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書上說：被推翻了的階

級，一定要報復，搞復辟。這件事，將來會要證明的。過去我們沒有

經過那種危險，如果注意這一條，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義，危險

就可能減少。不然，將來要吃大虧的。”

話說1945年5月29日，新華社播發毛澤東起草的《新華社評論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于5月5日在重慶開幕，21日閉幕。這次大會雖然開在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團結、加強對日作戰、反對內戰危機的時候，開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已將全國人民的要求加以總結和宣布的時候，但是它對于希望國民黨有所改進的國民黨員與國內外人士，所給予的卻是失望。國民黨的大會在該黨反動統治集團的支配下，決定拒絕聯合政府（這是在全國實現團結統一，保障國內和平與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任何最小的民主改革的必要前提），決定仍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國民黨當局一手包辦的所謂國民大會；決定堅持獨裁的反人民的“統一”，“絕對禁止違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軍事、財政、交通、幣制上有任何破壞統一之設施與行動”；對于國共談判，決定“在不妨礙抗戰危害國家之范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也就是說，準備隨時以所謂“妨礙抗戰危害國家”的帽子戴在共產黨頭上，一切問題實行武力解決。國民黨的大會，既然在這些最根本的問題上違反了人民的意志，它對于目前的局勢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進，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國民黨當局已經選擇了堅持獨裁、準備內戰的道路。這樣，這次大會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態就只能成為一種顯然的偽善。蔣介石向大會提出：“本黨在軍隊中原設之黨部，一律于3個月內取消；在各級學校以內，不設黨部，三民主義青年團改屬于政府，擔任訓練青年之任務；在6個月內，后方各縣市與各省臨時參議會，應依法選舉，俾成為正式民意機關；制定政治結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團體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黨黨部在訓政時期所辦理有國家行政性質之工作，應于本屆代表大會閉會后，陸續移歸政府辦理。”這就是說：國民黨當局決定如同把他的政權交給他所制造的國民大會一樣，把他的軍隊青年團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務工作）交給實質上毫無變更的國民黨政府；使他所制造的各省縣市參議會由臨時變為正式；其他政黨凡合國民黨之法者均為合法，不合國民黨之法者均為非法。并且所謂撤銷軍隊的黨部實質上是什么呢？實際上是加強國民黨法西斯組織控制軍隊，這等于在1938年蔣介石宣布廢除小組織，但是實際上是加強了CC團、復興社等法西斯小組織。國民黨的這次大會吸收了幾乎所有高級軍官為中央委員，便是一個明證。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實際上是把國民黨的各種反民主的活動“國家化”，所以蔣介石的開幕詞也說，“在實施憲政以后，本黨的責任不但不因之減輕，而無寧更為加重”。總之，國民黨統治集團決定把獨裁的大權由左手“還”給右手，而這就叫作“民主”，并且不許不叫作“民主”，反對的就是“破壞統一”，就是“妨礙抗戰危害國家”，就不合于“政治結社法”。國民黨的大會此外還通過了很多很多“民主”的宣言和決議，在這些文件里，國民黨當局對于人民的迫切而易行的要求如減租減息、救濟民營工業等等不作明白的規定，卻高談其所謂都市土地的公有，集體農場，消滅剝削，黨與國家的超階級，甚至決定要“抑制遺傳缺憾分子之生育”、“調劑兩性比例”等等，而其中心只是在實際上為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壟斷兼并開辟更多的門路，這是政治上反民主的必然結果。因此，國民黨大會的許多漂亮文件只是引起廣泛的厭倦與懷疑。合眾社24日的重慶電訊說：“此間獨立的和自由派的中國報紙一般的論題是提醒過去漂亮的決議案和諾言太多，而兌現的太少了。”它轉述國民公報的社論稱：“過去20年來國民黨威信日降，可以歸之于這樣的事實，即它沒有按照它的話去做。”它又轉述素來為國民黨政府說話的大公報的意見：“宣言和決議案無論怎么樣，除非他們立即見諸行動，他們就會經常停留在一紙諾言上的。不僅如此，全國的統一和團結，是全國最根本的也是國民黨當前的主要問題。這一點如果能夠辦到，則一切就將自動解決；如果不可能辦到，那么，整個8年武裝抵抗所作的犧牲就等于什么都沒有。國民黨的宣言沒有充分規定這一點。”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成就，就是如此。

必須指出，國民黨的大會是在這種矛盾的情況之下進行的：雖然大會的代表實際上出于國民黨內反動集團的指定，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仍然在各種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對國民黨統治的不滿情緒與改革要求，但是這些人的意見一般地不可能在被操縱的大會上通過。例如對于國民大會問題，據中央社宣稱，代表們即曾提出“加強民主設施，促成國家統一案”，“確定重新推選國民大會代表，以便實施憲政案”，“請修正國民大會選舉法以應需要案”，“請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案”等等，但是一切這些重大問題國民黨的大會都只以“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常會慎重研討之”一句話而不加解決，可是開會的日期卻又以“應依照總裁宣示”一句話而解決了。同樣，雖然這次大會是為狂熱反共與準備內戰的反動集團所支配，但由于國內外輿論的壓力影響著大會的代表，反動集團終于未敢公開作出反共內戰的決議，而只以“在不妨礙抗戰危害國家之范圍內，一切問題可以商談解決”這種暖昧的陰謀家的詞令來作內戰的伏筆。國民黨大會所通過的若干漂亮決議，雖然只是內戰陰謀的裝飾品，但是仍然反映了廣大人民和國民黨員對于國民黨大地主大資本家統治在實際上太不漂亮的憤懣反抗，與他們對于共產黨所實行的，其他民主黨派所主張的民主綱領的同情向慕。國民黨大會恢復該黨第一次大會承認少數民族的宣言，這是糾正了蔣介石《中國之命運》的錯誤。大會又通過沒收或“征用征借”中國在美各銀行的凍結存款，這也多少表示了對于蔣孔宋金融寡頭及其他大存戶的不滿情緒。大會要求“提高各級黨部工作人員素質，特別注重其經歷，人格，學識與革命性”，這可以看出國民黨統治集團是使用著一批怎樣的爪牙，而蔣介石本人關于撤銷軍隊學校中黨部的提議，更自己答復了國民黨的統治到底是做好事還是做壞事的問題。但是軍隊學校的國民黨黨部既然應該撤銷，政府中的國民黨獨裁為什么反而不應該撤銷呢？不但這個問題蔣介石不能答復，其他許多在大會上提出的問題蔣介石也不能答復。在9、10兩日的國民黨大會上，質問的人數達一百幾十人，問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準備反攻、澄清吏治、改善役政、改善士兵公教人員生活，花紗布管制局業務失職案，黃金漲價消息泄露案，等等問題，而質問的結果乃是蔣介石的一頓大罵，用中央社的說法則是“總裁蒞會致訓，勖勉各代表多提供根本問題而有建設性意見”。國民黨統治集團在黨外的獨裁同樣也實行于黨內，這甚至在細節上都表現出來。國民黨這次大會的主席團與新的多至460名的中央執監委員會，不包括蔣介石在內，因為大會主席團的職權是“于總裁不出席大會時輪流主持大會”，大會后的中央執監委員會的職權比這當然要更小而且要宣誓“服從總裁命令”。蔣介石雖然要大會“全體一致起立”（而不是無記名投票）“選舉”他繼續做總裁，但在大會選舉以前的開會期間，他的總裁職務卻始終沒有停止，這種“選舉”的價值就可想而知了。

