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

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

話說1943年6月28日這一天，劉少奇將他起草的給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晉綏軍區副司令續范亭的一封回信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不厭其煩地在這個信稿上作了66處批改。這66個批語分別指出了劉少奇關于人性問題的一系列歷史唯心主義、庸俗唯物主義和二元論的錯誤觀點。最后，他又在信稿上寫上了這樣一段話：“一氣看完你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見。”“我也沒有研究透徹，不能說我批的全都無錯，還請你看后告我。”

茲將劉少奇的信稿和毛澤東的批語抄錄如下：　　

大概如我們到了40歲以上的人，對于各種哲理問題是特別感覺興趣的，因此，這也可以當作一種游戲【毛批：這樣說不妥】。　　

關于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是中國過去哲學歷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也是二千余年來，歷代均有爭論，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的一個問題【毛批：馬克思主義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只是缺乏通俗的宣傳，缺乏拿馬克思觀點分析中國歷史的工作，不能說還沒有解決】。

何謂人生？所謂人生，應該也是和一切物質的屬性一樣，即是人這種東西的屬性【毛批：應從分析社會關系出發，不應從哲學定義出發】。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實質【毛批：即該物之特性】，而與其他事物區別。一切物質的屬性，均是從各該事物的實質中發生出來的。當這個事物不與其他事物接觸時，它的屬性是蘊藏著，并不外現出來，這個事物的實質即不能被認識。但這個事物一與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觸時，它的屬性就表現出來，人們就可從它表現的屬性去認識它的實質（如真金有不怕火燒的屬性，用金與火接觸之后，人們就可認識金的實質）。當這個事物與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過程的）深刻的接觸時，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實質【毛批：事物的歷史是無窮的，事物與事物的相互關系是無窮的，因而其屬性是無窮的，普通所謂“全面暴露”，實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斷】，并也暴露它最深刻【毛批：比較深刻】的最基本的實質，即暴露它的本性與本質。人們就可深刻地認識【毛批：認識也是無窮的】到這個事物的本質。這是一個普遍的原理。這對于人也是適用的。　　

人這種東西，是物質的東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質性（或稱物性，即來信所說的“宇宙的共性”，宇宙萬物的共同性，即萬物的物質性）。人這種東西，又是動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動物性（或稱獸性，即來信所說的“動物的共性”）。但人這種東西，又是一種特殊的最高等的動物，一種發展到了最高形態的動物，不獨可以與其他物質區別開來，而且與其他一切動物也有顯然的一定實質上的區別。所以人除開具有一般的物質性與動物性之外，還具有特殊的為其他一切物質一切動物所沒有的人性。所以一般地說來，人性也是一種物質性、一種動物性；但是特殊的來說，即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說，人性與一般的物質性、一般的動物性又應該也可以區別開來。一切把人性與物質性動物性絕對區別開來的人性哲學（如許多宗教家及絕對的唯心論者）都是錯誤的；但一切把人性與物質性動物性不加區別的哲學，也是錯誤的。

