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
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
一個政治家，必須鍛煉忍耐。”
話說1943年12月20日晚，毛澤東給秘書胡喬木寫了一個便函，他寫道：
喬木：
請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不論是翻譯的，寫作的，搜集若干種給我。聽說有個什么蘇聯作家寫了一本猴子變人的小說，我曾看過的一本賴耶夫的社會學，張伯簡也翻過（或是他寫的）一本《社會進化簡史》，諸如此類，均請收集。
毛澤東
毛澤東所說的“猴子變人的小說”，就是蘇聯作家伊林和夫人謝加爾合寫的《人怎樣變成巨人》一書。
12月24日，毛澤東派人給劉少奇送去了一本書，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少奇同志：
此書有恩格斯兩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閱。郭烈夫的《唯物論》，瞿秋白曾有譯本，我看過，還好。后來聽說他犯有錯誤，我還不知其錯誤究在何處。我正在找其它唯物史觀的書看，看后再送你。
毛澤東
12月27日，毛澤東起草了他和康生關于反特斗爭方針的指示電，全文如下：
華中局并轉1、2、3、4師，山東分局，5師：
反特務斗爭必須堅持少捉少殺及少捉不殺方針，才能保證徹底肅清特務及雖有弄錯及誣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錯，可能有一部被誣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謂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軍事間諜及漢奸現行犯外，對一切特務嫌疑分子為著弄清線索而逮捕者，不得超過嫌疑分子總數5%。此點須通知下級注意，以免逮捕過多，難于處理。所謂少殺及不殺，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軍事間諜得經縣以上機關批準處以死刑，及漢奸現行犯而有武裝拒捕行為者得就地格殺外，一切特務分子雖已證據確實亦應不殺一人，爭取轉變為我所用。此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方針。應通知下級，對于證據確實的特務分子，1944年一年之內不許殺害一人。延安、陜甘寧邊區及晉西北今年反特務運動中清出大批特務，沒有殺一人，故雖有許多被弄錯的、被誣陷的，因黨內錯誤被誤認為特務的，僅有黨派問題但未作壞事亦被認為特務的，均得在復查過程中加以平反。此種經驗，值得注意。關于直接危害抗日的軍事間諜及漢奸現行犯之處理，有太行軍區命令一件，發供你們參考。
毛澤東 康生亥感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轉各區黨委：
最近經過新華社廣播的《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是集合前共產國際各領導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爾斯基、愛爾科里）關于反對共產黨人在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文章而成的。我黨七次大會時，即將總結我黨22年的經驗，贊揚我黨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轟轟烈烈堅忍奮斗百折不回的偉大成績，贊揚我黨以堅固的馬列主義為基礎而在1921年開始產生的中國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發展與鞏固，同時也將批判在我黨過去某些歷史時期中曾經嚴重地危害過黨與革命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左”傾及“左”傾的機會主義，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機會主義的路線的形成，四中全會的篡黨，五中全會的達到頂點，直至遵義會議的開始克服。但在1937年“十二月會議”至1938年9月六中全會期間，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并且王明本人長期地堅持其錯誤路線，反而說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是違背前共產國際方針的。現在共產國際雖已解散，但共產國際領導者們的指導原則依然適用，這些原則，完全與王、博路線的機會主義相反，而對于我黨中央的布爾塞維克路線則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黨七次大會決議發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區黨委的領導機關中及在這些領導機關周圍已被歷史證明無特務嫌疑的高級干部中，初步傳達，初步討論內戰時期王、博宗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及其嚴重損失（白區損失十分之十，蘇區及紅軍損失十分之九）；抗戰時期（1938年）這個反黨宗派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路線錯誤及嚴重損失（項英的失敗，華中華北在受其影響時期的損失）。
這后一個時期，王明的主要錯誤是：一、主張速勝論，反對持久戰；二、迷信國民黨，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三、主張運動戰，反對游擊戰；四、在武漢形成事實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黨內鬧獨立性，破壞黨紀軍紀。
