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于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的影
響——我們愿意歡迎它。我們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機械技術，
我們也不會對壟斷、官僚化的資本主義感興趣。我們關心的是在建
設和生產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
話說1944年8月3日，毛澤東以他和劉少奇、陳毅的名義起草了關于在上海、杭州周圍廣泛發展游擊戰爭和組織水手工作的指示，他寫道：
華中局：
關于如何使游擊戰爭極廣泛地發展到上海周圍、杭州周圍、滬寧路兩側，使滬杭兩城及滬杭路完全在我們游擊戰爭緊緊包圍之中，以便加緊進行這些大城市工作并準備奪取這些大城市。再則如何使沿海的水手從吳淞至沙市的長江水手及長江兩側各小河的水手盡可能組織起來，以便將來配合奪取大城市。以上兩項工作請你們加以研究，分段分區給各地黨與軍隊以一定的任務，努力爭取完成。
毛、劉、陳 未江
8月7日，美軍觀察組第二批人員到達延安。
美國駐延安觀察組由美軍中緬作戰司令部和駐華使館的軍官、專家18人組成，組長由史迪威將軍的顧問戴維·包瑞德上校擔任，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雷蒙特·盧登和約翰·謝偉思擔任政治顧問。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對美軍觀察組，表示出極大的熱情和充分的重視。毛澤東明確指示有關方面說：
“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的既定方針。”
8月10日，陳毅奉命和美軍觀察組會見。包瑞德在回憶中說：
“8月10日，后來在共產黨統治中國大陸成了共產黨政府的外交部長的陳毅將軍，給我談了新四軍的事。”“陳將軍不但公開抨擊國民黨，而且在幾杯白干下肚以后，還在一定意義上一般地排外，有時也特別指出美國的不足之處。”
參加會見的謝偉思對陳毅這位老鄉發生了興趣，幾天之后，他便登門拜訪了陳毅，二人談了3個小時。陳毅向毛澤東匯報的情況是這樣的：
謝偉思問：到了反攻時期，國民黨軍隊進入新四軍地區，他們是一定要打的，你們怎么辦？
陳毅答：以國民黨在日軍進攻之前招架不住的現狀來看，他們的軍隊是絕對實行反攻的，這是第一；第二，如果在盟軍聯合之下進行反攻，一定需要調整一下全國國共關系和在華中與新四軍的關系。如果沒有新的調整，國民黨軍隊進入解放區，我軍有各種理由拒絕他，很簡單的理由就是他后來不承認我們。
謝偉思說：即使有個調整，但恐怕國民黨將來還會食言又打你們的。
陳毅說：如果國民黨又食言向我們進攻，我新四軍單獨的力量就可以制止其反動行為。
謝偉思問：有把握嗎？
陳毅說：有的。
謝偉思在聽取了陳毅舉出的各種理由后，又問：國民黨在反攻未到來之前會不會塌臺呢？
陳毅說：我們是以堅持抗戰、實行民主、要求戰后和平的中國和平的世界為目標的。無論國民黨如何反動，改變不了中國民主和平的發展方向，我們黨有力量打破逆流！
謝偉思說：我一定到華中去看一看，你們的辦法和成績很好。
在這次談話中，謝偉思約請陳毅把《蘇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變的真相》寫出來給他。
隨后，包瑞德上校也提請陳毅盡快把他與謝偉思談話中約定的兩個文件，即《蘇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變的真相》寫出來。
8月12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談話，他扼要介紹了國共雙方自5月份以來談判的經過。他說，由于國民黨方面的無理態度，在談判中“任何一個具體的即使是最微小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
8月14日，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
“我認為通過少量的彈藥、自動武器、大炮和通訊器材援助他們，將會發生直接的效果。如果中共應該得到美國的援助而我們不給，我們也許將失掉更多的東西。”
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修改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
毛澤東在原稿“歡迎美軍觀察組”之后特意加上“戰友們”3個字，并強調說：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這是中國抗日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這是關系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反日寇解放中國的問題，這是關系中國兩種主張兩條路線誰是誰非的問題。”
社論預祝美軍觀察組的工作成功，并“希望這一成功，會使美軍統帥部對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抗戰、實行民主的政策，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后抗戰力量，獲得真實的了解，并據以決定正確的政策。”
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說：
“這次外國記者、美軍人員來我區及敵后根據地便是對新民主義中國有初步認識后有實際接觸的開始。因此，我們不應把他們的訪問和觀察當成普通行為，而應把這看成是我們在國際上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
