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是國家社會。各種文明形態或國家社會形態由以區別的最根本依據是這個國家包括政治統治的階級性質在內的政治模式。

　　自從人類社會進入國家社會以來，空前未有，旨在消滅壓迫和剝削，在政治統治上代表勞動人民主權的文明新形態，是由受馬克思主義感召的列寧為核心的布爾什維克或以后改稱的蘇聯共產黨在根本上創建雛型，在列寧逝世后由斯大林為首的蘇聯共產黨繼承、鞏固、發展而基本成型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一黨專治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的國家社會。

　　馬克思主義，歸根結底，或其根本，就是人類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的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必將導致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領導工人階級造反，武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奪取政權，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革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資產階級和其它壓迫和剝削階級，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的主義。

　　早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統治。經過1848年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摧毀資產階級舊的國家機器，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

　　總結1871年的巴黎公社經驗，馬克思指出：

　　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用無產階級專政對反動派的反抗實行嚴厲的鎮壓，對社會實現統治；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一切重大問題都在公社委員會會議上經過民主討論，作出決議，然后由它所屬的工作委員會去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首要條件就是無產階級的軍隊” ；無產階級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的政黨領導才可能取得勝利。

　　但僅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革命時間太短，馬克思、恩格斯沒有也不可能有足夠的實踐經驗得出工人階級的政黨在組織制度上不能是自由民主主義制度的黨，黨的民主集中制不能允許拉邦結派的自由爭論、自由民主的選舉，從而勢必形成派別爭斗的那種民主集中制。而且不僅不能允許這樣的自由爭論、自由民主的選舉，從而勢必形成派別爭斗的民主集中制，還必須是有上級和下級，即中央和上級黨組織民主集中地對下級黨組織有行政性支配權。由這樣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政黨領導工人和下層民眾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打碎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機器，必須是這樣的黨一黨專治來實現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不能是勢必形成多派多黨的工人和其它下層民眾自由民主主義的

　　政冶或競選政治或所謂憲政，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只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才可能代表人民在政治統治上主權或民主。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只能演變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的資本主義社會。

　　所謂無產階級性質，就是這個政黨必須是由與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切斷聯系，反對階級剝削和壓迫

　　，為實現共產主義的人所組成。

　　這樣的黨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俄國“十月革命”后才由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實踐中創立根本的雛型，并由斯大林領導的蘇共繼承、鞏固和發展基本成型的國家政治模式。非如此不可，無產階級專改的人民主權性質的統治，或者實質上的人民在政治統治上的主權，或者民主的社會主義，才可能實現、維持和發展。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只能導致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失敗和滅亡，因此是反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反政治統治性質的人民主權或民主。

　　法國自大革命以來形成了深厚的自由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尤其是在巴黎。巴黎公社沒有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更沒有這樣的黨一黨專治的巴黎人民蘇維埃或人民代表大會形成的政權。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合一的公社委員會的委員是由巴黎二十個區各自選出，縱使有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無產階級性質的黨，也難以實現這樣的黨對巴黎委員會的主導，除非這個黨事先能在巴黎各區贏得多數區的選舉，在所選出的委員會委員中占多數。但當時在巴黎不存民主集中制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更不要說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政黨了。

　　如果是各選區選出巴黎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巴黎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巴黎的公社委員會，并能將國民自衛軍改造成巴黎公社委員會下屬的一元化統一指揮的軍事性行政組織體系，事情會好一些。由巴黎人民代表大會選出巴黎委員會的委員，只對巴黎人民代表大會負責而不是對選區負責，使委員喪失、至少是根本性削弱，依他本選區代表而對巴黎委員會所擁有的自主權。

　　然而，自由民主主義政治或競選政治，必然發展成自由民主主義的多派多黨并形成多派多黨的競選政治，勢必使人民代表大會及其產生的委員會也是多派多黨競爭，統治權往往是多派多黨聯合執政，執掌政權是黨派輪換，而且，會導致地方——在巴黎是各區——擁有自主權的政治自治。

　　如是一個人口比巴黎多數倍以上的國家，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往往會是各省（或州）、縣的政府由不同的黨派掌權。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政黨也是不但允許甚至是理所當然地必須發揚工人階級所謂自由民主爭論和自由民主選舉，勢必形成中央政府的多派競爭，各省（或州）、縣政府的政治自治。

　　巴黎公社委員會通過的《告全國人民書》主張的正是與此類似的、全國各地成立各自“絕對自治的”自由民主地競選產生的公社，在此基礎上，“以契約的方式”建立“統一的”人民的法蘭西共和國。

　　巴黎公社委員會的委員由巴黎二十個區分別選出，是巴黎公社這個權力機構組織上的重大弊端。以各區為本位選出的委員，只代表選舉產生他的選區，只對產生他的選區負責，對委員會擁有自主權，可以不對委員會負責。各區在組織關系上無法實現是巴黎公社委員會的下級。加之自由民主主義是巴黎民眾的崇高信仰，巴黎形成的，只能是下層民眾自由民主主義的以選區為本位的多派別的競選政治。

　　下層民眾自由民主主義的多派別的競選政治，國民自衛軍也是渙散的，國民自衛軍居然由各單位民主主義地選出代表，由代表宣布組成“國民自衛軍聯盟臨時中央委員會”。注意，是“聯盟”。又由這樣的代表選產生“國民自衛軍聯盟中央委員會”。后來成立的巴黎公社的委員會沒有那個意愿、也沒有能力、甚至沒有權力，將國民自衛軍改建成軍事性一元一統的行政組織。

　　沒有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無產階級性質的黨領導，巴黎公社委員會的派別斗爭迅速發展起來，造成巴黎公社委員會這個權力中樞從而整個巴黎公社的政權體系嚴重渙散。看來是為了維護“自由民主”，4月5日大會決議，每日選舉主席、副主席，意圖是防止個人專權。

　　各單位擁有自主權的國民自衛軍建立的指揮機構也勢必是渙散的。 4月底局勢變得十分嚴峻，公社無法有效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十幾萬人的國民自衛軍與最多時也不到二十萬的敵軍作戰，國民自衛軍也無法一元行政統一地與敵人作戰。

　　巴黎公社暴露出政權渙散，內部派斗逐漸嚴重，根本沒有民主集中制統一的政權體制，和各單位擁有自主權的“聯軍”、甚至“民軍”式的軍隊，是其的致命弱點，靠自由民主主義形成的渙散的政權和如此的軍隊與反革命勢力作斗爭只有失敗。

　　5月1日公社決定建立具有“最廣泛權力”的5人“救國委員會”。表決時巴黎公社委員會與會的68人就有23人反對。他們認為過份集中權力就是“侵犯人民主權”。僅過4天，9日就又進行改組。救國委員會仍然未能妥善處理各種重大問題，它發出的命令無法保證執行 。

　　5月15日，巴黎公社委員會21個委員發表"少數派聲明"，與多數派"存在政治分歧"，他們只愿自已對本區選民負責,不承認與不依靠"某個上層的專政"。

　　自由民主主義的由各區競選政治產生的巴黎公社委員會對地方競選政治產生的政權機構沒有或難以建立起行政性支配權，縱使有工人政黨并爭得對巴黎公社委員會的主導，自由民主主義必然使工人政黨自身派別爭斗和渙散，也不能實現巴黎政權體系中樞和各區的行政性的統一，巴黎的包括本來就不是行政統一組織的松散的國民自衛軍聚合的軍隊在內的政權統治體系仍然會嚴重渙散，而且難以迎合各派各區選民的要求避免內部分爭地強有力統一執政。

　　下層民眾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是巴黎公社革命很快失敗的最致命的原因。

　　縱使巴黎公社革命建立、維護政權的斗爭能勝利，下層人民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也必然會演變成它的反面——資本主義。

　　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除了私有制，只有集體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不存在所謂的社會所有制。由于在蘇式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前，所有的國家都是私有制為主或為基本的剝削階級性質的國家，作為生產資料的私有者的統治者追逐各自私利導致的腐敗和渙散是所有私有制為主或為基本的剝削階級性質的國家的通病，國家用國家所有制的生產組織來進行生產，效率顯著差于私有制，這是除個別外，在蘇聯以前，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己知的所有國家社會的經濟都是以私有制為基本至少為主要的主要原因。只有能根本遏制派別政治和嚴重腐敗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而且還必須是無產階級性質的，為將人民大眾從壓迫和剝削中解放，為共產主義奮斗的政黨一黨專治，來實現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的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統冶規制的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效率，才可能會顯著甚至大大強于私有制經濟。下層人民自由民主主義政治或競選政治必然是渙散的而且必然趨于腐敗的政治統治，搞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不管是國家行政經濟或所謂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都勢必搞不好。

　　180萬巴黎市區人口，工人及其家屬約占一半。“自由民主”地選出的公社委員共有89人，其中30多人是工人，知識分子約30人，職員約10人左右，此外還有小商人、軍官和資本家，工人占比不到40%，并不是工人占多數的委員會。巴黎公社如果能長期幸存，縱使搞起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由于經濟搞不好，經濟和財政危機只會趨于嚴重，何況自由民主主義政治的企業搞的是工團主義的工人自治，只會把國民經濟搞壞。巴黎公社委員會勢必由此通過搞私有制經濟的決定。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勢必腐敗、被資本滲透，蛻化變質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權，或者來得更快，類似于18世紀未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政權那樣被搞掉。事實是更快，僅存在不到三個月，就被與普魯士戰爭遭到慘敗的法皇拿破侖三世帝制政權崩潰后，借此組織和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性質的第三共和國政權緩慢拼湊起來的軍隊鎮壓。從1871年3月18日起義算起，到5月28日被徹底鎮壓，只存在兩個月又10天或72天。

　　巴黎公社是下層人民推翻舊政權，以自由民主主義的全民普選政治建立政權；所謂民主集中是全民普選、“自由民主”地根據多數決定原則的民主集中，被選出的“公仆”可以“自由民主”隨時被選舉他的各區選民撤換，建立具有“最廣泛權力”的5人“救國委員會”就會遭到與會的公社委員會三分之一成員，以“侵犯人民主權”為由的反對；以為高度統一的行政體制的常備軍必是官僚政治專制的工具，必須是“自由民主”發展起來的民兵式的武裝；居然不將關系經濟命脈和財政命脈、從而關系公社命運的法蘭西銀行收歸公社所有；白白錯過資產階級政府還來不及組織足夠強的軍事力量、甚至組織有效防衛之前的大好時機，攻打資產階級政府所在地凡爾賽；根本沒有將革命發展到全國，在整個國家推翻資產階級政權的戰略打算。決定性的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還必須得加上列寧主義的，與生產資料私有制財產所有權關系及其意識形態徹底決裂，從而是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政黨，和一黨專治的黨——政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所以，不管它搞了什么，首創了什么，都勢必很快失敗。

　　依照馬、恩對巴黎公社經驗的總結，巴黎公社原則只能解釋為：必須建立工人階級政黨，在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下，用革命的暴力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推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工人階級專政。但卻沒也不可能有實踐經驗得出工人階級政黨必須是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這樣的黨領導工人階級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的政權必須是這樣的黨一黨專治并且必須是這樣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這是四十六年后，由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實踐上根本創立雛

　　型，并由斯大林領導的蘇共繼承、鞏固和發展基本成型的政治模式。否則巴黎公社后的俄國十月革命也必

　　然步巴黎公社的后塵。十月革命后74年蘇聯之所以解體，解體后的國家都變成資本主義，決定性的原因正是在政治上搞了自由民主主義的改革。

　　按巴黎公社的模式，不可能創建旨在消滅壓迫和剝削，在政治統治上代表勞動人民主權的文明新形態。

　　順更指出，廢除官員的高薪制是人民政權應有之事。巴黎公社規定公社委員最高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巴黎教師的年薪是800法朗，公社委員最高年薪是巴黎教師的近8倍。當時巴黎的人口只相當于現在中國的一個地級市，公社委員最高年薪不超過6000法郎是否還是高了。既然是人民政權，就必須對當官的工資進行限制。不能搞平均主義，但不能過高，過高就是剝削。

　　在“十月革”前，在歐洲和俄國，自由民主主義是影響廣泛的強大的思想潮流。白由民主主義的政黨是，自由加入、退出，自由發表意見、自由爭論、自由結派，入伙成員不受約束和支配地根據多數決定原則競爭選舉和決策，不容少數人操控地結成黨派，全國代表大會及其產生的委員會對各個地方的組織沒有行性支配權。各地方組織，如果認為全國代表大會及其產生的委員會的決定，不符合本地組織黨員自由民主主義地根據多數決定原則選舉產生的代表大會的決定，根據自由民主主義的法理，有權不執行。全國代表大會或其產生的委員會無權干涉各地代表大會及其選舉和決策，無權對其推薦委員會的候選人，更不能有重要人事上的委任權和其它行政支配權。

　　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也深受自由民主主義的影響。不同在于，是工人的，根據多數決定原則定期競爭選舉產生的代表大會和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由代表大會競爭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及其作出的決定，和委員會作出的決定在沒有違背代表大會決定的情況下,全黨得共同服從和執行。但必須是自由民主主義的，同樣是，全國代表大會或其產生的委員會，無權干涉各地代表大會及其選舉和決策，無權對其推薦委員會的候選人，更不能有委任權和其它行政支配權。

　　設想某國各地馬克思主義50個地方組織“自由民主”地競選出代表1000人召開該國馬克思主義政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選舉大會主席團成員的候選人，原則上不得由上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推薦，而必須由大會的比如至少2%的代表聯名推薦有效，推薦出比如50名候選人。由于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是10人，于是經第一輪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由得票最多的前20人再次進行第二輪同樣如此的選舉，由得票最多的前10位候選人當選。產生本屆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委員也得同樣用這樣的自由民主主義競選選出，而不是由大會主席團提出候選人，再由大會選出。黨組織內自由爭論和自由結派是黨員理所當然的民主權利。

　　中央委員會根據代表大會的決議指導各地組織進行工作。 但中央委員會沒有向地方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它的委員會推薦、審核候選人的權力，更設有對各地方黨組織委員會的行政支配權。

　　會出現這種情況，中央委員會不選設主持人，由其成員輪流主持，通過的決定或指示如被認為不符合本地黨組織黨員自由民主地根據多數決定的原則選舉產生的代表大會和其委員會的決定，地方黨組織有權不執行。由于沒有對各地方黨組織的行政性支配權，中央委員會難以統一領導全黨按黨中央的戰略、策略、政策、計劃和布署領導全黨進行革命斗爭，是自由民主主義的各地組織自治，中央委員會形同一個聯絡機構，沒有上下級的渙散的黨派組織。

　　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由不可避免的重大戰略、策略和路線的意見分歧，重大理論分歧，會形成與個人和小集團爭權奪利的活動混雜在一起的派別斗爭。由于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是自由民主主義競選產生的，易于發展成一黨內的多黨派別的斗爭，即一黨內的派別斗爭實際上形成為多黨派的斗爭。

　　由于缺發行政組織的統一性，自由民主主義的政黨無法領導人民進行武裝革命斗爭，推翻反動政府，建立革命政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樣的政黨，只適于去參加自由民主主義競選政治或憲政政治國家的政治職權的角逐。

　　必須使中央委員會對地方黨組織、上級黨組織對下級黨組織有行政性的某些支配權，如中央委員會和上級黨組織委員會對其下級組織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委員會的候選人有審核、推薦權，對其產生的委員會書記的候選人有審核、推薦權，甚至對其委員會的書記有委任和罷免權。

　　這會被居于主流地位的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第二國際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黨，認為是對代表大會代表的推薦權、代表大會的代表有由本代表大會代表推薦為候選人和被選為委員的權利，和對地方黨組織權力機關——代表大會——的民主權利的侵犯，是反工人階級“自由民主”的專制，而遭到反對。

　　列寧是實踐上締造無產階級新型政黨——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和這樣的政黨一黨專治的民主集中制的蘇維埃政權的創始人。當然，只能是在嚴酷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實踐過程中才能創造。

　　因為黨內自由民主主義的習慣勢力相當強大，連列寧本人“十月革命”前信奉的馬克思主義都是主張社會民主主義，要建的黨是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要建的是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階級和下層人民的自由民主主義政治的政權。是實踐迫使非改變不可，否則，布爾什維克及其領導的革命和蘇維埃政權不可能生存和發展。

　　盡管早在1903年7月17日至8月10日，先在布魯塞爾，后在倫敦秘密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的按集中制原則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建黨的主張經過斗爭取得勝利，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央委員會“統一和指導黨的全部實際活動，調配黨的人力和物力，組織黨的各種機關并領導這些機關的話動”；“中央的一切決議，各級黨組織都必須執行......”。但馬爾托夫的愿意加入黨的都接收入黨，不

　　要求他們參加黨的一個組織，不用黨的紀律來約束他們，奉行第二國際各國社會民主黨所采取的“門戶開放”原則，注定會使黨失去明確的組織界線，成為一個組織渙散設有定形的團體的主張，卻同樣被大會通過而成為黨的規矩。

