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我們這次大會，是一次關系全中國4億5千萬人民命運的大會，
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中國人民
和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后勝利的大會。”
話說1945年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公開發表談話說：“中共是中國統一的障礙，美國政府已經決定支持國民黨政府統一中國，不支持中國共產黨。”
這是美國為了迫使中國共產黨讓步、打破國共談判僵局所采取的重要舉措。早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美國就采取了對蘇聯妥協的策略，鼓勵國民政府改善同蘇聯的關系，同蘇聯簽訂秘密協議、同蘇聯舉行關于簽訂中蘇條約的談判，企圖通過蘇聯的影響，壓迫中國共產黨妥協。赫爾利4月2日的談話，就是在這些同蘇聯的不光彩交易之后發表的。
4月5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說：《日蘇中立條約》將于4月期滿，條約期滿之后不再延長。
4月12日，美國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三巨頭之一的羅斯福總統因病逝世。歷史終于使毛澤東與這位美國偉人失之交臂。
此前在1945年3月3日，斯諾從歐洲戰場采訪回到美國，羅斯福第3次接見他時說，準備在對日戰爭最后階段直接給中國共產黨以援助。他的不幸逝世，使美國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的打算被擱置了起來。后來斯諾在回憶起這一憾事時寫道：“一個月后，羅斯福去世了。這就關閉了這一戰時中美友好的大門。”
毛澤東在羅斯福病逝之后，與朱德談起了美國新總統的競選問題。他說：
“美國正在競選總統。我估計杜魯門可能當上美國總統。”
朱德也說：
“蔣介石支持杜威競選總統，我看他的算盤打錯了。”
毛澤東的思路跳躍性很強，他沒有接朱德的話，而是很自信地說：
“蔣介石投靠他的美國主子打內戰，鎮壓人民，是注定要失敗的！”
后來的結果證實了毛澤東的預見是完全正確的，杜魯門擊敗了杜威，由副總統升為總統。他一上臺就赤裸裸地支持赫爾利的扶蔣反共活動，開始實行向蔣介石一邊倒的對華政策。是年6月，美國聯邦調查局以泄密罪，將謝偉思等6名同情中國抗戰民主事業的美國進步人士逮捕入獄。
再說4月20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舉行第8次會議，討論《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期間，王明一直在家中養病。毛澤東先后3次把準備討論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稿送給王明看，請他提意見。就在4月20日這天，王明寫了一封長信給任弼時，說請他閱后轉交毛澤東和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各位與會者，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贊揚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功績，并檢查了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王明在信中寫道：
“首先，我對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一個基本認識，就是這個決議草案在黨的歷史問題思想問題和黨的建設方面，有重大的積極建設意義。”“我不僅以一個黨員的資格，站在組織觀點的立場上，完全服從這個決議；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個第3次‘左’傾路線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觀點的立場上，認真研究和接受這個決議，作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組織、思想各方面嚴重錯誤的指南。”“我鄭重聲明：中央根據七中全會這一決議的立場和精神，與根據對我在各個歷史時期中所犯各種錯誤的性質和程度的認識，對我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我都服從接受。”“我認為中央應立即撤銷我在黨內的一切領導職務。”
王明這封信是他第一次公開向黨中央系統檢查自己自土地革命戰爭以來所犯的錯誤，對于維護共產黨的團結和召開七大，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第8次會議上首先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作了一個說明，他說：
“這個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同全國人民有關聯的，對全黨與全民負責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確的或者不正確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24年的歷史，就對今后的斗爭有利益，對今后黨和人民有利益。正確和錯誤的標準自然是馬克思主義，但人民利益同樣是標準。人民對于各黨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據他們的政策來作判斷。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凡50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壞事，所以人民不喜歡它。我們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錯誤。現在的決議就是說這些問題，所以是關系于全國人民的。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看趨勢是要做，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于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后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還是交七中全會討論通過？原來是準備交七大的，后來決定交七中全會。這是一個政策性的問題，不是隨便決定的，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大會把重心放在歷史問題上。
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四中全會是否根本錯了？現在弄清楚了，四中全會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共產國際的問題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產國際現在不存在了，我們也不把責任推給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總的來說是功大過小，猶如玉皇大帝經常下雨，偶爾不下雨還是功大過小。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不能有今天的。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