國民黨大會的路線既然是堅持獨裁、準備內戰的路線，而這種路線又不僅違反全世界潮流和全國人民公意，并且也違反多數國民黨員的意見，那么，這個路線與其支持者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人民將絲毫不為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恐嚇、欺騙和摧殘所動搖。中國人民將繼續以一切力量，為爭取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團結、加強對日作戰，反對內戰陰謀，為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而戰斗到底。

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作了長篇口頭總結報告，這個報告記錄是難得一見的重要歷史文獻，特將其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一、國際形勢。我在報告中這樣說：“人民民主勢力是一定要勝利的。世界將走向進步，決不是走向反動。”這是歷史的總趨向。這一看法到底對不對？世界是不是會倒退？“倒退”這個問題，報告中也講到了，說應該“估計到歷史的若干暫時的甚至是嚴重地曲折，可能還會發生，許多國家中不愿看見本國人民和外國人民獲得團結、進步和解放的反動勢力，還是強大的”。如果有這種情況發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種估計，報告中的某些基本點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來，國際局勢經常是矛盾的，一會兒是好消息，一會兒是壞消息，好了又壞，壞了又好，今后還會是這樣，時好時壞，不好不壞，波浪式地發展。為什么會是這樣的呢？因為世界上有兩種勢力在斗爭：蘇聯和各國人民的勢力是一方，反動勢力是另一方。前一種勢力要使局勢變好，第二種勢力要使局勢變壞，這樣就要經常斗爭。現在的世界就是一個矛盾的世界。但是，說蘇、英、美3國不團結，說英、美兩國要聯合日本，聯合德國的那些俘虜，組織一個反蘇反世界人民的第3次世界大戰，這種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這種可能性是沒有的。為什么說沒有呢？因為客觀實際上不存在。現在有兩個客觀實際，我上面說的不是按照反動派這個客觀實際講的，而是按照蘇聯和世界人民這個客觀實際講的，蘇聯和世界人民不要第3次世界大戰，所以說現在反蘇反世界人民的大戰的危險是不存在的。英、美資產階級內部，有一部分反動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舊金山會議可能無結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績而散。蘇聯在舊金山會議的記者分析得就很好，我們只能就大勢而論，有3種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圓滿；2、無結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們跟蔣介石談判一樣），下次再來；3、最壞的結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現在看來，第3種可能性不大，第1、第2兩種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3種情況發生了，克里米亞會議的決定推翻了，這是不是說英、美就要組織反動派進行第3次世界大戰進攻蘇聯呢？也不能作這樣的結論。莫洛托夫在舊金山會議上的聲明說得對，他說即使這次會議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國際安全機構，也不等于將來也不能建立，我們要努力爭取建立，這次搞不好將來再搞。他的這個話是包括對整個世界情況的估計，和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就是說，我們相信蘇聯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國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資產階級內部不統一，不是完全反蘇的，有一部分人還是愿意同蘇聯合作的。現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還沒有結束，只結束了一半，日本還沒有被打敗。把這些情況綜合起來看，即使舊金山會議這次搞不成，也不能說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歐洲勝利的那天，斯大林說，歐洲已進入和平時期。斯大林說得對不對呢？很對。在歐洲，戰爭時期過去了，和平時期到來了。斯大林的判斷是根據整個情況說的。蘇聯是在國際范圍內勝利了。列寧曾經講過：俄國布爾什維克“只要在10至20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系，就能保證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甚至在發展著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況下），否則就會遭到20至40年白匪恐怖的苦難”。這是在1921年講的。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是不是20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時，斯大林說：或者勝利，或者滅亡。現在是勝利了。蘇聯的勝利是從在莫斯科打勝仗開始的，不是從斯大林格勒才開始的，沒有莫斯科的勝利，也就沒有斯大林格勒的勝利。現在蘇聯紅軍的旗子已經插在柏林，列寧的話講靈了。蘇聯在國際范圍內勝利了，現在只是努力鞏固這種勝利。蘇聯的勝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也是中國人民的勝利。

資本主義有它的歷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沒有這個東西。兩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資本主義，產生了一個娃娃叫資產階級，同時產生了另一個娃娃叫無產階級。中國和外國的古書上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更沒有共產黨，這都是近代的產物。按照列寧的分析，由于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而發生的帝國主義戰爭，削弱著帝國主義的力量，使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一個國家單獨勝利。以前馬克思、恩格斯講社會主義將同時在所有國家勝利，至少在幾個文明國家同時勝利。到了20世紀的時候，列寧根據新的情況，指出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的話又說靈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個十月革命，整個世界歷史發生了變化，開辟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從這時起，資本主義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會主義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我也講資本主義是向下沒落，社會主義是向上發展。從十月革命起，資本主義缺了一只腳，剩下的資本主義，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變為法西斯的資本主義，一部分變為民主的資本主義。現在這兩部分資本主義打架，民主的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合作，將法西斯的資本主義一夾，夾掉了一個德國法西斯，再一夾，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夾掉。資本主義好比一個四只腳的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夾掉它一只腳，現在只剩下了兩只腳，成了一個跛子，成了不完全的東西。資本主義殘廢了，它怎樣走路呢？就裝上木腳來走路。你們說這剩下的資本主義，是比過去更強大了還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強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們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許多同志往往對于普遍的大量的東西看不見，只看見局部的小量的東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資本主義一只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意法西斯資本主義打倒了，法國內部最壞的東西垮臺了，許多小皇帝也垮臺了，小國家起了變化，都進步了，這又砍掉了資本主義一只腳。這些都是大事情，必須看到這些大事情，才能正確地進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時不會犯錯誤。

