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媒體說1936年4月的一天，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的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草嵐子監獄的黨員通過“假意履行手續”的方式出獄。該建議被中共中央批準后，由柯慶施組織實施。但熟悉黨史和柯慶施簡歷的人都清楚，1936年4月柯慶施即被免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長的職務，該職務由彭真接任。
如《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見2022年4月2日《天津日報》）寫道：“1936年4月初，在劉少奇主持下重新組建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重組后的北方局，由劉少奇任書記，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
《館藏天津丨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舊址紀念館，感受發生在天津那段革命歷史》（見2019年12月19日澎湃新聞）寫道：“1936年春，為了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中央派劉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少奇同志抵津后，改組了北方局，劉少奇任書記，彭真為組織部長。”
《中共中央歷史上成立的各中央局》（見《黨史博采》2023年第12期）寫道：“1936年4月，劉少奇任書記，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林楓任秘書長。”
中共北方局舊址紀念館簡紹說：“4月初，劉少奇同志受黨中央的委托來津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重新組建了北方局。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長。”
《劉少奇來到北方局》（來自“劉少奇研究院”網，作者是林楓夫人郭明秋，）中說：“劉少奇同志是1936年4月初到天津的” “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以前，河北省委和北方局是兩塊牌子，一套班子。高文華是書記，柯慶施是組織部長，李大章是宣傳部長。”“重新組建了北方局，組織部長是彭真同志，宣傳部長是誰，我不清楚。”
《彭真小傳》中說：“劉（即劉少奇）特意調走和自己有矛盾的柯慶施，讓彭真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與北方局秘書長林楓一起，成為自己的左膀右臂。”
從上述介紹看出，一是劉少奇1936年4月初到達天津；二是劉到達天津后，即對北方局進行改組；三是柯慶施與劉少奇有矛盾，北方局改組后，彭真即接替柯慶施任組織部長；四是柯慶施被免職后，很可能因犯“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受到劉少奇等人的批評，沒機會以組織部長身份與劉共事，也就不可能提出“假自首”的建議，更不可能辦理此事。
而據《劉源：漫憶父親劉少奇與國防、軍事、軍隊》（見《黨史博覽》2017年第8期）中說：“康生、柯慶施等人就‘采取兩面派的辦法來反對’，指責父親營救戰友出獄，拉宋哲元抗日，做張學良、傅作義工作，與閻錫山合作、‘換旗抓槍’是‘右得不能再右’了！”
從上文看出，柯慶施強烈反對劉少奇讓草嵐子監獄黨員采取“假自首”方式出獄的做法。
搜索彭真會發現諸如“1936年上半年,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來到冀東巡視黨的工作”（見《魏春波：毀家紓難，為革命犧牲一切》一文）、“1936年之初，彭真為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見《1983年,他接替葉劍英的職務,去世前坦言:我一生無憾》一文）等說法，可見，即便彭真不是1936年4月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長，但至少在1936年上半年已出任北方局組織部長。
據《“六十一人案”是怎么回事？》（見《北京日報》，作者為軍事科學院原軍史部副部長、少將）披露：“從1936年8月底到1937年3月，獄中的共產黨員分9批履行出獄手續，陸續出獄。”
可見，柯慶施沒機會參與營救草嵐子監獄的黨員，組織他們履行出獄手續的也許是時任組織部長的彭真，也許是其他人。（202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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