治病救人的方針證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時候需要強調哪一個方面。前年12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點，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1940年不許提路線，1941年談了路線，以后就發生了王明同志的問題。他養病的時候，我們整了風，討論了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問題，‘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是確實的，但‘沛公’很多，連‘項莊’自己也包括在內。發展的過程就是如此。到了現在，這個決議就比較好，把治病救人兩方面統一起來了。王明同志寫了這封信，內容有無缺點錯誤還可以研究，但其態度是好的，應該歡迎的。其他許多同志的意見都很好。錯誤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寫幾個名字很容易，但問題不在他們幾個人。如果簡單地處理幾個人，不總結歷史經驗，就會像過去陳獨秀犯了錯誤以后黨還繼續犯錯誤一樣。對陳獨秀應該承認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是有功勞的，大體上如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李立三在大革命時代也有功勞。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族或職業團體，黨員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要分清界限。
從前許多同志都苦于中國沒有馬、恩、列、斯那樣的革命領袖，我也是如此，中國的落后不能產生列寧那樣的偉人。現在提出一個任務，就是加強對馬、恩、列、斯著作的學習，首先是我需要加強。凡是政治上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改正了的同志，我們都要團結他們，全黨要像決議上所說的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這個支票是要兌現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并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歲相信一定也還是會逾矩的。”
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經過8次修改、向全會提供3次草稿、而且是每一次都經過毛澤東精心修改最后定稿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方法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給予極高的評價。《決議》對于黨在歷史上的若干問題，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作出了正確總結。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專門對陜北革命根據地的“肅反”作了總結：
“1935年秋，犯‘左’傾錯誤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義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陜甘邊和陜北），同原在那里的犯‘左’傾錯誤的郭洪濤同志結合，將‘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貫徹到政治、軍事、組織各個方面工作中去，并排斥執行正確路線的、創造了陜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接著又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極端錯誤地逮捕了一大批執行正確路線的干部，造成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
4月21日，中共中央舉行了七大預備會議。
這時候，各地的代表都已集中到了延安。蕭三也是七大代表之一。可就在此時，在“審干”中所發現的一些代表的問題，又提出來了，如果不承認其代表資格，就需要他所代表的那個地區重新選舉。這樣一來，由于關山阻礙，交通不便，七大就又得延期舉行。毛澤東聽取了任弼時關于代表資格審查問題的匯報后，當機立斷，說道：
“開會，代表全部出席，不再審查了。”
接著，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報告，他說：
“代表同志們！今天我們能夠開一次很好的大會。這個時機很好，我們有了很大的力量，我們黨較之過去是空前地團結了。
我們大會的方針是什么呢？應該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簡單講，就是一個團結，一個勝利。勝利是指我們的目標，團結是指我們的陣線，我們的隊伍。我們要有一個團結的隊伍去打倒我們的敵人，爭取勝利，而隊伍中間最主要的、起領導作用的，是我們的黨。沒有我們的黨，中國人民要勝利是不可能的。”
“1921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2個代表中，現在活著的還是共產黨員的（叛變了的如張國燾之流不算），一個是陳潭秋，現在被國民黨關在新疆監牢里，一個是董必武，現在飛到舊金山去了，我也是一個。12個代表中現在在南京當漢奸的就有兩個，一個是周佛海，一個是陳公博。會是在7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7月1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發了宣言沒有？我不記得了。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也還不甚了了。所謂代表，哪有同志們現在這樣高明，懂得這樣，懂得那樣。什么經濟、文化、黨務、整風等等，一樣也不曉得。當時我就是這樣，其他人也差不多。當時陳獨秀沒有到會，他在廣東當教育廳長。我們中國《莊子》上有句話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現在我們還沒有‘畢’，已經很大。《聯共黨史》開卷第一頁第一行說，蘇聯共產黨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小組發展成為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到建立黨，經過根據地發展到全國，現在還是在根據地，還沒有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謂年幼無知，不知世事。但是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個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國是翻天覆地的24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28年。這28年是蘇聯共產黨取得革命勝利后的28年，中國共產黨的24年也是同過去大不相同的24年。這一點是要使廣大人民知道的。”
