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維埃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

　　金·阿·庫納耶夫回憶錄《關于我的時代》選譯[1]

　　當前，各大媒體都在憂慮地報道國家正處于深重的危機之中。各級領導干部在講話中也紛紛指出這一問題，并呼吁大家應該盡快走出困境。但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又該如何走出危機？卻沒有明確的答案。我冒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之所以陷入困境，是由于國家管理不當所致。國家領導人破壞并摧毀了多年來形成的管理結構，卻沒有建立任何替代方案。相反，他們將一切搞得一團糟，把經濟推向了災難的邊緣。這時，各種關于“停滯”的說法便應運而生。

　　我們并未利用國家豐富的經驗來振興國民經濟。大家都記得戰后時期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成百上千被毀的城市、數千個村莊、工業企業在短時間內被恢復，國家開始生產新的工業產品。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得到了提升，取消了面包、肉類、黃油、糖等商品的配給制度。然而，在今天，國家領導人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失誤（如商店貨架空空、物價上漲、藥品嚴重短缺等），并將這些問題歸咎于所謂的停滯時期。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不同場合常強調：“我們批評了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并將他們的工作留給歷史學家去評判，但我們今天必須認識到對人民的責任。”我認為，勃列日涅夫是完全正確的。不幸的是，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的這些年里，我們的情況截然不同。

　　首先，改革引發了公眾對迅速改善社會狀況的期待，但這些期待并未實現。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改革進行得既沒有明確的方向，也沒有明確的最終目標——國家將走向何方，基本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也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我們在一端與另一端之間不斷搖擺，優柔寡斷、原地踏步，而這些又被倉促決定的沖動的行動所充斥。

　　其次，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國家領導人一直忙于從上到下對國家機關進行無休止的重組。在此過程中，經濟管理和改善民生的杠桿被人為放棄了。

　　第三，中央和地方的各行政機關動員了無數力量，去尋找前任領導人的抹黑材料。然后，這些有時帶有誹謗性質的數據通過媒體廣泛傳播：這樣做是為了貶低和羞辱前任，以此來顯示自己的優越，從而逃避在改革過程中自身所犯下的重大錯誤和失敗。在公眾面前，逐漸顯露出大規模抹黑許多功勛卓著的黨和蘇維埃干部的真正原因。現在是時候誠實地指出，誰應為國家經濟崩潰、犯罪率激增以及商店貨架空空負責了。

　　第四，國家領導人背離了構建和鞏固國家的民族政策原則。由于其主導下的不明智的魯莽的行動，破壞了幾代人之間建立的友誼。在許多地區，爆發了基于民族間矛盾的流血沖突，導致大量無辜人員傷亡。類似的事件發生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巴庫、費爾干納、奧什、摩爾多瓦、南奧塞梯等地。中央在這些問題上的政策缺乏連貫性和深思熟慮，導致一些共和國產生了脫離蘇聯的傾向。遺憾的是，蘇聯的解體已經開始，并且日益加劇。令人矛盾的是，所有人都明白單獨生存是不可行的，但同時卻以某種激烈的方式撕裂了本已衰弱的聯系。

　　第五，我認為，以戈爾巴喬夫為總書記的中央委員會活動的另一個重大錯誤是大規模更換黨和經濟機關的領導人。據我所知，全國沒有一個地區沒有經歷過該地區的領導層的更換。在改革的幌子下，有才能的組織者被解職——這些人對經濟、黨和蘇維埃工作有著深入了解，能夠有效地解決問題。在許多地方，領導層的更換甚至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這種現象無異于“干部大洗牌”。

　　第六，在此期間，國家對發展蘇聯科學未給予應有的重視，而科學本應解決基礎研究領域中的重大問題，這一點著名的蘇聯科學家多次提出。

　　改革期間，國家經濟沒有出現任何實質性的改善。各地形成的結構在高層空洞乏味的演講中崩潰。各個行業幾乎沒有創新，沒有改變生產技術或生產高質量產品。數億美元被簡單地“吃掉”了。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被破壞，物質技術供應系統也隨之瓦解。

　　由于這種改革，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主要指標急劇下降。國家經濟中普遍存在著無法控制和混亂。專家們承認，我們已經破產，無法支付國外的工業和食品供應。總而言之，危機日益加劇。

