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中央原則上同意趙壽山的申請，可作為一個特別黨員。為了

　　防止暴露，不舉行入黨儀式，不辦理入黨手續，在黨內也不公

　　開，待時機成熟后再追認黨籍，黨齡可從‘雙十二’算起。”

　　話說1942年9月21日，毛澤東給劉少奇發去了一封電報。

　　此前，劉少奇在山東分局停留了近4個月，為了減小目標，原來一起來延安的100多名華中干部重新返回新四軍軍部。劉少奇只帶了幾個工作人員和警衛班，在9月上旬到了129師師部河北涉縣赤岸村。

　　毛澤東在電文中寫道：

　　“安抵129師無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來延，并對華北工作加以考察。關于最近時局情況我有電至總部，可索閱。來延路上安全保障，請商劉、鄧做周密布置。”

　　9月間，中共中央派李維漢到陜甘寧邊區政府擔任秘書長兼西北局委員。李維漢走馬上任前，毛澤東把他約到楊家嶺，進行了一次長談。毛澤東說：

　　“羅邁同志，邊區文化教育事業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你到任后，務必抓緊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毛澤東還囑咐他，到任后務必加強團結，邊區內部要團結在以林伯渠為首的邊區政府周圍，邊區黨的組織要團結在以高崗為首的西北局的周圍，使邊區能在最佳狀態下運轉。

　　談話結束后，毛澤東送李維漢走出窯洞，再三叮囑，方才道別。李維漢到任后，協助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對前幾年建立起來的 1340所小學和10所中學進行了改革。

　　毛澤東又指示留守兵團和西北局、邊區政府，要積極開展擁政愛民和擁軍優抗活動。后來，部隊經常幫助群眾生產，請群眾聯歡，看電影、看戲，幫群眾打水、劈柴等；地方政府組織慰軍活動、優待軍人家屬，形成了融洽的黨政軍民關系。

　　延安的工作和生活是緊張的，氣氛是嚴肅的。從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到各院校的師生，都像留守兵團的戰士一樣，過著軍事化生活。每天從起床到熄燈，工作和生活既緊張又有節奏，任何懶惰、腐化、特權現象，在這里都是不允許的；貪污、失職、通敵等，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但是緊張的生活，并沒有壓垮聚集在黃河之濱的這群民族驕子。邊區到處呈現出蓬勃生機。

　　有關部門想盡一切辦法，組織開展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讓人們在一周緊張的工作之后，有一個充分放松的機會。每到周末，延安市內，最吸引人的要算大大小小的舞會。一到晚上，舞會就會傳出中西合璧的樂隊所奏出的古老的舞曲。未經修飾的男女工作人員，穿著一色的灰布制服，走進“舞場”。在這里，無所謂職務高低，大家都是平等的。負責服務的勤務員小鬼放下盤子，也加入到了跳舞的人中跳了起來。在中央的領導人中，周恩來的華爾茲跳得漂亮而標準，只是略顯拘謹；朱德的一步舞則像在長征中行軍一樣穩健，千變萬化的樂曲也無法影響他的舞步。

　　朱德除了跳舞，還喜歡跟抗大籃球隊的小伙子們擠在一起打球。毛澤東則喜歡看戲，每逢有戲只要能抽出時間就去看。他喜歡悄悄地坐在后邊看，不愿意驚動大家，看完戲再到臺上去看望演員們，聊上一會兒。有一次，主持人見毛澤東又坐到了后排，就對坐在前排的老鄉們說：

　　“毛主席也來看戲了，哪位同志給主席讓個座？”

　　他剛說完，前排的人嘩啦一聲全站了起來。毛澤東一看，再坐在后排是不行了，趕緊起身來到前排，將一個小孩抱起來放在自己腿上，跟大家一塊兒坐下來看戲。

　　毛澤東因忙于理論研究，要寫文章，又要批閱文件，坐得時間太長，肩關節炎由急性轉慢性。經醫生會診后，給他開了一個特殊的藥方：跳交誼舞。毛澤東對跳舞毫無興趣，可禁不住醫生們連勸帶磨，這才答應試一試。舞會的伴奏任務是由文工團擔任，毛澤東每次都特意向文工團的演奏員們致謝，他說：

　　“沒有你們，我們就搞不成啊！”

　　有一次，一曲舞畢，毛澤東問伴舞的楊泳實：

　　“你是無錫人，我出題考考你，無錫有座廟，廟門有一幅楹聯，上聯是：‘無錫有山山無錫’，下聯是什么？”

　　楊泳實搖搖頭，說：

　　“不知道。”

　　毛澤東笑了笑，說：

　　“那你回去想一想。”

　　久而久之，毛澤東通過跳舞還真的減輕了肩關節疼痛，而且舞步也愈發純熟了，能跟著音樂的節奏變換步伐。他深有感觸地說：

　　“跳舞這個運動不錯，能休息腦子，使雙臂雙腿活動，還有一個聯系群眾與群眾交談的好機會。它補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無法和別人說話了。”

　　延安各種各樣的歌詠、戲劇和體育比賽也是大家歡迎的項目。抗大的救亡室經常組織各種文藝晚會，搞得生動活潑。

　　有一次，在他們組織的晚會上，李富春和蔡暢演唱了法國的《馬賽曲》，李先念演唱過《義勇軍進行曲》。救亡室的活動在群眾中產生很大影響，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表揚。

　　這里順便說一說王樹聲“遭遇愛情”的故事。在延安的一次周末晚會上，已經年滿38歲的“大齡青年”王樹聲，遇到了中央門診部的一枝花楊炬。晚會結束后，王樹聲急中生智，跟著楊炬走，說自己的腳后跟裂口子，請教怎么處治。跨進了中央門診部的門檻，王樹聲這才向楊炬吐露了心聲。說起自己在16年前的一樁婚事，他說，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按照父母之命結婚了，這是一樁從小定的“搖窩親”，女方叫胡靜賢，是個小財主的女兒，人品和長相都不錯，思想也挺開明，可他的心思沒在這上面，婚后沒過3天，就溜回了部隊。有一天，胡靜賢手捧幾雙親手做的鞋找到了部隊，王樹聲遞給她5塊大洋說，你日后自己想法混個生活吧。從此，他就再也沒有回過家。在晉冀豫邊區太行山期間，經人介紹，他曾與一位縣級女干部結了婚，后因感情不和，經組織批準解除了婚約。王樹聲的坦誠，打動了楊炬的心，后來在1944年中秋節的夜晚，二人終于喜結良緣。

　　再說1942年10月2日，蕭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并轉交了王實味在10月1日寫給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信。王實味在信中說：“為什么說謊的是好干部，而老實人卻是反革命呢？”“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喲，我要安靜要安靜呀！不一定要頤和園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吳滿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沒有？我必須離開中央研究院，必須！”

　　蕭軍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

　　澤東同志：

　　這是一種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實味在山下呼著我的名字，把這封信放在山腳下，要我代轉給您。后來他又說“做錯了”，要我交給“文抗”支部再轉給您，我就如此照辦了。專此祝好。

