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而是一篇隨筆，梳理了一些史料，僅供各位參考，希望能對同志們、同路人們有所啟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為了改造世界，堅持這一世界觀的毛主席，一輩子都在“改造中國與世界”，包括面對逆境甚至絕境的時候不斷地帶領中國共產黨絕境重生、從而以更大的智慧繼續改造世界。

　　我們可以說主席是比神還偉大的存在，沒有一個“神”能為勞苦大眾做出這樣的豐功偉績。主席的歷史功績，尤其是他領導的革命的徹底性，在古今中外，至今沒有人能和他相比。但是我們還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主席是人不是神，所以他也是在不斷地成長過程之中，越變越偉大、光榮、正確。沒有什么一生不變，只有一生變化。主席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逆境和絕境中不斷變化的。

　　中國大革命，面臨逆境、絕境可以說是極其正常的現象，不面臨這些反而奇怪了。我為什么這樣說？

　　我們要知道的是，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場革命比中國大革命的阻力更大、條件更困難。中國經歷了三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又有強大的帝國主義殖民買辦勢力和封建勢力的勾結，還有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規模都大的小生產者，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更是極端薄弱……這樣的困難，這樣復雜的情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都是空前的，是俄國所沒有遇到的。

　　不僅是這些，包括還有軍事上、政治上，也千萬別小瞧蔣介石的力量。蔣介石真的蠢嗎？他一點不蠢，他只是遇上了毛澤東、遇上了中國共產黨。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學良、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龍云、馬鴻逵、馬步芳……各路諸侯都不是他的對手。美帝的杜魯門、司徒雷登聯合李宗仁想把他弄下去，他也還是穩坐匪首寶座。斯大林至少兩次“斗法”都敗給了蔣介石。一次是國民大革命時期，被蔣介石成功欺騙，幻想著他“堅持革命”；第二次是解放戰爭前，他極力吹捧蔣介石，甚至不愿意主席帶我們打解放戰爭。

　　蔣匪軍強不強？實際上壯的厲害。看看主席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就知道，蔣匪軍有超過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數量的常備軍，更有著帝國主義國家的大規模裝備援助、資金援助，到解放戰爭的時候，蔣匪軍正規軍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美式、四分之一的德式、二分之一的日式，我們和他們的差距是極端懸殊的。這樣困難的條件，這樣懸殊的敵我差距，不經歷逆境和絕境，反而不正常了。

　　正是這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空前困難的環境，鍛煉出了主席這樣具有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特別是無與倫比的軍事藝術的偉大領袖

　　那個年代，想來中國共產黨的，多數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是必須“身懷絕技”，不然生存危險都極大——這在當時是最危險的“高危職業”，多數愿意保命的是不敢做這樣的“賠本生意”的；另一個是必須具有奉獻精神、足夠無私，共產黨搞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搞供給制（這是也主席在井岡山的重要發明，有利于凈化革命隊伍），生活條件總體上遠遠比不上蔣匪高官們，所以想吃喝玩樂的多數更是根本不愿意來共產黨的。

　　正是真的共產黨人在這樣的高危環境的斗爭中，成長為了一大批從事這一迄今為止最高危職業的革命家。其中，親手締造中國共產黨的毛主席無疑就是這一迄今為止最高危職業革命家隊伍中最核心的掌舵者。

　　毛主席面臨的空前困難不僅來自黨外，而且很多來自黨內。在高危環境中，毛主席也有一個不斷成長的過程。

　　中國大革命的第一個逆境，就是共產國際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導致的國民大革命失敗。當時共產國際的建議就是阻止我們搞農民運動，并且多次表示大力支持蔣介石。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前夕還收到了斯大林送他的簽名照。現在還有人想給斯大林的荒唐舉動洗白，休想！很簡單，人家屠刀都要舉起來了，你再怎么求著人家，人家也不會和你握手言和的，你最應該做的是發展武裝準備和蔣介石決裂！斯大林這件事上和蔣介石的妥協，猶如后來張伯倫對希特勒的綏靖，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幻想。陳獨秀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錯誤建議，無疑也要負路線責任的。