現在英、美各國的通訊社和報紙，專為一些小問題咬住不放，吵鬧不休，令人看起來很覺奇怪。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呢？我說資本主義有一種特性，就是“蝕大本，算小賬”。第1次世界大戰失掉一只腳，第2次世界大戰又失掉一只腳，現在卻抓著一根頭發死也不放。本錢蝕去了，不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國本身也打得五勞七傷，這表示資本主義殘廢了，蘇聯和歐洲人民強大了，他們不抓小辮子，那就什么都沒有了。他們的資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著小辮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無話可講了。這是我們的看法，但他們也有他們的用意。世界各國反動派的反蘇言論，其作用在于：1、阻止蘇聯及歐洲人民力量的發展，在蘇聯及歐洲人民面前，抓著小辮子討價還價。2、調動國際國內的反動勢力，給自己撐腰。要找人撐腰，就不得不唱些適合于反動派的調子，才能調動那些反動派，團結那些反動派，作為自己的基礎。3、壓制革命人民。丘吉爾發現他處在歐洲人民包圍之中，處在英國人民包圍之中，所以要唱一點反動調子，壓壓人民。由此看來，我們便可懂得，舊金山會議爭論那么兇是為了什么，將來東方問題還要爭論的。這些爭論，好比做文章，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因為他們還有兩只腳未砍掉，還可以走路，還不甘心，所以有爭論是可以解釋的，如果沒有爭論反倒成為不可解釋的了。

現在世界上大國的外交政策，只有蘇聯是主動的，英、美、中都是被動的。波蘭問題的小辮子也抓不了幾天了。蘇聯沒有掛牽，所以能主動。英、美參加第2次世界大戰，也是被動的，英國原來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蘇聯，把蘇臺德區等送給德國，但是它雇傭的希特勒這個“勞動力”有點鬧獨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頓，打得哇哇亂叫。對日本也是如此。美國和英國原是出錢雇“勞動力”去打蘇聯的，送鐵送汽油給日本，也就是出工錢的意思。日本就在邊界向蘇聯挑釁，從美、英拿工錢，把工錢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蘇聯，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國和英國才對日本宣戰，英國并與蘇聯簽訂有效期為20年的《同盟互助條約》，美國與蘇聯簽訂在反侵略戰爭中互相援助的協定。資本主義的主動性，是在18世紀的時候，19世紀上半世紀還有一點，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便昏庸腐朽，變成帝國主義，即處于被動了。第2次世界大戰，英、美是被迫打的，沒有計劃的。對南斯拉夫，他們不承認，后來又承認了。現在對波蘭也不承認，將來還是要承認的。現在他們不承認中國的解放區和八路軍、新四軍，將來也會承認。

資本主義是向下的。經過第2次世界大戰，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下降了，日本的資本主義下降了，英國的資本主義也下降了。只有美國的資本主義是向上的，它的生產在戰爭中是它歷史上未曾見過的大發展，超過它戰前生產的一倍半到兩倍。1928年繁榮期間，美國的生產總值為600萬萬美元，現在，有人說是2000萬萬，有人說是1800萬萬，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說是1500萬萬到2000萬萬。如果說過去600萬萬是兩個指頭，那么現在若為2000萬萬就差不多是7個指頭。它的生產有這樣大的發展，所以說美國資本主義是向上的。但是，美國現在的繁榮，帶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榮，美國的經濟危機很快地就要到來了。從經濟上說，美國是世界經濟的喜馬拉雅山，但這個山是要倒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應該這樣來認識。美國的危機，歸根到底不能由資本主義自身來克服，而是要由無產階級革命來克服。

這次舊金山會議，即使搞不成，第2次舊金山會議還是會要來的。因為世界情況需要它。關于建立反蘇堡壘線，英國保守黨是有這種企圖的，從前是以波蘭、羅馬尼亞等國組成的這道墻壁，現在被蘇聯拆掉了。若它再搞這一套，那就回到張伯倫那里去了，但現在已不是那個時代了。希特勒倒了，蘇聯強大了，歐洲人民覺悟了，英國人民覺悟了，美國資產階級中有想與英國反動分子結合反蘇的，但大部分人是愿與蘇聯搞好關系的。英、美都是現實主義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敗日本后，兩只手都要做生意。

總起來講，第1次大戰以后，所謂資本主義的穩定已經沒有了，不穩定就經常產生危機。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在第1次世界大戰前就有的，大概是10年8年來一次，是有規律的有周期性的。這次美國的戰時繁榮是帶特殊性的，以后也不會有穩定。他們要和平，要建立國際安全機構，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戰后資本主義的穩定。也可能穩定下來，但不是長期穩定，其中包含著危機。

世界上這幾個大國誰是領袖？是蘇聯還是美國？有人說美國是領袖。這種說法不對。從經濟上可以這樣說，但經濟之外還有政治，政治與經濟結合起來才是更強大的，那就是蘇聯。蘇聯在經濟的量上說不如美國，但蘇聯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它產生了偉大無比的力量，產生了強大的紅軍和英勇的人民。蘇聯是全世界人民的領袖，英、美各國的人民，對蘇聯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國也要發展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是什么性質？前邊說過，世界上的資本主義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反動的法西斯資本主義，一部分是民主的資本主義。反動的法西斯資本主義主要的已經打垮了。民主的資本主義比法西斯資本主義進步些，但它仍然是壓迫殖民地，壓迫本國人民，仍然是帝國主義。它一方面打德國，一方面又壓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壓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時候，對它的壓迫人民要忍一口氣。蔣介石也是這樣，他打日本是好的，壓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還打日本的時候，我們也是要忍一口氣，不提打倒蔣介石。蔣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資本主義。我們提倡的是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有它的生命力，還有革命性。從整個世界來說，資本主義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資本主義在反法西斯時還有用，另一部分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將來還有用，在中國及歐洲、南美的一些農業國家中還有用，它的性質是幫助社會主義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發展的。

二、國內形勢。

第一，《論聯合政府》報告的原稿上有“兩三年中將是中國情況大變化的關鍵”這樣一句話，在發表時刪去了。刪去這句話，不是因為說得不對，而是不說為好。但是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應付大事變。

