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晚年的追逐

　　一、最早察覺對大寨的爭議

　　張懷英對大寨的態度是始終不渝的，他從樹立大寨紅旗到大寨遭受挫折，一直不改自己的立場和態度，所以許多上層人士每逢談起大寨來，不僅談陳永貴，而且也要談到張懷英。甚至有些和他共過事的政界人士每逢品評到大寨就要說：“這事我和懷英談過。”或者：“大寨的事情還沒有和懷英交換意見。”

　　毛主席提出“農業學大寨”的偉大口號后，在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張懷英是堅決支持并認真對待的，每到一地總是因地制宜地推廣大寨精神和經驗。但是，學大寨運動到了最高潮時，張懷英就敏感地察覺到了一些有爭議的事情，最初還是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的察覺。

　　1976年11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由全國各地的地、縣委書記和部分省委書記參加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當時的中央主席華國鋒提出“要更高地舉起大寨紅旗，大干，苦干，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爭取到1985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8000億斤”。會議之后，陳永貴馬不停蹄地到全國各地檢查學大寨會議落實情況，為實現產糧8000億斤的目標奔忙。

　　陳永貴正在興致勃勃四處奔忙的時候，當時的中央黨校校長在一次會上講：“學大寨修人造平原是破壞生態平衡，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這件事張懷英聽到后第一次發生了觸動，首先對他所在的運城地區農業學大寨運動就發生了阻力。

　　張懷英介紹說：這位黨校校長在文革中下放到河南多年，他所在的地方學大寨是形而上學，不是聯系實際學大寨精神，所以在農田基本建設中看到的都是搞花架子，而他本人又沒有到過大寨，沒有感受到大寨人改天換地的勞動熱情，因此就產生了如此看法。這也是環境改造人吧！陳永貴聽到這個消息后火冒三丈，放開粗嗓門說：“他懂得什么？我們把干河溝修成良田，把山上的梯田停耕還林，這怎么叫破壞生態平衡？搞農業不修地，糧食從哪里來？我看他是在北京住的時間太長，白面，大米養肥了他，不知道白面大米是怎來的！”

　　陳永貴當著張懷英的面把這位黨校校長罵了一頓，接下來還是大抓各地的農田基本建設。與此同時，張懷英了解到李先念去了一趟山東，看到山東人民學大寨勁頭大，成績顯著，把一些荒灘荒地都修成了良田，十分高興。陳永貴也親自到山東視察，參觀，總結經驗。陳永貴為了把農田基本建設再向前推進一步，提議在山東召開全國性的農業會議。這一提議得到了中央的批準。1978年7月，中央在山東召開了由全國地委書記和部分縣委書記參加的農業會議。參加人員先到山東報到參觀，一個禮拜后返回北京，正式開會。

　　在山東的參觀給張懷英留下很深的印象，啟發很大，他確實感到山東在全省范圍內掀起的學大寨運動成績顯著，并且已經形成了全省人民的自覺行動。山東處處都能看到治山治水的輝煌戰果，不僅農業搞得好，而且多種經營也跟上來了。相比之下，就感到大寨在山西，而山西的學大寨成績遠不如山東。

　　張懷英在山東參觀時，也接觸了一些過去熟悉，現在在外省工作的老同志和老上級。閑聊中，談到了北京和其他地方一些人對大寨經驗的一些不同看法。對于這些不同看法，張懷英在運城時也有所聞，感覺到問題并不那么簡單。這不是個別人的看法，也不是一些人不負責任的牢騷話，很可能是有來頭的，說不定就是中央高層的一些分岐意見在社會上的反映。

