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美國政府是否可能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以防國民黨

在抗日戰爭結束后打內戰。”

話說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報告文學《田保霖》，文中敘述了陜北靖邊縣城區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先進事跡。

歐陽山在這一天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報告文學《活在新社會里》，文中記述了合作英雄劉建章的事跡。

1944年7月1日早晨，毛澤東看了丁玲寫的《田保霖》和歐陽山寫的《活在新社會里》這兩篇報告文學，立即寫信給兩位作者，他寫道：

丁玲、歐陽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們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覺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合作社會議要我講一次話，毫無材料，不知從何講起。除了謝謝你們的文章之外，我還想多知道一點，如果可能的話，今天下午或傍晚擬請你們來我處一敘，不知是否可以？

敬禮！

毛澤東7月1日早

這天上午，住在延安南門外邊區文協的丁玲、歐陽山接到了毛澤東這一封毛體書法甚佳的親筆信，他們非常高興，也非常激動。

下午傍晚時分，丁玲和歐陽山來到棗園毛澤東住處，晤談甚久。毛澤東留他們共進晚餐。席間，他對丁玲的新作仍贊不絕口，他說：

“我一口氣讀完了《田保霖》，很高興。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寫下去。為你走上新的文學道路而慶祝。”

毛澤東也同樣鼓勵了歐陽山。飯后，他與丁玲、歐陽山二人又談了許多合作社方面的問題。

晚9時，賓主盡歡而散，毛澤東送走了兩位客人。

后來，毛澤東還在高級干部會議上和不同的場合表揚了丁玲，他說：

“丁玲現在到工農兵當中去了，《田保霖》寫得很好。作家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出好文章。”

丁玲對于毛澤東的贊揚很清醒，她說：“這是毛澤東鼓勵我，為我今后到工農兵中去開放綠燈。他這一句話可以幫助我，使我通行無阻，他是為我今后寫文、作人，為文藝工作，給我們鋪平一條平坦寬廣的路。這不是為我一個人，而是為許多的文藝工作者。”

以后，毛澤東又讀了丁玲的《三日雜記》，文中記述了她深入農村時，到一個叫柳拐子的村長家里與村長的老婆躺在一個炕上聊家常的情景。毛澤東見到丁玲高興地說：

“哎！丁玲，你能夠和柳拐子婆姨聊天了。”

再說7月1日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軍發出《關于整訓部隊的指示》，指示中說：

“為了適應我軍發展、準備戰略反攻及對付國民黨可能發動突然事變的需要，整訓現有部隊，把我軍的軍事訓練與政治工作極大的提高一步，為軍隊將來發展一倍至數倍準備條件。

軍事整訓就是練兵，應以技術為主、戰術為輔，并總結帶兵、用兵與養兵的經驗。”

7月1日和2日，蕭三所著的《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文，連續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

毛澤東看到后，幾次傳話讓蕭三停止寫他個人。他還親自當面勸蕭三多寫群眾。蕭三分辯說：

“我這是自己補課，并且寫你和黨的斗爭，二者是不可分的，有重大教育意義。”

毛澤東聞言，便不做聲了。自此，蕭三成為黨內研究毛澤東生平的第一位專家。

7月4日，毛澤東為慶祝美國獨立168周年，與朱德設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國僑民和中外記者團。晚上，毛澤東又出席了延安各界在王家坪大禮堂舉行的慶祝晚會。

這天晚上，毛澤東為準備和安排美軍觀察組飛機在延安降落的問題，致電林伯渠、董必武，告知他們飛機在延安機場降落時應注意的事項，包括雨季飛機不能超過的重量，跑道的長度、寬度和降落方向及機場標記等。

7月5日，毛澤東為邊區黨政聯席會議起草了“關于召開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的決定”，全文如下：

日寇臨死掙扎，進攻河南、湖南，正面戰場后退，全國危極，西北危極。但是八路軍、新四軍作戰的敵后戰場則捷報頻傳，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日益鞏固，成為全國人民希望之重心。為團結一切抗戰力量，準備對敵反攻，決定本年11月召開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主要的將討論下列各項問題：

一、團結與民主問題。陜甘寧邊區抗日根據地之所以發展，所以鞏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經濟上的民主與文化上的民主，團結了各階層各黨派的人民成為一條心。今年的參議會應檢討已有好的和不夠的經驗，反映各方意見，給團結與民主以更充實的內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齊動員，增加力量。且要以邊區的模范推動全國人民一齊努力，從速終止一切分裂與反民主的現象。

二、軍事問題。過去擁軍優抗工作與組織民眾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還有缺點。今后兩項均應加強，務以軍民一體與全民皆兵之陣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今年參議會應該檢討此種工作。

三、邊區經濟文化建設問題。舊社會給邊區的遺產是：貧窮、愚昧與疾病。多年以來全體人民在政府領導下，與貧窮現象斗爭，這種現象或者已經消滅，或者已經減輕，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豐衣足食的新現象已日漸推廣。但是還沒有普遍，更因抗戰與備荒的需要，必須增加生產，因此必須號召人民于2至3年內普遍做到每戶至少有一年余糧。為改變邊區禿山太多現象，應號召人民植樹，在5年至10年內每戶至少植活100株樹。邊區各項工業品年有增加，但還不能自給，特別是布、鐵等項，要辦到3年內完全自給，并且不僅求數量多，而且要求質量好。在與愚昧斗爭的事業上，年來雖有進步，但文盲還未消滅，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數年內至少都能認到1000字。在與疾病斗爭的事業上，更須作極大努力，方能克服“財旺人不旺”的現象，應在數年內做到每鄉至少有一個醫生，每區至少有一個藥店。總之，應使現在已經蓬勃發展或已開始發展的經濟運動、文化運動、衛生運動，更加向前大踏步發展。其辦法：一是公營，一是民營。而主要的方法是民辦公助，號召人民組織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顧與在自愿原則下（禁止任何強迫攤派），把絕大多數人民都組織到經濟的文化的衛生的合作運動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務，今年參議會應具體檢討這些工作。

四、選舉問題。邊區參議會議員應于明年改選。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愛戴的人選到參議會去，使這些新的參議員更能反映人民利益與決定抗戰建國大計，關于選舉條例及選舉方式應在今年參議會中提出討論。

上述4項，為今年參議會必須討論之主要問題，本聯席會議責成各級政府，各參議員及各級參議會，各抗日團體，各勞動英雄，在事先發動熱烈地討論，準備意見，以便屆時反映于參議會，作出有利于增強團結抗戰與發展邊區各項建設之決議，至為至要！

