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今后再不能允許出現逼死人的現象。我們對審干的方針政策應

該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務分子，我們一個不殺，

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則保衛機關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

話說1943年7月11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總學委關于在延安進行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的群眾教育的通知》，全文如下：

為了動員和教育廣大群眾，積極地起來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繼續加緊清除奸細，中央總學委有以下的通知：

一、將中共七七宣言、朱總司令通電、托匪漢奸張滌非假造民意的消息、解放報7月9號社論、延安民眾大會通電等文件（可以參考其他文件，如解放報7月6號劉少奇同志的文章和8號王稼祥同志的文章），在各機關、學校、部隊、民眾團體的廣大群眾中，展開熱烈深刻的討論。討論時間，一般地規定為一星期。討論方法，可以采取群眾大會、軍人大會、支部大會、干部會、小組會、大座談會、小座談會、漫談會、作報告、上課、集體閱讀、集體問答、自由辯論、個人研究、學習晚會等各種方式，根據具體環境、具體對象靈活運用。

二、在討論文件中，從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反特務斗爭上，提高干部與群眾的階級覺悟。利用這次國民黨企圖進攻邊區的具體事實，進行無產與非無產、革命與反革命的思想斗爭，使全體干部和黨員認識和擁護毛澤東同志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與他所提出的“既團結又斗爭”的正確路線，反對那些“只團結不斗爭”的投降主義，反對那些認為現在的國民黨還是民族聯盟，共產國際取消后，中國共產黨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國民黨中去的叛徒理論。號召全體黨員加緊鍛煉自己的階級意識，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理論與實際，學習軍事知識，學習反奸細斗爭的本事。一切半條心的人，在大敵當前之際，應誠心的批評、糾正與克服自己的錯誤思想，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周圍，與民族的、階級的、公開的、暗藏的敵人堅決斗爭。如果戰爭真正爆發，估計一部分幼稚動搖的黨員，會發生悲觀失望的情緒，甚至發生逃跑叛變的行為，因此目前更要加緊進行教育，指出國內國外黨內黨外各種對我之有利條件，國民黨對敵、對外、對共、對民、對黨各種不利條件，以堅定他們勝利的信心；同時指出我們也有各種困難及能夠克服困難的力量，以堅定其戰斗的決心。

三、在進行干部與群眾的教育中，必須與審查干部坦白運動密切的結合起來，利用這次國民黨正要進攻邊區的時機，繼續加緊反奸細斗爭。目前特別應注意下列工作：（甲）從思想上去瓦解敵人。拿國民黨撤退河防進行內戰的具體行動，拿國民黨33個將級軍官的投敵叛國的具體事實，與歡迎日寇奸細吳開先到重慶并仍作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具體例子，打破他們對國民黨蔣介石的幻想。使他們認識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實質上是日寇的第五縱隊，號召他們不要再為日寇第五縱隊服務。告訴他們國民黨區域內民情隔閡，民生憔悴，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等具體事實，打破他們認為“國民黨尚可依靠”的心理。說明共產黨、八路軍、陜甘寧邊區的抗日救國的功績，實行民主自由、豐衣足食的事實，與他不可戰勝的力量，使他們曉得不應破壞與不可戰勝的道理。號召他們在此緊急時機趕快出來坦白自新，黨的寬大政策是開著門的，但如果甘為第五縱隊服務，觀望等待，企圖進行陰謀破壞工作，則將以軍事時期的嚴厲辦法處理之。（乙）加緊反特務斗爭的宣傳教育工作。各機關、學校、保衛部門的同志應寫反特務斗爭的文章，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并號召自首分子寫文章，揭露國民黨特務機關充當日寇第五縱隊的實質，反對國特破壞抗戰團結、挑撥內戰、殺害青年、破壞共產黨、八路軍與邊區的罪惡，號召全中國人民群起而攻之。（丙）加緊對反革命分子的清查、突破和甄別工作，將精密細心調查研究的個別解決，與有準備的坦白大會、勸說運動結合起來。加緊發動群眾的積極性，有計劃地教育干部，達到10%的干部學會反奸工作。（丁）各保衛部門應繼續加緊審訊工作，在監獄中進行反省運動與控訴運動。（戊）目前緊張時期內，必須更加防止和反對“逼、供、信”的主觀主義，堅決實行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九條方針”（見《防奸經驗》第6期），這是馬列主義的正確路線，任何時候都應遵守的。

四、加強警戒工作，嚴格地執行槍支登記制度與各機關學校的警衛制度。各機關學校應立刻建立有名有實的自衛軍，徹底檢查過去機關自衛軍的工作，糾正徒有虛名而無實際，徒有形式而無內容的一切辦法，使自衛軍真正成為保衛自己警戒敵人的組織，并適當地進行軍事教育。

五、改造機關黨的支部組織，使各機關學校的首長（特殊者例外）兼任黨的組織負責人，使黨、政、學的工作一元化。

7月12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質問國民黨》（請參看《毛澤東選集》）。他在社論中寫道：

“近月以來，中國抗日陣營內部，發生了一個很不正常很可駭怪的事實，這就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許多黨政軍機關發動了一個破壞團結抗戰的運動。這個運動是以反對共產黨的姿態出現，而其實際，則是反對中華民族和反對中國人民的。”

接著，毛澤東在社論中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揭露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準備進攻邊區、洞開對付日寇的河防的罪惡陰謀，以辛辣的筆調駁斥了他們所散布的“第三國際既已解散、中國共產黨也應‘解散’”、“馬列主義已經破產”等無恥讕言。

針對國民黨準備進攻邊區、洞開對付日寇的河防的陰謀，毛澤東寫道：

“許多國民黨人肆無忌憚地天天宣傳共產黨‘破壞抗戰’、‘破壞團結’，難道盡撤河防主力，倒叫作增強抗戰么？難道進攻邊區，倒叫作增強團結么？”

“你們不應該打邊區，你們不可以打邊區。‘鷸蚌相爭，漁人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這兩個故事，是有道理的。你們應該和我們一道去把日本占領的地方統一起來，把鬼子趕出去才是正經，何必急急忙忙地要來‘統一’這塊巴掌大的邊區呢？大好河山，淪于敵手，你們不急，你們不忙，而卻急于進攻邊區，忙于打倒共產黨，可痛也夫！可恥也夫！”

毛澤東最后寫道：

“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出抗議：撤退到河防大軍、準備進攻邊區、發動內戰，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行為，是不能容許的。中央社于7月6日，發出破壞團結，侮辱共產黨的消息，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言論，也是不能容許的。這兩種錯誤，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質，都是和敵人漢奸毫無區別，你們必須糾正這些錯誤。

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請你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請你取締中央社，并懲辦漢奸張滌非。

我們向一切不愿撤退河防進攻邊區與不愿要求解散共產黨的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提出呼吁：請你們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內戰危機。我們愿意和你們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們認為這些要求是完全正當的。”

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大禮堂舉行的中央直屬機關干部大會上，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他宣布說，經過3個月的搶救，已經有450人向黨坦白。

