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不要片面講豐衣足食。講豐衣足食，還得講艱苦奮斗。沒有

　　艱苦奮斗，哪有豐衣足食？豐衣足食是不能從天上掉下來的。”

　　話說1942年12月8日晚，毛澤東為了撰寫一篇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用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長篇書面報告，親自組織收集經濟和財政方面的歷史的和現狀的材料，為此，他在給陜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的信中寫道：

　　漢宸同志：

　　各件均收，寫得很好，大有益處。現我還急需貿易、金融、工業3部分，并須在3天至多4天要。請你日夜趕辦，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過去原不歸你經手，但現已歸你；工業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將你管的，建廳管的，軍隊管的綜合起來寫成一件，最為適當。

　　敬禮！

　　毛澤東 12月8日夜

　　12月13日，毛澤東在給南漢宸的信中寫道：

　　“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擬再請你對糧食、稅收、貿易、金融、財政、供給等項干部在自己工作中應注意之點（應興應革），每項寫1000至1500字左右給我，以插入報告中教育干部，對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會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3至4天內送我即可。”“每項能寫二三千字更好。”“如何使他們不擾民、不貪污、不浪費而又能完成任務。每個問題分列若干條應注意之事項。”

　　12月16日晚，林彪給毛澤東及書記處寫了一個關于同蔣介石談話經過的報告：

　　毛主席并書記處：

　　甲、14日接到召見通知，本日上午恩來同志指示了見蔣時談話要點。午后由張文白陪同見蔣，談約45分鐘，彼問我何時回去，行前還有什么話要向他說，我當即談：一、我黨對黨內、黨外均發了擁護十中全會宣言與決議的文件。我贊揚了此次會的新精神，贊揚了他在十中全會中演講。二、我黨擁蔣為民族領袖確是誠意。三、兩黨將來關系。四、現在須求徹底實行三停，并力求二編，并如何實行二編。五、雙方今后當更接近。感謝鄭延卓去延安，并說明毛有信托鄭帶來致謝，鄭已抵達西安。六、請他發點藥品給我們。

　　乙、蔣表示如下：一、統一團結問題，他們是誠意的，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團結，希望大家在政令下工作。二、各政治團體要集中起來，所有問題應求解決，并要求整個解決，很快地解決，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零碎碎。三、只要他一天活著，解決問題與問題解決后，總會更合乎公道的，不讓我們吃虧的，他死了就管不了。中共是愛國的，有思想的，是國家的人才，國家是愛惜人才的，不會偏私的，一視同仁的。四、過去革命5年的、10年的隨便過去了，現在當求國家問題解決后，國家必能一日千里的進步。五、答應發給藥品。如果我不離重慶有了時間可去找他，離重慶后，如果要再來亦可以的。

　　丙、談完后，張治中陪同退去。在回來途中張說：“蔣先生既說愿意解決問題，你們可以提出具體意見，可以與他商量。”并說，蔣此次是很誠意認真的。

　　丁、我在向蔣報告時，我提到新四軍3字時，他即插言說：“你們既然擁護政府、委員長，而又提新四軍，在報紙上、文章中皆是新四軍。承認新四軍等于不承認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軍。”再提他是不聽的。面紅耳赤地唧唧說了這一遍。說完了才讓我繼續發言。他說我是他的學生，所以他才告訴我這話，他還未向別人說過此話。

　　以上情形望中央研究與指示。我們正準備向張治中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

　　林彪

　　12月20日，毛澤東致信南漢宸說：

　　“請你寫的東西不知著手否？我要的關于糧草、稅收、金融、貿易4部分，每樣要說政策，說工作，是向廣大的干部說話，使他們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說政策說工作時要批評錯誤意見，批評工作缺點，使他們有所警惕。每樣要有點歷史，有點分析，又有1943年應如何作法。請你從今天至星期四4天之內下一番苦工趕一下，于星期五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將糧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貿易2件請找銀行與貿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糧稅你是熟的。你前交報告很好，只是向少數人說的，不是向廣大干部說的，故須重寫。你寫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業問題里去了。”

　　12月21日，毛澤東撰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書面報告，由賀龍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傳達，直到12月29日才結束。這個書面報告共10章，原計劃寫的稅收和節約兩章因高級干部會議閉幕而來不及寫了。報告中的第一章《關于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建國后編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時，題目改為《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

　　毛澤東在報告中“著重批判了那種離開發展經濟而單純在財政收支問題上打主意的錯誤思想，和那種不注意動員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度過困難而只注意向人民要東西的錯誤作風，提出了黨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正確方針”（引自《毛澤東選集》注釋語）。毛澤東說：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地有效地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毛澤東批判了“不顧人民困難，只顧政府和軍隊的需要，竭澤而漁，誅求無已”的錯誤觀點。他認為要發展經濟，就要解決好公私關系，只有這樣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他說：

　　“在公私關系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

　　毛澤東還強調說：

　　“這次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以后，我們就要實行‘精兵簡政’。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局部的。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5項目的。”

　　這年冬季的一天，在軍委二局工作的毛遠志從安塞來到延安醫院看病，順路到楊家嶺看望伯伯。毛澤東和幾位客人剛吃完飯，警衛員正收拾碗筷，毛遠志忙說：

　　“不要拿走，我還沒吃飯呢！”

　　毛澤東看著風塵仆仆的侄女，心疼地說：

　　“趕了50里山路還沒吃飯？那就趕緊吃吧！”

　　他吩咐警衛員再拿個好菜來。不一會兒，警衛員端來3個烤辣椒，這的確是毛澤東最愛吃的好菜。毛遠志就著辣椒，將伯伯和客人們剩下的二米飯和一個炒黃豆芽一掃而光。警衛員收拾了碗筷，抹干凈桌子，轉身去了。毛澤東親切地望著侄女說：

　　“學了文化，會寫信了，你寫的信我收到了。你經常頭痛，我聽說了。”

　　一位客人問毛遠志多大了？是否入黨了，毛遠志得意地說：

　　“我已經是正式黨員了。”

　　“你入黨了？什么時候加入的？”

　　毛澤東有點半信半疑。毛遠志說：

　　“1938年10月我就是預備黨員了。只因為年齡不到18歲，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預備黨員。”

　　“哎約，你好辛苦喲。”

　　“辛苦倒不辛苦，就是有些著急。我想，不成為正式黨員就不來見您。”

