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整風學習的主要目的是弄清問題，澄清思想，分清

是非，辯明真偽，提高認識，而不是追查個人責任。”

話說1942年6月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因沿途通過無保障，山東又缺乏統籌之人，故你不宜西進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長駐115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全局似較適宜。”

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整風最高領導機構——“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康生、凱豐、李富春、陳云組成，負責監督和領導全黨的整風學習。毛澤東擔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

總學委下設4個委員會：1、中共中央直屬系統學習委員會，負責人康生、李富春。2、中央軍委直屬系統學習委員會，負責人王稼祥、陳云。3、陜甘寧邊區系統學習委員會，負責人任弼時、高崗。4、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學習委員會，負責人周恩來、董必武。

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每周或每兩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級干部的學習會，討論學習問題，并通報時事、政治和工作等問題。

在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直接領導下，中央直屬機關系統學習委員會、軍委直屬系統學習委員會、陜甘寧邊區系統學習委員會，分別成立了中心學習組（甲組）；此外，還有文委系統學委會和中央黨校學委會、延安各機關、學校學委會，分別成立了中級學習組（乙組）和普通學習組（丙組）。

延安共有10098人參加了整風學習。總學委先后派出許多巡視團和巡視員，深入到各個機關和學校檢查學習的情況，聽取各個單位負責人的匯報，還不定期地抽查高級干部的學習筆記，進一步推動了學習運動的深入開展。

中共中央要求各學習組在整風運動中要掌握以下幾個原則：

1、在分析錯誤時要實事求是，一般錯誤絕不上升為路線錯誤，非原則錯誤絕不上升為原則錯誤，偶然的局部的錯誤絕不上升為一貫的全局的錯誤。2、弄清楚犯錯誤的原因，不著重個人責任。3、對任何問題，采取分析態度，不搞否定一切，就是對王明等人也不要一概否定。4、發揚民主，批評者和被批評者都敢于講話。5、對犯錯誤的人，要滿腔熱忱，不搞懲辦主義。

整風的方法，就是學習、檢查、總結；即學習文件，檢查對照，反省自己，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后寫出總結。

后來在整風過程中，出現了對黨內歷次錯誤路線尋根追底的現象，有的人要追查錯誤路線的責任人，要查明哪份文件是誰起草的，要追究起草人的動機和意圖。毛澤東知道后，指示說：

“整風學習的主要目的是弄清問題，澄清思想，分清是非，辯明真偽，提高認識，而不是追查個人責任。那樣做是不對的。”

6月4日，中央研究院召開了一個批判王實味的專題會議，與會者聲色俱厲地對王實味提出了各種質問。王實味剛要申辯幾句，即被打斷，會場秩序比較亂。蕭軍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對會議主持者說：

“大會主席，這是不行的，應該讓他發言說全了話大家再反駁他，無論什么會也得有個秩序啊！”

會后在回家的路上，蕭軍對妻子說：

“這開的是什么會啊！怎么把屎盆子朝一個人頭上扣，這哪像高等學府！”

沒想到他這牢騷話被旁邊的一位女士聽到了，便向黨組織作了匯報。

第二天晚上10點，蕭軍為批判王實味的事來見毛澤東，反映了他對批斗王實味不正當方式的意見。毛澤東勸他說：

“王實味的問題很復雜，不但犯了政治錯誤，還有托派和國民黨特務嫌疑問題，你不要管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

蕭軍在這天的日記里記載道：毛澤東顯然很懊惱，“也許在煩惱我又去多事。”

幾天后，中央研究院派4名代表給蕭軍送來一份有108人簽名的《抗議書》。《抗議書》中說：

“你是魯迅的學生，是《八月的鄉村》的作者，我們很尊敬你。既然你是共產黨的朋友，為什么同情托派分子王實味？為什么反對我們批判王實味？為什么說怪話？你應當向大家承認錯誤，賠禮道歉！”

蕭軍一看就火了，把4名代表轟了出去。代表們走后，他寫了一份備忘錄，追記了那次批判會的詳細經過，先是在“文抗”作家俱樂部當眾宣讀，然后又親自給毛澤東抄送了一份。

6月11日，中央研究院的全院座談會結束。

在座談會期間，有人舉證成全、王里夫婦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潘芳、宗錚夫婦，潘芳、宗錚就住在王實味隔壁的窯洞里，這兩對夫婦又一起拜訪了王實味。后來5人又來往了幾次，還在一起吃過飯。座談會以此為據，把他們5人說成是“托派關系”，他們的來往是“托派組織活動”。

最后，座談會把王實味與成全、王里夫婦和潘芳、宗錚夫婦5人定性為“五人反黨集團”。

6月12日，毛澤東仔細閱讀了羅烽在延安寫的《高爾基論藝術思想》等幾篇文章后，給他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羅烽同志：

你的文章讀過了，今付還。我覺得關于高爾基的一篇是好的，這篇使我讀后，得到很大益處。但其余的文章和這一篇的觀點不大調和，我雖只看一遍，但覺得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則論點似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將自己的作品檢查一番，對于你的前途是有益的。

未知當否，請加考慮為盼!