　　蕭軍 1942年10月2日晨

　　毛澤東沒有回信。事情到了這地步，毛澤東的態度已經清清楚楚了。他對蕭軍不聽勸告，繼續過問王實味的問題，無疑十分反感。

　　10月9日，毛澤東將劉少奇撰寫的《論黨內斗爭》一文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上，他在為該文起草的編者按中寫道：

　　“這是劉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于黨內斗爭這個重大問題，為每個同志所必讀。現當整風學習開展與深入的期間，特為發表，望全黨同志注意研究。”

　　10月12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目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請參看《毛澤東選集》）的社論，他寫道：

　　“斯大林格勒之戰，英美報紙比之為凡爾登戰役，‘紅色凡爾登’之名已傳遍于世界。這個比擬并不適當。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戰，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凡爾登來，有性質的不同。”

　　“在人類歷史上，凡屬將要滅亡的反動勢力，總是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后掙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們也往往在一個期間內被這種外強中干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敵人快要消滅，自己快要勝利的實質。整個法西斯勢力的興起及其進行了幾年的侵略戰爭，正是這種最后掙扎的表現；而在戰爭中，又以攻擊斯大林格勒表現它自己的最后掙扎。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點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內的人們也有許多被法西斯的兇惡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實質。自從8月23日德軍全部渡過頓河河曲，全面的開始攻擊斯大林格勒，9月15日德軍一部打入該城西北部工業區，至10月9日蘇聯情報局宣布紅軍突破該區德軍包圍線為止，共計進行了48天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空前苦戰。這一戰終于勝利了。在這48天中，這個城市每天的勝負消息，緊系著無數千萬、萬萬人民的呼吸，使他們憂愁，使他們歡樂。這一戰，不但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甚至也不但是這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而且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轉折點。”“10月9日以后的希特勒，將只有死路一條好走了。”

　　“只要迫使希特勒轉入了戰略防御，法西斯的命運就算完結了。因為像希特勒這樣法西斯國家的政治生命和軍事生命，從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進攻上面的，進攻一完結，它的生命也就完結了。斯大林格勒一戰將停止法西斯的進攻，這一戰是帶著決定性的。這種決定性，是關系于整個世界戰爭的。”

　　“拿破侖的政治生命，終結于滑鐵盧，而其決定點，則是在莫斯科的失敗。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侖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滅亡的決定點。

　　這一形勢，將直接影響到遠東。明年也將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頭。它將一天一天感到頭痛，直至向它的墓門跨進。

　　一切對世界形勢作悲觀觀察的人們，應將自己的觀點改變過來。”

　　10月12日這一天，《解放日報》為在10日創立的平劇研究院出版了《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澤東為特刊題詞：“推陳出新”。

　　朱德題詞：“宣揚中華民族四千余年的歷史光榮傳統”。

　　林伯渠題詞：“通過平劇使民族形式與革命精神配合起來”。

　　特刊還發表了平劇研究院的《成立緣起》、《致全國文藝界書》、《致全國平劇界書》等文件，確立了平劇改革的總方針“是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方針。一方面研究平劇理論，一方面進行改造的實踐。二者互相聯系，互相推進”。這些文件同時指出，平劇改革的方向和重點是“改造平劇，一個是宣傳抗戰的問題，一個是繼承遺產的問題。前者說明它今天的功能，后者說明它將來的轉變。從而由舊時代的舊藝術，一變而為新時代的新藝術。”

　　10月13日，林彪、周恩來在張治中的陪同下，會見了蔣介石。

　　林彪是在10月7日到達重慶的。10月12日，曾家巖50號周公館接到國民黨方面的通知說：蔣介石定于13日會見林彪，請中共方面做好準備。

　　林彪進入曾家巖德安里101號蔣介石的辦公室，看見蔣介石，走向前去叫道：

　　“校長，你好’”

　　蔣介石握住林彪的手說：

　　“林彪，你是我的學生，我歡迎你到重慶來。”

　　雙方落座后，林彪說：

　　“毛澤東先生本擬親自來見校長，因身體有病，行動不便，無法前來，待恢復了健康后，再來重慶與你會晤。”

　　蔣介石問道：

　　“你這次來渝，潤之先生有何意見轉告我？”

　　林彪說：

　　“我們接到校長的電報后，毛先生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專門討論，還約我商談數次。毛先生托我轉給委員長的意見主要有3點：抗戰建國、國內統一團結及對校長的期望。”

　　關于國共團結問題，林彪根據毛澤東的囑咐，說道：

　　“毛先生要我轉告校長，為了贏得抗戰的勝利，國共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這三個彼此，已成為我黨的普遍共識，也寫進了公開發表的宣言，并已成為全黨所一致遵從的、不可動搖的行動準則。這一原則，不但現在不能動搖、違背，將來也是如此。我們對校長個人也是如此，不但現在擁護，將來也必擁護。”

　　蔣介石對這段話很感興趣。他問林彪：

　　“是真擁護，還是假擁護？”

　　“當然是真擁護。”

　　周恩來插話說：

　　“委員長領導全國抗戰，我們是堅決擁護的。對此點，我們今天當面對委員長這樣講，在我黨的會議及廣大人民群眾中，也是這樣講的。”

　　“那好！”

　　蔣介石面帶笑容點頭稱是。林彪又說：

　　“國共兩黨的分歧問題，外傳主要有兩點：一是主義，二是黨的問題。實際上，這兩點皆可趨于一致，因為共產主義、三民主義均具有一個共同理想：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我認為，只要國共兩黨不采取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而能認識救國之需要，趨于救國之目的，自然能達到一致。”

　　蔣介石卻說：

　　“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它與三民主義完全是兩碼事，怎么能趨于一致呢？”

　　林彪堅持說：

　　“我們共產黨人是這樣認為的。”

　　蔣介石皺著眉頭說：

　　“你們看法不對。”

　　林彪說：

　　“我們黨的名稱雖為共產黨，實際上是個救國救民的政黨。過去我們黨制定的十大綱領，其核心就是外求民族獨立，內求民權平等和自由民主。這一步實現了，我們黨在現階段的目的就達到了。至于將來的社會條件如何，是否需要社會革命，那是將來的問題，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看不到。”

　　蔣介石說：

　　“你們共產黨人提倡和信仰的共產主義，不大切合中國的實際，也可以說是幻想。”

　　林彪反駁道：

　　“不是幻想。我認為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沒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如果國共兩黨真正做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容，彼此打成一片，也許將來兩黨可以合二為一。”

　　蔣介石說：

　　“你們共產黨喜歡搞階級斗爭，國民黨怎么能與你們合二為一呢？”

　　林彪反駁說：

　　“共產黨是代表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政黨，對違背工農階級利益，歧視、壓迫工農階級的任何人，任何團體，共產黨均堅決反對。其實，共產黨強調的階級斗爭，是維護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反對極少數特權階層謀取不正當的利益。”