　　作為本身就支持真正的改革的人——正如我在蘇共二十七次代表大會和歷次中央委員會全會上所提到的——我必須指出，目前的改革是無計劃且混亂的。因此，國家紀律和勞動紀律下降，普遍存在松懈和不負責任。而目前進行的政策，這種無情地抹去人民和黨的顯著成就，并把所有的缺點都歸咎于“停滯”時期的做法，難以實現目標。這種做法既褻瀆又不公平，這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上得到了證實，戈爾巴喬夫表示：“但確實如此，經濟形勢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在改革期間的作為和不作為有關。”

　　作為一個退出活躍政治活動，但仍密切關注上級黨和蘇維埃機關工作，特別是在蘇共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后的共產黨員，我可以肯定地說，戈爾巴喬夫決定的將蘇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總統職位合并的決定并沒有實現政治上的成功。

　　由于他同時擔任兩個職務，新設立的管理機構，如總統委員會（現已解散），以及蘇共中央政治局都無法有效運作。現在，重要決策完全缺乏集體性。這進一步加劇并復雜化了這些機構的工作，許多領域的經濟成就被喪失。這也反映在基層黨和蘇維埃機關的工作中，他們今天表現得缺乏紀律、缺乏信心，處處觀望。

　　今天，經過多年形成的國家管理原則被徹底否定，被視為腐敗的。但為什么呢？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管理杠桿，而這些杠桿是有效的。撇開空洞的言辭，我們應該承認，在改革前期，沒有一個最困難或次要的領域是黨組織未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的。

　　同樣重要的是，黨不僅指出了錯誤和失誤，關鍵是它承擔了所有的責任，并對有過失的人進行了嚴格問責，獎勵和培養了有創新精神的黨員。

　　過去，我們只有一個黨，并且它對一切負責。現在有很多黨派，但沒有一個對任何事情負責。也許將來，每個黨派都會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合適位置，但那是未來，甚至是遙遠的未來。

　　目前，國家已經陷入混亂。人們已經厭倦了閱讀和聽到關于行政命令系統和對前領導人活動的批評。國家領導人在改革過程中犯下的重大錯誤和失誤需要盡快糾正，否則無政府狀態將繼續發展，可能導致不可預見的后果。

　　我們必須立即解決加盟共和國提出的問題，給予它們相應的權利，這些問題是因為宣布了主權而提出的。

　　進行了許多經濟體制的重組，但最終都被證明是不必要和徒勞的。被放任自流的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其他農業企業由于得不到國家的實際幫助而迅速衰敗，多次提高農機價格使它們處于災難的邊緣，嚴重影響了農田和牧場的生產力。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蘇聯國家農業生產委員會不得不緊急重整，大部分的共和國和地方的農業領導機構都被改組，但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

　　另外，戈爾巴喬夫人提出的口號“將所有權力集中在人民代表蘇維埃手中”本身是正確的，但在實施過程中缺乏連貫性和堅持。

　　同樣，我們必須承認，從上到下將黨和蘇維埃機關領導人的職位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做法是完全錯誤的。

　　雖然我基本上支持總統制，但我要指出，它不僅覆蓋了大多數加盟共和國，甚至覆蓋了一些自治州。很矛盾的是，我們的總統數量超過了世界上所有國家，位居第一。遺憾的是，這并沒有改善人民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其他指標。在我看來，賦予總統特別權力的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為它會損害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力。許多代表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對此表示了公正的批評。

　　改革時期的許多其他重組也未能成功（如大規模實行國家認證制度、臨時打擊犯罪委員會、某些部委從聯盟-共和國部改為全聯盟部、反酗酒行動等）。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無系統、未經深思熟慮、未經認真論證和預測可能后果的。更甚的是，這種輕率的態度已成為國家最高領導層，尤其是總統及其團隊的政治和實際工作的特點。

　　如果討論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國有化和私有化。我認為，可以同意這樣的一個現實——國家財產在我們這里形成的形式確實未能激發高效生產勞動，也沒有真正實現人們的主人翁意識的建立目標，這在相當程度上導致對經濟成果的漠視。但在我看來，不能走極端，局不能盲目揮霍人民辛勤勞動創造的財富。

　　總的來說，我認為，最大的錯誤之一是沒有明確的改革概念，沒有明確需要放棄什么和追求什么。沒有對現狀進行認真細致的分析，以制定未來的政策。

　　所有這些導致了我們的經濟崩潰，社會分裂，六個加盟共和國拒絕簽署新聯盟條約。結果，幾代蘇聯人民創造的成果在短短幾年內喪失殆盡。我們的多民族國家從上到下越來越不穩定，卷入爭吵、沖突和混亂，失去了穩定性和持續發展能力。現在它實際上已瀕臨解體。