　　經過列寧的堅決斗爭，馬爾托夫條文以后被布爾什維克黨廢除，黨決不能是“門戶開放”自由進出的場所，參加黨的黨員必須遵守黨的組織紀律，參加黨組織的活動。

　　不過，這里的“按集中制原則”，和“統一和指導黨的全部實際活動，調配黨的人力和物力，組織黨的各種機關并領導這些機關的話動”、“中央的一切決議，各級黨組織都必須執行......”，是建立在自由民主主義的基礎上的，即必須是允許“自由民主”的爭論、結派和競選的“按集中制原則”，形成的中央委員會，“統一和指導黨的全部實際活動，調配黨的人力和物力，組織黨的各種機關并領導這些機關的話動”、“中央的一切決議，各級黨組織都必須執行......”。盡管如此，這已經是包括社會民主工黨在內的其它政黨所沒有的大進步了。

　　至少在“二月革命”前，當時的社會民主工黨是有以列寧為首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俄國局和國外局的以布爾什維克為主體的黨，中央委員會同100多個黨組織保持聯系——注這里是“聯系”，黨的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主要是思想理論、戰略策略的指導，還不具有行政性、命令性。雖是民主集中制的，但不是行政性民生集中制的組織體系。連中央委員會都是這100多個地方黨組織選出的代表組成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當時不可能由這個中央委員會、它也沒有發展出這個權力，來對各地方的組織進行行政性領導，將地方黨組織變成中央的行政性下級。“中央的一切決議，各級黨組織都必須執行”主要靠“各級黨組織”的自覺。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加君主專制政治的腐敗、渙散和這種政治制度已在廣大國民心目中喪失法理，是“二月革命”的基礎。

　　早在19世紀60年代，用地方上層民主自治來革除地方由貴族統治的改革，就在沙皇君主專制政治體制中引入了有限程度的有產階級的民主制，建立由選舉產生的擁有有限權力的省和縣地方自治機關。不到居民1%的最富有的人有三分之一的票數，占居民10%的中等富有的人有三分之一的票數，而所有其余90%的居民只有三分之一的票數。由如此根據財富規定的極不平等的選舉制，選舉縣地方自治機關，再由縣的地方自治機關選出省地方自治會議。結果是在省的自治會議里，貴族、官吏、地主和資本家占五分之四以上，農民和其他下層國民不到五分之一。

　　1870年頒布的《市政自治法規》，城市建立杜馬和自治局，絕大多數市民無參選權，而且只負責解決經濟問題、城市規劃、衛生保健和部分國民教育問題，杜馬的活動要受官員監督，杜馬選出的市長要經省長或內務部部長批準。

　　盡管沙皇政府進行的是有財產限度的民主改革，卻給大、中、小資產者，甚至貧苦民眾得以聚集、結社，造輿論、相當程度的組織起來的活動平臺和空間，當然，工人階級的最為有限，但也有，并到后來能形成一定的勢力。在歐洲的影響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以自由民主主義為主的各種思潮發展起來，甚至深透統治階級內部。

　　在這種情況下，俄國又投入傾盡國力而且不斷遭到失敗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逾趨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一戰的頭兩年，俄軍就損失了350萬人。軍事上的嚴重損耗和由此造成的嚴重經濟危機，促使農民和工人運動發展、中亞細亞和哈薩克斯坦民族主義起義，大大損害沙皇的權威并造成統治階級的高、中層本來就存在的保皇派、立憲派、自由民主主義派之間的矛盾加重。中央權力中樞的矛盾加重，使整個政冶矛盾和危機發展。

　　不斷失敗和嚴重損耗國力的戰爭造成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城鄉下層民眾各種形式自發的反抗斗爭廣泛展開，由此促使趨于發展的上層矛盾使統治集團混亂，得以使布爾什維克號召和發動起打到沙皇、建立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土地、實行8小時工作制、聯合各交戰國人民制止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能足夠程度的發展到首都暴發成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士兵和成建制的部隊參加的，半自發性的大規模武裝起義；彼得格勒武裝起義的消息傳到前線，已經相當成度渙散的軍隊的廣大士兵行動起來，成立士兵委員會，對軍官實行監督；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發起召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使起義經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民主集中，轉變、發展成有領導有組織的反沙皇專制統治的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運動；由此形成的政治大危機促使國家杜馬成立臨時委員會，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與竊取蘇維埃主導權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協商，一致認定政權不能由工兵蘇維埃掌握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使彼得格勒蘇維埃通過決議，同意、支持國家杜馬成立臨時政府，以實現大有產階級對俄國的統治；繼彼得格勒蘇維埃之后，蘇維埃很快在全國大多數城市建立起來，有領導有組織的工、兵、農革命運動借此得以大發展；下層造反大危機促使俄國軍政高層在普斯科夫陸軍司令部逼宮尼古拉二世，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讓位于他的弟弟，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登上皇位，舊的統治集團中樞癱瘓、瓦解；上層軍官倒向并表示服從于國家杜馬成立的臨時政府，于是軍隊和警察這些國家強力機器聽命于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的統治得以實現；但由于國家強力機器已陷入渙散、解體的危機，工、兵、農下層民眾以蘇維埃方式形成的有組織的勢力大發展，其統治十分脆弱。

　　“二月革命”在首都成立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全體會議，通過在軍隊由選舉成立士兵委員會、各部隊一切活動只能服從工兵代表蘇維埃和士兵委員會的命令，為用士兵委員會的民主方式破壞舊軍隊的行政體系，由工兵代表蘇維埃和士兵委員會掌握軍隊，打開了制度上的缺口。

　　所有這些，又足使農民自發地奪取地主土地的運動大發展和各地民族分離運動廣泛地開展起來。

　　“二月革命”后，才得以合法公開活動的布爾什維克黨，1917年4月24-29日在彼得格勒召開布爾什維克第七次全國代表會義（注：不是代表大會），使全黨團結在列寧“四月提綱”的周圍，在黨中央領導下，得以在全國有組織的各地經過各級黨委會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改組，建立了全黨上下都民主集中地按選舉產生的制度。

　　盡管如此，由于黨中央對地方黨委員會的候選人沒有審核權、推薦權，更沒有決定權，難以行政性支配地方黨組織貫徹實施黨中央根據黨代會決議作出的決定，主要靠各地方黨組織委員會由革命大潮促成的與布黨中央根本一致的自覺性。“十月革命”，得靠中央委員會與彼得格勒地方黨的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來實現領導。

　　在一轟而起的自由民主主義“大民主”政治基礎上，勢必由此而充分展開的各種矛盾斗爭而發生危機的臨時政府，先后經歷了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領導的改革，但變來變去都是本質上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

　　臨時政府是杜馬自由民主主義競選產生的。而杜馬中的各政黨代表絕大多數與剝削階級聯系密切，多數政黨或其成員就是剝削階級分子。在臨時政府也必須倡導的自由民主主義政治革命下，它們之間甚至它們內部也是矛盾沖突的。杜馬中這些政黨之間矛盾斗爭競選產生的臨時政府因此也是渙散的。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大革命洶涌浪潮沖擊下，臨時政府變換成由左派政黨主導，但其代表大有產階級性質的路線沒有變，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整個國家政治局勢日趨混亂和嚴重，給下層民眾利用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大革命，造剝削階級反的廣泛深入發展提共了更大可能。

　　而自由民主主義運動的發展必然是民族主義的自由民主主義分離勢力的大發展，從而國家分裂。

　　6月下旬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出席的有1千多名代表，其中只有105名代表是布爾什維克。絕大多數代表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孟什維克控制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領導權，主席、副主席都是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一人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列寧當選為中央執行秊員會委員。作為臨時政府陸軍部長的克倫茨基將他的進攻命令——對德軍的——拿到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主導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獲得大會的通過。

　　7月，臨時政府對德軍發動的進攻遭到慘敗，7月17日，50多萬工人、士兵走上街頭，要求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逮捕10個資本家部長，口號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臨時政府從前線調回軍隊開槍鎮壓，打死56人，打傷650人，宣布列寧是德國間堞，大肆逮捕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領導的革命勢力表面上被鎮壓下去。

　　1917年7月26日-8月3日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半公開的舉行。列寧未出席，但他領導了代表大會的工作。這次代表大會是斯大林主持的。

　　列寧的《論口號》、《革命的教訓》等文章成為大會決議的基礎。代表大會討論的基本問題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政治形勢問題。斯大林就這兩個問題作了報告。列寧的指示是這兩個報告的基礎。

　　列寧在《論口號》一文指出，與2月27日-7月4日這段時間的局勢根本不同，革命和平發展階段結束了，工人只有通過武裝起義來奪取政權了。但立即舉行起義是錯誤的，只有廣大群眾重新掀起革命高潮時才能實行決定性的沖擊。目前蘇維埃是在公開轉到反革命陣營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領導下，因此應撤回“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

　　會上通過了吸收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區聯派成員整體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決議，托洛茨基正式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并被大會選舉為中央委員。

　　8月下旬科爾利諾夫叛亂。為了粉碎科爾尼諾夫的軍事政變，臨時政府被迫向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求援，與布爾什維克結成反科爾尼諾夫聯盟，很快平息了叛亂。布爾什維克領導的人民革命勢力再起，而且變得更加強大。

　　舊軍隊的將軍科爾尼諾夫是臨時政府任命的軍隊總司令。他搞的叛亂失敗進一步瓦解了軍隊高層集結起來形成中樞搞事的能力，軍隊士兵委員會運動進一步發展，舊軍隊形成中樞搞事的能力喪失了。

　　科爾尼諾夫叛亂被粉碎，根本改變了國內形勢。勞動人民罷免了各地蘇維埃中支持臨時政府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代表，代之以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蘇維埃第一次通過了布爾什維克關于使政權歸蘇維埃的的決議。9月5日莫斯科也通過了布爾什維克的決議。其它各地的蘇維埃亦然。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開始了。

　　舊軍隊也出現了新的斗爭形式。士兵趕走反動的指揮官，另選出新的指揮官，士兵的不滿情緒大有變成起義之勢。在臨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北方前線和西方前錢，大部分土兵都跟著布爾什維克走，全國絕大多數城市的衛戍部隊也都擁護布爾什維克。

　　布爾什維克黨在“二月革命”時只是一個2.4萬人的小黨，但到10月已經發展到35萬人的第一大黨。只有布爾什維克從“二月革命”一開始，就明確提出8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建立民主共和國和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綱領，并指出實現這個綱領的道路。所有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以及其他號稱社會主義的左派政黨，都頑固地不愿意涉及這些人民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在戰爭與和平和土地問題上。這是組織上免強、大體能統一的布爾什維克能贏得包括首都在內的全國多數重要城市工兵蘇維埃主導權，并能在“十月革命”后大體能統一統治以城市為重心的俄國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在布爾什維克的宣傳鼓動組織下，絕大數量是由農民組成的軍隊士兵反戰、反臨時政府，和軍隊的士兵委員會運動不斷發展，致使逆廣大國民要求和平的強烈意愿和占人口60%以上農民已經自發興起的土地革命大勢，加上其堅持投入世界大戰的政策，并遭到軍事上的失敗的臨時政府，依以維持其統治的、“二月革命”就已從根本上開始渙散的軍隊，最終渙散、癱渙到臨時政府無法足夠規模地調動、指揮的程度。

　　大批由士兵委員會控制的成建制的軍隊，倒向、擁護和聽命于主張和平、土地革命、推翻臨時政府，一切權力歸工兵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

　　由工、兵選舉產生的蘇維埃，在工、兵、農的心理上具有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它代表著工人、農民和士兵等絕大多數國民的根本利益。已經發展起來的工人赤衛隊和倒向蘇維埃的軍隊都聽命于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通過彼得格勒蘇維埃，組織和領導工人赤衛隊和倒向蘇維埃的士兵委員會控制的軍隊，在俄歷的10月，用武裝起義，取締了地主、資產階級性質的臨時政府，被稱為“十月革命”。

　　繼彼得格勒蘇維埃之后，在全國大多數城市都通過自由民主主義政治，用工兵代表蘇維埃建立起權力機構，而且，特別重要的是，大多都是由布爾什維克主導的。在全俄蘇維埃成立以前，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行使它的職權。“十月革命”當晚，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召開，會上通過了列寧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農民書》，公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命》，成立了以列寧為首的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列寧是人民委員會主席。

　　會議選舉產生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01名委員中，布爾什維克占62名，左派社會革命黨占29名，孟什維克國際主義分子占6名。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加米涅夫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

　　“十月革命”后，沒有形成多個或兩個實力相當的政治統治中心，除重要地區的烏克蘭的基輔是后來才拿下的，這與彼得格勒、莫斯科，還有其它重要城市和地區的蘇維埃通過自由民主主義的“大民主”政治斗爭運動，居然能實現大多都由布爾什維克主導，而與所有其它政黨在組織制度上都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政黨不同，這與“中央的一切決議，各級黨組織都必須執行”的布爾什維克大體上實現了有中央委員會統一領導和統一組織紀律約束的統一的黨關系極大。這與列寧在十月革命前，特別是在二月革命后，足夠充分地用民主來實現全黨的有列寧主義原則的集中并形成起碼的組織紀律有很大關系。而能用民主來實現全黨的有列寧主義原則的集中，與列寧長期在革命斗爭形成的威望和其主義對布黨黨員有強大的理論折服力和動員力，并批判和戰勝其他錯誤主義和在黨內清除大的機會主義派別有很大關系。如果布爾什維克沒有清除機會主義派別，是嚴重多派別的自由民主主義的黨，民主只會導致派別斗爭和分裂，不可能設想布黨“十月命”取得的勝利，更不可設想以后的勝利。這與列寧的英明關系極大，早期就著手要建立一個民主必須是有原則的集中的有組織紀律約束有中央統一領導的，必須戰勝錯誤理論、主義的派別，由馬列主義來統一的黨有極大關系。

　　俄國包括其首都在內的各重要地方的工、兵選舉產生的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是，由于前述說的原因，多數都是由相對統一而有組織紀律的布爾什維克主導的。從而，布爾什維克主導包括其首都和另一個最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在內的大多數各重要地方工、兵選舉產生的蘇維埃政權，其主導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政權，盡管開始時很脆弱，仍能免強實現對俄國大多數政治、經濟、工業中心大體統一的統治。

　　“二月革命”充分發展的自由民主主主義“大民主”政治革命，瓦解了舊軍隊、舊政府，舊的政治統治，使整個社會，從城市到農村，各階級、階層、利益集團和派別的矛盾斗爭充分暴露和展開，天下大亂。這個國家只有由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已形成列寧為領導核心的，有民主集中制的能根本統一的布爾什維克主導的，并在后來形成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爾什維克即共產黨一黨專治的，民主集中制的工兵農蘇維埃政權的政治統治，用強力和戰爭來重新統一和建立秩序，才能拯救。否則“二月革命”必然導致俄國大解體。

　　但是，“十月革命”前，列寧打算建立的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權。1、政權的掌權者由人民大眾自由民主主義的選舉產生，而且隨時可以撤換；2、立刻轉到使所有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3、薪金不得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資。

　　列寧設想由廣大的人民群眾實行“直接民主制”，“讓群眾自下而上地直接參加整個國家生活的民主建沒”。同時，在現存的各種政治力量中實行多黨聯合執政，即蘇維埃作為議、政合一的政體，其權力和職能高于各政黨，參加蘇維埃的各政黨和平競爭、友好相處、相互制衡、彼此監督，由人民大眾自由民主主義地從中選擇執政黨，實際上就是、也只能是普選權的競選政治。列寧還強調黨內生活“民主化”，允許黨內存在不同的派別，允許發表不同的意見的自由爭論，以黨內“民主”促進國家政治“民主”。

　　然而，“十月革命”后列寧這個設想在實踐上根本行不通。

　　列寧曾有一段著名論述：“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而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政黨的領袖必須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經過實踐檢驗，民主集中地由黨的經過鍛煉的先進分子選舉產生，決不能由包括工人在內的下層民眾通過勢必形成派別斗爭的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產生。

　　所謂人民，其基本盤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其它受壓迫和剝削的無產者和小資產階級。

　　到目前為止的全世界各國的普遍歷史事實是，工人的大多數是追求自身眼前重大具體利益的務實主義者，一般情況下不會追隨馬列主義的革命的共產黨。通常情況下，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只能使根據自身眼前利害關系行事的工人走向使工人階級分散、分裂甚至相互斗爭的工團主義。

　　占人口多數的是自發地傾向資本主義的，包括農民、市民在內的各種小資產者、各種自由職業者。在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中，一般情況下，其多數，不會支持馬列主義的共產黨，而會分散地支持其它的資產階階級、小資產階級和非馬列主義的左派政黨，如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

　　布爾什維克政黨在俄國的那個非常時期，能利用自由民主主義的“大民主”競選政治，在工兵代表蘇維埃的選舉中贏得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和全國大多數各重要地方政治、經濟中心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主導權，然后用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政權形式，通過武裝起義發展蘇維埃政權于全國，一個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原因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和軍隊的土兵，當時最迫切需要的，在關系占多數國民——農民——和由農民構成的軍隊絕大多數——士兵——根本利益的，和平和土地這兩個問題上，居然會是除布黨以外，所有有影響的政黨，都不愿順應、甚至反對工人、士兵、農民和其他下層國民的這兩個要求。

