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樂山沙灣。1914年赴日本留學。1918年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19年夏，與留日同學響應五四運動組織抵日愛國社團夏社。1921年出版詩集《女神》。1923年完成歷史劇《卓文君》、詩歌戲曲散文集《星空》。1924年春，再赴日本在福岡翻譯屠格涅夫長篇小說《新時代》，完成歷史劇《王昭君》。郭沫若經過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的洗禮成長為新型文化人。

　　走出純文學象牙塔確立馬克思主義革命的世界觀

　　臧云遠談到郭沫若《女神》的新詩時說，“當時北平的幾位詩人寫的詩，雖然用了口語白話，但讀起來，還是舊詞的味兒。只有讀了先生的詩，才完全是新的思想天地，新的藝術境界。”（《“我不想呆在兩三千年前”》2018年06月09日北京青年報）

　　1923年，郭沫若結束了自己在日本的留學生活回到了上海。剛剛下輪船他就驚呆了。目之所及盡失壓迫與剝削，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于是，憤怒的郭沫若決定拿起自己的筆與這個黑暗的世界抗爭。由于在國內接觸到了一些宣傳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書籍，郭沫若越來越篤定地相信只有“蘇俄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國未來唯一的希望。1923年6月，郭沫若著手翻譯尼采的哲學散文《查拉圖斯屈拉》在《創造周報》上連載。同時在寫給宗白華的《論中德文化書》中評價尼采說，“我于老子與尼采的思想之中，并發見不出有甚么根本的差別”。對尼采、施蒂納等著作的翻譯與評價，正是郭沫若在紛繁龐雜的西方哲學思想中進行比較鑒別、尋找探索一條救國之路的例證，標志郭沫若從文學創作向研究西方哲學思想轉變，走出純文學象牙塔探索救國之路。

　　1924年4月，郭沫若放下《創造周刊》的編務，再次東渡日本。在離開上海之前，他對尼采的關注發生了質的變化，認為尼采的玄想和措辭十分巧妙，但他的超人哲學終歸是夸大了的個人主義。因而《查拉圖斯屈拉》只譯了不及全書的三分之一便戛然而止了。郭沫若在參與孤軍社有關經濟問題研討的過程中，強化了要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深入了解的愿望，決定把研讀日本初期馬克思經濟學說的高峰——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作為下一步的計劃。他把書帶到福岡，邊讀邊譯，用50天時間譯完了這部20多萬字的著作。郭沫若通過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深信人類社會必將走向“共產制度”，中國的智識階級應盡早與體力勞動者相結合，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系統了解，他選擇并且終生實踐了努力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志向，“深信社會生活之向共產制度之進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這是必然的徑路。”（郭沫若：《社會革命的時機》）從此確立馬克思主義革命的世界觀。

　　投筆從戎，完成從文化人向革命軍隊政治工作者的轉變

　　1924年末，回國后的郭沫若居住在上海，見證了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發表了一系列歷史劇、論著和組詩，利用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優秀文筆，有效響應了當時國內高漲的工人革命運動，讓中共領導人瞿秋白關注到他。郭沫若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呼吁革命，而這也讓他成了當時北洋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1926年3月，在越來越緊張的形勢之下，郭沫若只能選擇離開北洋政府控制區，前往更加“革命與自由”的廣州。在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等人的推薦下，郭沫若前往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來到廣州后，郭沫若結識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我黨早期領導人。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毛澤東還邀請郭沫若去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期間，郭沫若寫了申請書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廣東負責人陳延年讓惲代英代表黨組織和郭沫若進行了談話。郭沫若聽后，表示愿意放棄文學院院長的職務，同意到軍隊做些實際工作，經受革命的鍛煉。當時正值北伐軍組建政治部，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惲代英和北伐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孫炳文推薦，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安排郭沫若隨軍，任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并兼北伐軍行營秘書長。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鄧演達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盡量起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干，使總政治部成為具有鮮明革命目標并充滿革命朝氣的機構，北伐前在廣州召開總政治部工作會議部署北伐中政治工作，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員注意做好發動農民工作，在開展政治宣傳鼓動和動員農工群眾支援北伐戰爭等方面要發揮巨大作用。當時鄧演達主要精力放北伐軍務，委托郭沫若具體負責北伐期間的政治工作。

　　自此，郭沫若投筆從戎，完成從文化救國向革命救國、從新文化運動的大學文化人向北伐戰爭時期鄧演達領導的新型革命軍隊政治工作者的歷史性轉變。

　　經歷血與火的北伐戰爭鍛煉

　　攻占長沙后，為保衛湖南北伐勝利成果的需要，鄧演達做出決定，政治部一千多人，三分之二暫留湖南，繼續領導湖南的革命運動。另外三分之一立即出發，郭沫若隨軍行動，支援北伐湖北前線。