人與其他動物在本質上的區別是什么？人與其他動物最基本的區別，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區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斗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一切動物都有精神現象，高等動物有感情，記憶，還有推理能力，人不過有高級精神現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腦筋及其全部神經系統特別發達（這是長期勞動長期斗爭的結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種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能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之發展過程，能認識各種現象之間相互的內部聯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去改造客觀事物，去進行勞動生產，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這是一切其他動物所沒有的（其他動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無完備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這只有人才特具的。這就是人與其他動物最本質的區別（其它一切的區別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質的）【毛批：這是進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與猴子的區別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點上。自從人能制造石槍木棒以從事生產，人才第一次與猴子及其他動物區別開來，不是因有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與它們區別開來，這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分水嶺】。因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備思想的動物【毛批：人的思想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著的，不是一開始就完備的，也永遠不能完備】，所以人除開具有一般的物質性、動物性之外，人還具有特殊的主觀能動性，即靈性【毛批：動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夠思想，能夠用思想去把握各個客觀事物和各個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并能在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動去適合這種規律，使自己的行動具有意識性、計劃性，自覺地不逾越客觀規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動之能夠自覺地規律化。亦即孔子所說的能夠“從心所欲，不逾矩”【毛批：這些在人類是歷史地進化的，在一個人的一生也是歷史地進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規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階級社會內沒落階級不懂得規律性】。所以“人為萬物之靈”【毛批：這是唯心論的社會觀，人是物質發展的一個高級形態，不是最終形態，它將來還要發展，不是什么萬物之靈。人首先是社會的動物，資產階級總是強調人的理性（精神），我們不應如此】，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能把自己與自然界區別開來，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對的與自然界對立起來）【毛批：這也是歷史地進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將自己同外界區別的，是一個統一的宇宙觀，隨著人能制造較進步工具而有較進步生產，人才能逐漸使自己區別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對立而又統一的宇宙觀。這種宇宙觀也是歷史的，將來的對立統一觀的內容與現在又將不同】。但是人所特具的這種主觀能動性、靈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別的東西，也是一種特殊的物性——人腦的屬性。這種屬性也和其他物質的屬性一樣，要人腦發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歲以后），并須要與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觸（經過五官的感覺）之后，它才能產生，才能表現出來，否則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產生，獨立存在。因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物質的屬性，就是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在人的頭腦中的反映【毛批：這是兩個不同范疇的問題】。所以人不論是怎樣的“為萬物之靈”，但人決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決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釋的東西，人永遠不能作神仙，即人永遠不能解脫自己的物質性與動物性【毛批：否，人是社會的動物，人永遠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主觀能動性永遠不能超越客觀的限制性，思想永遠不能離開外界的物質而獨自產生與獨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質上是相同的）所說的那樣，“無聲無色，湛然寂然”，“無論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動”（來信用語），完全解脫紅塵【毛批：紅塵即社會】，往天上去，去到空虛，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離社會而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沒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主觀在根本上不能離開客觀而獨立存在【毛批：這是兩個問題，思想不能離開物質，精神現象是人腦的屬性，講的是腦子與腦子的屬性的關系，一種物質運動形態與別一種物質運動形態（精神是一種特殊的物質）的關系，這是一個問題。主觀反映客觀，講的是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內心與外物的關系，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這里把它們混同了】，把人與其他動物區別開來，又把人與妄誕中的神仙區別開來，這就確定了人的自然本質。把人性與一般的物質性動物性區別開來，又把人性與妄誕中的神性鬼性區別開來，這就確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當作人的特點、特性、特征，只是一個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的動物，自然性、動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動物，不是植物礦物，這是無疑義的，無問題的。人是一種什么動物？這就成為問題，幾十萬年直至資產階級的費爾巴哈還解答得不正確，只待馬克思才正確地答復了這個問題。既說人，它只有一種基本特性——社會性，不應該說它有兩種基本特性：一是動物性，一是社會性，這樣說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論，實際就是唯心論】。孟子說：“食色性也”，王陽明強調“好好色，惡惡嗅”的“人性”。但孟子與王陽明在這里所說的人性，不獨是沒有說出人的社會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沒有說出來。因為食色之性，好好色、惡惡嗅之性，不獨是人有，其他許多動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會的，與動物的食色根本區別】（其他許多動物都好吃好的東西，甚至比人還長得更美色，都有惡惡嗅的嗅覺）【毛批：這是兩種不同范疇的好惡；把它們等同起來，就是庸俗唯物論】，他們在這里只說出人的動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動物性而是社會性】。如果把這當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說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與獸性區別開來【毛批：人的一切都與獸性區別開來，沒有不區別的】。如王陽明主張“狂”，六朝文士甚至認為人在當時可以不穿褲子，就是強調人的動物性【毛批：人不穿褲子并不是動物性，還是一個社會的動物】。程顥、程頤與朱熹則是相反的，他們抓住人的理性這一面，故意強調起來，主觀地機械地制作許多規律來限制人們的思想與行動，來摧殘人們的自然性【毛批：應說來摧殘人們的社會性，程朱把人們當作非人所謂“圣賢”來處理，所以是錯的】（程朱已經察覺到人的自然性與社會性，把性分為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毛批：正是錯誤的二元論，實即唯心論】。但他們認為義理之性是善的，氣質之性是惡的，人能克制氣質之性，發揚義理之性，就成為圣賢，并以克制氣質之性的多少為標準，認為學道功夫就在這里。如是就主張盡量的去故意摧殘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殘正當社會性】，這也是一種偏向【毛批：是完全錯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們的說話時，應該注意。因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觀與客觀的矛盾的統一，所以人就有犯錯誤甚至犯系統的嚴重的錯誤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錯誤，其他一切動物差不多都無犯錯誤的可能【毛批：不妥，競爭生存的學說，說生物由競爭而遺傳而擇種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錯誤的要求，只有礦物才無此種要求】，尤其無犯系統嚴重錯誤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錯誤（因主觀與客觀矛盾，可以說完全不犯錯誤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斷犯錯誤又不斷改正錯誤的（雖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統的嚴重的錯誤）。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時候，常常忽視自己主觀的能動性，把人降低與普通動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把人說成神仙那樣。這是人在看自己的時候的兩種偏向。　　

以上是說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會的動物，人的思想是社會的產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疇，美國“行為派”（以庸俗唯物論為表形的主觀唯心論）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種本性，人還有另一種本性，即是人的社會性【毛批：二元論】。人的社會性與人的自然性有區別、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護著（人類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這個觀點不妥，當作人，它只是社會的動物，人分成階級后，只是階級的人，再也不能多一點，無所謂人類共同的自然性，更無所謂以社會性去保護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種族存續，它就是當作社會的人的存續，再無別的】。　　

何謂人的社會性？因為人的生活，是社會的生活，必須有維持社會一切人們共同生活的社會規律，這種社會規律，限制著人們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內發展。因為人為萬物之靈，人的思想行動能夠自覺地規律化【毛批：人的自覺是歷史的，不是絕對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之下而引起自身的變化，比一切其他“冥頑不靈”的東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頑不靈的猴子的最初區別，僅僅在于用工具勞動】。人們在不斷地社會勞動的過程中，改造著自然界，同時也改造著人們自己，改變著人們自己的本質與本性【毛批：改變著人們自己的手、腦、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種不同社會結構，改變為各種不同的社會性，只應這樣來解釋人的性質的改變，否則就是唯心論】。人們的思想形態，是由這些人們經常接觸的客觀環境的形態與勞動形態來決定的。一定形態的人們的思想，又指揮著人們在一定形態上去行動，并逐漸改變客觀環境的形態與勞動形態。　　