會后，整個邊區機關、單位、工廠、學校都掀起了“搶救運動”，一度發生了反特擴大化的情況。有不少人在前一天還搶救別人，第二天就成了被搶救者。

7月16日，周恩來、林彪等100余人乘汽車自西安返回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張聞天等人的熱烈歡迎。

7月21日，毛澤東為公布《評<中國之命運>》致電留在重慶的董必武，他寫道：

必武：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國際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將攻蘇，故蔣企圖以宣傳攻勢動搖我黨，以軍事壓迫逼我就范。事機不密，為我黨揭穿，通電全國，迎頭痛擊，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認（如胡、徐等復電），盡量敷衍（如對周、林，并稍示和緩，邊境已有兩個師后撤）。但實際上目前軍事準備決不會放松，政治壓迫亦必會加緊（如七七封鎖新華，日前檢查渝辦）。我為徹底揭穿其陰謀并回答其自皖變以來的宣傳攻勢計，除已發之通電及解放社論外，并于本日公布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為此目的，望注意執行下列數事：

一、文廣播后，設法秘密印譯成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二、報館中，以此文作為課本，進行解釋討論。三、文發表后的各方面影響，并將國民黨回駁此文討論的文章擇要電告，并全部寄來。四、新華尤其群眾可用其他迂回辦法揭露中國法西斯的罪惡（思想、制度、特點和行為）。五、其他技術問題由恩來電告。

　　毛澤東馬

7月間，著名音樂家、作曲家賀綠汀來到了延安。不久，他便被安排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

一天晚上，王家坪八路軍總部禮堂舉行文藝聯歡晚會。毛澤東也來了，他穿著灰布中山裝，敞著領扣，左手夾著煙卷，正與旁邊的人談論著。周揚把賀綠汀領到他面前，介紹說：

“這位是《游擊隊之歌》的作者賀綠汀同志，剛來不久，湖南邵陽人。”

毛澤東握著賀綠汀的手高興地說：

“還是老鄉喲。賀果這個人你認識嗎？”

賀綠汀說：

“他是我三哥。”

“啊！賀果是我在長沙第一師范的同學。”毛澤東顯然很興奮：“你的《游擊隊之歌》寫得很好啊，你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會忘記你的。”

7月23日，楊步浩把打下的小麥選最好的裝了500斤，用4頭毛驢馱著，帶著他的親戚李志明，高高興興地趕著毛驢來到棗園，把糧食送給毛澤東和朱德。

原來在毛澤東、朱德同意由楊步浩替他們交公糧后，楊步浩感到非常榮幸，渾身有使不完的勁，起早貪黑，也不覺得累。到了夏季，他種的小麥果然獲得了豐收。

這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楊步浩。他握著楊步浩的手說：

“楊步浩同志，請坐，請坐！”

楊步浩就緊挨著毛澤東坐下了，心里“突突”直跳，滿肚子的話，激動得不知從何說起。毛澤東問他：

“楊勞動英雄，你為什么要替我代耕？”

楊步浩向毛澤東講述了自己的苦難經歷，說道：

“毛主席，要不是你來得快，我全家早就餓死了，一輩子也翻不過身來。你是我們勞苦人的大救星，又是人民的領袖，一天到晚為國家安危操勞，還有生產任務，我實在放不下心，就想為你代耕，公糧由我給你交。”

毛澤東感慨地說：

“這才像無產階級鬧革命啊！”

他接著問：

“你的麥子為什么種得這樣好呀？”

楊步浩就把自己不違農時，如何施肥、鋤草等等重要環節一一作了介紹。毛澤東很高興，當即提筆給延安縣長曹扶寫了一封信，希望他重視與推廣楊步浩的生產經驗。

晚上，毛澤東請楊步浩在家里吃飯，并給他講了邊區建設和打敗日本鬼子后建設新中國的事情。楊步浩憧憬著美好的未來，咧開嘴幸福地微笑著。

第二天，毛澤東請楊步浩到他住地附近的山坡上看自己種的蔬菜，隨手摘下一些西紅柿送給楊步浩。毛澤東還送給他一些熏肉、餅干，讓他帶回去給娃娃們吃。

楊步浩臨走前，毛澤東讓他到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那里，給林伯渠談談農村的情況。他在給林伯渠的信上介紹道：

“茲有延安縣川口區六鄉石家畔勞動英雄楊步浩及其親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縣曹扶縣長介紹來談，獲知鄉村情況，很有興趣。茲轉介至尊處，倘有時間，乞為接談，他們極愿晉謁領教。并望招待他們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們離此70里之遠。”

這一時期，毛澤東經常到延河灘上去散步，遇到人就和人家聊天，問寒問暖，拉家常。

有一回，毛澤東在河灘上散步時，遇到了一個從城里回來的文人，只見那人手中持一根拐杖，不住地在手中打轉玩，他跟毛澤東打招呼時，拐杖還在手中不停地轉來轉去的揮動著。說來也巧，正在此時，有老鄉的馱鹽的毛驢隊從這里經過，那人的拐杖還是不停地轉動著。鄉下人一向對讀書人對有錢人謙恭，老鄉們見此人如此傲慢，不得不往一邊靠，被擠到了一邊也還是忍氣吞聲地趕著毛驢隊過去了。毛澤東非常氣憤，對身邊的人說：

“真是目中無人。他看不起勞動人民，只是因為他認識幾個方塊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頭上顯威風，只比老百姓多這么點知識，就驕傲自大，目空一切，擺臭架子。”

7月30日，毛澤東和康生談到了搶救運動中的擴大化問題。

原來在不久前，毛澤東發現一些在中央辦公廳從事機要工作的人員被懷疑，受到審查，感覺有些不對頭，他說：

“不可能有這么多的特務。”

他讓有關人員將某些被審查者的口供材料找來，認真審閱，剛看到第2份材料，便派人將負責復查案件的李克農、師哲叫了來，問道：

“你們送來的口供，我還沒有看完，你們那里還有沒有這樣的供詞？”

李克農說：

“還有三四十份。”

“你們覺得口供的真實性如何？”

“基本沒錯，個別地方可能有偏差。”

“江西肅反的經驗教訓是十分沉痛的啊！”毛澤東列舉了在江西搞逼供信的那一套，接著又問：“現在是否也是這樣辦的？”

師哲回答說：

“一些具體的做法還不太清楚。”

“你們送來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送給我了。”毛澤東看著二人疑惑不解的樣子，解釋說：“為什么不想看？我看這些材料像是寫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話不實在。你們怎么看？”

師哲說：

“一句兩句錯話，恐怕難免，但這無關緊要。”

毛澤東認真地說：

“如果有一句假話，會不會有10句假話？有10句假話，會不會有一段假話？有一段假話，會不會全篇都是假話？我寫一篇文章，不到1000字，貼到墻上，每天改幾個字，一個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這還是自己寫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們寫的全對嗎？寫口供不是寫小說，不能編假的。你回去對寫口供的人說，一個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個字，一句話是假的，改正一句話，一段話是假的，改正一段話，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們把他們的口供交給他們，叫他們自己去改，但要說明，一個字、一句話都不要假的。我們要弄清楚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師哲等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向寫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不久，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向毛澤東匯報了搶救運動中的混亂現象。毛澤東聽后說：