中共中央還制定了接待美軍人員的方針：第一，對觀察組的接待工作，要根據毛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針，積極主動地幫助他們做好工作。他們向我們提出的問題，凡屬在我們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開誠布公地交換。我們同美國的關系是同盟國盟友的關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們要講原則，堅持我們的立場，決不無原則地讓步。第二，對美軍人員給予“熱情而適度的接待”。在生活上，我們要熱情、周到，給他們予優待和照顧，使他們適應延安的環境。
8月21日，陳毅寫好《蘇北事件真相》和《皖南事變的真相》后，又給包瑞德寫了一封信，一并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材料中的錯誤進行了修正，并在《皖南事變的真相》中加了一段文字，他寫道：
“我們曾于某部分友軍處獲悉，蔣介石于1940年12月初即已下令各軍，叫他們不要截擊新四軍首批通過的輜重行李，讓他們安全通過，以便待新四軍軍部及主力通過時，各軍合擊，一網打盡。當時許多人不相信，直至襲擊事變發生，方才證實。”
毛澤東改畢，當天就派人又送給了陳毅。陳毅看到毛澤東的復信是這樣寫的：
陳毅同志：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請再酌。在《蘇北事件》第6頁所稱1929年的均是1940年之誤，均已改正，請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請留副本交李富春轉秘書處保存，將來有用。
敬禮！
毛澤東8月21日
8月22日，毛澤東讓陳毅起草一份關于華中整訓部隊的指示。陳毅起草后，毛澤東審閱作了修改。他又寫信給陳毅，談了幾點意見：
“中央整訓指示中有用兵一項，今年當然不能強調，應以練兵為主，但應提及。整訓指示又規定一年整訓主要靠今冬完成，因不但明春春耕到來后練不成，且恐時局變動得快，故團級以上干部討論練兵辦法不宜過久，去冬邊區只用5天討論5天下操，即完成了練兵動員。又高級訓練班時間亦不宜太長，以便應付時局。”
之后，這封指示電以毛澤東、劉少奇、陳毅的名義發給饒漱石、張宗遜、賴傳珠：
饒、張、賴：
14日電悉。
一、華中部隊整訓應著重練兵、帶兵、養兵、用兵4大項，而以練兵為中心。可參考張宗遜關于冬季練兵的總結報告。其中經驗，打破陳規，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眾運動的練兵辦法，是突破歷史的新創造。華中各地，應令在職的團級及團級以上干部，有10天左右時間討論這種練兵新法，使他們學會練兵，保證獲得優異的練兵成績。練兵內容，著重提高戰斗技術，著重把投彈、射擊、刺殺、土工作業4大基本技術練好。同時，在干部中還應討論帶兵，去創造新的管理方法；討論養兵，去保證增加生產，改善待遇，增強體力；討論用兵，去增強作戰指揮方法。這4樣是當務之急，能在一年內解決得好，我軍戰斗力可提高數倍，便利去應付戰局變化的需要。開這種練兵會，或在軍部開會，或在各地分組開，應就便去做，負責師、旅干部應親自主持。
二、關于培養團級干部，軍部可辦團級訓練隊，或稱軍事整風班亦可，吸收離職的旅、團級干部，并選一部優秀營級干部參加，時間不宜太長，課程可定為戰術學、兵器學、筑城學、地形學、管理教育（帶兵、練兵、養兵等軍事行政事項）5大項，以提高干部的指揮藝術為中心。關于戰術學習，最好采用總結過去戰例的互相批評的整風座談辦法，就是要學生報告自己的作戰經驗，或提出若干問題讓學生發表意見，舉行辯論之后，然后加以總結。這種根據實踐的啟發式的具體學習，最合我軍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辦法，既不易注入，且難切合實際。延安抗大，正準備冬季開辦抗大教員訓練班，先教好教員，4個月后再回去教學生，其課程也是上述幾項。教員，此間無人派來，應由你們自己負責作教員，或在學生中培養和選拔教員，或即用學生教學生、發揮特長、學習特長的新辦法，或就華中現有舊軍人材，加以改造，作為教學助手。延安軍教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們自己負責去解決。
三、關于特種兵人員，如工兵之類，可在各抗大開辦訓練班。關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術等教育，目前暫不強調，如果我們把練兵、帶兵、養兵以及戰術基礎，做得很深入鞏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時，再來學習使用，也來得及的。
以上提議，請你們按實況實施之。
毛劉陳未養
8月23日，毛澤東約見謝偉思，二人談話持續了6個小時。毛澤東首先談到國共關系問題，他說：
“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反共、反民主，壓迫人民；在經濟上阻礙民族工業的發展；假如讓這個國家在目前領導下聽任自流下去，看來不可避免就會發生一場國民黨挑起的內戰。”“國共關系的狀況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共產黨人深知內戰的慘痛經驗。我們懂得，對中國來說，它將意味著常年累月的破壞和混亂。中國的統一，它對遠東的穩定作用以及它的經濟發展，統統會推遲下去。不僅是中國人，而且所有在遠東有利害關系的國家，都將蒙受影響。所以，我們共產黨人怕內戰。我們憎惡內戰。我們不愿發動內戰。我們愿全力避免它。”
毛澤東談到了美國在防止內戰問題上的作用，他說：
“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大——有賴于外國的影響。在這些外國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國。美國在中國和遠東日益增長的力量，已經大到能夠起決定性作用了。國民黨在今天的處境下，必須看美國的臉色行事，我們現在只是要求美國政府要努力引導國民黨改革自己。因而美國的對華政策，已不僅僅是一個關系到美國人民的問題，也是對民主的中國人有最大利害關系的問題。”