人們的生產勞動，永遠是社會的生產勞動。人們相互間在一定的勞動樣式的基礎上，發生一定樣式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政治關系等（即人們共同生活的規律），這些一定的關系就決定著人們一定的社會觀念形態，即決定著人們一定樣式的思想、意識、觀點、習慣、心理、道德等。長期的一定的人們的生產樣式與生活樣式，養成人們在思想行動上的一種特性，這就是人們的社會性【毛批：這些是對的】。人們長期按照一定的規律（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去勞動，去生活【毛批：但是長久地不自覺的，自覺是一個歷史過程】，如是也就使人們的思想行動按照這種規律相對的定形化。一定的經濟性質，一定的社會性質，決定人們一定的社會意識的性質與倫理道德的性質。一切人們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毛批：只是社會的】。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從人這種東西的根據中產生出來的。如人的體質、聰明、本能等（這些東西受后天的影響，但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變）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會性，是后天的，是從各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條件中養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識、觀點、習慣等，是人在生產中斗爭中養成的，學會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識歸入自然范疇，又把聰明歸于自然（先天）范疇】（如馴養很小的野獸，也可使野獸具有某種馴性）【毛批：自從人脫離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會的，體質、聰明、本能一概是社會的，不能以在母腹中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說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個人的歷史都是后天。拿體質說，現在的腦、手、五官，完全是在幾十萬年的勞動中改造過來了，帶上社會性了，人的聰明與動物的聰明，人的本能與動物的本能，也完全兩樣了。人的五官百體聰明能力本于遺傳，人們往往把這叫作先天，以便與出生后的社會熏陶相區別，但人的一切遺傳都是社會的，是在幾十萬年中社會生產的結果，不指明這一點，就要墮人唯心論】。但是自從人類社會發展成為階級社會以后，人就作為一定階級的人而存在。人們的社會性，就被各人在生產斗爭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階級地位所決定，人們的社會性，就表現為各種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們的階級性。特定階級人們的階級性，分裂了掩蓋了人們共同的社會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蓋了】。比如現今社會中各階級人們所特具的各種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級性、神秘性、殘酷性，資本家的壟斷性、競爭性、自私性，農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進步性、組織性、集中性等）是表現得很明顯的。人們階級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成為人們的黨派性，特定階級人們的這種階級性黨派性，就貫穿在這些人們一切具體的思想、言論和行動中，以致使各種軍事、政治、學說、藝術和道德等等，都表現著一定的階級性與黨派性。過去歷史上的一切統治階級，都把自己的階級性，看作是代表整個人類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階級人們的階級性看作是違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惡劣的表現。把他們看作是無人性的人，把他們看作是不夠人格的人。過去一切統治階級都諱言人們的階級性，并且諱言人們的社會性【毛批：實在也由于不知道，連最好的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也不知道】，都把人們的階級性社會性看作是人們先天的自然性，因為這樣，才能鞏固統治階級的階級地位。所以在過去各種人性學說上，都明顯地表現其階級性。所以有地主階級的人性論，有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也有無產階級的人性論。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體的人又是社會的一分子（在階級社會中還是一定階級的一分子），人又是社會人（或階級人）。所以人同時具備著自然性與社會性，這就是人性的兩個基本方面，這就是人這種東西所有的兩種基本屬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這是對的，但這就是說，它是社會人，不是所謂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個特殊的部分——社會人】。

何謂善惡？人們的善惡觀念是由什么決定的？人們的善惡觀念，就是反映客觀實際上人們的利害關系。一切對于人們有利的事物，人們就認為善；一切對于人們有害的事物，人們就認為惡（這是以人類為本位來說的。但有些中國佛教家的善惡觀念還把動物界包括在內來說，所以他們戒殺生，認為殺害動物也是惡）【毛批：佛戒殺生，恐有其社會的原因，如英國戒捕鳥，中國農民戒殺牛，是因為鳥少牛少的緣故】。但人是具體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體的。如是個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與整體的利害、暫時的利害與長遠的利害之間，就時常是發生矛盾的。特別在階級社會中，各階級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調和的，人們彼此之間這些不同的利害關系，反映在人們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惡觀念。比如剝削階級認為善的，被剝削階級就認為惡；被剝削階級認為善的，剝削階級又認為惡。如果在無階級的社會中人們的不同利害關系，還可以用部分服從整體，暫時服從長遠的辦法，把它們調和起來的話，還有人類社會全體共同的利害關系的話【毛批：“人類”這個概念，其實產生于階級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現時我們這個概念的。至于“人類共同利害”，從來就沒有過，只待將來階級消滅后才會發生】。那么，在階級社會中，敵對階級的利害關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調和的。因此，在階級社會中，即使人們真的能夠好善惡惡（而不是好惡惡善），那么，各階級人們之間的善惡觀念及其好惡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與王陽明只在人們的食色之間，好好色、惡惡嗅之間，去找人類共同的好惡及人類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們也很難找到人類的共同善惡及好惡了（當孟子說到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等等人類共同心理時，只能舉出一個孺子將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還沒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無思想的問題。希特勒的小哥兒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無善惡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說到成人的話，那孔子對少正卯，孟子對楊朱、墨翟、盜跖諸人將入于井，是否還有那為仁之端的惻隱之心，那就很難說了。在【毛加：“將來”】無階級的社會中，人類社會全體是還有共同的善惡觀念的，是還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與辭讓之心的。因為在這時候有社會全體的共同利害。但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的善惡觀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惡標準，共同的是非之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也沒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與我們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橫死，我們也并不會有惻隱之心）。故關于人性善或人性惡的問題的爭論【毛批：是抽象爭論】，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復的。因為沒有一致的善惡標準。至于說人性無善惡，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來說才可以【毛批：否，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地發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但人們的善惡觀念，是人們的一種社會觀念，說到人性的善惡，只能是就人的社會性來說，而人的社會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體的人來看具體的社會的后天的人性，那就總是有善有惡的，因為這是由具體的人所處具體社會環境的善惡（對于一定的人們來說）來決定的，比如我們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場，對于一切具體的人都能確定他本質上的好壞，就是因為我們站在具體的立場，有具體的善惡標準，能測量一切相當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樣】的具體人們的好壞。所以人性無善惡的說法，還是抽象的說法，唯心的說法。如果具體的來說，不獨是人的自然實質有好壞（體質稟賦有強弱）【毛批：秉賦也是社會的】，就是人的社會實質也有善惡，不過各階級之間所認為的善惡不一樣就是了，在告子與孟子的爭論中，告子的缺點就在這里（自然告子的意見比孟子是要正確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這是人類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也自然就愛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來愛好的力量。但是對于一切剝削階級來說，客觀的是非（客觀真理）常常是無情的與他們的利害相反。在這種時候，一切剝削階級就都不愛好真理，不愛好進步了，都愛好自己的利益，愛好反動，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來處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觀是非來處理事物，都要故意來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騙群眾，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剝削階級主觀上的是非，與客觀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們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當作絕對真理）【毛批：這些都說得好】。因此，對于剝削階級來說，他們的是非與他們的好惡、與他們的善惡觀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這一點不妥，雖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剝削者的善惡總是以他們所謂是非為標準的，二者大體是一致的】。是者，他們常常不好，不認為是善，非者，他們倒常常好，不認為是惡。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好好惡惡，一切剝削階級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們是是其所謂是，非其所謂非，善其所謂善，惡其所謂惡】，一切剝削階級都不能把是非、善惡、好惡完全統一起來【毛批：他們統一其所統一的東西】，而況一切剝削階級都不能徹底認識客觀真理。所以過去一切剝削階級的學者關于人性、是非、善惡、好惡聯系起來所構成的學說，沒有一個不是說得錯誤百出的【毛批：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