第二，3個大會。去年9月民主同盟開了全國代表會議，日前國民黨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們黨正在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3個大會如果說有一點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國民黨的大會是法西斯主義性質的，實際上也是法西斯主義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報》上都有文章批評國民黨的大會，同志們可以去看。國民黨的這次大會上有一點特殊，蔣介石的話就是國民黨的命令，過去這僅僅是事實，這次變成了紀律，中央委員要賭咒發誓服從總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黨外，資產階級民主的政黨都沒有這樣一條。還有一條，就是規定國民黨員不準加入其他政黨。我們共產黨不是誰想入就能入，黨章規定要經過支部大會表決通過，入黨是有條件的，但出黨是自由的。上面這兩條說明了什么呢？說明國民黨現在更虛弱了，更懼怕了，他們的黨員中想要加入其他政黨的人更多了。但這個賭咒發誓，在現在這個時代往往是不行。

第三，有人提出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我看這個提法很對。在抗戰以前近100年中間，中國是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統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變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以后，國民黨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賴美國，這樣中國就可能變成以美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為主統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國為主控制國民黨，英國可能插進一只小腳。這一變化將是一個長期的麻煩，我們共產黨要好好準備，以應付這個變化。日本也許在明年就倒下去，這將是1931年日本進攻中國以來16年中的大變化，這個變化對我們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來了一個“特殊繁榮”的美國，它現在控制著國民黨，所以我們要做國際聯絡工作，爭取美國的無產階級援助我們。我們黨的高級干部，應該特別注意美國的情況。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這是一個新的變化。

第四，有一個問題要講清楚，叫作“準備吃虧”。有些同志希望我講一些困難，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講一點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國內民主運動已經興起，將來更有希望，蘇聯援助我們，美國、英國的無產階級將來也還是要幫助我們的，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們更要準備困難，我下面講的困難有17條：

第1條，外國大罵。現在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都在罵共產黨，將來我們發展越大，他們會罵得越有勁。他們有人曾經向我們示過威，說：你們那樣不行，美國輿論要責備你們。我說：你們吃面包，我們吃小米，你們吃面包有勁，嘴長在你們身上，我們管不了。這叫作沒有辦法，要準備著挨外國人的罵。

第2條，國內大罵。是大罵，不是小罵，他們將動員一切人來大罵，什么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殺人放火，共產共妻，毫無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數得出的罵人的話，我們都要準備著挨。

第3條，準備被他們占去幾大塊根據地。不是說幾小塊，也不是說統統占光，而是被他們占去幾大塊，他們要打內戰“收復失地”。在10年內戰時期，他們就曾經占去我們幾大塊，這次我們還要準備被他們再占去幾大塊。

第4條，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1941年中央曾打電報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說我們要把估計放在最困難的基礎上，可能性有兩種，我們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那時我們有50萬軍隊，準備被搞掉25萬，還有25萬。這25萬是什么？原來50萬是伸開的手掌，這25萬是握緊的拳頭，雖然縮小了，可是精壯了。現在我們的軍隊差不多有100萬，我們還要發展，到將來蔣介石進攻我們時，我們可能有150萬，被他搞掉三分之一，還有100萬，搞掉一半，還有75萬。如果我們不準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準備就好辦事。

第5條，偽軍歡迎蔣介石。偽軍搖身一變，掛起蔣介石的旗子，歡迎蔣介石，歡迎閻錫山，使我們很不好辦。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們馬上就占了，我們來不及。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

第6條，爆發內戰。我們要用各種方法制止內戰。現在的揭露就是一種方法，我們要經常揭露，在大會文件上、在報紙上、在口頭上揭露。此外，還要用別的辦法來制止內戰。內戰越推遲越好，越對我們有利。抗戰8年以來，我們的政策就是使蔣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們的政策還要這樣繼續下去，使他不敢輕易地發動內戰，但是我們要準備他發動內戰。

第7條，出了斯科比（在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希臘人民在抗擊德國占領的斗爭中解放了三分之二國土，成立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德軍敗退后，英國將軍斯科比率英軍及希臘流亡政府進入希臘，向希臘人民解放軍進攻，屠殺了一萬多名愛國民眾，并將五萬余人投入監獄，希臘民族解放陣線被迫解散了人民解放軍，交出了武器——筆者注），中國變成希臘。這種情況我們要用各種方法來避免，如果發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針。我曾經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講過，我們的原則是3條：第一條不打第一槍，《老子》上講“不為天下先”，我們不先發制人，而是后發制人。第二條“退避三舍”，一舍30里，3舍90里，這是《左傳》上講晉文公在晉楚城濮之戰中的事，我們也要采取這樣的政策。第三條“禮尚往來”，這是《禮記》上講的，禮是講究往來的，“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你來到我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沒有禮節，所以我們也要到你們那里去。我叫國民黨的聯絡參謀把這3條告訴胡宗南，希望他們也采取“不為天下先”、“退避三舍”、“禮尚往來”的政策，這樣就打不起來。他們不喜歡馬克思主義，我們說：這是老子主義，是晉文公主義，是孔夫子主義。無論斯科比來了也好，蔣介石來了也好，我們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原則。不打第一槍這個原則我們要謹記，從一個時期來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從長遠來看則是很有利的。當然到了該打的時候，就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消滅之。有人講兩面作戰怎么得了？他們要搞兩面作戰，我們有什么辦法，我只好準備這一著。我們現在好像坐牢一樣，前門是日本人守著，后門是蔣介石守著。

第8條，“不承認波蘭”。這里是比喻我們得不到承認。現在我們是一個中指頭，你不承認，將來是一個大指頭，你也不承認，到了是一個拳頭、兩個拳頭的時候，看你承認不承認？你90年不承認，100年不承認，將來到101年，你就一定得承認。因為我們的政策正確，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

第9條，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將來如果形勢不好，蔣介石、斯科比兩面夾攻，到處打槍，有些黨員就向后轉開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散得最厲害的是1927年，還有散得多的是內戰時期，有組織的黨員只剩下三幾萬。在不好的情況下，黨員中有一部分悲觀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壓散了，也無非就是這樣，我們準備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10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中國革命是長期的，從1921年到現在24年了還沒有勝利，還要搞下去，還要犧牲許多黨員和軍隊。黨內會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的問題，不僅要對我們大會、中央、中央局，還要對區黨委、地委這些領導機關都講清楚。從前我們黨內有一個傳統，就是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是100%的布爾什維克！現在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計到。