　　在我看來，應該區分造成當前局面的兩類原因。第一類原因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時代的“自治”政策，這實際上導致了在國內建立一個高度集中的單一制國家，忽視了各民族的實際需求，有時甚至粗暴地踐踏他們的權利和利益。在我在領導機關工作期間，我不斷感受到現行制度的不必要性和不合理性，不僅是關鍵的共和國的事務，甚至是次要的小問題都需要在莫斯科解決。盡我所能，我反對這種絕對的集中，努力擴大共和和地方機關的自主權。但舊有的體制按照自己的法律和要求行事；它與不斷增長的勞動人民的利益越來越矛盾，因此需要根本性的改革和更新。

　　多年來，我一直與中央保持著不斷的聯系，與其互動有時無憂無慮甚至溫暖，有時正式且克制，有時幾乎是對立的。總的來說，無法簡單地對中央在共和國生活中的角色作出單一的評價。

　　首先，我必須公正地指出，幾十年來，中央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給予了哈薩克斯坦巨大的幫助。這種幫助以各種形式進行，涉及開發自然資源、資助工業和農業的前景產業、建設城市和其他居民點、交通干線、培訓合格人員、創建文化中央等方面。

　　然而，中央在我們共和國生活中的作用也存在一些負面方面。

　　例如，管理的集中化逐漸發展成了超中央集權。它涉及共和國生活的許多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其發展的步伐。

　　即使在跨共和國關系領域，中央也未曾放棄其強制性的政策，有時甚至是粗暴的壓力，正如我在與赫魯曉夫的分歧一章中詳細描述的那樣。

　　全蘇部長會議的各部長期忽視了共和國的需要，其數量每年都在迅速增加。它們在哈薩克斯坦建立了大型工業、能源、交通等項目，但往往只關注生產事務，而不充分關心當地居民的需求。它們幾乎不關注工人和職員的生活設施，少建住房、學校、醫院、托兒所和其他社會文化設施。我們的請求和要求，即全聯盟各部及其下屬企業和組織在發展生產的同時，關注社會文化和生活領域的均衡發展，通常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回應，我們不得不費力推動這些請求。

　　嚴格的中央集權貫穿了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基礎是資源和財務的集中。任何有關共和國行政區劃的改變、經濟、文化、服務業發展的措施，都必須依賴于財務和物質技術支持，而這些幾乎完全由莫斯科控制。實際上，任何重要問題都需要中央的決定。共和國甚至不能部分地使用自己賺取的外匯資金，盡管哈薩克斯坦在貴金屬開采中占有重要地位。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中央集權在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在民族文化的形成、民族自覺的覺醒、地方語言的使用、民族解放運動歷史的報道等問題上，對共和國造成了怎樣的后果。中央嚴密監控共和國的情況，并迅速對任何偏離官方路線的企圖作出反應。這樣的舉動被堅決制止，往往被定性為民族主義等有害傾向。許多“整肅”運動都是從《真理報》和其他中央刊物發表的關于哈薩克斯坦“民族主義傾向”的文章開始的。中央對這些“運動”的嚴格控制實際上排除了共和國為被定罪者辯護的可能性。此外，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長期以來，共和國的意識形態工作由唯命是從、完全忽視本民族利益的官員負責。這一切都抑制了民族文化的發展。

　　我要說的是，在戈爾巴喬夫和利加喬夫領導國家的第一個時期，中央對意識形態的嚴格控制和壓力進一步加劇，并伴隨著用從莫斯科和其他地區派來的干部替換本地民族干部的行動。但其中許多人不了解共和國的民族特性，未能完全履行他們的職責。

　　總之，中央對共和國權利的剝奪和微觀管理限制了我們的主動性，未能讓我們展現必要的靈活性和差異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文化和共和國其他領域的發展狀況。

　　然而，邁向民主化和克服超中央集權需要進行充分的準備，制定全面而平衡的行動計劃，并有條不紊地逐步實施。而我們卻做到了什么呢？轉向導致全國范圍內前所未有的民族緊張局勢的第二組原因時，我必須指出，擺脫舊秩序的過程，遺憾的是，并未伴隨新條件的確立，導致最普通的無政府狀態普遍盛行。幾十年積累的生產經濟、供應生活、貿易等聯系迅速瓦解，有計劃的供應被原始的易貨交易取代，許多集體失去了原有的原材料、物資和零部件來源。國家的經濟生活陷入癱瘓。

