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經濟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宏偉而又十分艱巨的事業，是要徹底掀翻人類幾千年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他領導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總結為十方面：相當于打贏了三場較大規模的反侵略戰爭，有力捍衛了我國主權和神圣領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發“兩彈一星一潛艇”等;自力更生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建成國計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礎設施;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人均預期壽命迅速提升;努力爭取開放，進口外國技術，吸收外國資本;從橫向比較看經濟快速發展;排除種種干擾重返聯合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必須正確對待新中國前27年經濟建設中存在的失誤。毛澤東對其中存在的偏差乃至錯誤察覺最早，不僅糾正態度堅決，而且甚為苦口婆心。他對新中國前27年經濟建設中所犯錯誤主動承擔領導責任，并在后來實際工作中一直避免重犯。把相關失誤都堆放到毛澤東一人頭上，這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表現。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毛澤東去世的27年歷史，我國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是十分偉大且無比輝煌的，人們應當始終銘記并正確認識。

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與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講話相比，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3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對毛澤東的評價新增了以下兩點十分重要和引人矚目的內容，這就是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和“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這兩個評價得到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得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關注和好評。毛澤東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這一評價，就充分肯定了在新中國成立后的27年中，毛澤東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偉大而又輝煌的成就。

在一個較長時段甚至直到現在，有的人認為毛澤東沒有出過國，又搞閉關鎖國，不會搞經濟建設，把中國經濟搞得一團糟，這一觀點根本站不住腳，誤導了不少人。

新中國經濟建設是前無古人的宏偉而又艱巨的事業，是要徹底掀翻人類幾千年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在十分艱辛的探索開創中，毛澤東時代包括毛澤東本人，在經濟建設上確實出現過失誤，對此，毛澤東本人曾多次在會議上談話中，包括在外交場合對外賓談及。但說毛澤東不懂經濟，不會搞經濟建設，決不是事實。筆者認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評價，同時完全包涵了毛澤東同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這一本質事實。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所講求得經濟效益和經濟利益，并不是一些經濟學家所說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中眼前、局部甚至是個人的極少數人的經濟效益和經濟利益，而是長遠和眼前，全局和局部，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相統一的絕大多數人的經濟效益和經濟利益,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所規定的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集中體現。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想無疑是體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后他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27年中，但他關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和著作主要體現于《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這一重要著作，是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貢獻。認為毛澤東不懂經濟，把新中國經濟建設搞得一團糟，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否定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黨不變質思想正確的物質和經濟基礎。相比失誤，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的成就不僅是主要的，更是偉大而又輝煌的。我們僅從經濟建設上說，新中國成立時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從1840年開始，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年至1949年這109年期間，我國對外共簽訂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列強直接、間接掠奪了我國大量有形和無形的巨額財富。1949年，我國鋼產量僅15.8萬噸，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用品，比如釘子叫洋釘，點燈的煤油叫洋油，還有新疆牧民所用的馬掌等，幾乎全部都要靠進口。蔣介石逃往臺灣時，帶走了國家幾乎所有外匯儲備和國家財政所擁有的黃金。舊中國積貧積弱，新中國一窮二白，這絕不是形容詞。毛澤東說：“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派政府所壓迫的剝削的結果。”新中國一成立，并不是我們要閉關鎖國。還在我國進行解放戰爭時，西方強國便協助蔣介石政府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進行經濟封鎖。新中國一成立，帝國主義列強即對我國實行了更加嚴酷的經濟封鎖，美國等西方強國對我國科技禁運的項目比對蘇聯東歐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還多出500多項。只有放入這一廣闊的歷史背景，才能真正體悟到新中國成立后27年經濟建設無比偉大且輝煌的成就。

一、毛澤東領導新中國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有力捍衛我國的主權和神圣領土

先后打贏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的“大三線”“小三線”建設，又成功化解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對我國進行的“核打擊”。這實際上相當于打贏了三場較大規模的反侵略戰爭，有力捍衛了我國的主權和神圣領土，為改革開放和70多年的和平建設環境奠定了堅實基礎。

做出出兵援朝的決策何其艱難。出兵朝鮮后半個多月時間里，除極少數吃飯、睡覺時間外，毛澤東幾乎每天24小時都在高負荷工作。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整整用兩個章節篇幅反映毛澤東這一巨大歷史貢獻。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這兩場戰爭，都是美帝國主義強加給我們的，都是不得不打的，都是與世界上最強的對手打的，也都是在境外打的。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領導的“反圍剿”斗爭，是把對手放進蘇區打，反對“御敵于國門之外”;在抗日戰爭中，我們開赴敵人后方;在解放戰爭后期，我們挺進蔣管區;新中國成立后的戰爭，我們基本上都是御敵于國門之外，這極大減輕了國力、財力、民力的傷耗，特別是人民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抗美援朝、抗美援越這兩場戰爭，我們與美國、美軍斗智斗勇，都打贏了。從一定意義上講，中國人民真正站立起來，不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的，而是這兩場戰爭打出來的。2004年，筆者到德國訪問，一位華僑告訴我，說父親告訴他，他們在海外總受人欺負，每天鄰里各家的垃圾總是先堆放在他家門口。一天早晨，突然發現，往日要堆放的垃圾不見了。他感到很奇怪。一位鄰居告訴他說：“你不知道呀?!昨天中美簽訂了朝鮮停戰協議，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敗了美利堅合眾國!”這位華僑說，他父親此時激動不能自已，長跪東方，淚水滂沱。

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霸權主義利用我國自然災害和工作失誤，逼迫我國還債，企圖壓迫我國屈服。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蘇聯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為實現其全球戰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堅持在我國領土共同建立的“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企圖從軍事、政治上控制我國。在遭到我嚴詞拒絕后，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雙方1957年10月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我國提供某些核技術的樣品及其生產技術資料。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訪美結束后，匆匆率蘇聯黨政代表團訪華，要我們放棄臺灣主權，并要我釋放在中國的美國罪犯，以實現其“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夢想。這理所當然遭到我國堅決抵制。此后，蘇聯又開列相關小打小鬧的所謂“援助”方案，不過是想重新誘騙我國在臺灣主權等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作出讓步。1960年7月16日，蘇聯對我發出照會，單方面決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全部撤回在華的蘇聯專家1390人，并對我國逼債。這里僅舉兩例。一是周恩來的經濟秘書顧明回憶：“有一次，蘇聯的一個外貿部副部長在人民大會堂和總理談判，要我們還錢。總理說，我們現在暫時有困難。談完后，總理送他出來，他看見門口有一塊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對總理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總理頂他說，你要你就拿走。”二是1960年7月31日，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議全體會議。周恩來報告蘇聯撤走專家問題和對外貿易問題。周恩來說：“蘇聯撤退專家，影響了我們各方面的工作，想拿這個來壓我們，這怎么能壓得成呢?”“我們欠蘇聯的主要是糧、油、肉、蛋四種農品。外貿方面現在欠它十六億多盧布，加上到期應還的貸款七億盧布，明年需要還賬二十三億盧布。”會上群情激憤，大家表示勒緊褲帶也要還債。有人說，要爭口氣，明年把債還掉。有人說，共赴國難，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毛澤東最后說：“第一，對外貿易委托總理、富春、先念你們三人小組抓總，在這個下面，中央和地方都設對外貿易指揮辦公室;第二，請會議的三個小組明天討論一次，明年爭取把二十三億盧布還光，這種可能性有沒有?如果能夠擠得出這么一點物資，能夠適合他們的需要，我看那就是很好的事，那我們這個黨有希望，人民也有希望，國家也有希望。”當時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折合人民幣52億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借支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協議，這些外債于1965年全部還清。當時新中國成立僅十年有余，工業尚處于起步階段，所以只能用豬肉、雞蛋、蘋果等農副產品來償還。河南省一直是全國生產糧食和生豬的大省。2004年，時任鄭州市金水區一基層單位黨總支書記告訴筆者：“20世紀60年代，我曾在鄭州市肉聯加工廠生產一線勞動過。該廠連續幾年每年冬季前后的半年時間里，每天都要宰殺5000多頭優質肥豬，當即運往蘇聯還債。”這就更加重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但是，我國人民有志氣，到1964年，我國提前一年還清了20世紀50年代欠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對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我們永遠感謝蘇聯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對我們的寶貴援助。但因我們沒有外匯儲備，這些援助大都是用物美價廉的農副產品，成車皮成車皮“咣當咣當”北上換回來的。

