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

　　本文來自《Marxist Left Review》。這份刊物實際上是托派組織“社會主義替代”的報刊。正如其名字一樣，文章的最終論點在于宣揚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這篇文章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設性的觀點，指出了一些確實存在的問題，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法塔赫、哈馬斯、吉哈德”以及“如何評價人陣、民陣的活動”這些方面給出了答案。但是關于巴勒斯坦主要矛盾的問題、以及對于文中所提出的排除其他一切勢力的“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譯者認為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文中許多帶有托派偏見性色彩的論述，還請讀者辯證看待。少數段落有刪改。

　　譯者：北極星飛過什切青，感謝翻譯與搬運授權

　　原文鏈接：https://marxistleftreview.org/articles/palestinian-national-liberation-struggle-socialist-analysis/　　

　　注：本文寫于2002年，2020年更新并重新發布[1]。它提供了對巴勒斯坦抵抗軌跡的重要見解，并分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不同潮流。它是在第二次起義的動蕩中寫成的，這表明了對所謂的奧斯陸和平進程的深切不滿。美國正在公開準備非法入侵伊拉克。在9/11事件的觸發下，仍然進行的反恐戰爭正在重塑美國帝國。在撰寫本文時，亞西爾·阿拉法特還活著，法塔赫仍然在這場運動中占主導地位。阿拉伯之春尚未動搖和推翻阿拉伯的暴君。盡管自最初出版以來發生了許多歷史時刻和事件，但本文為整個地區正在進行的阿拉伯之春起義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同時有力地說明了為什么巴勒斯坦的斗爭會激發和團結該地區的運動。

　　自1993年簽署《奧斯陸協定》以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和以色列之間無休止的談判未能確保以色列結束對約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國加沙的占領，也未能確保500萬巴勒斯坦難民的返回權。此外，被占領土上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條件實際上已經惡化。貧困和失業率飆升。以色列不斷擴大定居點。正如巴勒斯坦教授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所描述的那樣：

　　在巴勒斯坦的情況下，一個被剝奪和被軍事占領的人民的悲劇因領導層與其更強大的敵人達成“和平”協議而變得更加復雜，該協議通過使巴勒斯坦人保持貧困和奴役狀態，使其土地實際上已被錫安主義征服而喪失，從而符合以色列的戰略目的......事實是，阿拉法特先生的行為[2]不再代表大多數巴勒斯坦人——他現在是憑借美國、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支持沒有尊嚴地生存著[3]。

　　2000年9月，由于奧斯陸以來生活條件的惡化和對巴解組織政治無能的日益不滿，巴勒斯坦人開始了15年來的第二次大規模起義，即阿克薩起義。[4]從那時起，數十萬巴勒斯坦人走上西岸和加沙的街頭，直接對抗以色列軍隊和定居者。盡管以色列殘酷打壓，阿拉法特一再試圖遏制巴勒斯坦人的憤怒，但巴勒斯坦人再次表現出巨大的勇氣和為贏得自由作出巨大犧牲的意愿。

　　不幸的是，阿克薩起義的英勇斗爭不足以阻止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同時面臨許多困難的障礙：以色列的殘酷打擊，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政治和軍事支持，巴解組織本身的背叛和打壓，以及親美的阿拉伯政權在其他阿拉伯工人開始效仿之前把起義扼殺在搖籃中的策略。

　　這些障礙雖然令人生畏，但并非不可逾越。但是，為了讓巴勒斯坦人克服這些困難，需要在整個阿拉伯世界建立一場群眾運動，以挑戰美帝及其支持的阿拉伯政權。這種運動可以為巴勒斯坦人對抗以色列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經濟支持。

　　任何想要挑戰美國和阿拉伯政權以及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對以色列的群眾運動的成功，都與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問題有關。這種替代方案的出發點是，阿拉伯工人在該地區生產所有石油和財富，他們必須爭取對社會的真正、民主的控制，以擺脫執政的阿拉伯政權和美國強加的悲慘條件。

　　但是，阿拉伯世界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必須從老一代激進分子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這些激進分子將蘇聯和某些“進步”的阿拉伯政權（如敘利亞和伊拉克）視為社會變革的典范。[5]這意味著拒絕與巴解組織和錫安主義妥協；著眼于巴勒斯坦普通民眾反對以色列的斗爭；認識到聲援阿拉伯工人階級，而不是談判，才是阻止以色列的途徑；并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平等的基礎上，為世俗和民主的巴勒斯坦而戰。

　　在阿拉伯世界，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需要明確一些關鍵的政治問題。為什么巴解組織向以色列和華盛頓投降？巴解組織代表誰的階級利益？為什么許多巴勒斯坦人轉向哈馬斯？巴勒斯坦左翼、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發生了什么？為什么阿拉法特的政策是左翼的邊緣？有必要將阿拉伯工人的斗爭視為解放巴勒斯坦的方式嗎？

　　如果不重新審視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特別是巴解組織和巴勒斯坦左翼的興衰，就無法正確回答這些問題。對于我們這些想要繼續抵抗以色列和美帝的人來說，這種重新審視對于實現理論上的清晰是必要的。本文希望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一點貢獻。

1948年前的民族主義運動

　　在 1948 年災難之前的三十年里，巴勒斯坦人進行了勇敢的斗爭，以抵制錫安主義建立猶太國家的計劃，該國家將成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東的前哨。在整個1920年代和1930年代，巴勒斯坦人挑戰英國對巴勒斯坦的殖民授權及其促進猶太人移民和定居的政策。1929 年，巴勒斯坦人組織了針對猶太人定居點和企業的反抗活動，這就是所謂的布拉克叛亂。英國軍隊惡毒地鎮壓了這些活動[6]。

　　1930 年代上半葉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引發了猶太移民的加劇，給巴勒斯坦人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巴勒斯坦人恢復了反對英國殖民主義和錫安主義的斗爭，轉向以武裝斗爭作為抵抗手段。在穆斯林兄弟會的謝赫·伊茲·丁·卡薩姆（Sheikh Izz al-Din al-Qassam）的領導下，[7]一個主要由農民和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民兵網絡襲擊了巴勒斯坦各地的英國和錫安主義利益體。1935年，委任警察在一場槍戰中擊斃了卡薩姆，但武裝斗爭仍在繼續。