　　但是，如果布爾什維克這個政黨在獲得政權以后仍然堅持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而和平和土地問題不再能是強有力的驅使工、兵、農聚合在一起的利害焦點，哪怕是工、兵、農的競選政治，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布爾什維克就必然會喪失對蘇維埃的主導權。獲得土地的農民是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自發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它在工兵農蘇雛埃選民中占多數。就是工人階級，如果搞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也自發地必然是工團主義勢力的發展，各個企業的工人往往把工廠看成是這個企業的工人的團體的。同行業、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和民族的工人會因彼此利害關系的不一致甚至沖突而分散、分割、分裂甚至矛盾沖突，而且必然會被已被打倒，但還沒有被消滅的地主、資產階級勢力所利用和滲透，被國際資本主義國家所利用和滲透。只有迎合小私有者農民和工團主義的自發勢力的黨才可能爭得工、農選民的更多的選票，才可能嬴得蘇維埃政權的主導權。但這必然發展為資本主義。而且，那怕是出身于工、農的成員組成的，信奉和實踐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及其組織原則的黨，特別是在掌握政權的情況下，最利于被資本所滲透和俘虜，脫變成資產階級的黨。何況，信奉和實踐自由民主主義競選政治必然導致包括私有有產階級或階層在內的“全民”競選政治。這樣的政治統治下，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必然搞不好，只能搞私有制經濟。自由民主主義競選政治勢必演化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

　　基于下層國民自由民主主義競選政治，豈止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認為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后，必然會與支持其奪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沖突，從而在俄國這樣資本主義不發達、農民占絕對多數的落后國家，工農矛盾無法解決，因此，落后國家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基于下層國民自由民主主義競選政治，就是工人階級人數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經濟必然搞不好，只能搞私有制經濟，從而不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更談不上建成。何況至少人口三千萬中等以上已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100年后的21世紀的目前為止的現在，工人階級人數占人口絕大多數，還沒有出現，看來也不會出現。

　　70年以后蘇聯黨和國家脫化變質和分裂解體，不是因為俄國落后，農民占人口的多數，農民與無產階級共同參政。蘇聯解體前，農民已只占其人口不到10%，是由于搞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改革而解體。解體后的所有國家，包括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內，搞自由民主主義政治，只能成為資本主義國家。但要改回來則決不可能。蘇式文明，只能通過革命才可能創立。

　　由人民大眾自由民主主義的選舉產生，而且隨時可以撤換，“讓群眾自下而上地直接參加整個國家生活的民主建沒，在現存的各種政治力量中實行多黨聯合執政，參加蘇維埃的各政黨和平競爭、友好相處、相互制衡、彼此監督，由人民大眾自由民主主義地從中選擇執政黨”，迄今為止，不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且至少95%以上搞自由民主主義政治的國家的歷史事實是，只能通向資本主義。

　　包括無產階級的參政在內的各種階層的人民參政，只能通過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專治的民主集中制的蘇維埃來實現。

　　“使所有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只能是侈想。

　　凡是幾十萬人以上的社會必須是國家社會。國家社會必須有、而且主要是，用人事權力統一的，中央設立至少數個以上專門的分工分權的的管理部門，縱向至少有三個層級以上的，包括暴力組織在內的，以武力和武力為后盾、為威懾，強制性統治社會的，主權獨立的專門的行政組織體系。

　　有的國家社會，在這樣的強制性統治社會的體系下，有依憲法成立的專門的、人事權力統一的，統治中心設立數個以上分工分權的的管理部門，縱向有三個層級以上的，包括暴力組織在內的，強制性統治其管轄范圍的專門的行政組織，但只能是在這樣的強制性統治社會的體系依憲法的統治之下的自治，盡管其系統的人事權力是獨立的，但不是政治統治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共產主義必須消滅階級，但以為共產主義社會必須消滅國家則是幻想。

　　任何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的行政體系都必須是專門的。行政體系是依規矩規制，上級支配下級、下級服從上級，各級服從最高級，各級職位權、責、利明確、聯系，形成金字塔結構的權力支配與服從的等級制度，使系統眾多的人服從最高領導者地統一起來行動的組織。

　　因此任何國家社會，成金字塔結構的專職的各級掌權者或“官僚”必須有。無產階級性質的國家的政治統治也必須如此，但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否則就會演變成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的特權階級或官僚階級的政治統治，甚至更為惡劣的官僚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

　　“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撕裂了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蟲;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蟲”，那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國家的官吏和常備軍。無產階級性質的官吏和常備軍是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國家絕對需要的。

　　近現代所有國家的政治實踐表明的普遍規律是，不受馬列主義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長期嚴格整治、教育和組織紀律約束的人員，通過自由民主主義的勢必是多派多黨的競選政治選出的人員掌握國家權力，掌權者的大多數，勢必以權謀私，蛻化質。

　　要避免蛻變成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的政權，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政權的當權者，必須由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政黨主導或領導的民主集中制的蘇維埃代表大會或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或通過有組織紀律、有領導、依規矩程序的方式產生和撤換。不可能也不充許隨時撤換，更不能允許無這樣的政黨領導的民眾通過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的方式產生和撤換。

　　巴黎公社政權沒有薪金不得高于普通工人工資這回事。無產階級性質的政權不能搞平均主義，但決不允許政權的當權者剝削和擁有特權。

　　自由、民主是具有巨大欺騙性和煸動力的兩個字眼。對自由，我在紅歌會網和烏有之鄉的《對“自由”的批判》、《駁易中天的“槍桿子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 紅歌會網的《評 郝貴生：“把資本看作‘物’是歷史的倒退”》等文已有批判。對于自由民主主義的所謂民主，我在紅歌會網和烏有之鄉的《“對當代西方意識形態化的自由民主話語體系的批判”的再批判》、《駁易中天的“槍桿子出政權，卻永遠出不了人權”》，和紅歌會網的《 剝開美國“多元主義”畫皮》等文也有涉及。看來，有必要進一步弄明白，什么是民主，和自由民主主義的所謂民主的實質。

　　一些人所謂的民主，其實是現代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制度的所謂民主。現代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制度，按規矩，包括人民大眾在內的所有成年國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按規矩，人民大眾的任何人，都被認為能自由自在的由各自自主和自由的形成派別或政黨，依照多數決定原則的游戲規則，相互競爭地爭取其所屬組織或政黨或國家執掌權力的職位。在他們看來，組織、政黨和國家，必須實行這樣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才有民主，才是民主，否則就沒有民主或不是民主，就是專制。

　　競選制度的組織、國家，不是近、現代西方國家的新東西，在人類國家社會開始時就存在了。只不過，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又將古希臘、古羅馬的競選制度加以復活和發展，最終搞成了現代西方各國自由民主主義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或所謂的憲政制度。

　　古希臘和古羅馬國家搞的競選制度，是直接選舉的競選，照現代自由民主主義者看來，就是直接民主。不過，國家社會的人分成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公民，無選舉權的自由民，非自由民和不能算是人的奴隸。古希臘那些城邦國家的公民及其家屬，一般不足人口的一半，古羅馬共和國的公民更只是其人口的極少數。就是公民，其中絕大多數是貧苦的平民，相當數量還是無產者。更不要說非公民的自由民、連自由民都不是的非自由民和連人都不是的奴隸了。明白無誤，而且眾所周知，實現的是貴族奴隸主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決不是政治統治上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民主。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種族、信仰、財產、教育、姓別等限制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是經過人民大眾長期的斗爭，到了20世紀20年代以后才大體形成、實行。人民大眾基本上人人都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后，事情怎樣呢？正如我以上在紅歌會網的文章所指出，只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而不是政治統治上的人民當家作主或民主。包括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主義東歐劇變的國家、蘇聯解體后獨立的國家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幾乎所有拉美國家，當然還有那個北美的墨西哥，亞洲現在大多數國家，非洲現在的一些國家，都是實行人民大眾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的政治。所有實行普選權競選制度政治的國家，除了合計起來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北歐的幾個小國被有些人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有待爭議外，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而不是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民主。

　　自國家社會以來，凡是競選制度，包括20世紀20年代以后西方實行的人民大眾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普選權的競選制度，凡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所謂憲政民主，除了現在并不具有代表世界上所有普選權競選制度政治或憲政政治的國家基本面的那幾個北歐的小國有待辯明外，都是剝削階級性質或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都是與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民主根本相反。

　　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已經改革發展成為實行充分開放、充分競選，參加國家政治職權角逐的候選人都可以不是由政黨的代表大會產生，而是由充分開放、可自由進出的各黨群眾各自自主自由的競選決出，自詡為擁有充分自由民主的黨。所有這些政黨上臺執政，不僅都沒有能改變政治統治的資產階級性質，而且越是開放、越是充分競選的政黨，即越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政黨，越有利于資本的滲透，越是有利于通過競選政治，維護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

　　大凡是自由民主主義競選制度的政黨和政治，在至少人口兩、三千萬以上的中小型國家實現的，都不是政治統治上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從而，與它們形式上的自由民主相反，都不是代表人民大眾實現政治統治的民主的政黨。而且，越是充分開放、充分競選，越是形式上自由民主的政黨，越是有利于競選政治實現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因為它越是有利于資本滲透，越是有利于欺騙人民大眾。所以，西方那些主張社會民主，主張人民大眾人人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普選權的競選政治的社會民主黨，由于實現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盡管口口聲聲為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爭取權利，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卻只能是維護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代表資產階級，而不是代表人民大眾，只能是實質上的反人民大眾，反民主，維護資本主義的黨，而不是社會主義的黨。其它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主義的黨，就更是其自由民主主義主張的民主的反面，是代表資產級階級對人民大眾實行政治統治的黨。

　　歷史和現實的基本事實表明，根據是否是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制度，那怕是人民大眾人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自由自在地由各自組織派別和政黨進行競選的制度實現的國家政治，來判斷一個國家或其政黨是否是民主，不是無知，就是騙人。因為，這種競選制度的政治和政黨，恰恰在實質上是反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的當家作主，反民主。

　　民主，在根本上，只能是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沒有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其它的一切所謂民主就都是騙人。

　　但人民不可能直接執政，所有文明史的事實表明，由非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而且必須是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以外的，由人民在斗爭中形成的頭頭、集團或政黨執政，只能走到反人民政治統治主權、反民主的方面去。

　　通觀古今中外自有國家社會以來的歷史，沒有人民大眾自己造反能實現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是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古今中外任何一次人民大眾起來反壓迫和剝削的造反斗爭，要么被鎮壓、失敗，要么走到邪路上去，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有幸實現政治統治的，無一例外，頭頭們變成新統治者后，就與舊統治者一樣，仍然是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近、現代國家社會，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人民大眾的造反，只能為資產階級所利用，或者遭到資產階級政權的鎮壓。

　　迄今為止，受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大眾，唯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實行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有鐵的紀律的共產黨領導下，通過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政治統治的人民主權或民主。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出現的馬克思主義的感召下，由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后來改稱蘇聯共產黨——領導的“十月革命”以后開創的。自有國家社會以來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是，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不可能實現政治統治的當家作主，或民主。當然，共產黨不依靠人民大眾，脫離人民大眾，不僅一事無成，連發展壯大起來都不可能，那是另一回事。因此，只有這樣的共產黨，才是政治統治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民主的開創者。

　　共產黨，必須在根本上與傳統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決裂，與資產階級或維護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決裂，共產黨必須在根本上與一切私人所有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關系徹底決裂。否則共產黨不可能進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出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革命，為解放人民大眾而奮斗，在奪取政權以后，代表人民大眾進行統治，共產黨就不可能為人民大眾服務，必然會象中國歷史上領導人民大眾造反有幸奪得政權的頭頭們那樣，脫變成為壓迫和剝削人民大眾的反人民大眾，反民主的階級。

　　共產黨要真正代表人民，起碼，必須從根本上切斷黨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財產關系的聯系，以防止資本或資產階級的滲透。不能侈想，共產黨允許以生產資料的私有權牟取私利的有產者，特別是讓追逐利潤、剝削工人的資本家，成為其黨員，共主產黨還能是無產階級性質的黨，還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資本主義命的黨，還能代表人民實施政治統治的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主權或民主。

　　共產黨不容許自由進出，不容許拉邦結派的進行競選活動，有鐵的組織紀律，只能以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方式形成黨的領導和決議。“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的“民主”，必須有集中的領導，“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只能是集中領導下的“民主基礎上的集中”。

　　集中，是在革命斗爭中配以有領導的民主來形成，而不能由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來形成。人民大眾進入黨內成為黨內群眾，必須在歷史斗爭形成的共產黨的集中領導并在鐵的黨綱和組織紀律的約束下進行，黨員的自主性，只能是維護黨章黨的組織紀律，為著黨的事業奮斗的自主性，黨員自主性支配的行為，不能違反民主集中制形成的黨的領導，不能違反黨綱和黨的組織紀律，不能違反民主集中制形成的黨的決議，不能容許搞自由民主主義那一套。無障程和組織紀律約束的任由黨員群眾或黨員代表自主自由的“民主”只能把共產黨搞垮。

　　只有這樣，才能利于使共產黨從根本上切斷與私人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的關系，才能有利于共產黨防堵由人事關系的自由進出而將有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擁有私人資本追逐利潤的人帶入黨內，才能有利于杜絕一些人利用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制度改變黨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成分，搞得共產黨派別組織叢生，才能有利于自上而下的展開反腐敗、官僚主義、特權主義的斗爭，才能有利于反制資本的滲透、資產階級的腐蝕、國內外資本主義對共產黨的“和平演變”，才有利于消除內斗，治理渙散，才能有利于使共產黨與人民大眾緊密聯系在一起，集中統一的領導人民大眾進行革命斗爭和建設，才能有利于加強政治統治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專政，鎮壓被打倒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反抗，粉碎國際資本帝國主義侵略、顛覆和遏制。

　　共產黨不是在憲政政治中爭取選票為著嬴得競選去執掌權力的黨，不是在競選政治中還得準備下臺并得又通過競選而重新上臺的競選政治的政黨，不是為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統治裝點門面的政黨。這樣搞，就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只能搞成資本主義，就根本談不上政治統治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或主民，是人民大眾當定作主，也只能搞成資產階級當家作主。而是為了打倒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反動政治統治，解放人民大眾，用革命方法徹底改造社會的各個基本方面的制度和關系，包括改造政治統治的關系、制度和性質，鎮壓一切敢于反抗的反革命勢力和分子，防止舊的統治和剝削階級復辟，防止黨和國家脫變成資產階級性質，從而，不僅從思想上，而且必須從組織上，實現對政府，對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的領導、壟斷和專治，根本就不容下臺也決不能下臺的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黨，因此，必須是黨對政的統一。

　　實踐表明，縱使如此，如果不緊緊抓住反腐敗、官僚主義，反特權，反資本滲透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蝕、反“和平演變”的整黨治黨的斗爭，在掌握政治統治權力后，縱使是這樣的共產黨，在基本上是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或國家行政經濟的情況下，也必然會滋長脫離人民的傾向，脫化變質為官僚特權階級的黨，中國的實踐更是表明，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當權的干部，一般會自發地利用權力尋租，官商甚至官商黑鉤結，脫化變質為官僚資產階級的黨就不可避免。

　　所以，“十月革命”后，布黨搞巴黎公社式的政權，搞第二國際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自由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勢必快速度葬送“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是能幸存下來，也必然會演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

　　“十月革命”后，其它政黨要求逮捕策動“十月革命”起義推翻臨時政府的布黨頭頭，并竭力想推翻剛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在這樣的活動中，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得到運輸部門工人的支持。列寧11月7日(公歷11月20日) 起草的公開宣言說,我們決不同別的政黨分掌政權,要結成聯盟得有一個條件,必須接受布爾什維克的綱領。

　　布爾什維克一些領導人不同意列寧的這個宣言，主張向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投降、同意右派社會革命黨的成立“清一色的社會黨人政府”。這等于是放棄蘇維埃政權，恢復議會制度。為表示反對列寧主導的中央委員會通過的以上決定，以加米浧夫為代表的，包括布黨中央委員季諾維也夫、李可夫、諾根和米柳亭（加米涅夫為表示反對推翻臨時政府的十月武裝起義，在臨近“十月革命”前就退出了布黨為數只有十二人的中央委員會）五人，宣布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即到此時，十二人的中央委員會有一半退出）。當選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加米涅夫辭去了該主席的職位，李可夫、諾根、米柳亭、托多羅維奇四人辭去了全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委員的職務（即相當于部長的職務）。這是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在臨近十月革命前堅決反對和叛賣布黨中央“十月革命”路線的繼讀。

　　根據布爾什維克在全俄蘇維埃政府黨團的提議，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撤消了加米涅夫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斯維爾德洛夫被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布黨中央加強了全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派了一些老黨員加入人民委員會。布黨的列寧主義路線的堅持者在布黨中央和全俄蘇維埃機關的地位由此得到加強，意義重大。

　　逃到北方戰線的被推翻的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糾集了一些哥薩克部隊，由克拉斯諾夫將軍率領向首都進發，占領加特契納后，于“十月革命”后的第天三天，11月10日開始進攻彼得格勒。11月11日，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成立“救國革命委員會”，在彼得格勒發動士官生叛亂。同時，白衛分子和士官生在莫斯科等城市也發動了叛亂。

　　布爾什維克從臨時政府手中接過來的俄國幾近解體，已根本渙散的舊軍隊面臨崩潰，基本不能為蘇維埃政權所用。十月革命后最初兩個月，蘇維埃政權還沒有建立自己專門的軍隊。蘇維埃中央政府非常脆弱，到了必須承認民族自決權的程度。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內的各反對黨派一至預言，這個僅有部分士兵和工人幫肋其維持局面，根本沒有政權機構的所謂蘇維埃政權必將迅速垮臺。