　　而毛主席和他們不同，他是較早重視農民運動的，更是最早重視發展中共武裝的。毛主席并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起初，毛主席也堅持以城市工人運動為中心，是之后經過了大量、詳細的調查研究之后，才重視農民運動，并大量發展農民武裝力量。湖南農民運動的開展、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開辦……都是毛主席發展農民運動和工農武裝力量的典型成績。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他已經盡力而為。

　　中國大革命的第二個逆境，分為四個階段。這一階段是中國大革命中具有十字路口性質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們中共幾乎已經到了滅亡的邊緣，最終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絕境重生、轉危為安。老一輩很多開國將帥總是不由自主的對毛主席充滿深厚感情也是有原因的——他們曾經在死亡的邊緣，曾經幾乎看不到希望，但是毛主席把希望帶給了他們，讓他們不僅生存了，而且勝利了。

　　第二個逆境，經歷了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其中，瞿秋白路線離不開共產國際的“三個階段論”、城市暴動論，李立三路線更是離不開共產國際的中國問題決議案和共產國際來信，王明路線更是共產國際長期積累的錯誤建議的“集大成”。當然，共產國際的問題屬于外因，毛主席在《矛盾論》講過，內因是決定因素。共產國際“左”的錯誤建議之所以能在當時我們黨內有這么大的市場，離不開黨內當時的小資產階級“左”傾冒險情緒——這是社會上小生產者的階級習慣在黨內的反映，這也是當時黨還沒有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實事求是路線武裝起來、沒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充分武裝起來的表現。

　　毛主席也不是第一天就知道農村包圍城市，剛開始他和瞿秋白一樣意氣風發，要打下長沙、飲馬長江。但是毛主席是最早發現問題、最早糾正錯誤、最早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模式，最早開辟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的。毛主席當時讀的馬列著作還是有限的，但是他已經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精髓——實事求是。既然大城市打不下來，我就去鄉村；既然我們城市人手不多、力量不足，我們就“占山頭”，把農民發展起來，把工作中心放到農村……農村包圍城市不是農民起義那么簡單，而有在農村發展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力量、發展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發展工農武裝割據政權組織、發展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等等各種中國五千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新任務。我列出的這幾條，每一條都是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全新實踐，古人都沒做過。在國際共運歷史上，如前文所述，在中國這樣的條件空前困難而且當時人口最多的大國進行革命本身就是“煉獄模式”，在這種空前困難的條件下建黨、建軍、建政、創制、發展經濟……也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

　　為了革命力量大發展，毛主席對內對外都是斗智斗勇，和蔣介石為首的各路軍閥斗，和中央特派員斗，和流蘇歸來的“布爾什維克”們斗，和共產國際斗，和張國燾斗……周魯、杜修經、劉安恭、周以栗，這些都是帶著“左”的路線來破壞革命進程的“特派員”。后來，“左”傾中央各大員直接從天而降，徹底剝奪了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權。蘇聯、共產國際當時的報紙經常盛贊毛主席領導下紅軍的輝煌戰績，但是他們終究在路線問題上站在了王明、博古這邊。對于寧都會議否定毛主席路線的決定，共產國際持認可態度。值的諷刺的是，王明能受到共產國際的大員們那樣的重視，其背后的基礎正是毛主席率領紅軍打下的一系列輝煌戰績。拿著主席的戰績贏得共產國際重視，又借著共產國際的威信否定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王明做的這叫什么事情？我不多說了。

　　不僅是共產國際和當時的“左”傾中央及其特派員不理解毛主席，而且很多主席的戰友，很多紅軍將領也是不理解和不信任毛主席的。朱老總和陳老總都是我們敬佩的革命前輩，但是他們在古田會議前并不理解主席的建軍思想；周總理是執行王明錯誤軍事路線的“三人團”一員，無疑也是要對大量敗績負責的；彭總打下過一次長沙，就比較驕傲自滿，他是主張二打長沙和打贛州的，不認可主席當時的軍事分析，結果他無疑都是大敗而歸；劉帥起初也沒有接受主席的戰略戰術，比較傾向于“正規化”；林彪和聶帥同意打打鼓新場，而主席是反對的，他們無疑也是對主席的正確軍事決策的不理解；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都執行過王明路線，都不理解過毛主席正確路線；徐帥起初也不理解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受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對西路軍的失敗要負責……以上提到的很多人物都是為新中國的建立立下過汗馬功勞的開國元勛，其中還有很多是戰功卓著的開國將帥，但是他們對主席正確路線的接受也有一個長期的過程。