“第一次大革命的7年當中，黨員的最高數字不超過6萬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籃雞蛋一樣摔在地上，摔爛很多，但沒有都打爛，又撿起來，孵小雞，這是一大經驗。被人家打了一槍，發了氣，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勢力，打倒帝國主義，很對。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勾結，我們就提出革命口號，叫打倒蔣介石，和他打了10年。打蔣介石是不錯的，但是如何組織隊伍，以及組織了隊伍又如何放槍，這就發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見，這就是我們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上所講的。大體上說，不同的意見主要不外乎這3個問題：第一，什么是敵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組織隊伍；第三，如何打法。在這3個問題上發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見大體上比較恰當，適合中國國情，比較正確些，在組織隊伍、如何打法的問題上比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當時黨內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幾個被國民黨懸賞幾萬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見可以相同，或者在這樣一個問題上相同，或者在那樣一個問題上相同。
孫中山這個人我見過，在座的同志看見過他的還有。他是1925年去世的。當他致力于國民革命39年的時候，我見到了他，那時他已將近60歲。當時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座的林老也是參加的一個。我們以共產黨員的資格出席國民黨的代表大會，也就是所謂‘跨黨分子’，是國民黨員，同時又是共產黨員。當時各省的國民黨，都是我們幫助組織的。那個時候，我們不動手也不行，因為國民黨不懂得組織國民黨，致力于國民革命39年，就是不開代表大會。我們加入國民黨以后，1924年才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由我們起草，許多事情由我們幫它辦好，其中有一個鮑羅廷，當顧問，是蘇聯共產黨員，有一個瞿秋白，是加入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員。孫中山這個人有個好處，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他就找我們。鮑羅廷說的話他都聽。那時候叫作‘以俄為師’，因為他革命39年老是失敗。我們當時提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勢力，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有很多人反對我們，說中央委員會的委員是36天罡星。搞軍隊也是國共合作，當時的主要干部，軍隊的與黨的，都有國共兩黨的人。第一軍是蔣介石當軍長，恩來同志是黨代表，第二軍軍長譚延闿，黨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軍黨代表是林老。那個時候也就是聯合政府，軍隊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聯合政府以前就有過。
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后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但是關于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么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后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德蘇戰爭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說里把列寧、普列漢諾夫放在一起，《聯共黨史》也說到他。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至于內戰時期犯‘左’傾錯誤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過工人運動，后來五卅運動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勞。
現在講一講《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經同志們詳細討論過。同志們提議將這個問題交七中全會處理，不提交大會，使得大會成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這個意見很好，這是為全黨、為全國的人民、為黨的將來著想的。決議昨天七中全會基本通過了，交給大會以后的新中央采納修改。
大會的工作方針就是團結和勝利。大會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響大會的成功。大會的眼睛要看著4萬萬人，以組織我們的隊伍。
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力量還小，前面還有困難。我們有90多萬軍隊，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戰；我們根據地有9千多萬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塊，也是被分割的；我們的敵人還很強大，有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國民黨，這兩個敵人不是一個類型的，一個守著我們的前門，一個守著后門。所以我們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要戒驕戒躁。謙虛就不驕，就可以戒驕。從前講‘大賈深藏若虛’，做生意的人本錢大他就藏起來，如像沒有一樣。我們也是這樣，我們要保持謙虛。在我們的歷史上也有這樣的教訓，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驕傲是連在一起的，驕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沒有不是驕傲的、不謹慎的、粗枝大葉的。我們現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是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很多東西在討論中你們提出來了，這很好，叫作謹慎從事。要慢慢來，天塌不下來的。從古以來，天都沒塌下來過。以前有一個杞國，有人怕天掉下來，天天憂愁，謂之‘杞人憂天’。到現在幾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沒說天掉下來過。就是掉下來，我們同志當中也有幾個很高的可以撐住，不要緊。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過三番四復的研究，現在還是基本通過，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之后，再拿去精雕細刻。但這樣是不是還會有漏洞呢？還可能有。經過10年8年之后，修中共黨史的時候可以看出來，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說‘這一條歷史過去搞掉了，不對，要重新添上’。這沒有什么，比如積薪，后來居上，我們對前人也是這樣的。有漏洞就改，原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錯誤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要知道，一個隊伍經常是不大整齊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齊，向左看齊，向右看齊，向中看齊。我們要向中央基準看齊，向大會基準看齊。看齊是原則，有偏差是實際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齊。”