7月初，延安平劇院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成立了由編導室任桂林、魏晨旭和李綸組成的《三打祝家莊》創作小組，他們從毛澤東那里借來了120回本的《水滸傳》，又請齊燕銘在構思上給予指導，爾后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建議說：

“這個戲要寫好3條：第一，要寫好梁山主力軍。第二，要寫好梁山地下軍。第三，要寫好祝家莊的群眾力量。”

7月10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5師工作給鄭位三、李先念、任質彬、陳少敏的指示電，他寫道：

鄭、李、任、陳并告華中局：

午江電悉。

一、我們贊成你們在半年內以鞏固原有地區為主，以發展河南及湘鄂贛工作為輔的方針。

二、關于發展河南工作，應首先沿平漢路兩側向北發展，以求得和華北八路軍打通聯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你們地區來。中央已令華北派部隊到密縣、登封、淮陽、西華一帶活動，望你們由信陽、羅山逐漸向北發展。目前你們有一個團的兵力，并有一批干部組織河南工作委員會去工作是好的，但須有得力干部去領導。

三、對于湘鄂贛你們應利用目前機會去占領若干有利陣地，以便將來能有更大發展。亦應組織湘鄂贛工作委員會，有得力干部去領導。

四、中央準備派100個以上高級和中級干部到你們地區工作，并帶各種材料給你們，只要交通有辦法，在兩三個月以后，即可從延安起身。

五、望你們注意偵察河南及湘鄂贛敵友我3方情況，隨時電告我們。

　　　　　　　　　　　　　　　中央

7月14日下午3點鐘，毛澤東接受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中的美聯社記者斯坦因的采訪。在斯坦因眼里，毛澤東是一個“穿著肥大褲子，操著濃重鄉音，精力充沛的農民知識分子”。

毛澤東和斯坦因一直談到吃晚飯時才停下來。他們走出窯洞，在一棵老蘋果樹下共進晚餐。晚餐后他們回到窯洞，一邊喝酒一邊繼續交談。

毛澤東仍然不停地抽著煙，斯坦因則繼續在紙上記錄有關共產黨及其在抗戰中的一些目標。毛澤東看到斯坦因寫字的桌子不穩當，就走出去，在院子里撿來一塊小石頭，彎腰墊在搖動的桌腿下面。他同這位敏銳但毫無名氣的新聞記者一談就是12個小時。直到凌晨3點，毛澤東還像下午那樣，精力充沛，講話有條有理。當斯坦因站起來離開的時候，他感到意識不清、四肢發麻、眼睛發脹。

關于這次談話的內容，斯坦因在他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中是這樣記載的：

斯坦因：你們是否有可能改變“共產黨”這個名稱？

毛澤東：各國共產黨只有一件共同的東西，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產黨必須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區分開來，因為后者是這個思想體系的最終目標。特別是在中國，我們必須嚴格地將觀察、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共產主義方法，同我們實際采用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加以區別。在中國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實現新民主主義政策是我們的近期目標。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我們現在的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而沒有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我們就不能將共產主義哲學正確地運用于中國的實際。我們目前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在任何條件下都將必須繼續實行，而且還要實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因為中國現存的具體條件要求我們這樣做。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說，目前中國需要做3件事：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二、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獲得一切現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選方式選舉中央及地方政府，這些在我們管轄的區域內都已經實現了；三、解決土地問題，使具有某種進步性的資本主義能在中國得到發展，并通過引進現代生產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些就是目前中國革命的任務。在這些任務完成之前談論實現社會主義，只能是空談。這就是1940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告訴我們黨員的觀點。那時我就說過，我們革命的第一階段即民主革命階段，決不是短暫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中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比起你們經濟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很可能要晚相當長的時間。

斯：你所考慮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義的主要經濟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現在抗日是我們的主要任務的時期，也是如此。因為中國的農民是主要的被剝削者，他們不僅受中國反動派的剝削，在敵占區還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正是由于在我們作戰的區域實行了新民主主義，我們才從一開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軍隊，因為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改革符合農民大眾的利益，而農民大眾構成了我們作戰力量的基礎。

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中國其他地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農民被土地束縛著，沒有自由，彼此很少往來，過著愚昧落后的生活。這種經濟是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和獨裁專制的基礎。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因此，工業必須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經濟基礎。只有工業社會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會。但為了發展工業，必須首先解決土地問題。沒有一場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西方國家許多年前的發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我國到1937年為止的國內戰爭時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質與西方一些先進國家過去所進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掃除了封建障礙，為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戰爭結束后，你們在內戰時所采取的從地主那里沒收土地分給農民的激進政策是否還將實行？

毛：在內戰時期我們沒有理由阻止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因為地主階級不僅壓迫他們，而且在實際上領導著反對農民的斗爭。我們的黨只是滿足了農民在這個問題上的意愿，把他們的要求變成口號，并作為政策來實行。根據中國的條件，這種沒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項正確的政策。農村廣大群眾的基本要求始終集中在對土地所有權的渴求上。已故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認識到了這一點，主張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是他解決民生問題綱領中的要點之一。

在反抗外來侵略者的民族戰爭階段，情況當然有所不同。民族戰爭可以說服農民群眾不沒收地主的土地，因為群眾也認識到，當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敵的時候，沒收土地的政策可能會驅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來重新奪走土地。于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農民很快就了解到我們用減租的新政策代替過去沒收土地的做法，具有兩大好處：一是改善了農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鄉村參加抗日。實行有利于佃農的普遍減租以及我們保證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農和地主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改善，從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們區域內簡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斯：共產黨對土地政策的改變，在當時是如何決定的？

毛：這是我們黨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個典型例子。從沒收土地到普遍減租和向地主交租這一根本性的政策轉變，最初是由黨的下級組織的同志建議的，我們黨中央采納了他們的建議，因為很明顯這一建議是符合群眾的愿望的。我們對這些要求進行了研究，根據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加以實施。

假如整個中國在一切黨派合作的基礎上，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那就能夠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我們的減租政策。盡管它還比不上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這是土地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法），但它實際上仍然是一次偉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來，就可能把現在處于封建剝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轉移給耕種者。

實行一切土地逐步轉移給耕種者的方法，將會鼓勵地主的資本投向工業，同時還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于地主、佃農，有利于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財政經濟政策及其實施辦法。但是，這樣的解決方法取決于真正的國內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實現。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將來全部的沒收地主土地并分給佃農的必要性，因為如果戰后國民黨堅持進攻我們的話，就可能再次爆發內戰。但是，不管將來國內是和平還是內戰，我們寧愿不實行沒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繼續實行目前的減租和交租的政策，因為總的說來這將減少前進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礙。