　　山東參觀結束后，張懷英也隨與會人員進京。第一天休息時，張懷英去看望原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李一清。李一清是昔陽人，從文革開始被隔離審查，1978年才被解放，住在中直招待所。李一清見到張懷英，寒暄過后就向他打問大寨的情況怎么樣？昔陽怎么樣?張懷英回答說：“大寨很好。昔陽這幾年學大寨真是天翻地覆。”李一清說：“我聽咱縣人來都說好。可是現在北京對大寨、昔陽議論很大，最大最根本的一條是大寨的道路走不得，這幾年學大寨不是取得了成績，而是帶來了災難，七斗八斗的；大寨的生產也不是什么自力更生，而是國家扶持起來的，代價太大，甚至說陳永貴也不是什么好人，有人主張要打倒他。”張懷英聽后說：“老李，1963年大寨遭災后你去過，你也直接向中央反映了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文革這十年來，大寨也沒有伸手向中央要什么東西，昔陽的變化也全是靠昔陽人民出大力，流大汗干出來的。陳永貴在舊社會是躺倒一根茭圪欄，立起來一根黍秸秸的窮光蛋，解放后翻了身，走組織起來的道路，怎么能成了壞人？至于工作中有點錯誤也在所難免呀。”

　　李一清和張懷英的談話又一次引起了張懷英的深思，迫使他再一次對大寨問題進行反思。我記得有一次他向我回顧這一次談話時對我說，李一清不在山西工作，不存在派性偏見，他對大寨的看法應該是公道的，可是面對大寨問題的爭議，又怎么認識呢？

　　張懷英在北京開會期間，對他來說更是重新認識大寨的機會。在北京開會的第一天，會議由李先念主持，紀登奎作了報告，總的精神還是推廣大寨經驗，盡快把農業搞上去。

　　第二天上午，張懷英來到了陳永貴家。陳永貴見到張懷英，熱情地招呼他坐下，然后問到在山東參觀怎么樣?張懷英說：“總的印象很好。相形之下，山西落后。”陳永貴說：“是呀!謝振華在的時候，名義上學大寨，實際上不學，落下的步子可大了。”說罷他又問張懷英：“紀登奎的報告怎么樣？”張懷英說：“精神很好，就怕貫徹不下去。”張懷英這么一說陳永貴變了臉色，沉思了一陣，又問張懷英：“你是說北京有人反對學大寨嗎？”張懷英點了點頭。陳永貴又說：“反對就反對吧，我看他們能反成個什么樣子！”張懷英說：“問題可不是那么簡單。”

　　陳永貴聽了這話，似乎明白了什么，說：“我知道，今年一月份就有人向我開火了。他媽的，他知道什么？人們不是說他就知道胡說？他說他的，我們干我們的。過幾天你再聽聽李先念副總理的報告就知道了！”從言談舉止中，張懷英看出陳永貴對外面的議論雖然反感，但并不了解這個問題的復雜性，而且對繼續推廣大寨經驗是很有信心的。陳永貴又問張懷英：“你覺得事情會怎么發展？”張懷英還是那句話：“現在很難說，總之是要多聽聽，多看看。”

　　說著話，快中午了，張懷英要告辭，陳永貴要留張懷英在他家吃飯。張懷英說：“我回去吃。”陳永貴也不強留，把張懷英送到大門外說：“過幾天你來，咱們好好商量一下。”

　　在往會議駐地西郊賓館返回的路上，張懷英感到，陳永貴進了北京，官做大了，勝利消息聽多了，順耳話他愛聽，逆耳話聽不得，如果身邊沒有得力的人員協助工作，多方面掌握情況，也難以對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就像眼下，北京在他和大寨的問題上已經掀起了軒然大波，他還在那里津津樂道，不聞不問。這說明像陳永貴這樣的勞動人民出身，跟人民群眾有血肉聯系的勞動模范，如不注意，也有脫離實際，脫離客觀，脫離群眾的危險。

　　會議期間，陳永貴向張懷英住的西郊賓館會務組打電話，讓張懷英到他那里去一下。那次見面，給張懷英的第一印象是陳永貴的情緒很不好。坐下后，陳永貴問張懷英：“這段會議開得怎么樣？”張懷英說：“大家討論李先念副總理的報告，都覺得把大寨精神提到了應有的高度，都覺得對。正如李副總理講的，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應該世世代代傳下去。可是說是說，做是做，一些人在會議上說得到，實際中并不一定這樣做。”張懷英講這話的時候，陳永貴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張懷英講完后，陳永貴接過話頭說：“老張啊，現在情況確實在起變化。這次會議的精神不出你所料。李先念副總理作了報告以后，熱心學大寨的一些省覺得這下好辦了，它反映了廣大干部群眾想改變現實的愿望。可是《人民日報》對李副總理的報告反應不積級。有的人甚至說‘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針對大寨的。”張懷英說：“那倒不一定。”陳永貴問：“你說怎么不一定。”張懷英說：“如果單說是針對大寨，用不著這么大的勁，也不必上這個綱。”