　　1936年，群眾的社會斗爭與武裝斗爭相結合。4月，在巴勒斯坦反抗者和猶太定居者之間發生數周的沖突之后，雅法港的阿拉伯碼頭工人罷工反對英國對猶太移民的支持。在群眾壓力下，在耶路撒冷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賽尼（Hajj Amin al-Husseini）的領導下，巴勒斯坦精英被迫召集總罷工。幾天之內，罷工蔓延到巴勒斯坦其他主要港口、城市和村莊。巴勒斯坦阿拉伯社會的所有階層，包括工人、農民、小企業主，甚至大企業，都加入了罷工。罷工要求結束猶太移民，禁止向定居者出售土地，并由一個由多數人口組成的政權取代英國托管。巴勒斯坦人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并停止向英國當局納稅。與此同時，卡薩姆民兵襲擊了全國各地的英國和錫安主義據點[8]。

　　總罷工持續了六個月，直到英國人設法以殘酷的打擊結束了它。武裝斗爭又持續了兩年。最終，英國軍隊和錫安主義民兵設法壓制了武裝斗爭。總的來說，這場大規模叛亂（后來被稱為1936年阿拉伯大起義）持續了三年。

　　盡管巴勒斯坦人進行了英勇的斗爭和犧牲，但1936年的起義還是失敗了。這歸因于兩個主要因素。首先，裝備簡陋的巴勒斯坦民兵無法與英國和錫安主義聯合部隊的壓倒性軍事優勢相提并論。此外，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各地的工作場所流竄，幫助英國人“阻止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擴大總罷工并完全癱瘓該國經濟的努力”[9]。其次，由于擔心完全失去對巴勒斯坦群眾的控制，巴勒斯坦精英在與英國關系密切的反動阿拉伯政權的支持下，通過與英國的妥協和不斷的退縮削弱了反抗。

　　事實上，巴勒斯坦精英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所扮演的保守角色為成功開展反對錫安主義的斗爭帶來了許多障礙。這個由大地主和商人組成的精英普遍反對英國殖民主義和猶太國家的建立。然而，有兩個因素減輕了這些精英對殖民主義的反對。一方面，不同的富裕巴勒斯坦家庭競相爭取英國當局的支持，以擊敗他們的競爭對手。另一方面，整個巴勒斯坦精英與其他親英的阿拉伯統治階級（如埃及和約旦的統治階級）之間的經濟聯系促使巴勒斯坦精英避免與英國對抗。例如，這解釋了為什么一些精英成員在1929年布拉克叛亂期間呼吁停止對錫安主義據點的攻擊，或者主張采取加強與英國關系的災難性政策，以使得后者不再支持錫安主義。一些巴勒斯坦知名人士甚至認為，英國應該保持對巴勒斯坦的授權，作為抵御錫安主義的最后一道防線！[10]

　　事實上，一些富裕的家庭，如納沙希比斯和侯賽尼斯，組織了不同的民族主義政黨。然而，這些家族旨在利用民族主義斗爭作為推進自己狹隘的商業和政治利益的一種方式。他們對彼此的敵意和對巴勒斯坦農民和工人群眾的恐懼總是超過他們對英國殖民主義和錫安主義的反對[11]。換句話說，巴勒斯坦精英對維持其財富和與其他阿拉伯政權的聯系，而不是領導反對英殖民主義和錫安主義的斗爭更感興趣。

　　相比之下，在同一時期，巴勒斯坦工人和農民在民族主義斗爭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在城市里，工人們組織了無數次罷工和街頭的反抗活動。在農村，盡管英國多年來的恐怖活動，農民仍然勇敢地戰斗。

　　這些工人和農民的英雄主義不足以克服巴勒斯坦精英在民族主義斗爭中的保守影響。在1948年之前的巴勒斯坦，工人階級仍然是人口中的極少數，沒有太多的工會或政治組織。另一方面，農民缺乏發揮有效政治作用所必需的社會凝聚力。這些弱點意味著巴勒斯坦群眾沒有準備好承擔成功挑戰英國軍隊和資金充足、裝備精良的錫安主義定居者運動的艱巨任務。

　　巴共：一個錯誤的開始

　　民族主義運動在巴勒斯坦精英階層的敵對派系之間分裂，仍然支離破碎和軟弱。在這種情況下，顯然需要一個進步的左翼替代方案。不幸的是，巴共（PCP） 是 1948 年之前巴勒斯坦唯一的社會主義組織，它有著了嚴重的政治弱點，使其無法挑戰保守的巴勒斯坦精英的領導和控制。

　　PCP于1924年在第三國際的幫助下成立，旨在團結阿拉伯和猶太工人，為建設社會主義巴勒斯坦而斗爭[12]。然而，與世界上其他組織一樣，隨著斯大林的上臺，到 1930 年代初，PCP不再是一個革命組織。因此，PCP根據俄羅斯在中東外交政策的需要制定其政策，而不是根據工人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的需要。這意味著PCP聽從莫斯科的命令——即使是那些導致它與阿拉伯群眾隔離的命令。

　　在整個1920年代和1930年代，PCP黨員幾乎完全是猶太人，因為它起源于左翼錫安主義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分裂。PCP直到 1929 年才出版第一本阿拉伯語出版物。那一年的布拉克叛亂讓PCP措手不及。PCP的出版物和發言人同時將叛亂最初描述為“反帝起義”和“反猶太大屠殺”。1935年，它采取了“分階段革命”的政策，號召被壓迫國家的成員與“進步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組成反帝的“人民陣線”。在巴勒斯坦，這一政策轉化為對傳統阿拉伯領導層的不加批判的小尾巴。

　　1943 年，PCP在全國范圍內分裂。猶太成員指責領導層的“極端民族主義”政治，他們將PCP重組為一個接受錫安主義思想的政黨，即巴勒斯坦的猶太社區Yishuv構成了一個有權自決的民族團體。PCP決定放棄為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巴勒斯坦而戰的目標，這促使大多數阿拉伯干部退出了該黨。同年晚些時候，其中一些干部，如布盧斯·法拉赫，重新集結在民族解放聯盟（NLL）中。

　　1947 年，蘇聯決定支持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計劃，這是對巴勒斯坦真正社會主義政治的最后一擊。在此之前，PCP一直反對分治，盡管它對錫安主義態度軟弱。當蘇聯宣布支持以色列的成立時，它希望將這個國家變成蘇聯在該地區對抗美國和英國的盟友，PCP也緊隨其后。1948 年，猶太PCP成員加入了“哈加納”（錫安主義軍事組織），以對抗阿拉伯人反對以色列國成立的抵抗。與此同時，蘇聯對分治的支持使NLL陷入混亂，一些領導人支持分治，另一些領導人則反對分治。

　　最后，NLL規模太小，政治混亂，無法在保衛巴勒斯坦阿拉伯社會免受災難性破壞方面發揮任何重要作用[13]。

　　民族解放運動的重生

　　1948年的災難使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倒退多年。戰爭結束后，巴勒斯坦阿拉伯社會遭到破壞，70%的人口轉變為生活在阿拉伯專制政權下的難民，這使得組織抵抗變得非常困難。