　　坐在旁邊的張治中和周恩來都不時地觀察著蔣介石的臉色。他們都發現蔣介石很不高興了。林彪卻不管蔣介石高興不高興，按照毛澤東事前的交代，繼續說道：

　　“在目前，共產黨就是團結一切愛國政黨、團體和廣大人民，反對、打擊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希望今后國共能長期真誠合作。但是，我們也要指出的是：有些人對共產黨看不慣，總想挑起內戰，消滅異己。中國的現實又不允許發生內戰。哪個黨派挑起內戰，必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共同反對。人民一反對，挑起內戰者就必然失敗。我們黨雖然反對國共打內戰，但話又說回來，我們不怕內戰。中國地域遼闊，多山，多森林，又多湖泊，如內戰實在難以避免，我們可以利用遼闊的地域和空間與之周旋。此處不能固守，他處可以防御；平原不能抵抗，山地可以持久。我們在任何環境任何條件下，均能自給自足，也能織布、產糧食，就是在山地，也有南瓜、包谷可吃。任何困難，都難不倒我們共產黨人；任何力量，都摧不垮我們的人民軍隊。我講這些，目的是使校長知道，對于政黨分歧及黨派問題，不是用軍事手段所能解決的，而要通過相互信任、協商、談判的辦法。總之，無論就中國的社會、地理、經濟、軍事各方面論，我黨均希望中國從此能統一團結，而不可再發生內戰……”

　　林彪的話還未講完，蔣介石就不停地看手表，他不想再聽下去了。周恩來立即示意林彪不要再講了。就這樣，林彪與蔣介石的第一次會談在不愉快中結束了。

　　10月16日，林彪、周恩來與蔣介石的代表張治中等人舉行了會談。

　　林彪、周恩來在會談中向國民黨方面提出了“停止全國性的軍事進攻，停止政治壓迫，停止對《新華日報》的限制、打壓；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發餉、發彈、發藥”的要求，遭到張治中等人的拒絕。

　　雙方沒談多久就結束了。

　　10月1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為必要，后方經濟雖困難，但可組織干部團，實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隊中擔任副職，一部分則可進軍事學校或黨校。少奇同志現在何處，是否還在總部，過封鎖線有困難否？望告。”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在邊區參議會大禮堂舉行開幕式。

　　這次會議的會期原定半個月，后因涉及問題多，至1943年1月15日閉幕，實際開了89天。參加這次會議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有陜甘寧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學各系統負責干部97人，分區黨政及軍隊旅一級負責干部52人，縣級黨、政及軍隊團一級負責干部117人，參加旁聽的有209人。此外，中央黨校高級學習組的全體成員和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二部學員（團級及以上）也都到會旁聽。大會開幕、閉幕和討論邊區經濟財政問題時，政府和財經機關的黨外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

　　大會開幕式由林伯渠主持，首先選舉高崗、林伯渠、賀龍、謝覺哉、陳正人、徐向前、蕭勁光、賈拓夫、方強9人為大會主席團，賈拓夫為秘書長。接著，由高崗致了開幕詞。

　　毛澤東出席了開幕式并講了話，他講了3個問題。

　　一、關于國際國內形勢問題。他說：

　　“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陣線在今冬要起變化，德國已宣布了今后采取守勢，這是件大事情。這正是有關整個世界、整個人類歷史轉變的時候。這樣的形勢對中國是有影響的，從1941年夏天蘇德戰爭爆發后國共關系是比較好的。我們始終堅持抗戰的方針，始終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摩擦到來了，我們采取防御性的斗爭。我們總的方針是團結，但有時要斗爭，斗爭過去又是團結。今年‘七七’宣言的方針是我們堅持到底的方針，是打勝日本以后還要堅持團結的方針，那時我們仍是采取國內和平的方針。”

　　他特別強調說：

　　“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敵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敵人，閉著眼睛捉麻雀，就會亡黨亡國亡頭。”

　　二、關于整風問題。毛澤東說：從今春開始的整頓三風，是進行很大的黨內教育，是根據抗戰以前和抗戰以后新老黨員的情況提出的。新黨員沒有受過馬列主義的教育，有的只是民族斗爭中的教育，老黨員中是從遵義會議以后才糾正了過去的許多缺點，但許多人又增長了新的缺點，自由主義、教條主義等。對于“黨棍”要堅持清除。沒有斗爭便不能有進步。有人說我們所進行的黨內斗爭是不符合中國習慣的，但我們說我們必須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使黨員更提高更前進。現在這個會開得非常好，這就是行動上、工作上的整頓三風，是整風學習的考試。

　　三、關于邊區的建設問題。毛澤東說：我們的軍隊將來要采取朱總司令提出的“南泥灣政策”，開荒生產，建立工廠，減輕人民的負擔。要重視做經濟工作的同志，中央去年就有了決定。這次開會我們是要大檢查、大整頓。我們這次所提出的“七整”——整政、整軍、整民、整黨、整財政、整經濟、整關系，就是本著這種精神來做的。通過“七整”，要達到精簡、效能、統一、節約、反官僚5項目的。其中尤其達到統一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做到統一領導。

　　10月19日下午，中央研究院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召開“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會”。

　　會議將要結束時，蕭軍要求在會上宣讀他寫于6月份的備忘錄，表明他并非同情王實味，更不可能反對批判王實味。臺下幾位黨員作家周揚、劉白羽、丁玲等和他展開了激烈爭辯。蕭軍“舌戰群儒”，毫無懼色。辯論會從晚上8點延續到午夜2點，雙方唇槍舌劍，氣氛緊張激烈。大會主席吳玉章見雙方各不相讓，就勸解道：

　　“蕭軍同志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志發火，我們應當以團結為重，先檢討自己。”

　　吳玉章的話讓蕭軍很受感動，于是他主動承認了錯誤，說：

　　“吳老的話讓人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99%都是我的錯，那1%的錯，你們有沒有呢？”

　　丁玲猛地站起來說：

　　“我們一點錯都沒有，100%都是你的錯。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沒有你，對共產黨毫無影響。”

　　蕭軍反駁道：

　　“我99%的錯都攬過來了，你們一點錯都不承認。你們的朋友遍天下，我這根毛也不想附在你這牛身上。我到延安來沒帶別的，就是一顆腦袋，一角五分錢就解決了（一角五分錢可買一顆子彈——筆者注），怎么都行，從今天起，咱們就拉蛋倒！”

　　說罷，拂袖而去。此后，由于他拒絕檢討，就被扣上了一頂“同情托派王實味”的帽子，任何部門都不想接收他。此時蕭軍已感覺到毛澤東的冷淡和疏遠，就沒有再去反映問題，老老實實待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里，成為賦閑之人。

　　后來在1945年2月18日，蕭軍在一次舞會上和毛澤東相遇，兩人雖然很自然地握了手，“但在每個人的面上全顯一種不甚自然的表情”。蕭軍在日記里寫道：“我相信我們彼此是理解的。”