毛澤東希望美國政府在防止中國內戰方面起積極作用：第一，運用美國的影響，促使國民黨接受共產黨關于召開由各黨派、各界群眾代表參加的臨時國民大會的建議，以加快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國的實現。第二，美國應承認共產黨軍隊是一支積極的抗日軍隊，承認共產黨人在爭取中國民主中的影響。為了確保國民黨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國武裝來打內戰，美國應當把它的援華武器，劃分給一切抗日部隊，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美國可以運用援華物資及其它方式，對國民黨施加影響，以使得國民黨不能夠繼續反對中國人民的愿望。
毛澤東最后談到美國同中國共產黨人合作的問題。他說：
“不僅在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會和美國有很好的合作，在戰后，中國的工業化也需要同美國合作。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互相關聯的，它們在經濟和政治上交織在一起。” “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易于合作。我們不怕民主的美國的影響——我們愿意歡迎它。我們并不愚蠢地想只吸取西方的機械技術，我們也不會對壟斷、官僚化的資本主義感興趣。我們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性的方針指導下，使國家得到最快的發展。美國無須害怕我們不愿意合作，我們必須合作，我們需要得到美國的援助。這就是為什么了解你們美國人在想什么，計劃什么，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謝偉思將他和毛澤東的談話做了詳細記錄。
8月29日，謝偉思把他所寫的報告交由駐華大使轉呈華盛頓。他在報告中說：
照現在這樣援助“只會助長目前國民黨不民主的趨勢。當援助能幫助國民黨延續不穩定的政權時，國民黨一直拒絕改革，它甚至會助長有法西斯思想的國民黨領導人去發動一場內戰。這場內戰不僅會給中國及戰后世界在這個地區的和平帶來災難，而且會給我們在這個地區平時的利益帶來災難。”
8月31日，毛澤東給博古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博古同志：
此文（指《解放日報》社論草稿《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建立在家庭里》——筆者注）改了一些，原擬發表，后覺改的與原文各部分頗不調和，故決定不發表，而請報館另寫一篇不涉及許多根本問題的文章發表了。關于原文不妥之處，我的意見如下：原文著重改造家庭，關于聯系群眾運動方面說的很少（即在已發表的那篇社論上亦是如此），而問題的重點，恰是使家庭改造與群眾運動聯系起來。這種群眾運動，有當地的不脫離家庭的群眾運動——變工隊及合作社，自衛軍及民兵，鄉議會，小學、識字組及秧歌隊，以及各種群眾的臨時集會；有脫離家庭、遠離農村的群眾運動——進軍隊（才有革命軍），進工廠（才有勞動力市場），進學校（才有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鞏固家庭”的口號，只有和上述種種革命運動聯系起來，才是革命的口號。農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壞的，進軍隊、進工廠就是一個大破壞，就是紛紛“走出家庭”。實際上，我們是提倡“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的兩重政策。擴軍、歸隊、招工人、招學生（這后二項將來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職業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這個數目，在現在敵后戰場是很大的，在戰后也將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鞏固其家庭。在內戰時的興國縣，有些家庭，剩下來待我們鞏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數。只要有一個大的時局變動，例如打下北平之類，我們居住的這個現在很少變動的邊區農村家庭人口，也將有許多人走出家庭。實際上，不斷地走出，不斷地鞏固，這就是我們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號，根本反對走出家庭，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沒有社會活動（戰爭、工廠、減租、變工隊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來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會群眾運動的大浪潮中才獲得。農村家庭從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員從什么書上或報上看了好意見而獲得，只能經過群眾運動。
此外，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日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簡單言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機器，不是手工。我們現在還沒有獲得機器，所以我們還沒有勝利。如果我們永遠不能獲得機器，我們就永遠不能勝利，我們就要滅亡。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
以上，請給艾、陸、余3同志一閱。如有意見，請告知。
敬禮!