第11條，天災流行，赤地千里。天災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幫忙。最近得到報告，華北、華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說過：“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艱難困苦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天災是一件壞事，但是它里頭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今年我們邊區沒有收成，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們要講節省，從中央起都要講節省，準備天災流行，赤地千里。共產黨有本領就是要在這種情況下打出一條生路來！華北、華中許多地方都要準備這一條。

第12條，經濟困難。有天災經濟是困難的，沒有天災經濟也是困難的，所以我們要大力學做經濟工作。我們曾經提出這樣的口號——在兩三年內學會做經濟工作，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克服困難。

第13條，敵人兵力集中華北。有的同志問：日軍退出華南、華中，把兵力統統撤到華北，怎么辦呢？現在日本法西斯作戰是寸土必爭，看樣子是不會撤的。但我們要把事情往壞一點想，即使長江流域的日軍統統撤到華北，難道我們就嗚呼哀哉了嗎？中國抗戰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橫行不了多久了。敵人集中華北，提出和平妥協的條件，跟英、美講和，假如這件事出現了怎么辦？我們準備想各種辦法對付之，這些辦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14條，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歷史上有過這樣的事，所以我們要有準備，以防萬一。

第15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不要以為不會發生意見分歧，上述困難一來，許多情況出現，就可能產生黨內意見的分歧，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不滿意等等。如果我們準備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沒有準備，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16條，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中國革命是長期的，由于各種情況的原因，國際無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幫助我們，他們還料不到我們的困難來得這樣早，就是料得到也沒有辦法，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們要做國際聯絡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國際無產階級和偉大的蘇聯幫助我們。但由于各種情況的原因而沒有援助，我們怎樣辦？還是按照過去那樣，全黨團結起來，獨立自主，克服困難，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第17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許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們的高級負責干部要有這種精神準備，準備對付非常的困難，對付非常的不利情況。這些，我們都要透徹地想好。

困難我講了17條，下面講我們一定要勝利。

第一，暫時吃虧，最終勝利。這個原則是不會錯的，全世界無產階級吃虧都是暫時的，終究我們是要勝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堅信這一條。

第二，此處失敗，彼處勝利。中國革命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此處吃虧，彼處勝利，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們總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辦法？就讓他跑掉吧。黨員中間的動搖分子，他們在革命熱鬧的時候來湊熱鬧，在困難的時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們開歡送會。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難的人又來了，我們黨24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我們說一定有許多的人會來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我們要準備一些人犧牲，但總有活著的人。這樣大的黨，這樣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經濟困難就學會做經濟工作。我們要感謝何應欽，他不給八路軍、新四軍發餉，他這樣一困，我們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餓死，還是自己動手搞生產的問題。解散不甘心，餓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條，就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發展生產，克服困難。

第六，克服天災，太行有經驗，共產黨會捉蝗蟲，這些經驗很好。

第七，黨內發生糾紛，這也是給我們上課，使我們獲得鍛煉。來一次大糾紛，就是一次大鍛煉。毛鐵煉成鋼，是要經過無數次的敲打的。

第八，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沒有援助有一個好處，援助太多了也有一個壞處。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個國際主義的原則下，要學會自力更生，準備沒有援助。現在對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大考驗，考驗我們究竟成熟了沒有，有本事沒有。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不然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不是只有外國援助我們，我們也援助外國。24年來我們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一支隊伍，我們這個隊伍的斗爭就援助了外國無產階級，也援助了蘇聯，國際無產階級也一定會援助我們的。

三、黨內若干思想政策問題。

上面講了國際國內形勢，現在講第3個問題，關于黨內思想政策問題，這里面又包括若干個問題。

（一）領導問題。《解放日報》昨天發表了一篇蘇聯人華西里也夫寫的文章，叫作《論科學的預見》。這篇文章我們很久以前就翻譯過來了，這是在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幾個月寫的，所以文內沒有講到關于這次大戰的情況，但是可以從中看到對于這次大戰也有預見。

什么叫作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么關系？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說不叫領導。斯大林說：沒有預見就不叫領導，為著領導必須預見。整個人類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對于社會的發展歷來沒有預見，或者沒有很清楚地預見。例如原始社會變成奴隸社會，奴隸社會發生革命變成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又發生革命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這些革命往往是自發的。資產階級在自然科學方面有很多好的預見，但在社會科學方面還是盲目的。只有產生了馬克思主義，才對社會發展有了預見，使人類對社會發展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階段。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它對于將來和前途看得清楚，對于社會各個階級向什么方向發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們中國有無產階級、大資產階級、中間階級，我們能看清它們的前途。這3個階級都在活動，尤其是在抗日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都在那里準備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9月召開的民主同盟代表會議，日前召開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正在召開的我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這種準備的體現。我們的文章，我們的大會文件，根據我們的預見，指出了中國人民將要走什么道路，并規定了我們的政策。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這是斯大林講的。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人們通常看得見大東西，看不見小東西，但是有些大東西，也看不見。比如，大城市是一個大東西吧，國民黨加帝國主義是大東西吧，可是我們就是看不見，總叫國民黨是“總崩潰”。日本帝國主義也是一個大東西吧，但是我們也曾看錯過，以為這個東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趕走，于是產生輕敵觀念、速勝論。陳獨秀那個時期，農民要土地，這是一個大東西吧，土地問題是一個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東西吧，但是那時候也看不見。凡是政策上犯錯誤的，一定是大東西看不見。小東西看不見，也會犯錯誤，但那只是一點一件的錯誤，牽涉的面不大，這種錯誤10個、8個也不是很關緊要的。當然，犯了這樣的錯誤也不好，但畢竟不算大錯誤。凡是大的錯誤，就是對大量的普遍的東西看不到。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的普遍的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說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

