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
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我們不能像
國民黨他們那樣，連棉布都靠外國人。”
話說1943年10月6日，這一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九月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首先通報了書記處會議關于整風檢查暫停，高級干部先行學習的決定。
接著，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相繼發言。劉少奇主要講了黨內斗爭的傳統問題。
朱德說：
“毛澤東同志是一個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的人，有毛澤東同志領導，各方面都有發展，照毛澤東同志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把握勝利。我們這次學習，就要每人學一套本事，主要學好毛澤東同志辦事的本事。”
他還回顧了親身經歷，他說：
“與毛澤東同志在一起時，打仗就能勝利，離開毛澤東同志，有時打仗就要吃虧。跟毛澤東同志在一起雖然也有爭論，但最后還是順從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在長征路上，張國燾屢次逼我表示態度，我一面虛與委蛇，一面堅持中央立場，這是我離開毛澤東同志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經驗來對付張國燾，最后與中央會合了。”
周恩來是第一次參加政治局整風會議，他深有感觸地說：
“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最后，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小結，先講了團結問題。他強調說：我們是要團結的，犯路線錯誤或犯個別錯誤的同志覺悟起來，弄清路線是非，是達到真正團結的基礎。
他還講到了黨內斗爭的方法，強調說，要避免黨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錯誤斗爭方法；這次整風繼續以自我批評的方法，來達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10月間的一天，毛澤東起了個大早，精神格外好，喊道：
“齊吉樹，今天我們到南泥灣，9點出發，告訴賀清華通知德懷、弼時同志。”
毛澤東此去南泥灣，有3個目的，一是視察生產，二是檢查戰備，三是借此機會做做彭德懷的思想工作。
此前，毛澤東就百團大戰問題批評過彭德懷，彭德懷有點想不通。所以，此次南泥灣之行，毛澤東特意安排由江青陪同任弼時夫人陳琮英、彭德懷夫人浦安修一起去。
9點整，司機周西林把一輛大卡車開到棗園大門口。毛澤東拿著一本書，鉆進了駕駛室。其他人員坐在由楊成洋開的另一輛大卡車上。
一路上，毛澤東都是專心致志地在那里看書。在另一輛車上，江青、陳琮英、浦安修湊到一起，有說有笑，可熱鬧了。只有彭德懷望著遠處起伏的山巒沉默不語。他身邊的幾個小鬼都知道他不高興，都曉得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以，誰都不敢和他搭訕。
車子爬上蟠龍山頂，突然停了下來。毛澤東從車上下來，朝大家說：
“山下就是南泥灣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都說：“好！”齊吉樹第一個從車上跳下來，腳未站穩，就聽“咔嚓”一聲，糟糕，他挎在身上的暖水瓶被碰碎了。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怎么回事？”毛澤東回過頭來問道。齊吉樹心情緊張極啦。毛澤東看了看，趕忙說：“壞了就壞了吧，以后辦事小心一點就是了。”
齊吉樹下車后本來是想請毛澤東喝水，沒想到這一下把瓶給弄砸了，又是急又是恨自己，心中罵道：“齊吉樹呀齊吉樹，你怎么這么笨！”
此時的南泥灣正是遍地黃金、豐收在望的時候，毛澤東望著眼前的景象，高興地說：
“好一派南國風光喲，咱們走走看看。”
他走進田間，一會兒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一會兒用手捻捻，看看顆粒的成色，一會兒又與勞動的農民和干部戰士們交談，了解情況。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覺過去了好長時間，他問道：
“幾點了？”
身邊的人說：
“快12點了。”
“喲，我們要晚點嘍。”
中午，毛澤東一行來到了南泥灣墾區政府所在地陽灣，王震和團級以上的干部已經等候多時了。毛澤東和他們一一握手問好，大聲贊賞說：
“我們一路走一路看，你們的莊稼長得蠻好啊，看起來，今年又是一個豐收年。”
王震說：
“如果沒有天災的話，問題不大。”
毛澤東說：
“這就好。”
開飯的時間到了，王震請毛澤東到新蓋的房子里吃飯。毛澤東笑著說：
“剛來就吃飯，可見你們的糧食多得很嘍。”
新房子是一座全用木頭蓋成的會議室。董廷恒在桌子上擺滿了豐盛午餐，有燉山雞，有用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成的各樣飯菜。毛澤東說：
“怎么搞這么多菜呀，我們嘗都嘗不過來，這得花多少錢？”
董廷恒說：
“這些菜和糧食，都是我們自己生產的。”
王震也自豪地說：
“一分錢也不花，菜是自己種的，野味是自己打的，這些都是咱們自己生產的。”
毛澤東品嘗著用玉米黑子做的菜，說：
“這個黑乎乎的東西很好吃喲，有些竹筍的味道。”
他問王震：
“戰士們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
王震說：
“每人每天5錢油，菜隨便吃。”
“星期天改善伙食嗎？”
“星期天的午飯多半是吃大米，白面。”王恩茂副政委回答說：“有時還殺頭豬，有時宰只羊，幾個單位分著吃。”
“有沒有發生柳拐子病的？”
“沒有，一個也沒有。”
“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他們越困，你們越胖了。看，困得同志們連柳拐子病都消滅了。”
毛澤東的風趣話把大家逗得笑了起來。飯后，毛澤東聽著王震的匯報，不時地點頭微笑。王震說：
“剛來的那年，平均每人種3畝地，今年每人種30畝。去年的口號是：‘不領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錢’；今年的口號是：‘耕二余一，每人生產指標是6石1斗細糧、6斤皮棉，把南泥灣變成陜北的好江南’。”
毛澤東說：
“困難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我們不能像國民黨他們那樣，連棉布都靠外國人。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自力更生，豐衣足食。”
爾后，毛澤東來到通訊連視察，他看到一孔孔新開的窯洞，窯頂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問石灰是哪里來的？戰士說是自己燒的。他高興地說：
“真是了不起呀，你們不但會打仗種田，還會燒石灰。”
戰士們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鋪著用茅草編織的草墊子。窗前整整齊齊地擺著學習用的書桌書架。毛澤東隨手拿起一個學習本，翻開看了一下，說：
“你們的字寫得不錯嘛！”
戰士不好意思地說：
“不行，不行。”
毛澤東摸摸本子問：
“這是樺樹皮吧？看，倒真像紙哩。”
王震說：
“同志們都叫它不花錢的油光紙。”
任弼時說：
“這很好，你們多搞點，送到延安，讓他們也用點。”
毛澤東說：
“你們這里什么也不用花錢，就靠你們的兩只手和聰明才智，克服了困難。看起來，群眾有無窮的創造力啊！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城鎮，都有自己的諸葛亮，這樣，我們的事情就好辦多了。”
毛澤東從通訊連出來，走進廚房，老炊事員李金山正在切菜，他一見毛澤東來了，連手都忘了擦，迎上前去和毛澤東握手。毛澤東親切地問：
“做些什么菜？”
“炒北瓜片。”李金山連忙回答：“還熬了個粉條、菠菜、蘿卜湯。”
“你一個人做多少人的飯菜？”
“不算多，40幾個人的。”
“辛苦啰！”
“同志們每天下地，手都磨了泡，比我辛苦得多。”
毛澤東最后鼓勵李金山說：
“大師傅的工作很重要，同志們吃得好，營養好，才有勁搞生產，打敵人，你說對不對？”
他從廚房出來，又到了養豬場。飼養員老杜正在豬圈里掏豬糞。毛澤東站在欄外，看著那一群肥豬和一窩活蹦亂跳的小豬仔，笑呵呵地說：
“老同志，你養的豬好肥啊！”
老杜只顧在忙活，沒注意來了這許多人，更沒有想到毛澤東會來到這里。王震提高嗓門說：
“老杜頭，毛主席夸你豬喂得好呢！”