蘇聯曾計劃在我國1969年國慶節前后對我核基地實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有觀點認為這是子虛烏有，是美國當局為挑撥中蘇關系刻意制造的謠言。其實，美蘇都曾動過對我國使用核武的邪念。朝鮮戰爭爆發至抗美援朝結束期間，美國曾六次計劃對我國使用核武。1958年8月23日炮擊金門戰役開始后，美國軍方高層又曾考慮過對中國大陸發動“核打擊”。1960年底，美國中情局號稱“完成了意義最為重大的使命之一”：終于確認中國核計劃的存在。1963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五角大樓提出一份長篇報告，擬定用先發制人的方式摧毀中國的核項目，其中包括使用戰術核武器有選擇打擊中國的目標。然而，在偉大的毛澤東、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中國人民面前，美國原子彈最終成了“紙老虎”。

“隨著1994年美國一批檔案期滿30年的銷密、蘇聯解體后機密檔案的外傳，以及中國方面檔案的逐步披露，歷史逐漸形成了輪廓：1964年前后，美國確實制定了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的計劃，引起了中國的高度警惕;1969年，蘇共政治局中確實存在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見。三線建設形成的兩次高潮，都是由此而來。”

1960年開始，蘇聯在中蘇邊境多次制造事端。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臺后，不但繼續推行赫魯曉夫的政策，而且使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和緊張。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對來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六十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強，相當于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一百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鄧小平所說的相當于蘇聯導彈的1/3共30多處導彈基地分別部署在蒙古、外貝加爾軍區等地，這些主要是針對中國的核基地。此外，蘇聯還配備大型遠程轟炸機50余架和中型轟炸機400余架，都可以攜帶氫彈進行戰略核攻擊。蘇聯還在中蘇邊境部署2萬輛坦克，3000架飛機。僅從1964年10月到珍寶島事件爆發，蘇軍挑起的邊界糾紛多達4189起。1969年2月，蘇聯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蘇軍的行動立即引起了中方警惕。1969年3月，蘇聯又在中國珍寶島挑起武裝沖突，在幾個星期交戰中，雙方死亡人數達千人。1969年8月27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秘密地向少數記者透露，蘇聯已經向東歐國家通報了可能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情況。8月28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說：“在現有的技術、致命性武器、現代化運載工具的條件下，如爆發了戰爭，它不會讓任何一個大陸置身于事外。”月底，美國情報機構透露，蘇聯駐遠東空軍已經進入一級戰備狀態。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戰備命令，要求全國軍民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在嚴峻的戰爭威脅面前，中國迅速掀起了戰備高潮。9月底，美國在明確拒絕蘇聯關于美蘇共同對中國進行核攻擊主張的同時，還通過其駐波蘭大使，把蘇聯的企圖秘密通報中方。種種跡象表明，蘇聯指揮部正從“戰略”上設想、研究和準備對中國進行一場核戰爭。“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會談，雙方達成‘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沖突’的臨時諒解協議。會談中，周恩來就最近蘇方對中方進行核威脅一事向柯西金提出嚴詞責問，柯西金無言以對。”為應對蘇聯對我的核戰爭，1969年國慶前，一是中國悄無聲息地進行了兩次核試驗：一次是9月23日進行的2至2.5萬噸當量的地下原子彈裂變爆炸，另一次是9月29日進行的300萬噸當量的氫彈熱核爆炸。二是1969年10月17日，按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形勢作出將在京老同志于10月或稍后戰備疏散到外地的決定，周恩來分批會見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傳達疏散決定，其中包括把病中的劉少奇疏散到河南洛陽(后轉到開封)，以防萬一，這并不是一些人所說的林彪的迫害。蘇聯最終為什么沒敢動用核武，這主要是因為毛澤東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戰略方針，并催促數次，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早早就布置建設好了“大三線”“小三線”，為“早打，大打，打核大戰”提前做了有效準備。不戰而屈人之兵，這也就化解了蘇聯對我們的一場核打擊。叛逃到西方的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謝甫琴科說，他認為蘇聯沒有對中國進行核襲擊的原因，“除了美國警告蘇聯，這樣會導致美蘇間嚴重對抗外，還在于中國有了充分的準備”。事后，美國學者也認為，若不是中國嚴陣以待，蘇聯甚至可能在30分鐘內就能突襲并摧毀中國的核力量。此外，中國的原子彈無疑是蘇聯人避免使用核彈頭互相攻擊的理由。

在實施“大三線”“小三線”建設的具體過程中，當然也出現過個別失誤，毛澤東當時就提出過批評。1964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說：“搞第三線基地大家都贊成搞快一些，但不要毛糙，只有那么些錢呀，地方的攤子要少鋪，中央的攤子也要少一些。”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汪東興談話，當汪東興談到在第十四次全國公安會議上余秋里傳達毛澤東對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指示精神時，毛澤東說：“這次我又壓了他們一下。早就講要他們注意三線問題，沒有大注意。這次一來了就是一千多億(指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筆者注)，這樣老百姓怎么得了。搞這么大的建設，要供給糧食，運輸搞不上去，西南三條鐵路一下修不起來，鋼材、木材供不應求，將來可能又要來個反復。不要把老百姓搞翻了。要他搞，要么就聽不進去，就不搞，要搞就拼命搞。什么都怕過分，我先糾正他們一下，免得將來又反復。”但無可否認，“大三線”“小三線”建設是我國開發大西南、大西北的先聲。

