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筆者正在忙畢業(yè)的事情，當時兩大左翼網(wǎng)站同時刊登的一篇題為《張欽禮魂歸故里》的報道忽然引起了筆者的注意。

　　2004年5月17日上午，張欽禮同志的骨灰被送回故鄉(xiāng)——河南省蘭考縣南彰鄉(xiāng)張莊村。

　　在沒有人通知、更沒有人組織的情況下，運送骨灰的靈車剛剛駛入蘭考縣境內(nèi)，就被早早等候在沿途路口的十萬蘭考來百姓攔住，他們在路旁擺放了祭品，打出了悼念張欽禮的條幅，哭倒在張欽禮同志的遺像前……

　　在那個已經(jīng)被市場社會塑造得極其自私、冷漠的大環(huán)境里，在那個理想主義早已死亡的時代，竟然還能發(fā)生這樣的事情，足以讓人稱奇；

　　而當時更令筆者感到詫異的是，十萬蘭考老百姓自發(fā)含淚送行的人，竟然還是一個“前落馬官員”，哪怕他去世時還是“戴罪之身”。

　　然而，仔細了解張欽禮同志的事跡之后，筆者卻被深深震撼了。

　　筆者以及與筆者同齡的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傷痕文學的大染缸下成長起來的，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時代或多或少都存在不少誤解。

　　而我們這一代人在青年時代，能夠接受共產(chǎn)主義啟蒙或者說是“左轉”，絕大多數(shù)都是因為“五八炸館”、“四一撞機”所激發(fā)起來的愛國主義情緒——由當時的無比憋屈，而懷念視帝國主義為紙老虎的偉人以及他所開創(chuàng)的時代。

　　對于沒有經(jīng)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而言，很容易因為這種樸素的懷念，把那個“遍地英雄下夕煙”的時代想象成一個完美無缺的“理想國”。因而在遭遇到右派拿出另一些歷史事實之后，理想崩壞、信仰崩塌，又叛變了回去；或是如當年被覺醒到今天依舊活躍在輿論場的一些人那樣，把毛主席僅僅打扮成一個愛國主義者、甚至是民族主義者，而打心眼里卻并不認同真正的共產(chǎn)主義，不認同毛主席為實現(xiàn)社會平等所作出的努力。

　　慶幸的是，筆者在青年時代了解到了張欽禮同志的事跡，透過發(fā)生在張欽禮同志身上的事情，看到了一個更加復雜且并不完美的毛澤東時代，而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免疫”訓練。

　　1927年，張欽禮出身于張莊村一個貧苦農(nóng)民家庭。1942年，年僅15歲的張欽禮投身革命，參加黨領導的魯西南抗日游擊隊，因為表現(xiàn)突出于1945年5月光榮入黨。解放戰(zhàn)爭期間，張欽禮組織后方、支援淮海戰(zhàn)役，經(jīng)歷過槍林彈雨，身負重傷，屢立戰(zhàn)功。

　　解放后，22歲的張欽禮當上了考城縣縣長。1954年，蘭封、考城合為蘭考縣，張欽禮又當上了蘭考縣的縣委副書記兼縣長。

　　上任之后，張欽禮在積極引導全縣農(nóng)民參加互助合作走上集體化道路的同時，著手治理當?shù)氐娘L沙鹽堿災害。他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哪里最艱苦他就到哪里，哪里最危險他就出現(xiàn)在哪里。在他的帶領下，蘭考人民經(jīng)過兩年的努力，使全縣糧食產(chǎn)量由解放初期年人均300斤提升到1956年的524斤。

　　1957年4月，整風運動開始，張欽禮深感解放后確實有不少干部變了，他們居功自傲、貪圖享受、耍官僚特權威風，毛主席作出的整風運動非常及時；6月，整風轉為反右，張欽禮實事求是地堅決打擊少數(sh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同時保護支持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的干部教師和群眾。

　　然而，來蘭考坐陣指揮反右運動的河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趙文甫，卻壓制群眾向黨提意見，在全縣一千二百多干部教師中打出了三百六十個右派；特別是把一張揭發(fā)縣委組織部長霸占軍婚違法亂紀的大字報作者，及二百多簽名者一律扣上反黨帽子打成右派，在全縣造成很惡劣的影響。

　　面對上級的威壓，當時蘭考的縣委一把手和其他領導成員都無動于衷。這時張欽禮挺身而出，提出：我縣干部教師絕大多數(shù)是跟黨走的，右派是很少數(shù)，把這么多幫助黨整風提意見的干部教師打成右派違背黨的政策，應該糾正。