　　10月20日，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開始學習文件。

　　10月21日、22日，陳正人在西北高級干部會議上連續作了《整黨整民報告》。

　　他在報告中講了7個問題。在講“整黨為了什么事”時，陳正人對邊區的歷史和現狀作了全面分析，認為邊區黨是老黨，是從斗爭中產生的，是比較好的黨，全國很難找。但是問題也不少，有些黨員干部在思想上還有不是馬列主義的，黨員也有很落后的，新發展的黨員思想上也有毛病。在政治上有些黨員還不能很好地掌握政策，這次整黨“目的就是為著把邊區的黨搞好，度過困難，去爭取革命的勝利。”

　　在講到“本著什么原則精神來整黨”時，陳正人指出，應“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整風的精神，學好會議文件，統一思想，提高覺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使邊區黨達到新的團結與新的統一。”

　　在講“整黨草案從何而來”中，陳正人介紹了提交這次高級干部會議討論的整黨草案的起草經過。說它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派出的考察團在綏德、安定經過調查研究，后又經過組織部長聯席會議的討論后產生的。陳正人要求與會同志敞開思想，認真討論，提出修改意見。

　　在講到“黨員政策”時，陳正人對邊區黨的基本情況作了客觀的分析，認為“在邊區黨30000黨員中，完全符合黨員條件的有12000人，占40%，這是黨的基本力量。基本符合條件的有15000人，占50%，不好的占10%。”他還提出，對好的黨員要鼓勵，使之更加進步；對中等水平的黨員要加強教育，嚴格要求，使之盡快達到黨員標準；對不好的也要以教育為主；對硬不肯前進者則淘汰；對極壞的應堅決清洗出黨，以純潔黨的組織。

　　在講到“支部建設”問題時，陳正人對支部建設提出了鞏固政權、擁護軍隊、團結群眾、執行政策、教育黨員等6項任務，尤其是提出了在支部工作的同志要加強學習，提高文化水平。他還就縣委與支部的關系，發揮支部工作積極性，發動鄉村斗爭等問題，講了很多很好的意見。

　　在“干部政策”中，陳正人對邊區黨的干部的歷史與現狀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問題，對狹隘經驗主義、地方觀念、個人地位觀念、享樂腐化思想、自由主義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

　　在“使用干部”問題上，陳正人認為“過去強調干部資歷，今后要強調干部的才與德，所謂才是看他能否勝任工作。”此外，對干部的關系，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 ，老干部與新干部，黨員干部與非黨干部等，陳正人做了全面分析，要求各方面的干部都要加強團結，相互學習，真誠協作，共同前進。

　　最后在講到“新區同邊區工作問題”時，陳正人鑒于新區比老區多且發展快這一新形勢，強調新區更要加強黨的建設和領導，要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搞好政權建設和生產建設，打擊敵人的破壞活動。

　　從10月23日起，西北高級干部會議圍繞陳正人的報告，用了8天時間進行討論。

　　10月23日這一天，中央研究院黨委會做出了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定王實味為“托派分子”。王實味堅決予以否認。

　　后來在1947年3月，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后大批人員在轉移到山西興縣時，王實味被押往興縣城郊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里。不久，此地遭到國民黨軍飛機轟炸，看守所需要轉移，請示對王實味的處置辦法。有人提出，帶著王實味行軍是個拖累，不如把他給收拾了。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于7月1日夜將王實味提出，砍殺后置于一眼枯井里掩埋，時年他41歲。關于批復殺王實味的領導人，一說是賀龍，一說是王震，在毛澤東逝世后，又有人說是康生和李克農。究竟是誰批復了殺害王實味的請求，至今依然是一個待解之謎。毛澤東在1949年進北京以后，聽說王實味早已在晉綏公安總局被殺了，大為震怒，他厲聲說：“要還我一個王實味來！”

　　10月2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并轉林彪說：

　　“第一次見蔣時，是否談到了我見蔣的問題？如未談到，第二次見蔣請提出，征詢他關于會面的時間、地點等。李宗仁對李先念打得很兇，請找張治中一談，要求停止進攻。”

　　10月27日，毛澤東給陳正人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正人同志：

　　整風鉛印草案尚未收到，我尚未研究此問題，康生同志在看過后有些值得考慮的不同意見，提議在討論后暫不做結論，接著討論其他問題，結論可以在閉會（指西北高級干部會議——筆者注）前作，而在作結論前中央可以討論一下。請與任（任弼時）、高（高崗）商量酌定為盼。

　　毛澤東

　　10月28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關于陜甘寧邊區整風情況，他在電文中說：

　　“邊區正開高干會議，實行整黨、整軍、整政、整財、整民、整學、整關系，大整頓、大檢查。”

　　敵后“大施精簡，統一領導”，整風已見成效，困難可以克服。

　　10月間，毛澤東在歡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時，向他們詢問馮雪峰的情況。

　　原來早在193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由劉曉、馮雪峰和王堯山組成3人團，作為上海黨的領導機構。在3人團領導下，成立兩個委員會：一是工人工作委員會，由林楓任書記，吳仲超、馬純古為委員；二是群眾團體工作委員會，由王堯山任書記。1937年七七事變后，馮雪峰奉命到南京參加與國民黨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博古見到馮雪峰后，給他一份題為《中國工農紅軍將士為盧溝橋事變告全國民眾書》，當他看到其中有“服從蔣委員長”“信奉三民主義”等內容時勃然大怒，一氣之下給潘漢年寫信請假，回浙江寫紅軍長征的小說。1937年底，他回到故鄉義烏，此后近兩年間失去黨的組織關系。1939年，馮雪峰恢復組織關系，任中共中央東南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著有《關于“藝術大眾化”》；1940年基本完成關于長征的小說初稿《盧代之死》，約50萬字，后失落；又著有《論典型的創造》、《文藝與政論》、《關于形象》。1941年，馮雪峰在金華被憲兵逮捕，先后被關押于江西上饒集中營、福建徐市集中營。

　　毛澤東得知馮雪峰被捕被囚的消息，立即和陳云商定，一定要想辦法將他營救出來。隨后，他致電周恩來，請周恩來和董必武設法營救。董必武找到與共產黨有關系的胡秋原幫忙，未能成功。后來在11月下旬，馮雪峰由第3戰區《前線日報》主編宦鄉出面保釋出獄。1943年5月間，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獲悉馮雪峰到桂林的消息后十分高興，要他立即到重慶。此后，馮雪峰便到了重慶，留在南方局，先后在重慶、上海等地從事統戰和文化工作。

　　再說1942年11月1日，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致信毛澤東，詢問毛澤東準備何時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

　　11月2日，毛澤東復信給賈拓夫，他寫道：

　　“大約可在10號左右講，那時再商量確定日子。事先請你將布化12條及結束語（指《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的結束語——筆者注）第4第5條按聽眾之數鉛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發與他們研究。12條譯文要用最近一次師哲譯出的，請注意。”

　　11月5日，西北高級干部會議對陳正人的報告已經討論了8天，討論中涉及到了本傳前邊在103章中講到的原西北紅軍兩個派系的形成及產生矛盾的歷史問題，與會者要求充分展開討論，許多人要求大會發言，明辨是非，統一思想。