毛澤東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個性，這也是民主對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說我們忽視或壓制個性，這是不對的。被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
1944年9月1日，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舉行會議，據《陳云年譜（1905—1995）》記載：“會議討論關于組織解放區聯合委員會、提議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派部隊南下、開展滿洲工作和關于建立城市工作部等問題。”
會議確定“聯合政府”為黨的主張，并決定向國民黨提出；同時提出解放區聯合委員會是“作為爾后組成獨立政府的初步步驟。”
關于“解放區聯合委員會”，周恩來認為“明年我們可組織”。
9月4日，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提出改組國民政府的主張及其實施方案給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指示電》，全文如下：
林、董、王：
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然后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貫徹抗戰國策實行反攻。估計此項主張國民黨目前絕難接受。但各小黨派，地方實力派，國內外進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開明人士會加贊成。因此，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后中國人民中的政治斗爭目標，以反對國民黨一黨統治及其所欲包辦的偽國民大會與偽憲。其進行辦法為：
一、望你們在起草回答張王的信中加上此項主張，以說明這是我們對于實施民主政治的具體步驟和主張。
二、在這次參政會中，如取得小黨派及進步人士同意可將是項主張作成提案，即使不得通過或改變性質地通過，我仍可向國內外宣傳，你們估計此次參政會能否提出此項提案，望即告。
三、龍與華（指龍云與華崗——筆者注）商定的5條，可用，依其提議可由5方面代表商談。我黨此項主張如同意，可從各方面進行推動，以代替攻守同盟之請，因為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下屆參政會如擴大名額，我們提議重新加入救國會（如沈陶張史等）（指沈鈞儒、陶行知、張申府、史良——筆者注），并增加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等），如愿增加中共名額，望先商定數目再商人選。
五、延安及敵后待你們致張王信稿到后，再定發表辦法。
中央申支
9月4日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開展滿洲工作給山東分局的指示電，他在電文中寫道：
山東分局并轉膠東區黨委：
一、滿洲工作之開展，不但關系中國未來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緩之緊急任務。因此，特責成山東分局與膠東區黨委，各組織一滿洲工作委員會，專門負責動員和領導一切可能之力量，來開展滿洲工作。
二、兩委員會之工作，分頭進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領導并與該部通報（應指定譯電員負專責，膠東的電由分局電臺轉），但分局與區黨委應用極大力量給予指導和幫助。
三、如組織機構一時難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負責開始工作，再逐漸充實之。
四、人選決定后，望即電告。
中央
接著，毛澤東又起草了中央關于開展滿洲工作給晉察冀分局的指示，他寫道：
晉察冀分局：
滿洲工作之開展，不但關系未來中國之局面至巨，而且己成刻不容緩之緊急任務，因此特決定：
一、分局、冀中區黨委和冀熱區黨委，各組一個滿洲工作委員會，負責動員和領導一切可能的力量開展滿洲工作。
二、3個委員會之工作分頭進行，均直接受中央城市工作部領導，并與該部通報（應指定譯電員負專責，翼熱邊翼中的電可由分局電臺轉）但分局與區黨委，應用極大力量，給予指導和幫助。
三、如組織機構一時難以健全，可先指定一二得力干部負責，開始進行工作，再逐漸充實之。
四、人選決定后，望即電告。
中央
毛澤東還為中央起草了關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門的指示，他寫道：
各中央局、各分局及5師：
一、你們接到巳微中央關于城市工作指示后，對該項工作之具體布署及進行情況如何，望即電告。
二、地委以上各級黨部須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黨委與上級城市工作部領導下專門負責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它任務。其負責干部，應根據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為當前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之原則來準備，要真能負責指導爭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萬群眾：瓦解偽軍偽警，以準備武裝起義之艱巨工作。上述干部決定后望即電告。