　　“噢，原來你是因為這個才不來的。”毛澤東拿了一疊紙和兩支鉛筆送給侄女，又囑咐道：“你今天看完病不要回去了，就在我這里住上兩個禮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學習。正好你妹妹李訥和她母親住醫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窯洞里，吃飯就同工作人員一道吃。”

　　毛遠志到醫院看完病回到楊家嶺，毛澤東又問起她在二局的工作、生活情況，毛遠志便將誰是她的科長、誰是她的股長、工作怎樣忙、幾乎天天開夜車等等講述了一遍。毛澤東又問道：

　　“你們伙食怎么樣？”

　　“唉——”毛遠志嘆口氣說：“凈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時酸水還從鼻子、眼睛里往外流。”

　　“哎約，那樣厲害呀！你做過飯嗎？”

　　“我幫廚呀！”

　　“那你會做什么菜？”

　　“會切土豆絲、胡蘿卜絲呀！”

　　“炒菜放多少油？”

　　“放油很少。一大鍋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澆上半勺油，漂在上面。”

　　“你們那里年輕人多，工作緊張，看來伙食是差了些。我認識的3個人就病倒了兩個半。”

　　毛澤東所說的兩個半人，一個是毛順義，一個是毛華初，半個則是毛遠志。后來，他從自己的辦公經費中拿出了三分之一給二局做本錢，辦了一個消費合作社，將賺的錢補貼在工作人員的伙食里，伙食果然有了明顯的改善。

　　這天晚上，毛遠志就睡在了李訥的床上。夜已經很深了，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警衛員把她推醒了。原來，毛澤東此時才吃晚飯，讓警衛員送來一個小豬蹄讓她吃。毛遠志迷迷糊糊地啃完豬蹄，倒頭又睡。又過了兩天，毛澤東問毛遠志：

　　“頭痛是不是好點了？”

　　毛遠志回答說：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養一段時間。”

　　大約一個星期后，江青回來了。這是毛遠志第一次見到江青。盡管江青對她很親熱，很體貼，但家里住的地方實在緊張，她還怕影響伯伯工作，便去向伯伯告別，她說：

　　“伯伯，我想回去了。”

　　毛澤東不解地問：

　　“咱們不是有君子協定，你住兩個禮拜嗎？”

　　“我覺得頭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們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過不來吧？”

　　盡管毛澤東一再挽留，毛遠志還是告別伯伯回到了二局。后來在1943年，毛遠志被調到西北局工作。有一次，她跟伯伯說：

　　“我想去前方工作。”

　　毛澤東笑著拍拍侄女說：

　　“你還想遠走高飛呀？我看你還是先把病治好吧。”

　　果然，沒幾天毛遠志的頭痛病又復發了，而且比較厲害，組織上把她送到西北局農場養病，離毛澤東住的地方很近。毛遠志住在一間干打壘平房里，自己做飯吃。毛澤東關照警衛員拿來了一些舊報紙，幫她把墻糊上，還送來了兩只別人送給他的風干雞，讓她補補身子。江青也經常來看望毛遠志，非常關心她的身體健康狀況。

　　再說12月25日，毛澤東復信給續范亭，他寫道：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著，你又有病，遲一下我們再談更好。你身體差些，望維持。我右臂比上一年好一點，中醫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歲月人增壽’啊！其余不盡。”

　　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茶坊”工廠廠長毛遠耀按照軍委總后勤部軍工局的通知，和總工程師沈鴻一起從安塞策馬啟程，奔向延安，中午時分到達大砭溝軍工局駐地。午飯后，二人稍事休息，便來到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政府的臨時住處。

　　他們一進門，毛澤東立刻起身相迎，微笑著和沈鴻親切握手，又把沈鴻介紹給旁邊的彭真和高崗。落座后，毛澤東對沈鴻說：

　　“你來了幾年，今天才第一次見面咧，真抱歉！你是從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來的，見多識廣，我們這里可困難呢，除了黃土地，可以說什么也沒有，全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自己克服困難，才搞出現在這種手工業的自給經濟。沈先生在這里一定遇到了許多不便吧？”

　　沈鴻連忙說：

　　“領導上對我的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些困難也能克服。”

　　“沈先生是從哪里學會機器制造的？”

　　“我沒有上過專科學校，我原是布店學徒，因為喜歡，先做鎖，后來胡亂做一些機器，說不上好，能用就是了。”

　　毛澤東聽罷大笑起來，他說：

　　“啊呀，你同我一樣，我也沒有進過軍校，人家來打我嘛，逼得我只好從打仗中學打仗。我們現在只能發展自給經濟，以保障供給，支持抗日戰爭。看起來這種特殊的經濟似乎不合理，但它是符合現實要求的唯一辦法。有人建議在這里搞重工業，搞大軍工計劃、大鹽業計劃，這是辦不到的，那將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我們現在開這會，開那會，實際上沒有幾個人真正懂得怎樣辦工廠。最近我們開了一次討論經濟（包括工業）政策的會議，我在會上作了一個發言，初稿已印出，請沈先生過目。你是行家，希望多提意見。”

　　說罷，他從書桌上拿出一本小冊子遞到沈鴻手中，又笑著說：

　　“當前的中國是七分封建三分資本主義。戰后就是七分資本主義三分封建了，到那時你還可以回上海當你的資本家去！”

　　是日晚，毛澤東設便宴招待了沈鴻和毛遠耀。沈鴻回到“茶坊”后，仔細認真地讀了毛澤東為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撰寫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并對有關工業方面提了一些建議。

　　沈鴻大部分時間是在安塞縣山溝里的“茶坊兵工廠”擔任總工程師，解決了一項又一項的技術與生產難題。據統計，在抗戰8年中，沈鴻與茶坊兵工廠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共設計制造了供子彈廠、迫擊炮廠、槍廠、火藥廠和前方游動修械廠使用的成套機器設備134種型號、數百臺套，還為民用工業，包括制藥、醫療器械、造紙、印刷、造幣、化工、煉鐵、煉焦、玻璃、石油等工廠設計制造了成套機器設備、單機和重要部件400多臺件。為此，他3次被評為陜甘寧邊區的勞動模范和特等勞動模范。

　　1943年1月1日晚，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1000余人的干部團拜會，慶祝新年，并歡迎劉少奇自華中歸來。

　　劉少奇是在毛澤東的關懷和周密部署下，經過9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于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的。

　　毛澤東、朱德蒞臨元旦團拜會并講了話。毛澤東在講話中發出了繼續戰斗的號召，向前方和后方的軍民提出了不同的戰斗任務。他說：

　　“1943年勝利在望。在前方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戰斗、生產、學習；在后方陜甘寧邊區的任務是生產、學習。”