　　大會主席團根據大家的意見，決定集中一段時間，用整風的精神，討論邊區黨在中央到達陜北之前的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解決過去的爭論問題。

　　在此后的12天中，會議由5個分區分成的5個小組討論，改為大會發言，民主、公開、激烈、嚴肅地對歷史問題進行討論與批判。習仲勛、馬文瑞、張秀山、張邦英、王世泰、霍維德、賀晉年、賈拓夫、劉景范等70多人先后在大會上發言，不少人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

　　11月6日，毛澤東發表了一篇題為《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的短文。全文如下：

　　我們以最大的樂觀來慶祝今年的十月革命節。我堅信，今年的十月革命節不但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戰勝法西斯陣線的轉折點。

　　在過去時期內，因為紅軍單獨抵抗法西斯德國及其歐洲伙伴，希特勒還能繼續進攻，希特勒還沒有被打敗。現在，蘇聯的力量已經在戰爭中壯大起來了，希特勒的第2個夏季攻勢已經破產了。從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任務，就是發動對法西斯陣線的進攻，最后打敗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紅軍戰士做出了有關全人類命運的英雄事業。他們是十月革命的兒女。十月革命的旗幟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切法西斯勢力則必歸于消滅。

　　我們中國人民慶祝紅軍的勝利，同時也即是慶祝自己的勝利。我們的抗日戰爭已經進行5年多了，我們的前途雖然還有艱苦，但是勝利的曙光已經看得見了。戰勝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確定的，而且是不遠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擊日本法西斯，這就是中國人民的任務。

　　11月7日夜，毛澤東給國民黨第38軍中將軍長趙壽山發去了一封密電。

　　趙壽山，原名趙生齡，1894年12月出生于陜西戶縣一個佃農家庭；1924年投奔堅持靖國軍旗幟的楊虎城部隊，歷任營、團、旅、師、軍長，成為第17路軍著名的愛國進步將領。1936年，身為西北軍17師11旅少將旅長的趙壽山，對楊虎城建議說：“目前的形勢是處于國家興亡的緊急關頭，對我們來說，只有反蔣聯共抗日這一條路。看蔣介石最近調兵遣將的舉動，是要對紅軍大舉進攻，還要把我們也拉入內戰漩渦，甚至會消滅我們。因此，是否可以考慮蔣介石如果來西安，必要時我們把他扣起來，逼他聯共抗日。”1938年1月，在山西堅持抗戰的趙壽山秘密訪問了延安，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向他提出了“培養干部、改造部隊”的建議。趙壽山當即向毛澤東表示，他愿意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執行共產黨的指示。趙壽山還和共產黨方面約定了聯系辦法。1938年秋，蔣介石把原17路軍編為第38軍和第39軍，由趙壽山任38軍軍長。

　　毛澤東在給趙壽山的密電中寫道：

　　勤兄：

　　一、可否派貴處郝克勇來和我一談，請裁復。二、今后通報改用公明勤3字。

　　弟公叩虞辰

　　這天夜晚，趙壽山思緒如潮，久久未眠。次日晚，趙壽山約見郝克勇，一見面就說：

　　“延安來電報了，毛澤東指名要你去匯報，你知道了吧？”

　　郝克勇說：

　　“我知道了。”

　　兩人落座后，趙壽山問道；

　　“毛澤東主席指名要你去匯報，你和他熟識嗎？”

　　郝克勇說：

　　“我和毛澤東沒有見過面。”

　　“沒見過面，那他為何點名叫你去延安面談？”

　　“毛主席知道我和你的特殊關系。”

　　趙壽山有點驚異地問：

　　“你給叔說，你究竟在共產黨內擔負什么責任啊？”

　　郝克勇的父親郝鵬程是楊虎城的結拜兄弟、趙壽山的故友，因此，二人時常以叔侄相稱。郝克勇回答道：

　　“我代表共產黨組織和你聯系。”

　　“噢！原來是這樣，這就好了。”趙壽山高興地點點頭：“咱們部隊的情況你都熟悉，由你去向毛澤東匯報，我就放心了。”

　　他點燃了一支土雪茄煙，一邊吸著，一邊若有所思地說：

　　“去年，蔣介石迫害咱們部隊，要37名干部受審，搞得很緊張。我們派張西鼎（中共黨員——筆者注）去中共陜西省委匯報情況，請示方針，至今不但人去未歸，而且杳無音信。以后又托伍云甫（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處長——筆者注）詢問過幾次，也無回音，使人十分焦急納悶。現在好了，毛澤東來了電報，你可以作為我的代表，把咱們部隊的情況如實向他匯報，請毛澤東給予指示。”

　　11月中旬，國民政府糧食部參事鄭延卓受行政院賑委會派遣，攜款30萬元到陜甘寧賑災，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

　　11月14日，毛澤東參加了西北局高干會議的討論會。

　　11月16日，毛澤東致電林楓、周士第、甘泗淇說：

　　“少奇同志過路，你們派人接護時須非常小心機密，不要張揚，但要謹慎敏捷。”

　　11月21日，毛澤東才開始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講《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22日停了一天，23日繼續，講完了《十二條》。

　　他在講解中首先強調，一般地說，中國共產黨是布爾什維克黨，從它的路線、工作、經驗、覺悟程度、同群眾的聯系來說，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如果拿完全布爾什維克化的標準來說，那還有許多條件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

　　接著，毛澤東逐條進行講解。

　　斯大林的第1條說，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毛澤東說：執行這一條，就要領導一元化，承認中央的“九一”決定（即前面所說的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筆者注），黨要領導軍隊、政府和民眾團體。

　　斯大林的第2條說，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必須完全精通與革命密切聯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說：10年內戰時期，有馬列主義對非馬列主義的斗爭。遵義會議以后，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比較正確的，但黨內還有很大的缺點，黨內產生了一種自由主義壞傾向。遵義會議以前，在黨內關系問題上，主要偏向是過火的斗爭。遵義會議以后，黨內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義，而不是過火的斗爭。現在我們要增強理論，黨校的同志每人要讀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書。這次高干會后我們應當有一個學習，每人選讀幾十本馬克思主義的書。

　　斯大林的第3條說，黨在制定各種口號、指示時，應根據對國內和國際具體條件的分析。毛澤東說：這一條講方法論、思想方法問題。制定口號、指示時，國際條件、外國的經驗固然要考慮，但主要的是對我們國內的具體情況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

　　斯大林的第4條說，黨要在群眾的革命斗爭中檢查自己的口號、指示是否正確。毛澤東說：理論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從客觀實際得到證明的。實踐是考驗真理的標準尺度。

　　斯大林的第5條說，黨的全部工作，每一個行動，都要走向使群眾革命化。毛澤東說：這一條的原意是黨不要有社會民主黨的作風，要有布爾什維克的作風，不要有改良的作風，要有革命的作風。我們中國共產黨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我們黨有兩種缺點，一個是“左”，一個是右。現在我們黨內自由主義相當濃厚，我們應該反對自由主義，同時當然也要反對過左的。