　　我不同意那些只在遙遠過去尋找當前蘇聯聯邦制實踐所遇困難根源的政治家、意識形態工作者和學者。戈爾巴喬夫及其團隊對我們多民族國家的解體負有不小的責任。他們的無能，甚至可以說是無助的政策實踐，不僅加劇了民族關系危機，還引發了民族間戰爭的“連鎖反應”。在恢復克里米亞韃靼人和蘇聯德國裔的自治問題、滿足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和許多其他大小民族的利益問題上，戈爾巴喬夫團隊的決策的猶豫不決和政策不確定性事顯而易見的。

　　有時我甚至會覺得，戈爾巴喬夫解決民族問題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不解決任何問題”。

　　中央權力的明顯削弱甚至“癱瘓”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全國范圍內的“主權戰爭”和聯盟法律與共和國法律的對立，各國家機關的行動也因此不同步。爭取共和國實質性主權的斗爭是正當的，我全力支持并自認為是其倡導者之一，但這場斗爭不應演變成自給自足、民族隔離和封閉，不應導致一個民族對抗另一個民族，更不應對抗我們多民族的聯合體。

　　談到對“民主改革運動”的態度，我認為首先要指出，這一運動的創建是政治多元化的體現。多元化，尤其是多黨制，本身是有益和必要的。多黨制，包括反對黨、政治運動和組織的存在，使執政黨的行動受到廣泛的日常監督，至少可以減少其濫用職權、違法行為和不法行為的可能性。當執政黨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運作時，往往不考慮其決策的后果，如果出現失誤，可以將其歸咎于各種客觀和主觀原因。而在每一步都受到反對派密切關注的情況下，執政黨會三思而后行，不會輕易采取可疑和明顯錯誤的行動。

　　目前，國家內部局勢急劇惡化的原因之一是倉促作出的關于大幅提價和引入五個百分點的商品銷售稅的決定，這引發了工人們的正當憤怒，導致礦工們提出經濟和政治要求的罷工。在這個階段，國家實際上變得難以治理。但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缺乏一套清晰明了的國家擺脫危機的方案。

　　意識形態和教育工作完全放任自流。目前，大量的別有用心的人借著公開性和民主的幌子，將最低劣和最廉價的資產階級的文化元素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廣泛傳播。黨和蘇維埃機構卻沒有采取果斷措施來維護基本的公民權利，反而在不斷進行無休止的、無用的活動——制定和通過模糊、不具導向性的工作計劃。而產生目前的危機的原因，正如現實生活中已經明確的那樣——來源于戈爾巴喬夫團隊的錯誤的戰術行動和管理方法，以及在實施改革政策時的重大失誤。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我們的黨事實上是被排斥在改革的實際操作之外。由于領導層的原因，黨在國家正在發生的進程中處于旁觀者的地位，被動地觀察著事態的發展。近年來召開的中央全會和其他活動都沒有帶來任何改變或實際益處。許多曾借助黨的力量上升到高位的領導人，現在根據形勢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立場，并積極主動地去分裂將他們推到高位的蘇共——他們退出黨的隊伍，甚至拋棄了他們的黨證。

　　現在的問題是，誰該為此負責？令人驚訝的是，所有當前的問題都歸咎于黨。所有錯誤的領導行為的責任都壓在普通共產黨員的肩上。目前，基層黨組織與黨的領導層是脫節了的，對黨的領導層的信任幾乎降到零，這一點在全國許多地方黨組織的聲明中得到了明顯體現。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完全失去了政治作用和全黨的信任，這一點也在一些政治局成員的言論中得到了證實。

　　我們認為，可以借鑒鄰國中國的經驗。在那里，經濟改革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成功，而且這些積極進程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除非民族間的沖突停止，否則任何擺脫長期危機的計劃和方案都不會奏效。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在共和國，民族關系一直受到極大關注。共和國的黨組織始終致力于消除任何可能引發多民族哈薩克斯坦內部沖突的原因。這些民族間的友誼由我們的祖輩和父輩奠定，其根基深深植入過去。沒有什么能摧毀這種友誼。