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傳達這些，應研究前共產國際領導者們《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并繼續深入整風。要使干部及黨員明白，自遵義會議以來，8年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一切對于這個路線的誣蔑都是錯誤的，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現在我黨已成了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核心力量，全黨同志均應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周圍，為中央的路線而奮斗。經過七大，我黨將達到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更大與更高度的一致，向著徹底戰勝敵人解放中國的大路邁進。
中央政治局
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時向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發出由毛澤東為書記處起草的《關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指示》，指示要求黨的高級干部在深入學習的基礎上，研究總結王明、博古在內戰和抗戰時期的“左”右傾錯誤所造成的危害。
指示還要求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要很慎重地組織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屬地區組織100到200人左右的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兩條路線的有關文件。指示還特別強調：“此種研究的性質是整風的深入與高級階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認識與增進統一團結，并為將來討論七大決議作思想準備。”
12月間，江青聽說中央黨校由學員組成的京劇組正在排演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就到黨校觀看了演出。她看后高興地對編導人員說：
“這出戲的主題非常好，是反映農民革命的，我們革命都是反動派逼出來的。但是，劇本顯得粗糙，不集中，我來參加你們的修改，好嗎？”
江青把劇本拿回家后作了部分的修改。
1944年元旦，京劇組在中央黨校首次演出由楊紹萱、齊燕銘等人集體創作、由齊燕銘導演的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大獲成功。
此時也有一部分人對《逼上梁山》冠以新編歷史劇有不同看法。胡喬木說：
“歷史上恐怕沒有這回事吧，這出戲起碼是反歷史主義的，還是不要演。傳出去好像延安再沒有人才了。連戲也是胡編亂造的。”
彭真也說：
“我同意胡喬木同志的意見，這出戲還是不演為好。因為不符合真實情況。京劇就得反映歷史，話劇可以反映現實。《逼上梁山》歷史不歷史，現實不現實，算什么東西！”
爭論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看了劇本，說：
“他們懂個屁！舞臺上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是兩回事。如果演戲變成演歷史，我看就沒有多少人愿意看戲了。能夠把兩者結合起來當然好，不能結合也可以編戲，只要符合生活的邏輯就行。”
毛澤東還對劇本的個別地方進行了修改。
1944年1月1日，《解放日報》刊登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向敵后軍民致賀電》，全文如下：
英勇的八路軍、新四軍指揮員戰斗員們，游擊隊員與民兵們，在戰斗中負傷患病的傷病員們，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員們，全體抗日同胞們：
今天是中華民國三十三年的新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你們的英勇斗爭致敬意，并向你們祝賀新年！
抗戰6年半的長時期間，你們始終站在祖國的最前線。100萬的敵偽軍，一年幾十次的“掃蕩”，燒光殺光搶光的殘酷毀滅，特務分子暗殺放毒告密的恐怖，糧餉彈藥的缺乏，許多地方還加上天災，但是你們毫不動搖地站在最前線。你們在去年一年打了大小幾千次的仗，打死5萬以上的敵偽軍，打退了常常幾倍幾十倍的敵人進攻，打垮與殲滅了大漢奸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劉桂棠的主力，收復了許多的失地，許多抗日根據地的面積和人口是擴大了。許多地區，不但勝利地進行了對敵斗爭，并且在極困難的條件下還進行了人民和部隊的生產運動、救災運動、防奸運動與干部的整風學習運動。你們這種艱苦卓絕奮不顧身的英雄主義，是古今中外所少見的；你們吸引了侵華敵人的大多數，牽制了向正面進攻的敵人，掩護了抗戰的后方，保證了最后的勝利，你們的大功勞，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各國人民也已明白。你們不愧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共產黨所領導的愛國軍隊的戰士，不愧為中華民族的長城；有了你們，中國才有資格與蘇美英等同盟國站在一起。