　　勸導這么多人同意他的正確路線，勸導這么多人團結在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旗幟下，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呀！但是毛主席做到了。在這一過程中，毛主席本人也有一個成長的過程，不僅保持了曾經的用兵如神、實事求是、精謀善斷，而且有了更豐富而成熟的黨內勸導藝術和批評藝術。以整風締造黨，這是毛主席對于無產階級黨建發展史的原創性貢獻。通過整風，開展全黨的歷史得失分析，全面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歷史決議作為警示，從而把黨的路線確立和黨的組織建設高度融合，實現實事求是路線的全面確立……毛主席成功締造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有了整風，革命大業蓬勃發展，革命大軍勢如破竹。三年解放戰爭，迅速解放了全中國大部分地區。

　　中國大革命的新階段——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所面臨的困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建立了新中國，是中國大革命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李慎明老師在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的文章中強調：“新中國經濟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宏偉而又十分艱巨的事業，是要徹底掀翻人類幾千年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這句話我十分同意。

　　在中國這樣脫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極端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毫無先例可循。我們不僅現代化程度低、起點低（新中國成立初期，發電量比印度還低），而且封建舊勢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空前濃厚，殖民買辦勢力殘余濃厚（這恰恰是俄國所沒有的），小生產者規模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空前巨大，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也是空前薄弱（我們沒有俄國那么幸運，沒有俄國無產階級那么多）。這些困難，都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無法回避的，也是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不斷的克服的。

　　我們沒有蘇聯那么好運，可以趕上世界經濟危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了歐美國家的1929年以來的經濟危機，蘇聯得以引進了大規模的國外設備；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美國家也不得不給蘇聯大規模非常先進的武器和工業設備。

　　我們用大量農產品和蘇聯做交易才換來的156工程的總量，遠遠小于歐美國家在世界大戰以及經濟危機的時候給蘇聯提供的大規模的貿易設備，更遠遠小于第二個五年計劃我們靠自己獨立建立起來的1100多個工業項目。1959年，蘇聯撤資之后，長達17年，我們獨立自主的發展出來了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及國防設備體系，這種困難的環境是蘇聯沒有面對過的。

　　本來現代化程度低、起點就低，而且封建阻力空前，小生產者規模空前，殖民買辦殘余也有，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也比較薄弱，而且國際環境還極其惡劣，在這種條件下，搞社會主義建設，那阻力確實是空前的。說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業，絲毫不夸張。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事業，由于中國是在極為落后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在前進道路上出現這樣那樣的曲折和失誤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這句話本身是正確的。

　　所以，毛主席在《十年總結》深刻指出：“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對整個世界也應當如此。我試圖做出一個十年經驗的總結。”

　　對于社會主要建設之中所出現的問題，毛主席是發現最早的、糾正最早的，更是批評和自我批評（特別是自我批評）做的最多最嚴厲的。

　　我們面臨的困難是空前的、阻力是空前的，而且毫無經驗可循，有曲折是難免的，但是輝煌成就才是最主要的。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沒有哪個工業化建設歷程可以和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工業化建設歷程相比。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歷程不僅是面臨國內外困難最大的，而且也是迄今為止幾個工業化國家之中起點最低但是效率最高的。毛主席不僅懂經濟，而且最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社會主義改造剛剛完成之后，大家都在建設問題上堅持“潑冷水”，毛主席也支持“潑冷水”。但是潑太久了，甚至過度了、過分了，所以兩個月后，經過大量調查研究，主席才確定要反對過度給群眾潑冷水。最嚴重的是，潑冷水被一些右派資產階級利用了，以至于他們借此攻擊工農群眾、詆毀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也是反右斗爭不得不開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反右完全必要。黃克誠將軍回憶說：“反右派斗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言歸正傳，繼續講關于主席反對給群眾潑冷水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看看《毛澤東年譜》中鐵的事實就可以知道，主席大量調查詢問了各部和省市自治區干部之后，發現大量事實，決定反對潑冷水的，而反冒的時候恰恰是缺乏對下層調查研究、上層自己下達的。