我想提醒你一下，1930年南京國民黨政府曾經頒布了一個土地法，規定地租的最高限額為佃農主要作物收獲量的37.5%，對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實證明，國民黨不能夠、也不愿意將土地法付諸實施，這項法律從未實行過。因此，事實證明，只有共產黨能夠真正實現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僅是減租的方式。

斯：中國共產黨在戰后對中國工商資本采取何種態度？

毛：我們堅信，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私人資本，在戰后的中國都應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因為中國需要發展工業。在中國和外部世界的商業關系方面，我們要以同一切國家進行自由平等貿易的政策，來代替日本把中國淪為殖民地的政策。在國內，我們要以在解放區已經實行的促進人民生產力發展、提高購買力、盡快為現代工業穩定發展創造先決條件的政策，來代替國民黨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從而阻礙國內工業發展的政策。

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設想，實現工業化有3種方式，就中國的一般條件來說，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凡是能夠操縱國民生計的關鍵產業如鐵路、礦山等，最好由國家開發經營，其他產業可以讓私人資本來發展。為了開發利用手工業及農村小工廠的巨大潛力，我們必須依靠強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產黨打算在戰后的中國起什么政治作用呢？

毛：我們的黨員在中國人口中當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當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并為他們的利益而工作時，黨和人民之間的關系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產黨不僅反映了農民和工人的意見，也反映了許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識分子等的意見，也就是說反映了我們區域內一切抗日的人們的意見。共產黨愿意并且時刻準備同所有愿意與共產黨合作的中國人密切合作。這種愿望表現在我們的民主代表制性質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選機構中，共產黨員的席位不超過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給予其他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斯：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

毛：我們愿意同國民黨合作，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后，假使國民黨讓我們這樣做的話。而且，我們將會像今天一樣，繼續履行我們在1937年對國民黨許下的4項諾言。

斯：關于4項保證，在重慶時我常聽到人們籠統地提到它及其附帶的條件，它們的具體內容是什么？

毛：我們允諾：一、不繼續實行我們過去實行的那種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三、把邊區蘇維埃政府改組為地方民主政府；四、將我們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我們那時說過，我們將履行自己所聲明的諾言，但要求國民黨方面做到：一、停止內戰；二、對日作戰；三、推行民主政治，給予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

斯：對目前的政策，或對你所闡述的中國遠期目標，中國共產黨內部有沒有反對意見？

毛：沒有，現在我們黨內沒有反對意見。在以前的時候有過兩種偏向。一種是托洛茨基主義性質的，以陳獨秀為代表，他的反對意見早已毫無影響。陳獨秀在1942年死了。另一種是張國燾的偏向，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對抗黨的正確路線，最后孤身一人離黨而去。現在他在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工作。這兩種偏向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團結，而且沒有留下影響團結的痕跡。

斯：你是說你的政策從來沒有被懷疑過或被反對過嗎？

毛：我們黨內自然也時常會發生意見分歧，但這些分歧都能通過討論和分析這種民主的方式加以解決。如果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決議的正確性仍然不信服，那么，在黨的會議上經過徹底辯論以后，他們就會服從決議了。在我們工作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們經常去了解我們哪些政策為群眾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眾的批評或拒絕。只有那些受群眾歡迎的政策才能成為我們黨繼續實行的政策。

每當采取一項新的措施時，黨內和黨外總會有一些人不大理解。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形成一種絕大多數人共同的意見，這是因為我們的黨始終在注視著黨內外的普遍反應，而且還根據人民的實際需要和意見，不斷修改我們的措施。我們所有的黨組織，從上到下都必須遵守我們的一項至關重要的原則，這就是不脫離群眾，同群眾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我們任何一項政策的正確性都必須由群眾來檢驗，而且事實上一直是這樣做的。我們自己也不斷檢查我們自己的決定和政策，一旦發現錯誤就加以改正。我們從所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得出結論，并盡可能廣泛地加以實施。通過這些方法，共產黨同人民大眾的關系就能不斷得到改善。這是最基本的一點。如果黨的領導者真正是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誠心誠意的，那么他們聽取群眾意見的機會是非常多的。我們十分注意傾聽人民的意見。我們通過村、鄉鎮、區、縣的群眾大會，也就是我們區域內任何地方的群眾大會，通過黨員同各階層人士的交談，通過各種會議、報紙和群眾的來電來信等等一切能聽到人民呼聲的渠道，總是能發現群眾的真正的意見。實際上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此外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動中找出幾個令人滿意的和令人不滿意的典型例子，經過深入研究，總結經驗，得出具體結論，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進。這種觀察實際情況，研究好的和壞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時間，有時是幾個星期，有時是幾個月，有時甚至是幾年。雖然用的時間比較多，但這種方法卻使我們能同現實發展情況始終保持密切聯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黨內外工作出色的人學習。

我們有些同志有時可能沒有透徹理解我們的政策，在執行政策過程中犯了錯誤，對這樣的同志必須進行批評和教育。為了達到教育目的，透徹地研究和分析一個工作中好的例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天的《解放日報》來說吧，有一篇長文章占了整整一個版面，它詳細講述了八路軍的一個連如何改正缺點成為一個最好的連隊。我們軍隊的每個連的干部和戰士都要閱讀、研究和討論這篇文章。這是一個簡便易行的做法，利用一個連隊的好經驗對5000個連隊進行政策教育。今后你還會看到有關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所學校、一家醫院或一個地方行政單位的類似的文章。

我們再來談黨員和非黨人士之間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吧。雖然這個問題已經有了很大地很堅決地改善，但是我們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錯誤，糾紛和誤解仍然不斷發生，到處還有我們的一些黨員在包辦一切。因此我們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黨人士有實際權力的重要性。在我們政策的實際執行過程中，我們要向所有同志具體講明，我們和非黨人士之間的真誠合作，不僅幫助了群眾，也幫助了我們自己。這樣做的結果，黨和非黨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們必須通力合作的實際工作中增長了。

斯：你是否認為中國共產黨曾在政策上犯過重大的錯誤？

毛：在所有基本點上，我們的政策從一開始就是正確的。首先，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政策是正確的。這個基本政策是讓人民群眾自己組織起來，為實現民族獨立，為建立民主制度，為在私有制基礎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進行革命。只是在把這些基本政策應用于具體情況時，有時才容易出現某種偏向，有“左”的，有右的。然而，這些偏向并不是全黨性的，也不是黨內某個派別的，而是黨內某些人的。從這些錯誤中，全黨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在某些時期，我們黨內曾有幾個人相信共產主義現在就可以在中國實行了。但是，我們的黨從來沒有這樣的觀點。由于中國的具體條件使共產主義在很長時期內不能在中國實現，因此，在我們黨內不可能有一個主張立即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小集團存在。

