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4日至26日，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赫魯曉夫在24日作出的《關(guān)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否定。由此，蘇聯(lián)開啟了去斯大林化和去民主化。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政協(xié)禮堂召開。在大會上，毛主席致了《開幕詞》，劉少奇作了《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鄧小平作了《關(guān)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關(guān)于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
大會討論通過了《關(guān)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chǎn)黨章程》 和《關(guān)于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至1962年）的建議》。
大會選舉產(chǎn)生了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97人，候補中央委員73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鄧小平。
“八大”之后，劉少奇、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當時中央的基本領(lǐng)導格局為：政治局會議主要由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會議主要由鄧小平主持，國務(wù)院則由周恩來主持。
而在“八大”召開之前，毛主席就已經(jīng)向中共中央提出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職務(wù)的問題。
對這個問題，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中央高層會議上，大家進行了討論。討論的結(jié)果是：對毛主席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認為可行”；對毛主席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 。
1957年4月30日，第十二次最高國務(wù)會議在北京召開。毛主席在會上再次提出不準備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的問題，并委托與會人員在各自的范圍內(nèi)透露這個消息。參加會議的陳叔通和黃炎培連夜給劉少奇和周恩來信，在信中真摯而懇切地提出：從我們國家的現(xiàn)實著想，最高領(lǐng)導人還是不動為好。
5月5日，毛主席在仔細閱讀陳、黃的來信后，提筆在信中作了多處批注，并在信末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除贊同信中修改憲法的建議外，又再次申明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理由。
當天，毛主席就將寫了批語的陳、黃來信轉(zhuǎn)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等人閱看，并指示：“請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
遵照毛主席的意見，1957年5月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會議，專門討論陳、黃來信和毛主席的批語，會議在毛主席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guān)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毛主席為何在1956年堅決要求辭去黨和國家主席的職務(wù)呢？
竊以為，這與蘇共的二十大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
蘇共在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與“全民國家”、“全民黨”的政策，無疑是對外搞投降主義，對內(nèi)搞修正主義。此前，我國在各個方面基本上都是學習蘇聯(lián)模式，而投降、變修后的蘇聯(lián)，顯然不宜再作中國的樣板了。因此，毛主席需要擺脫繁雜事務(wù)以騰出時間來研究馬列主義理論與我們黨和國家的未來問題。
當然，這只是筆者的猜測而已。根據(jù)是，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在二屆全國人大不連任國家主席時曾說：“……從1958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wù)，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現(xiàn)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
另外，1958年12月9日，毛主席在審閱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關(guān)于他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決定時批注：“騰出較多的時間，從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工作”。
不過，無論筆者猜測的對不對，在二屆人大會議后，毛主席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一職，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而實際主持工作，相信懂的都懂，不懂的也都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筆者想問的是：1958年至1961年發(fā)生的事情，社會上的侫人們憑啥一股腦兒往毛主席身上潑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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