(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發“兩彈一星一潛艇”等

早在1956年4月，毛澤東就指出：“我們現在還沒有原子彈。”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1958年6月，毛澤東又說：“我還是希望搞一點海軍，空軍搞得強一點。還有那個原子彈，聽說就這么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么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兩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1958年5月15日，蘇聯第三顆人造衛星上天，恰逢中國共產黨八大二次會議進行之際;這對處于建設社會主義高潮的中國人民來說，是巨大鼓舞。5月17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大會上提出發展中國的人造衛星問題，說：“蘇聯第三顆衛星上天，這是好事。”“蘇聯衛星上天，我們想不想搞個把兩個衛星，我們也要搞一點衛星。”1962年，我國正經歷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有的領導主張把“兩彈一星”等尖端武器的研制下馬。毛澤東果斷指出：“在科學研究中，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松或下馬。”1963年12月，毛澤東指出：“死光(即激光——筆者注)，要組織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它。沒有成績不要緊。軍事上除進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問題的研究。也許我們將來在作戰中主要是防御。”集強大的攻擊力、隱蔽性、續航力于一身的核潛艇，是各國爭先發展的重要戰略武器。核潛艇是當時最先進的海軍裝備之一，1954年的美國、1957年的蘇聯先后擁有。1959年9月，赫魯曉夫來華參加新中國成立10周年慶典，聽到中國打算制造核潛艇之時，輕慢地回應：“核潛艇技術復雜，花錢又非常多，你們中國搞不出來，只要我們蘇聯有了，大家建立聯合艦隊就可以了。”毛澤東揮動著寬大的手掌，說：“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國第一顆氫彈原理試驗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1971年9月，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軍戰斗序列。不少人對“兩彈一星”關注多，對核潛艇了解少。這里所說的核潛艇，不是核動力潛艇，而是意味著擁有了具有戰略意義上第二次核還擊能力的核潛艇，是制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企圖威懾我國和平發展的最有力“殺手锏”。中國激光武器的研究起步雖比美國晚一些，但后來跟進速度很快，特別是在反艦導彈、衛星偵測等方面，中國已取得了一定進展。當然，有些方面我們和美國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在激光武器領域中，有的方面我們已超過了美國，具有世界一流甚至頂尖水平。鄧小平1988年明確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一評價，中肯而公道。

(三)自力更生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科學技術領域基本屬于一片空白。我們不僅獨立自主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艇”等“國防王牌”，又靠自力更生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自力更生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中，毛澤東特別強調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1956年1月，毛澤東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963年9月和12月，毛澤東又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他還說：“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1963年12月，毛澤東說：“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得理論的人才，也可以從工人農民中間來培養。”1965年9月5日，毛澤東會見以郵電部部長阿拉薩納·迪奧普率領的幾內亞政府代表團，當迪奧普談到郵電是世界事務中的一條神經時，毛澤東說：“我們的這條神經還不那么靈活，可能是一條落后的神經，同世界相比還差二十年，要趕上去。我們國家的電視還很少。電報、電話、廣播、送信，這些事情是可以搞的。整個非洲國家都要獨立自主，有暫時困難時，搞點外援也是必要的，但主要是依靠國內人民。九個指頭要靠人民，一個指頭就是所謂的外援。當然，這一個指頭也是平等的，等價交換。第三世界人口多。你們不要迷信帝國主義了不起，我們自己就很不行，有自卑感，其實他們開頭也很窮，而且很野蠻。”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廣大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石油大發現、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百萬次計算機、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證明等眾多重大科研成果。這一時期所計劃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科學的。1970年7月中旬，毛澤東視察上海，說上海工業基礎這么好，可以搞飛機。8月21日，國家計委、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原則批準了航空工業領導小組提出的《關于上海試制生產運輸機的報告》，任務定名為”708工程“，飛機代號“運—10”(Y—10)。總共有來自中央各部委、軍隊及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的262個單位一同參與研制工作。所需要的機床、軸承、大型鍛件、型材和板材，由一機部、冶金部安排。1975年完成全部設計圖紙，1980年9月26日首次試飛成功。“運—10”先后飛抵北京、哈爾濱、烏魯木齊、鄭州、合肥、廣州、昆明、成都等國內主要城市，并7次飛抵拉薩。試飛證明“運—10”飛機性能符合設計要求。1966年，清華大學徐瑞頤教授主持的接觸式光刻機研制成功。1977年，最早的半自動光刻機“GK—3型”誕生。而現在光刻機領域的巨頭荷蘭的阿斯麥1984年才成立。我國靠自力更生上馬的大飛機、光刻機等一些先進項目，曾擠進當時世界第一、第二方陣，但后來受“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錯誤思想影響，被迫下馬，受制于人，令人遺憾。但從總體上說，當年建立的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依然是我國當今制造業的基礎和驕傲。1980年4月8日，鄧小平在會見馬來西亞代表團時指出：“六十年代，我們科學技術水平同國際上比有差距，但不很大。”鄧小平特別強調實事求是，這話是實事求是的。

(四)建成國計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本基礎設施

李先念明確講過，基本建設是投入七塊產出一塊，而加工工業是投入一塊產出七塊。毛澤東時代所做之事，往往是投入七塊產出一塊，如搭積木壘底盤，一時很難顯出高度。而改革開放后所作之事，往往是投入一塊產出七塊之事，這恰如在毛澤東時代所壘好的碩大底盤上往上搭，積木高度比較容易快速增長。新中國成立之后短短27年，我國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最基礎和中堅作用。北京的密云水庫、官廳水庫、十三陵水庫都是那時修建的，其中僅密云水庫目前的蓄水量最高能達到43.75億方，相當于南水北調年調水量的22倍。1966年到1976年間，全國展開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使中國農業受災面積和成災面積總體呈現降低趨勢，尤其在應對洪澇災害方面成效顯著，成災占受災比例由1952年的54.1%降低到1974年的16.9%，年均下降5.2%。這些都沒有計入當時的國內生產總值。如果那時沒修，現在去修，會有不少困難，如成本太高，回收回報周期太長，等等。

(五)完成社會主義改造

完成“一化三改”(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農業合作化，為迅速增加糧食產量、建立牢固的工農聯盟，加快工業化建設和軍工國防建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同志說，現在看來，1952年提出的“一化三改”是不是搞得有點急了。應該說，“這項工作中也有缺點和偏差”。但從總體和根本上看，“一化三改”十分成功，也必須這么搞。正因如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歷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在過渡時期中，我們黨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要這么說，還是要回到當時的歷史中看。先看國際環境：1951年9月8日《美日安全條約》簽訂;1951年8月30日，《美國、菲律賓聯防條約》簽訂;1951年9月1日，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簽訂;1953年10月1日，《美韓共同防御條約》簽訂;1954年5月19日，《美國、巴基斯坦共同防御條約》簽訂。1954年9月6—8日，美、英、法、澳大利亞、菲律賓、新西蘭、泰國、巴基斯坦等八國《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簽訂，1954年12月美國與蔣介石在華盛頓又簽訂了《共同防御協定》，基本完成了以美國為核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C型包圍圈。1953年7月至1965年8月，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說：“美國對新中國的包圍圈是一個島鏈套一個島鏈。強敵壓境，我們當時要維護主權，就必須堅決整合國力從農業基礎開始搞合作化，否則只能委曲求全，唯命是從。新中國那時很窮啊，拿什么和強敵抗爭?現在不少人說當年農業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那是忽略了這一段大背景。毛主席、黨中央原計劃新中國成立15年后再過渡到社會主義。不行啊，國際環境不給你15年和平發展時間。”