　　對于這一問題，進一步分析的話，可以看出：主席堅持了辯證法的適度原則，而過度潑冷水過于脫離了辯證法；主席在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領導這些底線，特別是在捍衛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而過度潑冷水的話，給當時要壓在工農頭上的資產階級右派助長了氣焰；主席有大量調查研究，堅持了實事求是，而過度潑冷水恰恰缺乏調查研究。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利用人類的一切先進成果，多、快、好、省的實現社會主義建設比較迅速的、大規模的飛躍，這是毛主席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這一路線的提出，離不開對“潑冷水”帶來的問題的糾正，離不開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離不開毛主席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方法（做了調查研究，知道了群眾的熱情）……這不是毛主席拍腦門想出來的，而是毛主席在調查中逐漸積累出來的。

　　盡可能要高速發展的路線的提出，也離不開當時極端緊張的國際環境。當時的國際形勢有多緊張，我們有一定黨史常識的話都是知道的——美帝和蔣介石極端囂張、中蘇關系即將破裂、印度反華勢力蠢蠢欲動、美帝的爪牙伸到了中東……我們隨時面臨的世界大戰的威脅。

　　面對如此困難的國際局勢，我們只有兩個選擇，要不超高速發展，要不就亡國滅種。所以一看到五十年代末出現了1070噸鋼這樣的高指標，先不要盲目的批為“錯誤”，要做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當時主席之所以同意這樣的高指標，完全是當時極端緊張的國際環境下刺激一段時間生產的戰略需要，如同打魯班場，即使打不下來，也震懾了周渾元不敢不讓我們三渡赤水；即使指標完不成，盡可能的刺激了生產，在當時也有利于極盡所能最大限度備戰。后來炮擊金門結束，美蔣相對老實、國際局勢相對緩和之后，毛主席就最早提出了降低指標，并逐步予以實施。

　　而且，如薄一波回憶所說，對于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毛主席發現是最早的，糾正也是最早的，批評也是最嚴厲的。看看《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文集》就知道，主席對于“左”的問題的批評，要比彭德懷的“萬言書”嚴厲得多、干脆直接的多。任何“萬言書”也沒有毛主席的這些講話對“左”的問題批判的嚴厲。對于糧食產量的浮夸風、對于“一平二調”、對于取消商品生產、對于“取消家庭”、對于“窮過渡”，毛主席都是堅決反對的。

　　毛主席每次調查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的資料就是毛主席對群眾的發熱選擇了不置可否，但是對領導干部的發熱則是不留情面、直接否定，從來沒有相信過“畝產萬斤”。在《黨內通信》，毛主席更是全面批判了浮夸風、批判“放衛星”，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糾正“左”的錯誤。毛主席說：“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他還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看看，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從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到第二次鄭州會議，到上海會議，再到廬山會議，毛主席嚴厲批判并堅決否定“共產風”，甚至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為了糾正“左”的錯誤，毛主席提出他要“右傾到底”、直到被開除黨籍。對于取消商品生產，毛主席在鄭州會議就堅決反對，并親自為大家講解《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毛主席嚴厲批判“取消家庭”的行為、毛主席反對少奇和彭真同志提出的“趁窮過渡“意見，這些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年譜》記載的都很具體，翻翻就可以看到了。因為主席當時是退居二線，主要抓國際和軍事問題，以及在1960年用大量時間在讀書、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負責具體經濟工作的一線領導同志們對于主席實事求是、反對浮夸、糾“左”的方針執行力度還是不夠的，甚至有些是背離的，但是每當毛主席發現的時候，都是第一時間糾正他們的問題。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每一位讀者，一切一線具體執行者“左”的行為，恰恰都是毛主席所反對的、堅決抵制的。毛周朱劉鄧陳在1958——1961的文集都出來了，只有退居二線、不負責具體經濟執行工作的毛主席在這一時期有二十多篇糾“左”的文章，其他同志卻幾乎沒有這方面論述。再看看《毛澤東年譜》，毛主席做自我批評的次數也是最多的。