三、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進行其他區域城交工作之縣委，應指定專人負責進行工作。
四、各地城市工作之進行情形及其經驗教訓和你們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與新的問題，望隨時報告中央城市工作部。
（請軍部轉1、2、3、4、7師及浙東）
中央 9月4日
9月5日，中共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在陜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炭窯坍塌而犧牲。有人覺得，一個普通警衛員死了，不必驚動毛澤東。不久，毛澤東得知了張思德在安塞犧牲的消息，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張思德同志職務雖然不高，但他做過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像這樣的同志，不管職務高低，都要為他們開個追悼會，表示對他們的紀念。”
他還指示說，準備為張思德召開追悼會，并要親自致悼詞。
9月8日下午2點多鐘，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在棗園口的操場上舉行追悼張思德大會。警衛團全體指戰員和中直機關的工作人員分別列隊在操場上。
會場前面的土臺子上搭著布棚，布棚正中掛著一面有鐮刀斧頭的黨旗，黨旗下面是張思德的遺像。臺前懸一條橫額，上書“追悼張思德同志大會”。土臺周圍放滿了各色各樣的花圈，正中間放的是毛澤東親筆書寫著“永垂不朽”的花圈。
會場上一派肅穆的氣氛，毛澤東緩緩走來了。他穿著長征時的那件青色粗布夾襖，衣袖上和褲腿上補了好幾個補丁，已經褪色的八角帽上，還依稀可以看到五星的痕跡。他一句話也不說，微微低著頭走向主席臺，慢慢地登上臺子，靜靜地站著。
追悼大會開始了，全體肅立，唱起了莊重的《國際歌》。在與會者向烈士默哀后，毛澤東接過衛士們遞過來的那一個由他自己題名的花圈，敬獻在張思德的遺像前，面對著烈士的遺容，瞻仰沉默了許久。臺下很多同張思德一道長征過來的人都流下淚來，與張思德共同戰斗多年的老戰友胡德山竟哭出聲來。
政治處張主任報告了張思德同志的生平簡歷和犧牲經過。毛澤東慢慢地走到臺前，開始致悼詞，他的語調沉痛而激動。他說：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作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斗。要奮斗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盡量的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干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托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
這篇悼詞便是《毛澤東選集》中非常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一文，今天讀來還是大有益處。這鏗鏘的語言，令人反思，警醒，偉大而光輝的思想，催人奮進！故將全篇錄入本傳，以啟迪后世。
9月11日，新四軍第4師師長兼淮北軍區司令員彭雪楓率部在河南夏邑地區與頑軍作戰，全殲頑軍一個支隊，俘獲其支隊司令李光明等1000余人。戰斗剛剛結束，彭雪楓卻被一顆流彈擊中，不幸為國捐軀，年僅37歲。
彭雪楓在軍中享有“德才兼備，能文能武，智勇雙全，戰功卓著”的盛譽。
9月15日，共產黨方面代表林伯渠根據9月1日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正式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集各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
9月19日，毛澤東在審閱新華社電訊稿《延安權威人士評國共談判》時作了重要修改，并加寫了一段話，他寫的是：
“一看6月5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沒有一個字提到抗戰（這是最值得注意的），沒有一個字提到當前的艱危之局，沒有一點表示改弦更張放棄誤國政策之意。該提示案要把敵后抗戰卓著功勛、抗擊了敵偽軍六分之五的武裝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說，該案允編10個師，依國民黨編制每師約一萬人，不過10萬人，其余37萬正規軍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試問這不是日本人的腔調嗎？日本強盜千方百計用殘酷的戰爭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現在經過國民黨政府諸公一紙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豈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頭等獎賞嗎？該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國解放區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與敵后人民血肉相關、甘苦與共、堅決領導抗戰的民主政權，‘一律由各該省政府派員接管處理’。但是這些所謂‘省政府’也者究在何處呢？