　　首要的原因是蘇維埃政權有列寧為領袖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集中制的，有嚴格組織紀律的布爾什維克對蘇維埃的不斷加強的主導，能適時不斷克復布黨和蘇維埃內由自由民主主義勢力造成的有可能導致分裂和解體的破壞，能使布黨適時向行政性民主集中的黨不斷發展、不斷加強布黨對蘇維埃的主導直至領導，使布黨實現對蘇維埃的一黨專治，將自由民主主義的蘇維埃政，改造成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主導或領導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能適時不斷加強蘇維埃政權政治統治的統一性；由此，能不斷、適時贏得對各地不斷發生的反革命武裝暴亂、“白色恐怖”、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導或領導的蘇維埃政權，在根本上，不僅是工人革命成果的保護者，而且是農民土地革命成果的保護者；包括地主、資產階級在內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勢力，是工農的敵人，而且是嚴重腐敗、分散甚至分裂的；反對布爾什維克及其主導或領導的蘇維埃政權的各政黨，要么就是地主、資產階級性質的，要么站在地主、資產階級一邊，或代表資本主義路線，而且都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渙散的，它們彼此也是不統一、分散、矛盾斗爭的；支持這些武裝勢力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矛盾難以調和，在布黨主導或領導的蘇維埃相當成度的強固起來之前，都沒有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中恢復過來，各其國內都面臨著由戰爭造成的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甚至危機。

　　1918年1月6日以列寧為首的布黨中央主導的全俄蘇維埃政權，強制解散拒不接受全俄蘇維埃工兵代表大會通過的政綱的立憲會議。

　　1918年1月10日召開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與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合并，合并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支持黨和蘇維埃政府對立憲會議的取締政策，宣布俄國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

　　各地最初的叛亂和暴亂平息后，必須把全國從上到下各級蘇維埃聯合成一個統一的嚴整的國家組織，成為首當其沖的工作。盡管全新的蘇維政權沒有直接管理國家的經驗，蘇維埃政權體系還是嚴重渙散的，經濟機關、軍事機關等還沒有建立起來，這方面具體組織形式和管理的知識根本沒有，這方面的干部大多是自由民主主義“大民主”革命參加到布黨革命隊伍中來的，沒有經過考驗，甚至缺乏組織考核，魚目混珠，使國家統治體系的建設工作更加困難。“十月革命”后不久，特別是19１８年1月強制解散立憲會議的“一月政變”后，俄國陷入內戰的混亂。布黨組織紀律相當混亂和沒有經驗，到了基層甚至中層出現許多過激和錯誤的作法，則進一步加重了混亂的嚴重程度。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是在社會各基本方面近于爛到底的程度上進行統治管理，事情沒有向更壞的不可收拾的方向發展，決定性的是通過勉強還能根本統一行動、又恰好是布黨的各地組織大體主導著各地蘇維埃的工作，而且布黨的集中統一挰度居然能作到免強克制勢必導制多派多黨爭斗和分裂解體的自由民主主義政治的破壞，促使和不斷加強蘇維埃政權的集中統一，算是幸運還是奇跡？！

　　從“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工人自由民主主義地形成的工廠委員會。工廠的工人把工廠看成自已集體的財產加以接收，布黨為了發動十月革命，開頭得支持他們的要求。工人占有了工廠，并集體接手生產管理，要求剝奪資本家的財產為工人自由民主主義形成的工團所有。“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維埃政府與工人自由民主主義的工團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開始發展。嚴酷的階級斗爭和危急的國內形勢迫使蘇維埃政府必須統一計劃生產并統一分配生產物品。這就需要對工業從而工廠統一管理，工人的工資或收入分配統一安排，要以有領導的工會取代工廠“自由民主”形成的工人委員會，要由蘇維埃政府派員接管工廠。這在彼得格勒等工業大城市遭到工人的普遍反對，罷工到處發生。針對上面派來的工廠管理人員的暴力行為不斷。任由工團主義發展必然使已經非常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不可收拾。這是關系社會主義革命生死存亡的斗爭，不得不對工團主義加似堅決的取締，所有大工廠——500人以上的——都收歸國有，頑固抵抗的分化瓦解直至強制克服；實施國家的軍事化和戰時共產主義。這必須以布黨主導的蘇維埃能遏制蘇維埃的自由民主主義傾向為前提。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提出的《和平法令》，宣布退出帝國主義戰爭，并向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各國建議，立即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英、法等協約國拒絕了這個和平建議，德國卻宣布同意和談。

　　列寧認為，為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必須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迅速同各交戰國締結和約。1917年12月3日，蘇俄同德國的談判在布列斯特開始。

　　舊軍隊根本渙散，喪失與德軍作戰的能力，包括工農在內的大多數國民反戰情緒強烈，列寧不惜接受兼并和賠款的屈辱和約，違背布爾什維克黨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不割地、不賠款的一貫政策。列寧說，我們沒有軍隊，不能進行革命戰爭。沒有軍隊要進行革命戰爭就是“革命空談”。列寧的這種主張在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會議上，遭到莫斯科區域委員會、烏拉爾區域委員會、彼得格勒委員會等等構成的多數的反對。

　　從一開始就反對列寧力主盡快簽定對德和約、主張對德“進行革命戰爭”的以布哈林為首的一派，把部分地方黨組織——包括莫斯科區域局，組成“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反對列寧的對德和約。

　　1918年3月3日對德和約簽字。“左派共產主義者”號召撕毀條約。左派社會革命黨向布哈林建議撤銷列寧的全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成立由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左派共產主義者”組成的新政府。

　　嚴重腐敗、渙散的舊軍隊只能加以解散，而且許多投向反革命方面。1918年3月4日，根據人民委員會的決定成立了最高軍事委員會，首任負責人是米.德.幫契-布魯耶維奇（3白19日由托洛茨基改任）。蘇維埃政權匆忙組建的紅軍，初期不僅數量少，而且組織紀律渙散。政治動亂、經濟己經崩潰，要鎮壓到處發生的暴亂，還得應對多國武裝干涉及其支持的白衛軍的進攻。各種各樣的反對蘇維埃的叛亂占據了全俄大部分領土，從各個方向包圍了蘇維埃政權控制的地區。蘇維埃政權岌岌可危的局面更加嚴重。

　　由于農村大部被白衛軍占領或因交通遭到破壞，糧食供應嚴重短缺，造成城市和工業區民眾遭受饑餓，使政治動亂的形勢變得更加危急。只有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黨組織、各地蘇維埃政權和工商業經濟盡可能地統起來，不僅得盡快克制多黨競選政治，而且得盡快克制黨內、蘇維埃內勢必形成派斗并導致分裂的自由民主主義傾向，才能應對“白色恐怖”的局面。能這樣作又只能以布黨主導的蘇維埃必須以民主集中的方式才能具有合法性。然而不僅克服蘇維埃的，而且克服布黨本身的自由民主主義的習慣勢力得有個過程。

　　決定性的是，能使本黨黨員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代表的多數意識到非常狀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集權統一是必須的，有崇高的正義性。布黨主導的受壓迫和剝削的工兵農蘇維埃代表大會，布黨是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為人民解放的革命黨，它的領袖和基本骨干成員不是追逐私利的生產資料的私有者和剝削者，而是帶領下層受壓迫和剝削的勞苦大眾為消滅壓迫和剝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戰士，是十月革命后布黨領導的革命能幸存、鞏固和發展，即創造奇跡的真正秘密。

　　實行巴黎公社的自由民主主義政治模式，勢必快速葬送蘇維埃政權。形勢不僅迫使列寧主導的布黨不得不向行政性民主集中制方向發展，而且迫使列寧主導的布黨必須盡快向一黨專治的蘇維埃政權發展，必須盡快將自由民主主義的競選政治的蘇維埃政體轉變成民主集中制的蘇維埃政體，布黨必須將蘇維埃政體的骨干人事關系納入布黨的組織體系，必須搞成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和這樣的黨——國

　　家政權的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

　　1918年3月6-8日緊急召開布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召開以前，布哈林、洛莫夫、烏里茨基和布勃諾夫聲明退出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上，“左派共產主義者”投票反對列寧派在對德和約上的決定，并聲明有在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中建立自已派別組織的權利。

　　列寧在提交俄共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黨章草案中提出了通過建立一個高度集中的、有計劃的、嚴格的國家組織，最終過渡到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在戰時共產主義政治思潮的支配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雛形已經形成。它主要表現為，由“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與“人民自治”，向黨對蘇維埃實行“監督”。以后又不得不向一黨專治、黨政根本合一的政權管理方式轉變。

　　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更改黨的名稱和修改黨章的決議。不久，莫斯科成為首都。

　　但反對對德和約的莫斯科黨組織通過不了信任中央的決議案，“主張一有機會就改選中央”。

　　美、英、法借助德軍來扼殺蘇維埃共和國的企圖破滅了。1918年3月9日，英、法、美以保護協約國的軍事倉厙為由占領了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支持“北方政府”。

　　1918年3月14日，在莫斯科召開了全俄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批準了布勒斯特和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大會上反對批準和約，并聲明退出全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

　　4月日本在苻拉迪沃斯托克登陸。

　　到1918年4-5月，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鬧分裂到甚囂塵上的地步。1918年5月29日布黨中央向黨員發出一封信，再次指出，黨目前因此面臨的危機“非常非常嚴重”，黨的機構的完整性受到被壞，黨的行動統一不復存在，黨員人數在減少，組織在解體。

　　幸運的是由于種種原因，以舊軍隊根本渙散、喪失與德軍作戰的能力，包括工農在內的大多數國民反戰情緒強烈為背景，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在布黨中沒有實力與列寧主導的布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主導的布黨和全俄工兵農蘇維埃政權相抗衡，加上分化和對布哈林“左派共產主義者”的盡力爭取，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分裂布黨，在布黨中央委員會和全俄蘇維埃取代列寧主義派的主導地位的圖謀沒有得逞。

　　1918年6月8日俄國俘虜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在經西北利亞遣反回國途中發動叛亂，于1918年6月8日占領薩馬拉，推翻當地蘇維埃政權，在鄂木斯克成立“西北利亞政府”，在葉卡捷林堡成立“自治政府”。

　　1918年6月，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出決議，把支持蘇維埃國家的公開敵人——白衛分子和武裝干涉者——的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從蘇維埃開除出去。

　　1918年7月4日在莫斯科召開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左派社會革命黨在全俄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提出對蘇維埃政府的不信任議案遭到否決。左派社會革命黨鋌而走險，發動武裝叛亂。布黨主導的蘇維埃政權采取堅決措施，鎮壓了叛亂。

　　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是1917年“十月革命”進攻冬宮當晚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是解散立憲會議后的第4天即1918年1月10日，第四次叫“全俄蘇維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會”，是為布勒斯特和約展開對布哈林為首的共產主義“左派”的斗爭，是1918年3月14日召開。加上1918年7月的第五次，8個月開了四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避免了分裂的以列寧為領袖的布爾什維克，對蘇維埃的主導力一次比一次增強。

　　反蘇維埃政權的武裝勢力切斷了重要的糧食和原料來源，工廠因缺乏原料而停產，電站發不出電，城市一片漆黑，運輸業由于燃料不足無力擔負運輸任務，人民忍饑挨餓，每人口糧降低到8分之1磅， 而且不是每天都有。饑餓使居民成了流行病的犧牲品，班疹傷寒使人們大批死亡。

　　十月革命前，從中央到省、縣的與地方行政區相對應的黨的組織體系沒有建立。1918年4月-10月，蘇維埃共和國大多數省都舉行了黨的代表會議，成立了全省的黨的委員會，建立縣和鄉的黨組織也進行了很多工作，與地方行政區相對應的各地方黨組織的黨委會已大體建立。

　　十月革命后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是多黨執政機構。在各政黨的權力競爭中，列寧和布黨中央發動全黨黨員到各級蘇維埃展開工作，以圖鞏固和發展布黨的主導地位。1918年5月布黨中央發布命令，要求各級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及其執行委員會中的黨團，服從地方黨委的指示。中央命令指出：“鑒于黨團、黨的委員會和小組之間經常發生沖突，中央提醒各級及其執行委員會（注，指蘇維埃的）黨團的全體黨員同志，必須服從黨的機關的指示。”

　　1918年9月21日，布黨中央向地方組織發出指示信，明確黨接管國家權力的任務。這反映出，在黨與政權的關系上，列寧的思想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布爾什維克黨必須單獨掌握政權，蘇維埃只能是一黨專治。

　　1918年10月全俄蘇維埃通過了向農民征收實物稅的法律，但戰爭使這個法律無法實施。列寧說，不實行余糧收集制，我們就不能維持下去。而所謂余糧征集，就是收集農民的一切余糧，有時甚至不單單收集余糧，還收集農民某些必需的糧食，以求能保證軍隊進行戰斗和使工業不至于完全崩潰。

　　“十月革命”前后到八大前，布爾什維克黨內的自由民主主義習性相當嚴，嚴酷危極的國內戰爭促使列寧主導的黨加快黨的行政民主集中制的演進，加快朝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方向發展。

　　1919年3月18日-28日召開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反對派要求黨和蘇維埃政權更加民主化，被大會否決了。

　　相反，代表大會贊成一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為加強中央的集權領導，設立了政治局、組織部和中央委員會書記處。

　　在八大會上，反對派認為，在國家機關中建設、建立嚴格的集中制、鐵的紀律，是踐踏民主制，要求蘇維埃政權更加民主化。批評“黨組織取代了蘇維埃的職能”，建議把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分開，賦于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職能，把全俄蘇維埃的各人民委員部變成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部門，等。

　　八大決議回擊了否認黨在蘇維埃國家中的領導作用的薩普龍諾夫——奧新斯基機會主義集團。決議說：“......在現階段,黨必須直接實行軍事紀律."。民族自決不能是黨的組織原則。各共和國的黨組織必須是統一的黨的組成部分，決沒有自決權。決議指出，推薦忠實黨員擔任一切蘇維埃職務的辦法，“在蘇維埃中取得政治上的絕對統治地位，并對蘇維埃的全部工作進行實際監督”。在一切蘇維埃機關里，必須成立最嚴格地服從黨的紀律的黨組。決議號召黨力爭在蘇維埃中實現自已的全部統冶。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只是為了批準俄共（布）中央起草的法案。決議說：“黨努力領導蘇維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蘇維埃。”

　　八大規定，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是黨代表大會，至少每年召開一次會議，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由19名中央委員和8名候補組成，中央委員會每月召開兩次會議。日常政治、組織實踐工作，設立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書記處是為組織局做決策服務的機構。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每周召開一次會議，組織局也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每周至少開三次會議，“指導黨的全部組織工作”。書記處由一名責任書記，（由組織局成員擔任）和5名負責處理日常工作的書記組成。

　　八大后的政冶局委員有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五人，政冶局后補委員有布哈林、季若維也夫、加里寧三人。組織局委員有斯大林等五人，候補委員一人。

　　八大列寧提出國家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原則。

　　代表大會決定對全體黨員進行登記，實際上就是一次清黨。

　　1919年5月開始，大體上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經濟、政治危機喘過一口氣的協約國組織了第二次武裝干涉，英國陸軍大臣丘吉爾夸口說他已經組織了“十四國的進攻”。進攻的主要戰場在南方，主力是舊俄將軍鄧尼金的部隊。1919年6月30日察里津淪陷。鄧立金命令向莫斯科進攻，形成從南方進攻莫斯科的嚴重態勢。

　　1919年夏天，所有的工業都由國家統一管理，而且擴展到中型甚至小型商業。紅軍的征兵工作和移向農村的工業人口流動使工業勞動力大大減少，這就導致了勞工必須以工人旅的形式真正實現軍事化，依靠銅鐵般的紀律來管理。罷工被當成叛徒，等同干軍隊的兵變。

　　1919年8月，統帥部計劃從察里津方面發動突擊。由于托洛茨基的軍事機關笨拙不靈，反攻開始得太晚了，反而沒有成功。這時鄧尼金又編成了一個突擊兵團，從厙爾斯克-奧廖爾-土拉向莫斯科進攻。白衛軍從來沒有像在1919年9月這樣逼近蘇維埃國家的政治中心。

　　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托洛茨基當時認為失敗已不可避免。

　　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決議：“......不放棄土拉和莫斯科及其要沖地帶并在冬季作好總攻的準備......，東南戰線暫時轉入防衛，任務是：1、不讓鄧尼金與烏拉爾的哥薩克會合；2、抽出一部分生力軍保衛土拉和莫斯科。”

　　到10月底，白軍眼看就要進入茣斯科和彼得格勒。但白軍的嚴重腐敗和渙散救了蘇維埃政權，相對來說紅軍是統一、紀律嚴明和能與市民和農民聯親的廉潔的軍隊。

　　紅軍在哈爾科夫-頓巴斯-頓河岸羅斯托夫一線發動了主要突擊。突擊兵團在奧廖爾附近的勝利和紅色騎兵在沃羅涅什附近的勝利，使全線轉入了反攻。烏克蘭和北高加索解放了。

　　南方的勝利鼓舞了北方彼得格勒對尤登尼奇的勝利。國內戰爭的形勢轉向有利于布黨。

　　1920年3月29日-4月5日舉行了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實行經濟軍事化。

　　布哈林在九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我們要這樣來建設自已的黨，使它變成過去存在過的最軍事化的組織；因為我們黨是真正的軍事組織。”他不單把社會軍事化，而且對居民拖加暴力和實行強制宣布為建設社會主義過挰中管理國家的方法。