　　他號召后方的干部和群眾努力工作，發展生產和教育，援助前方，爭取勝利。

　　劉少奇報告了華中及華北各敵后抗日根據地艱苦奮斗堅持抗戰的情況。

　　隨同劉少奇一起來到延安的歷史學家呂振羽，在團拜會上見到了毛澤東，他喜不自支，隨釀成小詩一首：回到圣地心花開，八州翹首向延安。歡迎晚會紅光閃，親聆音容樂無邊。

　　隨后，呂振羽擔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1943年底改任劉少奇的學習秘書。

　　1943年初，毛澤東遷往棗園居住。

　　這棗園位于陜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處，原是一家地主的莊園，這個僻靜的山村橫臥在山坡和平川之間，村內村外長滿了棗樹、梨樹、杏樹，以棗樹居多，故俗稱棗園。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后，棗園成為中央社會部的駐地，遂改名為“延園”。后來棗園舊址的大門石柱兩側一直保存有康生所書的“延園”二字。

　　就在毛澤東移居棗園不久，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的電影紀錄片《生產、戰斗結合起來》已經拍攝結束了，攝制組認為大生產運動是在毛澤東號召下開展起來的，在紀錄片中應該出現毛澤東的鏡頭，為此，攝影隊長吳印咸便到棗園請求毛澤東為電影題詞，毛澤東欣然同意了。吳印咸感覺窯洞內太暗，就在窯洞外架好了攝影機，請毛澤東到窯洞外去寫。毛澤東在兩張長210毫米、寬160毫米的白色凸版紙上分別題寫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并簽上自己的名字。這個過程全被吳印咸拍攝了下來，編輯到了電影里，并將這部紀錄片改名為《南泥灣》。

　　后來在2月4日，《南泥灣》在延安首映，在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中引起極大的轟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也隨著影片廣為流傳。

　　1月5日，毛澤東向陳毅、饒漱石發去《關于新四軍行動總方針》的指示電：

　　陳、饒：

　　來電悉。同意你們分散計劃。惟浙東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戰勝利時被國民黨消滅，收不回來。整個抗戰，尚須準備兩年，你們須想各種辦法熬過兩年，保持我軍基本骨干，不怕數量減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勝利。我們正與國民黨談判，將新四軍編為八路軍一個軍，取得合法地位，并答應國民黨于勝利后開至黃河以北，以期繼續合作，共同建國。目前國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體解決懸案，恐尚須拖一時期。在遠東慕尼黑危險即國民黨投降危險存在時期，我們向江南浙東發展是必要的。在此種危險已不存在，我們須準備在戰后與國民黨繼續合作時，我們即須準備于戰后開至黃河以北，這是總方針。

　　蘇聯冬季反攻勝利極大，僅斯城戰區即擊潰德意羅軍40余師，包圍德軍22師，已無逃路，俘虜及擊斃敵軍達31萬人，希特勒總崩潰為期不遠，戰勝希特勒后，中國時局將好轉，日寇亦將奪氣，有利我軍抗戰，我們應利用這種形勢，鼓勵軍心民心，達到堅持目的。

　　少奇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澤東

　　1月8日至11日，任弼時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他在第三個問題“檢討歷史教訓與黨性問題”的第一部分“關于中央重新審查陜北肅反問題決定的兩點解釋和檢討歷史的教訓”中說：

　　“中央這次重新審查1935年的陜北‘肅反’問題，認為朱理治、郭洪濤兩個同志應負錯誤肅反的主要責任，而不應由戴季英、聶洪鈞兩同志來負主要負責。自然戴、聶二同志是那次錯誤的肅反政策之堅決的擁護者和執行者，他們應該受到一定的處分，但主要的責任是不應該由他們來負的。中央認為朱理治、郭洪濤所主持的‘肅反’把陜甘邊的26軍的高級干部逮捕了許多，并殺害了200以上的優秀干部，這不僅是錯誤，而且是革命中的罪惡。產生這種錯誤肅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濤兩同志當時所執行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是‘左’傾機會主義，也就是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時期黨內曾經占統治地位的一種錯誤路線，而陜北的這種錯誤肅反也就是由于他們執行并發展了這種‘左’傾機會主議錯誤路線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朱理治、郭洪濤兩個同志的品質惡劣。就是說，他們兩個黨性很壞，到了陜北這個區域，大擺‘欽差大臣’的派頭，有高度的領袖欲，是一種政治野心家，想篡奪陜北（包括陜甘邊和陜北）黨政軍的領導，以滿足自己當領袖的欲望，好來稱王稱霸，因此就把黨內的原則斗爭發展成為黨外敵人斗爭的性質。當時他們所用的政治資本，就是反對所謂以劉志丹、高崗同志為代表的‘右傾取消主義’路線。經過這次高干會議檢討的結果，認為當時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所執行的路線不僅是沒有錯誤，而且是從實事求是出發的一種正確路線。”

　　“在1937年5月的蘇區黨代表大會以后，中央已經感覺到高崗同志是陜甘寧黨內同志和黨外群眾應真正擁護的領袖，從高崗、張秀山、王世泰等同志的具體工作中看出他們是有能力的老干部，從那時候起，中央已經認為這些干部在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是有工作能力的，在全邊區黨中是有威信的。因此，在后來的邊區黨委以及以后組織的邊區中央局和西北中央局，高崗同志都擔任了這些組織的書記。”

　　“這次高干會對于陜北黨歷史問題的檢討，高崗同志作了正確的結論，這不僅對邊區黨、邊區干部有很重要的教育意義；而且因為這些問題帶有全國全黨的性質，因此，對于全國的黨來說，也是有重要的教育意義的。”

　　1月10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書記處關于堅持華中敵后斗爭和保存干部給陳毅、饒漱石的指示電，全文如下：

　　陳、饒：

　　4日電悉。（一）在敵寇掃蕩下華中敵后形勢可能日趨嚴重，你們須動員全黨準備在最嚴重形勢下堅持斗爭。并以大力去開展敵占區及敵占城市中偽軍偽組織和人民中的合法工作，以便配合我之武裝斗爭及在必要時隱蔽干部等。在根據地中一切工作方式切忌張揚，以免引起敵人警惕。報紙學校工廠應少辦，政治攻勢的口號亦不應提出，而應采取各種復雜的方法來保存我之力量，以便度過今后最危險的兩年。（二）同意你們送大批干部來延安，并同意賴傳珠來延安，以粟裕為參謀長。干部來延路線，主要須經華北各根據地護送，其他路線則可經劉曉送西安轉延，或經北京、彰德、開封轉延，交通建立辦法另告。但人數不能太多，并須可靠的能在敵區國民黨區行走的干部才可以。（三）在華中的文化干部及醫生技術人員等應設法送一些來延安，以免在敵后損失，但須估計他們的身體是難于長途行軍的。