誰也不知道它們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們究竟與人民及其艱苦卓絕的斗爭有什么關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們的所在地，這些所謂省政府的老爺們，只應該給他們一種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職查辦’4個大字。何況還有許多賣國賊暗藏在這些所謂省政府里面呢？賣國賊龐炳勛、石友三不都是過去這類省政府的主席嗎？至于委員們之投敵叛國者更不可勝計了。總之這個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為著私利而忘掉國家民族的人們之意旨的反映。說得明白一點，所謂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圖私黨利益，不知民族大義的國民黨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識的結晶，是每一個真正愛國者所不可能與不應該接受的，因為誰要接受這種提示案，就無異于幫助日本侵略者。”
9月21日，毛澤東撰寫了《延安觀察家評國內戰局》一文，全文如下：
最近中國兩個戰場的軍事情勢，尖銳地揭破了國民黨當局所謂“軍令統一”的實質是什么。在完全由國民黨統帥部所指揮的正面戰場，自本月2日湘敵進陷常寧后之12日間，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線的祁陽、零陵、東安、新寧、道縣、資源、全縣7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與側翼的邵陽，均已岌岌可危。同時期中，廣東敵自西江與雷州半島兩路侵陷高明、四會、肇慶、開平、新興、廉江6城。目前自道縣南犯之敵，已竄抵湖南最南部之江華、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敵，則已進陷廣西之懷集、信都。兩線相距已不滿120里。此種日喪一城之可恥失敗，即今日所謂“服從軍令”之代價。當盟國在海上竭力準備進攻菲律濱與中國海岸，在陸空竭力加強滇緬運輸與轟炸日寇占領區及其本上之際，重慶腐敗無能的統帥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險與盟軍的困難，而給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陣地與拖延失敗的機會。蓋西南戰場失敗的嚴重性，首先尚不在喪師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戰略的結果。廣西的危急，意味著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慶之大門。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國空軍，亦因湘桂形勢的急速惡化而喪失了重要的陣地，且繼續感受國民黨惡劣軍事指揮的危害。退一步說，敵人即使僅僅打通其橫貫中國之交通線，并將中國切為兩半，此對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勝計。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的兩次演說，沒有一個字道及如何挽救當前的危機，或如何改變造成此危機之統帥部的方針與成份，徒然一再強調其阻礙抗戰勝利的所謂軍令統一。殊不知所謂軍令統一一語，誠如參政員王云五、胡霖兩氏所說，“原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只是用什么軍令去統一。如必以今日失敗主義的軍令來統一全國，則無非欲全國軍隊均向過去的河南戰事與現在的湘桂戰事看齊，同歸于盡，而后甘心。這種亡國心理除了幫助敵人，阻礙勝利與引向失敗之外，不能有任何別的東西。
試一返觀被國民黨誣為“不服從軍令”的敵后戰場，則情形完全相反。這個戰場的人民軍隊，在8、9兩月中，連續獲得了重要勝利。山東的八路軍，在8月下半月與9月上半月中，連克5城，即舊黃河口的利津、樂陵、臨邑，膠東半島尖端的文登和山東東南部的沂水，山東西南部的鄆城戰役，解放村鎮600余，山東東南濱海區的反“掃蕩”戰役，殲滅偽軍陳三坎一旅，尤與正面戰場的日失一城成一極鮮明的對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許多勝利，如河北八路軍攻克北平城北16里的高麗營，攻入北平東南的青云店與西南的長辛店，以及滄州、雄縣、深澤的縣城和易縣、徐水的城關；活動于南京、上海、寧波三角地帶的新四軍，攻克南京西南16里的六郎橋，長江北岸的石莊、張黃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長興及南京長興間的溧水、溧陽3城與寧波的近郊，廣州附近的東江縱隊，亦攻入廣州市郊的龍眼洞。僅就沂水、文登、鄂城、長興4次勝利統計，解放的國土即達一萬四千方里，或約一萬五千方里，由于敵后最近的連續勝利，中國解放區的人口總數已由八千六百萬增至九千萬以上。如果所謂軍令，是要抗日，要勝利，則敵后戰場實為執行抗戰軍令的模范。但是若國民黨所提議的必須將這種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將收復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獲的人槍送還敵偽五分之四，才叫作“服從軍令”，則這種所謂軍令也者不過是天皇陛下的走狗們所發的叛賣民族利益的賣國軍令，中國人民將起而懲治這些實際上的賣國賊，決不許其逍遙法外。