　　蘇維埃國家軍事化思想的宣傳者托洛茨基也持同樣的觀點。他在九大上說，這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領導農民的主要方法。托洛茨基主張，在非常時期 ，為了對付罷工怠工，勞動者要進行高強度的勞動，必要時，甚至不惜使用強制的方法和措施；對逃避強制勞動的人"應當關入管教營或集中營"。 托洛茨基提出實行"工會軍事化"、"工人階級軍事化"。

　　熱衷于軍事化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斯大林也像別的領導人一樣采取嚴勵措施整頓秩序和管理人。

　　一個原則上是民主集中制的政黨，受相當嚴重的自由民主主義習慣勢力形響而易于形成派別斗爭的黨，盡管是在非常時期，能用軍事化的方式來進行統治難以設想。由其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反壓迫、剝削，解放下層廣大民眾，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崇高理想，使民主集中制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所作所為，能在人民大眾及站在人民大眾立場上的人們心目中具有正義性，應是起碼前提。

　　由于這個原因，在斗爭中，由于斗爭所迫和需要，才可能民主基礎上形成的黨中央委員會民主集中的專治，布爾什維克一黨領導蘇維埃才能較易地很快形成定制，民主集中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再民主集中地推薦全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候選人，就不難贏得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認定。全俄蘇維埃行政機關——人民委員會,建立統一的經濟、文教宣傳、軍事、警察和司法合而為一的“契卡”等部門機關及其體系，集中社會資源和強力，實施旨在為解放人民的事業對社會的軍事化統治，也就順理成章，出師有名，而且能夠推行。

　　在鎮壓反革命暴亂、對付“白色恐怖”，實行“紅色恐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由其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和反壓迫、剝削，解放下層廣大民眾，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崇高理想，而具有正義性的民主集中的黨中央委員會，在國內戰爭時期，以中央委員會民主集中的委派制代替自由民主主義的選舉制，才能使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代表大會產生的結果，在根本上符合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實現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體系的統一，實際迫使必須適時朝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和這樣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方向發展。

　　不僅在中央有派斗，中央下面，黨委領導者與黨的蘇維埃的頭頭、黨委和黨組織在蘇維埃的領導人或黨團之間的爭斗是常態。結果黨的上層的相當大一部分人分為不同的派別和集團。這樣的缺陷只能由黨委設立書記和黨委領導政府來相當程度的克制。國內戰爭過程中，快速形成各級蘇維埃的關鍵權力職位和其各重要委員會和部門的頭頭由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以下各級的同級黨委“推薦”。緊接著不得不采取類似的辦法將工會組織納入黨和國家的領導體系。其結果是實際上廢除了蘇維埃代表表大會產生的蘇維埃國家機構的重要掌權人由所謂“自由民主”必然形成的派別斗爭的競選產生，改變成由各級黨委“推薦”，再由蘇維埃代表大會產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自由民主主義的派別競爭政治。根據法理和法權，全俄蘇維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依靠具有行政性民主集中制雛型的黨領導的全俄蘇維埃國家中央政府的包括軍隊和其它強力工具在內的國家統治機器，形成的權力，控制的人、財、物資源，有利于促使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和這樣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形成。

　　國家管理機關和社會團體的領導人都得由黨組織“推薦”。由此，得以使省、區黨委的領導人，都能在同級蘇維埃執委會中任職。當時盡管沒有組織制度上的、而是斗爭中實際形成的布黨中央委員會的主持者——列寧，就是全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各級蘇維埃的重大人事權不能掌握在全俄蘇維埃，而是由各級黨委實際上掌握。

　　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各級黨組織都必須執行，地方或下級黨代會產生的黨委要經中央或上級黨委審核、批準，甚至“推薦”，加上后來的十大通過的堅決禁止一切派活動的決定，違反黨的組織紀律必受組織上的處分。通過這樣組織機制的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對各級蘇維埃的領導，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各地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自由民主主義政治，不可避免地形成的與黨中央和上級黨委對立的自主傾向。

　　早在1903年7、8月召開的社會民主工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統一和集中制”就被列寧提出來，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央委員會“統一和指導黨的全部實際活動，調配黨的人力和物力，組織黨的各種機關并領導這些機關的話動”；“中央的一切決議，各級黨組織都必須執行......”的決定。1906年4月10-25日四大通過了新的黨章，其中第一條采用了列寧的條文，即凡成為黨員必須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并將布爾什維克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寫入其中。就是這樣一種組織制度的革新，也要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依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國際的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主義形成的勢力，不惜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分裂，才能實現——當然還有其它問題上的分歧。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主要分裂成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個政黨。1917年7月26日到8月3日，布爾什維克的六大在原黨章第一條黨員標準“凡承認黨的綱領，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并在物質上幫助黨（繳納黨費）”的基礎上，強調“服從黨的一切決議”。

　　但受自由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十月革命前，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允許、也不得不允許，“自由民主”地爭論和由此勢必形成派別的自由民主主義地根據多數決定原則形成決定，黨員必須參加黨的組織活動并服從所屬地方組織的領導是自由民主主義選出的委員會的領導，原則上也是如此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無權向地方黨組織代表大會推薦選舉其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在組織制度上，這已經是與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國際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工人政黨大相徑庭了。十月革命后嚴酷的階級斗爭和國內戰爭形勢所迫，才逐步發展起了中央委員會向地方黨組織代表大會推薦選舉其委員會委員的候選人。國內戰爭結束后的1921年，黨的十大終于通過了禁止一切派別活動的決定。這些被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和布黨中央委員會的馬克思主義的自由民主主義者們，認為是官僚集權專制。

　　在未奪取政權之前，自由民主主義形成的派別斗爭，由于與統治國家社會的權力和權利沒有聯系，牽涉的利害關系不嚴重，黨得益于有列寧這樣的在全黨有崇高威望的領袖。

　　但掌握了對國家社會的統治權，由于分管中央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和機構的中央委員或政治局成員，形成的意見難免不一致，包括中央委員會在內的各級黨組織的委員會成員，要受制于來自于他們所屬的黨代會從而所屬的黨組織因“自由民主”爭論和選舉形成的派別斗爭的制約，黨組識各部門之間亦然。成了統治國家的當權派，派別斗爭牽聯的利害關系就會嚴重起來。“結果黨的上層的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分為不同的集團，分別支持各地相互對立的領導人。《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擋案》392頁”

　　盡管是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的黨，不僅黨的骨干而且一般黨員，必須是與地主、資產階級等剝削階級及其私有制的生產資料的所權關系決裂的無產者，甚至不能是擁有私有制生產資料的財產追逐自已私利的小資產者，是為消滅壓迫和剝削階級，消滅私有制，實現沒有階級壓迫、階級剝削的社會主義，解放勞動人民，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樣最崇高最偉大事業而奮斗的先鋒戰士，成了當權派后，一些人難免官僚化、特權化，甚至有的很快腐化墮落，而且各級政權受制于各級黨委員會的領導，基于所謂自由民主爭論，易于形成與國家統治權力聯系在一起的各種夾雜私利的派別、山頭或集團。

　　加之中央不僅缺乏領導地方黨組織的行政支配權，有時遭到地方黨組織的扺制甚至反對。這會加重共產黨的渙散,使黨領導的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的斗爭，革命、改革和建設，難以搞好，甚至搞不好，搞壞，而且官僚化、特權化，腐化墮落勢必嚴重而蛻化變質。

　　然而，自由民主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深厚的傳統，列寧主導的允許“自由民主”爭論及其必然形成派別斗爭的“自由民主”基礎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布爾什維克亦然，而且經過自由民主主義“大民主”政治革命奪取政權，其組織成員暴發式增加的布爾什維克，由此帶來的自由民主主義的習性十分嚴重。列寧主導的黨中央對黨和國家強化行政性民主集中統一的實踐，包括列寧在內，認為是戰時不得已的舉措。國內戰爭結束后，恢復和踐行所謂“自由民主”爭論和“自由民主”選舉的要求及形成的派別斗爭嚴重起來，由此造成的危害有可能導致黨和國家分裂和動亂。

　　在黨的十大即將召開前夕，進入和平正常時期興起的黨內“自由民主”，終于將黨如何領導國家擺上了臺面攤開來爭斗。

　　當時中央下的省和區域的委員會的書記只有30%是由中央委員會“推薦”的，往往是由于地方黨委派斗難解而必須由中央推薦，然后由其代表大會選任。進入和平時期，各級黨的委員會是由本級的黨代表大會具有自由民主主義習性的選出。委員會委員候選人是由參會的各下級黨組織的代團推選出來，書記由大會選舉產生的委員會選舉產生。這是導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形成派斗、渙散的制度原因。

　　1920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工會軍事化”、“工會國家化”。此時的托與列寧病重不起和列寧逝世后，高舉反對黨的機關——即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官僚主義、官僚專制，實現工人階級的“自由民主”的大旗正相反對，而是要在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后，繼續實行和強化戰時的軍事化管理，特別是在對工會的問題上，要搞的正是他以后反對的官僚集權專制。在國內戰爭結束后仍用軍事化的集權專制來實現政冶統治，特別是國家政治形勢仍然嚴重，對布黨從中央到地方的一些當權者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托洛茨派的口號是立即使工會國家化。要求把工會變成國家的附屬品，把管理生產的職權交給作為國家機關的工會。這就是“工會國家化”，主張在和平時期仍然堅持工人的勞動軍事化，在工會和生產中采用軍事辦法。

　　持反對意見的列寧批評托的主張。在全黨的影響僅次于甚至已不亞于列寧的托洛茨基違反黨的紀律，把中央委員會內的分歧訴諸輿論。他聲稱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必須在兩個基本綱領——列寧的綱領和托的綱領——之間作出抉擇，要求按照兩種綱領分別選出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列寧、斯大林以及黨中央其他委員簽署的“十人綱領”，把工會看成黨同群眾聯系的紐帶，看成共產主義學校。也即決不能由工會來管理國家，而得由黨和國家來管理工會。

　　“十人綱領”當中有九位是中央委員，但其余十名中央委員沒有簽名。過半數中央委員不支持列寧的綱領。

　　2020年12月7日，中央委員會討論此事，列寧以一票之差落敗。托的軍事性專治主張在全黨群眾中看來不會得到多數的支持，列寧建議將工會問題提交全黨討論。

　　1921年1月12日中央全會決定：必須進行完全自由的爭論，十大代表的選舉“可以按不同綱領”進行。

　　“大民主”的工會問題的爭論由此在全黨展開，出現了八大派別，出版各自的宣傳品，開展各自有綱領、有組織的爭取黨內群眾和“選票”的活動，各派在黨內都有一大批追隨者。盡管國內戰爭基本結束，布黨“自由民主”的派斗使得工人、農民等群眾性的反對勢力興起，使其領導的國家的政治局勢急速惡化，各地出現動亂甚至暴亂。

　　黨內的“工人反對派”主張國家“工會化”，要求把管理國民經濟的工作交給工會，也就是說使國家服從工會。他們反對黨的領導作用，主張工會管理國家。

　　“民主集中派”要求由工會推選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團，要求黨內有派別和集團的自由，要求把派別和集團推薦的負責工作人員選入黨和蘇維埃的領導機關，反對在企業中實行一長制和嚴格的紀律。

　　布黨對工會工作十分重視，因此負責工會工作的在布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的委員會有相當的權重，此時已形成利用、發動工會來取代黨對國家的領導的利益集團。

　　布哈林集團在爭論時發表了“緩沖的”綱領，試圖在列寧的綱領和托的綱領發生沖突時起緩沖作用。布哈林派主張各個工會都提出他們參加經濟管理機關的候選人，并要求蘇維埃領導機關必須接受這些候選人。可能是看到國家政治形勢迅速惡化，布哈林很快放棄了這個綱領而同意了托的綱領。

　　1921年2月21日，嚴重饑荒、到處罷工、暴動的情況下，彼得格勒發生了曾經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喀瑯施塔得水兵暴動，參與的有2.7萬名蘇維埃軍隊的士兵和1.5萬名工人，波及到彼得格勒，其中不乏布黨的黨員，要求言論自由、“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黨內“大民主”勢必的大派斗，必然使事情蔓延開來，顛覆蘇維埃政權。

　　列寧下令鎮壓水兵暴動。

　　必須將各地反人民政權的暴亂鎮壓下去，否則人民主權性質的政權就勢必完蛋，就沒有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權力。

　　1921年3月8日-16日召開黨的十大。

　　這場關于工會的轟動一時的爭論使得黨和國家有發生分裂的危險。

　　這是十月革命后托首次向列寧發出挑戰。問題在于托不僅已具有與列寧不相上下的聲望，而且各個代表團的組織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央書記處控制，當時書記處成員都是支持托的。

　　結果是列寧在十大取得對托的險勝。

　　看來，除了更多的黨員群眾在和平時期已不能接受、反感軍事化的管理反應到代表大會外，與在代表大會召開時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托洛茨基到彼得格勒指揮軍隊鎮壓喀瑯施塔得暴動有關。可能還與托意識到倒列寧的派斗會導致他接到的很可能是天下大亂不可收拾的爛攤子而有所顧忌有關。例如，托在喀瑯施塔特發生叛亂時就聲稱，蘇維埃的末日到了。

　　黨內由自由民主主義“大民主”派斗造成的嚴重政治形勢、特別是“喀瑯施塔得事件”的發生，促使列寧在國內戰爭勝利后，不是恢復黨的“自由民主”，而是必須逆自由民主主義勢力地在1921年初黨的十大通過堅決取締派別活動的決定。

　　列寧號召代表大會立即徹底根除派別活動，禁止黨內組織派別和集團。代表大會責令立即毫無例外地解散按這種和那種綱領組成的一切派別集團，并責成所有的組織密切注意，禁止任何派別話動。凡不執行代表大會這項決議的人，應立即無條件地開除出黨。

　　進入和平時期如此掀起的黨內自由民主主義大潮在即將顛覆蘇維埃政權時，終于被遏制住。

　　不過，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也得一定程度上順應自由民主主義的勢力，仍然指出，戰時，“黨的工作方法總的來說趨向于戰斗命令制......由于需要極端集中化......就發展了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的傾向......因此黨的十大決定用新經濟政策代替‘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同時，還決定改變黨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方法，用‘工人民主制’取代極端集中制，使民主集中制的重心由集中傳向民主，以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1921年8月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成立“爭論俱樂部”，莫斯科各區隨后也成立了這種“俱樂部”，討論有關黨的建設，蘇維埃建設，經濟建設等等問題。這些俱樂部言論、批評自由，但不允許有派別活動。其它地方也有類似“俱樂部”的情況。

　　布爾什維克意織到必須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十大結束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用糧食稅取代余糧征集政策，允許自由貿易。

　　十大后托派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和組織局的力量大大削弱。斯大林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由于托派的人被排除，在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局中，中央委員只剩斯大林一人。

　　“自由民主”爭論和競爭基礎上多數決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往往使有派別支持，在黨、政、軍中有影響、有地盤、有根基的贏得中央委員會委員的席位。這些人在中央委員會代表派別、地方組織、某些方面的利益集團，相互之間具有很強的自主性，甚至能與列寧分庭抗禮。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大會主席團的任何自認為有號召力的人都可以號召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大會主席團的其他人支持他的主張。不遏制并在制度上克制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大會主席團內形成派別，就勢必形成自由民主主義的一黨形式下的多派多黨的競選政治。

　　中央的派斗發展為全黨性從中央到地方的派斗，輕者使黨和蘇維埃政權渙散，無法搞好社會主義的政治、軍事、經濟等各方面的工作，而且易于被資本滲透，蛻化變質，重者分裂瓦解，亡黨亡國。

　　為執行十大的決議，黨發動了對自己的隊伍進行清洗的群眾性運動。清黨的工作是在公開的會議上進行。非黨的工人、職員、農民幫助黨揭發異已分子、腐化分子、鉆營之徒、不服從中央決議的違法亂紀者，并把他們清除出黨。清除的約占全部黨員的4分之1或25%。

　　契卡在清洗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是十月革命共產黨掌握政權三年多后必須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群眾性整黨治黨運動。這實際上起到了對自由民主主義泛濫的鎮壓作用，強化了行政性制約，使黨和國家起碼的集中統一得到鞏固——但又決不能搞成托洛茨基力主的軍事化的集權專制。

　　書記處最初只是為組織局做決策服務的機構。1921年十大后的中央全會對書記處和組織局的關系形成了一個明確的規矩：“如組織局成員中無人表示反對，......書記決定可視為組織局的決定”。書記處的權力擴大了，實際上使斯大林的權力擴大了。

　　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前還信奉“民主社會主義”，幻想多黨競選政治的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后，一度仍企圖保持左派政黨的多黨制。到1918年7月，多黨聯合執政由于種種變故和原因有幸能及時實現布爾什維克一黨對蘇維埃的領導。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其它小資產階級政黨要么直接策動反蘇維埃的暴動，支持外國武裝干涉和白衛軍的軍事進攻，要么參與各地的暴動和叛亂，蘇維埃政權宣布取締和鎮壓一切反蘇維埃的黨派。

　　1922年3月27日-4月2日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召開。十一大宣布：“剝奪一切敵視蘇維埃政權的政治集團的組織自由”，“俄國共產黨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一黨獨掌政權的政治體制在蘇維埃俄國確立。