國民黨斷言在我們黨內有持各種不同觀點的小集團，這是毫無根據的。國民黨自身被派別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設想會有一個真正團結一致的政黨，也許這就是這樣的謠言在重慶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斯：你是否有曾因處于少數地位而使你對某個問題的主張得不到實行的情況？

毛：是的。我自己曾經有過處于少數地位的情況。在這種時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這種情況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慶的時候，一些中國朋友要我來觀察一下共產黨是“中國至上”還是“共產黨至上”？請談談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毛：沒有中華民族，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你還不如這樣提問題，是先有孩子還是先有父母？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這就像在國民黨區域人們向你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一樣，問我們是在為我們的黨工作，還是為人民工作？去問我們的人民吧，去哪兒問都行。他們很清楚，中國共產黨是為他們服務的，他們有在最艱難的時期同我們共患難的經驗。至于我們的思想方法，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像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堅信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當人們問我們是“共產黨至上”還是“中國至上”時，可能指的就是這一點。可是，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

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這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必須把這些遺產變成自己的東西。然而我們中國有些人卻崇拜舊的過時的思想，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中國不僅不適用而且有害。這樣的東西必須拋棄。

外國文化也一樣，其中有我們必須接受的、進步的好東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們必須摒棄的腐敗的東西，如法西斯主義。

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并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采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最后，我想總結一下今天中國需要的是什么。中國需要國內和平和民主。沒有國內的和平，中國既不能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也不能贏得和平。我們在抗日戰爭之后若不能取得國內和平，這可能會影響國際上的和平關系。因為，如果在中國再爆發內戰，那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期，同時也勢必會影響到別的國家。

外國仍然有許多人不十分明白，過去23年的中國政治進程中的關鍵問題，一直是國共兩黨的關系問題。將來依然如此。

在這重要的23年里，其第一個階段中，從1924年到1927年，假如沒有國共的合作，在中國就不會有國民革命。在第二階段后期，從1931年到1936年，中國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為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國貸款、外國軍事顧問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進行“剿共”戰爭。在第3階段，從1937年至今，如果沒有國共合作，我們就不可能進行抗日戰爭，至少不會堅持這么長久。再說，如果國民黨繼續同共產黨合作，至少像戰爭初期那樣的合作，中國的作戰能力比現在就不知要強大多少了。

斯坦因單獨采訪毛澤東打破了國民黨“統一行動”的紀律約束，其他外國記者也就將參觀團統一行動的紀律置之腦后，先后單獨會見了毛澤東。美國記者哈里森·福門這樣描述他所見到的毛澤東家里的情形：

“毛澤東在他居住的小院門口迎接了我。院內是一字排開的6個普通的窯洞，這里住著毛澤東一家及其貼身侍衛。毛澤東那年輕美麗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聞名遐邇的影劇演員藍蘋。這是一個極為聰慧的女人，并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她毅然放棄了她的電影事業，轉赴延安，在延安魯藝學校從事戲劇藝術教育。”

“夫妻二人的穿著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褲一樣寬大的勞動布服裝穿在她那纖細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顯苗條。丈夫穿著一件粗糙的帶補丁的上衣和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褲子。我被帶到了‘客廳’，這是一間用磚鋪地、用白灰刷墻、擺有幾件結實但很粗糙的家具的窯洞。時間已經到了晚上，洞內僅有的幾點光線，來自一支被固定在倒置茶杯上的蠟燭和幾支抽著的煙頭上。談話期間總有幾個兒童跑進跑出，這些兒童站下來盯了我幾秒鐘，然后剝一塊糖放在嘴里又跑出去玩了。毛澤東好像根本不在乎她們的存在。”

哈里森·福門所說的這幾個兒童，就是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和葉子龍的兩個女兒。

7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軍委關于華南根據地工作給曾生、馮白駒等的指示：

曾王林（王林，指王作堯、林平。林平，即尹林平，下同）同志并告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馮白駒同志并告海南島人民抗日軍全體指戰員：

自廣州淪陷，迄今6年，你們全體指戰員在華南淪陷區組織和發展了敵后抗戰的人民軍隊和民主政權，至今天已成為廣東人民解放的旗幟，使我黨在華南政治影響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為敵后3大戰場之一。

抗戰進入了第8年度，國際環境對于我國偉大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是空前有利。

我八路軍、新四軍7年來不僅堅持和鞏固了華北華中敵后根據地和團結了敵后8600余萬的人民和210萬的民兵并擁有47萬的正規軍，克服了1941及1942兩年最困難時期，而且一年來在地區和人口上均有極大的發展，冀東我軍已挺進至熱河、多倫、赤峰及遼寧之錦州一線。一年來黨的十大政策在敵后各根據地獲得偉大的成效，使全體根據地黨政軍民，在為著堅持根據地和準備對日反攻上空前的團結起來了。

總之，不論在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及中國敵后戰場都是勝利的，只有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則處處失敗，中原淪陷，長沙、耒陽相繼棄守，現粵漢之敵，南北對進，已快會合，并有打通湘桂之企圖，因此大塊華南將淪為敵手，拯救華南人民的責任，不能希望國民黨而要依靠我黨及華南廣大民眾。因此，你們在華南的作用與責任，將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繼續作戰的勝利，一旦接近中國南方海岸，實行對日反攻時，則我華南根據地，將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國部隊以直接的配合，并可能獲得他們一部分幫助，為著迎接新的偉大任務，首先必須在思想上有充分準備。為此，必須更親密團結自己的隊伍，加緊整風，打通干部思想，堅持統戰政策，加強與根據地人民的血肉聯系，堅持原陣地，并力求繼續發展，擴大武裝部隊，建立廣大的與強固的根據地。

為使我們能及時了解你們的斗爭情形，望隨時將敵偽友及我部隊根據地情形電告。

關于馮白駒同志領導下之瓊崖抗日部隊，因交通中斷，此間已無法聯絡，望你們東江縱隊多方設法派人赴該島與該部取得聯系，并建立電臺通訊，使華南兩大根據地有機的配合起來，并力求與中央取得電訊聯絡。此電請曾王林派人轉送海南島。