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現在我們都不算土地的價值。從古以來，沒有不被破壞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壞的土地。我國現有十五億八千萬畝耕地，絕大部分是古人留下來，是人們千秋萬代的勞動所經營出來的。到現在我們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勞動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經濟學家最好能算算土地的價值。”毛澤東這一論述至今仍熠熠生輝。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所有的財富都離不開土地，土地是所有財富之母。離開土地，我們一無所有。除非將來能到月球或其他星球上拿資源。改革開放40余年來，除實行了正確的改革開放政策起決定性作用之外，我們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奧妙之一，就是960萬平方公里大地上的各種物質財富進入數據化、貨幣化領域。這是毛澤東時期“一化三改”、土地收歸國有和集體所有奠定的根本物質基礎。這樣，搞經濟特區、高新科技開發區，吸引外資，擴建城市，修建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等，可以大規模出讓土地，產生地租、級差地租、超級地租。另外，還可以把油田、煤田、稀土、金礦等種種礦山租賃出去，一租就是六七十年，這其中釋放了多少“紅利”。也就是說，我們這幾代人，享受的基本上都是這一紅利釋放的結果，這也極有可能把自己子孫后代應享受的財富提前消費了。我們自己的子孫后代可能也必須要找另外一條謀生之路，尋找這樣一條謀生之路，過程可能會十分艱難。70多年了，臺灣歷屆當局，都想修建一條環島高速公路，但始終無果，因為成本太高，公共財政無法負擔。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營城市”即經營土地，成就巨大。但現在土地財政與我們的糧食戰略安全發生了沖突，2017年，我國僅進口大豆就多達9500多萬噸，折合成耕地便有8億畝左右，而我國只有18億畝左右耕地。因此，如何貫徹習近平同志關于“我們的飯碗里必須盛著自己生產的糧食”和“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重要論斷，任務十分艱巨。可以說，主要依靠土地財政維持經濟增長的周期即將基本結束。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如再不下決心壯士斷腕，結束土地財政，主動實行轉變，將來就會被迫轉變，代價就會更大更多，甚至經濟也極有可能進入一個較為困難的時期。習近平高瞻遠矚，及時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其中首位便是“創新”。現在必須排除一切干擾，認真扎實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從一定意義上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節“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緩。這“一個轉變”和“一個調節”，是當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牛鼻子”。抓住了這兩個“牛鼻子”，就牽住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牛鼻子”，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可能打開嶄新的局面。

(六)人均預期壽命快速提升

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一個根本性指標。毛澤東時代，在人口增加4億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人均預期壽命才達到65歲，比我國整整晚了35年。這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人口的急劇增加，攤薄了本應快速增加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全國人民可以享有的福利，也為后來改革開放積累并釋放了十分豐厚的勞動力紅利。

(七)努力爭取開放，進口外國技術，吸收外國資本

早在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便說：“在我們贏得獨立之后，中國將同友好國家商訂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中國過去未能利用外國資本使中國人真正得到好處，外國資本給群眾帶來很少好處，或者根本沒有好處。只有在中國取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資用于大規模地發展生產事業;也只有自由的中國，由于生產性經濟的廣泛發展，才能夠償還這種外國投資的本金和利息。合法的外債將得到承認。凡是為建設目的和用于建設的外債，我們都將認為是合法的。”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又對美國合眾社記者羅伯特·馬丁說：“到中國走上社會主義，如果那時英、美、法等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如果這些國家不來打中國的話，那末，中國政府將對外來投資及外人在中國財產給以保障(付以代價)。”筆者的老領導王震亦告訴筆者：“早在延安時期，主席就幾次與我談過，革命勝利以后，他要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就是美國，要向美國學習如何搞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農業。”很可惜，由于美國當局對我封鎖，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無法成行。1949年初，全國大局將定，毛澤東與斯大林代表米高揚談話時就說：我們不急于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新中國成立不久，英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與新中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也正因有毛澤東這樣的戰略決策，當西方國家跟隨美國對中國實施封鎖禁運時，中國能夠通過香港這一特殊渠道，進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戰略物資。后來，香港更成為新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瞭望塔、氣象臺和橋頭堡，是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始終忙于內政，出國僅兩次，去的都是蘇聯。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經過一系列艱辛工作，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和斯大林均出席，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與維辛斯基外長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還有《關于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于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及蘇聯助華建設50個企業的協定等。1957年11月，毛澤東再訪蘇聯。此訪是為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慶典、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不僅加強了與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政治、文化等交流，而且加強了經貿交流。1956年4月，毛澤東說：“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1956年8—9月，毛澤東在對黨的八大政治報告的批語和修改中明確指出：“根據我國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情況”“只要有可能，就發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系。”1959年6月，毛澤東說：“在與自然界作斗爭方面，我們的第一個先生是蘇聯，我們首先要學習蘇聯，但是美國也是我們的先生。”1960年3月，毛澤東說：“我們過去當學生，現在還在當學生，如尖端科學，蘇聯、美國、英國有，我們沒有，這就要向它們學習。”20世紀60年代，我國技術引進的重點是從日本和西歐等10個國家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如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精密儀器機械設備等。1971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1972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訪華，到1973年底，我國基本完成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建交過程。外交關系的突破帶來了發展對外貿易合作關系的新契機。進入20世紀70年代，西方主要國家又爆發較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其商品、技術、設備、資金又急于尋求新的市場。從1972年開始，我國進入大規模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第二個高潮。1972年前后，黨中央決定從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引進大量成套設備，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纖、3套石油化工、1個烷基苯工廠、43套綜合采煤機組、3個大電站、武鋼1.7米軋機等，合同總額約43億美元，這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這個方案在執行過程中，又追加了一些新的引進項目，引進計劃總額達51.4億美元。這些技術和設備引進工作，對于填補國內某些技術空白，滿足國內生產需要，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有積極意義的。這批大量成套設備的引進，大體上都是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投產。因此，20世紀80年代，我國農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改善，除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外，20世紀70年代前期大規模引進國外技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八)從橫向比較看新中國經濟快速發展

據世界銀行統計，1951—1980年世界幾個主要國家的工、農業產值年均增長率與中國對照如下：中國工業為12.5%、農業為4.0%。蘇聯工業為8.6%、農業為3.1%。美國工業為4.0%、農業為1.6%。西德工業為5.8%、農業為1.9%。英國工業為2.3%、農業為2.3%。法國工業為5.0%、農業為2.5%。印度工業為5.9%、農業為2.6%。從以上數據中可以清楚看到，這一時期中國的工農業增長速度在世界各國中都是最快的。另據《中國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1994年出版)，從1952年到1978年26年時間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達6.5%;而同期世界增長速度是3%，美國是4.3%，英、法、意還低于美國。這就是說，中國的發展速度是世界同期2倍多，遠高于美、英、法、意多國。