你企圖把王陽明的四句話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難作到的【毛批：王陽明也有一些真理】。來信所改4句，也還有可議之處。　　

中國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國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封建制度，中國封建階級的倫理哲學，也是世界上最完備的封建倫理哲學。但是這種哲學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綱五常，而三綱五常同時又是封建階級的政治綱領與封建國家的憲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擁護這種哲學的言論行動，都在實際上是擁護了中國的封建殘余，阻礙了中國的民主革命。我們決不能把這種哲學，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相反，這恰是中國文化的不良傳統【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中國現在有人著了一本書，名《中國之命運》，在這本書上全部的接受與擁護中國封建階級的“固有道德”及其倫理哲學，堅決地反對現代思想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然而他們又在大大反對什么“封建割據”（如果是民主割據，他們就不反對嗎？）對于這些人，你還有什么是非可講的呢？他們是不是還有是非之心呢?　　

人們的道德觀念，就是反映客觀實際上人們的利害關系。這在中國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說:“義：利也”，利是義之實，又說“忠：利君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張以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會全人類的共同的利益為其道德的標準的。墨子是第一個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的偉大的哲學家。一切剝削階級的道德，就是這些剝削階級的利益的反映。中國的封建道德，封建的倫理哲學，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內）利益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別人受苦的基礎上，建立在使大多數人受苦的基礎上，這就是一切沒落的剝削階級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標準。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別人同享幸福的基礎上，建立在全人類共同幸福的基礎上，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天性及我們的道德的標準。

一切剝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惡劣的人性【毛批：當著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還在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時，他們是有其歷史作用的】。他們都是在犧牲大多數人的基礎上去求得自己獸性高度的有組織的有系統的發泄（如三宮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勞動的被壓迫階級的特性，都是當時社會上最善良的人性，他們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為人的。　　

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只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毛加：“以及將來的人類”】，才能深刻地認識客觀真理【毛批:這是對的，但與篇首論人為萬物之靈一節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動按照認識了的客觀真理自覺地規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覺的紀律性與原則性，才能把是非、善惡、好惡完全統一起來，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才能具有人類中最優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資產階級的“德性”），才能創造最優良的社會秩序。也才能把人類特出的理性、人類的天才發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優良的人性。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毛加：“及將來的人類”】，它的利害與客觀的是非（客觀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無產階級，才能以全體人類解放的利益，整個人類社會進化的利益，作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坦率地愛好真理【毛批：當資產階級對封建革命時候，他們是代表了社會進化的利益。他們也愛好他們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約論與進化論】，愛好全人類共同的利益，愛好社會進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樣自然；惡恨邪說，惡恨人類共同利益的破壞者，惡恨反動。如惡惡嗅那樣自然，也只有覺悟了的無產階級，其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正確的解釋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并把這種哲學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1943年7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康生，要他把下列幾句話刊登在《防奸經驗》第6期上：

“防奸工作有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

這幾句話中的“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后來被毛澤東稱為審干“九條方針”（見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

7月2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由毛澤東起草的《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宣言中說：

“自從萬惡的法西斯各國發動侵略戰爭以來，我們中國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久經艱苦斗爭，但是一向處于劣勢地位的這種不利情況，現在已經根本改變了。這是一個國際范圍內的有決定意義的變化。這個變化是由蘇聯第二個冬季攻勢的勝利，英、美在北非的勝利，中國的6年抗戰與英、美過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對于日寇的打擊所造成的，其中特別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起了轉變整個戰爭形勢的主要決定作用。由于這些偉大的勝利，就在過去一年中造成了極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國與極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國的世界局面。”

“在抗戰第七年中，我們又將遇到新的有利的變化，各同盟國對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決定性的打擊實現之時，就是整個法西斯失敗與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實現之時。到了那時，東方法西斯的失敗與東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著會要實現了。”

“整個中國戰場上，6年來的作戰，實際上是被劃分為正面與敵后兩大戰場，這兩個戰場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個，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獸的奔竄，在將來就不能驅逐這個野獸出中國，因此必須增強這兩個戰場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別是因為處在敵后戰場上的抗日軍民，他們抗擊了日本匪軍的半數以上，而其處境則較之正面戰場要困難百倍，因此加強對于他們的援助是義不容辭的。我們認為只有加強這兩個戰場的互相援助與特別加強對于敵后抗戰軍民的援助，才是加強整個中國戰場作戰努力的具體辦法。而在過去數年中，對于敵后戰場上的絕對大多數抗戰軍民是沒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戰場作戰的積極性也是很不夠的，我們希望政府對于這種現象能夠有所改進。”