敬禮!

毛澤東

6月20日，中央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紀念“七七”抗戰五周年的決定》：

一、“七七”5周年紀念的時候，正是處在國際反侵略統一戰線日益強固的時候，蘇英新條約的簽訂，蘇美協定的成立，20余國熱烈舉行聯合國日，特別是蘇聯前線的勝利，都表示反侵略同盟國的力量正在迅速增強與結集，準備最后打敗法西斯侵略者，而法西斯侵略者則日益接近失敗和死亡的末路。我們紀念“七七”，要慶祝蘇英美協定的簽訂，慶祝聯合國的團結與勝利，歡迎中蘇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國的勝利的光明的前途。

二、“七七”5周年，表明了中國人民在反對日寇的戰爭中的艱苦卓絕排除萬難的精神。抗戰第6個年頭，將是接近于戰敗日寇的年頭，同時也是抗戰最困難而應做絕大努力的年頭，我們全國軍民必須團結一致，度過目前的困難，迎接將來的勝利。為此必須：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建國，加強國共合作，加強全民族的團結，改善各抗日黨派間的關系，提高軍民抗戰的積極性，堅持抗戰到底，實行反攻日寇，與反侵略國一同打倒世界法西斯。

三、抗戰5年中，我們很多的抗日英雄為國捐軀了，很多的共產黨員，國民黨員，無黨無派的人士及愛國同胞在前線在后方犧牲了，最近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同志又在太行山戰斗中英勇殉國。我們紀念“七七”5周年，應對抗戰死難將士舉行追悼大會，以慰死者，以勵士氣。

四、在延安舉行紀念抗戰5周年追悼抗戰死難將士的大會，指定李富春、譚政、高自立、陳正人、方強、李力果、蕭向榮7同志為紀念及追悼大會籌備會的委員，以李富春同志為主任。各地紀念會由各地黨政軍機關按照當地情況規定之。

6月25日，毛澤東關于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創立等問題給林哲寫了一封信。

據俄羅斯解密檔案和俄文翻譯師哲回憶錄記載，林哲的日本名字叫野坂參三，原是在共產國際工作的日本共產黨代表，1940年3月受共產國際派遣，化名“林哲”，隨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一同到了延安，執行“破壞日本軍隊以援助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設立反戰中心并確立與日本國內共產主義者的聯絡”等任務。在延安期間，他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顧問，指導敵軍工作部，具體工作是主持日本問題研究室和日本問題研究會，同時創辦教育和訓練日軍俘虜的“日本工農學校”。

毛澤東給林哲的這封信是用毛筆寫在兩張紙上的，自左而右橫書，筆力遒勁，瀟灑脫俗，一氣呵成，可以說是他“毛體”書札中的一幅力作。原文如下：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創立的消息，非常高興，我跟同盟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給我的信，我十分感謝！現在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又快開會了，我謹以至誠祝大會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所說，在華北的幾十萬日本兄弟，必能響應大會的號召，起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與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共同敵人而奮斗。所有同盟及大會的革命活動都是在你領導之下的，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動，我們將盡一切可能援助你們，請以此意告訴同盟諸同志。敬致

中日兩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敬禮！

                                 毛澤東 1942年6月25日

6月間，斯大林派飛機為延安送來一批醫務人員，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送給毛澤東10件皮大衣，10雙筒皮靴、幾雙皮鞋、10條毛毯和幾箱香煙。毛澤東向機組人員詢問了斯大林的健康狀況，對他們表示歡迎。毛澤東除了留下一箱香煙和一雙皮鞋外，其余物品全分給其他人了。

第二天，蘇聯飛機要回國了，毛澤東給斯大林寫了一封回信，讓人縫了一個小布袋，裝上他自己親手種的紅辣椒。毛澤東告訴蘇聯機組人員說：

“延安沒有什么特別的東西，我就給斯大林同志送這點禮品，表示我的謝意吧。”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紀念黨的二十一周年》一文，文章說：

“今天我們黨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正確地掌握了馬列主義理論，并且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化的馬列主義理論。……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并且善于把這種理論用來指導中國革命步步走向勝利。”