老杜這才抬起頭來，左手依然拿著鐵锨，抬起右手對著毛澤東敬了個禮，還不好意思地說：
“過去沒養過豬，沒經驗。”
毛澤東親切地和他握了手，問他多大年紀了，身體好不好，老家在什么地方！還說：
“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榮喲，把豬養得肥肥的，好給同志們改善伙食，你說對吧？”
老杜連連回答：
“對，對。”
毛澤東向老杜揮揮手，向營地西邊田里走去。不遠處的田地里，一群戰士正忙著收割，毛澤東提高聲音和他們打招呼：
“同志們辛苦了！”
戰士們直起腰，齊聲回答：
“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掂起沉甸甸的谷穗，用手捻一捻，看著黃澄澄飽滿的谷粒，說：
“這是你們用辛勤的汗水換來的果實啊！”
這天晚上，毛澤東就住在陽灣北面山頂上的兩孔窯洞里，一間是寢室，一間作會客室。任弼時、彭德懷各住了一個窯洞。齊吉樹準備去給毛澤東倒水，走到會議室外面，聽見毛澤東、彭德懷、任弼時3個人不知為了什么，爭論得很激烈。他走進會議室，只見會議室里煙霧繚繞，彭德懷坐在一把木凳上，臉色非常嚴肅。毛澤東說：
“百團大戰，固然成績突出，但我們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啊！”
任弼時接著說：
“彭總，毛主席說得很對呀，總結經驗，以利再戰吧！”
齊吉樹不敢多耽擱，倒罷水就出去了。
第二天，毛澤東在操場上檢閱了部隊，觀看戰士們刺殺、投彈、越障礙等項目的軍事表演。檢閱結束后，毛澤東走進交通溝，察看新修的作戰工事，他對王震說：
“你們生產是模范，練兵也是模范。我們的軍隊既要能打仗，又要會生產。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工作隊。如果做到這些，我們就會是孟夫子所說過的‘無敵于天下’了。胡宗南還在我們門口，隨時準備進犯邊區，同志要一面備戰，一面生產。”
王震匯報了軍事工作，毛澤東說：
“好啊，你們這個地方還能放幾個旅幾個團？你們首先要把兵練好，你們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腳，這么好的地方，如果需要，再給你調幾個團來。”
毛澤東走到718團駐地，在窯洞里和指戰員們交談。毛澤東問：
“這么大的窯洞，幾天挖一個？發生過倒塌沒有？砸傷過人沒有？”
他摸著戰士們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濕，就說：
“你們的被褥，要經常曬曬，可以減少疾病。”
彭德懷也說：
“沒有一個很好的身體，怎么能打勝仗？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啊！”
齊吉樹見彭德懷的臉色逐漸好起來，已經有說有笑了。他心想：看來，彭總的思想已經通了。
這一天中午，蔡師傅給毛澤東做的午餐有雞鴨肉，還有青菜和辣椒。蔡師傅問毛澤東飯菜可口不可口？毛澤東說：
“做得很好，我很愛吃。”
飯后，毛澤東對齊吉樹說：
“你轉告蔡師傅，飯菜做得很好吃，但數量多了。延安還很困難，吃不了不就浪費了嘛。讓他給我做得和延安的標準一樣就可以了。”
719團駐地附近有個九龍泉，九龍泉有不少美麗動人的傳說。這個地方方圓幾十米，有幾口泉眼晝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瑩透徹，清甜純凈。
下午，毛澤東來到九龍泉，查看了周圍的地形，彎腰用手捧起九龍泉水喝了幾口，說：
“這里的水又清又純，真好呢！”
他來到戰士們刨土豆的地里，拿起鐵鍬挖開了黑黝黝的土，挖出了一個很大的土豆，高興得喊了起來：
“你們來看，這土豆長得這么大，長得真頑固喲！”
任弼時問身邊的一個戰士：
“小同志，你們的土豆長得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戰士回答說：
“上級領導得好。”
“小鬼，你回答的還不全面，我看有3個原因，一是九龍泉的水好，可說是天時；二是土地肥沃，可謂地利；三是戰士們不怕辛苦，上肥多，這是人和。天時、地利、人和你們都有了，這土豆哪個能有長不好的道理？”
彭德懷問王震：
“聽說你們這里出了一個郝樹才，外號叫氣死牛。”
毛澤東好奇地問：
“什么氣死牛？”
王震說：
“郝樹才1935年參加紅軍，曾參加過勞山戰役、榆林橋戰役、平型關伏擊戰，在大生產中，他創造了一天開荒4畝3分地的最高記錄，出席了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被評上特等勞模。”
“一頭牛一天能耕多少？”
“最多3畝多一點吧。”
“好，好，真了不起！真了不起！要在邊區報紙上好好宣傳郝樹才同志，號召大家向郝樹才同志學習。”
毛澤東一行又參觀了359旅辦的打鐵廠、食品加工廠、家屬紡織廠。毛澤東說：
“你們組織起來了，生產自給，很了不起。這些工廠雖小，但解決了大問題。359旅同志們穿的、用的都比過去好多了。革命勝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體農莊，婦女都可以參加集體勞動。”
他對家屬紡織廠的負責人說：
“你們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邊天嘛，應該同工同酬。”
晚上，蔡師傅給毛澤東做了1盤辣椒、3個小菜，1碗大米飯。毛澤東說：
“這樣很好嘛！”
毛澤東問警衛員們在什么地方吃飯，伙食搞得如何？齊吉樹說：
“我們在陽灣上口的飯莊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請主席放心。”
毛澤東說：
“在這里，你們要多吃一點，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
毛澤東一行已經在南泥灣視察了五六天了，在回延安的頭天晚上，毛澤東到外面去散步。他看著從山頭上一排排窯洞里透出來的燈光，映得整個山頭猶如空中的樓閣一般，就對齊吉樹等人說：
“你們看這些窯洞多像高樓大廈啊！將來解放了，我們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樓房。在南泥灣我們親眼看到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戰勝了敵人的封鎖。可見戰爭不但是軍事的政治的斗爭，還是經濟的斗爭。要最終戰勝敵人，我們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將來從城市趕跑敵人，我們還要會做經濟工作。中國靠我們來建設，要建設新中國，從現在開始，就必須努力學習。”
10月14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切實執行十大政策”的講話，其內容摘錄如下：
我們黨在抗戰中提出的各種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證明是正確的。現在切要的有10條政策，這10條政策要聯系起來執行。
一、對敵斗爭。陜甘寧邊區要準備對胡宗南、對國民黨頑固派、對蔣介石的摩擦進行斗爭，即軍事上要作準備，使軍隊在政治上更鞏固，在軍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開展大練兵，全體官兵都要緊張地轉到大訓練的運動中去，訓練得一個人能打兩個敵人。邊區現有50000軍隊，都訓練好了，還不能打仗嗎？須知紅軍3個方面軍會合時只有25000人，紅軍改編時只有45000人，現在邊區有了50000兵而且訓練精了，還不好辦事嗎？大練兵要認真實行首長負責、親自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士兵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具體指導相結合的辦法。高干會議以后，就是各旅的團長、政委的責任了。要學習6旅的一個連長關心士兵半夜查寢室查崗哨的辦法，學習陳宗堯團長與士兵一同背米、開荒的精神。我們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馬列主義精神，就好辦事。凡是能同群眾打成一片的即是馬列主義者，即能成為群眾的領袖，要在軍隊中努力提倡這種作風。過去一個時期，部隊中的有些同志對黨、對政府、對人民采取霸道、蠻橫的態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對敵人是正確的，對敵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對人民、對黨、對政府則是錯誤的，對人民對群眾應講王道。我們要有兩種態度，對敵人用霸道，對人民用王道。這一條要記得非常牢固。今年陰歷過年要再開展一次擁政愛民運動，再頒布一次公約，首先從軍隊做起，然后是黨政，雙方都作自我批評。要把軍隊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風傳開來、傳下去，這是無產階級軍隊同資產階級軍隊的根本區別。我們擁護人民，為人民打敵人，對人民講王道，采取自我批評態度，反對軍閥主義傾向。我們的武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干部間，官兵間，軍民間，將問題擺出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就可以把錯誤的東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團結了。
