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記得在文革后期，一提到林彪就提他一貫對革命沒信心，起因就是毛澤東的星星之火可能燎原，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說林彪的。前幾天在整理其他資料時，偶而得到當時的原始回信，我便又搜集些資料，讓我對以前的認識產生了懷疑。也許林彪承受了不應該承受的東西。

　　情況是這樣的，1929年4月，紅四軍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2月發出的致紅四軍前委的信（即中央《二月來信》）。信中依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對國內革命形勢作出了悲觀的估計，主張“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同時，要求朱德、毛澤東兩個人必須離開紅四軍。毛澤東代表前委回信中央，指出關于中央在來信中提出的“分兵”和朱、毛離隊問題，紅四軍前委多數同志都持反對態度。毛澤東在信中說：“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在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力量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毛澤東還覺得中央對自己的不信任，出于對革命的負責任，建議若讓自己離開中央應該派比較得力的人接替自己，他說：“若中央需要我們改換工作，還請立即派遣得力人來。”隨后，他又在上面寫：“我覺得有一個人很合適接替我的工作，如能派得來，甚至還有可能會勝過我。”他推薦的是惲代英。惲代英確實是很有能力的一個人。

　　中央收到此信后，經過慎重考慮，沒有堅持原議，朱、毛因此沒有離開紅四軍。然而，中央《二月來信》在紅軍中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同時當時的情況也確實很危險的，即無吃也無穿，隨時有被消滅的可能，許多人在跑路或想跑路的狀態中。從有些資料介紹，當時部隊中相互之間交流時問你什么時候走，去那里，這樣的交流都不用回避，說明部隊的情緒確實極差，部隊中散發者“革命紅旗能打多久？”的疑問，極大地影響著部隊的生存和發展。在此時1930年元旦，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致信毛澤東，林彪給毛澤東寫信，注意是賀年信，說明林彪對革命并沒有像后面的人想像的那樣失去信心，沒有跑路的想法，而是帶有很大的疑問？想尋求出路，在有的評論中也說是“征求意見”，我覺得評價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問毛澤東尋找答案，向黨尋求幫助，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信中主張大敵當前，紅四軍應分散去打游擊，各自找出路（這不是中央的精神嗎？）。信中過高估計了敵人的軍事力量，彌漫著一股悲觀情緒。這是所有的描述也是從毛澤東的回信中反映出來的，但是直到現在也搜集不到林彪給毛澤東的信，官方封得真嚴。所以說，所有的內容都是憑借睬想和推察。

　　事實是毛澤東也感覺到了部隊的情緒，早在1929年底“古田會議”后，毛澤東就開始重視黨內和軍內彌漫的悲觀情緒。當他看到林彪的“新年賀信”后，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他希望通過回復林彪來信的方式，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前途的看法，清除黨內軍內的消極情緒。于是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利用難得的戰斗間隙，在古田賴坊一家店鋪的閣樓上，秉燭夜書，寫下一封長信——《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在后來出版時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當時的基本情況。

　　我們客觀地想，當時部隊的這種情況是普遍的，但沒有人向黨反映，是不是有些人說走就走呢？還是不敢？咱們不去睬想，也沒必要。而林彪作為紅四軍第一縱隊隊長給毛澤東寫信被后來的人一股腦地說是對革命悲觀失望，成為了困在林彪一生的恥辱，每每為后人所危鉤，我覺得是不公正的。雖然林彪最后結局是那樣。

　　林彪是帶著對革命隊伍前途命運的思考向黨提出建議和想法的人，應該是對革命負責任的人，所以后來人一提林彪就是對革命沒有信心，好像大家都好，就是林彪不行，這是對歷史的不尊重和偏見。

　　但我在想全面了解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偉大意義時，看原始的資料的時候，發現林彪可以說是被冤枉的也不過分，首先林彪是將軍中之情向黨的領導人作了如實的反映，另外林彪是因為對革命前途的考慮想尋找出路而求助于毛澤東，毛澤東也是因為林彪代表了大多數的意見和困乏，而寫回信并公開，是解決大多數的疑問而且在原始的信中對林彪有批評也有肯定，即林彪還是比一般同志強的，但大家忽略這點而糾纏于林彪的對革命失望，而這個意見是中央四月來信的情況，沒有人追究中央恰恰抓住林彪不放而失公允。

　　我在此說的是永遠要尊重歷史，而不能偏面理解歷史或專門帶偏歷史，這樣就不好了。在后來的革命中毛澤東一直信任林彪，重視林彪，也證明毛澤東覺得林彪才是可信任的人。后面附毛澤東對林彪的回信，也是公開信，便于大家思考。這是原件。

　　附：

　　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

　　毛澤東

　　1930年1月5日

　　〔說明〕此文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未刪減版。原載《抗戰以前選集》，1944年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選編出版，資料引用韶山毛澤東圖書館。