“共產黨里頭鬧別扭的有兩個主義：一個教條主義，一個經驗主義。這個決議上說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擊，我說要勾掉。還有說反羅明路線就是打擊我的，事實上也是這樣，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寫這些。我這個人也犯過錯誤。1927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但是在經濟問題上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所以經濟問題寫錯了。此外，在20多年的工作中，無論在軍事、政治各方面，或在黨務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許多錯誤。這些東西都沒寫上去，不寫并不是否定它。因為按照真實歷史，真實情形，我是有錯誤的。又如最近寫決議案，寫過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見，就寫不這樣完備。我們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出來的人，只有這樣多的一點知識，這樣大的一點本領。說我毫無本領，一點也不懂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個托派分子，過去是共產黨員，名叫葉青，他說毛澤東這個人一點馬列主義也沒有，只有一個主義叫作毛澤東主義，代表農民小資產階級的主義。這我不贊成。好像我這里沒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馬列主義，甚至都在他那里。說我馬列主義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萬歲，我說我52歲。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有什么萬歲，但總是引出一個任務來，即還要前進，要再長大一點。說懂一點馬列主義，也引出一個任務來，也是要前進。全世界自古以來，沒有任何學問、任何東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發展的。地球是在發展的，太陽是在發展的，這就是世界。停止了發展就不是世界。整個宇宙不曉得經過多少萬萬年，現在比過去是進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動物，出了人類。人類又有幾十萬年的歷史，出了文明社會，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宇宙觀教給我們，要懂得將來還要進步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中國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將來還要進步，直到階級沒有了，政黨也不要了，共產黨、國民黨一概不要，八路軍、新四軍也不要了。太陽、地球在很遠的將來也都有一天要毀滅。舊的東西毀滅了又有新的產生。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人，一定要這樣看問題。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孫中山說，政治就是眾人之事。從科學上說來他這話不對。他這話只有一個革命意義，即是反封建，因為封建社會的政治是皇帝一人專制。但原始共產社會有眾人，沒有政治。政治是從奴隸社會才開始有的。從一定意義上講，政治就是階級斗爭。恩格斯說階級斗爭有3種：政治斗爭、經濟斗爭、理論斗爭。后面兩種斗爭也都含有政治性質。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有這種觀點，這是徹底革命的觀點。因此，我們要經過戰爭，經過階級斗爭，要放手發展壯大共產黨，壯大八路軍、新四軍。
人世間的事總是不完全的，兒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孫子比兒子完全一些，后來居上。
這次大會有些同志未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釋解釋。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數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五次大會我參加了，但沒有表決權。我當時身為農委書記，提出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中央不通過，五次大會也沒有采納。現在黨是比過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會有的。
這就是說，事情總是不完全的，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的努力。
現在又出了一個‘共產黨’，那是國民黨特務機關集合了一些叛徒，組織成的一個‘非常委員會’。他們已經發出了宣言，口號是打倒毛澤東。我們這個歷史決議出來后，敵人一定會利用它。但是我們不管他們利用不利用，還是作出了這個歷史決議。我們要不聽任何敵人的挑撥。黨內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風的人進行挑撥。不要怕這些挑撥。在黨內，在革命隊伍內，我們有一條方針，就是團結，在原則基礎上的團結。
總起來說，我們黨24年來有成績，成績也相當的大。我們要繼續抓緊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全黨團結如兄弟姊妹一樣，為全國勝利而奮斗，不達勝利誓不休！”
預備會議確定大會的主要議程是：聽取和通過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和劉少奇《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通過新黨章和選舉第七屆中央委員會。
會議選出15人組成“七大”主席團，他們是：毛澤東 朱德、劉少奇 周恩來 任弼時 林伯渠 彭德懷 康生 陳云 陳毅 賀龍 徐向前 高崗 張聞天 彭真
選舉任弼時為大會秘書長，李富春為副秘書長。