我們這次大會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東北，注意工人運動，就屬于這種預見。現在還有很多同志對于這些問題感覺不到，因為現在我們還是在農村，還是在關內。大城市是一個大量的普遍的東西，東北四千萬人口也是一個大東西，但是在今天來講，還不是一個眼前的現實問題，還不容易注意到。現在我們大會就已經指出這是明天的事，是一個大量的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犯了錯誤就不得了。如果我們對于工業問題，對于大城市問題，對于經濟問題，對于軍隊正規化問題，不能解決，那共產黨就要滅亡。24年來，我們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再有24年還不解決，那就一定要滅亡。工業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機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規軍在人家手里，我們都沒有，過了48年還沒有，那還不滅亡嗎？我們要依靠老百姓，但總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槍是不行的。不能設想，我們黨永遠沒有大城市，沒有工業，不掌握經濟，沒有正規軍隊，還能存在下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那馬克思主義也就不靈了。其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就是因為沒有采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就是沒有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一定要解決這些問題。農民運動，我們比較會搞，工人運動就比較生疏了。我們黨走過的路是這樣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再到工人運動。過去我們是從工人運動起家的，從工人運動到農民運動，比如內戰時期、抗戰時期都是搞農民運動，將來我們要再轉到搞工人運動，搞大工業，搞正規軍隊等。這就是我們的預見。為著領導，必須有預見。

盲目性是沒有預見的，是妨礙預見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是不可能有預見的。而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領導就沒有勝利。因此，可以說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無產階級已經存在了幾百年，但無產階級成為自覺的階級只不過幾十年。1843年馬克思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到1903年整整60年，地球上的俄國才產生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叫作社會民主工黨，社會民主工黨內出了一個派別，叫作布爾什維克派，然后全人類才找到新的方向。60年前人類就已經有了馬克思主義，但是沒有普及，沒有去實現，60年以后，才產生了這樣一個派別，后來成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行動中去實現馬克思主義。從1903年到1914年，11年后，世界上來了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到1917年，又是3年，來了一個十月革命。1903年到1917年，14年，十月革命勝利了。沒有1903年在俄國出現布爾什維克派，沒有布爾什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活動，就沒有十月革命。沒有十月革命，我們中國會不會有共產黨呢？當然中國大批的無產階級產生了以后，總會產生黨的，所以不能說不會產生共產黨，但要拖到什么時候才能產生，就不知道了。1903年產生了布爾什維克，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就使得全世界歷史改變了方向。1921年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改變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

我們要提倡想問題。早幾年前《新中華報》要我寫幾個字，我當時是有感而發，就寫了兩個字“多想”。“多想”，就是說要開動腦筋。我們的同志過去不大想問題，這要怪過去的領導不提倡想問題。腦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這個器官專門做一項工作，就是“想”。孟子說“心之官則思”，兩千年以前他就規定了腦筋的任務。我們全黨要提倡想問題。這次大會閉幕后，同志們回到各個地方去，要告訴每個同志，我們的腦筋要多想，想黨內的各種問題，想階級的問題，想國家的問題，想我們民族的問題，等等。遇到問題就分析一番，錯了也不要緊，有錯誤就糾正。我們的同志見了面，不要只講生活怎么樣，不要把生活問題變成主要的話題。我們要提倡想各種問題，多思多想，開動機器，開動腦筋，還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輕裝前進。我們的同志們還要善于分析問題。我們黨內過去有一個習慣，就是有一個固定的框子，無論做文章、講話，都用這個框子去套。這個框子就是所謂黨八股。我們要打破這個框子。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對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這是列寧講的，我們恰恰缺乏這一點。所以，要提倡多想，這樣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一個問題來了，一個人分析不了，就大家來交換意見，要造成交換意見的空氣和作風。我這個人凡事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問同志們，問老百姓。打仗也是這樣。我們要善于跟同志們交談。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個集體創作，《三打祝家莊》也是一個集體創作，《白毛女》也是一個集體創作，讓自己的功勞同大家共有，這有什么不好呢？《共產黨宣言》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兩個人合作寫的。我們搞了一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又搞了一個政治報告，如果不是大家都來，一個人怎么能夠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認這一點，就是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要用這樣的方法來啟發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略。

（三）干部關系問題。這個問題的性質，現在是一個農民問題，將來是一個全國人民的問題。從內戰時期開始到今天，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一個農民問題。我在前面已經引用過列寧在1921年講的關于布爾什維克黨應同農民保持正確關系的一段話，這段話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如果中國共產黨在10年至20年之內，同農民有正確關系，那就可以保證中國革命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如若不然，我們就要忍受20年至40年的白色恐怖。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如果同農民關系搞不好，那就會滅亡。……1936年從窗戶吹了一點風進來，有同志說：邊區的人民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檢查一下，原來我們搞錯了，先是對待紅26軍，后頭是對待紅27軍。中央派到各縣的人自稱英雄，說什么我是二萬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開，只能創造蘇區，不能當紅軍，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滿。關于知識分子，我也講一個例子。去年春節，楊家嶺的秧歌隊到安塞演出，正趕上安塞的勞動英雄開會，我們楊家嶺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勞動英雄一起扭秧歌，這說明關系好了，我說從此天下太平了。從前躲飛機也不走一條路，現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們！躲飛機這是要命的事，還分得這樣清，不走一條路，可見這個問題的嚴重。……現在我們有100萬軍隊，將來要有幾百萬軍隊，我們能否勝利就看我們能否團結中國的三萬萬六千萬農民，實質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四）整風、審干、鋤奸問題。這次整風、審干、鋤奸工作是有成績的。有沒有缺點錯誤？有。我是黨校校長，整風在黨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績相當大，但也有缺點與錯誤；第二部搞得比較好，進步了。以后整風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這種進步的方法去辦。

審干中搞錯了許多人，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難過，我們也很難過。所謂“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我們是與天下人共歡樂的。對搞錯的同志，應該向他們賠不是，首先我在這個大會上向他們賠不是。在哪個地方搞錯了，就在哪個地方賠不是。為什么搞錯了呢？應該是少而精，因為特務本來是少少的，方法應該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們搞的卻是多而粗，錯誤就是在這個地方。當著潮流起來的時候，沒有例外地覺得特務相當的多，進入甄別階段以后又覺得很少。還有，被認為是特務的多數不是特務。對這個問題，過去不大了解，審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關于特務，從前的估計是“瞎子摸魚”，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只是極少數。

多年來，我們就搞過這項工作，比如內戰時期，我就打過AB團，在紅4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上，規定有一條叫“廢止肉刑”。從理論上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就主張廢止肉刑，那么我們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就更應該廢止肉刑，封建主義才采取肉刑。1929年12月作了這個決議，1930年1、2月就打AB團，我們講不要搞肉刑，結果還是搞了。那時候殺了許多人，應該肯定地說，許多人都殺錯了。后來我們作了總結，重申廢止肉刑，不要輕信口供。因為不廢止肉刑，輕信口供，就要出亂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壞了。