二、精兵簡政。這是重要的一條，已在實行。
三、統一領導。實行一元化的領導很重要，要建立領導核心，反對“一國三公”（比喻事權不統一，令人無所適從。語出《左傳·僖公五年》：“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三公指春秋時晉獻公和公子重耳、夷吾——筆者注）。如果有的領導同志心里有氣，就應向大家談出來，加以分析，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從而達到團結和統一。凡是對這一條執行得還不夠的，應當立即搞好。
四、擁政愛民。每年來一次，檢查一年的缺點、錯誤，向人民作自我批評，要每年頒布公約。中央準備頒布一個統一的各地都實行的擁政愛民與擁軍的各10條的公約。一切問題的中心是老百姓問題，武裝的人民（軍隊）與非武裝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須要有政策才能實現，只要軍隊能擁政愛民，政府和人民是會愛護軍隊的。
我們的軍隊和軍隊中的干部是“闖州過府”的，是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是見聞廣博而有經驗的。我們的軍隊是中國人民的組織者與宣傳者，是最有覺悟的。軍隊中的黨是最先進的，它應創造地方的黨和政府，愛護地方的黨和政府，愛護人民。只要軍隊對人民的態度好，人民的態度是沒有不好的。過去留守兵團有的負責人，總是說邊區人民不好，不愛護軍隊。但是我們要問問我們軍隊對人民的態度如何？替人民干了些什么事？首先應當檢查自己，責備自己，所謂“偏聽則暗，兼聽則明”，我們就是要實行這種方法。
五、發展生產。要做到農業生產“耕三余一”，備戰，備荒。
我要特別講講組織勞動力的問題。邊區今年來了一個革命，全區35萬個全勞動力，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的變工隊、扎工隊中的有3萬余人，即占全勞動力總數的十分之一。臨時性組織的，就延安縣說有70%，明年一年還會有所發展和提高。邊區絕大多數的縣，應向延安縣看齊，要將勞動力組織在集體勞動的形式中，其中臨時組織的占大多數，經常組織的要根據各縣情況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達到10萬人左右。此外還有半勞動力，這也是一支勞動大軍。
邊區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是過去的封建剝削關系，這種封建剝削關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經過土地革命已經完全破壞，另一半的地方經過減租減息也受到打擊。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個革命。但是，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系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進一步發展。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邊區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全邊區1400萬畝耕地的收獲就會增加一倍以上。這種方法將來可推行到全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從土地改革到發展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部隊、機關、學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產方式，例如一個連隊就可以作為一個合作社的形式。根據楊家嶺的經驗，將運輸隊改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紅制，即公家以8輛大車，22個馱騾和全部用具，作為80股，22個運輸隊員作為20股，按斤由公家發運輸費。其結果是運輸力由每月只運19萬斤提高到38萬9千余斤，增加了100%，而且工具節省了，牲口受到愛護，替公家節約了大量經費。這個辦法在中直軍直各機關學校中普遍運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運輸營100頭牲口20輛大車，在未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運輸120萬斤，改組為合作社后每月運輸力提高到185萬斤，增加了50%。因此，請大家考慮這種合作辦法是否可以廣泛運用于工廠、農場。我們的農場按伙種的辦法實際上就是合作社性質的辦法，當然不按伙種而用自種的辦法也可以采取。
合作社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群眾觀點問題，要想到群眾。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部隊中的負責同志要替士兵著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所有的共產黨員要替人民著想。
六、整頓三風。邊區做得有成績，還要繼續做。
七、審查干部。反特務斗爭要繼續開展。
八、階級教育。階級教育即時事教育，這次大規模地進行了3個月，還要繼續做，滅他人的志氣，長自己的威風。
九、減租減息。許多根據地開展得不徹底，邊區有些地方也沒有做好，還要繼續搞。如果國共關系破裂了，我們還是實行減租減息，不實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要認真實行，如果國共關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變，“三三制”政策也不變。
以上十大政策，堅持貫徹下去，就能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能對付國共關系可能的破裂。當前各根據地最重要的任務是4項：第一，對敵斗爭，即打敵人，擠地方；第二，發展生產，即弄飯吃；第三，整頓三風，即整歪風；第四，審查干部，即反特務斗爭。這4件做好了，黨就可以鞏固，現在還只是相當鞏固，而不是十分鞏固。
對敵斗爭，擠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不擠，我們生了兩只腳就無立足之地。據聶榮臻同志回來說，晉察冀擠了一些地方回來，晉東南擠了140萬人口的地方回來。6年的抗戰，在敵后我們被敵人擠得好似由茶壺底到茶壺腰，再擠到茶壺頂，現在我們一定要從茶壺頂往下擠一些才行。蔣介石如果要擠我們，要擠邊區，我們就準備非同他擠不可。
講到生產，弄飯吃，全黨干部非學會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學會。過去這是總務處長、財政廳、建設廳的事，現在各部隊首長、各機關負責同志、各學校校長都非學會不可，連文人學士如周揚、陳伯達、范文瀾等也都學會了。
部隊生產，今年2月王震同志訂計劃時，計劃每人開荒6畝，當時還有很多人反對，但實際發展的結果，平均每人開荒18畝。這種群眾的創造，解決了革命的大問題。軍隊自己可以發餉，我們養千萬的軍隊都有辦法了。
每一個旅應當建立一個后方。國民黨以前不是常說我們“竄回老巢”嗎？過去我們并沒有“巢”。在陜北這個地方，靠著橋山山脈的確可以建立一個又深又好的“巢”，敵人進不來，里面有工農商業，有牛羊雞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產班。這要好好計劃一下，要像朱總司令所講的好好地搞一個革命家務。
抗戰以來，國民黨用特務政策企圖從內部破壞我們，我們的反特務斗爭，破壞了國民黨的這一計。