在莫斯科、開羅、德黑蘭3次會議以后，歐洲第二戰場很快就要開辟了，打倒希特勒解放全歐洲的勝利很快就要在英勇紅軍與英美盟軍的一致行動下完全實現了，因此，我們中國人民打倒日寇的勝利，也就更加確定與更加逼近了。但是在同盟國對日總反攻之前，我們必然還要忍受一個時期的困難，甚至是比前更大的困難。敵人必然要更加千方百計地來摧殘你們，破壞你們，但是你們是不怕困難的！你們已經經歷過這么多的鍛煉，你們已經學會了怎樣和敵人作斗爭，而且正在學習著怎樣更好的斗爭。6年半的教訓，使你們知道取得一切勝利的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團結，首先是軍隊與人民的團結。八路軍新四軍知道人民是自己的母親，在抗戰中間，不但為人民抵抗敵人的進攻，而且掩護人民的耕種收獲，幫助人民的轉移和恢復被破壞的家園，盡力減輕人民的擔負和保障人民在自己的根據地得到自由解放；人民也知道八路軍新四軍是自己的子弟，是自己的一家人，自愿供給軍隊的食糧，積極參加抗戰的勤務，自動進行偵察和掩護工作，普遍組織民兵配合作戰；因此，你們的這種同生死共患難的團結，也是古今中外所少見的。但是困難既然繼續增加，你們的團結也就需要格外增強。在不休息的戰斗中，一年過去，一年又開始了。八路軍新四軍的一切戰士，切實檢查你們自己對人民的關系還有一些什么缺陷，還有一些什么工作可以做得更好些吧！根據地的一切人民，也切實檢查你們自己對抗日軍隊對抗屬對抗戰的一切工作還有一些什么可以做得更好些吧！一切共產黨員，動員起來，更好地團結全軍全民，更好地把一切堅持根據地的力量組織起來吧！在你們的鐵一般地團結之下，你們今年的對敵斗爭一定會有更大的進步，你們的生產運動一定會在勝利的對敵斗爭下得到更好的發展，你們一定會清除奸細破壞分子，把根據地十倍百倍地鞏固起來。
慶祝你們已經得到的勝利和今年將要得到的更大勝利！
中華民族勝利的旗幟——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萬歲！
掃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月4日，延安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張金才來到即將離開延安到重慶去的班威廉夫婦住的房間里，他那孩子氣的臉上充滿了興奮，告訴客人說：
“毛主席來了！他就要在我們食堂里和你們喝茶！”
班威廉頗感意外，驚異地問：
“已到了這里嗎？”
“對呀！現在正在辦公室和秦主任談話。馬上就要會見你們了。”
班威廉是英國物理學家，原任北平燕京大學物理系主任。早在1941年12月7日，當他和夫人從收音機里得知日美開戰的消息后，便于8日清晨迅速乘車離開北平市區，在共產黨人和沿途農民的幫助下，歷盡艱險通過了日軍防線，到達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班威廉夫婦幫助根據地開設了無線電機務高級研究班，培養出了一批優秀學員，“電訊大王”王士光便是其中的一員。
且說班威廉等人來到食堂里，等了不大一會兒，毛澤東就來了，他的翻譯是黃華。毛澤東和客人們一一握手問好，招呼大家坐下。班威廉見工作人員擺好了茶，便向毛澤東表示謝意，他還說：
“你是一個大忙人，居然還親自來看我們。”
毛澤東說：
“你們都在我新年拜客的名單中，還有我們黨內的老同志林祖涵、徐特立等。你們到延安已有3個月了，一直到現在才有機會來看你們，很是抱歉。關于你們提出的問題，我沒有預備答復的時間，也很抱歉，只想在喝茶時和你們隨便聊聊。”
接下來，他詢問了班威廉等人在河北教授無線電技術以及戰前在北平的生活狀況和對英國、中國將來的看法等等，他自己則很少表示意見。
會見結束后，毛澤東起身與客人握手告別，來到一輛寫有“紐約華僑洗衣工人救國會謹贈”的敞篷汽車前，在10余名警衛員的護衛下上了車，回頭向班威廉等人揮手致意。
后來，班威廉夫婦到了國統區，他們在敵后根據地兩年間所寫的筆記、保存的報刊文件均被國民黨特務燒毀了，只留下一本日記，他們便根據這本日記寫成了《新西行漫記》一書。關于此次會見，他們對毛澤東的印象在書中是這樣寫的：“他有動人的、和藹的微笑，敏銳的幽默感，談話時會把堅定而深思的目光盯在別人臉上。他給我們一種絕對誠懇的印象，以他的地位，在此祖國危急時期，他有一種深切的責任感。他沒有大言不慚、居之不疑的神氣，偏激的革命狂熱是完全沒有的。”
1月9日，毛澤東請在重慶的董必武轉交給郭沫若一封電報。
在1943年底，毛澤東收到了郭沫若寄來的新話劇劇本《虎符》。《虎符》是他的6個劇本之一。該劇以魏安釐（音厘）王的“消極抗秦，積極反信陵君”影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國民政府。毛澤東在電文中寫道：
“收到《虎符》，全篇讀過，深為感動。你做了許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慶賀。”
1月9日晚，毛澤東和江青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觀看由黨校學員業余演出的京劇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看完演出，毛澤東當晚給黨校三部歷史研究室研究員楊紹萱、齊燕銘二人寫了一封信（丁玲后來說：演出組全是黨校的學員。這封信在60年代被說成是寫給平劇院的），他寫道：
“看了你們的戲，你們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們致謝！并請代向演員同志們致謝！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在歷史話劇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們則在舊劇方面做了此種工作。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代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
第二天早上，毛澤東派人把信送到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手里，彭真把信轉給了楊紹萱、齊燕銘。后來，毛澤東這封信還在演出組當眾宣讀了一遍，大家倍受鼓舞。
1月18日，毛澤東為書記處起草關于對待國民黨軍隊執行自衛原則的指示，他寫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轉各有關區黨委：