　　錄入所據的版本中，“彭德懷式的流動游擊政策”被改為“×××式的流動游擊政策”，經讀者指出，改回。此致感謝！

　　林彪同志：

　　新年已經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則因為有些事情忙著，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點什么給你呢？有什么好一點的東西可以貢獻給你呢？搜索我的枯腸，沒有想出一點什么適當的東西來，因此也就拖延著?，F在我想得一點東西了，雖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點材料實是現今斗爭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使于你的個別情況不切合，仍是一般緊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提出來。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問題呢？就是對于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于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由你相信彭德懷式的流動游擊政策一點看來，似乎你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有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于中國革命不適合的。你的這種理論的來源，據我的觀察，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后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后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個世界里頭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意義的嚴重，因之，也就明白農村暴動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形勢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政權口號之絕對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于全個世界中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外一件怪事，即紅軍與游擊隊的存在與發展，以及伴隨紅軍與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政權（蘇維埃）之存在與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及蘇維埃區域之發展，它是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也就是半殖民地農民斗爭必然走向的形式。六，也就會明白無疑義的它（紅軍與農民蘇維埃）是半殖民地無產階級斗爭最重要的同盟力量（無產階級要走上去領導它），無疑義的它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七，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是不能達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著組織著從斗爭中訓練著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武裝組織從鄉暴動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以至于超地方紅軍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是無疑義地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對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俄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的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重要工具之一。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我現在再要說一說我所感覺得的你對于時局估量比較悲觀的原因。你的估量我覺得恰是黨內革命急性病派的估量的對面。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是看大了主觀的力量，而看小了客觀的力量，這種估量多半從唯心觀點出發，結果無疑的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錯誤道路。你沒有這種錯誤，但你似乎有另一方面缺點，就是把主觀力量看得小一些，把客觀力量看得大一些，這亦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你承認主觀力量之弱與客觀力量之強，但你似乎沒有認識下面的那些要點：

　　（一）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弱，但立足于中國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組織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西歐各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中國革命主觀力量要強得多，但因為他們的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統治的力量更要強大得許多倍，所以他們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弱，但因為客觀力量也是弱的，所以中國革命之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歐快。

　?。ǘ┐蟾锩『蟾锩闹饔^力量的確大為削弱，剩下的一點小小的主觀力量，若據形式上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后的大革命運動已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決然的是要看他的實質，而把它的形式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而把那做向導的形式拋在一邊，這才是科學的可靠的而且含了革命意義的分析方法。

　　（三）對客觀力量的估量亦然，也決然不可只看它的形式，要去看它的實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有少數同志在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估量之下，真正相信湖南省委的話，把階級敵人看的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為笑話的“十分動搖”“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前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到了前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未爆發前）約四個月間，最大的第三次會剿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份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懷疑出來了。其實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斗爭已經走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的混戰的式子業已形成，實質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那時不但紅軍及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心理，就是中央那時亦不免為那種形式上的客觀情況所迷惑，而發出了悲觀的論調；二月七日中央來信就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

　?。ㄋ模┈F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形式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圍困，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仿佛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而革命勝利前途殊屬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原因于他對一般悄況的實質未曾科學地了解到。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向前發展才能決定。如果我們確切認識了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間、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因而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帝國主義爭奪一迫切，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的矛盾和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統治階級間的一日擴大一日、一日激烈一日的混戰——中國統治階級間的矛盾，就越益發展起來；伴隨統治者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賦稅之無情的加重，就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與統治者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矛盾，即中國資產階級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就即刻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與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即中國資產階級不得不加重對工人階級的剝削；伴隨于帝國主義商品侵略，商業資本剝蝕，與賦稅負擔加重等，對于地主階級的矛盾，使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越益深刻化，即地租與利錢的剝削越益加重；為了外貨的壓迫，工農廣大群眾消費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加重，使國貨商人及獨立小生產者，日及于破產之途；為了無限制增加軍隊于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及戰爭之日多一日，使得士兵群眾天天在饑寒奔走傷亡的慘痛中；為了國家賦稅加重，地主租息加重及戰禍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全國的災荒與匪禍，使廣大的農民及城市貧民走到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無錢開學，使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生產落后，使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怎樣的在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怎樣的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的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的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迅速的就要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現時局面的適當形容詞。只要看一看各地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之全國形勢的發展，就知道已經不僅是“星星之火”，而距“燎原”的時期，是毫無疑義的不遠的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表明出來了。那封信上說道：

　　“中央此信（指二月九日來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三次進剿井岡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斗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干部份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消滅。群眾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固然是為淵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群眾了。群眾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滅。在將來形勢之下，什么黨派都不能和共產黨爭群眾的。六次大會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十分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武裝暴動。但革命的發展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準備應該采取積極的精神。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口號積極精神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斗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我們感覺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現在卻在一些地方頗有取消主義的傾向了。……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之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最大任務。但同時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蘇維埃的建立，紅軍之創造與擴大，亦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條件。所以拋棄城市斗爭，沈溺于農村游擊主義是最大的錯誤，但畏懼農民勢力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領導而不利于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不得工人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發展超過工人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這封信對紅軍行動策略問題有如下之答復：