“抗戰的第6周年，同時即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第22周年。中國共產黨在其誕生之時，即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并根據此種綱領在各個時期規定了各種具體實施的政策。22年中，全體黨員和全國廣大的人民群眾在一道，為著實現此種綱領與政策，為著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為著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流血犧牲，前仆后繼，舉行了轟轟烈烈英勇頑強的斗爭。不管敵人如何強大，道路如何艱難，他們總是堅決前進，絕不徘徊，絕不畏縮，終于使全國人民從黑暗中找到光明，從絕路中找到生路。22年的歷史實踐已經證明，我黨奮斗的方向，是使中華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確的方向，并將在今后的歷史實踐中繼續堅持下去，直到完全勝利而后已。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們生根于人民之中，他們是人民的兒子，又是人民的教師，他們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群眾，他們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因此他們就能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他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

7月4日，毛澤東為軍委起草關于蔣介石進攻邊區的軍事部署的情況通報，他寫道：

總部、129師、120師、聶軍區、115師、新四軍：

一、去年10月國民黨十中全會后，形勢似稍有好轉。但不久，蔣介石即令朱紹良、胡宗南準備進攻邊區。3月蔣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自己公開出面反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可說是進攻的思想準備。4月甘肅民變規模日趨擴大，至5月，竟占23縣，人數至數萬之多，當時蔣估計我方或將支持民變，彼即借口向我進攻。但我方依據團結抗戰方針，對任何反政府民變都不干涉，邊區留守部隊，謹守自己的防地，不給彼方以任何借口。但彼方挑撥性的言論及以挑釁為目的的軍事布置仍然非常積極。5月共產國際解散，蔣胡均認為此乃對共黨鎮服良機。6月，蔣允許周恩來、林彪二同志回延安，但不給以任何具體意見（周、林現尚在重慶至西安途中），其用意似在周、林回延，我黨中央正討論如何改進國共關系問題時，彼即發動閃擊戰式的軍事行動，逼迫我黨接受彼方提出交出軍隊取消邊區之條件（這些條件現尚未正式提出，但已在報紙上宣傳），因彼方已熟知我黨一貫方針是為團結抗戰而努力，竭力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兩黨摩擦與兩黨破裂之事件發生，彼方或以為在此種情況下，有將我黨壓服之可能，故乘周、林回延時機，急速抽調河防部隊追入邊區附近，并下令邊區南線各軍限七月八日準備完畢，待令攻擊，故邊區形勢現已極度緊張。至于日寇東條實行勾結中國抗戰陣營叛變而不甚強調反蔣的新政策以來，蔣與日本密使（吳開先等）經常接洽，是否與此次進攻邊區之準備有聯系，亦值得嚴重注意。此外西安國民黨方面則傳出下列消息：半月內蘇德大決戰將爆發，日本將閃擊蘇聯，集中目標于先打擊蘇聯，再對付英美等語，蔣、胡向我進攻之準備如此急迫，或亦與此有關。茲將5、6兩月及最近數日內胡宗南軍事進攻準備的具體情況列舉于下：

    （1）令53師由韓城河防開洛川，接替暫騎2師防務，暫騎2師限5月17日到耀縣集結，業已接防完畢。

（2）167師由大荔河防開邠縣，已于5月13日到達。

（3）趕運糧彈補充宜川、洛川、中部、宜君一帶之部隊運輸絡驛不絕。

（4）令所屬修補工事，并令調查邊區地形、工事、糧食、交通情形。

（5）令潼關河防之第1師，赤水（臨潼屬）之第78師準備交防行動。

（6）令現駐甘肅之第38集團軍總司令范漢杰亦作進攻邊區準備。

（7）令炮2旅在淳化成立第2指揮所，王曲之裝甲兵2團（戰車坦克70余）裝油待動。

（8）7分校教導總隊劉釗銘已集結兩個團，由岐山開赤水一帶，接替第78師防務。

（9）165師與61師的武器均已全部換成新品。

（10）令胡公冕、侯聲赴延安視察邊區情形。

（11）5月20日傅作義電胡宗南商討夾擊邊區，并謂應不怕破裂和牽動國家大計。胡復電極表贊同。

（12）胡得悉第三國際解散消息，突加緊張，對封鎖線部隊重新部署，進攻邊區部署均已完成。

（13）5月23日電蔣呈報對我作戰計劃，共分3期：第一期劃分關中、隴東兩區，以陶峙岳、范漢杰分任總司令，完成攻防準備，確實封鎖。第二期除河防部隊外，加強關中兵團，實力收復囊形地帶。第三期，繼第二期之后，保持重點于咸榆公路，協力收復馬欄、關中、隴東全部。并請中央派空軍及令2戰區協助，惟因甘南民變胡系調去了5個師兵力影響其第二期計劃實施甚大（以上均系5月情形）。

（14）自6月初迄今邊區形勢更形緊張。6月4日胡令各部：現系軍事緊張時期，部隊隨時有移動，兵扶不得缺額，否則以貽誤論罪。

（15）駐宜川之90軍長李文分工兵連開洛川，歸53師指揮，修筑交河口橋梁。并令輜重連大車20輛開洛川，協助53師運輸。

（16）暫騎2師6月10日已接替165師耀縣防務。新27師由富平莊里鎮開到洛川附近。并令暫25師、新27師、53師、暫騎2師、陜保指揮部等防務，統向右延伸，全部已于6月10日延伸完畢。

（17）6月18日胡宗南隨同陶峙岳，李文及61師師長鄧鐘梅，暫25師長劉英，新37師師長徐保等到洛川，召開軍事會議。并召集新27師、53師官長訓話。

（18）6月18日胡之副參謀長李昆崗電36軍（36軍在甘南進攻民變）或另有任務，希努力進剿。

（19）6月18日，李文批準第一野戰醫院開洛川，90軍對我軍之作戰計劃辦于是日攜至洛川交胡。

（20）6月28日胡令第8師（袁璞）限6月30日開陜北同官待命作戰，令駐赤水之78師即開分縣。第1師駐朝邑之一個團開東泉店。

（21）6月30日，胡令90軍之28師，即刻秘密由韓城開赴中部集結待命。7月2日又令改開洛河（洛川南）集結。該師83及84兩個團7月2日晨已出發，82團及師直7月3日晨出發，7月6日可全部到達。