　　                             中共中央軍委　

7月15日這一天，毛澤東又起草了一個《關于時局近況的通知》，他寫道：

各同志：

茲將時局近況通知你們。

一、蔣之軍隊由于其士兵是捆綁與購買來的，軍官極其腐敗與根本沒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軍隊充滿失敗情緒，失去戰斗意志。蔣軍在河南、湖南作戰中，絕大多數均不戰而潰或一觸即潰，損失在40萬以上。進攻河南敵軍不過4個師團，蔣軍近40萬，除少數武器較差、待遇較壞的雜牌軍比較能作戰外，幾乎無不望風而逃。胡宗南有10個師由陜、甘開入豫西參戰，但是只有一二個師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觸即潰。河南人民，在蔣軍殘酷壓迫下引起他們普遍的與軍隊對立，群眾暴動圍繳軍隊槍械。這些地方的共產黨，早已被國民黨摧殘，但是這些地方的人民在對國民黨失望后，希望中共軍隊到臨抵抗敵軍之心甚為強烈。

二、胡宗南已調動10個師入豫參戰，對邊區威脅減輕，但直接包圍邊區軍隊并未減少，封鎖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為依然繼續。

三、英、美、蘇記者到邊區已一個多月，他們感到興奮。但是蔣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傳，蔣又派一批人同來監視他們，進行破壞中共工作，但未達到目的，這些人現已離邊區，他們出去后可能進行破壞宣傳。但是英、美、蘇3國主要記者尚留邊區，他們愿意多看一看，并將赴晉西北參觀。他們對英、美、蘇的新聞報道有利于我們。

四、羅斯福3次電蔣要求派美國軍事代表團來延安，均被蔣拒絕；此次華萊士來華，率美方在渝有關人員全體見蔣，正式提出羅斯福第4次電報，蔣始被迫答應。美軍事人員18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國共談判無進展。關于黨的問題，國民黨雖在形式上說可以照抗戰建國綱領辦理，但是實際上仍不承認我黨合法地位；關于軍隊問題，僅承認10個師即10萬人的名義，其余37萬軍隊、200萬民兵，均要解散；關于政權問題，只承認陜甘寧邊區一處，對華北、華中、華南各敵后根據地代表八千六百萬人民的民主政權，概不承認；我黨被捕人員不肯釋放；其他要求條件都不答應。林伯渠同志尚在重慶，但是根本調整國共關系，要待蔣更困難及美方施以更大壓力時才有希望。

六、國民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機構，腐化達于極點，醞釀著極大危機。孫科、宋子文、于右任及許多國民黨黨員均不滿蔣及其集團的死硬政策，各中間黨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實力派更加不滿。如果日本繼續向內地作深入進攻，重慶可能發生重大事變。

七、我黨在華北、華中、華南3大敵后戰場，近幾個月有新發展，消滅了許多敵偽軍，奪回了許多土地。為克服物質困難，發展了廣大的生產運動，今年天雨及時，糧食可望豐收。在人民面前，我黨領導的敵后戰場與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間的區別，越來越明顯了。一個在進攻，在發展，在鞏固；一個在退卻，在萎縮，在充滿著危機。在敵人繼續進攻情況下，這種區別會更顯露出來。但是我黨困難仍是很多的，日寇將向我們施行殘酷進攻，經濟困難依然極大，決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對國民黨問題，我們將繼續謹慎處理方針，談判雖無結果，但仍在進行中。

　　毛澤東

后來在7月19日，毛澤東將這份電報發給了李先念和中共華中局、山東分局、冀魯豫分局、北方局、晉察冀分局、晉綏分局。

此一時期，毛澤東對于直接關系到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衛生狀況也始終掛在心上。他經常從邊區政府工作匯報和同農民的交往中了解這方面的情況，逐漸了解到邊區人民習慣喝生水，生了病不去找醫生，而是去找巫神。許多人耽誤了醫治的最佳時機，最終被巫師折磨而死。他還了解到，邊區婦女生孩子還用舊的接生法，不講究衛生，造成嬰兒大量夭折，成活率僅有40%。有的婦女一輩子生十幾個孩子，僅有一兩個成活下來。成人的死亡率也非常高。

有一天，毛澤東讓中央辦公廳打電話，通知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說有要事相商。張漢武以為一定是關于戰爭或大生產運動的事，于是一路小跑來到毛澤東住處，見面就問：

“主席，有什么緊急任務？”

毛澤東讓他坐下，請他喝茶、吸煙，問道：

“你知不知道，侯家溝有兩個村莊的婦女為什么不生娃子？”

張漢武被問得瞠目結舌，他說：

“不知道。”

毛澤東馬上把臉一沉，嚴肅地說：

“市委書記連人民群眾不生娃子的大事都不關心，算不上是人民的好公仆。”

他沉思了一會兒，又說：

“是不是水有問題呢？請中央醫院的同志，去把水化驗一下，好不好？”

張漢武說：

“好是好，只怕這種小事情人家中央醫院不干。”

毛澤東生氣地說：

“對于我們共產黨來說，人民群眾的疾苦決非小事。我馬上打電話請中央醫院派人去化驗，請你帶路，并將化驗結果告訴我。”

幾天后，張漢武正準備派人去侯家溝調查，中央醫院的負責人來了，說是毛主席親自下的命令，要他們去侯家溝驗水。經過化驗，果然發現那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質。醫院幫助群眾對水進行了處理，幫助群眾治病。

后來在10個月后，侯家溝那兩個村子終于傳出了嬰兒的啼哭聲。毛澤東得知后，高興得合不攏嘴。

再說7月17日，延安市衛生展覽會按照毛澤東的要求，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在楊家嶺大禮堂開幕了。

此前，毛澤東還曾指示邊區和中央各醫務機關，要善于運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開展衛生知識的宣傳和普及工作。

這衛生展覽會大門口掛有一條橫幅，上面是毛澤東為展覽會手書的題詞：“為全體軍民服務。”展覽會場上還掛著阿洛夫大夫的畫像和白求恩大夫的遺像。

安德烈·阿洛夫是蘇聯醫生，1942年5月來到延安。作為一位出色的外科醫生，阿洛夫總結了一套火線搶救、止血包扎、固定搬運的野戰醫術，為邊區培養了一批野戰外科人才，獲得陜甘寧邊區“模范醫務工作者”稱號，《解放日報》曾多次報道他的先進事跡。

這次展覽會上的展品有：延安市和延安縣人口出生及因病死亡人數統計表；有反巫神斗爭、防疫衛生、婦嬰衛生、營養以及各醫務機關為群眾看病治病情況統計表；還有邊區自制的藥品、器械等。整個展覽圖文并茂，用形象生動的方法說明疾病、迷信的危害和防治方法。