　　但到了1950年代中期，隨著巴勒斯坦人對阿拉伯政權不愿解決難民問題或挑戰以色列感到憤慨，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開始復興。1958 年，一群在阿拉伯國家生活和學習的巴勒斯坦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其中包括亞西爾·阿拉法特——組成了巴勒斯坦解放運動（法塔赫）。借鑒阿爾及利亞對法國獨立戰爭的經驗，法塔赫主張“武裝斗爭”（游擊戰）來解放巴勒斯坦。法塔赫的規模和受歡迎程度都在增長。

　　在1967年6月的戰爭中，以色列戰勝了在總統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的領導下的埃及和其他阿拉伯政權之后，法塔赫的武裝斗爭給阿拉伯世界數百萬人帶來了反擊的希望。法塔赫于1968年的卡拉梅戰役中，裝備不足的巴勒斯坦游擊隊在約旦卡拉梅鎮附近阻止了以色列國防軍，激勵了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加入其行列。

　　1969年，法塔赫成功接管了巴解組織，這是一個阿拉伯諸國于1964年成立的組織。按照最初的設想，其他阿拉伯國家——尤其是納賽爾的埃及——可以通過巴解組織，對巴勒斯坦的斗爭進行口頭上的支持，同時保持對其活動的控制。在其主席、巴勒斯坦律師艾哈邁德·舒凱里（Ahmed Shukeiri）的領導下，巴解組織是一個軟弱無力的組織。到 1969 年，法塔赫的聲望使其能夠接管巴解組織，因為納賽爾將舒凱里推到一邊。法塔赫將巴解組織變成了一個群眾組織，其中包括所有新成立的左翼和革命組織[14]。

　　1968年修訂的《巴勒斯坦民族憲章》顯示了游擊隊對巴勒斯坦運動的影響。巴解組織繼續將巴勒斯坦確定為分治前英國托管邊界內的“不可分割的領土單位”。此外，它斷言，“武裝斗爭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徑。因此，這是整體戰略，而不僅僅是戰術階段……突擊隊行動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戰爭的核心“。此外，《憲章》指出，巴勒斯坦人“拒絕一切替代巴勒斯坦徹底解放的解決辦法”[15]。激進的語言反映了早期游擊隊成功的令人振奮的日子。

　　法塔赫的意識形態吸引了那些想要采取行動的巴勒斯坦人，而不是與阿拉伯政權支持者的外交爭吵。但法塔赫不想回答這個問題：“誰的巴勒斯坦？”法塔赫認為自己是巴勒斯坦社會所有社會階層的代表。它認為，巴勒斯坦人之間的任何階級差異都必須被擱置一旁，以便進行成功的斗爭。法塔赫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忽視了巴勒斯坦人之間階級對立的不可調和性。

　　1948年的災難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富有和貧窮的巴勒斯坦人。雖然在災難發生前的幾個月里，大量富有的巴勒斯坦人能夠將他們的資產轉移到鄰近的阿拉伯國家，但絕大多數巴勒斯坦農民和工人最終都進入了聯合國難民營。因此，雖然富裕的巴勒斯坦人能夠重新集結并最終在阿拉伯國家發揮核心經濟作用，但大多數難民缺乏任何社會、經濟或政治權利。

　　法塔赫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符合巴勒斯坦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方面，這個團體需要像法塔赫這樣的運動來實現建立自己國家的目標。但是，另一方面，巴勒斯坦資產階級需要確保貧窮的難民不會反抗其壓迫性的阿拉伯國家盟友。法塔赫承諾滿足這兩個需求：動員巴勒斯坦難民與以色列作戰，同時避免與阿拉伯各國對抗。

　　法塔赫對阿拉伯國家的內政采取了“不干涉原則”。法塔赫領導下的巴解組織從包括海灣君主制國家在內的阿拉伯政權那里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作為交換，巴解組織拒絕在影響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支持者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上采取立場。在石油資源豐富的海灣君主制國家，巴勒斯坦工人辛勤耕耘了五十年，以建設這些國家的經濟，卻被剝奪了基本的經濟和人權。盡管如此，法塔赫還是未能支持巴勒斯坦石油工人在1950年代反對美國石油巨頭ARAMCO的斗爭[16]。它也未能挑戰埃及和約旦等阿拉伯政權的政策，這些政策監禁和折磨巴勒斯坦活動家，更不用說成千上萬的其他阿拉伯工會成員和激進分子了。不干涉原則意味著法塔赫一次又一次地與壓迫巴勒斯坦難民的政權妥協，并且對挑戰以色列或西方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沒有任何興趣。

　　盡管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巴解組織為“不干涉原則”付出了代價，并遭受了一些嚴重的政治和軍事挫折。1970 年9月，該組織在約旦的慘敗是其中最突出的一次。在60年代后期，巴解組織已成為約旦的主要政治和軍事力量，幾乎超越了令人憎恨的侯賽因國王政權。它得到了巴勒斯坦難民的政治支持，巴勒斯坦難民占約旦人口的70%。然而，阿拉法特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巴勒斯坦活動人士，甚至一些約旦軍官的呼吁：“廢黜國王，用德謨克拉西政權取而代之”。許多激進分子認為，一個民主的約旦將為其他阿拉伯人民提供效仿的榜樣。它還可能釋放群眾斗爭的潛力，而這種斗爭是與以色列這樣的強大軍事政權作戰所必需的。

　　但事實證明，巴解組織的猶豫代價高昂。1970年9月，侯賽因國王以巴勒斯坦左翼分子劫機引發的危機為借口，對巴解組織發動了全面的軍事攻擊。阿拉法特再次拒絕與國王政權進行全面對抗。從阿拉法特的角度來看，與國王的對抗將導致該地區大規模的政治不穩定。它還可能危及巴解組織在其他阿拉伯專制者中的支持。巴解組織的消極抵抗使國王的軍隊能夠屠殺數百名巴勒斯坦活動家，同時使難民人口處于恐怖統治之下。最后，阿拉法特同意將巴解組織機構和民兵從約旦轉移到黎巴嫩[17]。

　　巴解組織從未能夠從約旦的失敗中恢復過來。如果說阿拉伯在1967戰爭中的失敗表明阿拉伯政權對以色列無能為力，那么“黑色九月”則使巴解組織領導人薩拉赫·哈拉夫（Salah Khalaf）相信：