　　在圍困武昌的殘酷戰斗中，“我（郭沫若）每聽見一次炮聲，心里總要冷一下，頭是不知不覺地總要低一下的。”“我自己便也盡力地鎮靜著，想不讓我的頸子動，但到了炮聲一響，頸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隨意筋的一樣，又一齊都收縮了起來。”“鄧主任（鄧演達）也照常把頸子昂在右邊，把胸脯挺著直黨黨地在走。”在《郭沫若自傳 北伐途次》中形象描寫郭沫若經歷血與火的殘酷戰爭鍛煉。

　　9月8日北伐軍攻占漢口，鄧演達命郭沫若主持總政治部漢口辦事處工作。期間，鄧演達與郭沫若有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著革命的志趣的人無論到什么地方，無論做什么事情，一樣可以革命。”“革命家沒有強烈的感情是不能夠革命的。”（《郭沫若自傳 北伐途次》）

　　北伐軍攻占武昌后，10月11日鄧演達命令“要政治部全部遷過武昌，……，以后的工作是偏重在農民運動方面。”郭沫若提出異議，鄧演達說：“目前的漢口雖然是政治中心，但這是一時的現象。武昌已經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黨部，都要次第地移過去。還有就是政治工作人員應該過艱苦的生活，久住在漢口是會墮落下去的。”（《郭沫若自傳 北伐途次》）郭沫若正是在鄧演達的直接教導下迅速成長為革命覺悟極高的新型革命軍隊政治工作者。

　　攻占武漢后，北伐軍繼續向東討伐孫傳芳，郭沫若升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命令郭沫若跟隨總司令部全權負責江西方向的政治工作。這代表郭沫若此時已經完全可以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獨當一面。

　　寫下《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討蔣檄文

　　1927年3月7日，北伐軍向東討伐孫傳芳過程中，發生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人陳贊賢被國民黨右派暴徒殺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搗毀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打死打傷數人。蔣介石到安徽安慶后，3月23日又發生了暴徒襲擊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各合法民眾團體的事件，打傷了六個人，剝去外衣，拖出來游街，說他們就是赤化分子的榜樣。這就是近代革命史上的暴徒圍毆光明甫的“三二三”事件，郭沫若以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身份處置這次事件。這些事件的發生，開始時郭沫若并不知真相，后來得知，原來都是蔣介石一手策劃的，蔣介石公然破壞國共合作，劊子手的面目已徹底暴露。郭沫若通過近期一系列事件敏銳觀察，從懷疑到終于認清蔣介石對革命的背叛，于是毅然離開安慶脫離蔣介石，從安慶轉赴南昌，3月31日在南昌朱德家寫下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檄文，4月9日發表于武漢《中央日報》，5月武漢《中央日報》副刊作為16開單行本出版，將蔣介石背叛革命的內情予以公開披露。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是郭沫若終于認清蔣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后，以無比憤怒的革命激情，詳盡而具體地揭露了蔣介石陰謀制造“贛州慘案”、“南潯事件”和“安慶慘案”等反革命血腥罪行，撕下了蔣介石的種種偽裝，將蔣介石的反動面目暴露在廣大人民群眾的面前。郭沫若是第一個響亮提出來“打倒蔣介石”口號的革命者。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使郭沫若成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革命勢力的眼中釘、肉中刺，他的名字隨之被南京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監委會聯席會議列入通緝名單。5月10日，蔣介石發出了《通知軍政長官請通緝趨附共產之郭沫若函》，指責郭“甘心背叛，開去黨籍，并通電嚴緝歸案懲辦”。5月21日，蔣又以總司令的名義向全國頒發通緝令《電令所屬一體嚴密緝拿郭沫若，務獲歸案懲辦》。

　　8月1日，南昌起義的槍聲響起，郭沫若被推舉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宣傳委員會主席、總政治部主任。這些任命刊登在南昌發行的《南昌民國日報》、《江西工商報》上。8月4日，郭沫若追趕上起義部隊，南昌起義部隊在會昌戰役后，起義軍穩定住了局面，在周總理、李一氓的介紹下，郭沫若莊嚴地宣讀了入黨誓詞，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陷入低潮，大量黨員因此退黨時，郭沫若卻對中國共產黨充滿信心，毅然決然的走上了一條正義且艱巨的道路。郭沫若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當時極為不易，更加凸顯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提振了當時國人對我黨的信心，受到周總理的高度贊揚。不久，蔣介石對郭沫若再次發出通緝令，在周恩來直接安排下，郭沫若再次東渡日本，等待機會回國。

　　《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發表標志郭沫若踐行當初向陳延年惲代英遞交入黨申請書時的承諾；標志郭沫若在經歷北伐戰爭實際工作中經受了革命的鍛煉，在蔣介石背叛革命時凸顯他對于馬克思主義堅定的信仰和堅定的革命立場；標志郭沫若從著名文化人向“堅貞不渝的革命家和無產階級文化戰士”的嬗變。

　　1978年6月18日，在郭沫若追悼會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親自致悼詞，悼詞中有這么一句話：“深切悼念這位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堅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

　　（原創作者：張勁英 廣東鄧演達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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