為保持國共間之平靜，爭取抗戰最后勝利起見，請你們通飭有關各部隊，對于國民黨軍隊，我軍謹守防地，不得發生由我啟釁之任何事件。僅在彼方進攻時，我應執行自衛原則。如發生大的事件，須先行報告，待命處理。
中央書記處子巧
1月24日，中央書記處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對坦白分子進行甄別工作給鄧小平、饒漱石、林楓、程子華的指示電：
小平、漱石、林楓、子華4同志：
一、對于坦白分子之處理，首先要進行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絕不要將所有坦白了的人都認為是特務分子，因為在坦白運動中，固然有少數重要特務分子，常常用假坦白的手段來欺騙我們，我們必須警惕。但又有很多坦白分子，按其性質，并不是特務問題，他們或因問題復雜，一時難弄清楚，或因懼怕鎮壓，或逼于群眾壓力，或由于逼供信的錯誤，或由于特務的誣陷，而暫時承認自己是特務分子。這種事實，在延安是很多的。如果我們不加分析區別，籠統地將所有坦白分子，都主觀肯定為特務分子，就會犯嚴重錯誤。
二、根據延安初步經驗，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為6類：
第一類是職業特務。他們是加入了特務組織，進行過特務活動，保持著特務聯系，以特務工作為職業的。但這類職業特務是極少數，僅占全體坦白分子百分之十左右。其中又有自覺與被逼，首要與脅從之別。
第二類是變節分子。其中有的破壞過黨的組織，捉過人、殺過人的；有的是自首后寫過反共文件的；有的被敵人短促突擊，接受了敵人的任務，但回來沒有實行，但也沒有向黨報告的。這一類人在坦白分子中也是少數。
第三類是黨派問題。他們是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公道團或其他黨派，其中許多人加入我黨后，沒有向黨報告，但還不是特務分子。這類人占頗大數目。
第四類是被特務利用和蒙蔽的分子。其中有的是在敵人紅旗政策下不自覺地被特務利用；有的因為半條心作了特務的工具。
第五類是黨內錯誤。如假造歷史，虛報黨齡，與壞人來往，泄露秘密，包庇親友，欺騙組織，政治錯誤及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運動中，被人懷疑，甚至被誤認為特務。
第六類是被特務誣害或在審查時完全弄錯的人，這類人雖然是少數，但確是有的，甚至在已逮捕的人中也還有的。
以上6類是根據延安坦白分子的情況，作一個初步的分析。其準確性，尚待今后甄別工作來證實。但職業特務是極少數，有黨派問題的分子，被欺騙蒙蔽的分子及僅屬黨內錯誤的分子三類占絕大多數，這種估計大致合乎事實，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應平反，取消特務帽子，而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結論。因此你們可以將這6類分析，當作一個方法，去細心分析你們那里的人，遇有不是特務而被誤認為是特務者，必須在復查過程中，加以平反。要教育同志認清：從黨內清除特務固然是成績；從坦白分子中，將弄錯了的人平反，同樣是成績，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這種平反，不是在反特務斗爭正在高潮之時，而是在高潮過去，特務已經清出之后。由領導同志先向高級干部解釋明白，對于所有坦白分子進行復查，根據復查結果而加以平反。
三、在反特斗爭中要注意保護好人，防止特務誣害。這里要注意：不要將所有或多數新知識分子都認為是特務分子或嫌疑分子，延安許多機關，在初步復查工作中，已證明新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好的，其中有政治問題的（輕重不等）只占20%左右，這個經驗值得注意。在反特務斗爭中，要注意保護知識分子。
四、關于坦白分子的黨籍問題，為了順利地開展坦白運動，目前不要宣布停止，即對于那些殺過我們人的和假坦白的人，暫時也不明白宣布，但你們絕不要通過什么正式決議和文件。中央局及分局的負責同志也不要肯定的擔保黨籍，因這個問題目前還不到解決的時期。對于不愿真正坦白的分子，主要的是依靠調查研究搜集證據與寬大政策感化教育相結合的方法，促其覺悟，一般地不要采取逮捕的辦法，因為如果我們沒有確實材料與真憑實據，即使逮捕了也不能解決問題。
中央書記處子敬
1月25日是農歷正月初一，延安農村到處張燈結彩，呈現一派歡樂氣氛。楊步浩心里惦記著毛澤東，拿著自己做的油糕、黃饃饃、白饃饃，提著雞，到棗園給毛澤東拜年，受到毛澤東的熱情款待。
楊步浩回到村里后，向鄉親們傳達了毛澤東對鄉親們的問候與關懷，鄉親們都很激動，憋足勁兒要搞好生產。
這一年，村里每戶喂了兩頭豬，還搞起了變工隊，辦起了粉坊，日子開始過得紅火了。
1月27日，毛澤東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贊揚艾青寫的《秧歌劇的形式》一文。
原來，艾青在1月中將他所寫的《秧歌劇的形式》一文修改后，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讀后，就給胡喬木寫了這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喬木：
此文寫的很切實、生動，反映與具體解決了近年來秧歌劇的情況和問題，除報上發表外，可印成小冊子，起教本的作用。
1944年初，毛澤東請回到延安準備參加“七大”的楊得志到棗園吃飯，他交代警衛說：
“我要留這位客人吃飯，給我們加個菜吧。此人是我的家鄉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楊得志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開辟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況。毛澤東問他長征后是否專門學習過。楊得志說：