　　這一下子惹怒了趙文甫，他一句話把張欽禮定成中右，撤銷其縣委副書記職務，內(nèi)定限制使用；反右結束后，還將那位縣委組織部長調(diào)到鄰縣又提為副書記。

　　1958年大躍進，河南第二書記吳芝圃和剛晉升為副書記的趙文甫、省委常委秘書長戴蘇理等人的推動下，河南省成為共產(chǎn)風、浮夸風為主的“五風”重災區(qū)。吳芝圃等人在全省縣長會議上大反右傾，給下級層層加碼，很多縣長頂不住壓力虛報產(chǎn)量、亂定計劃。張欽禮卻在會上不隨大流、不說假話，如實匯報蘭考的實際產(chǎn)量和計劃數(shù)字，還直言會上報的數(shù)字有虛假，他不相信一畝地能打幾千斤。這引起了吳芝圃的強烈不滿，在會上將張欽禮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消黨內(nèi)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一年，工資降三級處分，下放農(nóng)村監(jiān)管勞動。

　　在下放勞動期間，張欽禮親眼目睹“五風”泛濫成災，加之自然災害，蘭考群眾食不果腹，又驚聞信陽出現(xiàn)餓死人情況，張欽禮冒著被吳芝圃進一步惡整的危險，跑到北京向周總理匯報情況，被周總理稱贊為全國第一個來北京向黨中央反映下邊真實情況的縣長。

　　周總理打電話給當時的河南第一書記劉建勛，給張欽禮平反恢復工作。一回到蘭考，張欽禮就投入到糾正“五風”、組織救災、恢復生產(chǎn)的工作，還把補發(fā)的監(jiān)管勞動期間的1240元工資， 全部捐給救災辦公室。

　　1962年12月，焦裕祿調(diào)蘭考任第一書記，張欽禮和焦裕祿徹夜長談、一見如故，從此同心協(xié)力，團結全縣干部群眾，投入戰(zhàn)勝災荒、從根本上降服風沙鹽堿災害改變蘭考窮困面貌藍圖的艱苦戰(zhàn)斗中……經(jīng)過一年零三個月披風沐雨日夜奮搏，終于在初步戰(zhàn)勝災荒的同時，徹底查清了全縣風沙鹽堿形成的來籠去脈，繪制出根治“三害”改變蘭考窮困面貌的藍圖。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同志逝世，張欽禮為失去焦裕祿這樣一位他十分敬重的好班長而深感悲痛，決心把焦裕祿的英雄事跡加以總結、宣傳，以動員全縣人民為改變蘭考窮困面貌而斗爭。他寫報告給河南省委，向新華社來訪的穆青等人傾訴焦裕祿的事跡，最終促成了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誕生。不過，這引起了省委吳芝圃等人的記恨。

　　1966年5月“運動”初起，當張欽禮正帶領全縣人民為落實藍圖戰(zhàn)天斗地時，時任蘭考“四清”工作團團長的秦一飛等人卻操縱蘭考的一些縣直干部，將張欽禮打倒，掛牌游街、殘酷批斗；1967年1月，開封軍分區(qū)介入蘭考運動，把張欽禮抓進監(jiān)獄，多次逼迫他承認捏造焦裕祿事跡；跟隨焦裕祿、張欽禮戰(zhàn)風沙鹽堿的1260多名骨干積極分子也被抓進監(jiān)獄，讓他們揭發(fā)張欽禮；縣委副書記張邦興、縣人民銀行行長楊孔召被逼上吊自殺。他們還關閉了焦裕祿紀念館，焚燒了宣傳焦裕祿事跡的資料。

　　1967年6月，周總理親自過問河南問題，指令河南省軍區(qū)立即把張欽禮及河南全省所有一起入獄的人員全部釋放，并把張欽禮送到北京，張欽禮才結束了五個多月的牢獄之苦?；氐教m考，張欽禮被任命為縣革委主任，立即重新投入大戰(zhàn)風沙鹽堿“除三害”的戰(zhàn)斗。

　　然而，原先的勢力并不甘心失敗。1971年初，時任河南第二書記、省軍區(qū)副政委的王新以提任張欽禮為豫皖蘇人防委員會主任、兼信陽地革委副主任的名義，將張欽禮軟禁到了大別山，到張欽禮老家逼死了張欽禮的老母親；穆青得知張欽禮被軟禁的消息后，立即反映給周總理，周總理才將險些被迫害致死的張欽禮又一次解救出來。