　　我們在深刻總結“二五“計劃時期的經驗教訓同時，千萬不要忘記二五計劃的偉大成績，這一時期對于我國工業化建設具有重大的奠基作用，其成就絲毫不亞于一五計劃。

　　這一時期，我們完成和部分完成并投入使用了1100個大型工業項目，9萬多個小型工業項目，而且發展了石油工業，不再是“貧油國”，新建了石油化工設備、拖拉機制造、精密儀器制造、有機合成等過去沒有的重要工業部門。1960年同1957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原值由334.6億元增長到721.8億元，增長了1.16倍。極大的推動了工業化的進程。這一時期，農村工業第一次迅猛發展，到1960年，社辦工業企業總數達到11.7萬個，占工業企業總數的46.1%，占集體工業企業總數的74.1%，極大縮小了城鄉差距。

　　憂患百姓憂患黨——前所未有的徹底的決戰，前所未有的困難阻力，前所未有的決心和智慧

　　新中國剛剛成立，三年的時間，中國人民志愿軍竟然就把當時世界上裝備最強大的美軍為核心的十七國聯軍從鴨綠江打到了三八線，使囂張的帝國主義被迫接受停戰了；面對比較嚴重的自然災害，特別是面對蘇聯修正主義撤資和逼債導致的經濟條件困難，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多數人民竟然勒緊褲腰帶，跟著共產黨，同甘共苦的度過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們的工業產值達到了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工業化基本實現，朝著四個現代化的方向邁進；我們自己的導彈造了出來，連自己的原子彈也造出來了……我們的社會風氣極大凈化，全國干部爭著學焦裕祿、群眾爭著學王進喜、戰士和干群都爭著學雷鋒……這就是真實的毛澤東時代。

　　但是，抗美援朝、炮擊金門、對印自衛反擊戰的輝煌戰績，以及一五、二五計劃輝煌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并沒有使毛主席驕傲自滿起來。恰恰相反，他比以往更加憂慮，更加擔心黨的變質，擔心社會的腐化。

　　他那深邃的目光一針見血的看到——形勢比以往更加危險，我們走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困難的一條路。如果黨變質了，社會變質了，數千萬烈士的鮮血就白流了！

　　毛主席不愧是最敏銳的、最有遠見的大戰略家，他深知：中國的農民小生產者規模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大，封建阻力殘余和買辦勢力殘余的濃厚程度在國際共運歷史上也空前的；我們取得了輝煌的建設成就，基本實現了工業化，但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基礎也是相對不足的；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革命奪取了政權，進行經濟革命改造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但是思想上靈魂上，如果多數群眾和干部沒有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黨的干部蛻變為剝削階級分子，蛻變為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被舊的上層建筑腐蝕，并掌握了政權的話，那就有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危險了！所以，思想上靈魂上開展社會主義改造，對于預防黨的變質至關重要。

　　毛主席最偉大的地方，就是他無人可比的革命徹底性。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最全面貫徹了社會主義革命的三個環節——政治的社會主義革命、經濟的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靈魂上層建筑的社會主義革命。預防黨的變質、思想上靈魂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是毛主席所開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道路。他以準備好跌得粉碎的革命精神，開展了前無古人、迄今為止后無來者的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預防黨的變質的實踐探索——這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和數千年剝削階級帶來的一切腐朽產物最徹底的決戰。

　　由于這次決戰的徹底性空前，其困難和阻力的巨大程度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毫無先例可循，出現一定曲折也是難免的，但是毛主席關于預防黨的變質、預防社會主義社會變質的理論無疑是正確的，實踐也是完全必要的。