“我看是擴大化了。我們要很快糾正這一種錯誤做法。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同志的問題是會搞清楚的，現在可不能隨便做結論。我們如果給哪一個同志做錯了結論，那就會害人一輩子。現在做錯了我們要給人家平反，給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徹底糾正這種‘左’傾擴大化的錯誤。”

再說毛澤東在7月30日和康生的談話中說：

“這樣搞肯定是有問題的。”

毛澤東指示說：立即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

7月30日晚，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通報了中央關于審干“九條方針”和在敵后的8項政策，他在電文中寫道：

德懷同志:

一、周、林（即周恩來、林彪——筆者注）返延，七大準備開會，請你及羅、薄、聶、呂（指羅瑞卿、薄一波、聶榮臻、呂正操——筆者注）來延參加大會，希預為布置。太行、太岳、北岳各區須重選代表若干，中央另有通知。

二、敵后整風有進步，可于7月9日北局關于整風經驗及關于思想意識二文見之（已交廣播）。敵后整風請督促務于今年切實辦完，以便從明春起開始全面審查干部，明年一年辦完。

三、審查干部之方針為：一、首長負責；二、自己動手；三、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四、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五、調查研究；六、分清是非輕重；七、爭取失足者；八、培養干部；九、教育群眾。必須拿這種實事求是的方針去和內戰時期曾經損害過黨的主觀主義方針完全區別開來，這種主觀主義方針就是逼、供、信3個字。其詳另有說明（見后8月15日《中央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筆者注）。

四、蔣、胡進攻邊區計劃，被我及時揭破，見我有備，被迫暫時停止，爭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軍事防御準備絕不松懈。

五、望將延安民眾大會通電、解放報社論，及陳伯達、范文瀾評《中國之命運》等文多印廣發，借此作一次廣大深入的有計劃的階級教育，徹底揭破國民黨的欺騙影響，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國民黨思想在我們黨內是相當嚴重地存在的。

六、前電所述6項政策，在敵后應加對敵斗爭（反“掃蕩”、反“蠶食”），再加階級教育，成為8項政策，其次序是：一、對敵斗爭；二、整頓三風；三、精兵簡政；四、統一領導；五、擁政愛民；六、發展生產；七、審查干部；八、階級教育（在陜甘寧邊區，對敵斗爭改稱軍事教育作為第8項）。

七、在群眾中普遍的經常的任務則是戰爭、生產、教育3項。

八、階級教育，即是統一戰線中又團結又斗爭的教育，不是離開統一戰線的孤立的階級教育，對外不提“階級教育”名稱。

此電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幾個區黨委負責同志。

　　毛澤東午卅

1943年8月2日，周恩來在中央辦公廳歡迎他和林彪回到延安的大會上發表講話說：

“沒有比這3年來的事態的發展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的了。”“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

此后，周恩來參加了高干整風和研究黨史的活動。他在整風會上為自己在抗戰初期的錯誤做了誠懇的檢查。高級干部中也有不少發言者批評了周恩來。

8月5日，中央總學委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進行一次國民黨的本質及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問題的通知》，全文如下：

一、目前邊區周圍局勢暫較緩和，延安對失足分子的搶救運動亦已告一段落，保衛邊區與審查干部的工作雖仍須繼續進行不懈，但趁此時機利用活生生的事實與群眾中已經激發的感情，有系統的進行一次對于國民黨的本質及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實為迫切的需要。應該指出：自從抗戰以來，黨內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對今天的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及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不正確的了解，因此在實踐上犯了許多錯誤，雖經毛澤東同志與黨中央多次糾正，但這些問題在許多同志的頭腦中至今仍未徹底解決。在審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產國際解散的討論中，在這次反對國民黨進攻邊區的斗爭中，證明不僅許多青年黨員的思想中還保存許多錯誤觀點，即老黨員中亦有些人有這種觀點。因此，教育全黨同志把這些問題（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徹底弄清楚，無論對于目前保衛邊區和審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對于從思想上政治上使黨更加鞏固、統一和布爾塞維克化的事業上，都是有極端重大的意義的。而為達此目的，三朝兩日，輕描淡寫，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濟事的。因此，中央總學委決定自8月16日至8月31日的半個月中，各單位一律以主要力量來進行這個教育。

二、規定在此期間以學習以下5個文件為中心：1、《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 2、《延安民眾大會關于呼吁團結反對內戰通電》。3、陳伯達同志《評〈中國之命運〉》。4、王稼祥同志《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5、劉少奇同志《清算黨內的孟塞維克主義思想》。并參考《解放日報》7月1日社論《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7月12日社論《質問國民黨》，7月27日社論《論時局》，及其它有關的文章。

三、為使這一學習能夠有準備有計劃地進行，規定8月5日至15日為瀏覽階段，8月16日以后再進入討論階段。中央總學委決定在瀏覽階段結束，討論階段開始前，召集一次會議，反映瀏覽情況，研究討論方法，望各單位學習領導機關注意準備意見。

中央總學委

8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中央黨校第二部今天開學。同志們大多是從前方來的，從戰場上回來的；一部分是從邊區各地來的，從工作中來的；還有一部分是在延安的，離開工作來學習的。現在大家在一個學校里學習，要有一個一致的意見、統一的思想，要達到一個統一的目的。否則，有人要學經濟學，有人要學哲學，有人想看小說，有人想學外國文，那么，我們的學校就不好辦，也辦不好。我們全黨要統一，學校里的學習和各種活動也要統一，要有一致的意見。今天開學，我主要地來做這樣一個宣傳。

我們要執行什么統一的意見，達到什么統一的目的呢？就是剛才彭真同志說的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講的關于干部標準的4條：無限忠心，聯系群眾，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我們要按著這4條來學習，學校里的學生、工作人員統統要為達到這樣的目標而努力。”

“中國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務呢？中國共產黨到底要辦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辦兩件事，要換兩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改變為民主主義社會，即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同過去法國、英國及任何其他國家（蘇聯的二月革命除外）由封建社會改變成民主主義社會是不相同的。以前各國的那種舊民主主義革命，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發動群眾不徹底，生怕群眾覺悟起來，超出資產階級控制的范圍。我們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它的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破壞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的壓迫，而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人民群眾充分地發動起來了。”

“最近國民黨出了一本書，是蔣介石著的，名叫《中國之命運》。他在這本書中說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不知他是從哪里考證出來的。各位有看過歷史書和小說的，《三國志》、《水滸傳》、《封神榜》、《紅樓夢》上都沒有國民黨，還不是照樣有中國。”

“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我們不同，我們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們的黨是人民的代表，我們要使人民覺悟，使人民團結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同國民黨是對立的，一個要人民，一個脫離人民。”

“中國幾萬萬農民到底跟誰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走，中國仍是一個存在剝削和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果跟無產階級、跟共產黨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會進入民主主義社會，由半殖民地變為獨立的國家。我們辦黨校也是為了要換這個朝。

第二，共產黨還要辦一件事，還要換一個朝，就是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頭一個換朝，不知道第二個換朝。頭一個換朝他們有經驗，叫作打土豪、分田地，他們贊成；現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們贊成；反特務斗爭，他們贊成；不讓胡宗南進攻邊區，他們贊成。但這些都是屬于剛才講的那個頭一個換朝。”