　　很明顯，巴勒斯坦革命不能指望任何阿拉伯國家提供安全的避難所或對抗以色列的行動基地。為了朝著我們理想的民主、跨宗派社會邁進，我們必須擁有自己的國家——在巴勒斯坦的一平方土地上[18]。

　　哈拉夫的聲明為巴解組織目標的新興轉變增添了激進的色彩。1973年阿以戰爭結束后，美國立即啟動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談判的“和平進程”。美國的目標是贏得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承認，以換取以色列歸還其在1967年和1973年占領的阿拉伯土地。渴望與美國建立更密切關系的阿拉伯政權向巴解組織施壓，要求其放棄其激進目標。巴解組織領導人越來越多地依靠國際外交來贏得他們想要的“迷你國家”。菲爾·馬歇爾（Phil Marshall）闡明了法塔赫決定的政治影響：

　　法塔赫接受了，放棄了其主要目標——解放整個巴勒斯坦——轉而支持這個小國，換取美國向以色列施壓。之前，盡管法塔赫領導層長期以來一直在爭論它為之奮斗的巴勒斯坦“實體”的性質——其領土范圍、是否應該與以色列共存以及是否應該給予以色列猶太人公民身份——但它從未公開承認錫安主義運動控制巴勒斯坦任何地區的權利[19]。

　　事實上，在1974年，阿拉法特正式呼吁兩國解決方案，并接受了分裂巴勒斯坦的聯合國決議。阿拉法特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的著名演講中，向以色列提出了“歷史性的妥協”，同時一只手揮舞著槍，另一只手揮舞著橄欖枝。這種妥協實際上相當于承認以色列國，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奧斯陸會議的前奏。

　　巴解組織于1974年修訂的憲章反映了從武裝斗爭到迷你國家解決方案的轉變：

　　巴解組織將采取一切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武裝斗爭，以解放巴勒斯坦土地，并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每一部分建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戰斗主權。這就要求進一步改變力量平衡，以利于我們的人民和他們的斗爭。

　　巴解組織在1988年第十九屆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PNC）會議上完成了與以色列“和平共處”的演變，阿拉法特在會上發表了巴勒斯坦的“獨立宣言”。在基層領導的起義在被占領土上牽制數千名以色列軍隊時，PNC主動推進其對這個迷你國家的外交議程。阿拉法特和國家民警用明確的語言向以色列作出了一些歷史性的讓步。

　　PNC承認以色列。它贊同1947年聯合國分裂巴勒斯坦的決議。它提議將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設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僅占1947年之前巴勒斯坦的23%。它放棄了“恐怖”（即武裝斗爭），并贊同外交作為實現迷你國家的手段。1988年巴勒斯坦的這些讓步為通往奧斯陸鋪平了道路[20]。

　　巴勒斯坦左翼：法塔赫的替代品？

　　在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新的巴勒斯坦左翼本可以挑戰法塔赫對巴解組織的領導。兩個主要組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DFLP），批評法塔赫的“不干涉原則”，并試圖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建立左翼潮流。

　　1967年6月戰爭后，以喬治·哈巴什（George Habash）為首的激進阿拉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立即成立了PFLP。自詡為“社會主義”的阿拉伯政權，如納賽爾的埃及，無法兌現他們與以色列和美帝作戰的承諾，促使這些活動家尋找更激進的手段來解放巴勒斯坦。受到古巴革命和阿爾及利亞與越南其他反帝斗爭成功的啟發，并受到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思想的影響，人陣宣稱自己是一個“馬列主義”組織。它把巴勒斯坦事業看作是全世界反帝斗爭的一部分。它認為，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與阿拉伯專制政權和帝國主義對阿拉伯群眾的壓迫密切相關。因此，它認為，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與整個中東爭取社會主義義社會的斗爭息息相關[21]。

　　人陣拒絕接受任何民族主義阿拉伯國家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的觀念，而認為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的”[22]。PFLP認為，由于對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阿拉伯各國不能也不愿意挑戰以色列或美帝。工人和農民與阿拉伯資產階級之間深刻的階級對立是阿拉伯政權的特征。因此，人陣認為，阿拉伯政權只有通過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對阿拉伯群眾的打擊才能生存。

　　此外，人陣拒絕法塔赫對阿拉伯政權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與法塔赫對阿拉伯政權的依賴相反，人陣認為巴勒斯坦斗爭的勝利取決于阿拉伯群眾能否成功擊敗這些政權。這就是為什么它創造了著名的口號：“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始于開羅、大馬士革和安曼”。這個口號反映了它自己對斗爭需要的更廣泛愿景的承諾。

　　因此，人陣試圖以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工人和農民的斗爭為導向。在約旦，在1960年代后期巴解組織影響力達到頂峰時，人陣試圖組織巴勒斯坦和約旦的農業工人，并干預各種工業斗爭。它還組織了自己的民兵組織，吸引了許多巴勒斯坦、約旦和其他阿拉伯活動家。在1970年的黑色九月事件中，這些民兵勇敢地戰斗，但沒有成功阻止侯賽因國王對巴解組織的攻擊。

　　1970年，人陣與其他巴解組織派別一起被迫離開約旦前往黎巴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它試圖維持其對解放巴勒斯坦的承諾。例如，在黎巴嫩內戰期間，人陣與其他黎巴嫩左翼和伊斯蘭民兵一起對抗以色列支持的親法西斯馬龍派民兵。其成員在1982年黎巴嫩戰爭中幫助保衛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組織免受以色列的猛攻。其干部與其他部隊一起，在1987-93年被占領土起義的早期階段發揮了實地領導作用[23]。

　　1974年，人陣領導了巴勒斯坦的“拒絕主義陣線”，反對巴解組織采用“迷你國家”方案。盡管對巴解組織的戰略進行了激進的批評，但人陣遭受了一系列重大矛盾和弱點。這些問題阻止了它建立法塔赫的革命性替代方案。

　　首先，雖然它正確地拒絕了一些阿拉伯政權是社會主義的觀念，但人陣錯誤地區分了適應帝國主義的反動政權和被迫與之抗爭的進步民族主義政權。因此，基于這種區別，人陣與一些專制的阿拉伯國家結盟，例如伊拉克的復興黨政權和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最終，這些聯盟使人陣失去了政治獨立性，并淪為一些阿拉伯統治者手中的工具。

　　其次，人陣與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左翼類似，與它認為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蘇聯和東方集團結盟。這意味著，在整個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PFLP經常受到蘇聯的操縱，并被迫適應冷戰時期蘇聯在該地區外交政策的需要。