　　九一三事件之后，王新倒臺，張欽禮重新回到了蘭考，再次帶領全縣人民恢復了落實藍圖的戰(zhàn)斗：

　　1973年冬，張欽禮把全縣農(nóng)村青壯年兩萬人組成民兵師，帶領他們開赴引黃灌淤工地，結合訓練民兵，行動軍事化，冒嚴寒日夜奮戰(zhàn)，一氣開挖干渠160華里，動土300萬立方。

　　1974年黃河秋汛來時，蘭考人民利用新挖成的干渠引黃河水在沙堿地灌淤，西半縣8個公社的沙堿地普遍淤上一層厚厚的黃泥，改土一年大見成效。

　　1975年又分三路引黃河水灌淤東半縣，到1976年東半縣的改土任務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以來的灌淤成果，經(jīng)張欽禮之手，全縣26萬多畝沙荒鹽堿地全部變成良田，從根本上改變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條件。

　　到1976年底，全縣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實現(xiàn)了人均七分旱澇保收田，全縣農(nóng)作物產(chǎn)量成倍增長，許多老災區(qū)、貧困隊成了余糧隊、富裕村……

　　張欽禮在工業(yè)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績:

　　到1976年底，蘭考全縣建成五個國營大廠，各社鎮(zhèn)共建成五十多家集體工廠?？h、社工廠認真貫徹了毛主席批示的鞍鋼憲法，實行了“兩參一改三結合”，極大提高了工人技術人員的主人翁思想和生產(chǎn)積極性。各廠普遍建立了工人、技術員、領導三結合的科技攻關小組，人人動腦筋，改進舊產(chǎn)品，研制新產(chǎn)品。

　　1974年開始，蘭考縣機械廠、農(nóng)修廠生產(chǎn)的磚瓦機、變壓器、電動機、深井泵、潛水泵，成為省內(nèi)領先產(chǎn)品，行銷二十多個省區(qū)；縣機械廠以及兩個公社機械廠早于開封市大廠好幾年，生產(chǎn)出四輪拖拉機；縣酒廠生產(chǎn)的紅、白葡萄酒成為香港的搶手貨，每年上交國家利稅雙百萬……

　　1977年11月，正當張欽禮帶領蘭考人民繼續(xù)奮戰(zhàn)時，又被帶走隔離審查了，親自審訊他的，正是他的老“冤家”——趙文甫、戴蘇理……

　　1979年底，張欽禮被正式逮捕入獄，判刑13年。張欽禮服刑期間，不少蘭考群眾帶上食品跋涉數(shù)百里，到豫西新安縣礦山勞改場探望。

　　張欽禮刑滿出獄后，無工資無公費醫(yī)療，生活費用全靠兒女供給。新聞界聞知張欽禮出獄，蜂擁而來采訪，為他鳴冤喊屈。令張欽禮不滿的是，這些鳴冤把他說成是受“極左”路線迫害。

　　為了還毛主席、還毛澤東時代清白，晚年的張欽禮帶著一身疾病，把他的坎坷經(jīng)歷寫成二十多萬字的紀實，要留給后人作歷史見證。

　　2004年5月7日，張欽禮同志目視著病榻前墻壁上讓家屬掛著的毛主席像含冤告別了人間。

　　張欽禮后半生坎坷多難的革命生涯，讓筆者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那句“革命有血，有污穢，但有嬰孩”，盡管這污穢并非由革命者親自造成的，它向我們展現(xiàn)了“兩條路線的斗爭”是多么的復雜、多么的殘酷。

　　張欽禮在毛澤東時代的不公遭遇，有力駁斥了右派對毛澤東時代的污蔑：一個無限忠于人民、無限忠于毛主席并取得了卓越成績的革命者，尚不能得到毛主席的“保護”，不正說明毛主席根本不是“一手遮天”嗎？

　　張欽禮的坎坷經(jīng)歷說明毛澤東時代并不完美。不過正是因為看到了毛澤東時代的不完美，我們才更能理解毛主席晚年的努力。

　　張欽禮代表了一大批在不完美時代遭遇了種種委屈卻依舊為著最廣大的勞動人民頑強戰(zhàn)斗的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他們是我們的榜樣，他們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深切緬懷張欽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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