(九)排除種種干擾重返聯合國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勝利，標志著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從此重新走上聯合國舞臺。這對中國和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我們重返聯合國，是毛澤東外交路線的必然結果。1966年到1976年，同我國建交的國家是64個，其中高峰是1971年、1972年，這兩年共有33個國家同我國建交。到1976年，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共有111個。至此，世界上絕大多數獨立國家已同我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與我國建交的不僅是社會主義陣營和第三世界國家，西歐多數國家，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也是在這十年中同我國建交的。由于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正確指導，我國與美國、歐洲諸國和日本等主要國家的外交關系取得突破性進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嚴酷封鎖，真正跨入大國行列，為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的奠定打下了堅實基礎。

(十)毛澤東時代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

當然，我國不借外債，一度沒有內債，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經濟社會發展，但從客觀情況看，當時還不具備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國際環境;從兩分法角度看，沒有內外債，也就沒有為后人留下還債的包袱。而現在相當數額的地方和企業、私人債務，是壓在我們頭上甚至是壓在我們子孫后代頭上的大山。可以說，真正要啟動內需，亟須從需求側即全社會的分配入手。

以上十條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并且十分耗時。這為我國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物質財富，又創造了必需的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與良好的國際環境，真正奠定了我國的大國地位，贏得我國70多年和平建設與改革開放的先決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就沒有后來的改革開放。以上十條，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過窮日子”而積攢下大量的物力和財力換來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來說，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前進和發展的基礎。”

二、如何正確看待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經濟建設中的失誤

“大躍進”一開始，大家頭腦都有些發熱，毛澤東頭腦也發熱。比如，1958年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所有制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就要解決人與人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問題，就是黨政軍干部和群眾，工廠的領導和職工，合作社的領導和社員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群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革命熱情”;“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論你官多大，無非是當主席、當總理、當部長、當省長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個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筑，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系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了，能講話了，可以貼大字報了，老爺氣少了。這樣，群眾就高興了，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個高漲”;“有一點冒是難免的”;“一九五六年反冒進，這是個什么事情呢?這是大家都在正確的路線之下，在個別問題上意見不一致，這么一種性質”;“今年下半年，你們就會看到要有一個大冒就是了。為了對付這個情況，我們怎么辦?處在這個大的群眾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產黨要采取態度。以后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人們的思想是往往落后于實際的”。毛澤東這時主張：“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他不適當地批評了反冒進，把反右傾保守的口號叫得過響，在反對一種錯誤傾向時，沒有事先同時注意可能會出現掩蓋著的另一種錯誤傾向，結果助長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冒進”。但是，是毛澤東最先冷靜，最早察覺，很快開始糾正“大躍進”、人民公社建立過程中出現的“左”的錯誤傾向。薄一波曾回憶：“應當公道地說，對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錯誤，是毛澤東同志首先提出要糾正的。”毛澤東首先從《人民日報》開始糾正。曾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專著《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中回憶說，1958年3月15日，毛澤東找到吳冷西談話說：“《人民日報》硬是卡死，否則這個省登報，那個省登報，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陣風，不要看河南說一年完成，你也說一年完成。就讓河南今年試一年，靈了，讓它當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緊。此事關系重大。”“現在報紙宣傳報道上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訂指標要留有余地。”

接著，毛澤東又在黨的正式會議上大聲疾呼。1958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發表第三次講話時就指出：“河南省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報。就全國來說，我們的口號還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爭取實現‘四、五、八’。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實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陣風，說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如果一年實現‘四、五、八’消滅文盲，也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分緊張。只要總路線正確，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條’，那也不能算沒有面子，不算不榮譽，也許還更好一些。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我們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要有具體措施。”“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總路線下，波浪式地前進，這是急與緩的對立的統一，勞與逸的對立的統一。如果只有急和勞，則是片面性。苦戰與休整的對立的統一，這是規律，而且是互相轉化的。”“錯誤還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錯誤是正確路線形成的必要條件。難免論是正確的，可免論是不正確的。問題是犯得少一點，犯得小一點。”1958年3月25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做第五次講話時又指出：“我希望一些過高的指標不要那么太高，要能辦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東西不要去登報。”“今年這一年，群眾出現很高的熱潮，我很擔心我們一些同志在這種熱潮下面被沖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我并不是想消滅空氣，而只是要求壓縮空氣，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195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武漢會議上說：“說苦戰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懷疑的。三年基本改變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變。三年初步改變面貌的提法比較好，但也不好改了。《人民日提》不要隨便輕易宣布什么‘化’，現在‘化’搞得很爛，動不動就宣布‘化’。”4日，他說：“現在宣傳注意了多、快，但對好、省注意不夠。大話不須講。好大喜功需要，但華而不實不好。”9日，他說：“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會上當;不相信，就會喪失信心。我們對各項工作、各種典型，要好好檢查，核對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毛澤東在1958年上半年就苦口婆心地說服全黨，一定要防止和糾正“大躍進”中“左”的錯誤，但收效甚微，甚至完全無濟于事。個中原因，值得深思。其中一個重要緣由，就是1956年黨的八大后，總書記負責執行具體事務工作。在籌備黨的八大的時候，毛澤東就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此時毛澤東既看到了“大躍進”中已經露頭的虛報、浮夸等嚴重問題，但同時他擔心一種傾向可能掩蓋著另一種傾向出現，擔心對“左”的錯誤糾正過度，會給廣大群眾剛剛高漲的生產積極性潑涼水。但此時毛澤東，無疑已把自己工作的重心放到糾正“左”的錯誤上。

可能是1958年3月15日與吳冷西談話奏效不大，4月11日，毛澤東又找吳冷西談：“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壓縮空氣。鼓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現在各地提出這個‘化’那個‘化’很多。‘化’就是要變，反映群眾的愿望。提出‘化’的口號響亮，能動員群眾。但是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而還。”“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并報告中央書記處。”關于報刊宣傳問題，吳冷西接著回憶說：“此事我都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相關領導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后再說。’在北戴河會上，也沒有就此事作出決定。”“到了5月間的八大二次會議，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也隨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嚀，開始還是比較謹慎，但到了6月份，農業上的生產‘衛星’開始放了，接著是鋼鐵‘衛星’、煤炭‘衛星’也陸續出現了，大躍進形成高潮，浮夸風到處泛濫。對人民公社，開始還只限于典型報道，后來從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產風。雖然不能說人民日報和新華社應對1958年的浮夸風和共產風負有主要責任，但我主持這兩個單位的宣傳工作在這期間所造成的惡劣影響，至今仍深感內疚。”

根據吳冷西的看法，1958年下半年，毛澤東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國際問題吸引去了。一是赫魯曉夫底8月初訪華，二是不久又炮擊金門，三是戴高樂上臺、黎巴嫩事件等其他國際重大事件。具體領導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主要是在第一線工作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1958年7月14日到18日，中央一主要領導同志到山東壽張縣視察。有報紙報道說：在參觀了臺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后，領導贊揚：“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報道還說：中央領導“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這些談話一經報刊發表，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余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道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為畝產數幾萬斤。不少地方開始仿效辦起公共食堂等。