“我們的干部還必須懂得將來要廢除私有財產制度。”“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將來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我們說的兩個革命。”

關于聯系群眾問題，毛澤東說：

“聯系群眾這一條，也要用客觀標準來衡量。比如，一個人死了開追悼會，群眾的反映怎樣，這就是衡量的一個標準。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稱首長，好像老百姓都擁護他，其實這不能說明問題，要看最后的蓋棺論定，要看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淚。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見得落淚，他是自封的群眾領袖。因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實公事一辦完，人家就掉頭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眾領袖，到開追悼會那一天，老百姓會覺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會覺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

8月11日，毛澤東起草了他和周恩來給董必武的電報，全文如下：

董：

甲、邊區軍事雖稍緩和，但國民黨的武裝準備并未放松，其宣傳斗爭則更加緊，各地參議會，新聞、文化、婦女等團體請解散中共電，已有十多處，中央社更發反共社論、專電動員輿論。不知重慶月來輿論如何？望電告。

乙、此間除繼續廣播評《中國之命運》各文外，擬于8、9兩月發動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運動，通電全國，主張取消各種特務組織，嚴禁傳播法西斯主義思想，以揭穿蔣記國民黨實質，并教育自己。不久將有通電、文章廣播，請預為準備。

丙、渝、桂文化界反壓迫抗議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數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隱藏的文化人。二、發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樣的。三、盡量爭取中間人，在中間刊物發表抗議。四、譯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華、群眾多登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

　　                         毛澤東 周恩來 真延

8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署名邊章五（文武兼備的軍事指揮員，1954年病逝）的《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名叛國將領概觀》一文，該文說，抗戰迄今，國民黨將領及其所率軍隊，叛國投敵現象，層見迭出。文章中公布了國民黨58個叛國將領，他們是：龐炳勛、孫良誠、孫殿英、畢戴宇、金亦吾、李長江、王勁哉、吳化文、趙瑞、楊誠、榮子恒、楊仲華、吳漱泉、劉月亭、丁樹本、夏維禮、孫玉田、趙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輝、楊汝賢、馮春田、楊克尤、王遂慶、王廷英、王瑞亭、趙天時、任蘭圃、薛豪平、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蘇振東、李德興、丁聚堂、顏秀五、陳才福、秦慶霖、范杰、于懷安、寧春霖、厲文禮、齊子修、邱吉勝、劉景良、李其實、張良才、徐繼泰、韓子乾、景順揚、楊志希、陳孝強。

《解放日報》社論借用民謠：“新兵新槍，老兵老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鞭韃國民黨以優良裝備擴編嫡系部隊，排擠非嫡系部隊，妥協投降，挑動內戰，提醒全國人民警惕和深思。                     

8月13日，毛澤東就擊退國民黨第3次反共高潮后的形勢分析和關于黨的政策問題，致電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呂正操、李先念、黃敬，他寫道：

蔣介石及國民黨進攻邊區的陰謀，雖因我們的揭穿、有準備、及外國人的干涉而暫時停止，但他們的陰謀并未放棄；同時在全國廣泛發動要求解散共產黨的輿論，國民黨通訊社發表了很多這樣的電文，同時在華中與山東繼續堅決地進行不聲不響地對于我軍的軍事進攻；對于日軍及偽軍則采取消極態度，同時蔣之代表張治中在周恩來林彪兩同志離渝前非正式的告訴他們，說國民黨在國際解散后，擬有兩個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軍權政權，以取得黨的合法化；一是國共兩黨合一。據今年7月統計，全部在華日軍36個師60萬人，國民黨只抗擊25萬人，共產黨抗擊了35萬人；全部汪精衛王克敏的偽軍62萬人（大部分是蔣介石軍隊投敵偽化的），國民黨只牽制了廣東方面的6萬人（但并不攻擊他們），在華北華中56萬偽軍均為共產黨所抗擊，國民黨對之一槍不打。日本政府公開發表誘降聲明，蔣介石連一個文字的駁斥也沒有。蔣的部下大批的和日本特務人員及汪精衛的人員互相勾結，達到了驚人程度，降敵者日益增多。英美兩國輿論對于國民黨抗戰不力與政治黑暗日益不滿。國內各小黨派及地方實力派和我們同樣受壓迫，同情我黨的傾向在增長中。我黨政策是盡一切方法避免和國民黨破裂，避免大內戰，同時揭露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與反共陰謀，對抗國民黨的反共言論，并準備自衛實力。

　　毛澤東

8月15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對審干“九條方針”作了詳細說明。決定中說：

“特務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國家及其附屬國與占領地，欺騙與壓迫千百萬青年加入法西斯組織，并為其服務，中國買辦、封建的法西斯的國民黨，雖有抵抗外國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從1927年以來，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設立了龐大的特務系統。抗戰期間，雖則一面利用共產黨抗日，但是一面又極力反共。欺騙與強迫廣大青年加入其組織，并將其中一部分變為職業特務，從事于反共破壞活動，日本法西斯則利用中國人作特務，其數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不認識此點，就不能采取正確方針。

這一次我黨在整風中審查干部，并準備進一步審查一切人員，不稱為肅反，不采取將一切特務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衛機關處理的方針，而采取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的方針。就是因為這是一個群眾性的問題，離開了機關學校部隊工廠農村的廣大群眾及其聯系群眾的強有力的干部，就無法妥善地最徹底地解決這個重要問題。

上述首長負責的整個方針，是和內戰時期曾經在許多地方犯過的錯誤的肅反方針根本對立，這個錯誤方針簡單地說來，就是逼供信3個字。審訊人對特務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變相肉刑及其他威逼辦法，然后被審人隨意亂供，誣陷好人，然后審訊人及負責人不加思索的相信這種絕對不可靠的供詞，亂捉亂打亂殺，這是完全主觀主義的方針與方法。抗戰時期，山東湖西地方的錯誤肅反事件，也是重復這種方針與方法的結果。這種錯誤思想的余毒，在許多干部中，特別是在保衛工作干部中，至今還是嚴重地保存著。只有采取上述首長負責的整個方針，才有充分可能肅清這種主觀主義的錯誤思想，而使這次審查干部乃至審查一切人員，達到最妥善，最徹底之目的。”　

關于“調查研究”，決定說“調查與研究每一個人的歷史，找出其矛盾，發現其問題，每一單位，須由領導核心根據所有的人員平日的言行，經過慎重考慮，擬定兩種名單，一種是估計無問題的，一種是估計有問題的，經過上級再慎重考慮后的批準，然后對于有問題的一個一個地予以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禁止主觀主義的逼供信方法。”