　　最后，人陣對 1968-72 年日益增長的巴勒斯坦運動的主要戰術貢獻是它利用劫機來宣傳巴勒斯坦事業[24]。結果，它用其小而堅定的成員的行動代替了它所要聯系的阿拉伯工人和農民的群眾斗爭。當巴勒斯坦人面對世界上主要的軍事強國之一時，很明顯，僅靠游擊戰術是無法取勝的。盡管阿拉伯世界有數百萬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武裝斗爭，但這場斗爭的性質使他們無法參與其中。因此，對這種戰術的依賴使人陣（和巴解組織）民兵的規模相對較小，無法對以色列構成嚴重的軍事威脅。此外，更關鍵的是，它將人陣與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反對阿拉伯政權和美帝的群眾斗爭隔離開來，特別是埃及的工人和學生運動（1968-72）[25]。

　　不幸的是，人陣的政治弱點使其無法應對中東不斷變化的局勢，并重新扮演巴解組織內部批評法塔赫的角色。到1980年代中期，由于人陣未能對法塔赫尋求迷你國家解決方案產生太大影響，它加入了法塔赫和其他巴解組織派系，支持1983年阿拉伯首腦會議關于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建立迷你國家的提議。事實上，人陣也接受了法塔赫的兩國解決方案[26]。

　　民陣（DFLP）始于1969 年，由人陣的左翼分裂而出。雖然它與人陣的整體政治立場相同，但DFLP拒絕區分反動和民族主義的阿拉伯政權。DFLP認為，這種區別只是允許PFLP依靠小資產階級政權，而這些政權在反帝斗爭中不一致。相反，DFLP正確地認為，阿拉伯工人階級是唯一能夠擊敗以色列和美帝的社會力量。DFLP是第一個與以色列左翼盟友合作的巴勒斯坦抵抗組織。它率先提出巴勒斯坦人應該在巴勒斯坦爭取一個“世俗、民主的國家”的想法，在那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將享有平等的權利。

　　然而，在巴解組織于黑色九月失敗后，DFLP急劇右轉。他們使用機械的階段理論，認為在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開始之前，“民主”要求（例如民族解放）應當被優先考慮和實現，DFLP放棄了其先前的激進立場。DFLP現在認為，革命左派應該擱置社會主義義或徹底解放巴勒斯坦的目標。相反，左翼必須努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在任何以色列可能被迫放棄的解放土地上”。1974年，DFLP領導人納耶夫·哈瓦特梅（Nayef Hawatmeh）呼吁在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組建巴勒斯坦“國家權力機構”，認為巴勒斯坦迷你國家可以通過和平進程實現。這意味著，在阿拉法特本人敢于說出這句話的四年之前，巴勒斯坦左翼實際上已經準備好承認以色列國并接受兩國解決方案。自 1970 年代初以來，DFLP甚至比PFLP更簡單明白地尾隨了法塔赫的妥協[27]。

　　伊斯蘭反對派

　　在過去的30年里，巴解組織及其左翼未能在民族斗爭中提供明確、有效的領導，也未能贏得數百萬巴勒斯坦人迫切期待的任何權利，這損害了世俗組織的信譽。此外，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反民主和腐化行徑使更多的普通巴勒斯坦民眾反對它。這些情況解釋了為什么近年來，巴勒斯坦社會的很大一部分人指望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和伊斯蘭圣戰組織（吉哈德，規模較小）抵抗以色列。

　　哈馬斯對《奧斯陸協議》的正式反對和巴勒斯坦談判代表無休止的讓步引起了人們的共鳴，他們認識到談判是徒勞的。它堅持解放整個巴勒斯坦，這與巴勒斯坦難民返回本國的愿望是一致的。

　　從1967年到1987年第一次起義爆發，穆斯林兄弟會主導了巴勒斯坦的伊斯蘭主義運動。穆兄會吸引了相當多的人——他們因以色列占領下的悲慘條件而遭到疏遠。然而，穆兄會拒絕在抵抗以色列方面發揮任何積極作用。相反，它專注于傳教工作，例如建造清真寺，以及為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各種社會和衛生服務。該組織的非政治立場越來越讓許多年輕干部感到沮喪。結果，在1970年代后期，這些干部中的一些人開始將目光投向更激進的埃及伊斯蘭圣戰組織[28]。年輕一代欽佩埃及組織的政治激進主義，該組織主要以其在1981年暗殺（親以色列的）總統薩達特中的作用而聞名。最終，這些心懷不滿的分子與穆斯林兄弟會決裂，成立了吉哈德。

　　吉哈德拒絕了穆兄會的非政治立場，以及巴解組織對兩國解決方案的妥協。正如巴解組織及其左翼曾經所做的那樣，它堅持認為，解放整個巴勒斯坦仍然需要武裝斗爭（這次是“伊斯蘭先鋒隊”）。因此，在整個 1980 年代，吉哈德對以色列目標進行了軍事攻擊，盡管以色列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使吉哈德的影響力相對有限[29]。

　　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起義的爆發從根本上改變了伊斯蘭反對派的命運。在第一次起義的壓力下，穆斯林兄弟會意識到，它要么必須放棄其非政治性的做法，要么冒著在巴勒斯坦人中失去所有信譽的風險。因此，在1988年，兄弟會成立了一個政治派別哈馬斯，以組織對以色列的抵抗。

　　哈馬斯自己的原始憲章反映了巴勒斯坦人對巴解組織的外交努力和策略未能確保他們失去的任何權利感到失望。哈馬斯憲章的部分內容表達了這種情緒：

　　除了圣戰之外，巴勒斯坦問題沒有解決辦法。這些倡議、建議和國際會議不過是浪費時間，是徒勞的。巴勒斯坦人民太崇高了，不能讓他們的未來、權利和命運屈服于一場徒勞的游戲[30]。

　　它拒絕了阿拉法特在1988年阿爾及利亞全國民進會議上承認以色列國的決定。而且，當巴解組織忙于準備利用起義作為迫使以色列坐到談判桌上的討價還價籌碼時，哈馬斯開始通過在街頭反抗和與以色列軍隊的對抗中發揮主導作用來獲得更多民眾的支持。

　　隨著數以百萬計的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持續傲慢和阿拉法特無休止的妥協感到不耐煩，哈馬斯獲得了更多的民眾支持。它拒絕承認《奧斯陸協定》，其成員愿意在對以色列目標的軍事攻擊中犧牲自己，這為他們贏得了每天面臨以色列轟炸的人們的尊重[31]。到2002年初，巴勒斯坦民意調查顯示，對伊斯蘭派組織的支持與阿拉法特的世俗法塔赫運動持平，甚至超過了巴解的支持率。