　　總結我的工作歷程，可以說，我經歷了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這一點讀者們可能已經感受到了。每個時期都有其優點和缺點。簡要概括如下：

　　第一個時期是斯大林時期，初期的五年計劃，農業集體化，二戰的起始與結束，以及原子時代的開端。這是斯大林個人崇拜盛行的年代。

　　第二個時期是二十大之后，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破除。這是取消許多國家機關，成立經濟委員會，改變農業結構，第一位宇航員飛向太空，反黨集團的粉碎，完全的個人領導的時期。這是赫魯曉夫的主觀主義和隨意決策的時期。

　　第三個時期始于1964年十月全會。赫魯曉夫被免職，勃列日涅夫上臺，隨后是被稱為“停滯時期”的年代。

　　第四個時期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執政的年代。

　　第五個時期是戈爾巴喬夫上臺，被稱為“改革”時期。這是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時期，對我們人民70年歷史道路的無情和不公正的批判時期。

　　由于實施列寧的民族政策，鞏固了哈薩克斯坦各民族的友誼，五年計劃的任務得以完成，特別是自墾荒運動以來，共和國已經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和農業地區，科學文化先進，各領域有高素質人才的地方。而這也為進一步發展燃料、冶金、化工、機械、輕工、食品、地方工業、電子、儀表制造業、運輸和能源創造了實際條件，這將進一步提高共和國在全國工業生產中的比重。在農業生產方面，共和國現在擁有相當大的基礎，以增加田間作物和畜牧產品的產量，滿足人口的食品需求，并為工業提供原料。這也就是說，共和國經濟的發展水平應進一步改善工人的社會生活條件，促進文化和科學的進步。

　　目前，哈薩克斯坦的經濟實際上是一個相互聯系的國民經濟綜合體，這是因為共和國的國民經濟都是按國家統一計劃發展，而這種計劃是在考慮到每個共和國的利益的基礎上制定的。

　　本地居民和其他民族的創意和科技人才隊伍不斷壯大，工人階級也在成長。

　　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并不總是順利，有錯誤、有疏漏、有失敗。我們應巧妙地克服這些問題，共和國可以繼續成功發展。

　　現在，國家主權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問題被提升到了原則性高度。是的，哈薩克斯坦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如果將進一步加強各共和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放在經濟建設的首位，這些成就將更加顯著。

　　各共和國實際主權化的必要性早已成熟，擴大其自主權，賦予其一整套權利和權力。必須將中央的大部分權力返還給各共和國，更加公平合理地重新分配權力，顯著提高各共和國在國家、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然而，完全貶低中央的角色并將蘇聯變成一個虛無縹緲的實體是不對的。我不贊成“國家的封建式分裂”，因為，首先，這將會妨礙涉及全蘇聯人民利益的問題的解決，其次，這將會鞏固和加強一些共和國層面的領導集體的權力的過度集中，第三，這將會在全國范圍內平等保障公民權利和民主方面制造一些額外的障礙。我深信，國家結構的深度民主化和更新應當使蘇聯和各共和國的主權權力相互結合而不是相互對立。它們需要相互平衡，通過多種有效的物質和法律保障措施，以及組織上的支持來實現。

　　我對國家未來的設計就是這樣的。我相信，只有在這些原則下，我們才能克服或至少減少國家內部的對立，從而使蘇維埃國家走上經濟、社會和精神進步的道路，確保民族關系的正常發展，為各共和國的互利合作創造條件。各共和國將在中央真正關心和尊重每一個共和國的發展的基礎上保障聯盟作為實現其共同利益的中央政權的正常運作。如果沒有這種制度性安排，我們的國家將很難在現代世界中走在前列。

　　今天，講述我的時代，也就是敘述我的同代人——他們經歷了我們歷史上最艱難的時期。

　　今天，想到這些人的長期建設性勞動沒有白費，我就心中感到了極大的滿足。我們不能丟棄這些寶貴的經驗，不能失去它們，盡管我們的歷史道路上有許多缺點和遺憾，但我們所取得的許多成果現在依然是值得驕傲。實際上，這些經驗和成果也在今天為哈薩克斯坦在民族自覺基礎上走向真正民主、主權國家的改革道路奠定了基礎。

　　1991年7月

　　[1] 譯者注：本文選譯自1992年出版的金·阿·庫納耶夫的回憶錄《關于我的時代》的第三部分的第三章和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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