關于“爭取失足者”，決定中說：就是“對于一切大小特務，叛徒，或被日本被國民黨一時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數），原則上一律采取爭取政策，即寬大政策。延安審干查出兩千多人（其中有部分被弄錯了或被冤枉了，準備在最后清查時給予平反），至今未殺一人。其罪大惡極，反復無常，絕對堅決，不愿改悔者，自應處以極刑。但這種人是極少數的，前方及邊境地區環境特殊，或對某些個別分子有早日鎮壓的必要。但總方針應該是毫不動搖地、千方百計地、耐心地、熱情地去爭取他們。在大會小會及個別談話中，向他們說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國民黨腐敗黑暗，決無前途，共產黨光明正大，前途無限，從思想上瓦解他們。延安經驗證明，絕大多數這類分子是能夠被我們爭取為一條心的，許多人轉變得很好。整風的任務就是將半條心的人們轉變為一條心，審查干部的任務就是將二條心的人轉變為一條心。日本及國民黨很久以來就采取與軟化共產黨員為其服務的反革命方針，很少殺人，我黨必須采取爭取大部至全部特務分子為我們服務的方針，否則我們就是失敗的。不要有怕特務跑掉的恐懼心理，當然不是故意放縱讓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張多殺。在某種情況下，寧可讓他們跑掉，亦不可多殺人，跑掉比殺掉為有利。只要少捉不殺，或少捉少殺，才可保證最后不犯錯誤，留得人在，雖有冤枉可以平反（確實冤枉的必須平反絕無猶疑余地），多捉多殺，則一定會犯不可挽救的錯誤。”　　

自此，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審查干部階段。江青作為一名軍委機關的干部，自然也要過這一關。她這是第3次接受組織審查了。

此次審查江青的材料依據主要有3個：

第1個材料：早在1939年，國民黨的報紙借助江青的歷史問題，大做文章，發表了《藍蘋小姐棄藝從政，江青活躍延安“舞臺”》等一系列報道，目的是指桑罵槐。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看到了國民黨的報紙后，指著報紙問揚帆：“你是否知道藍蘋其人，她在上海的情況怎樣？”揚帆是在1937年3月也就是江青離開上海的前兩個月到上海進入戲劇界的；在江青走后的8月份加入中國共產黨。揚帆見項英問起藍蘋，就把他所聽到的關于江青在上海的一些傳聞告訴了項英，他還說：“江青是一名影劇演員，原是黨員，被敵人逮捕過，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項英要揚帆把他所說的情況寫了1份書面材料，他自己又擬了1份電報，在電報末尾說：“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然后讓李一氓將電報發給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康生。

第2個材料：1939年周恩來給江蘇省委發去電報，詢問江青在上海的歷史情況。江蘇省委書記劉曉是在1937年5、6月間來到上海的，此時江青已經離開了上海。劉曉是在到了上海后先建立了上海臨時委員會，1937年11月成立了江蘇省委。他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就和其他省委負責人張愛萍、沙文漢、王堯山聯名回電，反映了有關江青的一些緋聞，結論是江青歷史不清白，“毛主席不宜同她結為夫妻”。

第3個材料來自于嚴樸。嚴樸在1928年參加黨的“六大”后，從莫斯科回國，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江青來到上海時，他已經轉移到了中央蘇區。所以，嚴樸的材料也是源于傳聞。

此外，來自上海的周揚、袁牧之也提供了一些材料。

有一次，江青要讓毛澤東替她說句話，毛澤東不贊成，他對自己的妻子也一樣嚴格按原則辦事。他說：

“既然沒問題，你怕什么？為什么要讓我說話？”

江青不高興了，說：

“他們搞的不是我，我不過是個小小的秘書。”

毛澤東的聲音變得嚴厲起來：

“黨員接受組織審查，任何人都不能特殊！”

江青說：

“反動報紙的宣傳能相信嗎？他們還罵你和朱德是土匪呢，多少次登報說你被擊斃，能信嗎？有些人和反動派唱一個調，那是為了攻擊你！”

實際上，審查江青的那些材料都是一些舊傳聞，組織上早已調查過兩遍了，沒有可以佐證江青有歷史問題的新東西。關于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意見，毛澤東表示過強硬的態度，也早已結了婚，更沒有任何意義了。因此，江青過關是很容易的事。

此后，江青也接到了柯慶施的一份申訴材料，她向毛澤東匯報說：

“少奇同志在華北局時，審干工作處理得不太好。”

毛澤東問道：

“有什么問題？”

江青說：

“他支持彭真在運動中打擊了許多人，有不少人是被冤枉的，柯慶施就是其中的一個。據他們搞的材料說，柯慶施是國民黨的特務，主要證明人是張秀巖。而張秀巖是彭真同志老婆的親妹夫，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們已將柯慶施同志關押了兩年了，連柯慶施同志的老婆也被逼得跳了井。柯慶施在拘留室寫給我的信中說：真正寫了‘反共啟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劉少奇、彭真同志包庇了。柯慶施同志在莫斯科時，是我們共產黨員中唯一見過列寧同志的，他要是國民黨的特務，那簡直不可思議。現在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這個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這么嚴重嗎？”

毛澤東立刻叫來康生，了解柯慶施的案件。康生說：

“不錯，柯慶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親自抓的，少奇同志也過了手。我雖然負責中央的審干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經過我這里，大量的案子處理，是由各單位自己來抓。”

毛澤東指著江青說：

“江青向我講了柯慶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這個案子的全部材料調來，我要看一看。在沒有弄清問題之前，你通知有關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來做。總之，今后再不能允許出現逼死人的現象。我們對審干的方針政策應該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務分子，我們一個不殺，他才敢坦白呀。大部不抓，則保衛機關才能發揮他們的作用。各單位自己處理大多數的問題，必須遵循這個原則，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力量，才能弄清是非，解決問題。”

康生馬上向彭真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要求他們認真執行。柯慶施終于獲得平反昭雪。他后來在延安見到了毛澤東，流著淚一個勁地說：

“毛主席真偉大，毛主席真偉大！要不是毛主席救我，我也要上黃泉路了。”

毛澤東說：

“是江青同志向我報告了你的情況，我才知道的。”

柯慶施感激地對江青說：

“毛主席有了你這樣的賢內助，是我們黨的幸事。”

柯慶施又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劉少奇在華北局時期的問題，毛澤東說：

“這些問題先不要再講了，事情復雜，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楚。你要學會忍耐，我也是這樣過來的。共產黨員不學會顧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且說初秋的一天下午，天高氣爽。延安中國醫科大學剛剛開學上課，學員們正在窯洞里復習功課。一輛美式吉普車駛進了柳樹店的山溝，旋即停在醫科大學的操場上。當車上的主人走下車來時，被附近的幾個學員發覺了，他們立即歡呼起來：

“毛主席來啦！”“毛主席來啦！”

在宿舍里自習的學員們聽到歡呼聲，都跑出了窯洞，奔向操場，把毛澤東圍了起來。

“當當當……”一陣清脆悅耳的集合鐘聲響了，學校領導指示各大隊集合，整隊到大禮堂聽毛澤東講話。

禮堂被席地而坐的學員們擠得滿滿的，老師和校領導都被擠到禮堂內東側，從大門口到主席臺排成一溜兒緊靠著墻站立著。

主席臺上放著一張學員上課用的書桌。毛澤東的隨行衛士穿著一身灰色的軍裝走上主席臺，瘦小的個兒顯得精干利索，從腰帶上解下用布袋裝著的軍用白搪瓷茶缸，從挎袋的布口袋里拿出一個無提手的小暖水瓶，倒了半杯水，放在書桌的西側。