要實施對敵斗爭、發展生產與審查干部這3項工作，就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是整頓三風的方法，去年的高干會議分清楚了兩條路線，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錯誤，但對我們的工作也有兩種態度要分清。要學習馬列主義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為馬列主義很多，其實一接觸到實際工作，可以說連馬列主義的氣味都未聞到一點。馬列主義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講老實話，才能糾正錯誤，求得進步。如果自以為是，對整個工作不加分析，只講成績，怕講缺點、錯誤，就無法使工作進步。工作是一個整體，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績和缺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分析的方法。對工作還要做結論，即是說要綜合。不作分析就無法綜合，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對事物要有解剖，才能總結。有些犯主觀主義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會議、軍政干部會議和120師小干部會等，都是實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做了正確的分析，把統一的東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個側面，才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又如財經問題，不作分析工作，問題是不能解決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要做詳細占有材料與詳細分析的工作，何況我們呢?
對工作要有謙遜的態度，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腫病，不要以為自己是首長就了不得，要自覺不足。要同他人交換意見，誠意地聽取對方的意見。要經常想到自己有缺點，有錯誤，有不足，這樣才能有進步。
語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觀實際的，但是，客觀實際的規律要反映成觀念形態的規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復，才能比較正確。要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妄自尊大。我們看同志有一個標準，就是看他有無謙遜的態度。
馬列主義的方法論，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條，反對自發論的思想是又一條。在去年高干會議以前，自發論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財政經濟非常困難，就是不去想辦法解決，而是讓各種學說自流，讓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也很多，不作批評，不作斗爭，對工作不加嚴厲的督促等。我們共產黨員不能有自由主義，要力爭上游，反對消極傾向，要批評錯誤，以斗爭求團結，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難，改造世界，這才是馬列主義。
以斗爭求團結的原則，要運用到4個范疇。第一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要從斗爭中把資產階級提高到贊同抗日綱領的地位，無產階級是可以領導資產階級的。我們要按實際辦事，不是按書本辦事，而王明則反對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說列寧沒有講過。第二是無產階級對農民。這是與第一個范疇完全不同的范疇。農民是小生產者，是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可靠的同盟軍，對農民要采取同志態度，以斗爭求團結，把農民提高到接受共產黨的綱領的水平。第三是在無產階級自己隊伍內。以斗爭求團結，反對一切分裂無產階級的落后思想，反對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孟什維克思想。第四是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內。要發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反對一切機會主義思想，以斗爭求團結。
馬列主義的方法有3條，一是理論同實際相聯系，二是反對自發論，三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批評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批評，結果是使黨團結；一種是不正確的批評，如四中全會、五中全會的那種批評，結果是使黨分裂。我們要發揚正確的批評，反對不正確的批評，這就是整風。要繼續將歪風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團結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1943年11月初，毛澤東分別接到了陳毅和饒漱石的來電，這才知道他們之間的矛盾激化了。
原來在1942年底，饒漱石代替劉少奇出任新四軍代理政委，陳毅認為饒漱石沒有政治、軍事經驗，對這位代理政委不太滿意，就在干部會上說了一些不恰當的話，饒漱石因此對陳毅懷恨在心。1943年10月26日，饒漱石利用整風之機，在江蘇省盱眙縣黃花塘鎮新四軍軍部召開干部會議，搞突然襲擊，發動干部們斗爭陳毅，翻出了井岡山時期“八月失敗”和紅4軍七大陳毅二度取代毛澤東為前委書記的老賬，列舉出陳毅10條錯誤。斗爭了陳毅，饒漱石還不解恨，又給毛澤東發了一份1500字的電報，羅列陳毅反對毛澤東、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等一系列問題，要求中央另派干部取代陳毅。他還鼓動一些干部聯名向中央打電報批評陳毅。
11月8日，毛澤東致電陳毅和饒漱石，他在電文中寫道：
陳毅同志并告饒：
1、來電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可以講通，可以改正的。2、我們希望陳來延安參加七大。前次你們來電要求1人來延，那時我們不知你們間不和情形，現既有此種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為許多黨內問題沒有講通。如陳來延安參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明了黨的新作風及應做重新估計的許多黨內歷史上重大問題，例如四中全會是錯誤的，四中全會至遵義會期間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義，1938年武漢長江中央局時期王明宗派的新陳獨秀主義以及其它問題等，如對此問題充分明了，則一切不和均將冰釋，并對黨有極大利益。陳來延期間職務由云逸暫行代理，七大后仍回華中，并轉達七大方針。以上提議請考慮見復。
毛澤東
后來陳毅于11月25日憤而離開新四軍軍部，赴延安向毛澤東陳述原委，要討回公道。
11月10日，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運動會上講話說：
“遵義會議之后，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之下，徹底克服了黨內的‘左’右傾機會主義，一掃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氣氛，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的確，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我們回憶起過去機會主義領導下的慘痛教訓，每個同志都會感覺到這9年是很幸福的，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對于我們黨是太重要了。”
11月13日至27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繼續批判王明在10年內戰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和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說：
“遵義會議以后的路線和遵義會議以前的路線，是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區別，遵義會議前被誣為機會主義者的，今天已變為主要領導者。但這個碼頭仍然是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這是一個矛盾，已經忍耐了多少年，從前年‘九月會議’到現在又忍耐了2年，我還要求同志們再忍耐一下，不忙解決這個問題。