綜觀中國兩個戰場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戰場的中心問題是立即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各人民團體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緊急國事會議，立即廢除國民黨的寡頭統治，徹底改組國民政府及統帥部，立即將一切賣國賊，投降派，失敗主義者，專制主義與法西斯分子全部驅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懲辦，由代表抗戰利益與人民意志的人們去掌握政令軍令，才能阻止敵人前進，挽救國家危局。至于敵后戰場的中心問題則易加強武裝。在這里，完全應該按照共產黨抗擊敵偽軍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勝仗，國民黨僅僅抗擊敵偽軍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敗仗這種事實，共產黨應得盟國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國民黨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國民黨分配，因為它已無資格做這些事了。如果政府與統帥部不改組，則六分之一的物資交給國民黨亦應考慮，因為國民黨應負喪師失地與阻礙同盟國勝利之責，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給他，適以資敵。
9月22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召開會議，討論形勢、國共關系、審查干部等問題。與會者認為，不管蔣介石是否改組政府，我們可以先成立中國解放區聯合委員會。
劉少奇又提出，還可以成立解放軍，八路軍、新四軍的名義已經不適應了。
9月24日，各黨派負責人及社會名流董必武、馮玉祥、覃振、邵力子、張瀾、沈鈞儒、王昆侖、鄧初民、黃炎培、張申府、胡子嬰、李璜、左舜生等500余人，在重慶集會，要求改組政府，實行民主。
9月27日，毛澤東為林伯渠起草了一封回復王世杰、張治中的信，他寫道：
雪艇、文白兩先生大鑒：
9月10日兩先生來函，及在這次參政會上雙方關于談判經過的報告，和蔣主席在參政會上對于本問題的表示，均已報告我黨中央。茲將復示以下幾點，奉告兩先生，并請轉達國民政府蔣主席及貴黨中央。
一、我們對于蔣主席在參政會上表示繼續用政治方式解決問題一點，表示欣慰。因為國內一部分強有力的人士，對于內戰的準備，并未放松，內戰危機，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時，危機將愈嚴重。按照他們的計劃，是要把反攻與反共合并舉行，以達其所謂一舉兩得之目的的。但是蔣主席在參政會上有此表示，足使我們及國人暫時放心。對于參政會所組織的延安視察團，我們表示歡迎。對于兩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駕。至于兩先生問是否能派負責代表偕返重慶一節，要看延安談判結果如何而定。但可確告者，只要國民政府與國民黨方面不拒絕繼續談判，又能保障來往自由（至今天為止是沒有這種自由的），即使無人立即出來，不久一定會有人出來。雖然周恩來、董必武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師長來渝，祖涵此次來渝又已5個月，無一人獲有談判結果；但是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我們總是有人來談判的。
二、鑒于目前抗戰形勢之危急，而國內一般情況遠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不論在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到處都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政府與人民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軍官與兵士之間、軍官與軍官之間、軍隊與軍隊之間無一不發生異常嚴重地脫節現象，全國人民皇皇不可終日，煩悶、苦惱與怨恨的情緒與日俱增，大家感覺沒有出路，在此種種情況下，以致軍心動搖，民心離異，以致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不能配合盟國的反攻。造成這些嚴重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黨獨裁制度下完全沒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動員與團結全國抗戰力量，不能鞏固軍心民心，不能使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符合抗戰、民主與團結的需要。現在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并由這個政府宣布并實行關于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決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出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現民主選舉的政府。有了這樣的新政府，國家統一也就可能實現了。如果一黨專制的局面繼續不變，則無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種危機只會增大，人民不能動員，抗戰不能勝利，離心離德的危險現象無法克服，國家統一斷乎不能實現。我們這個建議，實是代表全國人民的要求，即貴黨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這個建議，祖涵已在此次參政會內正式提出，茲特重申此意。兩先生歷次談話與函件，對于實行民主，全屬敷衍之詞，使人感覺不到任何誠意。即9月10日來信，仍是如此。此計不決，則兩黨談判即使可能解決若干枝節問題，至于關系國家民族的重大問題，必不能獲得徹底解決的。