當毛澤東出現在大禮堂門口時，學員們熱烈地鼓起掌來，隨著掌聲的節奏，學員們齊聲歡呼：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毛澤東穿著一身褪了色的和戰士們難以區別的灰色軍裝，松散著褲腿，上了主席臺。他唯一與眾不同的是那1米8以上的魁偉身材，高大而寬闊的前額，深邃的眼神。一頭濃黑的頭發使他那黝黑的面孔顯得更加消瘦。他微笑著舉起了雙手，手心向下，輕輕地按了幾下，示意大家安靜下來。

坐在第一排的王鶴濱看著毛澤東的樣子，立即想起了他在華北聯大時學生中流傳著的一句話：“毛主席像個老媽媽。”他正想著心事，突然聽到毛澤東說道：

“槍是可以殺人的！”

毛澤東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了他講演的第一句話，頓了頓，接著說：

“同志們，我們革命黨人認識這個真理，代價卻是慘重的，花去了無數個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敗的教訓才認識到的。于是，我們革命黨人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教訓，也拿起槍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戰友的尸體，我們繼續戰斗了。”

毛澤東頓了頓，穩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問道：

“那么，我們手里的槍是從哪里來的呀？”

毛澤東啟發式的提問，一下子把學員們的思維集中了起來。一個學員大聲說道：

“大概是通過地下工作者送來的吧？！”

毛澤東微笑著亮出了底牌：

“是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運來的嘛！蔣介石給我們當運輸大隊長，還是很稱職的喲！他既不用牛車拉，也不用毛驢馱，而是用火車載汽車運的呀！運來了嘛，我們就統統地收下，但是，不開收條的喲！”

毛澤東的話音剛一落，會場上立即迸發出爽朗的笑聲和熱烈的掌聲。毛澤東也笑出了聲音，他隨手拿起小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接著說道：

“從前我們就是這樣，用小米加步槍戰勝了敵人的飛機和大炮，現在，我們對付日本鬼子也是這個辦法……”

1943年9月初，彭德懷從華北前線回到了延安，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準備就毛澤東對他4月7日在太行山發表的《關于民主教育的談話》的批評意見，和毛澤東辯論一番。毛澤東已經聽到了傳言，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和他糾纏不清，就讓江青接待他，跟他解釋一下。江青對彭德懷說：

“主席為你講的話，兩天沒有睡好覺。你代表中央講這類意見，應該事先請示中央，而不能這樣無組織無紀律，這是向中央鬧獨立性的表現。毛主席說，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現這樣的情況了。”

彭德懷一聽就火了，很不耐煩地說：

“你是代表誰來和我這樣談話？老毛呢？他為什么不能和我來談？還要你來出面？我認為你還不夠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體照顧好就行了，其它的事情不要你來操心。好不好？”

因為事先毛澤東有交代，江青有思想準備，就耐著性子說：

“我是沒有什么資格，可是我們共產黨人是講真理的，對的聽，錯誤的批評。毛主席讓我把他的意見轉告給你，這有什么夠格不夠格的？你的封建殘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認為毛主席的批評有道理，還是盡快改正為好。”

彭德懷一氣之下，拂袖而去。

后來，劉少奇和彭德懷去看望病中的關向應，關向應流著眼淚說：

“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

此時，聶榮臻也根據中央的指示離開晉察冀，來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

聶榮臻長期獨立領導一個大戰略區的黨政軍群工作，卓有成效，深得毛澤東的信任和器重。在臨行前，毛澤東特意發電報給他，要他帶一支部隊，兵力起碼4000人，保證路上安全。安全抵達延安后，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等人，來到聶榮臻住處看望他。

9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先后參加這次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陳云、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博古、鄧發，共11人；王明、王稼祥、凱豐3人因病未到會。列席會議的有李富春、楊尚昆、林伯渠、吳玉章、彭真、高崗、王若飛、李維漢、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賀龍、林彪、羅瑞卿、陸定一、孔原、陳伯達、蕭向榮、胡喬木，共19人。這次會議史稱“第二次九月會議”。

毛澤東在會議上嚴厲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戰以來的右傾錯誤路線。許多干部都在會議上作了檢討。

彭德懷在會上報告了華北的斗爭情況，總結了各階段的經驗教訓，檢查了自己在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他還總結了自己對毛澤東認識的三部曲：大哥——先生——領袖。

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會議變成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會。會上提出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是“入股革命”，一貫反對毛澤東，執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背著中央發動“百團大戰”，幫了蔣介石的忙。

關于百團大戰問題，毛澤東解釋說：

“在群眾中應該說打得好，在高級干部中也要說明百團大戰是英勇的，只能在戰術上加以說明。”

毛澤東很不滿意有關方面對百團大戰的宣傳。據聶榮臻說：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批評了這件事。毛澤東說：

“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100多個團參戰，蔣介石很驚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后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所以，這樣宣傳百團大戰，就引起了比較嚴重的后果。還有，在戰役的第二階段，講擴大戰果，有時就忘記了在敵后作戰的方針，只顧去死啃敵人的堅固據點，我們因此不得不付出比較大的代價。死啃敵人堅固據點的做法，是違背游擊戰爭作戰方針的。”

在秋季的一天，任弼時曾鄭重囑咐蕭三說：

“寫一本毛主席傳，以慶祝他的50大壽。”

他希望蕭三能在12月下旬完成。胡喬木也極力贊成此事。蕭三愉快地接受了任務，他說：

“我曾有幸和毛澤東同志在小學和師范學校同學過，參加了‘新民學會’的成立會，共同參加五四運動，在北京、上海也曾一道活動，直到他親自到碼頭送我們上輪船赴法國勤工儉學。”“我倍受陽光雨露的哺育，領袖良師益友的教導熏陶，自然有許多親切的珍貴的回憶。”

后來，蕭三為此遍訪了在延安的許多人，有周恩來、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賀龍、陳毅、羅瑞卿、蔡暢、譚政、陳正人、何長工、郭化若等人，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可是到了年底，蕭三的那本毛傳并未能如期完成。

有一天傍晚，毛澤東請中宣部長張聞天打電話把民眾劇團的柯仲平、馬健翎和抗戰劇團的楊醉鄉請到棗園住所談話。

楊醉鄉，原名楊增愛，1906年出生于延川縣楊家圪臺村，1927年5月在延安省立4中加入共產黨，歷任村黨支部書記，永遠區委宣傳部長，列寧劇團團長，工農劇社社長，人民抗日劇社黨支部書記，抗戰劇團團長，創作有秦腔劇本《崔福才轉變》、《王老虎》，快板劇《消滅漢奸》，陜北小調劇《送公糧》，眉戶戲《求婚》、《三姐妹》、《勸妻》等小戲。他在演出中經常反串老婆婆，故有“楊媽媽”、“佘太君”之稱。

毛澤東的窯洞里陳設極為簡單，辦公桌緊靠窗口，桌上擺滿了書刊、稿紙和文具。西南角放著一張木板床，床上折疊整齊的被面上打著一塊約2尺長的補丁。

毛澤東見客人來了，和他們一一握手，示意他們在點有小馬燈的辦公桌旁坐下，笑道：

“請來‘三賢’，有兩位‘美髯公’，一位‘佘太君’。你們是蘇區的文藝先驅，一個抗戰劇團，一個民眾劇團，好像兩個深受群眾歡迎的插秧隊，走到哪里就將抗日的種子撒到哪里。”