當《人民日報》多次宣布畝產上萬斤甚至數萬斤的特大喜訊和迅速推進“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召開前夕，毛澤東決定于1958年8月4日開始，用一個星期時間到外地考察，先后到河北、河南、江蘇、山東、天津等地。考察中，毛澤東同各地各級干部群眾座談，察看試驗田、高產田，與所遇群眾聊天，他聽到、看到的幾乎都是糧食年產翻一番的大好喜訊。聽到、看到這些喜訊，毛澤東總是接連發問，當場核實。實事求是地說，1958年全國各地農田生機盎然，莊稼也確實長勢喜人。毛澤東所到之處，一派喜人景象。這也使他對農業生產“大躍進”進一步增強了信心。在河北徐水，毛澤東問：“糧食多了怎么辦?”在河南七里營口，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內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兒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產軍事化了，分配制度變化了，一個小并大，一個私并公，鄉社合一了。人民公社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級。”這說明，毛澤東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初始，頭腦也確實發熱過。但就在這次考察中，毛澤東十分警覺地發現了浮夸等“左”傾等錯誤傾向。之后他把自己工作的重點很快轉到了糾正浮夸等“左”傾錯誤上，這一努力一直持續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半段。

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把“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中出現的浮夸、取消商品生產、取消家庭生活、蠻干、窮過渡等錯誤的主要責任放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甚至還經常用輕謾、嘲弄的口吻談論他。這不符合歷史真實。請看如下權威史料。

第一，關于浮夸。1958年8月8日，毛澤東問一起陪同考察的河南商丘縣委副書記劉學勤：“你相信他那畝產3000多斤的試驗田嗎?”劉學勤表示不相信。毛澤東說：“腦子太熱，沒有科學根據，不符合實際。”“給下面打招呼，不要提萬斤口號。”8月10日，毛澤東考察天津市東郊區四合莊鄉新立村公社，據當年跟隨毛澤東這次外出視察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對有關區社領導匯報的這畝試驗田能產十萬斤的事，毛澤東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他指著一位負責人說：“你沒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有人解釋說新立村用電燈為水稻照明，用鼓風機朝水稻吹風，就可以畝產十萬斤。毛澤東仍然搖頭，說：“吹牛，靠不住。我是種過地的。畝產十萬斤?堆也堆不起來么!”有人想讓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證明一下，毛澤東還是搖頭，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指出：“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然而，問題似乎沒有得到任何解決。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又不得不給全國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等六級干部寫信，他在信中尖銳指出：“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講真話問題。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但是，對毛澤東這一及時、嚴厲的指示，竟有不少省市不傳達，更不執行。因為如果傳達這一指示，就必然否定了這些同志自己虛吹出的畝產幾萬斤的“巨大成就”。籠統說我們黨要勇于堅持真理，勇于修正錯誤，這很容易;但往往是否定別人容易，否定自己卻是最難最難的呀!

1965年1月13日，毛澤東閱四川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所長馬建獻來信。信中說，“我將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隱憂疑問，大膽向您反映”;“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瀘縣石洞公社，四月初(可能應為五月或六月初，寫信者記憶有誤——作者注)看到一封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當時我迫不及待把這封信向社員宣讀了，社員們無不歡天喜地。接著，我又回本單位向職工讀了。沒想到，不幾天，聽說主席這封信不往生產隊發了，許多生產隊根本不知主席寫過這封信”;“單位支部書記批評我，說我向社員和職工宣讀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寫這封信的意圖。把主席的信收起來不宣傳的事，在四川不是個別縣、個別單位，干部對此很不滿，但又不敢說。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澤東批示：“印發工作會議同志們。這位人民代表的信寫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評是正確的。今后千萬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

第二，關于取消商品生產。1958年11月2日，毛澤東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主持第一次鄭州會議，指出：“人民公社問題，究竟擴大自然經濟還是擴大商品經濟?還是兩者都擴大?人民公社的經濟主要是自給經濟的說法不對。人民公社應向兩方面發展，它同時要擴大社會交換，不交換，就不能消費;不擴大交換，就不能發工資。”最后，毛澤東再次強調指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產，現在好像只有自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而生產商品是不名譽的，這不好。要擴大商品生產，擴大社會交換，要大搞交通運輸。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么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向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

第三，關于取消家庭生活。1958年10月，毛澤東讓吳冷西、田家英到河南調查人民公社現狀。吳冷西、田家英來到河南省新鄉，調查興寧人民公社。這個社4000戶、2萬人，實行軍事化管理，全公社編成15個營50個連。尤其是實行房屋公有，搞集體宿舍，男女老幼分開住。星期天才能回家團聚。河南許多地方都在這樣做。當地領導說，這是一位中央負責同志說的，共產主義社會也要革家庭的命。毛澤東聽了匯報，十分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污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干部頭腦發昏了，共產黨不要家庭?要禁止拆散家庭。”1958年11月3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又指出：“遂平有的干部主張在實現共產主義以前，先消滅家庭。”“現在老的住幸福院，小的進托兒所，青壯年住到一起，不是分割了嗎?我們不是破滅家庭，而是廢除家長制。家長制是個封建制度，本來應該在民主革命的時期解決，但是不可能，在社會主義時代才能解決。”“廢除家長制，肯定不是廢除家庭制度。”

第四，關于蠻干。1958年11月3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還指出：“現在是十五小時工作，要下一個命令，忙時必須睡足六小時，少了一個鐘頭就是沒有完成任務，要受批評。現在十五小時不能持久，持久了，工作的量同質勢必要降低。除了睡覺、工作、吃飯以外，還要有點自由時間。吃飽吃好，還要加一個睡足歇足，歇者就是午休。忙時至少睡六個鐘頭，平時睡八個鐘頭。”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在談到1959年任務時指出：“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縮。實在壓和透不過氣，壓得太重。”對北戴河會議確定的1958年預計糧食產量9000億斤，毛澤東說：“我不相信那個9000億，搞到7500億我就滿意了。”對1959年鋼產量2700—3000萬噸，毛澤東說：“鋼3000萬噸，要不要這么多?搞不搞得出來?”他說：“北戴河會議時，我們對搞工業不沒有經驗，搞了兩個月，鋼鐵運輸到處水泄不通。大城市里頭，豬肉也沒得吃了，糧食也沒得吃了。”他還指出：“水利建設，還有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慮一下。譚震林、廖魯言同志搞的那個文件，要求全國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還說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億土石方，一千九百億土石方比五百億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這樣搞下來，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國五億農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萬人。如果死了五千萬人，那個時候至少我的職要撤掉，你們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職問題，我這個頭也沒有了。你(指曾希圣——編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總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為原則。一千九百億土石方，總是多了，請你們議一議。你們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沒有辦法，不能殺我的頭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億土石方，一點也不翻。今年是五百億，明年是五百億，后年是五百億，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億了嗎?我說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三千萬噸，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現在才搞到八百萬噸，就是六千萬人上陣，明年三千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是不是定三千萬噸，值得考慮。這三千萬噸，還聯系到焦煤、煤、運輸等，請你們議一議。此外，還有其他各種任務，煤、電、油、運輸、化工、森林、建筑材料、紡織、造紙。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還有，農業的任務是搞多少?還是要議一下，總是要有實際可能。”武昌會議，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請注意，人們往往認為，浮夸、蠻干是要死人的，是要上史書的，是中央其他領導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最先講的。其實，毛澤東早在1958年在“大躍進”中就已經事先給全黨提醒過了，并且講得更為嚴厲。