觀看展覽的人絡繹不絕，周恩來、李富春、楊尚昆等前往觀看，徐特立整整看了一下午還沒看夠，第二天又接著去看。

7月18日，毛澤東會見了英國路透社、《多倫多明星周刊》、《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他首先談到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待傳統和外來事物問題上的態度，他說：

“我們有批判地接受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來自國外的事物。諸如在俄國的那種類型的共產主義，并不適用于中國，因為中國條件還不成熟。現在還不存在推行共產主義的條件。但是，如果某些東西有用，我們不會因為害怕批評就拒絕接受它。科學無國界。”

“在政治科學方面，我們從國外學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國歷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傳統。共和一詞，就來源于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農民富于民主傳統，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戰爭，有著民主的含義。歷史上的一個例子，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中就有所描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歷史和外國條件時，采用適當形式極其重要，不可盲從。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適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條件。”

毛澤東回顧了自抗戰以來國共兩黨關系的歷史演變，指出造成目前兩黨關系惡化的根源，在于國民黨的根本政策。他說：

“國民黨的根本政策必須修改。在政治和經濟領域里，它必須采取團結人民的政策。只有這樣，軍事形勢才能改觀。我誠懇地盼望你和其它愿意援助中國人民的朋友們，幫助國民黨認清新的形勢。我們一切希望都是團結和民主。”“自然，委員長是公認的中國主席。我們一直堅守諾言，并且還要堅守下去。第一，不推翻國民黨。第二，不沒收土地。第三，我們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都是國民黨政府下屬的地方政府。第四，我們的軍隊都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管轄下的國民軍的一部分。”

7月22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戰略區指示電，要求調查并電告天主教、耶穌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據地及游擊區分布的情況，以及他們在抗戰中的表現和對共產黨的態度。他在電文中說：

“據云單是天主教全國有教徒400萬，華北有150萬，綏遠有22萬。這是一個大問題，日本人及國民黨均在爭取教民，必須引起我黨注意，爭取教民是我黨不可疏忽的任務。”

7月22日這一天，一架滿載美國外交官和士兵的C-47飛機在延安的黃土地上降落，首批美軍觀察組成員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的率領下抵達延安。

毛澤東乘坐用救護車充當的轎車，到機場歡迎“迪克西使團”，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與美國政府官員握手。

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接觸及相互關系說來話長。早在1938年，美國設在中國為專門搜集有關中國沖突資料的情報官卡爾遜對邊區的兩次訪問以及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同共產黨駐國統區代表的接觸，在美國方面來說，只限于對共產黨一般地了解情況。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的美國政府，根本沒有任何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系的打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成為美國同中國共產黨關系的一個轉折點。美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公開向國民黨表示，“美國政府決不接受在中國以‘戰爭對付共產黨’的政策”。此時的中國共產黨也明確表示，愿在各種場合與美國等盟國進行誠懇坦白的合作。

毛澤東指示周恩來，向美國駐華官員發出歡迎美國官方代表訪問延安的邀請。1942年和1943年，以約翰·戴維斯和約翰·謝偉思為代表的一批駐華美國官員，在美駐華大使高斯和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官史迪威的支持下，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軍事合作關系，并給中國共產黨以有限的軍事援助的建議。由于美國政府那時的對華政策主要是依靠國民黨進行對日作戰，企圖通過全力扶持蔣介石政府，以保證在戰后美國對中國的控制，所以美國駐華官員的建議未被采納。1943年開羅會議后，美國的對華政策之一是，要求蔣介石“應該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的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以避免戰后內戰的發生。美國開始考慮同中國共產黨建立一定的聯系，以便從中調停國共關系，在中國實現蔣介石領導下的政治統一。

開羅會議后不久，約翰·戴維斯在給美國總統助理霍普金斯的報告中，再次提請白宮加快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關系的步伐。他說：“需要趁著還受歡迎的時候，立即派一個軍政觀察團到共產黨中國去，在政治上爭取中共，削弱中國依附俄國的趨勢，使美國能夠在戰時和戰后適應中國所能出現的改組。”戴維斯的建議，白宮馬上有了反映。1944年2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提出派一個美軍觀察團前往“山西”和“陜西”觀察軍事的問題。蔣介石回電愿意“提供方便”，但又提出考察應限于國統區內。羅斯福認為，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關系應在不損害美蔣現存關系的前提下進行。由此，美國同共產黨正式接觸的問題又被擱置。1944年春、夏，國民黨戰場出現的嚴重軍事危機，最終促成了美國同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接觸。美國對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同意讓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

7月2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向河南敵后進軍部署的指示電，他寫道：

華中局并告北方局、山東分局：

一、華中局真電悉。

二、北方局已決定由太岳派2個團渡河赴豫西工作。冀魯豫分局已派一個營加強睢杞太（指睢縣、杞縣、太康——筆者注）陣地，四軍5師抽7個連沿平漢線向河南發展，這是我黨向河南敵后地區發展的初期部署。同時華中局提議在4師抽5個團兵力進入永城、夏邑、蕭縣、宿縣地區建立陣地，打通與睢杞太的聯系，并相機控制新黃河以東之地區。

三、4師西進部隊應配置百名以上地方干部統歸雪楓、芝圃率領，加以集訓，然后向西開進。

四、四軍3師派一部進入淮北地區。

五、魯南軍區可接收運河支隊地區，以便4師向西發展；同時冀魯豫6分區應相機派隊打開微山湖西岸局面，以策應4師在南面的發展。

六、中央正在準備派一批干部分發到河南及湘鄂等地工作，最早要到冬初才能動身，各地不要等待，關于向河南敵后進軍的政策問題詳另電。

　（此電由華中轉5師）

　中央　　

接著，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東江縱隊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給林平的指示，他寫道：

林平轉軍政委與臨委：

敵閣雖更迭，但對打通粵漢路仍勢在必行，你處工作應一本開展敵后游擊戰爭之方針加緊進行。

1、凡敵向北侵占之區，只要其有久占意圖，即應由你處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裝小隊至該區與當地黨員取得聯系，盡力發展抗敵武裝斗爭，將來此項武裝在名義上不一定與東江支隊聯系，與余漢謀部亦應避免摩擦，以便自己發展。同時敵向北行動，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區亦有可能擴大我現有武裝，希望廣東我黨武裝能擴大一倍，并提高戰斗力。總此諸事統應由軍政委會討論施行，并統一其指揮。