“東渡黃河后，到干部學校學習過，1937年初又到抗大學習過，兩次都因為打仗，沒學完就到前方去了。不過，我在抗大時聽過你幾次講演。”
毛澤東笑著說：
“你們打仗創造了經驗，我來講演，如此而已。不過，我還是建議你有機會到黨校去住一段時間，你才三十幾歲，來日方長呀！”
后來在“七大”閉幕后，楊得志果然去了黨校學習，可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又到前方去了。
有一天，毛澤東和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一起過延河去楊家嶺，走到女子大學的河壩時，蕭勁光向毛澤東講起一件事：女大有一女生，在石壩下洗衣服，一個戰士把一塊石頭踢了下去，正好打在女生頭上，雙方爭執起來了。女生說戰士是有意打的，戰士說自己是無意的。問題一直沒能解決。毛澤東聽后，立即說：
“不管怎樣，我們的戰士要做自我批評，畢竟是打了人家的頭嘛。遇到問題，首先要批評自己，然后再去批評別人，別人也才能做自我批評。這要成為一個原則。凡處理內部團結問題，都要這么做。”
后來，留守兵團的戰士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作了自我批評，順利地解決了問題。
1944年2月4日，毛澤東因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郭仲容曾轉達了蔣介石希望共產黨派代表到重慶談判的愿望，就在給董必武的電報上寫道：
“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除延安報紙力避刺激國民黨，并通令各根據地采謹慎步驟，力避由我啟釁外，擬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來則準備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參謀見我，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來）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我并告郭：我黨擁蔣抗戰與擁蔣建國兩項方針，始終不變。”
2月5日，中央軍委、總政向羅榮桓、黎玉、蕭華并總部、新四軍、129師、五臺軍區、120師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對全山東政治工作會議的指示，指示中說：
“目前整個敵后根據地及所有我們部隊如何更加密切與群眾的聯系，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部隊的政治工作，對此點應有嚴重地注意。因我們部隊中存在著一種單純軍事觀點，表現出若干橫蠻霸道的國民黨作風，而政治工作部門本身的群眾觀點就是不足的。過去紅軍政治工作優良傳統的3大任務：作戰、籌款（現在應稱為生產）與做群眾工作，后來變為只著重注意第一個任務，其余兩個任務是被忽視或多少被忽視了。且在我們部隊中產生了一種對群眾工作極不正確的認識，以為我們進行群眾工作，單只為著軍隊；殊不知道我們軍隊本身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和不顧犧牲進行戰斗就是為著群眾。因此，你們此次會議應很好地從干部思想上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把這個加強群眾觀點的問題，作為這次會議的主要精神，貫徹到全部議程中去。”
“現在你們的生產節約運動已在進行，并已有若干成績，這是好的，但你們仍必須在部隊中把這一問題提到原則的認識上去。政治工作應把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之一，在全體干部與戰士中加強生產教育與節約教育，從思想上改造與反對那種輕視勞動與浪費資財的觀念，因為真正把生產搞好并能進行節約，不僅對部隊鞏固才有物質保障，向群眾少要東西才使軍民關系更加改善，同時使官兵在親自參加勞動過程中獲得真正的勞動觀點，改變小資產階級與兵痞的氣質，干部更好地與戰士生活打成一片，軍隊更好地與勞動人民結合起來！”
“目前更需要加強我們內部的團結，115師與山縱之間，軍隊與地方之間的關系，應經過這次政工會議作到融洽無間。其辦法是軍隊著重批評自己缺點，115師與山縱之間亦應各自著重批評自己，不著重批評對方，并由干部領導，在連隊中發動坦白運動（經過很好準備，然后以一個星期進行之），將侵犯群眾利益、想開小差及對壞人（奸細）隱秘不報等，一切平日不肯說的話都說出來，然后加以很好的教育，以改正官兵關系中及軍民關系中一切不良現象。”
2月8日，毛澤東在給羅榮桓的信中寫道：
“你的病況，中央同志都很關心，因來電所述病情甚為嚴重，故我們復電在山東醫治，如不可能，則去上海，實含若干冒險性質。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東醫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來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詳告。”
羅榮桓是在1942年冬患了嚴重的腎病，連續1個多月尿血不止，他以頑強的意志堅持帶病工作。1944年初，山東分局將他的病情，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十分關心羅榮桓的病情，一方面擔心他的病，另一方面更擔心他到敵占區治病的安全問題。結果，羅榮桓哪里也沒有去，仍然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爭，堅持繁重的工作。
2月17日，毛澤東會見國民黨駐延安聯絡參謀郭仲容，告訴他說，中共中央決定派林伯渠赴重慶談判，行期在3月12日以后。
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路線學習、工作作風和時局問題發表了講話，“關于路線學習”，他說：