他指著柯仲平說：

“云南詩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勁。你們民眾劇團比抗日劇團成立晚好幾年，但也是在創作力量和物質條件極差的情況下誕生的。一個時期，是靠種田做工的寫劇本，靠大伙節衣縮食搞募捐解決經費問題的。”

他又指著民眾劇團編導主任馬健翎說：

“‘馬髯公’堅持文藝和群眾相結合，走大眾化的道路，深入根據地，大寫根據地，連續創作和演出了《一條路》、《查路條》、《好男兒》、《拿臺劉》等劇目。每到一地，一演就到天亮。這很好。既是大眾性的，又是藝術性的，體現了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

柯仲平、馬健翎、楊醉鄉匯報了兩個劇團演出的情況，大家邊說邊笑，氣氛非常活躍。談話快要結束時，毛澤東說：

“抗戰進入了新的時期，共產黨不僅要領導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而且要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新國家中，不但要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要有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作為觀念形式上反映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經濟力量并為它們服務的東西，就是新文化。具體一點說，抗戰劇團和民眾劇團的創作和演出，就體現了一定意義上的新文化。我希望你們再接再厲，繼續努力！”

9月底，陳潭秋、毛澤民等人在新疆被盛世才殺害。

前面已經說過，盛世才于1942年9月將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囚禁；后來在1943年2月7日又把這些共產黨人投入監獄。從4月10日起，由蔣介石派來的“審判團”等組成的審判委員會開始動用“抽皮鞭”、“坐飛機”、“老虎凳”等種種酷刑，殘酷折磨共產黨人。徐夢秋和潘同（化名潘柏南）、劉希平（化名劉西屏）3人叛變。

9月27日深夜，新疆警務處李英奇與審判委員會主任富寶廉，拿著蓋有盛世才印章的秘密處決手令來到第2監獄。他們指揮9名劊子手，手拿棍棒、繩索，把陳潭秋、毛澤民、林為梁（化名林基路）從牢房中喚出，先用大頭棒將他們擊昏，然后用繩索勒死，裝進麻袋，埋在荒無人煙的山坡上。過了3天，盛世才又下令將陳潭秋、毛澤民、林為梁的尸體挖出來，一個一個進行拍照，把照片送給宋美齡，向蔣介石報功邀賞。

后來在1944年國共談判時，中共代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提出：“請政府飭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變時被俘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即陳潭秋——筆者注）、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四川的羅世文、車耀先、李椿、張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劉英，西安的宣俠父、石作祥、李玉海、陳元英、趙祥等。此等人員均系愛國志士，請予恢復自由，以利抗日。”其間，毛澤東還曾表示：“要重點營救徐夢秋。”顯然，他們還不知道陳潭秋、毛澤民等人早已犧牲和徐夢秋、潘同、劉希平3人叛變了。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代表們仍然不知陳潭秋已經犧牲，又把他選為中央委員。

1943年10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一個對黨內的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參看《毛澤東選集》）。指示要求：

“秋收已到，各根據地的領導機關必須責成各級黨政機關檢查減租政策的實行情況。凡未認真實行減租的，必須于今年一律減租。減而不徹底的，必須于今年徹底減租。”“今秋如能檢查減租政策的實施程度，并實行徹底減租，就能發揚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加強明年的對敵斗爭，推動明年的生產運動。”

“黨委、政府和軍隊，必須于今年秋冬準備好明年在全根據地內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除陜甘寧邊區外，暫不提豐衣足食口號）的大規模生產運動，包括公私農業、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而以農業為主體。實行按家計劃，勞動互助（陜北稱變工隊，過去江西紅色區域稱耕田隊或勞動互助社），獎勵勞動英雄，舉行生產競賽，發展為群眾服務的合作社。縣區黨政工作人員在財政經濟問題上，應以90%的精力幫助農民增加生產，然后以10%的精力從農民取得稅收。”“明年不論黨政軍民男女老幼全體一律進行偉大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品，準備同災荒作斗爭，將是繼續堅持抗日根據地的物質基礎。否則便將遇到極大的困難。”

“為了使黨政軍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開展明年的對敵斗爭和生產運動，各根據地黨委和軍政領導機關，應準備于明年陰歷正月普遍地、毫無例外地舉行一次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的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10月5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了一篇《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參看《毛澤東選集》）的社論。他在社論中寫道：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污蔑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同時又聲言‘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在大多數國民黨員把持操縱之下，通過了和十一中全會大體相同的對共決議案。此外，十一中全會還‘選舉’了蔣介石作國民黨政府的主席，加強獨裁機構。”

“十一中全會后國民黨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3種：一、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變政治方針。

國民黨內的失敗主義者和投降主義者，適應日本帝國主義‘對共產黨打，對國民黨拉’的要求，是一路來主張投降的。他們時刻企圖策動反共內戰，只要內戰一開，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條路走。國民黨在西北集中了40至50萬大軍，現在還在由其他戰場把軍隊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據說將軍們的膽氣是很豪的，他們說：‘打下延安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這是他們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上聽了蔣介石先生所謂共產黨問題‘為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的演說，和全會作了與蔣所說大體相同的決議之后說的話。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亦作了與此相同的決議，可是墨汁未干，將軍們即奉命作成消滅邊區的軍事計劃；今年6、7兩月實行調兵遣將，準備對邊區發動閃擊戰，僅因國內外輿論的反對，才把這一陰謀暫時擱下。現在十一中全會決議的墨汁剛剛灑在白紙上，將軍們的豪語和兵力的調動又見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決定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一切贊成‘打延安’的國民黨人，不一定都是主觀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義者。他們中間有些人也許是這樣想：我們一面反共，一面還是要抗日的。許多黃埔系軍人可能就是這樣想。但是我們共產黨人要向這些先生們發出一些問題：你們忘了10年內戰的經驗嗎？內戰一開，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義者們容許你們再抗日嗎？日本人和汪精衛容許你們再抗日嗎？你們自己究有多大本領，能夠對內對外兩面作戰嗎？你們現在名曰有300萬兵，實際上士氣頹喪已極，有人比作一擔雞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條山戰役，太行山戰役，浙贛戰役，鄂西戰役，大別山戰役，無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為你們實行‘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兩個要命的政策而來的。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你們越是積極反共和消極抗日，你們的士氣就越發頹喪。你們對外敵如此，難道你們對共產黨對人民就能忽然兇起來嗎？不能的。只要你們內戰一開，你們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內戰，什么‘一面抗戰’必然拋到九霄云外，結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國主義訂立無條件投降的條約，只能有一個‘降’字方針。國民黨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們，只要你們積極地發動了或參加了內戰，你們就不可避免地要變為投降主義者。如果你們聽信投降派的策動，把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參政會的決議當作動員輿論、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的工具，其結果必然要走到此種地步。即使自己本來不愿意投降，但若聽信了投降派的策動，采取了錯誤的步驟，結果就只好跟著投降派投降。這是十一中全會后國民黨的第一種可能的方向，這個危機極端嚴重地存在著。在投降派看來，‘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正是準備內戰亦即準備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產黨人、愛國的國民黨人、各個抗日黨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睜起眼睛注視這個極端嚴重的時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頭腦。須知正是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之后，內戰危機是空前未有的。