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隆重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無表決權），分為中直（包括軍直系統）、西北、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華中和大后方8個代表團，代表全黨121萬黨員。在“七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近70歲，最小的20歲左右。
此時的王明仍在病中，他是被人用擔架抬進會場的。
代表們坐在木制的長凳上，前面是一排綠色植物和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24面紅旗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自誕生起走過的24年的路程；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個很大的“V”字，表示與盟軍一起反法西斯主義的中國共產黨的勝利。灰色的磚墻上貼著標語，上面寫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同心同德！”等等。
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毛澤東和主席團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在主席臺前就座。
任弼時宣布大會開幕，并作了簡短的講話，他說：
“在24年的奮斗過程中，我們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3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我們應該感到榮幸，我們應該慶賀這個成功。”
毛澤東以《兩個中國之命運》（見《毛澤東選集》）為題致開幕詞，他說：
“同志們！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今天開幕了。我們這個大會有什么重要意義呢？我們應該講，我們這次大會是關系全中國4億5千萬人民命運的大會。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指蔣介石1943年所發表的《中國之命運》——筆者注）；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指他自己準備在這次大會上要作的《論聯合政府》的報告——筆者注）。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這個大會是一個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大會，是一個團結全中國人民、團結全世界人民、爭取最后勝利的大會。”
“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
“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我們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在現時，為著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在將來，為著團結全國人民建設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只要我們一致努力，我們的任務是必能完成的。”
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伯渠及日本共產黨領袖岡野進，先后在開幕式上講了話。彭真作了代表資格審查報告。
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題目是《論聯合政府》（參看《毛澤東選集》）。大會印發了《論聯合政府》全文。
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共分5個部分：一、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二、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三、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線；四、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五、全黨團結起來，為實現黨的任務而奮斗。
毛澤東在第三部分最后講到了中國的“兩個前途”，他說：
“繼續法西斯獨裁統治，不許民主改革；不是將重點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將中國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獨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統一、不富裕的老狀態里去，這是一個可能性，這是一個前途。”“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國民黨內的反人民集團，在外國是那些懷抱帝國主義思想的反動分子。”
“我們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氣地去爭取第二個可能性，第二個前途。這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廢止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實行民主改革，鞏固和擴大抗日力量，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希望中國實現這個可能性、實現這個前途的，在中國是廣大的人民，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派別，在外國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國的進步分子，外國的人民大眾。”
在第四部分，毛澤東講到了“我們的一般綱領”，他說：
“我們主張在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
關于“中國解放區的任務”，毛澤東最后說：
“我們的大會應向各解放區人民提議，盡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開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以便討論統一各解放區的行動，加強各解放區的抗日工作，援助國民黨統治區人民抗日的民主運動，援助淪陷區人民的地下軍運動，促進全國人民的團結與聯合政府的成立。中國解放區現在已經成了全國廣大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全國廣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我們有責任不要使他們失望。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集，將對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起一個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第五部分中，毛澤東說：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毛澤東最后說：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4月25日，朱德向大會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