三、兩先生9月10日來信中有“要求與時俱增”一項責備之詞，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師長所提4項，時在一年半之前，當時已為政府拒絕，林師長空勞往返。5月間祖涵在西安與兩先生所談，約定各呈報自己中央請求指示，祖涵與兩先生均無權作最后決定，故只有6月4日（于6月5日由祖涵面交兩先生的）敝黨中央所提正式12條與委托祖涵所提口頭8條，才是敝黨中央的意見。且西安所談，原約定雙方簽字呈報雙方中央，但祖涵簽字后，兩先生不愿簽字，應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為根據？兩先生此種作法，說得客氣一點，叫作不友好態度；說得正確一點，叫作玩弄無謂的手腕，是只會影響問題的解決的。至于“華中華南”4字，明是電文脫落，后經校正，故即補上。華中、華南廣大解放區人民抗日政權之存在，已歷多年，豈有不要政府承認之理？
四、綜觀兩先生9月10日來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兩先生前次來信一樣，不從抗戰利益出發，故總是不著邊際，毫無結果。除前述實行民主一項關系國家興亡之大問題外，關于廣大中國解放區軍、政兩項要求國民政府承認問題，亦復如此。現在再一次明告兩先生：全部敵后解放區的軍隊與政權是一定要請國民政府承認的，而且一定會“與時俱增”。因為整個敵后戰場的戰爭情況，與正面戰場恰成相反的對照，在正面是節節敗退，在敵后是節節勝利。十八集團軍、新四軍與華南抗日縱隊是在一天一天地發展，收復的國土、解放的人民與民選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這些難道國民政府與國民黨都不喜歡嗎？難道蔣主席也不喜歡嗎？不見得吧！不管國民政府、國民黨承認與否，萬惡的日本強盜總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國土的。我們所以請求承認，是要求統一，要求國民黨、共產黨及全國一切抗戰力量，都在民主基礎之上，而不是在獨裁基礎之上，統一團結起來，好配合盟國早日把日本強盜打倒。如果你們堅持不承認主義，或少承認主義，祖涵以為是不妥當的。為什么打勝仗的軍事力量你們不要，打敗仗的軍事力量你們盡要呢？為什么收復的國土你們不要，反加責備，而幾個月之內從鄭州到桂林喪失如此廣大國土，你們反而不可惜，不加責備呢？我現在敬告兩先生，并請轉告國民政府與蔣主席，請你們嗣后再也不要討厭我們共產黨人請求你們承認打勝仗的軍隊與收復的國土了，因為這種嫌惡情緒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鑒諒！
林祖涵
9月27日這一天，毛澤東又起草了中央關于開展蘇浙皖地區工作給華中局的指示：
華中局：
敵寇目前已進占衢縣麗水溫州等地，其目的在控制浙江海岸線以預防盟軍登陸，我軍為了準備反攻，造成配合盟軍條件，對蘇浙皖地區工作應有新發展的部署，特別是浙江工作應視為主要發展方向，建議作如下部署：
一、浙東挺進縱隊派一個得力部隊約兩個團到天臺山，去發展天臺黃巖臨海樂清等地工作，沿公路沿海岸進行游擊，創造游擊區，背靠四明山，用推進方法，沿敵偽區進軍，解決頑方地方武裝，造成將來大部殲滅頑部的條件。
二、向天臺山脈進軍后，依據可能程度，由浙東派一個精干連（或營）配一部分干部，由劉亨云、張文碧等率領，攜帶電臺，相機挺進至平陽山區與龍躍匯合，造成該區的擴張形勢。龍躍地區的中心任務是沿溫州及浙閩交界的海岸線力求蔓延式的發展，海岸線愈長愈好。
三、蘇南部隊除鞏固現有地區外，中心工作應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國道伸入天目山，造成過錢塘江與浙東打通的戰略形勢。浙東區黨委，應加強金華義烏衢縣桐廬富春（即富陽）等地的敵偽區的游擊工作，以迎接蘇南部隊的南進。
四、估計到蘇南地區現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需加強干部，建議派葉飛、朱克靖等同志率兩個主力團，由華中局抽調蘇南浙江一批干部，隨同渡江，匯合16旅，共同擔任南進任務。
五、建議恢復6師師部，以葉飛任師長，蘇南區黨委名單及6師軍政人選，請考慮提出交中央核準，將來6師師部可設在天目山。
六、中央正準備派一部干部到蘇浙皖等地工作，要明春才能動身，目前為了發展蘇浙皖工作，故派遣葉飛等先往，部隊抽調轉移，交替的妥善辦法，請與蘇南蘇中商定電告。
中央 申感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工作情況，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44年9月8日為警衛團戰士張思德舉行的追悼會上致悼詞，明確地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種思想正是他幾十年革命光輝實踐的真實寫照。他在悼詞中說：“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這樣的警句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為今人豎起了一面照妖鏡，讓那些“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服務的人，無所遁其形！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