2、國民黨軍隊所在地區，我地方黨員仍應堅守隱蔽待機之方針勿變，惟臨委可斟酌實情抽調一部分干部轉至游擊隊受訓，參加游擊工作。

3、你處仍應不斷設法派人與瓊崖游擊隊打通電臺聯系，如可能亦應派人至廣州灣附近發展武裝抗日斗爭。

4、在廣九市上的武裝斗爭有成績，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敵人對我過多報復和進攻，并妨礙我城市秘密和搶救工作。

5、你們與潮梅閩西南最近有無聯系，潮、汕附近有無發展游擊戰爭可能，望告。

　　                         中央 午有

毛澤東又起草了中央關于布置湘粵兩省工作和桂林疏散給董必武的指示，他寫道：

董：

敵閣雖更迭，但對打通粵漢路勢必繼續，因此布置湘粵兩省敵后工作和桂林疏散仍屬必要。

1、同意派周禮、謝竹峰、張春林（即白毛）秘密轉回湘南布置敵后各縣的人民武裝斗爭，但在敵未到或只經過而無久占意圖的地區切勿過早暴露，免為頑方所乘，至國民黨軍隊所在地區黨員，仍應堅守原來隱蔽待機方針不變，周、謝等動身前應訓練一兩星期，請若飛亦參加此訓練。

2、李應吉如由衡陽撤回，仍宜深入商業，不參加秘密工作。

3、孫仁如能由川東調出，最好派回，因他極熟習湘中情形。

4、東江由此間直接電其沿粵漢路向北謀發展。

5、廣州灣以北最空虛，該處幾無國軍，望設法通知該處同志一方謀武裝發展，另方力求與瓊崖游擊隊打通聯系。

6、同意對桂林疏散辦法，對葉、廖、柳（指葉挺、廖承志、柳亞子——筆者注）3家宜多接濟，以便其能早日移動。如桂林危，文化人亦宜走不宜留。

　　                         中央 午有　

7月26日晚，中共以八路軍總部名義為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人員舉行宴會。

毛澤東與坐在他身邊的謝偉思親切交談，對謝偉思參加觀察組表示高興，說他從周恩來和董必武那里知道謝偉思是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朋友。他還問謝偉思：

“美國政府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個領事館？”

謝偉思回答說：

“這有一些實際困難，首先是在這一地區的美國人太少了。”

毛澤東解釋說：

“我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抗戰一結束，觀察組會立即撤離延安，那將是國民黨打內戰的最危險時刻。”

謝偉思表示可以把這一問題反映給上級，他又不失時機地說：

“我有許多問題愿在你閑暇時和你探討，雖然其中沒有一件可以稱得上是公事的。”

毛澤東聽了之后笑了，說：

“等我安頓完以后，我們會有充分的機會交換意見的。”

謝偉思生長在中國四川成都，并長期在中國工作，且對共產黨抱有友好的態度。毛澤東對他很感興趣。毛澤東將謝偉思的情況告訴了陳毅，要他也參加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工作。 

7月28日，毛澤東致電李先念、饒漱石、羅榮桓等，請他們答復10項重大問題：

先念、漱石、榮桓、黃敬、小平、子華、林楓同志：

下列問題，請予電復：

一、經過時事教育、整風、反特、減租之后，對于黨外人士的團結，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長了一種“左”的現象，黨外人士是否對我們發生不滿，其不滿之點主要是什么，他們是否感到有職無權，如何使他們有職有權，如何使他們經過參議會、座談會、參加政府工作與社會事業，把他們進一步團結起來。同時，右的現象是些什么？

二、減租中的偏向，明減暗不減是否還存在，減租是否還應定為今年的任務；同時，減租中的過左現象有些什么？

三、擁政愛民與擁軍優抗兩項工作是否較前進步，兩項工作的缺點各是什么？

四、據你們看，秋冬軍隊輪番大整訓可能性如何，你們是否已在著手研究此事？現在軍隊軍事與政治工作兩方面的主要缺點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點是什么？是否還有大量發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戰普遍大量發展？并如何使戰斗與生產相結合在民兵運動中完全實現？

六、淪陷區接敵區合法與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發展？赤白對立現象是否發生過及如何克服的？

七、據你們看，中央對城市工作指示其實現的可能性如何？你們是否已在著手研究此項工作？

八、經過今年大生產運動后，是否可以酌量減輕人民負擔？例如減輕10%至20%，是否不至損害財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隊機關生產發展基礎上，是否已經看得見戰士及工作人員的生活有了相當改善？或者還是很苦的？同時，在我們幫助農民發展生產方面，是否已經看得見農民收益的增長？農民對于國家計劃、互助組織及合作社的態度如何？在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義是否很嚴重？全根據地糧食、棉花及各項工業品其自給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對于將民眾團體的工作在減租減息后轉到領導各界人民發展生產、文化、衛生方面，你們意見如何？據你們看，是否只在作了這種轉變后，民眾團體（各救）的工作人員才有事做，才不是空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這種轉變？

以上10項問題，請作一次或分作幾次答復（每項不必太詳，以能扼要說明問題為限），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對其中幾項工作作恰當的指示。

毛澤東午儉

7月28日這一天，毛澤東又給謝覺哉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覺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及其它明代雜史我處均無，范文瀾同志處或可找到，你可去問訊看。《容齋隨筆》換一函送上。其它筆記性小說我處還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禮！

毛澤東

7月間的一天，毛澤東召見王震，交給他一個任務，讓359旅派一個團長率領一個加強營，護送干部團經鄂豫邊新四軍5師根據地，到廣東抗日游擊區，擴大敵后抗日根據地。

王震回到部隊找幾個團長商議此事，大家都感到這次護送干部要通過日偽頑軍占領區，長途行軍，任務艱巨，責任重大。王震見他們為難，便又找到毛澤東，主動請纓，他要親自率領加強營護送干部團。毛澤東說：

“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黨中央研究一下，我們再談。”

隔了一天，毛澤東把王震找去談話，他說：

“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鞏固華北、華中，發展華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浙江發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晉冀豫區派一部兵力南下豫東，由太岳區抽兩個團過黃河挺進豫西，由新四軍5師抽7個連沿平漢路北上河南，由新四軍4師西進豫皖蘇地區，力爭控制中原，擴大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把華北、華中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二是由華東新四軍分批派部隊過長江，逐步向蘇南、皖南和浙江發展。三是由廣東的東江縱隊向前發展，瓊崖縱隊力爭占領海南全島并和東江縱隊取得聯系。四是由你們南下支隊護送干部，挺進華南，會合東江縱隊開辟湘贛粵桂邊的五嶺抗日根據地，把華中和華南聯系起來。”