“在去年黨的路線學習中，有部分同志對王明、博古同志的錯誤懷疑是黨外問題，現在確定是黨內問題。”“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準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準，根據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后應該報告有關的情況，他們沒有報告是不好的。確定了上述問題后，就好檢討四中全會是不是政治路線的錯誤。四中全會得到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承認，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內容是不好的。這樣，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黨內便于團結。”
“在四中全會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沒有參加過大革命，卻認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這也是他們犯錯誤的原因之一。”“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也不要一切否定。當時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是如何打蔣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問題上，對六大決議中關于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政綱，是沒有爭論的。爭論是在沒收后博、洛等主張富農分壞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
“在討論中有少數同志企圖否定六大，有人說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錯誤的。我認為六大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質，提出了十大政綱，指出形勢是兩個高潮之間，反對速勝論，指出要爭取群眾。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眾觀點的，不要群眾的是李立三。”
關于“工作作風問題”，毛澤東說：
“有些同志過去不用腦子，不會分析具體問題，只會大喊大叫，做大塊文章。腦子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不用腦子是一個大毛病，近來情況有些改變，特別是最近有進步。”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開勞動英雄大會、勞動英雄與模范工作者大會、勞動英雄與戰斗英雄大會，就是一種好的工作方法。”
“今年邊區還要開勞動英雄大會，有各區勞動英雄、戰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參加。這是群眾創造出來的好方法，這樣的方法是一種好的競賽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聯系群眾，推進工作。”
“今年部隊中有一個人種了三四十畝地的（去年只有18畝），能產6石糧食，4石歸公，2石歸個人。楊家嶺的個人生產平均每人是1石5斗。現在實行的公私兼顧的分紅制，是一個新的原則問題，是群眾自己創造出來的。”
關于“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問題，毛澤東說：
“我們的方針是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內戰。我們是不愿意打內戰的。去年下半年對國民黨實行的政治攻勢，逼出了國民黨十一中全會關于對共產黨問題要用政治方法解決的聲明，今年可能不會發生內戰了。”“日本已經決定不向蘇聯進攻，這種國際局面影響到中國，使內戰減少了可能性。我們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實行‘后發制人’。”“最近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的進攻計劃改變了，近日有4個主力師離開了邊區周圍。”“我們的情況也在改變，軍隊進行了冬訓運動，生產有了成績，軍民關系比較改善了。去年我們進行了時事教育（即階級教育），團結了內部；兵工生產發展了，現在已能煉鋼；訓練了自衛軍，兵力增加了兩個旅。”“最近外國記者要到延安來，我們要準備讓他們看。我們要采取同國民黨搞好關系的方針，即是實行‘孔夫子打麻將——和為貴’。
辯證法是從過程中來規定的。我們在去年對國民黨實行政治攻勢時，主要是強調批評國民黨的一面，現在主要是緩和同國民黨的關系，這兩方面不能同時強調提出，否則就是形式邏輯。
國民黨提出同我黨談判的條件是以皓電為基礎，要按比例裁兵，我們提出我軍編為4軍12個師。我們的原則是三民主義與四項諾言，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義和四項諾言，強調避免內戰，集中力量抗日，強調戰后和平。現在我們要答應以皓電為基礎（不是完全實行皓電），才能重開談判之門。”
3月7日，陳毅到達延安，這是在分別10年之后，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自然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但這一次畢竟是饒漱石告狀在先，陳毅不知道毛澤東對他會是什么態度，心中有些不安，所以，見到毛澤東，表現得畢恭畢敬。毛澤東對他這個樣子很不滿意，發了脾氣，說：
“你這個陳毅，我們從1934年在江西分別，到現在差不多10年了。老戰友，老朋友，你怎么這個樣子！有人說了什么，大家交交心嘛，你這樣子，我還能跟你說話嗎？”