　　李慎明老師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袖中，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十分敏銳地借鑒蘇聯黨靜悄悄地改變顏色的深刻教訓，是最為重視解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問題的第一人。他及時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確保黨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并努力艱辛實踐。至于在艱難探索如何實現黨永不變質這一根本性的戰略思想中所出現的失誤甚至錯誤，我們亦必須實事求是加以重視，并切實改正。但決不能由此否定毛澤東關于黨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本身。”這句話完全正確，請那些想否定毛主席關于預防黨的變質理論的小丑們閉嘴吧！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出現過曲折， “三五”計劃和“四五”計劃也實現了大幅度超額完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記載：“1970年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在這五年中……經過1969年特別是1970 年的努力,1970年我國經濟還是基本完成或超額完成了‘三五’計劃原定該年度的主要指標。工農業總產值超過‘三五’計劃指標的16.2%-14.1%、其中:農業總產值超過2.3%,完成了低線指標;工業總產值超額完成21.1%。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完成計劃的百分比為:糧食109.1%-100%,棉花103.5%一94.9%,棉紗125.7%,棉布122%,鋼 111.2%，原煤122.1%,原油165.7%，發電量105.4%,鐵路貨運量為計劃的97.1%,財政收入為計劃的82.9%,社會商品供應量和社會購買力分別完成計劃的104.8%和101.4%;全民所有制部門職工平均工資為609元,為計劃的 82.6%;五年基本建設投資完成810.5億元,為計劃的 95.4%。”“1971年底，絕大部分經濟指標都按原計劃完成，工農業總產業到3482億元,比上年增長12.2%。其中,農業總產值1107億元,比年增長 3.1%;工業總產值增長2375億元，比上年增長14.9%;糧食產量5020.8億斤,比上年增長4.2%,完成計劃的104.2%-100%2132萬噸,比上年增長19.8%,完成計劃的106.6%-101.5%。”“1975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4467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1.9%。其中,工業總產值3207億元，增長 15.5%;農業總產值1260 億元,增長3.1%。在工農業產品產量方面，糧食產量達到5690 億斤,比上年增長3.36%,創歷史最高水平;鋼產量2390 萬噸,增長 13.16%;原煤 4.82億噸，增長16.71%;原油7706萬噸,增長18.83%;發電量1958億度,增長17.39%;鐵路貨運量8.9億噸,增長12.9%。財政收入815.6億元,比1974年增長32.5億元。”“1975年是完成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在這一年,農業總產值、工業總產值和大多數產品產量指標已經按照計劃要求完成。工農業總產值完成計劃的101.7%”“其中農業總產值‘四五’計劃規定1975年達到1230億元,實際達到1260億元,完成104.5%,比1970年增長18.1%,平均每年增長3.4%。四種主要農產品中糧食超過指標，完成103.5%,平均每年增長891萬噸;生豬、水產品達到指標;棉花產量計劃規定為250 萬噸,1973年曾經達到256.2萬噸,提前實現‘四五’計劃指標,1975年因災減產,完成95.2%。工業總產值完成100.6%，比規定指標 3200億元略為超過,同1970年比較,五年增長了56%，平均每年增長9.3%。主要工業產品,原煤完成109.5%,原油完成110.1%，發電量完成103.1%,棉紗完成96.8%。鋼產量計劃規定為3000萬噸,完成了79.7%。鐵路貨運量完成98.7%。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完成下限的101.6%。財政收入完成98%。‘四五’期間施工的大中型項目共有2579個,全部建成投產的有700多個。其中包括:全長820公里的湘黔鐵路,全長753公里的焦枝鐵路,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電氣化工程,大港油田,劉家峽水電站等。這些施工項目的完成大大增加了生產能力,進一步改變了生產布局。”污蔑毛澤東時代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瞎子、傻子、白癡們，仔細讀一讀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黨史教材吧！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中國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迄今為止困難阻力最大、時間最長、革命徹底性最強的一次大革命，正是因為困難阻力空前，我們多次面臨困境、絕境，經歷過很多曲折。但是，我們的領袖毛澤東總是能在曲折中成長，帶我們絕地重生、克服困難，從而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毛主席正是因為有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開拓的非凡魄力、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從而鍛煉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獨有的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和高瞻遠矚的戰略遠見。處于逆境，最需要的就是堅定不移的信念和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從而實現成長、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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