　　中央書記處

　　1月1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題目為《開展吳滿有運動》的社論。

　　吳滿有在邊區政府發展陜甘寧邊區農業生產的號召下，訂出自己周密的勞動增產計劃，靠勞動致富，成為勞動英雄。為了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林伯渠、李鼎銘聯名通令全邊區，號召農民向吳滿有學習。

　　1月14日，是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的最后一天。

　　會議認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從實際出發，依靠山地農村發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的路線是正確的。”

　　大會還對359旅全體指戰員，對王震、何維忠、羅章、晏福生、馬文瑞、習仲勛、沈鴻等22名在大生產運動中作出突出成績的干部，進行表彰，頒發了有毛澤東親筆題詞的錦旗和獎狀。

　　毛澤東在給359旅的錦旗上題寫的是“發展經濟的前鋒”，給王震的題詞是“有創造精神”，給習仲勛的題詞是“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給馬文瑞的題詞是“密切聯系群眾”，給沈鴻的題詞是“無限忠誠”。

　　大會還對6名假公濟私貪污腐化的干部進行了懲處。

　　毛澤東在閉幕式上作了關于領導問題的講演。他用“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兩句話，闡明了領導的真實意義。他說：黨的領導就是集中人民的意見，經過思考研究變成黨的意見，然后又把黨的意見拿到人民中去實現。這就是所謂群眾觀點和領導藝術，就是真正理論與實際的聯系。高級干部會議已經完成了將邊區廣大人民和廣大黨員的意見集中起來的任務，現在就是堅持下去的問題了。實際上“堅持下去”的任務已經開始執行。

　　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西北局、留守兵團都積極部署了1943年的大生產任務，在陜甘寧邊區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生產勞動競賽，形成了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村莊與村莊、軍隊與民眾、部隊與部隊及各機關之間競相開展生產競賽的熱烈場面。

　　有一天，毛澤東問部隊負責人王近山：

　　“部隊對自力更生、生產自給有什么反映？”

　　王近山回答說：

　　“戰士們對豐衣足食的口號興趣很大。”

　　毛澤東說：

　　“有興趣就好。不過不要片面講豐衣足食。講豐衣足食，還得講艱苦奮斗。沒有艱苦奮斗，哪有豐衣足食？豐衣足食是不能從天上掉下來的。”

　　毛澤東又說：

　　“蔣介石凈做壞事，但他不給我們八路軍、新四軍發餉，倒算做了件好事。我們經濟上受到了封鎖，我們少了幾十萬塊餉錢，使原來對蔣介石還有點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應該謝謝這位‘委員長’，他使我們找到了‘自己動手’的道理，這比任何餉、任何援助都可靠。”

　　1月16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成立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的決定》：

　　由于延安與華北華中的聯系更加困難，陜甘寧及晉西北兩個邊區更加重要，特決定成立聯防軍政治部，直接管轄上述兩個邊區的部隊的政治工作。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同志兼任聯防軍副政委及聯防軍政治部主任，委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同志兼任聯防軍政治部副主任，委120師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兼聯防軍政治部第二副主任。

　　留守兵團政治部撤消，并入聯防軍政治部，委方強同志為385旅及隴東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委伍晉南同志為120師358旅及3分區政治部主任，委張平化同志為120師及晉西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在甘泗淇同志不在晉西北時代理120師及軍區政治部主任。

　　另以總政治部一部搬至楊家嶺王稼祥同志附近，組織很精小的總政治部，統管全軍政治工作。

　　中共中央

　　1月25日，毛澤東起草了給彭德懷的“對戰后形勢的分析和關于當前工作問題的指示”電，全文如下：

　　德懷同志：

　　你12月18日電最近才看到，茲復于下：

　　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國際國內形勢均會發生根本變化，這一形勢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獨裁的。但蔣在抗戰中有功勞，同時人民心理厭惡內戰，故我們應爭取在抗戰后與國民黨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是在這個基點上發的。爭取邊區與新四軍合法化，并答應國民黨在戰后將黃河以南部隊集中到黃河以北，兩年來《解放日報》及新華社根據我黨方針，盡量避免刺激國民黨，去年9月蔣約我見面，派了林彪去，現尚未回，到適當時機我準備出去見蔣，以期談判成功，所有這些也都是從這個基點出發的。就是精兵簡政除當前作用外，也有這個作用。我們既不準備打內戰，無須多兵，兵少又可減輕國民黨的畏懼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國人民的覺悟。如果人家要打，我們也有恃無恐。

　　二、民主政權的實質是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與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二者均為抗戰。改善生活的條件，一是減輕農民對地主的負擔，即實行減租減息；二是減輕農民對政府的負擔，即實行精兵簡政與發展一部分公營經濟；三是認真幫助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及副業生產，增加農民的糧食收入及副業收入。各根據地對這幾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陜甘寧邊區的中心工作是經濟與教育2項，敵后各根據地的中心工作是戰爭、經濟與教育3項。

　　三、教育以對象分有干部教育、國民教育等項，目前重點應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應放在國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國民教育。以內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項，而對于干部特別就目前時期說來，應著重思想教育，其辦法就是整風學習與審查干部，這是建黨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4月起學了8個月，今年3月底可學完，收效極大。審查干部亦已開始，并有成績，準備以今年一年審查完畢。延安以外陜甘寧邊區各地黨政軍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風學習，并進行審查干部。敵后各根據地對整風學習均未深入審查干部，還未認真著手，望加注意。整風主要是整高級干部，犯思想病最頑固的也是這些干部中的人，將他們的思想打通，一個根據地大約有100至200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員在內。其次是中級干部，每一根據地有數百至數千人。再次才是下級干部。有些根據地把這個方向弄顛倒了。只有在認真地深刻地整風學習與展開自我批評的熱潮中，審查干部才會徹底。過去對于審查干部，不論延安與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兩年抗戰勝利前經過整風與審查，將多數高級及中級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黨與軍的骨干，那我們就算是勝利了。保存骨干與教育骨干，這是今明兩年的兩個嚴重任務，各級負責人必須抓住這個方針。為這兩件事必須進行各種對外對內的嚴重斗爭。