陳毅聽了毛澤東的話，很感動，他要求毛澤東召開中央會議，談一談新四軍的問題。毛澤東卻給他澆了冷水，說：
“如果你要談3年游擊戰爭的經驗，談華中抗戰的經驗，那很好，我很贊成。我可以召集一個會議，請你談3天3夜。至于你跟小饒的這次爭論問題，我看還是不提為好，一句話也不要提。關于這件事，華中曾經有電報發到中央來，這個電報在我這兒，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給你看，但是我看你最好還是暫時不要看為好。”
陳毅馬上說：
“那我就不看，華中的事也就不談。”
毛澤東滿意地說：
“這就很好。我歡迎你這個態度。”
毛澤東給陳毅講了許多黨史上的問題，逐漸使陳毅的心情平靜了下來。他開始給中央和軍委寫一份《1938年至1943年的華中工作總結報告》。
3月15日，毛澤東看到陳毅的心情有了進一步地好轉，就對他說：
“你經過一個多星期的考慮，我認為你的基本態度是好的。你現在可以給華中發一個電報，向他們做一個自我批評。我也同時發一個電報去講一講，這個問題就可以打一個結了，你看如何？”
陳毅誠懇地說：
“這樣也好，我照你的意見辦。”
于是，陳毅給饒漱石及華中局、新四軍軍分會起草了一份電報，他在電文中寫道：
“我自己對于如何團結前進的問題上，我的某些認識上和處理方式常有不正確的地方。由于自己有遇事揣測，自己又常重情，重舊節，不正面解決問題，對人對事不夠嚴正等等陳腐作風，這樣與彼此協和工作以大的障礙……我自慚最近一年來在華中的工作尚未盡我最大努力。這就是我到中央后所獲得的教訓。”
陳毅還在電文中表示，自己愿意在“七大后再回華中工作”。
毛澤東看了陳毅的電報稿，很高興，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電報稿，他寫道：
漱石同志并轉華中局、軍分委各同志：
陳毅同志抵延，知悉華中工作發展情況，甚以為慰。關于陳、饒二同志間的爭論問題，僅屬于工作關系性質，在陳動身前兩同志已當面談清，現已不成問題。中央完全相信，在陳、饒二同志及華中局、軍分委各同志的領導下必能協和一致，執行中央路線，爭取戰爭勝利。關于內戰時期在閩西區域的爭論，屬于若干個別問題的性質，并非是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關于抗戰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志一概而論。無論是內戰時期與抗戰時期，陳毅同志都是有功勞的，未犯路線錯誤的。如有同志對以上兩點不明了時，請漱石同志加以解釋。
毛澤東寅刪
毛澤東將電文交給陳毅看，陳毅自然為毛澤東對他的總結和評價十分感激。毛澤東遂將兩電于當日發給華中局和饒漱石。誰知饒漱石接到毛澤東和陳毅的電報后，仍然對陳毅不依不饒。
3月16日，饒漱石即以個人的名義給毛澤東復了一份電報，電文主要內容是：
“陳和我的爭論，既非屬于重大路線，也非簡單屬于工作關系性質，而是由于陳同志在思想意識、組織觀念仍有個別毛病。他對統一戰線，對文化干部，對某些組織原則，仍存有個別右的觀念。對過去歷史問題，存有若干成見，且有時運用很壞的舊作風，這些陳毅同志來電有隱約說到，所以我去電歡迎。但似乎尚欠清明，故詳告于你，以便你給他幫助。”
饒漱石還告訴毛澤東說，他將另外也給陳毅回一份電報。饒漱石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上，尚且沒有表現出對陳毅的寬容態度，他給陳毅的電文內容就可想而知了。
此時，對于陳毅來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和譚余保也鬧起了別扭，起因是他在學習班上重提1937年勸說譚余保率領紅軍游擊隊下山接受改編而被譚余保用煙袋敲腦殼的事，他還譏笑譚余保說，農民黨員要讀馬列主義。譚余保本來也沒有忘記那時候陳毅罵他是“土匪”的事兒，如今見他舊事重提，也不高興，因此兩人又鬧了起來，見面連個招呼也不打了。毛澤東得知此事，就把王震召來，笑著說：
“王胡子，請你辦件事。”
“什么事？主席。”
王震問。毛澤東說：
“陳毅和譚余保鬧矛盾的事你知道吧？”
“好像聽說過。”
毛澤東便交代說：
“你同他們兩人都是好朋友，你還是陳毅的‘崇拜者’，你請他們吃個飯，講個和嘛！”
王震愉快地答應了，第二天上山打了兩只野雞，又親自下廚房做了一桌豐盛的佳肴，請陳毅、譚余保赴宴。王震見他倆來了，一邊讓座，一邊解下圍裙說：
“今天，我請你們來嘗嘗我做菜的手藝。陳軍長，你可不要把桌子推倒了。”
陳毅、譚余保二人為王震的誠意所感動，互相看了一眼，放聲大笑起來。從此二人握手言歡，成為至交。
3月19日，郭沫若為紀念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寫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發表在《新華日報》上。
郭沫若在他的文章中，總結了1644年李自成和他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后的慘痛教訓：由于若干起義軍領袖因勝利而驕傲，生活腐化，發生宗派斗爭，錯殺了起義軍的功臣李巖，對清軍進關掉以輕心，導致起義軍最終失敗了。
國民黨《中央日報》認為郭沫若是在“影射當局。”而毛澤東在延安看到《新華日報》上的《甲申三百年祭》后，連連擊掌叫好：“好文章，好文章！”
毛澤東非常重視這篇文章，他指示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還被列為整風文件，在延安和各解放區都印成單行本大量發行，供全黨學習。
1944年4月2日，毛澤東給周揚寫了一封信。
此前，周揚在魯藝主持編寫一套理論叢書《馬克思主義與文藝》，共分五輯，收集了馬克思、恩格斯、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高爾基、魯迅有關文藝的理論。爾后，他為叢書寫了一篇序言，送給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在給他的信中寫道：
周揚同志：