遵義會議只集中解決軍事路線，因為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線的解決。1937年‘十二月會議’時，由于王明的回國，進攻中央路線，結果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路線。‘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只對持久戰、游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六屆六中全會，我對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是做了否定的結論的，但當時沒有發表。六中全會的很好的條件是王稼祥同志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前年‘九月會議’提到抗戰時期黨的路線問題，王明堅決不承認路線錯誤。我說，不說路線錯誤也可以，但有4個原則錯誤，即速勝論、運動戰、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斗爭、組織上鬧獨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認，不久來了反攻，說他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
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是馬列主義的靈魂。有許多同志喜歡做總結，而不喜歡分析問題，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統一的東西必須經過分析，發現問題，暴露問題，分析問題，才能有正確的結論。我們的目的是揭發路線錯誤，又要保護同志，不要離開這個方向。
洛川會議我提出抗戰后主要危險是右傾，大家都沒有了解。在革命中資產階級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隊伍容易出‘左’傾機會主義。資產階級采用改良政策，革命隊伍容易出右傾機會主義。蔣介石在他的敵人面前是警覺的、堅定的、明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一點，他是資產階級政治家。
大革命時，我們第一個失敗的關鍵是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當時我主張反擊，因為我們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贊成，結果我們自動退卻。
《聯共黨史》很少提‘路線’二字，中國同志就喜歡咬此二字，以后少用為好。”
11月15日，王明的夫人孟慶樹給中央寫信說：
“感覺到為了王明同志的病，黨花了很多錢，尤其是在生活方面，要什么給什么，只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志還常常去電重慶、西安等地，為王明買藥，買東西。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到不安的。”
“最后，我再一次以十萬分的熱忱，感謝毛澤東和中央各位同志，為了給王明同志治病，想盡了許多辦法，無論在醫藥、生活方面和對金大夫問題處理方面，都已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辦得到的都辦了。過去如果沒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關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間了。”
這封信顯然是由王明授意而以孟慶樹的名義書寫的。以“十萬分的熱忱”對毛澤東和黨中央為其千方百計治病表示感謝的王明夫婦，時隔30年之后，就完全變了一副嘴臉。王明在他所寫的《中共五十年》中一口咬定，他此次生病是由于毛澤東的“蓄意謀害”。
11月下旬，鄧寶珊和他的隨行人員于浚都、楊令德等人在由西安返回榆林途中，第3次到了延安。
此前，鄧寶珊曾在重慶3個月，蔣介石幾次找他談話，并讓他列席了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鄧寶珊離開重慶在西安逗留期間，曾向共產黨代表表示，愿意到延安看看。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后，在到交際處看望養病的續范亭時，對交際處金城等人交代說：
“鄧先生不久就要來延安了。他是國民黨里面聯共抗日的進步人士，我們對他的幫助團結方針不變。對國民黨里的進步派和反動派，我們歷來是區別對待的，不能等量齊觀。對進步派，我們要真心實意地幫助。1933年19路軍發動福建事變，成立抗日反蔣的‘人民革命政府’，并派代表與我黨談判，然而由于‘左’傾關門主義政策，坐失有利戰機，最終導致19路軍失敗，紅軍也只剩下突圍長征這一條路。從這一歷史教訓看現在，我們對鄧寶珊這樣長期合作的朋友，還是要堅持爭取、團結的方針，并盡可能予以支持和幫助。”
不久，鄧寶珊一行果然來到了延安，下榻在交際處。毛澤東在和他的會晤中，談到了國民黨的第3次反共高潮和胡宗南大軍包圍陜甘寧邊區的問題。毛澤東幽默地說：
“胡宗南不過是以卵擊石，不過是挑兩筐雞蛋招搖叫賣而已，我們給他丟兩個石頭過去，就全部砸爛了。”
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3國首腦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在開羅舉行會議。
此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3年11月9日致電蔣介石，告知他在兩三天內去北非埃及，請蔣介石和英國首相丘吉爾與他在埃及的開羅會晤，希望蔣介石11月22日抵達開羅。蔣介石接到電報后，認為這是一個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國家利益的好機會，于是要求手下官員擬訂會談方案，其中涉及中國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戰后將東北、臺灣及澎湖列島交還中國，并無償接收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等。11月18日上午，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以及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美國在華軍事將領史迪威和陳納德等20余人，從重慶白市驛軍用機場分乘兩架飛機飛往埃及開羅。
開羅會議著重討論3國聯合對日作戰計劃問題。羅斯福告訴蔣介石說：你們必須和共產黨合作，美國“不準備卷入中國的任何內戰趨勢，我們希望中國一致抗日”，你們“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進行的時候與延安方面握手，組成一個聯合政府。”
11月23日晚，蔣介石帶王寵惠與羅斯福單獨會談，在談到剝奪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島嶼時，羅斯福對蔣介石說：
“琉球系許多島嶼組成的弧形群島，日本當年是用不正當手段搶奪該群島的，也應予以剝奪。我考慮琉球在地理位置上離貴國很近，歷史上與貴國有很緊密的關系，貴國如想得到琉球群島，可以交給貴國管理。”
羅斯福所說的這琉球群島，位于中國臺灣島和日本九州島之間，包括先島諸島、沖繩諸島、奄美諸島、土噶喇列島、大隅諸島等島嶼，面積約4600平方公里。在12世紀，琉球群島上出現了中山、山南、山北3個小王國，公元1372年開始向中國明朝進貢，國王分別受明朝冊封，官民與明朝往來十分頻繁。此后，該群島又形成了統一的琉球王國，但仍向中國封建統治者朝貢。1609年，日本薩摩藩諸侯島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雖向明朝與薩摩藩同時進貢，但國王仍受中國冊封，而且一直延續到清朝。琉球國王一直受中國冊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國，日本統治者對此極其不滿，十分擔心琉球歸并于中國。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與中國商量，強行廢琉球王國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強行吞并琉球藩設置沖繩縣。日本對琉球的強行侵占，曾引起許多國家的不滿，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種方式進行過反抗，但都失敗了。琉球群島系中國的東大門，歷史上又與中國關系密切。羅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島交給中國，是很有道理的。但他的這個提議大大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過了老半天，蔣介石才說：