（22）78師原令開寶雞之一個團改開分縣。

（23）第8師于29日全部到達同官山地，該師留商縣剿匪之24團第3營亦擬調回參戰。

（24）16軍炮兵團第1營，已于6月28日由郃陽開耀縣。

（25）重炮3團3營，6月28日已撤出河防陣地，30日已向西行動。

（26）西安辦事處30日亦有電告：胡對邊區之軍事部署，忽趨緊張，對閃擊陜北空氣，由軍隊的緊張準備軍官干訓團及黨政當局之議論，以及于社會，此種情形比過去為迫急。此種布置恐出自蔣及國民黨估計日本半月即將攻蘇借機進攻邊區等語。

（27）7月2日陶峙岳令各軍限7月8日準備完畢，聽候胡手令動作。

總的說，胡進攻邊區之部隊已經集結完畢，部隊的動員，糧彈的準備，均已完成，只須待命進攻，胡將河防部隊大部撤出，置于邊區周圍，這是歷來所未有。從此點看，蔣是否與日本有何諒解，值得注意。此外輜重部隊的配屬，兵站的開設，通訊線路的調整（非必須線路的撤收，斜線路的增設），部隊非必須品為后運，戰前教育實施，都表示進攻準備已經完成，可以隨時作戰，這些都是歷來所未有的。

　　                                軍委 午支

7月4日，中央以朱德名義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為呼吁團結避免內戰致胡宗南電”，全文如下：

西安胡副長官宗南兄勛鑒：

自駕抵洛川，邊境忽呈戰爭景象。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于途，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至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邊區留守部隊，安分守己，保境息民，從事生產與教育。吾兄前派胡侯二兄來延參觀，備致贊美，嗣接尊電，擬再派侯兄駐延聯絡，德等當即表示歡迎。不料近日形勢大變，貴方調兵遣將，準備進攻，實為德等大惑不解，謹電奉陳，即希示復。

                                         朱德

不久，毛澤東又在6日以朱德名義發出由他起草的“為呼吁團結避免內戰致蔣介石等電”，揭露國民黨軍隊妄圖進攻陜甘寧邊區的圖謀，呼吁團結、堅持抗戰。

7月5日，毛澤東審閱了王稼祥撰寫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滿意，稍加修改后，給王稼祥打電話說：

“文章看過了，寫得很好，準備交《解放日報》發表。”

毛澤東還親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談心，他說：

“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學生，怎么可以和他們并列？馬克思有馬克思主義，列寧有列寧主義，我不能提‘毛澤東主義’，我沒有‘主義’。我的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你們一定要提，還是你提的‘毛澤東思想’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隨便地提‘主義’。不過，我仍然認為，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我還沒有成熟。這不是謙虛，事實如此。”

7月6日，劉少奇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一切干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22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于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并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

7月6日，中央軍委指示八路軍358旅主力4個團由晉西北調回邊區，八路軍前委籌調機動兵力，做好應變準備。

7月7日，胡宗南指揮6個師的兵力包圍陜甘寧邊區，炮擊富縣柳林區和關中區，發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號。

7月7日，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不少外國記者紛紛質問內戰危機。

宋慶齡寫信給美國《新群眾報》，向國際輿論揭露國民黨封鎖、進攻抗日根據地，使抗日部隊得不到醫藥、供給，中國正處在分裂內戰的危險之中。

7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理論概念。他在文章中寫道：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志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后便積極參加中國民族解放戰爭，22年如一日，其中參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蘇維埃運動與抗日戰爭。黨便在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壯大起來。毛澤東思想也就是在這3大革命斗爭中生長和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斗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研究了中國的現實，積蓄了中共22年的實際經驗，經過了黨內黨外的曲折斗爭而形成起來的。”“同時又反對了那些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的錯誤觀點。毛澤東思想是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由于中國革命運動正在不斷向前發展，毛澤東思想這個理論也正在繼續發展中。這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保證。”

7月8日這一天，中央書記處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國民黨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準備以武力進攻陜甘寧邊區，迫我就范。同時發動宣傳攻擊，以造成反共輿論。

二、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

三、各地應響應延安的宣傳，在7月內先后動員當地輿論，并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造成壓倒反動氣焰之熱潮，并援助陜甘寧邊區之自衛斗爭。其宣傳方針，根據延安民眾大會通電之內容與口號。

四、為乘此機會加強黨內教育與人民教育，應將延安發表諸文件及當地發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給予干部閱讀并發動討論。

五、陜甘寧邊區正在進行各分區及各縣黨政軍民的廣大動員。

　　                           中央書記處 午齊

7月9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他在電文中寫道：

德懷同志：

蔣胡盡撤河防兵力開到洛川、中部、邠州線，密令積極準備待命攻擊。我已調晉西北4個團渡河南開準備作戰，晉西北現僅留6個小團，頗為空虛，同時事變有可能發展至兩黨破裂，我黨不能不事先有所籌劃。如至那種局面，擬實行前年春季所定計劃，從五臺、太行抽調10個大團（約兩萬人）西開應變。請你在日內加以考慮，提出意見電告。目前此間除作軍事準備外，極力進行政治動員，展開宣傳戰斗，并將此種宣傳散播至西安重慶各地及英美蘇各國，動員國內外輿論打擊蔣之反革命企圖。

　　                           毛澤東  午佳

7月9日下午，延安召開3萬多人的紀念抗戰6周年軍民大會，并發表了由毛澤東起草的《延安民眾大會關于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通電全文如下：