　　增加對哈馬斯潮流的支持并不意味著他們為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任何解決方案。哈馬斯相信私有財產的神圣性，并支持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這種信念導致它對美帝的立場是矛盾的。一方面，由于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它發現自己在與美國對抗。另一方面，哈馬斯傾向于采用美國及其在該地區的金融部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推動的市場理念，這些理念對數百萬阿拉伯工人和農民的苦難負有責任。此外，由于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哈馬斯無法挑戰與美國結盟的阿拉伯政權，尤其是海灣地區的右翼君主制國家，如沙特阿拉伯。這樣一來，哈馬斯同意法塔赫不干涉阿拉伯國家事務的代價高昂的原則。

　　哈馬斯的領導層主要來自中產階級。因此，它傾向于同情巴勒斯坦資產階級的目標。與法塔赫一樣，哈馬斯也相信巴勒斯坦社會所有階級之間結盟的必要性。實際上，這意味著巴勒斯坦難民和工人的利益必須服從于阿拉法特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哈馬斯領導人不止一次表示愿意接受奧斯陸并與以色列國共存。早在1993年，哈馬斯政治領導人謝赫·艾哈邁德·亞辛（Sheikh Ahmed Yassin）就表示，該運動可以接受兩國解決方案：“如果建立巴勒斯坦國，可以宣布與以色列停火10年，也許是20年”[32]。

　　盡管哈馬斯批評巴解組織堅持妥協戰略，但它繼續服從巴解組織（和阿拉法特）作為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的合法領導人。哈馬斯只是把自己看作是這一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巴解組織是最接近哈馬斯的組織之一，因為它構成了父親、兄弟、親戚和朋友。穆斯林可以背離他的父親、兄弟、親戚或朋友嗎？我們的家園是一體的，我們的災難是一體的，我們的命運是一體的，我們的敵人是我們雙方的共同[33]。

　　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監禁和折磨其成員的同時，哈馬斯堅持認為需要“與阿拉法特保持公開對話，并在所有自治領域與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合作”。這種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和解態度激怒了該組織的許多普通干部[34]。

　　奧斯陸與觀點危機

　　三十年前，全世界數百萬人將巴解組織視為世界上主要的民族解放運動之一，與越南民族解放陣線和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相提并論。可悲的是，今天的巴解組織是其前身的影子。它幾乎放棄了解放巴勒斯坦和用世俗民主國家取代以色列的最初目標。

　　奧斯陸“和平進程”將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力量困在了死胡同中。巴解組織在1993年《奧斯陸協議》后改組為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毫不掩飾地與以色列國內安全局和中央情報局合作，以遏制巴勒斯坦武裝。它聲稱需要這種合作來說服華盛頓支持巴勒斯坦國。它利用其龐大的安全部隊（超過五萬人）監禁、折磨甚至殺害那些反對奧斯陸的巴勒斯坦人[35]。巴解組織已經不再是反帝斗爭的力量。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2001年11月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之后，巴解組織宣稱自己是“美國反恐戰爭的伙伴”。巴解組織不僅支持轟炸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阿富汗，而且其安全部隊開槍打死了反對戰爭的巴勒斯坦人。

　　許多巴勒斯坦人認為阿拉法特是在維護以色列的安全，而不是在為解放而斗爭。許多人因為多年的談判未能結束占領，阻止以色列定居點的擴張，或確保難民的返回權感到憤怒。他們也感到憤怒，因為普通民眾的貧困和失業水平惡化，而阿拉法特和他的親信卻通過腐敗和壟斷發了財而感到憤怒。

　　許多人認為巴解組織向以色列和美國投降，以及其內部的殘暴行為，是“出賣”的案例。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巴解組織向美國和以色列投降背后的真正原因：階級利益一直影響著該組織的政策。巴解組織聲稱它代表了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實際上，它一直服務于巴勒斯坦資產階級的利益——尤其是這個階級希望通過與美國和以色列的談判和妥協來建立自己的迷你國家。它從來不想依靠巴勒斯坦或阿拉伯群眾的民眾斗爭，這可能會危及它及其阿拉伯盟友的穩定。

　　這種對自下而上的大規模叛亂的恐懼是所有統治階級的特征，這解釋了為什么巴解組織對群眾斗爭一直持矛盾的態度。巴解組織需要某種形式的斗爭來迫使以色列做出讓步，但它必須不斷嘗試（即使是失敗的）將任何此類斗爭，尤其是起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巴解組織在阿拉伯盟友面臨來自本國工人階級的威脅時總是支持他們。例如，在1970年，巴解組織選擇離開約旦，而不是挑戰和破壞侯賽因國王的專制政權。在1988年和1989年，它選擇支持阿爾及利亞和約旦反對第一次起義引發的兩次民眾起義[36]。

　　作為對1993年《奧斯陸協議》的回應，老牌巴勒斯坦左翼嚴厲批評阿拉法特簽署的條約只對以色列有利，未能保障巴勒斯坦人的任何基本權利。這兩個組織與其他八個激進的巴勒斯坦組織一起抵制巴勒斯坦權力機構。1996年，人陣正式退出巴解組織。但在1994年之后，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越來越多地影響了巴勒斯坦政治。人陣和民主陣線領導人反對參加1996年的立法議會選舉。這引發了DFLP的組織分裂，催生了另一個政黨——巴勒斯坦民主聯盟（FIDA），該黨競選候選人并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中占據一席之地。PFLP在選民中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領導層的抵制呼吁，許多黨員在沒有PFLP官方支持的情況下以獨立人士的身份參選[37]。

　　1999年《奧斯陸協定》過渡期屆滿時，阿拉法特準備與以色列進行“最終地位”談判，民主陣線和人陣與阿拉法特進行談判，以準備統一的民族立場。大多數巴勒斯坦政治觀察家將這些舉動解釋為這些團體承認他們未能形成對奧斯陸進程的一致反對。當時，已故的人陣領導人阿布·阿里·穆斯塔法承認，反對派“未能將其政治話語轉化為實際的實質性行動”[38]。1999年，這兩個集團都贊同阿拉法特與以色列達成“最終地位”協議的計劃。

　　世俗左翼未能建立起反對法塔赫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左翼反對派，源于他們未能將他們對阿拉伯統治階級反動本質的初步見解應用于巴勒斯坦資產階級本身。正如總部設在耶路撒冷的社會主義雜志《挑戰》（Challenge）所解釋的那樣：