內戰時期，在肅反問題上，我們走過了一段痛苦的彎路，有這樣一個錯誤的側面。當然我們不應從根本上否定反對反革命，反對反革命是應該的。但是，在當著共產黨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在肅反問題上搞錯了很多人，走過這樣一段彎路，包括我自己在內。抗戰時期，出了湖西肅反的錯誤（指微山湖以西，江蘇、山東、河南交界地區，又稱蘇魯豫邊區。請參看《羅榮桓反思肅反：只用肉刑差點全軍覆沒》——筆者注），在延安又來了這樣一個“搶救運動”。我看，延安犯的這個錯誤非同小可，因為延安是有全國影響的。犯了錯誤，也有好的方面，我現在就講好的這個方面。在肅反問題上前前后后都犯過錯誤，打仗也打過許多敗仗，這樣的政策、那樣的政策，也碰過許多釘子。凡是錯誤認識了，糾正了，就取得了經驗，就會變成好武器。這個犯錯誤的經驗，抓到我們手里來，同樣也非同小可。中央在這里，黨校在這里，七大在這里開，這個問題解決了，中華民族就勝利了。所以犯了錯誤不可怕，要把錯誤抓到手里，變作經驗，當作武器。對搞錯了的同志，要向他們賠不是。

現在還有沒有宗派主義呢？我聽見有一個同志說：沒有宗派主義了。這個問題應該如何看？我認為，主觀上不要忙于否認有宗派主義，有沒有宗派主義，要以客觀事實來證明，要在將來工作中來證明，主觀上否認，效果很小，不能解決問題。有人要求在黨章上加一條：“保障黨員的政治生命。”同志們不要小看這個問題，它反映了在審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們一定要引以為戒，把這一條當作教訓，當作武器，這樣就有用處。

在審干中間，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捉，9條方針并不是一開始就發明出來的，而是經過幾個月情況的反映，逐漸積累才搞出來的。廢止肉刑，不輕信口供，再加上9條方針，一個不殺、大部不捉，亂子就出不來了。但是這9條方針沒有完全貫徹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們還要警戒自由主義的危險，嚴肅性是必要的。在這次審干中有很大的成績，不說清楚這一條，是不好的。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書上說：被推翻了的階級，一定要報復，搞復辟。這件事，將來會要證明的。過去我們沒有經過那種危險，如果注意這一條，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義，危險就可能減少。不然，將來要吃大虧的。我們黨內有兩種情緒，一種是過火的情緒，潮流一來，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結果搞錯了；另一種是自由主義，熟視無睹，這種情緒也是不對的，要克服的。

（五）準備轉變問題。由農村轉變到城市，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由減租減息轉變到耕者有其田，這些都是民主革命階段中因形勢變化而產生的。對各方面的轉變，我們要作準備，某些方面也已經有了準備，有些同志讓我解釋一下將來如何轉變，我想現在不用多講，就是按實際情況去學習，去準備。比如，我們可能要集中20到30個旅，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去打大城市，這也要有準備，具體的步驟交給中央軍委去辦。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訴各個地方，就是要開始準備，這個問題朱總司令已經講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個極大的問題，我們七大現在只能提出這樣的問題，要在精神上作準備。現在可以做的具體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調人來訓練，或者再多派一點人去訓練地下軍。把日本趕走以后，我們如果占領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飯、穿衣的問題。在座的將軍們，如果你們搞到北京，沒有煤炭燒，搞到上海，沒有飯吃，火車不能開，電車不能開，怎么行呢？因此，現在我們要有這種精神準備。

還要強調一點，就是工人運動的重要性，七大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對于過去做過工人運動的同志，我們要很好地注意他們，培養他們。有了大城市，整個情況就會起大的變化，今天還沒有這個變化，我們還覺不出來。這個變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東北的問題。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將來有可能在我們的領導下。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么意義呢？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說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是不鞏固的，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所以，我們要爭城市，要爭那么一個整塊的地方。如果我們有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包括東北在內，就全國范圍來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有了基礎，有了堅固的基礎。現在有沒有基礎呢？有基礎，但是還不鞏固，因為我們沒有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機械化的軍隊。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么，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了。

（六）、（七）、（八）略

（九）國共兩黨談判還有沒有希望？我們從來是主張要談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規定了要談，至于談攏的希望是一絲一毫也沒有。但現在我們還不向全國人民宣布，因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蔣介石。我們說現在可能性總還有一點，這一點我們也不放棄，就是在沒有破裂以前還要談判。我們總是要求蔣介石洗臉、改造，如果有一天他變成大花臉，發動內戰，那時我們黨就要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現在我們還是極力阻止內戰，在一定的條件下不拒絕跟他談判，情況就是這樣。

成立聯合政府有沒有希望？我們要盡量爭取。將來如果能成立解放區人民聯合會，還是要打電報請他組織聯合政府。我們總是請，但他總是不出來，就像新媳婦一樣不肯上轎。那怎么辦呢？你不出來我們就請，你還不出來我們就再請，在沒有全面破裂以前我們還是要請，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們也還要請。

（十）關于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我們的文件上說，要召集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這個會議一開，就要搞一個中國人民解放聯合會，或者叫解放區人民聯合會。中國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聯合會。它是不是一個政權機關呢？我們已經打了電報告訴各地，這不是第二個中央政府，和內戰時期我們成立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時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稱不叫政府，叫解放聯合會。它是不是有政權機關的性質？我們說他有發號施令的職權，是帶有政權機關性質的，是為了聯合各解放區而奮斗的過渡時期的組織形式。什么時候召集呢？大概在11月份。

這里還要講一個黨外合作的問題。全黨要注意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強這個合作，使我們能聯合更多的人，聯合得更好。統一戰線是一門專門科學，我們黨內有很多人還沒有學會，很多人不善于同黨外人士合作，我們要學會這一門科學。