此篇（指周揚為《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寫的編者序言——筆者注）看了，寫得很好。你把文藝理論上幾個主要問題作了一個簡明的歷史敘述，借以證實我們今天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一點很有益處，對我也是上一課。只是把我那篇講話配在馬、恩、列、斯……之林覺得不稱，我的話是不能這樣配的。此外，第10頁上“藝術應該將群眾的感情、思想、意志聯合起來”，似乎不但是指創作時“集中”起來，而且是指拿這些創作到群眾中去，使那些被經濟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眾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藝的傳播而“聯合起來”，或者列寧這話的主要意思是在這里，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這個基礎上“把他們提高起來”。是否可以作這樣解釋，請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沒有意見。
敬禮！
毛澤東
4月上旬，毛澤東召集中宣部、西北局宣傳部和邊區政府負責人以及邊區5個區的地委書記進行座談，他說：
“1943年我們把經濟搞好了，但文化問題還未提到日程上來。我們有些宣傳部門不知如何干法。有的同志只會搞軍事、政治，不會搞經濟、文化，這不行。軍隊需要文化，才能戰勝舊軍隊。戰士沒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戰斗力。不發展文化，經濟發展就會受到阻礙。”
4月9日，毛澤東給陳毅寫了一封回信。
前邊已經說到了毛澤東為調解陳毅和饒漱石的矛盾，毛澤東作了不少工作，可饒漱石還是不依不饒。此時陳毅正患感冒，看到了饒漱石發給他的復電，頓時怒火中燒，激憤難平，便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馬上派人送去。毛澤東在復信中開導他說：
“來信已悉，并抄送少奇同志閱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鍛煉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感冒宜多睡，少動多食。余容面敘。”
第二天，毛澤東找來陳毅在他的住處面談，詢問了他的病情，然后又開導他說：
“你現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橫直搞不清楚。這個事情容易解決，將來你回去是可以解決的，主要是人家對你有誤會，你有什么辦法？越解釋誤會越大。”
陳毅說：
“本來我的氣很大，你這樣一講，我也沒有什么意見了。”
毛澤東愉快地笑了，他又問陳毅對《學習和時局》草稿有什么意見。陳毅說：
“我曾提了一個意見，并對任弼時的意思亦認為有考慮的必要。”
毛澤東說：
“好，還有什么意見隨時告訴我。”
陳毅知道毛澤東正忙于修改《學習和時局》的草稿，不便多耽擱，就告辭退出。
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為朱德的母親舉行了追悼會。
朱德的母親鐘老夫人是在1944年2月15日以86歲高齡在四川儀隴縣馬鞍場逝世的。蔡暢曾在“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上宣布了鐘老夫人不幸逝世的消息。3月25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朱母鐘太夫人傳略》。
在朱德母親的追悼會上，各界人士敬送了花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中央黨校及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林伯渠、王若飛、謝覺哉、陳云、鄧小平都送了挽聯。毛澤東在挽聯中寫道：
為母當學民族英雄賢母；斯人無愧勞動階級完人。
4月12日，陳毅經過一晝夜的思考，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是這樣寫的：
“我個人說來，多年含茹于經驗主義的原野之上，今后多從打開腦筋重新認識自己去著手，由己及人，變更過去及人而不由己的辦法。”
欲知陳毅與饒漱石的矛盾能否化解？容后再述。
東方翁曰：毛澤東讓陳毅到延安參加“七大”，一方面是借機化解他和饒漱石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要讓陳毅到中央參加整風運動，受一點教育。毛澤東不讓他看華中的告狀電報，目的還是要化解矛盾，以免干擾延安整風運動的大方向。盡管他在3月15日給饒漱石的電報，對陳毅在井岡山時期及紅4軍“七大”兩度取代他前委書記及工作上的錯誤，做出了寬容的總結和評價，但是在整風運動中，陳毅還是受到不少人的嚴厲批評。后來的歷史證明，陳毅對那些批評的確是耿耿于懷的，否則他就不會在文革中大鬧懷仁堂時說出那些過激的語言了。
另外，毛澤東在1944年2月4日給董必武的電報上寫道：“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后來到了七、八月間，中緬印戰區果然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指示，向延安派駐了以戴維·包瑞德上校為組長的美軍觀察組，從而推動了羅斯福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問題更多的關注。不久，羅斯福9月6日又派美國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作為總統特使來到中國，其任務之一就是協調國共關系。毛澤東的判斷和預言之準確，真是令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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