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精謀善斷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毛主席堅持“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團結多數,孤立少數;集中優勢,各個擊破”,堅持為各個時期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最大化而斗爭。
這時的中共,已經成為了基本實現全面獨立的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三灣改編是中共軍事獨立的開始,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是中共政治獨立和經濟獨立的開始,遵義會議則是中共組織獨立、思想獨立的開始(但是主要注意的是毛主席全面締造了中共是在1945年,標志是中共七大)。
長征之后的中共,在戰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堅持著獨立自主的解決中國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華戰局已經比較緊張,毛主席認為:“在整個地分析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的姿態時,還有一個方面應該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這是半殖民地的環境,即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當斗爭是向著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爭的。”?
面對歐美帝國主義的各個代理人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根據當時中共相對弱小的現實,毛主席領導中共獨立自主的制定了利用歐美帝國主義傀儡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深入敵后薄弱環節解放當時中國主要勞動人口——農民群眾,發展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政黨力量、革命軍事力量、革命政權力量、革命群眾組織、革命經濟基礎的正確戰略。只有這樣,才能大力發展弱小的革命力量。
正如毛主席所說:“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斗的方式。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就是打開這一戰略大門的鑰匙。
實際上,西安事變前,毛主席就極盡所能,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強調抗日統一戰線的重要性。?
1935年5月5日,毛主席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強調:“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于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愿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表達了愿意聯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態度。
毛主席不懈的向社會各界重要人物宣傳聯合抗日主張。他給楊虎城、宋哲元、閻錫山、傅作義、張學良、宋慶齡、蔡元培、馮玉祥等人都寫了信,甚至也致信蔣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以及蔣介石本人寫了信。
毛主席在給宋子文的信中講:“十年分袂,國事全非,救亡圖存,惟有復歸于聯合戰線……弟等頻年三呼吁,希望南京當局改變其對外對內方針,目前雖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舊不變,甚難于真正之聯合抗日。”?
毛主席在給蔣介石的信中,更是真切強調:“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可見,“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團結多數,孤立少數;集中優勢,各個擊破”,這樣的斗爭藝術,毛主席已經掌握的爐火純青。
西安事變發生之后,毛主席強調,西安事變是“站在抗日和反對‘剿匪’的立場上”,是正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我們對這次事變,應明白表示擁護”。還強調說:“我們不是正面反蔣,而是具體指出蔣介石個人的錯誤,不把反蔣抗日并列,應該把抗日援綏的旗幟突出起來。” 可見毛主席的理智、穩健、統籌兼顧。
面對蔣介石的強硬態度,掌握純熟斗爭藝術的毛主席也下了猛藥,提出“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建議來震懾國民黨,壓一壓蔣介石的囂張氣焰。人不在南京那邊的手里,我們掌握著主動權。這一招是起了威懾南京的作用的。
?毛主席也掌握著斗爭的火候,嚇唬夠南京了,就再降降溫。在1936年12月19日的《中央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毛主席和中央提出“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同日,毛主席致電與國民黨談判的潘漢年,強調:“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
12月20日,共產國際來電,建議是:“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沖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即贊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并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但建議不提聯合蘇聯的口號。” 這里除“不提聯合蘇聯的口號”外,其他各項幾乎都已被毛主席和中共提出過了。他們比我們提的晚,而且和我們提的也沒什么區別。
但是,斯大林的一個嚴重錯誤,給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尚方寶劍。在蘇聯解密檔案中,我們雖然看到他也告訴王明要注意中共的獨立自主,但是斯大林竟然荒唐的認為“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并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他否定了西安事變,在蔣介石和張楊之間選擇了蔣介石,客觀上給王明為代表的“共產國際至上派”制造了對蔣介石極度的好感,給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提供了“尚方寶劍”。
由于中共有了自己的工農革命根據地、自己的工農業、自己的軍隊,已經基本實現了軍事政治和經濟的全面獨立,毛主席也領導中共戰勝了第二次王明路線。值得稱贊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季米特洛夫同志對毛主席的支持和擁護是真誠的。聽了王稼祥和任弼時對中國情況的介紹,季米特洛夫同志大力支持毛主席,否定了王明路線。
季米特洛夫同志還高度評價了毛主席的光輝軍事著作——《論持久戰》。他說:“有史以來,還沒有人把軍事問題、戰爭問題說得這樣透徹過。論持久戰是一本劃時代的著作。”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