國民政府林主席，蔣委員長，各部院長官，各地方長官，各抗日將士，各抗日黨派，各抗日團體及全國同胞公鑒：

正當我全國民族團結抗戰已經堅持了6年，愈益接近勝利的時候，正當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主動權已經轉移到蘇英美同盟國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幫已迫近最后失敗的時候，不意中國抗戰陣營內部竟有一部分喪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縱隊，出來響應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汪精衛、王克敏的反共號召，宣稱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他們包圍軍事長官，企圖將原在抗日陣地的軍隊轉變為反共內戰的軍隊。他們現正積極策動內戰，慫恿軍事長官調動隊伍，進攻邊區。最近一個月來，除原駐陜甘寧邊區周圍，擔任封鎖邊區的10余師軍隊，早已積極準備進攻外，近日又從河防陣地抽調抗日大軍，移作進攻邊區之用。根據確實消息，第1軍主力第78師，第167師，已從華陰、渭南開到邠州、淳化，第90軍之第28師，第53師，已從韓城、合陽開到洛川，第57軍之第8師，已由西安開到中部，第16軍之重炮兵營，已由河防開到耀縣，原駐西安之炮兵旅，亦已開到淳化，除上述業已開動之部隊外，尚有很多軍隊，正在待命出動。隴海鐵路，咸榆公路，西蘭公路，兵車運輸，絡繹不絕，居民驚駭，奔走相告。為了配合此種軍事行動，西安的反共特務頭子勞動營訓導處長著名托派漢奸張滌非，竟敢公開在西安召集會議，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國官方通訊機關之中央社，也將此種破壞團結抗戰的反動言論，于7月6日發出廣播，通告中外，以為發動內戰之輿論準備。內戰危機，千鈞一發。敵人第五縱隊與中國反共分子此種喪心病狂的舉措，如果實現，不僅將破壞全國人民6年以來辛苦堅持的抗戰大業，并且將嚴重損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共同行動。日寇第五縱隊包圍軍事長官，準備發動內戰之唯一目的，就是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全中國。他們此種舉動，不僅背叛我中華民族解放戰爭的利益，同時也背叛了同盟國反對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們此種舉動，實際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義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戰營壘內的親日派漢奸，因為在此種時機發動內戰，除了犧牲民族利益，是絕對沒有其他結果的。

在過去6年抗戰中，證明中國共產黨對于保衛祖國的神圣戰爭是無限忠誠的。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者和堅持者；他曾使西安事變獲得和平解決，釋放蔣委員長，達到全國的團結抗戰。他曾指導了八路軍中新四軍中及地方民眾中的共產黨員，團結全體軍民在敵后戰場上抗擊了侵華敵軍50%的兵力，而沒有得到任何彈藥與軍餉的援助。新四軍甚至被誣為“叛軍”，但是新四軍至今在華中敵后戰場堅持著英勇的抗戰，而且至今仍然擁護國民政府，沒有任何的“叛變”行為。這是全中國每一個老百姓，乃至日寇漢奸，無不知道的。八路軍在華北艱難百戰，不予獎勵，反于妨害。陜甘寧邊區為八路軍新四軍僅有的后方，少數留守部隊自己動手，生產自給，全世界都無此種模范軍隊。陜甘寧邊區的黨政機關與民眾團體，堅決地實行了三民主義，實行了聯合各抗日階層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權、政權、財權，都有說話機會，都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使他們各得其所。現在邊區已經成了全國實行三民主義的模范區域，邊區人民在抗戰中過著民主自由與豐衣足食的生活，比較大后方的慘淡情況，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國民政府怎樣至今還沒有實行承認邊區的諾言，但邊區政府卻始終表示擁護國民政府。我邊區人民對于這樣忠實于民族解放利益，這樣堅持團結抗戰，這樣替邊區人民做了無數好事的中國共產黨，是竭其全力給予擁護的，對于邊區的一切民主進步設施，認為不僅是關系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堅持抗戰的可靠力量，是全國人民所同聲稱道的模范建設。我們將誓死保衛這塊地方，不許日寇及其第五縱隊的陰謀活動來加以破壞。

目前國內政治上許多反常事件，我們長久地忍隱不言，以期相忍為國，渡過難關。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壓毒焰，繼長增高，暴行虐政，有加無已。今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調抗戰之將士，肆內戰之陰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黨至上，專制集中；反對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無異盜賣法西斯；放棄團結原則與統一戰線原則，無異置民族于死地。指揮特務，盜竊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明日亦何嘗不可以發布討伐令，解散八路軍。凡此反常之行為，實屬惟恐天下不亂，惟恐抗日勝利，惟恐民族獲得解放，惟恐人民獲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現。另一方面，對于投降敵人背叛祖國之33個高級將領，卻一個也不責備，也不聲討，有時還替他們曲予辯護。對于像吳開先那樣受敵人派遣到我抗戰首都進行賣國活動的著名大漢奸，卻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許吳逆仍掛國民黨中央委員之名，逍遙法外，自由自在地進行陰謀活動。對于像張滌非那樣的日寇第五縱隊，在西安假澄民意，聲言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漢奸活動，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給他們廣播消息，企圖以此欺騙人民，準備軍事進攻的輿論。對于今天大后方民生憔悴，民怨沸騰，民情隔閡，民變蜂起等危險情況，則不但不思所以變計，反而一味高壓，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變之不擴大。華北龐炳勛、孫殿英諸軍之覆滅，其原因乃在于龐、孫領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及洛陽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之秘密命令，盡一切力量準備進攻太行山區域之八路軍（八路軍已獲有確實證件），絲毫不作對日寇戰斗之準備，致使日寇乘虛襲擊，束手受縛，叛國降敵，不敢聲張，反替龐孫作辯護之詞。我華中及山東之新四軍八路軍，苦戰奮斗，敵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兩個集團軍，限期東進，務求消滅八路軍新四軍而后已。共產黨則稱之為“奸黨”，新四軍八路軍則稱之為“奸軍”，試問天下有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么？今日何日？不是正當日德意法西斯國家已面臨失敗危機，我們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為了與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需要更加加緊自己抗戰行動的時候么，為什么竟從抗日前線撤回大量軍隊，要來進攻陜甘寧邊區呢？這有什么理由呢？為什么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國人呢？抗戰時期，只應該團結一切力量，加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條唯一的戰線，不應該制造第二條國內戰線，這個道理，難道還不明白么？內戰一開，兵連禍結，鷸蚌相持，漁人得利，這個道理，難道還不明白么？為什么這樣痛恨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陜甘寧邊區，而那樣不痛恨我們的民族公敵日本帝國主義呢？撤了河防大軍來打邊區，難道就忘記了日本人么？那時日本人從剿共軍背后打來，你們怎么應付呢？龐炳勛、孫殿英的覆轍，你們難道完全忘記了么？