毛澤東還說：

“359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從廣東、廣西等地來延安學習的干部，分成兩個梯隊。你帶領第1梯隊先走，等你們與東江縱隊會合了，第2梯隊再繼續南下。”

毛澤東和王震談話后不久，中共中央正式決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領359旅一部主力部隊，由中組部選調一批工作干部，組成“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第一游擊支隊”，即南下支隊，準備開辟新的根據地。

毛朗明獲得這些消息后，欣喜萬分，遠離故土幾年了，他是多么希望回到家鄉看看鄉親們。許多從湖南來的人和他一樣，也紛紛要求跟隨359旅南下。毛朗明打定主意，就去棗園和毛澤東道別。

這是一個星期天，毛朗明從中央黨校步行來到毛澤東家里。毛澤東正在看文件，一見毛朗明，便高興地把他迎進屋里。

“主席，我想回湖南去。”

毛朗明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毛澤東關切地問道：

“在延安不習慣？”

毛朗明說：

“習慣。”

“是不是想家了？”

毛朗明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毛澤東接著問：

“你打算什么時候走？”

毛朗明說：

“隨王震司令員的第一梯隊南下。”

毛澤東想了想，點頭說：

“可以。”

正說著，朱德、康克清夫婦來了，毛澤東起身向他們介紹說：

“這是我的本家，從韶山來的，叫毛朗明，現在中央黨校學習。”

朱德立即走過去和毛朗明握手。毛澤東說：

“他要跟359旅回湖南去。”

“那好啊！”

朱德一口四川話，和藹可親。這時有人進來叫毛澤東接電話，毛澤東向朱德打了招呼，就去了隔壁辦公室。

“回湖南好！”朱德和氣地對毛朗明說：“這次情況比以前大不相同，國內外形勢對我們有利。革命一定會取得成功。”

毛朗明覺得自己不便講話，只是靜靜地聽著。朱德接著說：

“這次回去，困難還是很多的。戰爭是艱苦的，要取得勝利，還很不容易，要準備進行長期斗爭。不過現在的形勢比以前好多了，斗爭的經驗也多了。只是南方的力量還單薄了一點。”

朱德看著毛朗明一直不做聲，以為他可能是害怕困難了，便改口說：

“最后的勝利是屬于我們的！”

中午，毛澤東留毛朗明吃午飯，飯菜很簡單，也沒有什么葷菜。

后來，正當毛朗明準備南下時，中央組織部帥孟奇找他談話說，黨的全國第七次代表大會馬上就要召開，他是湖南派來的代表，要他暫不南下，等參加了“七大”以后再說。這樣，毛朗明就又繼續留在了延安。

再說在此時的延安市衛生展覽會上，最吸引人的內容，一是婦嬰衛生，二是反巫神，三是顯微鏡下的細菌和一只蒼蠅。

1944年8月1日，天上下著小雨，觀看的人仍然多達3000多人。白家坪一位姓殷的老太太，拄著拐杖冒雨前來參觀，她看了婦嬰衛生部分，聽了講解員的解說，激動地說：

“我活了一輩子，生了13個娃，只活了兩個。要是現在的話，我那13個娃都可以長大了。”

殷老太回去以后，立刻拉著毛驢趕到已經出嫁的女兒家里，接女兒回來看展覽，她對招待員說：

“這是我女娃，再窮么，這會兒我也要送她去醫院接生。”

在反巫神部分，擺著三山刀、表旗、神劍、鈴子、麻鞭、神牌位等等什物。幾位改邪歸正的巫神正在現身說法。一位老巫師用粗獷的聲音不停地向人們說著：

“我是柳林區的一個老神官，以前騙過人家不少東西和錢。我勸你們不要再迷信鬼神，那些鬼神都是人搞的，不信，你們看。”

老巫師說罷，馬上表演起來。許多觀眾后來都把栓在腰里辟邪的紅布條扯下扔了。

展覽會上最讓人震驚的莫過于防疫部門顯微鏡下的細菌。有些村里傳說著這樣的故事：展覽會里關著一只綠蒼蠅，拳頭那么大，會說人話，全身長著毛毛，可厲害了，它飛到哪搭，哪搭就死人。許多人專為看這只蒼蠅趕到展覽會，拳頭大的蒼蠅沒看到，卻看到了顯微鏡下蒼蠅身上那些到處亂動的細菌和水中游動的微生蟲。一些人喊了起來：

“蒼蠅最可怕！”

一些人則說：

“以后再也不敢喝生水了！”

在延安的外國記者參觀團的愛潑斯坦、福爾曼等人，也參觀了展覽，目睹了當地的群眾衛生運動，他們感慨地說：

“這樣的展覽會，在中國任何其它地方都未見過！這樣的展覽會，容易為群眾接受。”

后來愛潑斯坦、福爾曼、武道一行東渡黃河，在8月13日抵達晉綏軍區司令部采訪，受到各界的熱烈歡迎。他們在晉西北前線做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考察后，于10月2日離開晉綏根據地返回延安。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和晉綏前線訪問期間，記者們先后寫出了數以百計篇的電訊和通訊，報道了根據地艱苦抗戰、實行民主的真實情況，有的還把這種情形和國民黨戰場及國統區的真相對比，使人更加看清了國民黨錯誤政策對抗戰的危害，而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真相也逐漸為外國人士所了解。有的記者還寫出了系統介紹邊區及晉綏前線軍民抗戰業績與建設成果的著作。福爾曼在1945年出版了《北行漫記》（原名《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斯坦因出版了《紅色中國的挑戰》，愛潑斯坦在1947年出版了《中國未完成的革命》。這些專著不但在外國發行，而且大都譯成了中文，廣泛地傳播到國民黨統治區。此外，中國記者趙超構在重慶《新民報》上連續發表的客觀報道，也受到國民黨統治區讀者的歡迎，后來結集為《延安一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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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44年7月14日同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中的美聯社記者斯坦因的談話，值得認真一讀。這是一篇絕妙的、即席表述式的訪談錄，堪稱中共在抗戰末期面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宣言。《三國演義》第21回“曹操煮酒論英雄”說：“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從斯坦因的訪談錄中可以看出，斯世之英雄，毛澤東當之無愧也！作為一個革命領袖，他的確是胸藏萬壑。同時，他在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機敏、睿智、坦誠和幽默，也無不凸現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卓越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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