　　毛澤東

　　1月2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慶祝中美中英間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決定，他寫道：

　　最近中美中英間簽訂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協定，美英放棄了在華的特權。我們應當慶祝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各地黨部凡在戰爭環境許可下，均于舊歷元旦前后召開軍民慶祝大會，慶祝中美中英間新的關系與新的團結，堅定軍民抗戰信心，號召軍民為驅逐日寇，完成中國獨立解放而斗爭到底。一切共產黨員，均須循此目標前進。并向全國人民說明下列各點：

　　一、中國近百年的歷史是中國逐步喪失獨立淪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歷史，同時，又是中國人民為民族獨立解放而英勇斗爭的歷史。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殘暴，中國民族中敗類自西太后、袁世凱、北洋軍閥、不抵抗主義者、直到汪精衛等等賣國求榮的無恥，另一方面是中國人民的覺醒，反抗與解放斗爭，自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大革命、紅軍運動直至現在的民族大抗戰。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一方面是莊嚴的斗爭。

　　二、中國殖民地化過程與民族解放過程的斗爭，到了“七七”抗戰以后，已進入到決定勝負與決定中國最后命運的階段。百年來中國人民獨立解放的斗爭涌出了領導這個斗爭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七七”抗戰的發動，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國共合作的堅持，全國軍民的卓絕奮斗，國際反法西斯聯合陣線的形成，英美蘇（蘇聯還遠在十月革命后即發表聲明書，聲明廢棄帝俄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后又簽訂孫文越飛協定，更于1924年正式簽訂條約，完全取消中俄間不平等條約，完全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取得的特權）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與援助，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使中英美間不平等條約得到廢除。

　　三、中國今后命運是要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得到決定。抗戰已5年有半了，今后困難尚多，我們必須堅持抗戰，克服困難，鞏固國內團結，反對民族敗類——汪精衛及其他無恥漢奸，揭露日汪間一切奴役中國、出賣中國的協定，打走日本帝國主義，收復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國的獨立解放便無法實現，中美中英間不平等條約之廢除也還是一紙空文。

　　四、中國要變成獨立的國家，要變成與世界列強列于平等地位與平等關系的國家，不僅有賴于對日戰爭的勝利，而且有賴于戰后國家之建設。我黨中央在去年七七宣言中已指出戰后中國應當是一個什么樣的中國。尤其重要的是歷史事實證明了：當國內團結，國共合作時，中國是充滿著光明與希望的，當分裂內戰時，人家便來欺負，國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上一次國共合作，曾經收復了漢口、九江租界，這一次國共合作，又取消了不平等條約。戰后新中國的建設，是保證中國獨立解放的重要關鍵。

　　五、中國共產黨自誕生后，便投入了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線。孫中山先生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改變革命方法，采取發動群眾的路線，實行與共產黨合作改組國民黨，提出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共產黨在大革命時代始終盡了急先烽的作用，后雖不幸破裂，被迫退入農村，繼續民族解放的斗爭，但自“九一八”后，共產黨又不斷提議，組織民族統一戰線與恢復國共合作，特別是“七七”抗戰后，國共兩黨實行合作，舉國一致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發動偉大的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自衛戰爭。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始終是站在最前線的地位，擔任最艱苦的職務，轉戰敵后5年有半，抗擊在華日軍恰好一半，前仆后繼，未嘗稍懈，共產黨不僅是為抗戰勝利而堅決斗爭，并且還要在戰后獨立、自由、民主、與國際列強列于平等地位之新中國的建設工作中，同樣也站在最前線。

　　1943年2月5日，這一天是農歷大年初一。一大早，棗園鄉的農民們穿著新衣服，吹著嗩吶，捧著油饃饃、年糕、壽桃，提著米酒，抬著“為民謀利”的錦匾，來給剛搬進棗園不久的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拜年。

　　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其他人，也早早等在他們各自的門前，迎接拜年的鄉親們。

　　中央小禮堂一排排長桌上，鋪著延安生產的粗線花條子桌布，擺放著紅棗、蘋果、香煙、瓜子。毛澤東把鄉親們領進小禮堂，和幾個老年人坐在中間的桌子旁，連連招呼著老鄉抽煙、吃果子，笑著問大家：

　　“年過得好啊！”

　　棗園鄉鄉長楊成福上前給毛澤東拜年，毛澤東拉著他的手，說：

　　“鄉長叫成福，有福氣，居民才有福氣。你是棗園鄉的鄉長，我是棗園的一戶居民，以后你們開居民會可別忘了我，也要叫我哩！”

　　毛澤東的話逗樂了眾鄉親。他問鄉親們說：

　　“棗園有多少戶人家，過年殺幾頭豬？”

　　眾人搶著說：

　　“全村24戶，殺了18頭豬。”

　　“不多啊！今年還要多養豬，明年過年，爭取每戶都殺一頭豬才好哩。”毛澤東笑著說。他又問大家：“今年是大生產年，你們能不能做到‘耕三余一’？”

　　眾人說：

　　“不但能做到‘耕三余一’，還要爭取做到‘耕二余一’哩！”

　　“有什么措施？”

　　“多耕地，多上肥，多鋤草。”

　　毛澤東連連點頭，說：

　　“很好！但這還不夠，還要把勞動力組織起來，實行變工互助。在自愿參加的原則下，大家組織起來，實行人力、畜力、工具互助，這樣可以提高效率。將來還要組織生產合作社，實行集體化，這是農民徹底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

　　他又問棗園村的謝村長：

　　“現在老鄉們衛生搞得好不好？害病的人多不多？”

　　謝村長一邊用手比劃，一邊笑著說：

　　“今日棗園村的衛生可好得很，每家都修了一個廁所。在中央警衛團的幫助下，還設了個接生站呢，婆姨們可歡笑死了！從前養娃娃不衛生，養不活，現在講衛生，養一個活一個。”

　　毛澤東也笑著說：

　　“咱們搞革命就是要人財兩旺嘛！以后每個村莊都要修一個小醫院才更好。”

　　毛澤東最后跟大家說：

　　“咱們都是老鄰居了，今天中央請老鄉們吃頓年飯，喝杯年酒，但要多吃多喝，不準客氣。”

　　宴會開始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桌分一個，輪流給鄉親們敬酒夾菜，大家也不斷地給毛澤東等敬酒敬菜。