4月27日，毛澤東在百忙中抽空為《解放日報》寫了一篇社論：《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見《毛澤東選集 》），他寫道：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團，離開現在分散作戰的地區，到一定的攻擊目標上去作戰。這種集中行動的大兵團，不但不能生產自給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質供給；只有被留下來的地方部隊和地方兵團（其數目將還是廣大的），還能照舊一面作戰，一面生產。照此看來，我們全軍應趁目前的時機，在不妨礙作戰和訓練的條件之下，一律學會完成部分的生產自給的任務，難道這還有疑問嗎？”
“1942和1943兩年先后開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曾經分別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
“目前正當春耕時節，希望一切解放區的領導同志、工作人員、人民群眾，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績。特別是那些還沒有學會生產的地區，今年應當更大的努一把力。”
從4月30日開始，“七大”在繼續討論政治報告、軍事報告的同時，進行了大會發言，周恩來、彭德懷、陳毅、高崗、張聞天、康生、博古、彭真、聶榮臻、楊尚昆、陳云、李志中、陸定一、劉伯承、朱瑞、古大存、李富春先后在大會上發了言。
毛澤東在“七大”期間和彭德懷談話時，彭德懷就自己在百團大戰后期戰役指揮上失誤一事，不無愧疚地對毛澤東說：
“華北抗戰基本上執行了正確路線。”
毛澤東說：
“華北抗戰是執行了正確路線，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彭德懷又說：
“百團大戰后期在反‘掃蕩’戰中，太行山區有兩個旅打得比較艱苦些，傷亡也比較大些。”
毛澤東則說：
“鍛煉了部隊。”
毛澤東一席話，溫暖了彭大將軍的心。
1945年5月2日，毛澤東復電河南區黨委書記戴季英、河南軍區及河南人民抗日軍司令員王樹聲，對他們在4月25日關于河南發展現狀和向伏牛山腹地擴大與建立基地的請示報告作了答復。他在電文中寫道：
河南區黨委：
如果你們覺得向嵩、伊、臨、魯、南召地區進展是有利的，你們可以這樣做。文年生等部赴湖南廣西的部隊本月下旬可從延安出發。
中央 辰冬
5月4日，毛澤東致電王震、王首道等，他在電文中寫道：
王震、首道，并告鄭李（即鄭位三、李先念——筆者注）：
一、頑方既以6個師向你們進攻，你們可以采取機動作戰，在你們考慮成熟之后，即可行動。機動辦法，或以大部隊向修水、銅鼓行動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隊向南行動，均由你們依據情況考慮決定。二、湘鄂贛邊區根據地必須建立，以為南北樞紐。區黨委組成問題，中央另電通知。三、“七大”辰有前可畢，會后數日9旅3100人，文旅2100人，即可由延出發赴湘。四、“七大”文件廣播你們收到否？
毛澤東 辰支
收到電報后，王首道和王震、王恩茂、張體學等立即在通山山口鋪召開邊區黨委會議。會議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決定由王震率領主力第一、二支隊和第五、六支隊之一部，跳躍式向湘北挺進；王首道隨軍直機關以及三、四支隊偕張體學部堅持鄂南斗爭，以此南北配合，進一步鞏固、發展鄂南根據地，為建立湘鄂贛邊區根據地打下基礎。
后來，這南下部隊第一梯隊反復在湘北和鄂南一帶周旋，花費了很多精力和時間與頑軍作戰，在長江以南、贛北彭澤以西、湘北岳陽以北廣大地區，基本上形成了一個南北130公里、東西180公里的湘鄂抗日根據地。
經毛澤東批準，南下部隊在湖南平江成立了湘鄂贛邊區臨時區黨委、軍區和邊區行政公署。王震任軍區司令員，王首道任區黨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張體學任軍區副司令員，聶洪鈞任行署主任。
5月11日，“七大”第一輪發言結束。
5月14日至15日，劉少奇在大會上作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劉少奇在報告中說：
“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杰出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將人類這一最高理想——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把我國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高度，并為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毛澤東道路。”
“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
“毛澤東思想就是這次被修改了的黨章及其總綱的基礎。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示去進行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
5月1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討論了中央委員名額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主席團會議，通過了選舉中央委員會條例草案，并決定印發各代表討論后在大會上通過。
5月21日至23日，七大會議繼續進行個人發言，岡野進（日本共產黨代表）、烏蘭夫、樸一禹（朝鮮獨立同盟代表）、林彪、馬鳳舞、劉瀾濤、張鼎丞、傅鐘、葉劍英先后發了言。
烏蘭夫，1906年出生于內蒙古自治區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漢名云澤，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九一八事變后，烏蘭夫和云繼先等人發動“百靈廟暴動”，打響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槍。
5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主持召開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聽取對大會選舉問題的討論情況的匯報。
各代表團在討論中，有人提出中央委員會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顧山頭，有人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毛澤東就大家所提出的問題，說道：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這是理想。山頭是要照顧的。中央委員會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識。如何對待犯錯誤的人，過去八七會議不要陳獨秀出席，后來又不選他，過去還有所有犯錯誤的人都不要，這些都是不對的。現在擬的名單，形式上看很龐雜，實際上大不同。現在世界形勢變了，黨有了3個時期的經驗，整風以來25個中央委員中起了很大變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見得就很精，多一點也不見得就不精。就是說要照顧山頭，要照顧到犯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會脫離群眾。”