“我覺得此群島應由中美兩國占領，然后國際托管給中美共同管理為好。”
11月25日，羅斯福與蔣介石再次會談時，又談到了琉球群島。羅斯福說：
“我反復考慮，琉球群島在臺灣的東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們的東部屏障，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你們得到了臺灣，如不得到琉球，臺灣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島不能讓侵略成性的日本長期占領。是不是與臺灣及澎湖列島一并交給你們管轄？”
蔣介石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領多年，在國內草擬的談判方案又不含琉球問題，便十分猶豫。羅斯福見蔣介石半天不做聲，以為他沒有聽清楚，又補了一句：
“貴國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戰爭結束了，就將琉球群島交給貴國。”
蔣介石猶豫再三，最后答復道：
“琉球的問題比較復雜，我還是那個意見，中美共同管理為好。”
羅斯福心里明白了，蔣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島。自此以后，羅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員在蔣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會議期間，蔣介石向丘吉爾提出要求，要英國將香港歸還中國，遭到了丘吉爾的拒絕。
開羅會議通過了在緬甸北部發動對日反攻作戰的方案，簽署了《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簡稱《開羅宣言》。《宣言》在寫到打敗日本后歸還中國的領土時，只提到“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島。
開羅會議結束后，蔣介石開始后悔沒有接收琉球群島。他覺得這件事說出去有損他的形象，于是叮囑王寵惠說：
“羅斯福要把琉球交給我們的問題，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說了。如果有人問此事，就說我們沒有條約、根據，提不出理由。”
王寵惠回到重慶后，還是向極少數關系密切的國民黨要員透露了羅斯福要將琉球群島劃入中國的事。此后，國民黨的文件、檔案、雜志、圖書一提到琉球問題時，都說因無根據，故中國在開羅會議上未提琉球群島的問題。
后來在1945年3月26日，美軍發起沖繩戰役，并在3個月后占領了琉球群島。1962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承認日本對琉球群島的完全主權。1972年，美國將琉球諸島交給日本。隨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島。
再說11月26日，金城在電話里報告毛澤東說，今天發現鄧寶珊偶感風寒，可他又不愿到醫院里去。毛澤東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來到交際處探視、慰問鄧寶珊。他還請來了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先生為鄧寶珊把脈診治。
毛澤東回到辦公室后，又派工作人員送去了一些狐皮。他在給金城的信中寫道：
金城同志：
狐皮10件，送鄧總司令作衣料，請轉交為盼！
毛澤東
鄧寶珊病愈之后，交際處特意為他安排了一場文藝演出，周恩來、林伯渠陪同觀看。此時還處在國民黨第3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節目中安排有《血淚仇》和一些表現邊區軍民反對胡宗南進攻、堅決保衛邊區的節目。鄧寶珊看著表演顯得很不自然，他始終沒有鼓掌，但又不得不隨著群眾的掌聲而表示贊賞。楊令德看到話劇中蔣介石從桌子上倒栽下來，說道：
“這樣的節目對我們壓力太大了。”
演出結束后，周恩來嚴肅地批評交際處的金城等人說：
“你們為什么弄這些節目給他們看？他們感到有壓力嘛！”
林伯渠趕緊打圓場，他說：
“明天可以另外搞一臺戲，再請他們一次。”
第二天晚上，交際處又組織了一臺由延安平劇院演出的一些老戲，其中有一出《棒打薄情郎》。這出戲演到金玉奴被丈夫莫稽推下水就結束了，沒有再演金玉奴在許公幫助下與莫稽團圓一節。鄧寶珊稱贊說：
“這出戲改得好，階級調和改成了階級斗爭。”
鄧寶珊在延安逗留了半個月，游覽了不少地方，還參觀了邊區軍民大生產成果展覽會，出席了勞動英雄大會，一直到12月初才回到榆林。他曾經這樣對人說：“在延安，同毛先生長談，談得很好。邊區正在開荒生產，要做到自給自足，我看能辦到。胡宗南想封鎖邊區，此人志大才疏，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再說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在延安同時舉行了第3屆生產展覽會（第2屆叫農工業展覽會）和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吳滿有、楊步浩等17位特等勞動英雄的畫像同毛澤東、朱德等領袖的畫像一起掛在了主席臺上。
這天下午，兩大盛會隆重開幕。朱德、賀龍、高崗、林伯渠、李鼎銘以及晉綏行署主任續范亭等參加了大會。
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總結交流了生產經驗，明確了指導1944年邊區生產的方針和辦法，給勞動模范發了優厚的獎金，并頒發分別有毛澤東、朱德、高崗、賀龍、林伯渠、李鼎銘等親筆題字的獎狀，還通過了《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宣言》，號召全邊區農民、工人、戰士、機關干部、學校師生，進一步發展生產，充實物質力量，準備消滅日本侵略者和對付反動派的襲擊，奪取對敵斗爭的最后勝利。
11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把參加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的全體勞模請到楊家嶺中央大禮堂，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接見并宴請了勞模。毛澤東在招待會上作了題為《組織起來》（請參看《毛澤東選集》）的長篇講話，他說：
“今天共產黨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從農民群眾中、工廠中、部隊中、機關學校中選舉出來的男女勞動英雄，以及在生產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來講幾句話。我想講的意思，拿幾個字來概括，就是‘組織起來’。邊區的農民群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工廠中的群眾，根據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級干部會議的決議，今年進行了一年的生產運動。這一年的生產，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績和很大的進步，邊區的面目為之一新。事實已經完全證明：高級干部會議的方針是正確的。高級干部會議方針的主要點，就是把群眾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我們有打仗的軍隊，又有勞動的軍隊。打仗的軍隊，我們有八路軍新四軍，這支軍隊也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有了這兩支軍隊，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么，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些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扎工隊”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紅色區域叫作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么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只要是群眾自愿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群眾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陜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級干部會議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邊區的勞動互助就大為條理化和更加發展了。