如說八十年代“形塑”了他們，而八十年代的思想主題是“告別革命”。上海一位學者最近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八十年代是我們的來處》，可謂道出了他們那一代人的宿命。實際上，在不少學院左翼中，馬列毛早已被當作異類，棄之如敝屣，經常掛在他們嘴邊的是巴丟、阿明這些名字。

　　但即便如此，李陀跟許多一頭扎進國家-民族主義懷抱之后便悶聲不響地坐享體制紅利，或覬覦充當政治幕僚，完全喪失新左派曾經作為批判知識分子具有的精神鋒芒的同道們不一樣，身上還保有知識分子那種可貴的坦誠，在幾乎人人都小心翼翼規避著政治議題的時代，仍然對政治懷著一種近乎天真的論辯熱情。他把那篇文章發給我后曾說：“最好有些爭論，這么復雜的問題，需要更多人發表意見。“看到有人對文章提出尖銳批評意見后還說：”這樣直接的爭論好，只要有爭論，才能各自說清楚自己的看法和觀點。“在充斥著勢利和飯圈文化的學術界，這種虛心聽取不同意見的長者風度委實不多見。這大概也是李陀的個人魅力之所在。

　　我曾經對新左派在當代中國社會進程中所起的進步作用給予過高度評價，對其歷史局限也進行過嚴肅的批評。作為思想派別的新左派早在十多年前集體轉向國家主義那一刻就已退出公眾視野，成為了歷史。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可以稱李陀是最后一位新左派。

　　謹以此文，紀念在公眾視野中業已消失的那一代新左派知識分子。

　　202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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