5月24日，毛澤東向大會作了關于第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他說：
“同志們！我們的大會開得很順利，3個議事日程已經過去了，大會結論等兩天就可以做。第4個議事日程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關于選舉的方針，主席團交換過幾次意見，決定了一個方針，我現在向同志們報告一下。”
關于“選舉的標準”，毛澤東說：
“我們采取一個什么標準，用什么原則來進行選舉呢？各個代表團的主任反映了許多同志的意見，有這樣的，有那樣的。主席團認為應該采取這樣的標準，就是要由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成中央委員會。采取這樣一個原則比較好，比較恰當。這樣一個原則，應該是我們選舉中央委員會的原則。
這次要選舉許多過去不是中央委員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就是說，有兩批人要選進中央委員會來。一批是過去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人數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已經17年了，這17年中間，經過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六中全會幾次的選舉，現在剩下來的中央委員還有25個人。這25個人，大部分應該繼續選進中央委員會工作，因為他們有很多經驗。再就是應該選舉大批過去不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因為他們也有很多經驗。新的中央委員會必須比過去老的中央委員會的25個人擴大，我們大會必須采取擴大中央委員會的政策。這樣一個政策，對于我們黨現在的情況、國內的情況、國際的情況都是適合的。就是說，新的中央委員會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須比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擴大，如此才能夠適應黨的目前情況、將來的發展以及國際國內的形勢。
按照這樣的標準和原則，于是就提出：一、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舉？現在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不應該選舉，一種是應該選舉。二、這次選舉中央委員會要提拔許多過去不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員會來，要不要照顧各方面？就是所謂要不要照顧山頭？也可以有兩種考慮，一種是不要照顧，一種是要照顧。三、中央委員的資格和標準是能夠執行大會的路線，這是重要的，但對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識的人我們才選他？還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識的就可以選他？這個問題，同志們也提出來了。總之，在選舉方面有這樣3個問題。
關于第一點，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舉？只選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凡是犯過路線錯誤的我們就不選，這樣一種意見，主席團認為是一種好的愿望，一種好的理想。這種意見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我們吃了虧，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線錯誤。同志們！我們這次大會跟過去歷次大會都有很大的區別，過去的大會我參加過3次，代表們一般對選舉都不大認真，只有少數人認真。而這次大會，我們各方面的同志對選舉都非常認真。這證明什么？證明我們有了經驗。過去我們的經驗非常不足，覺得我自己也選不到中央委員會去，隨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選什么人，結果是我們自己受了懲罰。這次情況變化了，大家對選舉都非常關心。所以這個問題提出來，是有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不選過去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甚至絕對化一個也不選，那就不好，就不恰當。”
“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就是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到中央。結果是不是好呢？陳獨秀后頭跑到黨外做壞事去了，現在看不選他是不對的。我們黨是不是因為六次大會不選陳獨秀，從此就不出亂子，天下太平，解決了問題呢？六次大會選舉出的中央純潔得很，沒有陳獨秀，可是我們黨還有缺點，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沒有因為不選他，我們就不鬧糾紛，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選陳獨秀，這里面有一條原因，就是為了圖簡便省事。在預備會上我曾講過，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再有一次，是六屆四中全會把李立三開除出政治局，要他離開中央工作，雖然中央委員的名義還保留，但實際工作離開了。以為這樣一來立三路線的問題就解決了。是不是真的解決了呢？我們把陳獨秀趕走得干干凈凈，結果我們還是跌筋斗；李立三沒有到黨外干壞事，還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趕開了，中央的工作也趕開了，但四中全會也跌了筋斗，趕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個筋頭，以后翻的也不少。這兩次的經驗，都值得我們注意和研究。”
“內戰時期，喜歡圖簡便，不愿意同犯過路線錯誤的人共事，‘一掌推開’、‘簡單明了’的那樣一種作風是不好的。最近10年，我們采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的方針幫助了我們。因此，七次大會應該接受過去的經驗，就是說，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過去中央委員會里頭，有的人錯誤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錯誤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聲明一下，我就是犯過許多錯誤的。沒有犯過錯誤的人有沒有呢？我說就沒有。一個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錯誤的道理呢？所以說：‘錯誤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鑒于歷史上鬧的亂子，這次要謹慎一點，不是凡犯過錯誤的就不選，只要承認錯誤又決心改正錯誤的同志我們還要選。”