第五，關于“窮過渡”，即盡快向共產主義過渡。1958年11月4日，時任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匯報說上午議了文件題目，一個叫“中國共產主義建設十年規劃綱要”，時間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毛澤東說：“你現在牽涉到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里頭有共產主義因素，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吳芝圃說：“不過這個文件主要的目標是十年內建成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毛澤東說：“建成社會主義，這好。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準備’兩個字，準備過渡，機動一點。”陶魯笳說：“現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過渡。”毛澤東說：“人們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觀規律，又是一件事。”11月9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又指出：“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內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我有一些想法，請大家斟酌斟酌。第一，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現在我們鄉級以上的各級干部就是要過渡得快，搶先于蘇聯。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還有一個一窮二弱。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么厲害。我擔心我們的建設。有一種樹，叫鉆天楊，鉆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總的是講，我們一定要讓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我們后進。如果我們實際上進了，還是掛社會主義的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際。我們是有缺點的，北戴河會議中說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就搞成全民所有制。這個東西恐怕辦不到，那個時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這里，彭真插話說：“農村公社化了，工業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轉得太慢了，到農民很富了以后再轉也不利。”劉少奇說：“農民窮一點好轉。在北京討論的時候，我的意見是達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發工資，達到一批轉一批，再達到一批再轉一批。”彭真主張：“兩年轉完，發工資。”毛澤東明確表示：“就是這個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劉少奇說：“如果這個時候不搞，他什么東西都搞起來了，再發工資，那就很難包了。”彭真說：“搞慢了不利。”毛澤東不贊成：“照劉少奇和彭真兩位的意見，是趁這個窮來過渡，不然他不想過渡了。這個問題今天不討論。”筆者十分敬重少奇和彭真同志，也曾直接接觸過彭真同志。彭真理論功底十分深厚，黨性原則十分強，對毛澤東十分敬重。筆者的老領導王震曾幾次對筆者說：“彭真同志對主席極其崇敬，感情極深。盡管彭真同志受了那么大委屈，但據我所知，他重新出來工作后，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談話中，從來沒有對主席說過半個不字。”筆者在引用《毛澤東年譜》所述上述史實時就照錄下來，并未為尊者諱。

第六，關于瞞產私分、價值法則、等價交換、一平二調等。1958年5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各代表團團長及一部分副團長參加的會議上說：“中國黨內相當多的人，不懂得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跌跟頭還是在農民問題上。看到農民瞞產，我高興，農民有就等于國家有。”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指出：“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于交換的社會主義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并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便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是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不是利用價值法則的內容，是作為過渡時期經濟核算的工具。事實上，我們就是這樣做的，而且年年要做，處處要做。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誰講到價值法則，就是不名譽似的。”“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好像就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1959年2月27日，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指出：“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這就是我們目前同農民關系中的一個最根本的問題。”1959年3月5日，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上指出：“什么瞞產私分，完全必要，這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明明是我們以及在座諸公叫他們瞞產私分的，是我們的政策要他們這么搞，叫他們磨洋工，叫他們外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現在，六中全會決議很多東西沒有實行。比如等價交換，提本就忘記了，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這種辦法，人民公社非散伙不行。這樣搞下去，勢必搞翻了農民。”“什么大躍進，肯定沒有了，任何躍進都沒有了。”“謝謝幾億農民瞞產私分，堅決抵抗，就是這些事情推動了我，我就想一想。現在問題是在縣和公社，特別是公社這一級，要使他們懂得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個客觀規律，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還有人說富隊會要搞資本主義，怎么樣才叫資本主義?有人說富隊這個小行星要跑掉，不圍著太陽轉了。它跑到哪里去?我就不相信。”

然而，當時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和浮夸之風甚盛。毛澤東上述糾正措施根本上見不到什么成效。人們常說，毛澤東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事實上在此時，一句也難頂。因此，當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來訪對毛澤東說：“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毛澤東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從一定意義上講，毛澤東所講的才是真正的實際情況。

如果認真讀讀以上相關的確切史料，有誰還能把大躍進與人民公社中出現的浮夸、取消商品生產、取消家庭生活、蠻干、窮過渡等錯誤的主要責任都堆放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呢?這里，請允許筆者再說一遍，實際情況是，毛澤東最早察覺這些偏差乃至錯誤，不僅糾正態度堅決，而且也甚為苦口婆心。

對于自己在“大躍進”初期提出的相關口號，毛澤東在實踐中逐漸加以完善。比如在“大躍進”初期提出“破除迷信”，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了問題的另一面。他說：“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也是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提出來的。對這個問題，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做過分析。在這次講話中，他又進一步做了較為全面的分析。他說：“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要承認錯誤，向有用的資產階級法權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

對于在“大躍進”初期自己所犯的錯誤，毛澤東總是毫不避諱、坦誠相認，并利用各種機會進行自我批評，甚至在一些外交場合也不例外。1958年10月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保加利亞等六個國家代表團時公開做自我批評：“今年六月十九日那一天，我們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業部一些同志在一個地方吹，我說你們搞九百萬噸，何必不多搞一點，索性翻一番可不可以呀?搞一千零七十萬噸。他們說行。到八月一查，還差得很多，我就著了急，我說我的炮放錯了。”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代中央起草的關于大躍進中相關錯誤的批語中說“他(指毛主席自己——作者注)自己說，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1961年8月的某一天，毛澤東同衛士張仙朋聊天談到自己的愿望時說：“我有三大志愿：一是下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這樣使我多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我不當官僚主義，對全國干部也是一個推動。二是騎馬到黃河、長江兩岸進行實地考察，我對地質方面缺少知識，要請一位地質學家，還有請一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我這個人啊，好處占百分之七十，壞處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滿足了。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不是圣人。”1962年1月29日，毛澤東在一個會議上說：“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做自我批評時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諸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可以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在毛澤東的帶動下，周恩來也做了自我批評。鄧小平說：“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1959年6月24日，毛澤東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車到長沙。路上毛澤東對王任重說：“決策錯了，領導人要承擔責任，不能片面地責備下面，領導者替被領導者承擔責任，這是取得下級信任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毛澤東正是這么做的，他不僅嚴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評，而且寬以待人、勇于擔當，把主要是別的領導同志直接領導責任的錯誤亦擔到自己肩上，好讓別的領導同志放下包袱，讓全黨團結一致，輕裝前進。這就是毛澤東囊括天地的博大胸懷。