　　起初，當《奧斯陸協議》簽署時，左翼政黨開始了一場反對他們的運動，呼吁巴勒斯坦人抵制加入殖民主義體系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目的是把資產階級帶回民族陣營。當這失敗時，有組織的左翼決定承認奧斯陸是既成事實;它開始呼吁民族團結，這一次只是基于“忽視”奧斯陸。巴勒斯坦左翼沒有盡最大努力將資產階級與群眾隔離開來，而是竭盡全力尋找與資產階級的民族共同點。當然，后者從未致力于這個共同點。資產階級只是利用這個概念來掩蓋他們的投降，以保持他們對群眾的控制。所有階級之間民族團結的幻想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并阻止了左派完成其戰略任務：創造一個政治替代方案[39]。

　　人陣和民陣都只是成為阿拉法特的左翼、忠誠的反對派[40]。事實上，他們的影響力已經下降得如此之遠，以至于長期觀察巴勒斯坦政治的記者格雷厄姆·厄舍爾（Graham Usher）宣布他們在政治上無能為力：

　　民族運動的未來聯盟是主流民族主義者、法塔赫和伊斯蘭主義者之間的聯盟。左派、共產主義者、民陣和人陣無處可去。它們是歷史。他們沒有路。他們追隨法塔赫和哈馬斯。人陣在過去兩個月（2001年夏天）恢復了武裝行動，純粹是因為他們正在復制法塔赫，哈馬斯和吉哈德。民陣也是如此。所以世俗左派......不再有話語權。有話語權的是哈馬斯和法塔赫。阿拉法特不得不與哈馬斯分享權力[41]。

　　自奧斯陸以來，巴解組織一直感到自己受到來自上層和下層的壓力。自上而下的，它受到來自美國和以色列的壓力，要求繼續對武裝分子做出讓步和打擊。而自下而上的，群眾對以阿克薩起義形式爆發的無休止和徒勞的讓步的憤怒限制了阿拉法特做出某些讓步的能力。據報道，阿拉法特告訴比爾·克林頓總統，如果他在2000年戴維營談判期間對以色列做出任何讓步，他擔心自己會被暗殺。

　　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第一次起義和阿克薩起義都表明，盡管以色列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和美國的支持，但以色列無法使巴勒斯坦問題保持沉默。然而，他們也表明，僅靠巴勒斯坦人的斗爭是無法打敗以色列的。

　　在最初階段，阿克薩起義將動員巴勒斯坦人口與對以色列士兵和定居者的軍事襲擊結合起來。由于阿拉法特政權將起義視為重啟與以色列談判的籌碼，它結束了起義的民眾方面，并越來越多地將沖突變成零星的軍事對抗。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恐怖襲擊后，沙龍加強了對巴勒斯坦人的軍事打擊。沙龍宣布他打算利用“反恐戰爭”來粉碎所有抵抗，并將種族隔離制度強加給巴勒斯坦人。這增加了解放斗爭的賭注。只有讓廣大巴勒斯坦人參與進來的戰略——而不是在孤立的游擊行動和僅僅加強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統治的談判之間搖擺不定的戰略——才能捍衛解放運動。

　　在短期內，大規模起義的戰略——將軍事戰術與巴勒斯坦“民間社會”（如工會和人民委員會）的群眾行動相結合——可以將斗爭推向對巴勒斯坦人更有利的方向。這種戰略有可能提高占領的代價，并破壞以色列的士氣。它可以給綠線另一邊的人——軍事抵抗者、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權利者和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帶來信心，以表明他們的團結。這種戰略還將改變巴勒斯坦社會的平衡，使普通巴勒斯坦人更能參與民主，遠離阿拉法特的親信和腐敗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官員，他們試圖與以色列合作統治奧斯陸強加的班圖斯坦。

　　即使巴勒斯坦人將以色列趕出其在1967年占領的領土，這一成就也不等于解放巴勒斯坦。錫安主義國家仍然存在，巴勒斯坦人將不會贏得返回其歷史家園的權利。巴勒斯坦人的壓迫已經牢牢地植根于美國支持的中東國家體系中。因此，巴勒斯坦的解放取決于結束這種國家制度，并在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主的世俗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可以平等地生活。唯一能夠完成這項任務的力量是該地區的工人階級。這一點絲毫沒有削弱巴勒斯坦斗爭和犧牲的中心地位。它只是強調，為了讓巴勒斯坦人最終解放自己，阿拉伯工人也必須擺脫他們的枷鎖。

　　數以百萬計的普通阿拉伯人在美國支持的壓迫國家下生活在貧困之中。此外，他們還看到美國權力如何對伊拉克實施種族滅絕制裁，這些制裁已造成數十萬伊拉克人死亡，并使其經濟陷入混亂。他們看到美國的力量如何支持以色列剝奪數百萬巴勒斯坦人的基本人權。該地區日益加劇的階級不平等與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慘處境相結合，正在將許多人推向邊緣。

　　在阿克薩起義開始后和2002年春季以色列對被占領土的猛攻期間，不斷加深的階級憤怒和對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日益增長的支持，是埃及各地爆發大規模反對活動的基礎。數以萬計的工人、律師和學生（從大學到小學）走上大城市（甚至村莊）的街頭，以表示他們對起義的聲援。活動要求穆巴拉克切斷與以色列的外交關系。這些聲援活動很快演變成對穆巴拉克本身的反抗。他們很快提出了口號，譴責當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普遍存在的腐敗、缺乏政治自由以及緊縮措施。新自由主義改革正在助長工人的戰斗力，這讓埃及非常緊張[42]。

　　在約旦，多年來，巴勒斯坦難民和大多數普通約旦人因對約旦主要貿易伙伴伊拉克的制裁以及腐敗的君主制強加的惡性緊縮計劃造成的惡劣經濟狀況而遭受苦難。與埃及一樣，在2002年以色列入侵期間，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支持巴勒斯坦。從那時起，約旦不止一次不得不召集軍隊控制親巴勒斯坦活動者。

　　在摩洛哥、敘利亞，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灣國家也發生了反抗活動，盡管這些國家的此類反抗活動要少得多。起義的聲援活動演變為反對派的反抗，再次凸顯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與阿拉伯工人階級爭取民主的斗爭之間的密切聯系。它顯示了巴勒斯坦斗爭一直對阿拉伯工人的激進影響。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爭一次又一次地激勵阿拉伯工人和學生反抗他們自己國家的專制當局，以及美國在中東的統治。

　　數以百萬計的阿拉伯人因以色列1967年戰勝阿拉伯政權而士氣低落，他們從巴解組織的武裝抵抗中汲取了希望。巴解組織的抵抗證明，仍然有可能同時與以色列和美帝作戰。反過來，巴解組織對以色列的初步軍事成功（1968-70 年）給了普通阿拉伯人抵抗自己破產和屈辱政權的信心。埃及（1968-72年）和約旦（1970年）的工人和學生群眾運動挑戰了這些政權。與此同時，來自中東各地的數千名青年和革命者蜂擁而至，加入巴解組織的民兵。