　　陳永貴雖然沒念過多少書，但對政策問題向來很敏感。聽張懷英這么一說，他頓時沉思起來，停了一陣，似乎有所覺察地說：“照你說，大頭還在后頭哩！張懷英說：”是呀！”他又問：“那你說咱們該怎么辦？”張懷英依然是重復著上次的話說：“現在只能是多聽聽，多看看，按中央的指示辦。”陳永貴聽了順口而出道：“按中央的指示辦？李先念副總理難道不代表中央？有的人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就代表中央啦。”張懷英勸陳永貴說：“老陳，話不是這樣講。政治上的問題有時候一時說不清。”

　　張懷英當時對陳永貴的評價是陳永貴在政治上盡管敏感，但是在一些問題上還是不甚了解。沉吟了一陣，陳永貴似乎又覺察到什么問題，又問張懷英：“老張，你覺得這幾年我在推廣大寨經驗方面有什么問題？我進北京后人們對我有什么反應？”

　　張懷英這時候就想到，他跟陳永貴從1946年相識后，關系越來越密切，后來到了無話不說的程度。只要聽到陳永貴有什么不對，張懷英就直接了當地向他提出，陳永貴對張懷英的正確意見也沒有不采納的。陳永貴也不止一次地對人說：“唉，懷英為了我吃盡了苦頭。”陳永貴進了北京，張懷英到運城當了地委書記以后，倆人見面的機會相對少了，交流的也不多，見了面說話的時候張懷英也變得比過去謹慎，原因是陳永貴管著全國，張懷英對全國情況不了解，話說錯了可能對全國有影響。當時陳永貴問到推廣大寨精神時，張懷英說：全國各地成績都不小，大寨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精神都不能說是錯誤的，是要積級地推廣。但是，1976年以來，有人提出推廣大寨一整套的具體管理辦法，要不就是對大寨精神的原則肯定，具體否定。不知后來你是不是也認可了？我覺得這個提法不妥。因為全國各地的情況不同，干部對集體化管理的經驗積累程度也不同，群眾的政治覺悟程度也不同，對集體化信任程度也不同，經驗的推廣只能由低到高一步一步來。像大寨的管理經驗，在一些地方推廣就只能造成混亂。我到壽陽第一年就宣布三不：不取消自留地，不實行大隊核算，不搞大寨的勞動管理辦法。老陳你知道吧，有人向我提意見說：“老張，你這樣做不是跟大寨經驗抗膀子嗎？”我說：“不，這不是跟大寨經驗扛膀子，這是從實際出發。”我想你陳永貴也不會聽信了一些人的小道消息說我反大寨。后來我給你匯報，你不是也表示贊成嗎？也說一切從實際出發。兩年后壽陽的糧食產量翻了一番，群眾自覺提出來不要自留地了，大寨的記工辦法也逐步開始推行。再說，自然情況也不盡一樣。就說大隊核算吧，咱們昔陽一般都是一個自然村一個大隊，在運城就不是，大部分是好幾個自然村聯合組成一個生產大隊，如果實行大隊核算，就等于是公社核算。你想想，就是現在昔陽這樣的條件推行公社核算條件成熟不成熟？這是在山西，差別就這么大，你想想全國各地差別會有多大？只學精神沒有具體辦法，執行起來就等于一句空話。具體辦法應該從各地的具體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用一個模式把它定死。

　　張懷英說這些話的時候，陳永貴一邊抽煙，一邊靜靜地聽著，有點不置可否。停了一陣，他很慎重地說道：“我到外省倒沒有講推廣大寨的一整套管理辦法。比如我到湖北講話，就講大寨的評分制度在你們這里不適用。但我在晉中倒是把這個問題提的比較突出。我聽說你在運城從來不提這個口號，我當時也覺察這里邊有問題，那里有那里的情況嘛!我知道，你向來有自己的主意。”