　　關于這次拜年的情形，毛澤東的衛士顧昌華是這樣說的：“主席和其他首長在小禮堂門前忙著接待客人。經過大生產運動，延安人民豐衣足食，心情特別愉快。這天，十里八鄉的鄉親們都來了，他們有的捧著油饃油炸糕，有的提著米酒。棗園的鄉親們還特意蒸了個白面大壽桃，縫制了一面小紅旗，上面寫著‘為民謀利’4個大字。他們要將這些禮物獻給毛主席。小禮堂里并排放著兩行桌子，上面鋪著延安生產的粗線花條床單布，顏色十分鮮艷。花生、糖果、香煙、紅棗、蘋果擺了一桌一桌的。毛主席和幾個老年人一起坐在中間那張桌子旁，主席笑著望望這邊，望望那邊，問大家年過得都好吧？大家說，主席好!棗園區的區長把大家一一給主席做了介紹……主席對大家說：我們是老鄰居，今天請大家到一起吃頓飯，希望不要客氣，多吃多喝……主席正說著，飯菜已經端來了。主席不斷到各桌去勸酒，要大家多吃些。農民們也不斷舉杯向主席敬酒。整個小禮堂里，洋溢著一片歡笑。”

　　2月6日是大年初二，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到棗園回拜。毛澤東見到區鄉干部都道一聲：

　　“辛苦了，過年好哇！”

　　他拉著李區長9歲女娃的手，問她幾歲了，上學沒有？當他聽說女娃還未上學時，就對李區長說：

　　“陜北地薄人窮，文化不發達，教育兒童是一項重要任務。我們將來總不能常住延安，今后的地方工作就交給你們了。”

　　2月6日上午，延安文化界70余人，在青年俱樂部與吳滿有、趙占魁、黃立德3位勞動模范座談。3位勞動模范分別講述了他們的翻身經歷和生產的現實情況。文化工作者們聽了，深受感動。歷史學家范文瀾說：

　　“像我們這樣只知道吃救國糧的文化人，對于自己應負的責任實在太慚愧了。”

　　哲學家艾思奇說：

　　“文化的源泉是生產實踐，我們要好好地向你們學習。”

　　作家丁玲感慨地說：

　　“過去總有些傷感的心情，今天幾位新的英雄，已經給予我們新的健康的題材了。”

　　文化界人士一致接受3位勞模“到農村去、到工廠去”的意見，他們表示，要把筆頭與鋤頭、鐵錘結合起來。

　　春節期間，楊步浩帶著延安六合鄉的群眾代表和秧歌隊200多人，敲鑼打鼓，扭著秧歌，抬著春節為毛澤東繡的“人民救星”的金匾，給毛澤東拜年。楊步浩代表鄉親們講話，他說：

　　“毛主席領導我們窮苦人鬧翻身，過上好日子，是我們的大救星，我們給毛主席送個‘人民救星’的金字匾，表示我們六合鄉人民的一點心意。”

　　毛澤東在鄉親們的熱烈掌聲中接過金匾，轉給工作人員抬著。他說：

　　“延安縣川口區六合鄉人民，經常和中央機關來來往往，像親戚一樣，今天又送來了金字匾，對中央這樣關切，謝謝六合鄉的全體人民，祝賀六合鄉人民今年奪取更大的豐收。”

　　毛澤東說完，觀看鄉親們表演的文藝節目。毛澤東和楊步浩及鄉親們坐在一起，邊看節目邊交談，親如一家人。

　　中午，毛澤東和楊步浩及鄉親們一起吃了午飯。下午，鄉親們還要去慰問朱德，毛澤東高興地說：

　　“我這里有汽車，送你們去！”

　　于是，鄉親們坐著毛澤東的小汽車和軍委的大卡車，敲鑼打鼓，吹著嗩吶，熱熱鬧鬧地到朱德那里去了。

　　魯藝秧歌隊也在春節期間演出了《兄妹開荒》，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云等人看后，認為很好。毛澤東邊看邊連連點頭，笑著稱贊道：

　　“這還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你們覺得怎樣？”

　　朱德說：

　　“不錯，今年的節目與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作，就是要密切結合政治運動和生產斗爭啊！”

　　2月9日，毛澤東高興地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說：

　　“陜甘寧財政難關已經度過。今年決定大力發展農、工、鹽、畜產品的生產，提出豐衣足食口號，如不遭旱，大有辦法，人民經濟亦大有發展，可達到豐衣足食。”

　　春節期間，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領慰問團，到南泥灣慰問359旅。延安縣的慰問團也來到了南泥灣，慰問開荒種地的模范部隊359旅的指戰員們。楊步浩是縣慰問團的代表，他在與戰士們的交談中，聽說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都分配有生產任務，心頭一熱，眼淚就撲簌簌地流了下來。他向縣慰問團長要求道：

　　“毛主席、朱總司令日夜操勞國家大事，那么忙，還分配有生產任務，那怎么能行。這任務得由我來替他們完成。”

　　后來，延安縣的領導向毛澤東、朱德報告說：延安縣農民楊步浩要求替毛主席、朱總司令完成生產任務。毛澤東、朱德為楊步浩的熱心所感動，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2月18日下午3時許，毛澤東來到棗園前面的田野間散步，棗園村侯老漢、胡老漢正在那里抽著旱煙鍋子拉家常。毛澤東走到他們面前，親熱地問候道：

　　“你們辛苦了。”

　　老鄉說：不辛苦。毛澤東詢問他們高壽多少？一個老漢說：

　　“咱們都60多了。”

　　毛澤東又問：

　　“這大年紀的老人，村里有多少？”

　　兩個老漢回答：

　　“有24個。我們兩個是同年同庚的，明天正月十五就是我倆的生日。”

　　毛澤東笑瞇瞇地說：

　　“那很好呀，你們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應該給你們賀壽才好。”

　　胡老漢“唉”了一聲嘆了口氣，說：

　　“咱們這號受苦人過生日，還賀個啥壽哩。”

　　毛澤東笑著說：

　　“咦！如今咱們都翻身了。生產又搞得好，真是人壽年豐呀！正好明天是元宵節，請你們到我那里去玩玩，咱們大家一起來賀壽！一定都要去，千萬不要講客氣。”

　　一個老漢說：

　　“哪敢領毛主席的情。”

　　毛澤東說：

　　“今非昔比，正是后生給老人賀壽的好時辰。”

　　毛澤東回到住處，吩咐管理員明天下午2時準備3桌酒席，還要做一些又細又長的面條，再備24份禮物。他又派人到棗園的24個老人家里，挨門挨戶通知他們，說是明天毛澤東要給他們賀壽。