　　十一大 ，“工人反對派”主張黨內批評自由，批評對工會干涉過多，要求工人民主，把工人的管理權交給工會，使工會組織在國家政治中起到廣泛的作用。“工人反對派”的綱領在一些方面是以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等文章中的理論為依據，表現了黨內和蘇維埃內一部分人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傾向仍然嚴重。

　　上次的嚴重后果，使列寧必須堅決把黨內自由民主主義的傾向打下去。大會上，列寧點名批評了“工人反對派”，提醒全黨：“過渡時期的情況無疑地包含著使黨的社會成分變壞，使黨受到小資產階級影響的潛在可能。黨的無產階級骨干應當時時刻刻意識到這種危險，并根據總的情況采取一切措施來克服這種危險”，進一步強化遏制黨內自由民主主義的派別活動。

　　4月，十一大產生的二十多人的新的中央全會上，由中央全會多數人表決通過，并經過列寧批準，斯大林當選為中央委員會新設立的總書記，他成為一身兼任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這四個機構的成員的唯一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這顯然與實際主導中央委員會的列寧要加強黨中央對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努力分不開。

　　斯大林是由七人組成的政治局委員并兼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他又是組織局和書記處的成員，從而組織局和書記處的主持者自然非他莫屬。而他是由時間考驗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成員中最緊跟列寧，歷史上在重大問題上唯一全都支持列寧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成員。為加強列寧對其他中央委員會巨頭的制約，加強列寧對中央委員會的主導力，從而加強列寧通過中央委員會的主導對全黨和蘇維埃集中統一的領導，列寧繼十大后在十一大促成這樣的布署和安排決非偶然。有幸的是，這為列寧病重和逝世后在重新嚴重的黨內斗爭中，斯大林、季若維也夫、加米涅夫“三巨頭”聯手戰勝托派創造了條件。

　　1922年十一大以后，省委書記名義上是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推薦選出，實際上由書記處任命，黨代表大會產生的中央委員人選同時也開始向由中委會推薦、黨大會產生過渡。加上此前就已實行的各級蘇維埃的執行和行政機關當權者的候選人由各級黨組織的委員會推薦，這樣，通過黨中央對各級黨的委員會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領導，黨中央強化了對地方省蘇維埃及其產生的政府的領導，使聯邦制的全國蘇維埃政權的統一性、整體性得以加強。

　　“十月革命”后，到其逝世前，正是形勢促使列寧和無產階級性質的蘇共不得不從根本上朝建立行政

　　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和這樣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的方向發展，才使黨在“十月革命

　　”后能取得國內戰爭的勝利，將“二月革命”后就已經朝分裂解體的國家以聯邦制的形式大體上重新統一起來，在國內戰爭勝利后，能遏制黨內自由民主主義勢力的發展勢頭，免強維持了黨和國家根本穩定的大局，避免了黨和國家的分裂解體。

　　順便指出，1917年的12月20日，僅距全俄蘇維埃政權宣布成立數星期，由第一屆蘇維埃政府即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一手組建的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即"契卡”，在沒有來得及組建蘇維埃國家軍隊之前的嚴重混亂局面下，對維護全俄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權威和維持革命序秩起了重要作用。1919年肅反委員會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合并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為反制“白色恐怖”，展開了全面的大肅反。第十次黨的代表大會通過堅決制止一切派別活動的決定的１９２１年初以后，維持社會秩序的“契卡”成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的紀律，反對黨內派別活動的有力武器。１９２２年２月契卡解散后由內務部成立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同樣起著這種作用。

　　“十月革命”以后的這些實踐，在列寧逝世前，使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

　　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在根本上已形成雛型。

　　盡管如此，國內戰爭結束后，與十月革命，又經國內戰爭形成的山頭或派別勢力結合，黨內自由民主主義的習慣勢力和派別斗爭仍然十分嚴重，由此造成的渙散使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系的渙散、官僚主義、特權和腐敗趨于嚴重，反過來又促使反官僚主義、特權和腐敗的自由民主主義習慣勢力、派別斗爭趨于嚴重，使整個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斗爭和工作都難搞好。

　　列寧1922年5月中風，9月恢復工作，11月25日摔倒在自已家的走廊里，被送往哥爾克休養，12月12日回到莫斯科，12月13日他的病發作兩次，他還想在定于12月23日-27日召開的蘇維埃大會上講活。列寧的病12月16日惡化，無法參加蘇維埃大會。

　　到1922年底，工人、農民的物質狀況有了改善，國內局勢相對穩定。

　　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

　　1923年4月17日-25日召開十二次代表大會。列寧病重無法參加。十二大對“工人反對派”作了定性，指出“工人反對派”把依靠工農聯盟的蘇維埃國家同工人階級的利益和黨的專政對立起來，這就是目前我們黨的一切敵人的最主要的鼓動手段，他們的這種說法是具有明顯的反革命性質的。

　　十二大對“工人反對派”的定性，有利于進一步打壓黨內的自由民主主義傾向，有利于以后與托派的斗爭。

　　照《斯大林：未修改的檔案》395頁，所謂“列寧遺囑”被曲解為是針對斯大林，其實列寧擔心的是黨和國家的分裂。“工會爭論”告訴列寧，黨存在分裂為托派和列寧擁護者的危險。

　　照同書413——414頁，“列寧遺囑”在出席十二大代表團代表的會議上宣讀，然后又在會見代表大會各代表團時宣講。

　　加米涅夫代理人民委員會主席并主持政治局會議，由季諾維也夫代替列寧作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斯大林仍留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職位上。“三頭政治”是十二大列寧病重開始的。“三巨頭”相互支持，阻止托想當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企圖實現。

　　十二大選出的中央委員27人。十二大中委選出的政治局的委員的排序是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政治局候補委員是加里寧、布哈林和莫洛托夫。

　　十二大時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仍然相當糟。

　　新經濟政策實行兩年多以后，蘇聯國民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好轉，但1923年夏天，經濟狀況惡化了。財政開支大大超過財政收入，靠印錢來維持國家的各種運作，導致嚴重通脹。而工資卻沒有相應的增加，工業品漲價快于農業品，產品賣不出去和積壓，國企相對昂貴的產品找不到銷路，一系列企業停產，許多企業發不出工資，一系列工廠舉行的罷工此起彼伏。嚴重的剪刀差成為農村形勢惡化的原因，農村發生騷亂，有的地方發生武裝暴動。1917-1918年被禁止的黨派又重新活躍起來。共產黨的一些派別活動重新嚴重，他們要求清除黨內的官僚。他們的一些人遭到逮捕，但未能阻止不滿情緒的發展。加之保加利亞革命和德國革命相繼失敗，黨的領袖臥病不起，使得政治局勢不穩定的情況加重。

　　1923年秋天，列寧的病況已被黨內高層人士們斷定難以挽救，圍繞列寧去世后的核心權力真空，黨中央出現了決定黨和蘇維埃政權即整個國家命運生死的權力斗爭。

　　顯然是對一直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托洛茨基在軍隊中發展起來的勢力的擔心，1923年9月23日，在俄共(布)中央全會上，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聯名提議擴大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注意，這里只是擴大。而提名的新成員都是托洛茨基的反對者，其中包括斯大林。

　　托洛茨基認為這是一系列旨在反對他的陰謀中的新的一環，其最終目的是要把他逐出革命的領導中心，于是展開“反擊”。利用黨內干部、群眾對官僚主義、特權傾向、腐敗，各方面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沒有搞好，甚至搞得很糟，尤其是20年代初期發生的大饑荒等等，產生的強烈不滿，發動黨內的“自由民主”“新方針”運動，而且必須、也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扭轉不利于托派的政治命運，才能奪取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因為此時的不僅中央委員會，而且地方黨組織的委員會，托派已處于明顯的劣勢。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向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遞交一封信，指責黨的機關“官僚化”和“脫離群眾”。他認為戰時采用強制性制度和黨統管一切的制度，違反工人民主，“而這種在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就開始形成的、后來又進一步得以發展的現行制度都比戰時共產主義最艱難時期的制度遠離工人民主制。由于采用挑選書記的方法，黨機關的官僚化已經達到聞所未聞的程度。”

　　10月15日支持托洛茨基的托派、“民主集中派”、“左派共產主義者”和“工人反對派”等46名黨的著名活動家聯名簽署了一份上書黨中央政治局的聲明，強調“繼續執行政治局多數派的政策，將給全黨帶來嚴重的危害”，“黨內建立的分為等級森嚴的書記特權階層和‘普通人’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黨內的自由辯論已經名存實亡”、“現在省代表大會的代表不是由黨，也不是由黨員提名選舉的。相反，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書記特權階層和黨的官員選定的，而這些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在很大程度上正在變成這一特權階層發號施令的會議”。

　　10月25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召開有10個黨組織的代表參加的擴大的聯席全會。指出“它（指“四十六人聲明”）是派別分裂政策的一個步驟”。

　　托能獲得至少相當多的非當權派的黨員群眾和部分當權派的支持，而且十月革命后1918年以來的5年多時間一直是軍隊的領導人，在軍隊的影響力很大。政治局不得不盡可能對他作出一些讓步。這表現在12月5日俄共(布)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一致通過的《關于黨的建設》的決議上。決議指出，“工人民主制就是全體黨員有公開討論黨的生活中一切重要問題的自由，有對這些問題展開爭論的自由，同時，自下至上的各級領導人員和集體領導機構都應由選舉產生。但是，工人民主制絕不是以派別集團的自由為前提，派別集團對于執政黨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們足以引起政府和整個國家機關的分裂或瓦解。”

　　托決不打算妥協。托以為抓住反黨的和國家的官僚化、特權專制、恢復工人階級自由民主的大旗，憑自已的實力和影響力，發動黨內的“自由民主”運動，能根本改變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不利于自已的局面，獲得主導黨從而國家的權力。

　　12月初托在莫斯科一個區的會議上宣講了他的小冊子“新方針”。宣稱“保守的官僚主義的派別活動的危險”是黨的主要危險。在莫斯科，各黨組織為此展開了爭論。

　　12月6日俄共(布)中央《關于黨的建設》的決議公布后的第二天，托洛茨基發出了一封題為《新方針，給黨的會議的信》，宣稱黨的官僚主義正在到處橫行，必須“從下面施加壓力，使之貫徹執行”，以建立“黨應當把自己的機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民主制度”的“新方針”。這封信在一些黨的會議上宣讀。

　　12月11日托通過《真理報》全文發表了《新方針，給黨的會議的信》。

　　為順應黨內要求“民主”的呼聲，12月15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提出“必須擴大黨的辯論俱樂部網”。

　　托的追隨者立即公開行動，要求進行全面的改革，“從上到下普遍實行各級黨機關負責人員的選舉制和適當更新一批擔任黨的領導工作的同志”，在莫斯科黨組織召開的群眾大會上要求清洗黨的機關。

　　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在給軍隊發的第200號通令中，要求根據托的《新方針》改變紅軍黨的政治機關的體系，宣稱紅軍戰士將“團結一致”支持托。政治局要求收回這個文件，但安東諾夫-奧弗申柯在12月27日的回答中對黨的領導進行了威脅。

　　12月28日和29日托在《真協理報》上發表了他的《新方針》的解釋文章。

　　這令人感到有發生軍事政變的危險。季諾維也夫陷干恐慌，建議立即逮捕托。雖然這一建議被否決了，但根據中央委員會組織局的決定，政治部的通令被撤銷，安東諾夫-奧弗申柯被解除職務。

　　1923年12月后半月和1924年1月上半月，幾乎所有的黨組織都召集了會議或代表會議，在這些會上大多數黨員譴責了托派，報刊也開展了廣泛的討論。莫斯科、彼得格勒、烏克蘭、烏拉爾、巴庫以及國內其他大工業中心的黨組織，給了托洛茨基的進攻以堅定的回擊。但托派在許多學校的黨組織占了上風。

　　1924年1月16日-18日黨的第十三次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挫敗了托派。斯大林并不抱有幻想，他在報告中承認，甚至在托沒有積極參加的情況下，許多黨組織表示與托一致。托本人沒有參加會議，這時他在蘇呼米，據說在那里進行感冒后的治療。

　　1924年1月21日早6點45分列寧逝世，享年54歲。

　　1924年1月21日召開中央緊急全會，推舉李可夫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

　　隨即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副手斯克梁斯基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職務，改由紅軍著名將領伏龍芝擔任。

　　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1924年5月23日-31日舉行，通過的決議認為托洛茨基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傾向。代表大會上，反對派沒有公開發表言論。

　　在代表大會期間分別向各個代表團宣讀了被大家稱為的“列寧遺矚”。鑒于托的火力是集中對斯大林的，而斯大林是堅決、始終一貫地捍衛列寧主義的。在這種情況下，解除斯大林中央委員會的職務就有可能被托洛茨基分子利用來危害黨、危害馬列主義、危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活動。

　　大會仍認為斯大林應當留在總書記的職位上。

　　“列寧遺囑”指出黨面臨的分裂，“基本在于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中央委員”。既然當時最可能導致黨分裂，對黨的命運具有最嚴重影響的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矛盾，斯大林的政治份量顯然很重，其重要程度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上與托洛茨基是并例且排在前面。

　　“列寧遺囑”旁敲側擊指出“我只提醒一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當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歸罪于他們個人，正如非布爾什維主義不大能歸罪于托洛茨基一樣”，特別是“非布爾什維主義不大能歸罪于托洛茨基”，意在托洛茨基有非布爾什維主義，只是“不大能歸罪于”他。這應是托洛茨基身上的原則問題。而由老布爾什維克們把持的中央委員會和布黨的高層骨干對此是很重視很敏感的。“列寧遺囑”等于把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都排除在擔任“掌握了無限的權力”的總書記以外。

　　盡管“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等于把布哈林也排除在擔任“掌握了無限的權力”的總書記以外。

　　“其次是皮達可夫，他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熱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是不能指靠他的",就更不能擔任“掌握了無限的權力”的總書記了。

　　“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但這樣的人在“列寧遺囑”談到的中央有資格“掌握了無限的權力”的領導人中顯然沒有一人合格。雖然“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系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列寧清楚托洛茨基在政治局是孤立的，在中央委員會是絕對少數。1922年12月23日、12月24日、12月25日、1923年1月4日按列寧的要求記錄并經其審核的四次談話形成的“列寧遺囑”，卻對他去世后的接斑人沒有提及。“列寧遺囑”所談到的其他中央領導人除了沒有“太粗暴”以外，都具有非布爾什維克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缺陷或弱點，何況 “列寧遺囑”也只是“他（指斯大林）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列寧遺囑”明知并指出“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但根據“列寧遺囑”，卻沒有辦法將他從“掌握了無限的權力”的位置上調開，讓其他更合適的人接替斯的職位。“列寧遺囑”也沒有把形成“無限的權力”的書記處這個集權的機構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個集權的職務撤銷的表示，或者至少不能集于斯大林一身。“列寧遺囑”談到的其他領導人的問題或缺陷，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布爾什維克看來，比起斯大林的更嚴重。這豈不等于是對斯大林小罵大幫忙？

　　“列寧遺囑”對托洛茨基在列寧逝世后的黨內斗爭不利。這是托洛茨基反對公開“列寧遺囑”的原因。同樣，對以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與斯大林的斗爭也不利。

　　十三大的中央委員會產生的政冶局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七人組成。

　　1924年秋天，自十三大以后“低調”了幾個月的托洛茨在9月中旬，發表了《十月的教訓》一文。一方面夸大自己在“十月革命”起義中的作用，無形中貶低列寧，將“十月革命”的勝利主要歸功于他的作為；另一方面點名批評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將季、加二人在1917年的一些老賬都翻了出來，指責他們犯了右傾錯誤。歪曲黨的歷史，不是把“十月革命”歸于黨、歸于列寧的領導，而是抬高他的作用，宣稱布爾什維克主義只是從1917年起，只是在用托的“不斷革命”思想武裝了之后才成為一個徹底的派別。

　　托的此舉立即遭到了政治局其他成員的反對，黨內斗爭迅速激化。

　　“在全黨全國、在軍隊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的托洛茨基代表的反對派，竭力在全黨發動反對由“純粹官僚主義制度”已經形成的黨的權力機關的特權階層，實行所謂民主制度改革的斗爭。“這種民主制度只能由黨自己來實現。簡單地說，黨應當把自己的機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從上到下普遍實行各級黨機關負責人員的選舉制和適當更新一批擔任黨的領導工作的同志”。這種選舉制度就是自由爭論基礎上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展開選舉的競選制度，這勢必導制已在根本上成雛形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分裂解體。