今年邊區有許多變工隊，實行集體的耕種、鋤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眾看見了這樣大的實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實行這個辦法。我們現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邊區的幾十萬個全勞動力和半勞動力都組織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幾年之內是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婦女群眾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參加生產，變成好人。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內，都應該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
除了這種集體互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外，還有3種形式的合作社，這就是延安南區合作社式的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運鹽）、信用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社，運輸合作社（運鹽隊）以及手工業合作社。
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4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勞動。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也必須學會；只要有決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學好的。他們可以幫助群眾組織生產，幫助群眾總結經驗。我們的同志學會了組織群眾的勞動，學會了幫助農民做按家生產計劃，組織變工隊，組織運鹽隊，組織綜合性合作社，組織軍隊的生產，組織機關學校的生產，組織工廠的生產，組織生產競賽，獎勵勞動英雄，組織生產展覽會，發動群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加上旁的各項本領，我們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一定可以協同全國人民，把一個新國家建立起來。
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么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如果我們的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于中國人民究竟有什么好處沒有呢？一點好處也沒有的，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脫離了群眾，不了解群眾的情緒，不能夠幫助群眾組織生產，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們要救國公糧，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幫助群眾解決他們‘救民私糧’的問題，然后僅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決救國公糧的問題，那么，這就是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國民黨就是只問老百姓要東西，而不給老百姓以任何一點什么東西的。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么，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干凈。我覺得，在無論哪一個抗日根據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這種官僚主義的作風，都有一部分缺乏群眾觀點因而脫離群眾的工作同志。我們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群眾親密地結合起來。”
毛澤東最后說：
“各位勞動英雄和模范生產工作者，你們是人民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我希望你們也不要自滿。我希望你們回到關中去，回到隴東去，回到三邊去，回到綏德去，回到延屬各縣去，回到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去，領導人民，領導群眾，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則把群眾組織到合作社里來，組織得更多，更好。希望你們回去實行這一條，宣傳這一條，使明年再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時候，我們能夠得到更大的成績。”
1943年12月1日，王明讓其妻子孟慶樹代筆，口授了一封由他簽名的給毛澤東和政治局的信，信中寫道：
“現在因病不能參加會議和學習，很覺難過。”“中央所討論的關于我的主要的是哪些問題，我還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后，我將盡可能加以檢討。”“關于過去已經毛主席和中央書記處同志指示我的錯誤和缺點問題，雖然我現在沒有精力詳加檢討和說明，但我認為有向此次政治局會議作原則上的明確承認之必要。”
王明所說的他承認的錯誤，只是他在1941年9月底10月初同毛澤東講的關于國共關系和中央抗戰路線的那些意見都是錯誤的，而對于他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推行的“左”傾主義路線錯誤和抗戰初期在武漢時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則閉口不談。接下來他在信中寫道：
“現在我再一次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一切問題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為決定。”“我很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使我有可能和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作斗爭。”“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領導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12月9日，毛澤東在林伯渠、陳云等陪同下，參觀了第3屆生產展覽會。展覽會有近百個展室，6600件展品，近2000張圖表和照片，生動顯示了邊區軍民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的創造力。
參觀結束后，毛澤東委托西北局邀請參加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的吳滿有、楊步浩、申長林、閻開增、李位、馮云鵬、張振財、田榮貴、張清益、高仲和、孫萬福等17位勞動英雄座談。
下午4時半，毛澤東在高崗、賈拓夫陪同下，走進西北局辦公廳會議室。正在室內交談的勞動英雄們馬上起立，紛紛走上前來。在賈拓夫的介紹下，毛澤東一一與他們握手，然后聊了起來。毛澤東一會兒同馮云鵬談移民問題，與張振財等談變工問題，與田榮貴談合作問題；一會兒又與李位談部隊生產問題，與張清益談義倉問題，與高仲和談打鹽問題。每當勞動英雄們談自己的生產經驗時，毛澤東都仔細地聽著，并不時地鼓勵他們，要將這些經驗在群眾中廣泛傳播，使之成為指導邊區生產的方針。這些勞動英雄們還興奮地談起了他們是怎樣從貧困和饑餓中走上豐衣足食的道路的，他們說：