國民黨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參政會的決議可以向另一個方向發展，這就是‘暫時拖，將來打’。這個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別，這是在表面上還要維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絕對不愿放棄反共和獨裁的人們的方向。這些人們是可能采取此種方向的，那是因為他們看見國際大變化不可避免，看見日本帝國主義必然要失敗，看見內戰就是投降，看見國內人心擁護抗日、反對內戰，看見國民黨脫離群眾、喪失人心、自己已處于從來未有的孤立地位這種嚴重的危機，看見美國、英國、蘇聯一致反對中國政府發動內戰，因此迫得他們把內戰陰謀推遲下去，而以‘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的空話，作為拖下去的工具。這些人們歷來的手段就是善于‘騙’和‘拖’。這些人們之想‘打下延安’和‘消滅共產黨’是做夢也不會忘記的。在這一點上，他們和投降派毫無二致。只是他們還想打著抗日的招牌，還不愿喪失國民黨的國際地位，有時也還顧慮到國際國內的輿論指摘，所以他們可能暫時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作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將來的有利條件。他們并無真正‘政治解決’和‘實行憲政’的誠意，至少現時他們絕無此種誠意。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前，共產黨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慶會見蔣介石先生，在重慶等候了10個月之久，但是蔣先生和國民黨中央連一個具體問題也不愿意談。今年3月，蔣先生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把10年內戰的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新式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今年6月28日，蔣先生允許周恩來、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這時下令調動河防兵力向邊區前進，下令叫全國各地以‘民眾團體’之名，乘第三國際解散機會，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共產黨人乃不得不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呼吁制止內戰，不得不將國民黨各種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陰謀黑幕加以揭發。我們已忍耐到了極點，有歷史事實為證。武漢失守以來，華北華中的大小反共戰斗沒有斷過。太平洋戰爭爆發亦已兩年，國民黨即在華中華北打了共產黨兩年，除原有國民黨軍隊外，又復派遣王仲廉、李仙洲兩個集團軍到江蘇、山東打共產黨。太行山龐炳勛集團軍是受命專門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國民黨軍隊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這些，我們過去長期內連事實都沒有公布。國民黨一切大小報紙刊物無時無刻不在辱罵共產黨，我們在長期內一個字也沒有回答。國民黨毫無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軍，殲滅新四軍皖南部隊9000余人，逮捕葉挺，打死項英，囚系新四軍干部數百人，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們除向國民黨提出抗議和善后條件外，仍然相忍為國。陜甘寧邊區是1937年6、7月間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同志和蔣介石先生在廬山會見時，經蔣先生允許發布命令、委任官吏、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直轄行政區域的。蔣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萬軍隊包圍邊區，實行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必欲置邊區人民和八路軍后方留守機關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斷絕八路軍接濟，稱共產黨為‘奸黨’，稱新四軍為‘叛軍’，稱八路軍為‘奸軍’等等事實，更是盡人皆知。總之，凡干這些事的國民黨人，是把共產黨當作敵人看待的。在國民黨看來，共產黨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國民黨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產黨；對于日本人，如果說還有仇恨，也只剩下極小的一部分。這和日本法西斯對待國共兩黨的不同態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國共產黨，對于國民黨則一天一天地心平氣和了，‘反共’、‘滅黨’兩個口號，于今只剩下一個‘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衛的報紙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國民黨’、‘推翻蔣介石’這類口號了。日本把其在華兵力58%壓在共產黨身上，只把42%監視國民黨；近來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許多軍隊，減少監視兵力，以利誘降。日本帝國主義不敢向共產黨說出半句誘降的話，對于國民黨則敢于連篇累牘，呶呶不休，勸其降順。國民黨只在共產黨和人民面前還有一股兇氣，在日本面前則一點兒也兇不起來了。不但在行動上早已由抗戰改為觀戰，就是在言論上也不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和各種侮辱言論做出一點兩點稍為尖銳的駁斥。日本人說：‘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的論述方向是沒有錯誤的。’蔣先生及其黨人曾經對這話提出過任何駁斥嗎？沒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國主義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只對共產黨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但對20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58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卻不愿也不敢提出軍令政令和紀律問題，這叫日本帝國主義如何不輕視國民黨呢！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解散新四軍，進攻八路軍，包圍邊區，誣之為‘奸黨’、‘奸軍’、‘新式軍閥’、‘新式割據’，誣之為‘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經常不斷地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而對于20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58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卻不執行任何的軍令政令，不執行任何的紀律處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也是依然只有對付共產黨的決議，沒有任何一件對付國民黨自己大批叛國投敵的中央委員和大批叛國投敵的軍事將領的決議，這叫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國民黨呢！十一中全會果然又有‘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的話頭了，好得很，我們是歡迎這些話頭的。但據國民黨多年來一貫的政治路線看來，我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堆騙人的空話，而其實是為著準備打內戰和永不放棄反人民的獨裁政治這一目的，爭取其所必要的時間。

時局的發展是否還可以有第三種方向呢？可以有的，這在一部分國民黨員、全國人民和我們共產黨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種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決國共關系問題，誠意實行真正民主自由的憲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并在抗戰期內召集真正民意選舉的國民大會。我們共產黨人是自始至終主張這個方針的。一部分國民黨人也會同意這個方針。就連蔣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國民黨，我們過去長期地也總是希望他們實行這個方針。但是依據幾年的實際情形看來，依據目前事實看來，蔣先生和大部分當權的國民黨人都沒有任何事實表示他們愿意實行這種方針。

實行這種方針，要有國際國內許多條件。目前國際條件（歐洲法西斯總崩潰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國抗日的，但投降派卻更想在這時策動內戰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衛卻更想在這時策動內戰以利招降。汪精衛說：‘最親善的兄弟終究還是兄弟，重慶將來一定和我們走同一道路，但我們希望這一日期愈快愈好。’（10月1日同盟社消息）何其親昵、肯定和迫切乃爾！所以，目前的時局，最佳不過是拖一下，而突然惡化的危險是很嚴重的。第三個方向的條件還不具備，需要各黨各派的愛國分子和全國人民進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爭取到。”

毛澤東在社論中同時表示：

“在蔣先生和國民黨愿意的條件下，我們愿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

欲知此后毛澤東有何重要活動，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毛澤東7月12日為《解放日報》撰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和10月5日為《解放日報》撰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堪稱政論文中的典范之作。且不說他老人家下筆辛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說理透徹，單就其政策和策略來說，一般的政論文都是無法可比的。須知在這個特殊時期，這一類文章既不能像一般的辯駁文，也不同于討伐檄文。它既要充分揭露和批評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共惡行，又不能把老冤家一棍子打死，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教育人民和團結抗戰之目的。所以毛澤東在這兩篇文章中都拿捏得恰到好處，讓人越讀越覺得奧妙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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