　　蘇共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在根本上已成雛形。托洛茨基在軍隊并沒有形成一手遮天的勢力，國內戰爭形成的原各方面軍的巨頭，伏龍芝、圖哈切夫斯基、伏羅希洛夫、葉戈羅夫、布瓊尼等，算得上是他的親隨的可能只有圖哈切夫斯基。列寧在不容許軍中的巨頭經營自已的勢力集團上肯定下力不少，在軍內每一個重要職位上任職時間不超過兩年就被交流的圖哈切夫斯基，其左右和下屬大多更大可能是聽令于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托動用軍隊來對付中央委員會，冒喪失軍心、黨心的危險，是政治賭博。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也高舉反官僚主義的黨內民主的大旗，通過了旨在保障黨內民主的《新方針》決議，以順應黨心，攻擊托洛茨基歷史上非布爾什維克主義、反列寧主義的錯誤。關鍵是托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實際上被看成是布爾什維克的異已分子，斯大林為代表的占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絕對多數的布爾什維克派高舉在全黨能服眾的列寧主義的旗幟，而這恰恰是托派的弱點，托派不僅在政冶局是弧立的，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是絕對少數，這場斗爭是高舉列寧主義旗幟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反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非列寧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派的斗爭；托派發動的黨內自由民主主義改造如果得逞，高層的絕大多數都會意識到將被托派的人取代，會使他們團結起來對付托派，而且中層、下層的當權派從而黨組織更多的會跟中央委員會；最高軍事委員會及其主席實際上由黨的中央委員會決定，最高軍事委員會更大桯度上受制于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利用在根本上已形成雛型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紀律，能相當程度地動員全黨的組織和全黨的輿論工具。政治局、“三巨頭（指斯、季、加）”主導的中央委員會利用這些對付托洛茨基反對派就占有優勢。加上實際上并不懂政治或高估了己方力量的他，在列寧世逝后的一些不當行為和沒有自知之明發表的抬高自己、貶損列寧的文章，引起黨內普遍的不滿。所有這些是導致托派大概率失敗的原因。否則，葬送蘇共和蘇聯國家就輪不到六十多年后的戈爾巴喬夫了，而是托洛茨基。

　　戈爾巴喬夫在總書紀和蘇聯國防會議主席的職位上，并得到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絕對多數支持，把“社會主義多元化”、“民主化”和“公開性”作為“三大革命性倡議”，搞“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勢力、派別快速發展，使他很快無法通過遭到破壞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控制和穩定政局，直到倒臺，導致蘇共和蘇聯解體。但因為有震懾西方世界的超級核武力，還能留下現在的俄羅斯聯邦。1924、25年蘇聯政治、經濟局勢，黨內、國內矛盾、問題嚴重得多，更談不上有震懾西方世界的超級核武力，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只是雛形，托

　　派這個高舉馬克思主義自由民主主義大旗的“左翼反對派”對蘇共中央委員會發起的反“黨機關的官僚化”的“工人民主制”改革運動，如果得手，蘇聯解體會更徹底，托在1925年左右也會概率很大的死于空前的天下大亂，而不是1940年。

　　“大民主”爭論的方式之所以沒有大亂失控，是“三巨頭”主導的中央委員會能團結絕大多數中委實現對黨和國家的領導、列寧十大制定的堅決不允許派別活動這件武器，還得加上一些人說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１９２２年２月解散了契卡，另由內務部成立一個‘國家政治保衛局’，行使原來契卡的職權。但是這種形式上的轉換，并沒有多大的變化。它擁有比契卡更廣泛、更專橫的權力，它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越來越頻繁地對黨員進行干涉、調查，追蹤和整肅黨內的‘分裂分子’，它直接參加布爾什維克黨的監察委員會的活動”，加之使用自由民主主義為武器的托派在這場黨內斗爭中失敗，終使這次的黨內“大民主”沒有成為不能遏制的大分裂。

　　1925年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了對托洛茨基的決議。決議指出：“.....現在的托洛茨基主義是按照近似‘歐洲’式的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也就是說，歸根到底，是按照‘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偽造共產主義。”決定“給予托洛茨基最嚴厲的警告”，并認為“托洛茨基不能繼續在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工作。”1月26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議，解除托洛茨基的陸海軍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十月革命”后蘇俄黨和蘇維埃決定性的問題是遏制、反對和逐步克服黨和蘇維埃內嚴重存在的各種自由民主主義及其派別的破壞，并加強反腐敗、官僚主義、特權，反資產階級腐蝕、滲透，密切聯系群眾的整黨治黨的斗爭。對當時的蘇俄來說，只有搞好前者才能搞好后者，搞好后者也才能搞好前者，否則不可能戰勝“白色恐布”贏得國內戰爭的勝利，避免分裂，不斷克服腐敗和蛻化變質，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和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1925年底國民經濟已經接近恢復到一戰前的水平。大工業已達一戰前的4分之3，國營和合作社營工業產值已占己占總產值的81%，私營工業產值只占19%。消費品的產值已達戰前的三分之二。國營商品流轉額占50%，合作社占25%，私營商業占25%。全國的產業工人增加150萬，達到700萬，但失業現象還設有消除。還有100萬失業者。

　　在1925年12月18-31日舉行了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又出現了斯大林與布哈林形成一派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依靠列寧格勒代表團支持的一派的矛盾，并在代表大會上公開化了。列寧格勒代表團反對14大通過的決議。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重新考查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同時在所有或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取得勝利的論斷，認為它不適合于帝國主義時代，認為它可以在單獨一個國家或數個國家取得勝利。原話是：“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國家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959年人民出版社《列寧全集》第21卷第321頁）”

　　所以斯大林是繼承和堅持列寧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方針。否認列寧是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方針的發明者是對歷史事實別有用心的歪曲。

　　代表大會批準了斯大林堅持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方針。會議關于蘇聯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的決議成為每個黨員必須遵守的法律。

　　在代表大會后舉行的中央委員會全會上，季再次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但加從政治局委員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索科里尼科夫不再是政治局候補委員。新當選的政治局委員是加里寧、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新當選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是彼得羅夫斯基和莫斯科委員會書記烏格拉諾夫。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投票通過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決議后，季、加硬說如果西方不暴發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在蘇聯就建立不起來。這是根據生產力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形成的錯誤立玚。因為這個理由，他們在臨近“十月革命”時就反對列寧的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托與季、加的不同僅在于他認為奪權后再發動西方的革命。

　　代表大會閉幕以后，中央派多人前往列寧格勒解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揭穿新反對派的反黨活動。列寧格勒的黨員集會非常熱烈，97%以上的黨員都擁護代表大會的決議。在代表大會閉幕1個月后舉行的列寧格勒省代表會議，撤消了季諾維也夫的領導，選舉了以基洛夫為首的新的列寧格勒黨委會。

　　因為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方針，苻合絕大多數黨員的心理。

　　這應是十四次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取得的對托派決定性勝利后，在十四次代表大會上，斯與布哈林結成的新的中央“兩巨頭”與季、加“兩巨頭”的對抗，斯與布結成的新的中央“兩巨頭”，對季、加“兩巨頭”的勝利。

　　1926年夏天，托、季分子結成了以托的綱領為基礎的反黨聯盟，所有被擊潰的反對派——“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等等——的殘兵敗將，都參加了這個聯盟。與黨發生原則分歧的主要問題，是關于社會主義能否在蘇聯取得勝利的問題。

　　他們鼓吹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階級沖突不可避免，工農聯盟一定要破滅，并力爭派別和小集團的自由，撤消俄共十大通過的列寧關于堅決取締派別活動的決議，竭力低毀黨的機關，把它同黨員群眾對立起來。加上反對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方針，所有這些都是與斯高舉的列寧主義旗幟格格不入。

　　1926年7月的中央全會爭論達到激烈程度。但全會的決定加強了斯的陣地，季諾維也夫被開除出政治局，不久被解除共產國際主席職務。

　　遭受挫敗的反對派試圖用斯大林的權勢增長來利用布哈林派。第十五次代表會議前夕召開的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把托開除出政治局，解除了加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不過他們像季諾維也夫一樣，還是中央委員。這時中央委員會有63名委員和42名候補委員。中央委員的政治分量已大為下降。

　　從1926年夏季開始，托、季反對派不顧十大通過的禁止黨內派別活動的決議，在各地舉行公開或秘密的聚會，并在多個城市的黨組織中建立地下派別小組。從前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中的一些成員也加入托、季反對派，在各地散發秘密文件，召開秘密會議。1926年7月，就在黨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召開之際，托、季反對派拋出了“十三人聲明”，以“反對官僚主義”為大旗向以斯大林為首的多數派發動進攻。

　　1926年7月中央全會召開，托、加、季等人對斯大林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攻擊。當時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的捷爾任斯基竭力為斯大林辯護，回擊反對派，他由于爭吵而疲勞過度，幾個小時后逝世。由于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捷爾任斯基的支持，斯大林又一次戰勝了對手。季諾維也夫被開除出政治局。

　　又是經過全黨的“大民主”大辯論，聯共布99%的黨員投票擁護黨的斯大林路線。原因如前所述，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方針，苻合黨心。

　　1926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委員身份被免除，加上7月份已被免去政治局委員的季諾維也夫，至此托 、季、加三人均被開處出政治局。

　　1926年10月-11月舉行了黨的十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代表會議認為托、季反對派是黨內的孟什維克傾向，并警告，如再向孟什維克方向發展，就會被開除出黨。

　　一系列的斗爭勝利，斯大林在蘇共中央的主導地位已經形成。

　　1927年5月25日，托、季反對派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八十三人政綱”。信的開頭指責黨的領導對中國革命和英國工會實行不正確的政策。反對派認為萬惡之源是“一國社會主義理論”。

　　但迫于形勢，1927年8月8日托、季、加等給中央委員會寫悔過書，這是1926年秋天以來的第二次。1927年蘇聯面臨英國撮合的西方國家的戰爭威脅。斯大林不愿在國家受到戰爭威脅下與反對派徹底決裂。然第二次休戰的時間更短。

　　1927年秋天法國開展了與蘇聯斷交的運動。9月2日華沙又一次策劃了暗殺蘇聯外交人員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托、季、加為首的十三名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向中央提交了他們為黨的十五大準備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反對派）綱領》草案，并要求9月15日-20日召開中央全會。

　　1927年10月中央和中央監委聯席會議通過決定，把托、季開除出中央委員會。

　　1927年10月，中央公布了例入十五大的各項問題的提綱，提交全黨討論。投票贊成中央政策的黨員72.4萬人，而贊成托季聯盟的只有4千人，不到1%。

　　1921年春的十大通過的堅決不允許派別活動以后的6年半時間，有綱領、有組織，甚至舉行秘密會議、私自征收黨費、出版自己的印刷品等等的派別活動仍相當猖獗，不斷掀起黨內群眾性風浪，逼迫黨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全黨“大民主”爭論的方式與反對派作斗爭。

　　在慶祝十月革命十周年那一天，托派分子打著他們的標語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游行隊伍中展開反黨的示威游行。其口號是“執行列寧的遺囑”，“把火力轉向右邊——對準畗農、耐普曼、官僚主義者”。游行變成一連串伴隨著打架、對罵和相互拋物品的鬧劇。

　　1927年11月14日中委會和中監委會聯席會議決定把托、季開除出黨。把加米浧夫、斯米爾加、拉科夫斯基、葉夫受基莫夫、阿夫杰也大等5人開除出中央委員會，還有6人開除出中央監察委員會。

　　“自我批評——‘不顧情面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批評的口號是當前的中心口號之一”。這是揭露破壞分子、投降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以及所有異已分子的手段。這是整黨治黨的又一次群眾性政治運動。

　　斯大林及其支持者與布哈林及其支持者的矛盾早就存在。為了對付托，對付季、加，再后是對付這兩個集團的聯合，而沒有暴露出來。

　　在十五大上矛盾暴露。起草關于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的決議時，布、李、托姆斯基和政治局候補委員馬格拉諾夫反對把集體化作為黨的基本任務。斯大林在代表大會后于1927年12月19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提出辭職是這一沖突的余波。但這個請求像以前一樣，沒有得到全會參與者的同意。

　　早在1919年3月18日-28日召開的八大上，根據列寧提出國家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原則，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綱就確定了把生產資料和分配資料變為全民財產，根據全國的統一計劃把國家的全部經濟活動統一起來的方針。

　　1926年12月斯大林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最統一最集中的經濟”。1927年12月斯又提出了“指令性計劃經濟”。“指令性計劃經濟”其實就是高度統一的包括農業在內的以國家所有制為主體的公有制國家行政經濟。布哈林則堅持繼續實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但私有制的小農經濟無法支持工業化的盡可能快速度的發展。只有工業化的盡可能快速度，才能使國防力量盡可能快的發展起來，才能應對發達資本主義強國可能的軍事進攻，在發達資本主義強國的包圍下求得生存。

　　1928年春天，關于農村政策的分歧再次暴露。布哈林認為，為了穩定，必須保留市場機制，而斯大林認為，繼續使用那些至今仍是國家發展的基礎的辦法，既會使得一國建成不了社會主義，更不能盡快實現工業化。

　　布哈林代表的一派反對全線展開社會主義進攻，反對消滅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反對向富農進攻，鼓吹階級斗爭息滅論和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不承認集體農莊這種高級形式的的生產合作社是農村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認為只要通過供銷合作社就能把農村納入社會主義軌道，提出解放市場的自發勢力，取消對富農經濟的一切限制。

　　1928-1929年，他們多次在政治局、中央委員會反對推行集體化的措施。布哈林給斯大林寫信，指出中央的許多措施是不符合十五大路線精神的。斯大林給他回信，警告布哈林“才真正迷失了方向”。1928年10月，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告誡大家防止黨中央內出現右傾危險。

　　布哈林在《真理報》發表了某經濟學家的文章，他認為斯大林發展工業化“過分集中化了”。中央政治局長時間討論了布的這篇文章。斯大林宣布布哈林是“機會主義者”，要求布哈林“停止自已那條阻礙集體化的路線”。

　　1928年11月，各地黨組織紛紛致電中央，堅決要求把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開除出政治局。

　　布哈林在1929年1月29日紀念列寧逝世5周年的莫斯科黨組織和蘇維埃組織聯合大會上，作了題為《列寧遺囑》的報告，試圖喚起人們對"列寧遺屬"的重視，不指名地批評了斯大林的路線。其實"列寧遺屬"對他并不利。

　　1929年4月，斯大林主持了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宣布在黨內已經形成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團”，會議決定解除布哈林《真理報》主編，托姆斯基全蘇工會主席的職務，但斯主張仍保留他們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1929年4月舉行黨的十六次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十分重視同官僚主義的斗爭。代表會議通過了清洗異已分子和脫化變質分子的決議。為此，1929年展開清黨運動。群眾性清黨運動，使10%的“不良分子”被開除出黨。

　　1929年11月召開的中央全會，把布哈林開除出政治局，其他兩人給以警告處分。

　　內戰時期掠奪農民的糧食征集制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新經濟政茦只能是過渡，國內戰爭結束及以后相當時間，蘇俄黨和國家政權十分渙散，與中國剛解放時不可比，而且中國也是在穩定和發展經濟、朝鮮戰爭勝利結束，三反、五反等運動，強化了黨和政權的統一性和組織紀律后，政治經濟形勢一派大好，從54年初開始的。新經濟政策或國家資本主義是黨和國家政權十分渙散唯一能解危的辦法。蘇俄在國內戰爭結束的20年代初沒有搞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條件。這個條件是28年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一黨專治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得到相當程度的鞏固和相當程度的加強后才具備的。在此時，仍然堅持新經濟政策，就不能盡快地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贏得資本主義世界可能強加給蘇聯的戰爭，蘇俄必被后來的希特勒德國打垮。

　　1930年6月26日-7月13日召開十六大。大會將反托派的斗爭從反右傾升級為反蘇維埃和反革命的敵我斗爭的高度，將黨內斗爭上綱為階級斗爭。

　　托洛茨基主義的要害不是他的那個不斷革命論，而是他的自由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畫餅和以此來攻擊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政治摸式——其實是列寧—斯大林的政治模式——是官僚專制政治，在蘇聯黨、政、軍等各方面有巨大的誘惑力和煽動力。必須對潛在危害很大的一切自由民主主義勢力、特別是打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社會主義旗號從內部來顛覆瓦解蘇共和蘇聯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主義勢力實行堅決的清洗。

　　到目前為止的事實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不是資本主義強國從外部用武力搞掉的，而是被這些社會主義國家自已內部的自由民主主義勢力在很快的時間消滅的。斯大林已經意識到這種危險的嚴重性，此時將對托的斗爭升級已為形勢所允許。

　　1930年12月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委聯席會議撤銷了反對派首領之一李可夫的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同時撤銷了他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莫洛托夫被選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

　　為了加快集體化的進程，一些地區發生強制集體化的現像，作為富農被剝奪財產的達農民的15%，被剝奪選舉權的達15%—20%。有些地方跳過了勞動組合的形式，徑直組織公社，強迫把所有的牲畜、家禽等等公有化。

　　由此造成農民不滿和政府與農民的嚴重矛盾，得以使白衛分子、社會革命黨人和其他反蘇維埃分子積極活動起來，煽動農民在加入集體農莊前把牲畜統統殺掉，牛、豬、羊等大量減少，差不多都是在1930年2、3月殺掉的。

　　1932年冬至1933年春，發生了全國性的饑荒。

　　激進、強制的農業合作化造成的嚴重挫折，得以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利用這些發動新的進攻，企圖根本否定黨的農業集體化的方針。

　　中央趕緊釆政了一系例糾正錯誤的辦法。一些地方免強建立起來的“紙糊的”集體農莊垮掉了。

　　好在1932年工業高速度發展，工業總產值超過1928年1倍多，城市里的失業現像消失了。而1929年底，西方空前未有的經濟大危機暴發。生產下降持續了三年之久，工業生產1932年降到最底點，美國工業產量幾乎減少一半，德國減少40%以上。

　　1933年1月中央全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斯大林成為一些人的攻擊對象，不過，想把斯搞下臺的不多。斯大林在同志們的批評幫助下承認了錯誤。 黨內反對派的潛在勢力發展了，但未能根本動搖斯對央央的主導地位。