　　說到這里，陳永貴又向張懷英打問他進北京后人們對他有什么意見。張懷英說：“你在北京工作忙，人們都理解。過去的很多熟人都想見你，也都不愿意輕易地打擾你。有些實在想見你的老同志來找你，我想也是該見的，可是大都被工作人員給擋駕了。”張懷英順便點了幾個人的名字，說：“他們不理解，不知道是你的意思，還是工作人員這方面沒有把握好，所以不免就產生一些誤會。”

　　張懷英說這話的時候，陳永貴頻頻點頭表示歉意。聽了張懷英的一番話，陳永貴表態說：“這個問題我也有一點察覺。他們總是接到電話不告我，說我沒有時間。我幾次對他們說不可以這樣。”陳永貴說后又問：“老張，你是不是也覺得到北京來，我的門不好進？”張懷英說：“我沒有這個感覺。我只是覺得你事情忙，不想打擾你。我想來我就要來。我想沒有人擋我的駕，你也不會不見我。”陳永貴有點困惑地說：“我在太原時，在你家吃，你家住，那怎么你幾次來，我留你吃飯，你總是不吃就走了？”張懷英笑笑說：“主要是你在北京客人太多，負擔不起，我不愿意帶這個頭。”陳永貴又問：“老張，你是不是聽人說我進北京以后有點變？”張懷英說：“總的來說，你當了政治局委員，地位變了，這是客觀存在的。但是你在聯系群眾這一點上還是很注意的。一般人像你這樣職位，發生這么大的變化，都做不到你這個程度。但你與當大隊支部書記時相比，是有不小的變化，這一點你可能感覺不到。我接觸過一些省里邊的老同志，開始也是勞動人民出身，后來官越做越大，人們說他思想作風都變了，可是他自己并沒認識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以后，他們深有感觸地說：“現在找人辦事是人難找，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真是一堵墻把人隔開了。過去我們在臺上時看來也是這樣。我們這些做了官的人如果不十分警惕，很容易給下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劃一道鴻溝。”陳永貴感嘆道：“是呀！這幾年來，我在這一點上還是有缺陷的。”

　　大寨問題出現爭議以后，張懷英最初只是反思。他尤其對陳永貴關于主張過渡一事反思的最多。

　　張懷英在他的回顧和反思中提到，陳永貴從大寨的實踐中體會到大隊核算的優越性，因而對集體化，對大隊核算很感興趣。當他在昔陽掌權之后，為了適應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需要，就在全縣實行了大隊核算，從而使昔陽的農業生產大踏步地前進，糧食產量三年翻了一番，五年翻了近兩番，昔陽的五道大川基本得到了治理，土地增加了六萬多畝。

　　在勝利面前，陳永貴的頭腦不太冷靜了，在改變所有制的問題上產生了一些偏頗的想法。早在1972年的時候，他曾一度設想在大寨公社實行以社為核算單位的試驗。

　　陳永貴拿出這個設想先在公社干部里協商，并讓廣大群眾討論，人們表面上都贊成，實際上看法不一致。縣里的多數領導則是老陳說怎就怎，而不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和思考。

　　當時張懷英還是山西省核心小組辦公室任主任、省革委常委，因為山西的派性問題留在北京，后來又在河北舉辦的“五七”干校學習班勞動鍛煉。那一年他從河北“五七”干校回到昔陽休假，縣里和大寨公社幾個主要領導人去家里看他，談到了以公社為核算單位的問題，覺得陳永貴搞得這個試驗有點不妥。張懷英聽了，也覺得這樣做有問題。他們在陳永貴面前不敢多說，都希望張懷英能跟陳永貴談一談。張懷英和陳永貴見面的時候就把這個問題點明，很直率地提出搞公社核算條件不成熟，并且用1956年辦聯社的歷史教訓來說服他，說那時的情況記不記得，不是鬧下了一堆意見嗎？陳永貴接受了張懷英的建議，同意停止試驗。

　　后來到了1975年初，陳永貴又設想在大寨公社試驗公社核算。華國鋒到大寨視察時發現了這個情況，向他指出搞公社核算條件不成熟，陳永貴又接受了勸告，第二次停止了公社核算的試驗。