　　斯大林的第6條說，黨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最高的原則性和同群眾最大限度地聯系相結合。毛澤東說：這一條是講群眾工作的原則。我們對群眾的關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眾，一方面要向群眾學習。要把黨的最高的原則性同群眾的當前的日常要求聯系起來，最高原則不要變成了關門主義，聯系群眾不要變成了尾巴主義。

　　斯大林的第7條說，黨在工作中要善于把不調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相結合。毛澤東說：這一條是講統一戰線原則，革命與妥協的關系。列寧寫了一本書，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講的這個第7條。這里有一個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問題。我們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靈活性、機動性，要靈活地用各種組織形式和斗爭形式達到革命的目的。不調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險主義混淆，最大限度的靈活性不要同遷就主義混淆。

　　斯大林的第8條說，必須使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要善于在自己的錯誤中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干部。毛澤東說：如果黨害怕承認自己的缺點，害怕及時地公開地承認和糾正自己的缺點，那么黨就不免于滅亡。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產生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鄭重的黨的標志。

　　斯大林的第9條說，黨要善于把先進戰斗員中的優秀分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毛澤東說：領導核心有什么條件，斯大林講兩個條件，就是要十分忠誠，十分有經驗。

　　斯大林的第10條說，黨必須經常改善自己的社會成份，消除那些腐化黨的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說：不夠黨員資格的，也要清洗，還要經常吸收好的分子。

　　斯大林的第11條說，黨必須建立起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毛澤東說：建立鐵的紀律，是區別于社會民主黨的條件之一，也區別于自由主義。建立鐵的紀律的基礎是思想的統一。

　　斯大林的第12條說，黨應系統的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的執行。毛澤東說：這次高干會議以后進行精兵簡政，整黨、整政、整軍、整財、整民、整關系，是有系統的有威信的人去進行。

　　最后，毛澤東總括地說：這個12條，很值得我們好好地研究一下，這是我們全黨的“圣經”。是“圣經”，而不是教條，是可以變化的。

　　11月23日晚，毛澤東給歐陽山尊、朱丹、成蔭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在是年秋季，120師政治部戰斗劇社在延安演出了該社政治指導員成蔭創作的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晉察冀的鄉村》、《荒村之夜》、《自家人認自家人》、《求雨》等劇目，很受觀眾歡迎。毛澤東和許多領導人在楊家嶺中央禮堂也觀看了這些戲。演出結束后，毛澤東一直站在臺下鼓掌，并向臺上謝幕的演員揮手致意。賀龍得知自己部下的劇社演出如此成功，便要劇社社長歐陽山尊、副社長朱丹、政治指導員成蔭給毛澤東寫封信，請他對劇社的工作給予指示。毛澤東在回信中寫道：

　　歐陽山尊、朱丹、成蔭同志：

　　你們的信收到了，感謝你們！你們的劇我以為是好的，延安及邊區正需要看反映敵后斗爭生活的戲劇，希望多演一些這類的戲。

　　敬禮！

　　毛澤東

　　11月27日，國民黨自12日召開的五屆十中全會專門就中共問題通過了特種委員會關于《今后對共產黨政策之研究結果案》。《結果案》中說：

　　“對共產黨仍本寬大政策，只要今后不違反法令，不擾亂社會秩序，不組織軍隊割據地方，不妨礙抗戰，不破壞統一，并能履行（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國難之宣言，服從政府命令，忠實地實現三民主義，自可與全國軍民一視同仁。”

　　11月29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央關于國民黨十中全會問題的指示》，全文如下：

　　國民黨十中全會通過關于對待我黨的決議案，略謂：總裁盱衡時局，對內對外作政策 上的指示。對共產黨仍本寬大政策，只要不違背法令，不擾亂秩序，不組織軍隊，不分裂地方，不妨礙抗戰，不破壞統一，并履行民國二十六年9月22日共赴國難宣言，服從政府法令，忠實實行三民主義，自當與全國軍民一視同仁。恭聆之余，于11月26日晚集會，詳細研究，一致認為經審慎考慮而發表之指示，大會敬謹接受，并于宣言中將此種意義明白宣示。但為防止下層黨政機關及人民誤解起見，應由國民政府發表文告，在此文告內說明：在我國境之內，無論其為何人及何種名義，凡有擅自組織軍隊，企圖割據地方，違反國家紀綱，擾亂社會秩序等情事，皆為國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務望均能徹底覺悟，服從命令，嚴守紀律，精誠奉行三民主義。果能如此，則不問其過去之思想與行動如何，亦不問其為團體或為個人，政府當一視同仁，不但不予歧視，而且保障其公民應得之權利與自由等語。同時，十中全會發表宣言，其中關于對待我黨者有云：對外必須互相合作，實現人類平等之公理，對內必須共同團結，共示精誠無間之決心。又云：三民主義非但國民黨所信仰，實為全民必循之途徑，順此者昌，逆此者敗。時至今日，不應再有所謂政見之異，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牽制妨礙之現象。吾人愿提示全國，凡能誠意信仰三民主義，不危害抗戰之進行，不違背國家之法令，無擾亂社會秩序之企圖與武裝割據之事實者，我政府與社會應不問其過去思想之如何，亦不問其為團體為個人，一體尊重其貢獻能力效忠國家之機會。必有舉國一致之真誠團結，而后乃能負起空前艱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為標舉，以冀引起全國有識人士之共鳴者。等語。