　　老漢們聽到這個消息，一個個歡天喜地，奔走相告，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議論，說：這可是開天辟地第一遭的稀罕事。

　　據蔣秦峰記載，元宵節前夕的這天晚上，延安市燈火輝煌，鑼鼓喧天，噼噼啪啪的爆竹聲此起彼伏。

　　2月19日下午，還不到2點鐘，棗園村24位老漢陸續來到毛澤東的會議室門前。毛澤東早早地站在門口，笑瞇瞇地迎接他們，一個個握手，不斷地重復著祝賀生日的話。壽星們見到毛澤東都很感動。劉老漢情不自禁地流了淚，哽咽著說：

　　“咱祖宗3代，沒人看得起，是毛主席把咱推到人前來了。”

　　不少老漢也都流了淚。毛澤東說：

　　“咱們今天都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又當了主人，以后每個年老的人都要賀壽。”

　　毛澤東把老人們讓進會議室，分賓主坐了，陪他們抽煙、喝茶，拉著家常。3桌酒席上來了，毛澤東請眾人入席，挨個給他們敬酒敬菜，每個人端了3杯酒，還不住地祝賀著：

　　“晚年幸福，壽比南山！”“延年益壽，老當益壯！”

　　當24碗長長的面條上席之后，毛澤東站起來，笑嘻嘻地說：

　　“祝賀各位長壽，像壽面這樣長久的健康的生活下去！”

　　眾人酒足飯飽，已是黃昏時分。毛澤東又敬煙敬茶，還給每人贈送了一份壽禮：一條毛巾，一塊肥皂。

　　毛澤東又在會議室門口，專門給老人們放了一場《列寧在十月》的電影。直到夜深了，有些老漢還戀戀不舍和毛澤東親熱地拉話談心。

　　2月21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聯共中央和紅軍將士們，祝賀蘇聯紅軍成立25周年及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

　　1943年3月10日，蔣介石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他說共產主義思想是“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不適合中國國情。蔣介石還把10年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他還說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是“新式軍閥”、“新式割據”，暗示2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

　　3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方案，決定將方案修改后提交政治局會議討論。

　　書記處會議決定：王稼祥、陳云因病休息3個月；在陳云病假期間，中央組織部日常工作由王鶴壽負責，重要問題請示劉少奇處理。

　　3月15日，野坂參三以“林哲”的化名在《解放日報》發表《在日本工農學校紀念三一五》一文，毛澤東讀后，當即給他寫了一封信，其中說：

　　“向你建議，多寫些日本革命史料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請你考慮。”“你的文章我都喜歡看，并勸同志們學習你對事物的客觀分析態度，我們的人很少會作分析文章的，主觀主義夸夸其談的東西滿口滿紙，我們正在打擊這一傳統甚深的極壞作風，并請你予以幫助。”

　　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康生、凱豐、博古、鄧發、張聞天、楊尚昆、彭真、高崗、葉劍英共13人。

　　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關于時局與方針的講話，講話要點如下：

　　一、時局。日本最近從滿洲調兵入關，對華采取攻勢。最近國民黨電臺與延安聯絡，這是國共關系好轉的表示。國民黨在去年冬天估計日本一定會進攻蘇聯，但今年2月后認為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由于日本新的進攻，國民黨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內援。現在談判仍然未停，說談判要以何、白皓電為基礎。如果日本繼續進攻，國民黨政府可能遷都成都，還不會投降。在日本新的進攻中投汪的增多，日本已決定扶汪打蔣的方針，現將華北、華中等偽政權統一起來。

　　德國是今年被打坍還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種可能性，第二種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沒有開辟第二條戰線等）也要估計到。這兩種可能性中現在還不能完全確定是哪一種。總的估計：日本是扶汪打蔣的方針。國民黨在日本進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內援。國共關系有好轉可能。中國抗戰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們仍要堅持兩年到兩年半。整個世界形勢和歷史的發展對國民黨不利，而對我們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才能戰勝國民黨。

　　二、工作方針。中央的工作方針，是研究與指導，要達到保存骨干、準備將來之目的。研究問題：1、國際 英、美、蘇、德、意、日6大國，主要是研究6大國的政治、軍事、經濟3大項。去年對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績，其他無成績，今年要有成績。2、國內 國民黨統治區，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根據地，研究政治、軍事、經濟、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權，軍事是軍事建設、民兵建設，經濟是公營經濟與民營經濟。去年研究成績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與政治研究室。3、歷史 中國近百年歷史的研究：政治（范文瀾），軍事（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經濟（陳伯達），文化（艾思奇作哲學史，周揚作文學史）。中共黨史開始研究：22年的路線問題；政治局同志座談；在一年內應有確定的收獲。4、對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業務教育和理論、思想教育，后一種教育今年要繼續努力。中央直屬機關干部要進行理論、思想教育，讀馬、恩、列、斯的40本書。干部各種教育中主要是整風教育與思想教育，在各種干部中主要是高級干部的教育。

　　指導問題：方式——報紙、電報、黨務廣播、口頭報告。報紙是很重要的一種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報紙，要有一半的時間用在報紙上。《解放日報》自去年4月改版后有進步，摸到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報紙材料的來源就無窮了。馬克思主義的靈魂（本質），是具體的分析具體問題。黨務廣播，是黨內教育干部的一種方式。去年工作有成績，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績，經過報紙與黨務廣播傳到全國去。

　　今年要準備開第七次代表大會。

　　方針中還要增加一條：我們的領導要聯系群眾。現在財經、婦委、職委、文委的工作方針都在轉變。審查干部也要領導與群眾相結合。方法是要從下層總結經驗，然后再加以指導，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或者說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唯一的來源、唯一的出路是群眾。

　　我去年與許多部門工作同志很少接觸，今年要多接觸，多接觸才能有知識。

　　三、工作任務。中央機關的任務是工作、生產與教育；前方是戰爭、生產與教育；后方是生產與教育。這種方針要向全體同志說明。公開說克服困難，迎接光明，但在我黨高級干部中要說明保存骨干，積蓄力量。現在華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陜甘寧邊區學習。保存骨干不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軍隊的骨干。現在要瘦一點，就是精兵簡政。為了保存骨干必須堅決實行精簡政策，反對敵人的“蠶食”政策。這就是戰爭的任務，這是第一個任務。第二就是干部教育與國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過去干部進步很慢，而戰士進步很大，隴東馬夫中還出了一個木刻家。過去干部學習沒有時間，沒有經費和課本。中央對干部教育的決定要切實實行。第三就是生產的任務。