　　張懷英說，沒過幾個月，也就是在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的前兩個月，陳永貴的心思又活動了。他記得，陳永貴在那一天開完省委會議，坐車駛向大寨。一路上，陳永貴多次停車察看榆次、壽陽、陽泉、平定的莊稼長勢，覺得農業學大寨的形勢很好。隨后又到河北、河南轉了一圈。回到大寨后，陳永貴好像心里有了底，認為全國實行大隊核算的條件已經成熟，就讓人代筆向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就農村生產大隊核算向大隊過渡和勞動管理制度等問題向毛主席又提了五條建議。陳永貴上書，毛主席這位偉人也拿不定主意，因為這些事情動作不小，尤其全國性過渡，實行起來是全國性的效果，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于是，這位偉人就陳永貴的建議作出批示，讓政治局討論一下。于是在1975年9月23日到10月21日，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期間，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召開農村工作座談會，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組織討論陳永貴提出的迅速過渡的建議。這次座談會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還特地請了幾個省的省委書記參加。

　　既然不是所有的省委書記都來，請誰不請誰大有名堂。陳永貴知道山西省委書記王謙傾向于搞大隊核算，就提出建議讓王謙參加，讓他講一講過渡到大隊核算的好處。結果王謙偏偏有事不能參會，陳永貴對此心里很不高興。

　　就為核算單位向不向大隊過渡的問題，據說在那次會議上發生了很大爭議。趙紫陽和譚啟龍這兩位大省的省委書記堅決反對向大隊核算過渡，連一向左的歷害的張春橋也表示不同意，說這是冒險主義。陳永貴要力排眾議，一再強調大隊核算的好處，諸如搞農田基本建設還是統一計劃統一分配之類的優越性。爭到高潮之處，陳永貴忍不住高門大嗓地大吵起來，也就有了陳永貴大鬧省委書記會議之說。

　　就這個問題，在第一次全農會議上并沒有爭出個結果。由于意見分歧太大，雙方無法統一，陳永貴的意見只有擱置起來。

　　在陳永貴給毛主席寫信前夕，幫助陳永貴寫材料的宋莎蔭從太原返回大寨的途中路過壽陽看望張懷英。他見了張懷英就說：“老陳這段正考慮給毛主席寫一封信，建議全國實行大隊核算，讓我考慮動手寫。我到山西日報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見，看法不一致。你來壽陽已經兩年，沒有改變所有制，還是生產隊核算，準備什么時候搞大隊核算？”

　　張懷英說：“壽陽前幾年分了合，合了分，損失太大。今年產量可比正常年景的產量要翻一番，比合作化前要翻一番多，群眾現在相信集體化比單干優越，對依靠集體增加生產有了信心；干部都參加了勞動，干群關系比較好，干部們也得到了領導生產、部署生產的經驗。準備明年開始分批分期實行大隊核算。”宋莎蔭說：“壽陽明年還不能全部實行大隊核算，那全國開始實行大隊核算是不是更早了些？”張懷英說：“全國情況我不了解。山西的合作化基礎在全國來說是比較好的，就山西的整個情況來說，現在全國實行大隊核算恐怕為時太早。”宋莎蔭說：“以昔陽來說，實行大隊核算比生產隊好。”張懷英說：“昔陽的合作化基礎在山西雖說不是個別，但也不是多數，大約只占30%左右。昔陽不只在1967年才實行大隊核算，就是在1961年核算單位下放時，我就跟省委書記陶魯笳談過，像昔陽這樣的合作化基礎不需要實行生產隊核算，至少生產大隊核算應該部分保留，不應該全部下放。”

　　第一次全農會議期間，張懷英在北京見到陳永貴，陳永貴對張懷英說：“我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全國向大隊核算過渡的報告，毛主席批給政治局討論，政治局沒有通過。可是我還不想放棄我的意見。還是向大隊核算過渡好，不然的話，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沒法搞。”