“我們在你和共產黨的領導下，是大翻身了！”
隴東老英雄孫萬福說起這段歷史，從椅子上站起來，走近毛澤東，用兩只有力的大手，抱住毛澤東的雙肩，沾著吐沫的胡須因興奮而不斷顫動。他連聲說：
“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賬也還了，地也贖了，牛羊也有了，這些都是你和共產黨給的，沒有你和共產黨，我們這些窮漢子趴在地下，一輩子也站不起來。”
這次座談會一直進行到深夜才結束。
12月16日，毛澤東就關于目前國際形勢下的敵后任務問題，以他和彭德懷的名義復電給鄧小平，他在電文中寫道：
小平同志：
（甲）亥江電悉。努力生產，注意積蓄，準備迎接更加艱苦局勢之到來，這是完全對的，請你堅持此方針。山東、華中應如何注意，待朱瑞、陳毅到延了解情況后再告。
（乙）太平洋戰爭兩年，中日戰爭6年余，日本實力仍相當強大，且據太平洋之險，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國民黨機構腐化，特務橫行，在長期戰略相持階段中，力量未見增長，反而減弱。開羅會議，打擊了日本誘降（但未最后放棄），堵塞了蔣介石尋求妥協之門，給與澎湖、臺灣、滿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進攻之禍。德黑蘭會議肯定開辟歐陸第二戰場，與蔣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違背，故蔣此次由開羅飛返重慶不及前次廢約之大吹大擂、興高采烈了。時局于抗日革命是極為有利的，但困難仍在增加（如開羅會議可能促使日本財閥間軍閥間各派別之矛盾減少而較前更妥協團結，堅持持久戰爭等），特別處于敵后之華北須有充分準備，再堅持三兩年，防止在德黑蘭、開羅會議及蘇聯不斷勝利下，引起輕敵，放松長期準備，請隨時注意各區實際情形予以糾正。
（丙）太岳、中條整風生產全無反映，望注意檢查督促。
毛澤東 彭德懷
12月20日，中共中央舉行專題會議，作出了《關于一九三五年西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
前邊已經說過，在1942年10月下旬的西北高級干部會議上，西北原26軍和陜甘邊出身的干部提出了西北的“肅反”問題。中央便在清算全黨“左”傾錯誤的同時，從1942年11月5日開始，在300多名縣、團級以上干部中舉行了12天的專題會議，對西北“肅反”問題進行重新審理和清算。中共中央的《決定》便是根據那個專題會議的結論作出來的。《決定》中說：
“1935年9、10月間，朱理治、郭洪濤等同志所主持的‘肅反’，將陜北蘇區和紅軍的創造者劉志丹、高崗、張秀山、楊森等同志逮捕，并殺害了200名以上的黨政干部。這種將黨的好干部誣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殺害，不僅完全是錯誤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惡。”“在1935年及以前陜北黨內兩條路線斗爭中，劉志丹等同志所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而朱理治、郭洪濤所執行的路線是錯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中共中央這次專題會議還對朱理治、郭洪濤等“肅反”主要負責人給予了組織處分。
毛澤東總結說：
“經過這樣多的磨折，這樣多年，這次會議才把歷史問題搞清楚。”“現在作一個西北的結論是很好的。”
張秀山在《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一書中說：“毛澤東的講話，對分清西北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對朱理治、郭洪濤在陜北執行的錯誤路線給定了性。”
盡管中央已經作出了《決定》，原西北蘇區兩個派系之間的糾紛還遠沒有結束，高崗出于個人野心，又多生枝節，使矛盾更加復雜化了。就在1942年11月中央召開的西北地區縣、團級以上干部專題會議期間，擔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對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閻紅彥說：
“前幾年陜北干部議論過成立陜北師的事，現在還是應該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陜北師，由你作師長，我作政委。”
閻紅彥說：
“成立陜北師的意見，不是向中央反映過了嗎？中央決定不成立，大家都沒有意見，現在你又要成立陜北師，是要弄個115師、120師、129師那樣的地位嗎？”
高崗慌忙換了話題，說：
“西北紅軍和陜甘根據地，不就是子長、志丹、你和我創建的嘛！”
接著，高崗要閻紅彥證明他是紅軍陜甘游擊隊的隊委。閻紅彥聽后，批評他說：
“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陜甘游擊隊的領袖。你的歷史我知道。組織晉西游擊隊時沒有你，成立反帝同盟軍時沒有你，陜甘游擊隊成立后，你只是3支隊2大隊的政委，不是陜甘游擊隊的隊委，那時候你沒有負責任。在臨鎮戰斗中，你火線上當了逃兵，大家都很氣憤。隊委會決定開除你的黨籍，并下令通緝。按當時游擊隊的紀律，叛逃者抓回來是要槍斃的。后來你回來了，編造了一套謊言。當時，我任游擊隊總指揮，考慮到你是自己回來的，給你留黨察看的處分。劉志丹要你立功贖罪，隊委會決定讓你到一個游擊小組去當戰士。”
高崗聽他如此說，惱羞成怒，就利用中共西北局書記的職權，在西北高干會議上倒打一耙，誣陷閻紅彥“對他造謠、陷害”，并無中生有地反誣閻紅彥有野心，說閻紅彥“企圖組織陜北師，向中央奪權”。后來到了1945年，閻紅彥被選為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的“七大”。當高崗在會上被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時，閻紅彥認為不妥，直接向劉少奇、任弼時反映，受到了劉少奇、任弼時的誤解和批評。高崗在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閻紅彥再次向劉少奇、任弼時反映了“幾條意見”，指出高崗偽造歷史，臨陣脫逃，品質不好，詭計多端，不可信賴，希望黨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記錄存檔。事后，閻紅彥還主動向高崗說明此事，希望他改正。由此，高崗對閻紅彥更加懷恨在心，在1945年7月第2次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上整閻紅彥，并指定人揭發閻紅彥，結果碰了一鼻子灰。高崗的陰謀雖然沒有得逞，但中央對他卻是非常信任的。康生奉命在會上宣布：“高崗同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后不準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高崗后來曾對人說：“我原來要閻紅彥當邊區保安司令，因為他和我鬧別扭，沒讓他當。”一直到1954年，高崗反黨陰謀被揭穿，中央查閱了當年閻紅彥要求記錄存檔的原始檔案，劉少奇、周恩來等這才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充分肯定了閻紅彥同高崗進行的斗爭。周恩來說：“歷史證明閻紅彥對高崗的看法是正確的。”
為此，毛澤東后來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當面向閻紅彥道了歉。事情到此總該結束了吧？不！誰也想不到西北蘇區兩個派系之間的矛盾，在1962年，還在毛澤東身后，圍繞著小說《劉志丹》的問題又多次發酵，熱鬧還在后頭呢。
請讀者諸君耐心往下看吧。
東方翁曰：本章講到的王明和高崗這一類人最終不能成大事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低劣的人品和素質決定了他們的命運。后人往往把他們說成是毛澤東的同路人，這種說法實際上是抬高了他們。他們之所以混跡于共產黨內，不過是風云際會，機緣巧合罷了。無數事實證明，這一類人不是混進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便是鉆進共產黨內的變色龍和小爬蟲。他們何嘗信奉過《共產黨宣言》，信奉過共產主義？他們參加革命的目的，不過是通過改朝換代爬上統治階級的地位，而一旦取得了最高權力，便與原來的反動派毫無二致，一樣維護私有制，維護和發展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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