　　用這些方法來達到保存骨干，準備將來。

　　3月16日這一天，蔡和森、蔡暢的母親葛健豪老人病逝于湖南永豐石板沖，終年78歲。

　　臨終前，她還一直不知道蔡和森早已壯烈犧牲。她問長女蔡慶熙：

　　“和森、咸熙（即蔡暢——筆者注）有信回沒有？”

　　老人囑咐長女寫信告訴蔡和森、蔡暢：

　　“母親已看不到他們事業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會勝利的！”

　　后來，毛澤東為老人題寫了一幅挽聯，他寫的是：

　　“挽蔡母葛太夫人：老婦人新婦道；兒英烈女英雄。毛澤東 一九四三年”

　　3月中旬，國民黨軍王仲廉部根據軍令部的命令，自安徽蒙城地區東進，企圖向新四軍淮北根據地進攻。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兼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為擴大地盤，并接應王仲廉部東進，親率第89軍、獨立第6旅、保安第3縱隊等部，侵入淮北抗日根據地中心區泗縣金鎖鎮、界頭集、山子頭一帶。

　　3月17日晚，新四軍第4師主力在第2師、第3師各一部的配合下，由第4師師長彭雪楓、政治委員鄧子恢統一指揮，冒雨對據守在山子頭的韓軍總部進攻。

　　3月18日14時，山子頭戰斗結束。新四軍擊斃保安第3縱隊司令王光夏、獨立第6旅旅長李仲寰等人，生擒韓德勤及韓部官兵1000余人。王仲廉部聞訊后，迅即退至津浦路以西。

　　陳毅與韓德勤在一個特殊場合見面了。陳毅向韓德勤闡明了中共團結抗戰的基本主張，表示對韓德勤堅持敵后抗戰將一如既往地給予支持，同時希望即使將來國共之間有大規模的摩擦發生，也力求與韓德勤保持友善態度。韓德勤說：

　　“貴黨貴軍確有顧全合作的誠意，對本人的優待，至為感激。”

　　接著，他檢討了自己從黃橋決戰到山子頭戰斗的許多問題，并提出共同訂立協議以示互信。

　　后來在3月31日，韓德勤的參謀長呂漢勁代表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部，與新四軍代表彭雪楓共同擬訂了一個合作抗戰的協定，交陳毅、韓德勤核準執行。

　　在3月31日這一天，陳毅在4師師部設宴禮送韓德勤。席間，陳毅、韓德勤、彭雪楓、鄧子恢、呂漢勁、張震、范長江、吳芝圃依次而坐，陳毅表示發還韓德勤一批人槍，應允給一塊活動地盤，在淮北劃一個鄉給韓德勤駐扎。韓德勤苦笑著說：

　　“一個鄉是不是小了點。”

　　陳毅說：

　　“1940年江南新四軍開進蘇北抗戰，沒有立足之地，你省主席連一個村子都不給。我們可不那么小氣喲，開口就是一個鄉。”

　　次日，新四軍交還韓德勤400多人、300多支槍以及一部電臺。另有繳獲韓德勤的收音機、貂皮大衣、鋼筆都發還給了他。陳毅還特別給了韓德勤8萬元作為活動經費。韓德勤感謝不盡，連稱以后決不再與新四軍搞摩擦。在4師騎兵大隊護送下，韓德勤坐上新四軍為他準備的牛車，帶著新四軍交還的部分人槍，前往指定區域駐防。

　　再說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召開，康生介紹了中央組織機構調整和精簡的醞釀過程，他還說：

　　“少奇同志意見，書記處應有1個主席，其他兩個書記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過去那樣成為聯席會議的形式，要能處理和決定日常工作。”

　　與會者表示同意中央組織機構調整和精簡的草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

　　會議一致推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3人組成，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主席；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劉少奇參加中央軍委工作，任軍委副主席。

　　周恩來因在抗戰初期的戰略方針問題和在南方局工作上的錯誤，在整風期間為黨內所不理解，因此未被推定為書記處書記。

　　會議決定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設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

　　中央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凱豐、博古組成，毛澤東為書記，王稼祥為副書記。

　　中央組織委員會由劉少奇、任弼時、王稼祥、康生、陳云、張聞天、鄧發、楊尚昆組成，劉少奇為書記，負責統一管理中央組織部（包括中央黨務委員會）、統戰部、民運工作委員會、中央研究局和海外工作委員會。劉少奇兼任中央研究局局長。

　　會議決定：中央黨校由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央宣傳委員會領導，鄧發調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兼任校長，彭真任副校長。

　　會議決定：華北黨政軍民工作歸王稼祥負責管理；華中黨政軍民工作歸劉少奇負責管理；陜甘寧、晉西北黨政軍民工作歸任弼時負責管理；大后方工作歸陳云負責管理；敵占區工作歸楊尚昆負責管理。

　　欲知毛澤東此后在黨內如何開展工作，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從1941年10月3日開始，一直到1942年11月16日，毛澤東為了使劉少奇能夠從新四軍軍部安全到達延安，先后12次打電報給劉少奇本人及其他領導人，不厭其煩地詳細交代安排劉少奇在路途上的安全問題，可見毛澤東此一時期是多么急切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歷史促使毛澤東選擇劉少奇，除了其它一些因素外，最主要的一是因為劉少奇一直不受“左”傾機會主義頭子重用，甚至還受到了張聞天的排斥；二是因為劉少奇1941年7月2日在華中局黨校所作的《論黨內斗爭》演講，公開表明他堅定地站在毛澤東反“左”傾機會主義斗爭的立場上。所以也可以說，劉少奇之所以能夠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一躍而成為黨內最顯赫的第2號領導人，與其說是毛澤東有意栽培他，倒不如說是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延安整風運動成就了他。這正是：“風水輪流轉，今天到我家。”

　　另：毛澤東在1943年1月5日給陳毅、饒漱石發去的《關于新四軍行動總方針》指示電中說：“整個抗戰，尚須準備兩年，你們須想各種辦法熬過兩年，保持我軍基本骨干，不怕數量減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勝利。”“蘇聯冬季反攻勝利極大，僅斯城戰區即擊潰德意羅軍40余師，包圍德軍22師，已無逃路，俘虜及擊斃敵軍達31萬人，希特勒總崩潰為期不遠，戰勝希特勒后，中國時局將好轉，日寇亦將奪氣，有利我軍抗戰。”后來勢態的發展，果然如毛澤東所料，其預言何其精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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