　　“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理想。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前年冬天（一九二七）就計劃起，而且多次實行都是失敗的。因為：（一）紅軍多不是本地人，與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機關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斗，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之刻不能離。……”

　　這一段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夠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理由應該是：集中了才能打破大一點的敵人，才能占領城池。打破了大一點的敵人，占領了城池，才能發動大范圍的群眾，建立幾個縣份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于促進革命高潮上發生些實際的效力。如我們前年干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干的閩西政權，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大的原則。至于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里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大要如下：

　　“我們三年來從斗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斗爭的發動是一天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這里所謂“打開”，就指近距離的，或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與三十一團之永新境內的分兵；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往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之贛南各縣分兵，七月之閩西各縣分兵，都是適例。至于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為分兵的目的，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這到這些目的，甚至反因分兵而遭失敗，削弱了紅軍勢力，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一樣，則不如不分的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是無疑地應該分兵的，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兵比集中更有利。至于在嚴重環境下為保存實力避免目標集中而分兵，此點我在原則上是反對的，前頭所引前委給中央的信內業已說明。此外，將來是否有因為經濟情況不許可集中而應該分兵工作的時候呢？那也或許會有，但我不能對此下一肯定的斷語，因為我們還沒有這種情況的具體經驗。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小部份同志以不良影響，即如你也似乎受了些影響。中央那時還有一個通告謂蔣桂戰爭不一定會爆發。但從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說來都完全是對的了。對于那個估量不適當的通告（其實只通告內一部份），中央已發了一個通告去更正。對于紅軍這一信，雖沒有形式的更正，但后來的指示，就完全沒有那些悲觀的精神了，對紅軍行動的主張也完全與前委的主張一致了。但中央那個信給一部份同志的不良影響是仍存在的。前委覆中央那個信雖然是與中央來信同時在黨內發表了；但對于這一部份同志似乎沒有發生很大的影響，因為中央那個信恰合了這一部份同志的脾胃，而中央后頭許多對于時局估量的正確指示，或反不為這部份同志所注意，注意了或仍不能把從前的那個印象洗干凈。因此，我覺得就在現時仍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關于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來又在雩都有一次決定。當時指出的理由見之于給中央信上的，現錄如下：

　　“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眼前。國民黨統治從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會到來。在這種局面之下來布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粵湘兩省買辦地主的軍力太大，湖南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政策的錯誤，黨內黨外群眾幾乎盡失。閩贛浙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成〔誠〕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但郭旅已被擊破；陳盧兩部均土匪軍，戰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并未打過仗，戰力必不大；只有張貞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兩團好的；且現完全是無政府，不統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輝兩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為強，然比起湖南來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兩省黨和群眾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和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仍在的；贛南的希望更是很大，吉安、永新、興國等縣的紅軍第二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方志敏的紅軍并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此一年中，要在上海、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等處建立無產階級的斗爭基礎，使能領導浙贛閩三省的農民斗爭。江西省委必須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潯路的職工基礎須努力建立起來。”

　　上面一年為期爭取江西的話，不對的是機械地規定著一年為期。至于爭取江西，在我的意識中除開江西的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意義，因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議的缺點就是不該機械地說為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機械性和急燥性。但你不相信一年爭取江西，則是由于你之過高估量客觀力量和過低估量主觀力量，由此不相信革命高潮之快要到來，由此而得到的結論。至于江西主客觀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觀條件仍如前頭所說，沒有新的意見增加外，客觀條件現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點：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殘余即地租剝削的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有力。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隊，自來都是外省軍隊前往駐防。外來軍隊“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遠非本省軍隊之關系切身，而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國主義干涉的影響比較小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要受英國的支配。我們懂得了這三點，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江西的農村暴動比哪一省要普遍，紅軍游擊隊比哪一省要多了。

　　我要對你說的話大致已經說完了。扯開了話匣，說的未免太多。但我覺得我們的討論問題是有益的，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果然正確地解決了，影響到紅軍的行動實在不小，所以我很高興的寫了這一篇。

　　末了還有兩點須要作個申明。一是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之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得桅桿尖頭了的一支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嶺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燥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二是，我說你欲用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不是說你有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思想。你顯然沒有此二者，因為二者完全沒有爭取群眾的觀念，你則是主張“放手爭取群眾”的，你不但主張，而且是在實際做的。我所不贊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對于爭取群眾促進革命高潮的任務，就必然不能如你心頭所想的完滿地達到。我這封信所要說的主要目的就在這一點。

　　我的不對的地方，請你指正。

　　毛澤東于上杭古田

　　注：此信寫于1930年1月5日，后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1卷，有刪節?，F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1941年12月編印的《六大以來》刊印。文中人名、事件等，請參閱《毛澤東選集》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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