（十一）黨性與個性問題。這是普遍性與差別性的問題，集體與個人關系的問題。在我們黨內，在我們解放區，人民有了比較充分的自由，有獨立性和個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沒有人格、沒有自由、沒有獨立性、沒有個性的。馬克思說：“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下，廣大人民也沒有獨立性和個性，原因是他們沒有財產。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意義的東西，這是財產所有權的產物。中國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有財產所有權，他們使大批的人破產，使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破產，財產集中在他們手里，他們自己就有獨立性、個性、自由，而廣大人民喪失了財產所有權，也就沒有個性、獨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復他們的個性，就要進行革命斗爭，比如我們組織工會，在資本家的工廠里把工人組織起來，在解放區搞減租減息，建立人民的武裝和政權，這就使人民有了個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們黨，它本來就是人民的一部分，當然不會使工人、知識分子、農民出身的黨員沒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們黨也就有，人民都沒有，我們黨哪里會有呢？我們要向黨員進行教育，使他們自覺，懂得社會上還有很多人沒有人格，沒有自由，要為他們的自由而奮斗。在我們黨領導的解放區，不僅社會上的人都有人格、獨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們黨的教育下，更發展了他們的人格、獨立性和自由。這個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講得很清楚，他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120萬黨員就是120萬塊木頭。這里我記起了龔自珍寫的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們黨內，我想這樣講：“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其實人有各種各樣的，只要他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在這個大原則下，大家發揮能力就行了。講清楚這一點，對于黨的進步，對于全體黨員積極性的發揮是會有好處的。

有兩種個性，即創造性的個性和破壞性的個性。對我們黨來說是如此，對社會來說也是如此。創造性的個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擊手、發明家、能獨立工作的干部，不但黨外斗爭有勇氣，黨內斗爭也有勇氣，盲目性少，不隨聲附和，搞清楚情況再舉手，這就是創造性的個性，它同黨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統一的。另一種個性，是帶破壞性的、個人主義的，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謂標新立異。其實標新立異也有兩種：一種是革命的標新立異，比如模范工作者、勞動英雄、發明家，他們提出很多好的意見，比許多人工作更進步，這一種是創造性的革命性的標新立異。另一種是破壞性的標新立異，它越出了無產階級軌道，同黨性不一致，是小資產階級的方針、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馬克思講的獨立性和個性，也是有兩種，有革命的獨立性和個性，有反動的獨立性和個性。而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我們要使許多自覺的個性集中起來，對一定的問題、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有統一的意志，這是我們的黨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謂的發展個性就是說，我們擁護新民主主義，就必須有另外一批人反對新民主主義，才算是發展個性；我們主張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對打日本，才算是發展個性；我們反對汪精衛，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擁護汪精衛，才算是發展個性。這種發展個性，是我們堅決反對的。

在黨性與個性問題上，整風中有黨性，也有個性；生產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軍事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政府工作中有黨性，也有個性；任何一項凡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黨性，也有個性。這種個性必須是與黨性統一的。

（十二）理論工作問題。對外國黨和共產國際的經驗，我們都要吸收，這個問題上次已經講過。加強理論學習至少要讀5本書，我向大家推薦這5本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里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5000人到10000人讀過了，并且有大體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處。我們可以把這5本書裝在干糧袋里，打完仗后，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5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這個方法可以在各個地方介紹一下，我們不搞多了，只搞5本試試。我們還應經常注意報紙上刊登的外國黨的宣言、綱領一類文章，看他們做些什么事情。過去共產國際對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民有很大的幫助，幫助中國無產階級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有過很大的功勞，共產國際解散時我們黨的決定上說到了這一點。

教條主義是哪里來的？是不是從馬、恩、列、斯那里來的？不是的。他們經常在著作里提醒我們，說他們的學說是行動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條。人家講的不是教條，我們讀后變成了教條，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讀通，不會讀，我們能責備他們嗎？許多人不重視理論工作，似乎這個工作不要緊。對理論工作看法的動搖是不對的。我們對搞翻譯工作的、寫理論文章的人要看得起，應多和他們談談。沒有搞翻譯工作的我們就看不懂外國的書，他們翻譯外國的書，很有功勞，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譯了一本書，也是有功勞的。別人不重視這個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這個工作的同志自己對這個工作的認識也有動搖，這同樣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說做這個工作吃不開，要求做別的工作。不要輕視搞翻譯的同志，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哪曉得什么是馬列主義？中國歷史上也有翻譯工作，唐僧就是一個大翻譯家，他取經回來后設翻譯館，就翻譯佛經。《魯迅全集》開卷第一頁，有蔡元培寫的一篇序，其中有幾句寫得不錯。他說魯迅是一個既博覽又很謙虛的人，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家的作品；翻譯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輕視這個工作和對這個工作的動搖都是不對的。

（十三）實事求是問題。第一，我們的陣地只能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力量只能一點一點地聚集，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24年的經驗證明：想一手抓一個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爭來的，叫作“寸土必爭”。我們的敵手，日本人和蔣介石，對我們也是寸土必爭。我們的槍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點一小點地擴大，然后合起來就壯大了，就可以奪取天下。我們應當是現實主義的，當然是革命的現實主義，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斯大林告訴我們，要學習美國人的實際精神，還要有俄國人的革命氣概，把二者結合起來。我們要以科學的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地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才是比較鞏固的。第二，我們這次大會強調團結精神，就是要在一個原則下團結起來，在正確路線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是頭腦清醒的團結，不是盲目的團結。同志們！我多次講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學習愚公的精神，我們要把中國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國主義這個山挖掉！

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萬歲！

5月31日下午，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案》，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認為必須將報告所提出的任務，在全黨的實際工作中予以實現。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條例》和毛澤東關于中央委員名額70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員40人左右、中央候補委員30人左右的建議。

欲知“七大”的選舉結果如何，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延安整風是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基礎和重要條件。可以說，沒有延安整風對黨內歷史上各種機會主義路線及其代表人物的徹底清算，就不會有“七大”的偉大成就。“七大”不但是中國革命的重大轉折點，同時也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轉折。正如本傳前面所述，毛澤東在1918年走上社會以后，在20年的革命活動中，奔走呼號，嘔心瀝血，出生入死，經歷了多少坎坷和挫折，經歷了多少痛苦和磨難。艱難困苦的生活且不說，單是在五四運動前后來自社會上的非議和攻擊，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來自國民黨右派的排擠及黨內陳獨秀的打擊，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來自下級和上級的多次奪權和罷官，在遵義會議以后來自下級的責難和張國燾的威脅，在王明回國以后來自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反水危機和重重阻礙，真可謂是山重水復疑無路。就是在這艱難險阻面前，他以無比的大智大勇、高超的斗爭藝術和堅忍不拔的忍耐力，終于走到了今天，徹底擊敗了各種機會主義代表人物，從而結束了他側著身子兩面戰斗的歷史，令人嘆為觀止。從此以后，盡管前進的道路還是不平坦的，但就毛澤東來說，領導中國革命繼續向前發展，可以說是如腦使臂、如臂使指，一片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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