　　張懷英很清楚陳永貴的想法，他所以要力主搞大隊核算，重點是考慮農田基本建設。無論是水利化還是機械化，都能統一規劃、統一指揮、統一設施。這一點，無論陳永貴還是張懷英，都能想在一起。但是從正反兩方面的利弊關系上再去權衡，張懷英想得比他復雜得多。他對陳永貴說：“咱縣從1953年辦初級社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你我都是在這條戰線上一步一步走過來的。積20多年的經驗，鼓干勁就怕過頭，因為人是活的，太累了你讓他干，他也不干，最怕的是鼓不起勁來。在所有制改變上要謹慎，搞不好損失太大。”陳永貴思索了一陣說：“謹慎是要謹慎，但是還不是說過就過了？也沒有殺豬也沒有砍樹。這幾年生產上來，農田基本建設搞得大有成效。”張懷英說：“全國情況我不了解，可是一定要考慮到昔陽是大寨的所在縣。”陳永貴說：“是是是！咱縣的條件和其它地方是不一樣。”

　　全農會后的1977年，陳永貴向大隊核算過渡的激情又起來了。在大寨公社舊話重提，醞釀要實行公社核算，在昔陽開大會，小會，座談會，總結實行大隊核算的經驗，準備向全國宣傳；陳永貴同時到全國各地也很重視調查了解實行大隊核算的典型。

　　當時，張懷英因事從運城回到昔陽，陳永貴見到他的時候首先就問：“運城地區實行大隊核算怎么樣？”張懷英說：“從運城13個縣的情況看，有一部分大隊核算還是可以的，有一部分大隊我看在十年內還不能搞大隊核算。”陳永貴問：“為什么？”張懷英說：“運城地區過去不太了解，這次去了才發現那里的生產大隊住得分散，二三里地一個村，一個村少則三四戶，多則百把戶，一般是三四個村組成一個生產大隊，就像現在的留莊、武家坪、大寨這樣，這些大隊要實行大隊核算，等于是實行了公社核算。這恐怕又會出現58年那樣的共產情況，財產歸了公，權力出了村，影響社員的積極性。一定要考慮到農村的習慣勢力，雖說離得很近，但是歷史悠久，一實行大隊核算他們就以為是權力出了村，看不見，摸不著，互不信任。”陳永貴又要摸他的底：“像這種大隊，在運城能占多少？”張懷英回答說：“占三分之一左右。”

　　陳永貴經過一番思索說：“我走過幾個省，還沒有發現這種情況，你這樣的情況確實值得考慮。”張懷英說：“其他地方我沒去過，但是這種情況也不是運城才有。”陳永貴聽了后說：“在大隊核算問題上，也不能搞一刀切，根據條件分批分期過渡。”張懷英說：“對。有條件應該過渡，但要謹慎，防止不夠條件的大隊也來趕時髦。”

　　就在他們為這事爭論的火熱的時候，又有一方用炮口對上了他們。且不說核算單位過渡，而是搞起了包產到戶、實行單干的話題。陳永貴聞到這股火藥味兒非常惱火，張懷英心里也很不自在。人家對著了陳永貴，陳永貴也要對著干，就組織昔陽一些人向來大寨參觀的干部們講昔陽大隊核算的經驗，批判有人提出的所謂“窮過渡”的論調。張懷英則表現得非常沉黙，即使有人提起，他也是避而不談。

　　不幾日，張懷英到北京開會，會上見到了陳永貴，陳永貴倒是先向張懷英提起此事。他問張懷英：“有些人把昔陽的過渡說成是‘窮過渡’，不指名地進行批判，你對這事有什么看法？”張懷英說：“昔陽在中央農村工作六十條下達后，把原來的大隊核算變成生產隊核算，你上臺后從農田基本建設上考慮，恢復了原來的大隊核算，這完全是正確的。共產黨人就是動機和郊果的統一論者嘛，昔陽認真學大寨，改變核算方式，有利于農田基本建設和生產發展，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這怎么是‘窮過渡。’要是條件不成熟，人的思想和自然條件不適應勉強過渡，這就會妨礙生產，所以要因地制宜。”陳永貴發牢騷說：“現在有些人不是說成熟不成熟勉強過渡，而是根本否定大隊核算。我對這個問題就是想不通。”

　　當時，他們倆人還費神費腦地研究探討著過渡，緊接著安徽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的舉動，在高層的左右下，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農村的乾坤，他們倆人的思考和努力被大大地甩在了形勢的后面，放到他們頭上的是一頂“大寨極左路線和封建家長式統治”以及“碰倒南墻不回頭”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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