毛澤東是一個“不貳過”的人，他特別注重從自己和別人的教訓中汲取經驗。1965年1月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余秋里匯報計劃工作革命問題和長期計劃的一些設想。毛澤東在插話中說：“干部沒有缺點和錯誤的，一個也沒有。我就沒有缺點、錯誤?別人不講，我就知道。世界上圣人是沒有的。錯誤性質有嚴重和不嚴重的。”當余秋里匯報到1958年那股干勁很可貴時，毛澤東說：“干勁很足，浮夸不少!”當余秋里匯報到今年鋼可搞到一千一百萬噸時，毛澤東說：“不是有個消息嗎，英國人聽到說我們搞調整、鞏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進，搞質量，搞品種、規格，他就怕了。數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當余秋里匯報到中央方針政策完全正確時，毛澤東說：“不一定都正確，要有分析，要一分為二，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十五年來，正確的總是主要的，沒有搞修正主義嘛!多快好省搞了多快，忘了好省，那也能說正確嗎?哪能都怪計委?不能都怪計委。犯點錯誤也有好處，取得經驗，有免疫性。高征購，瞎指揮，一千七百項，都是不正確的。多快好省，你們注意，不要鬧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那樣的盲目多快，結果也不多，也不快。”1965年6月16日上午，毛澤東聽取余秋里關于編制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時指出：“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億元的建設規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項目就能打殲滅戰，大了殲滅不了。不要搞一千個億，搞個八百億、九百億。一九七〇年那些指標不要搞那么多，糧食四千八百億斤能達到嗎?鋼一千六百萬噸就行了。你這個數字壓不下來，就壓不下那些冒進分子的瞎指揮。我看大家想多搞，你們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革命，促生產，奪取工業戰線的新勝利》，毛澤東在社論中加寫了“在訂計劃的時候，必須發動群眾，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直到1970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接見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時，針對我國不少鋼鐵企業又要掀起翻番的情況還說：“管經濟很不容易。我們早先不會搞，經過幾個轉折，搞的稍微好一點，才學會了一點。”“現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這個積極性一上來，又要發生事。一是材料不夠，一是設備、投資跟不上，全國緊張。”

以上事實完全可以說明，一是在“大躍進”中特別是“大躍進”初期，毛澤東與全黨一樣頭腦發熱，犯過不切實際的“左”的錯誤，但是，他對自己所犯的錯誤，一直認賬，并在后來的實際工作中一直避免重犯。二是毛澤東所犯錯誤遠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大、那么多。現在，一些人仍把“大躍進”期間所出現的荒唐現象，包括各級領導其中包括其他中央領導所犯的錯誤，都堆放到毛澤東一個人頭上，甚至肆意進行嘲弄、辱罵，這難道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嗎?

對于自己的“祖宗”，我們必須實事求是。“祖宗”錯了，我們當然要勇于承認，不能因為是自己的“祖宗”甚至是自己的“親生老子”，就為尊者諱，或盲目為“祖宗”辯護;但也不能因為“祖宗”有過一點錯誤，就無限夸大，甚至把他的偉大業績和功績都要涂抹得漆黑一團。實際上，人們的生理血脈，只能是一條縱線，承接歷史、伸向未來;而人們的思想政治上的血脈，只能從后天獲得。不同的人、不同的“祖宗”會影響著不同的人，甚至一些人會去刻意尋求著不同的“祖宗”。“文化大革命”中所泛濫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的錯誤思潮，傷害了不少人甚至幾代人，一些人至今仍固執地認為毛澤東是這一錯誤思潮泛濫并造成惡果始作俑者。這也是至今仍有一些人對毛澤東關于黨永不變質思想抱有偏見的緣由之一，但這決不是歷史的真實。

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時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黃克誠在晚年說：“大躍進中，許多同志作風浮夸，把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

有人誤認為毛澤東僅有詩人的浪漫，缺乏科學的求是精神，因而將詩人的浪漫不適當地運用于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便難以避免出現重大失誤。筆者不贊成這一說法。理由有三：

一是如前文所列舉的毛澤東在“大躍進”中所極力糾正浮夸、“共產風”、急于過渡到共產主義等“左”傾錯誤的大量事實，應該可以澄清不少人對此的模糊認識。

二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要做的實質上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從一定意義上講，在艱難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出現一定曲折和失誤，是不可避免的。1954年3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的對策時，毛澤東說：“共產主義運動，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于今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從十月革命算起，還不到四十年。實現共產主義是空前偉大而又空前艱巨的事業。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在這艱巨斗爭的過程中，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道路。我歷來是‘難免論’。斯大林犯錯誤是題中應有之義，赫魯曉夫同樣也要犯錯誤。蘇聯要犯錯誤，我們也要犯錯誤。問題在于共產黨能夠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自己的錯誤。”

三是在實際工作中，毛澤東從來都是強調革命精神與實踐相結合。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做第一次講話，指出：“革命精神應與實際精神統一，要把俄國的革命熱情和美國的實際精神統一起來。在文學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統一。我們的革命精神不是與實踐相脫離的，而是與實踐相結合的。”1959年3月5日第二次鄭州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會議即將結束時明確批評了在“大躍進”中要幾億農民寫詩的做法。他說：“有詩意的人才寫詩，沒有詩意也要他寫，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鄭州寫詩，我的詩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我們決不能否認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經濟建設中出現的失誤和錯誤，決不能為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包括毛澤東本人的失誤辯護，但失誤和錯誤決不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更不能把毛澤東的功績甚至是偉大貢獻當成失誤甚至錯誤對待。我們不能把這27年艱辛奮斗與改革開放40余年割裂甚至對立起來。現在有的人把新中國成立27年后歷史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暗無天日，這不是糊涂，就是別有用心。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習近平這段話既完全符合歷史實際和歷史真實，又在最廣大人民群眾中找到了共識即最大公約數。習近平所講正確對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完全符合毛澤東所說：“割斷歷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們白手起家，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黨的十八大報告作出的“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的重要結論，深得黨心民心。

筆者與新中國同齡，是河南省豫西北黃河北岸溫縣人。筆者家鄉南濱黃河，北依太行，土地肥沃，光照充盈。新中國成立后，溫縣與其他省市縣一道大力興修水利，幾乎年年風調雨順說豐年。但在20世紀60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筆者和鄉親們曾在一個暫短時期內吃過草籽、榆樹皮、玉米芯甚至觀音土。那時年少不知因何故，隨著年齡和閱歷增長，加上自己對黨史、國史的酷愛和一些可靠資料的披露，逐漸認識到，三年困難時期，河南是全國為數不多的重災區之一，這其中確有“人禍”的因素，但直接原因是有其他一線領導同志明確指示當時河南省委主要負責人在河南搞“一平二調”、盡快向共產主義過渡試驗區。這一錯誤與毛澤東沒有直接關系，這亦恰恰是毛澤東發現后所要盡心竭力糾正的。

筆者認為：我們審視歷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立場，而必須打破個人局限，站在人民和歷史乃至最終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諦與本質。不能因為自己曾經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就把新中國成立后27年的艱辛奮斗與后40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現在回想起來，從一定意義上講，筆者至今仍為在當年如此困難的情況下我國研制出“兩彈一星一潛艇”等，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而驕傲，以吾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乃至最終形成而作出的微薄貢獻而自豪。筆者也想提醒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些年輕人，千萬不要不了解情況，就無端指責我們這些曾經生活和工作在毛澤東時代的幾代人是“大鍋飯”養的懶漢，就否認我們當年為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礎而付出過的辛勤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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