　　國民黨從1939年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以來，中間經過1940年1月及其前后一段時間的第1次反共大摩擦（蘇德條約訂立及蘇芬戰爭時期），1941年1月新四軍事件的第2次反共大摩擦（德意日3國同盟訂立及日蘇中立條約訂立之后），這兩次摩擦均有國際的與國內的因素為背景。自1941年6月蘇德戰爭及跟著蘇英美訂立同盟以后，國共關系即有某些改變，停止了大的沖突。特別是在太平洋戰爭發生，滇緬路被切斷及英蘇訂立20年同盟條約之后，更有好轉。最近蘇聯在斯城的偉大勝利及英美在北非與在太平洋的勝利，增強了國民黨對于抗戰勝利的信心，對國共關系好轉，亦有促進的影響。在國內，1937年以來，我黨我軍的極大發展，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懼。但至今年，我黨我軍在抗日戰場上的損失及根據地的縮小，減輕了國民黨的恐懼心理。他們估計，我黨我軍在今后抗日期間，還會有大的損失（這種估計是適當的）。同時，在日寇侵蘇危險減少以后（過去國民黨長期地寄希望于日蘇戰爭）日寇必然要加重對中國的壓迫，國民黨需要利用我黨的抗日力量（日寇在華31個師，我黨擔負了15個師）。再則，自從遠東慕尼黑危險消失之后，我黨停止了反對投降危險的宣傳。而從去年4月直到現在，我黨對國民黨批評甚少，堅持地求得和他們改善關系。雖則國民黨在這一期間內，仍然對我們進行了很多的壓迫（在大后方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擊新四軍，在陜甘寧邊區進行了廣大的特務破壞活動與經濟封鎖），我們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國民黨。特別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國民黨廣大人士的同情。再則，國民黨自己有很多的極端嚴重的困難存在著。其中，特別是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及農民的騷動，他們需要集中精力去解決財政經濟問題，并企圖經過緩和我們和他們的關系去緩和他們和農民的關系，這里特別有嚴重意義的是河南600萬災民的自發斗爭，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裝斗爭的形式。最后，1940年與1941年兩次反共大摩擦，國民黨企圖利用武力壓迫把我們屈服，但遇著了我們的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斗爭，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又企圖動員輿論贊助他們的反共，但多數輿論的同情卻站在我們方面。由于上述這種種原因，促成國民黨不得不對國共關系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解決。十中全會的決議，表示了這種解決的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們不超出他們所設定的嚴格的范圍，他們則答應和我們合作。十中全會的這一處置，是我們和他們長期接洽及他們經過許多的動搖猶豫之后才決定的。最近10月間，我們派了林彪同志去重慶，11月他們派了鄭延卓來延安。十中全會的這一決議，對于從1939年到現在4個年頭的國共不良關系，做了一個總結，是對于我們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開辟了今后兩黨繼續合作及具體的談判與解決過去存在著的兩黨爭論問題的途徑，雖然這些爭論問題還不見得很快就能完全的解決。十中全會的決議，在某一點上和1937年2月間國民黨三中全會關于所謂“根絕赤禍”的那個決議案有些類似，它是嚴厲的，但卻是表示時局好轉的開始的。各地對于十中全會的決議，應本《解放日報》發表之態度進行解釋。根據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二十二日我黨共赴國難宣言所列4條（徹底實行三民主義，停止土地革命，蘇維埃改為民主政府，以期政權統一，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委會的統轄），與國民黨十中全會向我黨要求的各點相比較，在基本精神上沒有互相分歧之外，我們不但過去遵守自己的諾言，而且在將來也準備遵守這一諾言。

　　關于組織軍隊一點，過去是為了抗日的需要而組織游擊隊，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蔣介石“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衛國之責任”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許我們再組織軍隊，我們可以這樣做。關于國民黨允許給我們以公民應得的權利及自由，我們應表示歡迎，要求實現。在十中全會后，國民黨會放棄軍事壓迫而加強政治斗爭，摩擦還會有的，但方式會緩和一點。各地對于國民黨人員應繼續采取誠懇協商，實事求是，有理有節的態度，力戒驕傲夸大有害無益的態度，借以爭取更進的好轉。

　　中共中央

　　1942年12月1日，在延安賑災的鄭延卓要返回重慶了，毛澤東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請他帶往重慶。這封信是用毛筆書寫的，極具書法研究價值，原文如下：

　　介公委員長政席：

　　前承寵召，適感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晉謁。嗣后如有垂詢，自當趨轅聆教。鄭委員延卓來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災黎，軍民同感。此間近情，已具告鄭兄，托其轉陳，以備采擇。鄭兄返渝之便，特肅寸楮，借致悃忱。

　　敬頌勛祺！不具。

　　毛澤東 謹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12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郝克勇在歐陽欽的陪同下，來到楊家嶺毛澤東的住所。

　　原來，國民黨軍第38軍軍長趙壽山奉毛澤東11月7日的電令，派郝克勇于11月中出發，回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工作。郝克勇是共產黨在第38軍的地下工委委員、統戰部部長。他是在11月底到達延安的。

　　毛澤東尚未起床，歐陽欽和郝克勇就在傳達室和胡喬木等人閑聊。不一會兒，江青和葉子龍的夫人蔣英從窯洞里出來了，江青非常和藹地對郝克勇說：

　　“主席還沒有起床，先到里面坐吧。”

　　郝克勇和歐陽欽隨著她們進了窯洞。房子中間擺著一個方桌，四邊各放著同樣大小的小方凳。江青讓他們坐下后，為他們倒了茶，說：

　　“主席的習慣是晚上辦公，白天睡覺，到下午4時起床，請你們等一下。”

　　她說著，取來一副撲克牌，要郝克勇和她當對家玩撲克，打所謂統一戰線。江青洗牌快，分牌快，出牌也很刁。郝克勇配合得很好，二人很快就贏得了500分。

　　蘇聯記者彼德·伏拉迪米羅夫曾在他的日記中這樣描述1942年的江青：“她是一個瘦小的、有著柔弱身段與機靈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時候，同丈夫那偉岸的身軀相比，顯得是那樣弱小。”“極端的自覺性是她杰出的品質，她的理智勝過她的秉性，她好不仁慈地駕馭著自己，她的事業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輕的時候就急于要獲得她最終得到的東西。”

　　且說蔣英見江青和郝克勇贏了500分，很不服氣，就說江青和郝克勇有暗號。江青說：

　　“沒有暗號呀，他是做統戰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對方意圖。你要打聽你父親的下落，他一定會知道。”

　　蔣英一聽立即興奮起來，她對郝克勇說：

　　“葉子龍也給我說過，你肯定知道我父親的下落。他叫蔣聽松，聽說在第1戰區司令官衛立煌處當什么參議，但一直聯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郝克勇由于做秘密工作的習慣，警惕性高，紀律觀念也強，見江青和蔣英如此說，有些為難。坐在旁邊的歐陽欽說：

　　“你如果知道的話，說說也無妨。”

　　郝克勇這才對蔣英說：

　　“你父親蔣聽松確實在衛立煌處當參議，和趙壽山有關系，也和我們黨有間接的統戰關系。”

　　蔣英一聽，喜極而泣，拉著郝克勇的手說：

　　“這就好了，以后別人就不能罵我是特務羔子啦，請你給我寫個證明吧！”

　　郝克勇望了望歐陽欽，歐陽欽點點頭。郝克勇就說：

　　“好吧，回頭由組織部出面找你時，我再寫。”

　　正在此時，毛澤東披一件延安生產的呢子上衣從另一個房間里出來了。江青知道毛澤東要談工作了，就拉著蔣英退了出去。毛澤東首先問郝克勇現在用什么名字？他說：你回到延安，應該改個名字。我給你起個名字，就叫范明吧。于是，郝克勇馬上改名為范明，而且此后一直使用范明這個名字。

　　毛澤東詳細地詢問了他在國民黨38軍的統戰工作情形。范明匯報說：

　　“趙壽山軍長提出要求，他想加入我們的黨組織。”

　　毛澤東“哦”了一聲，高興地說：

　　“要求入黨好啊！好吧，這是一個嚴肅的組織問題，請你詳細講一講。”