我們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開紀念抗戰6周年大會，我們竭誠向國民政府呼吁，向蔣委員長呼吁，向胡宗南副長官呼吁，向正在準備進攻邊區的一切官兵呼吁，向全國同胞呼吁，請你們認清日寇第五縱隊的陰謀策動是不利于國家民族的，是幫助日寇侵略的。我們請求蔣委員長與胡副長官，立即命令抗日軍隊仍返原防，保持團結，避免內戰。我們掬誠忠告那些接受密令準備進行內戰的軍官和士兵，共凜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禍，鑒于過去10年內戰之慘，不要打共產黨，不要打八路軍，不要打邊區，不要槍口對內。胡宗南副長官曾云，“剿共是無期徒刑”，這是一句真話。請你們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再打10年內戰，能打得出什么結果呢？何況內戰一開，敵人乘虛而入，中國馬上就會亡國，哪里有10年時間，許我們從從容容地打內戰呢？我們要求蔣委員長與胡副長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漢奸日寇第五縱隊分子張滌非，并懲治其破壞團結抗戰的反革命活動。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立即逮捕日汪密使吳開先，并予公審。我們要求國民政府立即明令討伐通敵叛國的龐炳勛、孫殿英、孫良誠、畢載宇、吳化文、榮子恒、厲文禮、楊汝賢、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楊光有、王瑞亭、趙星彩、于光輝、侯如鏞、楊志希、趙瑞、楊誠、李長江、徐繼泰、楊仲華、吳漱泉、王勁哉、蘇振東、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任蘭圃、趙天時、薛豪平、于懷安、金亦吾等33個將級軍官，并移華中山東一帶剿共之師去剿伐他們。我們要求全國愛國同胞與抗日黨派幫助我們制止內戰，實現上述各要求。

我們的口號是：（略）

與此同時，英美蘇3國對中國國內的局勢表示不滿，各國大使會晤，警告重慶政府，不得發動內戰，否則各國將停止對其援助。

7月9日這一天，周恩來、林彪一行到達西安，收到了毛澤東發給他們的電報，要他們同胡宗南交涉，要求胡宗南撤走包圍陜甘寧邊區的部隊。胡宗南宴請了周恩來和林彪，不承認有進攻延安的企圖。他在席間稱周恩來為老師，稱林彪為同學。

周恩來、林彪一行在西安逗留3天后繼續北上。

7月10日，蔣介石在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下，命令胡宗南從陜甘寧邊區撤退軍隊。

7月11日，毛澤東因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為新華社寫了一篇通訊：

【新華社延安11日電】重慶消息，《新華日報》7月1日紀念中共22周年社論，力持團結抗戰，但被國民黨新聞檢查所扣留，不準發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4日送檢，5日去取，亦被扣留。6日報館派人找檢查所負責人談判，結果準許登載，被刪去3000多字。但到晚上，新聞檢查所突然通知，又不準登，報館交涉無效。不但如此，當局又令化龍橋特務憲兵警察，全體出動，如臨大敵，從新華日報館門口直至化龍橋，設立3道檢查哨，再在兩路口設1道檢查哨，據稱：其任務是查看報紙上是否還有“七七”宣言。但查驗沒有宣言，亦不準發行。《新華日報》于7日6時已全份印出，報館方面幾次向檢查所交涉，直到8時半，才將特務憲兵警察撤去。當日國民黨中宣部招待外國記者席上，紐約時報記者詢問周恩來氏回延安之任務。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藩發出挑撥性的回答，誣稱：“共產黨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與政府合作，一派反對。”關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訊機關同盟社，立即于8日將張道藩之挑撥的誣蔑的聲明給予傳播，幫助張道藩鼓吹。在7日的外國記者席上，合眾社記者又問：聽說最近陜北形勢很緊張，中央派遣大軍包圍八路軍，是否確實？張道藩態度甚窘，只得用中國話小聲地說了一句：“沒有的事。”另一美國記者問：每年“七七”共產黨都發宣言，何以今年7月7日的《新華日報》沒有看見宣言？張答：“這是新聞檢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關于撤退河防，包圍邊區，準備進攻一事，原來是秘密進行的。但因調兵遣將，運輸絡繹，造成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形勢，已經鬧得中外皆知，國民黨宣傳機關雖然還是諱莫如深，但是已經無法掩蓋云。

欲知毛澤東如何繼續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請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傳在修改中特意將毛澤東1943年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共9條，見上一章），6月28日在劉少奇給續范亭的信稿上所作的66處批改，以及后來在1958年主持討論并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一并錄入書中。筆者之所以不嫌其細、不厭其多，將這些文獻全文錄入，一是因其無論在當時、在當今或者在將來對人們都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二是因為這些文獻都是一段真實的歷史，由此可以見證毛澤東對他的下屬是如何的至誠、至愛而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這種耳提面命式的教育，在歷史上實屬罕見！常言道，知恩圖報真君子，忘恩負義是小人。在數幾十年之后，還會有多少人能夠記得起毛澤東的恩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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