　　阿拉伯工人或學生的自發斗爭不足以打敗以色列和美帝。這種斗爭必須建立一個植根于阿拉伯工人反對自己政權的壓迫和腐敗的日常斗爭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它必須拒絕巴解組織（以及阿拉伯政權）與以色列和美國的合作。它必須為一個由創造其所有石油財富的工人民主管理的阿拉伯世界而奮斗。民族主義傳統，在主流巴解組織中體現得最多，卻陷入了奧斯陸的死胡同。這為伊斯蘭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們的好戰掩蓋了反動的社會議程。

　　巴勒斯坦未來的真正希望在于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取代這些政治。鑒于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打壓力度，在巴勒斯坦或阿拉伯世界其他地區建立這樣的替代方案并非易事。對我們來說，從舊組織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并將這些教訓與今天的斗爭聯系起來，將是至關重要的。

　　參考

　　[1]本文的先前版本出現在 Lance Selfa 編輯的《巴勒斯坦斗爭》（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02 年）中，此版本的文本來自 Palestine：A socialist Introduction，由 Sumaya Awad 和 Brian Bean 編輯（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20 年）。所有編者注均由Awad和bean做。

　　[2]在撰寫本文時，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和巴解組織的領導人。

　　[3]Edward Said, The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Oslo and Aft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0), 188.

　　[4]The First Intifada lasted from 1987 to 1993. See Phil Marshall [Phil Marfleet], Intifada: Zionism, Imperialism, and Palestinian Resistance (London: Bookmarks, 1989), 149–76.

　　[5]Marshall, Intifada, 191–208.

　　[6]Center for Socialist Studies (hereafter CSS),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A R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Cairo, Egypt: The Center for Socialist Studies, 2001), 28–29.

　　[7]謝赫·卡薩姆（Sheikh al-Qassam）加入穆兄會是未經證實的，從歷史上看似乎不太可能。他在兄弟會的成員資格是在哈馬斯的第一個盟約中宣布的。

　　[8]Marshall, Intifada, 40–41.

　　[9]Marshall, Intifada, 40–43.

　　[10]CSS, 32–36;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41.

　　[11]Marshall, Intifada, 59–61.

　　[12]The Russian Bolshevik Party formed the Comintern in 1919 to organise mass communist parties around the world. A number of Arab socialists, especially from Egypt and Palestine, were fascinat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its recognition of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in the tsarist Russian empire. Thi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small communist parties in a number of Arab countries, including Palestine.

　　[13]Joel Beinin, Was the Red Flag Flying There? Marxist Politics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Egypt and Israel, 1948–19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Editors’ Note: NLL members did go on to be the backb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ordan that then, through a series of splits and mergers, would emerge again in the early 1980s as the Palestinian Communist Part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rganising that led to the First Intifada.]

　　[14] Marshall, Intifada, 115–20; CSS, 43–47.

　　[15]See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harter as Revised by the Fourth PNC Meeting, July 1968” (extracts), in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67–68.

　　[16]Marshall, Intifada, 99–101. In the mid-1950s, Palestinian oil workers led a series of militant strikes against oil companies in Saudi Arabia and the other Gulf states. In 1956, Palestinian workers organised protests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Suez. This prompted the Gulf countries to ban strikes in the oil fields.

　　[17] Marshall, Intifada, 123–27; CSS, 47–51.

　　[18]Quoted in Cobban,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60–61. Israel assassinated Khalaf in 1990.

　　[19]Marshall, Intifada, 132.

　　[20]For a summary of the PLO’s shift to the “mini-state” strategy and an analysis of the 1988 decisions, see Muhammad Muslih, “Towards Coexistence: An Analysis of the Resolutions of the 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 no. 4 (Summer/Spring 1990): 3–29.

　　[21]CSS, 95–96.

　　[22]Editors’ Note: The petty bourgeoisie are small capitalists like shopkeepers and owners of small businesses. The term can also refer to what’s often called the new middle class.

　　[23] CSS, 95–104; Marshall, Intifada, 115–27.

　　[24]The PFLP abandoned – and then repudiated – hijackings in the early 1970s.

　　[25] Marshall, Intifada, 177–96.

　　[26] Samih K Farsoun with Christina E Zacharia, Palestine and the Palestinia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193.

　　[27]CSS, 95–104; Marshall, Intifada, 97–100.

　　[28]Editors’ Note: The Egyptian Islamic Jihad started in the late 1970s as a splinter group fro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fluenced by Sayyid Qutb.

　　[29]CSS, 104–5.

　　[30]The full text of the Hamas Charter is available at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hamas.asp.

　　[31]CSS, 105–09.

　　[32]CSS, 112–13.

　　[33]Hamas Charter.

　　[34]Editors’ Note: Some of this would change based upon Hamas’s decision in 2005 to contend for elections within the PLC.

　　[35]Said, End of the Peace Process, 35–36, 84–85, 106.

　　[36]Marshall, Intifada, 188–89.

　　[37]On the Palestinian elections, see Ali Jarbawi, “Palestinian Politics at a Crossroad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Summer 1996), 37–38, and Khalil Shikaki, “The Palestinian Elections: An Assessment”,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5, no. 4 (Spring 1996), 18.

　　[38]Abu Ali Mustafa, “The Palestinian Secular Opposition at a Crossroads”, interview,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29, no. 2 (Winter 2000), 84. In August 2001, Israel assassinated Mustafa.

　　[39] “Debate with the Palestinian Left”, challenge-mag.com, undated.

　　[40]An October 1, 2000, PFLP statement, issued days after the al-Aqsa Intifada began, called for a “return to the dec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s postulated in the related United Nations and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s the terms of reference for further peace talks and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Israeli force and the American-biased position”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ress release, available on the Netherlands-based Anti-Imperialist League website at www.lai-aib.org).

　　[41]Graham Usher, unpublished interview with Anthony Arnove, Ahmed Shawki and Nigel Harris, Jerusalem, July 2001. A theoretical slide has accompanied the DFLP and PFLP loss of political initiative. Once considering themselves a vanguard in the region against US imperialism, the DFLP’s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Nayef Hawatmeh, recently wro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must set itself the goal of communication and reaching a commo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US. This could help convince the US to pressure Israel to respect all previous UN resol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PFLP founder George Habash recently declared: “It is no longer necessary to fight against US imperialism or defeat it in order to defeat Israel” (CSS, 101–4).

　　[42]Emad Mekay, “Egyptian Labor Reforms Fuel Militancy”, Asia Times, 13 Febr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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