　　范明匯報說：

　　“趙壽山軍長要求入黨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在我來延安之前，接連和我談了幾次。他在最后一次談話中，出乎我意料地向我詳細談起了他的身世和歷史，談了他多年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和主席與中央領導同志關心他教育他的情況。他對我說，在西安事變后，他們部隊曾和1、2方面軍在三原會師，與紅軍領導人朝夕往返，獲益甚多。有一次，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等同志由云陽到三原會見他。當時，他對放蔣一事不大理解，心存疑慮。經過彭總、弼時同志耐心解釋后，他的疑慮頓釋，心情格外高興，隨即叫來照相館的人，就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同紅軍領導人合影留念。照相畢，彭總握著他的雙手說：‘趙司令，這一下你可叫蔣介石抓住啦，你這是通匪有據啊！’趙壽山認真地說：‘我不怕，請你報告毛主席，我不僅通匪，我還要上山參加哩！’”

　　毛澤東聽到這里高興地笑了。范明接著匯報說：

　　“趙壽山還說，從那時起，他不僅與共產黨保持了密切聯系，而且實際上是保持了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但一直沒有得到批準入黨的答復。為此事，他曾問過他的參議、我們的黨員楊明軒同志。楊告訴他說，共產黨不是青紅幫，隨便說一下就可以入黨的，你必須鄭重地提出申請，履行黨章規定的入黨手續，才算入黨。”

　　毛澤東說：

　　“講得好！”

　　范明說：

　　“他聽楊明軒一說，這才明白過來。所以，他在最后一次和我談話結束時，很嚴肅很鄭重的委托我，代表他正式向主席提出入黨的要求。”

　　毛澤東聽到這里，欣喜地笑道：

　　“還有這樣生動的故事啊！”

　　他點燃了一支香煙，深深地吸了幾口，掃視了一下在座的人，然后對范明說：

　　“趙壽山軍長的入黨問題，是一個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大問題。你可以根據你所了解的情況，講講你的意見嘛！”

　　范明略加思索，胸有成竹地說：

　　“根據我了解的情況看，他有3條可以入黨。”

　　毛澤東蠻有興趣地“哦”了一聲，伸出他那寬大的左手掌，問道：

　　“這第一條？”

　　范明說：

　　“趙壽山是17路軍中著名的抗日愛國將領，他最早響應我黨《八·一宣言》，不僅是參加西安事變的重要將領，而且在抗戰中與八路軍密切配合互相支援。主席在延安接見他之后，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進步，堅決執行主席的指示，在部隊中大量吸收和重用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他還學習八路軍治軍經驗，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把38軍這支國民黨的舊軍隊改造成團結進步、聯共抗日的勁旅，趙壽山的覺悟和進步是實實在在的。”

　　毛澤東屈了一個指頭，說：

　　“好，這是第一條。再往下講。”

　　范明接著說：

　　“趙壽山與我們黨在鞏固部隊、保存實力、爭取生存、外抗日本、內斗重慶諸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基礎。他之所以能由11旅旅長當上17師師長，又由師長當上38軍軍長，表面上是當的國民黨的官，實際上當的是由我們共產黨員撐腰的官。”

　　毛澤東又屈了一個指頭，說：

　　“在北伐戰爭時期也有過這樣的先例。你講第3條。”

　　范明說：

　　“趙壽山也清楚地知道，38軍的人事權、財權以至兵權，絕大部分都掌握在共產黨員的手里。而這些共產黨員又都是他親自培養出來的擁護抗日、團結、進步方針的中堅力量，趙壽山只有依靠共產黨繼續堅持抗日，才能在日蔣兩種力量的夾縫中求得生存與發展。否則，要么被國民黨分化瓦解掉，要么被日寇消滅，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毛澤東聽完，屈了第3個指頭，許久沒有伸開，只是不住地吸煙。待了一會兒，他才緩緩地說：

　　“事情正是這樣的，38軍軍長趙壽山和我們黨有兩個共同的利益基礎，一是要共同抗日，二是要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分化、瓦解、吞并以至消滅的陰謀。所以，趙壽山領導的38軍和八路軍的利益是一致的，和我們共產黨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對趙壽山應當完全相信，決定不向他保密，要向趙壽山全部公開38軍的黨員名單，黨的重大決定都要和他商量，使他安心。”

　　毛澤東又點燃了一支香煙，抽了一口，鄭重地說：

　　“中央原則上同意趙壽山的申請，可作為一個特別黨員。為了防止暴露，不舉行入黨儀式，不辦理入黨手續，在黨內也不公開，待時機成熟后再追認黨籍，黨齡可從‘雙十二’算起。”

　　毛澤東把煙灰輕輕地彈入煙灰缸里，又囑咐范明說：

　　“你回到前方后，請代我向趙壽山軍長問好，要向他轉達黨中央的指示，請他不僅要做好38軍的工作，而且還要特別注意做好孔從洲、李興中、陳碩儒等西北軍將領的工作，還要鼓勵孫蔚如出面向蔣介石做工作、作斗爭。對國民黨的腐化墮落現象和社交應酬，要同流不合污，防止部隊腐化。又不要標新立異，孤芳自賞，以免暴露。同時，一定要搞好軍民關系，做好群眾工作，這是你們能否生存的根本條件。”

　　毛澤東這一談就是幾個小時。他點燃一支香煙，站起身來，在房間里反復踱步，停了一會兒，走到窗口，朝外望了望，說道：

　　“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餓了，該吃飯了，喂飽肚皮再說。”

　　江青應聲端上來飯菜：一盤辣椒炒肉片，一盤辣椒燒豆腐，一盤辣椒炒土豆，一盤辣椒紅燒小魚，中間放了一碗菠菜豆腐湯。毛澤東把手一揮，說：

　　“請吃飯吧！朱夫子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咱們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飽肚皮，請放開肚皮吃飯，回去好好睡覺，明天再談。”

　　范明、歐陽欽也都笑著拿起碗筷，隨著毛澤東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飯，埋頭吃了起來。

　　欲知趙壽山和38軍后來情況怎樣？容后慢慢敘述。

　　東方翁曰：1942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為《解放日報》撰寫的社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中，以一個偉大的戰略家的眼光，對10月9日剛剛結束的苦戰了48天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作出了極高的評價，他斷言：“這一戰，不但是蘇德戰爭的轉折點，甚至也不但是這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而且是整個人類歷史的轉折點。”當此時也，“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內的人們”，還有“許多被法西斯的兇惡面孔所迷惑”，“看不出敵人快要消滅，自己快要勝利”的重大轉折。毛澤東這一驚人的預言，又有多少人會相信呢？說來也怪，歷史的車輪果然按照毛澤東的預言轉動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結束后，蘇軍憑借人力、物力上的優勢，逐漸占據主動，在1943年8月的庫爾斯克會戰中又挫敗了德軍在東線的最后一次戰略攻勢，從而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收復了絕大部分國土，進而占領東歐多國，在1945年4月30日攻占德國首都柏林，5月8日迫使德國無條件投降。在3個月后，百萬蘇聯紅軍又在中國東北殲滅了60萬日本關東軍，加速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滅亡。事情到此還遠沒有結束。在蘇軍占領的東歐地區，迅速出現了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民主德國8個社會主義國家，加上二戰后亞洲的朝鮮、中國、越南、老撾，拉丁美洲的古巴，還有二戰前建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在世界的西方到東方竟然出現了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預見是多么科學，多么高遠，多么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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