　　在蘇聯人民政治熱情和勞動熱情十分高漲的情況下，1934年1月26日-2月10日召開十七大。

　　由于1928年以來工業化取得的奇跡般成就，使斯大林主導下出現的強制集體化造成饑荒的追責得以在十七大過關。

　　這次代表大會除托洛茨基被驅逐到外國外，所有過去反對派的頭面人物都參加了代表大會，而且都在會上認了錯，更沒有掀起反斯的風浪。但所有當選的中央委員中，斯大林得票較底。大會有表決權的1225名代表，斯的反對票數270票，另有說法是近300票。斯的潛在反對派的力量顯然增強了。

　　新黨章特別增加了關于黨的民主和黨的紀律這一章。在這一章里指出，自由而切實討論黨的政策問題，是每個黨員根據黨內民主所享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同時強調指出，黨員和黨組織的首要義務是維護黨的統一。

　　農業快速好轉并得到發展。饑荒的第二年農業集體化的優越性就顯現出來，1934年聯共（布）中央11月全會通過了關于廢除面包和其他幾種食品配給制的決定。如果農業不能如此快地好轉，斯在黨中央的主導地位很可能不保。

　　根據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出版的《蘇聯共產黨歷史》（沒有出版說明和標價、800頁的精裝本，寫到蘇共1959年1月27日-2月5日舉行的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會，由此估記是赫魯曉夫當政時期出版的送給中共的中文版）的數據——因為該書不大可能夸大斯大林領導下的成績，從1917年11月到1937年，20年工業增長7倍，算下來平均速度超過7%。估計1917年工業大約只有1913年的一半。因此1937年工業是1913年的大約3.5倍。而新經濟政策用了6年時間，到1927年工業灰復到1913年的水平。據此算，1928年到1937年這10年工業年均增長速度約為13%。

　　該書說1937年蘇聯農業產值比1913年增長34%，其中種植業增長50%。

　　而1933-1937年，資本主義世界主要國家除德、日外，經濟長期蕭條，仍沒有從大危機中完全恢復過來，各種矛盾進一步尖銳化。

　　因此，這10年，蘇聯與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差距，在斯大林路線下，加上西方的經濟大危機，大大縮小了。

　　1934年12日， 列寧格勒省委第一書記基洛夫被刺殺。由此審察更換黨征的工作在1935-1936年進行。一些被認為是消極的黨員被開除出黨。

　　1936年8月19日至24日第一次大審制，季米特洛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判死刑。

　　隨之展開了群眾性的不斷升級的大清洗、大肅反運動。

　　1936年11月25日，德國和日本簽訂了“反共協定”。西方相信德日要共同對付蘇聯。一年后意大利也加入了這個協定。37年1月30日，稀特勒宣布德國撤銷凡爾賽和約的簽字。英、法、美對德、日的擴張、侵略采取綏靖政策，企圖將禍水引向蘇聯。法西斯德國和日本從西、東兩面對蘇聯的侵略威脅已臨頭，嚴峻的國際形勢與國內復雜、嚴重的以階級矛盾為主的各種矛盾和潛在危險結合起來，是促使聯邦制蘇聯的斯大林急著用非常手段根除黨、政、軍內近二十年來形成的盤根錯節的派別和山頭，徹底清除黨和國家潛在的自由民主主義勢力，實行高度集權專治而展開緊迫和過度的大清洗、大肅反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大審判是1937年1月23日-30日。13人判處死刑，他們在20年代黨內斗爭中曾支持托派。還有幾人被判處監禁。

　　1937年7月日本對中國發動了全面侵略戰爭。

　　第三次大審判是1938年3月2日-13日，布哈林、李可夫等19人被判死刑。其余的被判10年以上監禁。

　　領導十月革命到十二大的2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自然死亡5人，自殺2人，失寵被貶3人，被鎮壓15人。我算留下來仍是黨和國家領導的算上斯大林只有4人，7名政治局委員，除列寧逝世和斯大林外，其他5人被鎮壓。這些被鎮壓的早前大多都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甚至黨藉，是反列寧，反在蘇聯搞社會主義，打著馬列主義自由民主旗號，反列寧——斯大林政治模式，搞爛搞垮黨和國家的各派別的頭子。

　　出席第十七次黨代會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被捕，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有83人被逮捕和處決，17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處決。

　　受托派影響較大，有可能響應托派反官僚專制，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宣傳，配合搞斯大林或策動搞軍事政變的軍隊高、中層主官被清洗和處決的占比十分驚人。

　　來源于黨史網的“目前的研究階段, 學術界看法比較一致”的是：采納蘇共中央1957年六月全會公布的數字, 即在1937—1938年逮捕150萬人以上,其中681692人被槍決，在集中營、監獄和勞改教養營, 因各種原因還一共死去160084人。這樣，被逮捕的人中遭鎮壓死亡和其它死亡的，總計841776人。

　　上世紀末，俄羅斯對前蘇聯檔案資料進行解密，包括“大肅反”在內的整個斯大林時代被處決的總人數為78.6萬。加上死在感化營和監獄的犯人和流放人，總共為96.3萬人。注意，這些還包括了刑事案件的犯人。

　　“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引用蘇聯著名歷史學家維克多·澤姆斯科夫的統計材料證明，從1921年到

　　1953年的30多年里，總共有約400萬人（實際上是377多萬人）因政治罪名被定罪，關押在集中營和監獄。約80萬人被判處死刑（實際上是約78.6萬人）。同時這位歷史學家強調，有必要區分其中真正的罪犯和無辜者，沒有證據表明在斯大林時期被判刑的這約400萬人中，尤其是在被判處死刑的約80萬人中，大多數人是無辜的。【引自紅歌會網“歷史”《關于斯大林搞“大清洗”的謠言是赫魯曉夫命人編造的》】”

　　“對象主要是共產黨干部和國家官員，目的是對官員和管理人員的活動進行嚴格約束，堅決打擊犯罪和腐敗，堅決反對那些因故意或疏忽對國家造成損害的人，鎮壓范圍有重點而非漫無邊際。【同上】”

　　“在“大清洗”時期，確實存在對無辜者的無理鎮壓和對應受到較輕懲罰的犯罪者懲罰過于嚴厲的狀況，斯大林應對此承擔責任。但久加諾夫認為有兩個重要的情況需要加以說明：

　　斯大林本人不贊成執法機構和國家安全機構在清洗中的無理鎮壓、濫用職權等過度行為，對此還予以嚴厲斥責。20世紀30年代蘇聯國家安全機構領導人為這種過度行為付出了代價：葉若夫和雅戈達被追究違法行為的責任。和斯大林時期鎮壓的數據相比，蘇聯解體后，在俄羅斯這些強調“民主”“人權”、大肆攻擊“斯大林鎮壓”的“民主派”統治下，人口損失規模接近二戰中遭受的損失。【同上】”

　　盡管列寧逝世前已在根本上確立了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規矩，但黨內“十月革命”及之前入黨的老一代革命家大多是自由民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自由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者，與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的大一統體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格格不入。蘇共黨內存在的自由民主主義傾向及由此形成的派別活在列寧逝世后仍十分嚴重，而且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而理所當然。而帝國主義國家放縱的希特勒法西斯專制德國勢力的迅速膨脹，使得來自黨內各種派別、山頭和自由民主主義勢力沖擊的，處于初期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鞏固發展階段，多民族的聯邦制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鞏固和發展黨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和與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的大一統體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尤其在西方的德國法西斯和東方的日本軍國主義夾擊的威脅下具有緊迫性。

　　由于像列寧那樣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極為罕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的高度集權、集中，弄得不好就會導制個人專權。斯大林的個人素質、思想作風，還有個人的某些歷史過錯——如強制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全國性饑荒，使得他靠自身人格、作風和本事的影響力，折服他人的能力，不能與列寧相比。況且，十月革命以后面對的國內戰爭的敵人是不統一、渙散和腐敗的，與希特勒法西斯德國的統一和強大不能相提并論。

　　盡管1936年大肅反之前，對派別組織的斗爭表面上看已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派別、山頭和自由民主主義的根子和勢力依然存在，政治上倒臺的前黨的那些領導人物的思想意識或主義，特別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在黨內仍有相當的影響，由于強制農業集體化造成的饑荒引起的不滿，甚至還發展了，至少是潛在地發展。

　　由于是人類首創，加上是由自由民主主義大革命的發展而來，“十月革命”后的戰爭和革命不可能搞得很好，群眾基礎破壞的相當嚴重，潛在的反對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無產階級專政政治的危機嚴重。特別是斯大林弄成的強制性農民集體化造成的饑荒，給斯大林已開始形成個人崇拜的領袖地位的潛在基礎造成了重大破環。斯大林個人崇拜和獨斷專行的作風，使托洛茨基反斯大林獨裁政權、斯大林特權官僚專制政治，鼓吹工人階級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品，通過秘密渠道進入蘇聯境內，更能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

　　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畢競黨的領導人是由代表大會無記名投票選出，重大決定得通過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多數決定，是基于代表大會根據多數決定原則的集體領導，而且蘇共的自由民主主義傳統仍相當深厚，斯大林當時的影響力，威信，比中共建國后的毛澤東差一大節，且蘇聯當時的體制與中國的區別是黨的主席或總書記并不直接領導軍隊，軍隊和類似于武警的強力組織直接隸屬于中央政府，軍隊中托的潛在影響力仍然相當大，沒有建立起類似中共七大以后中央委員會有核心的領導體制，“民主”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有更多的人通過中央政府的任職直接介入強力工具的工作，其中有些是在黨、政、軍中有重大影響力、有根基、山頭、派別的成員。黨的總書不直接掌管軍隊和其它由垂直的行政體制組成的強力工具。政治局的多數以中委會多數，黨、政、軍和國民潛在——不敢公開——的不滿為背景或依托，利用重大挫折或失敗搞合法程序的政變較容易。

　　斯大林的政治命運面臨潛在的危機，而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那么光鮮。隨著斯大林的倒臺，基于社會各種政治矛盾、聯邦制下潛在的民族矛盾，黨內矛盾，和整個社會被壓制的自由民主主義的潛在勢力，會在反斯大林主義運動中很可能暴發成自由民主主義的“革命”，在德、日西—東兩面全面軍事進攻下，亡黨亡國不可避免。

　　縱使斯大林成為無冕之王也不能倒，清除派別和山頭，清除自由民主主義的潛在勢力，大大增強對其的遏制力，在當時的條件和情勢下具有決定命運的緊迫性，爆發戰爭的危機已相當緊迫，似乎只有經過黨內殘酷斗爭才能現實。

　　斯大林通過肅反終于矯往過正地使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基本建立起來，趕在德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前建設起了有極高權威、從而堅強領導核心和嚴格組織紀律，基本消除了大的派別活動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對蘇聯政治統治的絕對領導。

　　列寧逝世前已在根本上形成雛形、列寧逝世后在斯大林主導的黨中央不斷發展的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黨產和這樣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不僅是蘇聯共產黨能領導蘇聯人民迅速實現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而且更是蘇聯能挺過戰爭初期遭到的非常嚴重的失敗而不被打垮，最終戰勝法西斯德國，嬴得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和殘酷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至此以后，到戈爾巴喬夫搞“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改革之前，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蘇共再也沒有出現過有組織、有綱領的，從黨中央內向全黨掀起，可能造成顛覆性后果的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風浪。

　　1938年7月，日本同德國簽定反蘇軍事同盟。7月30日8月初發生日本進攻蘇聯的“張鼓峰”事件，日軍被打敗。8月11日日蘇簽定停戰協定。但不到10天，8月20日日軍又向蘇蒙發起更強大得多的進攻，戰到8月底，日軍被打得一敗涂地。在此戰激烈進行的8月23日，蘇德簽定互不侵犯協定。日本有被出賣的感覺。不久，日蘇簽定諾蒙坎協定。

　　這樣，蘇聯粉碎了英、法、美驅使德、日兩面夾擊蘇聯的圖謀。德首先進攻的是西方，日轉向進攻英、法占有的東南亞和偷襲珍珠港，才有美支援中國的抗戰和對德、日的宣戰。否則，美、英、法勢必會支持德、日侵略蘇聯的戰爭。

　　1939年3月10日-21日召開黨的十八大。斯大林在關于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強調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惡棍之類的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從蘇維埃組織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時，他又說:"決不能說，在進行清洗時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遺憾的是，所犯的錯誤竟比原來預料的還多。毫無疑問，我們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終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次清洗基本上產生了良好的結果。"

　　斯大林已意識到發動群眾性大規模清洗和肅反運動搞得過度、過頭，新黨章取消了大規模清黨的做法。

　　斯大林成了犯有嚴重肅反擴大化錯誤的蘇共和蘇聯的拯救者。蘇聯如果滅亡，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也決不會成功，更不要說其它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了。因此，說斯大林是犯有嚴重肅反擴大化錯誤的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拯救者也不為過。

　　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起“巴巴羅薩”作戰計劃，動用550萬大軍，全面進攻蘇聯。蘇聯的兵力大約有五百萬，分散在蘇聯遼闊的土地上，西線的蘇軍只有268萬。德軍達成戰役突然性，蘇軍全面大規模大縱深潰敗。

　　6月，斯大林任蘇聯國防委員會主席，同年8月任蘇聯武裝力量最高總司令。

　　經過四年迄今為止人類空前規模和殘酷的戰爭，蘇聯贏得了勝利。

　　“二戰”勝利后的1946年2月舉行全蘇最高蘇維埃選舉。3月，蘇聯人民委員會改名為部長會議，斯大林擔任部長會議主席。

　　只用了三年時間，1948年，蘇聯工業總產值不僅達到，而且超過了戰前。

　　第四個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的任務用四年零三個月就完成了。1950年工業總產值超過戰前73%。我算1949和1950年兩年工業總產值比1948年累計至少增長50%，年均遞增近23%。

　　戰爭時期黨內民主集中的民主有所縮小。進一步發揚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對于提高各級黨組織的戰斗力有重要意義。第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定期舉行黨員大會和委員會會議，黨機關在黨章規定期限內作工作報告和進行選舉。

　　然而，這一時期，黨內民主在某些情況下還受到限制，還有命令主義成分，集體領導原則還遭到破壞。

　　1952年10月，召開十九大。計劃規定五年內工業生產增加70%。

　　但戰后蘇聯的農業生產搞得不好。

　　十九大，斯大林辭去了總書記的職務，大會宣布由蘇共中央主席團代替中央政治局，主持日常工作的主席團常務委員會由9人（斯、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伏羅希洛夫、卡網諾維奇、薩布羅夫、別爾烏辛和布爾加寧）組成。

　　十九大不久，1953年3月5日，列寧事業的繼承者，斯大林逝世。

　　列寧、斯大林，是創造人類最新形態文明的蘇共的領導者。

　　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所謂民主就是無產階級發展到占人口大多數后通過自由民主主義或競選政治實現工人階級的民主政治。而俄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主張私有制，搞民主必然是搞私有制，所以蘇共必然搞專治，從而必然是官僚階級專制。所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民黨對蘇式政治模式是否定的。這是西方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派別和托派對蘇聯和中國主要指控的內容，一直到今天還在以各種形式不斷翻炒。這些“左”派與現代的資產階級右派恰恰在自由民主主義政治這一點上匯合在一起。由于在共產黨內外有廣泛和深厚的誘惑力，自由民主主義是破壞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最致命的武器。

　　巴黎公社革命和蘇聯革命的經驗教訓是，工人或其政黨建立的政權是自由民主主義的，不可能奪得政權，就是奪得政權還不等脫化變質就會失敗。

　　不管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到多么高的程度，“自由民主”的工人政黨，加“自由民主”的國家政治，加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經濟，在實踐上絕對不可搞成社會主義，只能失敗，演變成資本主義，因此，自由民主主義的或民主主義的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只能是謬論。

　　列寧主義是基于實踐基礎上創立的，由斯大林繼承、鞏固、發展而基本成型的。其對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最重要的內容是：1、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必須是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2、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是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一黨專治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蘇維埃必須是民主集中制的，只有這樣的政治體制才可能實現政治統治的人民主權或民主，而不能是自由民主主義的巴黎公社式的，工人農民及其它受壓迫和剝削的人民必須通過無產階級性質的共產黨一黨專治的民主集中制的以工農為主體的蘇維埃政權才可能嬴得自己的解放；3、工農聯盟，農民這個同盟者只能在蘇式政治模式下實現，不能在自由民主主義或競選政治下實現，那怕是只有工人階級和下層農民階級擁有選舉權的競選政治；4、一國，而且是資本主義經濟十分落后、農民和其它小資產階級在人口中占絕大多數的俄國也能單獨搞社會主義革命。這4點是馬克思主義設有的，有的甚至是與其相違背的。

　　生產力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是錯誤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上是指出工人階級造反有理，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列寧主義則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感召下，列寧、斯大林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出的方向和最根本的方法，開辟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主義。只提馬克思主義，不提列寧主義，或者用馬克思主義掩蓋列寧主義，就是抹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主義，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的政治統治必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專治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則是列寧主義在實踐上創造的最關鍵的部分。

　　只能用無產階級性質的行政性民主集中制的共產黨專治的黨——國家政權大一統體制的政治統治模式，才可能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才可能實現政治統治的人民主權或民主，革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資產階級和其它壓迫和剝削階級，最終實現沒有階級壓迫和剝削的共產主義。

　　列寧領導的蘇共開創，斯大林領導的蘇共繼承和發展的這種國家社會模式，是迄今為止，也是在看得見的將來，人類最新形態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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