“關于第二點，要不要照顧到各方面？這個問題，就是所謂照顧山頭的問題。也有兩種解決方法，一種是要照顧，一種是不要照顧。主席團認為還是要照顧才好。”“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內戰時期，有蘇區有白區，在蘇區之內又有這個部分那個部分，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抗戰時期也有山頭，就是說有許多抗日根據地，白區也有很多塊，北方有，南方也有。”“壞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而不是山頭。”“有山頭而沒有主義，另外來一個主義叫作馬克思主義，叫作山上的馬克思主義。從前有人講山上無馬克思主義，現在我們把這個‘無’字改一下，叫作山上有馬克思主義。如果山上沒有馬克思主義，那我們七大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因為七大是在清涼山開的。”
“關于第三點，每一個中央委員是不是都應該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也有兩種意見，一種是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應當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一種是每一個中央委員不一定要通曉各方面的知識。主席團認為，前一種意見也是一個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樣，當然很好。但是事實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所謂各方面的知識，就是各方面事物發展的邏輯。斯大林講過：聯共中央委員會有各種各樣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經濟建設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們的新的中央也應該是包羅各種人才的，盡可能地照顧各個方面、各個部分、各個山頭。”
關于“選舉的人數”，毛澤東說：
“今天要通過選舉法，選舉法的第一條，就規定了要提兩回候選名單，第一回是預選的名單，第二回是正式選舉的名單。通過選舉法以后，大家就要考慮，在代表團進行小組醞釀，明天或后天主席團就要提出預選的名單。
關于人數問題，主席團考慮了很久，但是沒有提出確定的人數，我做這樣一個數目字的提議，叫作70人左右。上面我講過，我們要照顧各個方面，照顧新提拔的、知識比較多的、知識比較少的、代表各個地方的革命力量的，這個數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70人左右。在人數問題上，也考慮過3個方案，一個是100人左右，一個是70人左右，一個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3個方案。這3個方案中，我想我們兩頭不要，取一個中間，就是70人左右。主席團認為這個方案比較好，太小了不能夠反映我們黨的現狀和發展，今天我們黨有100多萬黨員，將來還要發展，比如一年之內可能發展到200萬黨員。新的中央委員會比過去擴大些，擴大到70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應該采取這樣的方針。我們要采取一個慎重的方針，不要選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選得太少。30個人、40個人左右太少了，100個人左右太多了，70個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團提出這些意見，當然最后還是決定于大家。”
“政府是什么東西呢？國家是什么東西呢？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個機器，是個工具。我們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壓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壓迫革命的工具。總之，都是一種工具，這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黨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黨的中央委員會、黨的領導機關，也是黨的工具，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我們黨是階級的領袖，中央是全黨的領袖，我們都當作工具來看。這一點，我今天講一下。過去我們有許多同志不了解這個問題，認為自己是英雄，出來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對的，但應該是作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們是階級使用的武器，我們階級要勝利，就要選出先鋒隊來。群眾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被選的人，如果自以為了不得，不是自覺地作工具，而以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錯了。我們黨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各個中央委員，各個領導機關都要有這樣的認識。這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就是《國際歌》上所講的，少奇同志在這里念過幾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選舉黨，選舉工具。
總之，我們大會主席團希望同志們，全體代表同志，采取這樣的選舉路線。主席團認為這種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數的意見，反映了全黨同志大多數的正確意見的。這樣的選舉路線，如果得到了同志們同意的話，那就這樣做。請同志們考慮。”
欲知中國共產黨“七大”接下來的情形怎樣，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第8次會議上說：“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歲，相信一定也會逾矩的。”可以說，當時沒有人能夠理解毛澤東這句話的真實含義。因為只有了解了毛澤東的完整的真實的一生，才能夠正確理解他所說的“我即使到70歲，相信一定也會逾矩的”這句話。在那個時候以及此后相當一個時期內，其他人是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一生的終極目標的，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最終要干什么。盡管毛澤東歷來都把他的終極目標像宣言一樣宣示于眾，但在別人眼里看來，那只不過是口號喊喊而已，并沒有把它當真的。以至于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作為毛澤東的終極目標出現后，連他的同代人甚至經他親手培養起來的部下們，絕大多數人也都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于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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