這一天，鄧拓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了由他撰寫的題目為《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的社論，社論中說：“中國共產黨所以能夠領導20世紀中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偉大革命斗爭，所以能夠成為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全面鞏固的廣大群眾性的堅強有力的布爾什維克黨，就因為有了毛澤東主義。”

社論中還說，“毛澤東同志領導了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錯誤思想斗爭，從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一直到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機會主義。在這些斗爭中鞏固了黨和黨的正確路線，同時更加確立了毛澤東主義的科學思想方法”。

社論強調，毛澤東“在其理論與實踐中，有著許多新的創造，給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革命理論以更進一步的具體化與充實，使之更加適應于中國與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歷史條件。”

社論號召“深入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真正靈活地把毛澤東主義的理論與策略，應用到一時一地的每一個具體問題中去”

7月2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對待原四方面軍干部態度問題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原四方面軍干部絕大多數都是工農出身，由下層工作逐漸提升上來的，在國內戰爭中表示了對革命對黨能堅定與忠誠，在克服國燾路線后又一致擁護黨中央，在民族戰爭中也表示了他們的英勇與忠誠，只有極少數的幾個干部投降了敵人，但這是不足為奇的，原1、2方面軍干部中亦有極少數分子投敵。

二、原四方面軍干部在國燾路線統治時期，是服從與執行了國燾路線，但必須區別國燾路線的單純追隨者，與積極幫手之間的分別。只有幾個人對國燾路線的發展是起了積極幫手的作用的。壓倒的大多數由于文化政治水平關系，由于國燾的愚民政策和壓迫威脅政策，由于軍隊的集中原則等原因，而服從和執行了國燾路線。抗戰5年來的實際，考驗了原四方面軍干部，在本質上是誠實的堅決的，證明了1937年反對國燾路線時，中央所作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這里所指積極起幫手作用的幾個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內，他們在國燾路線時期并未起過此種作用。就是對國燾路線起過積極幫手作用的幾個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爭取教育，使他們覺悟轉變，而不是拋棄他們，這一政策也已收到了效果。

三、對原四方面軍的干部的信任與工作分配應當和其他干部一視同仁，不能因為他們過去執行過國燾路線而有所歧視，應當根據這些干部每個人的德（對黨的忠實）才（工作能力）資（資望）分配他們以適當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適當者，應設法改變之，尤其重要地是幫助他們提高文化政治軍事水平。

四、對原四方面軍干部如果在現在工作中有成績則應表揚，如犯有錯誤（任何干部都有錯誤可能）則應當就其錯誤的性質和程度加以指示和幫助糾正其錯誤，不指出和夸大錯誤都是不對的，應當有相互間的誠懇坦白的關系，任何隔閡、冷淡、歧視的態度都是不應當存在的。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當原四方面軍干部犯有錯誤時決不可輕易加上“國燾路線的繼續”、“國燾路線的殘余”等等大帽子，因為這是不合事實的，對干部團結是極端有害的，這實際上是幫助敵人來挑撥我們的內部關系。

五、原四方面軍干部應當繼續相信中央和軍委干部政策的正確，放膽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對工作有意見時，應坦白地直率地隨時向當地軍政黨領導者提出。尤其重要地是加緊自己文化、政治、軍事的學習，提高自己對黨的認識和工作能力。

六、10年內戰、5年抗戰已經證明，我們軍隊干部及其他干部除個別分子外，不管他們來歷如何，是團結的是一致的。現在抗戰日益困難，日寇及國內反動分子想用一切方法來挑撥我黨干部的內部的關系，我們更應團結一致，消除一切因過去歷史關系、地方關系而發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閡。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應在各級干部會議上報告并討論之。

7月4日，毛澤東關于整風問題致電聶榮臻。他在電文中寫道：

“你的文章‘號召整風學習，糾正整風中的偏向。’并指出邊區學習的特點，對于整風開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點請你注意，不要把三風分為某些是下級多些，某些是上級多些。即如黨八股，就是包含著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在內的，如不包含這些，就不叫作黨八股了。”

“在一個根據地內，主要應著重教育邊區與地委兩級，其次是縣一級，只要他們有了正確方向，區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糾正。我說這點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緊黨政軍民學各方面高級干部的學習領導，克服在他們中存在的三風不正的殘余。我們在延安亦是特別抓緊高級組的學習，著重閱讀與自我反省，已發現許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糾正中，你們那里可作參考。”

7月9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我們很望你來延安并參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險，仍以在敵后依靠軍隊為適宜。你的行止，以安全為第一，工作為第二，以此標準來決定暫在山東還是仍回軍部。”

7月21日，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他告訴周恩來說：國民黨已經決定由張治中、劉斐同共產黨代表談判，并將繼續派聯絡參謀去延安。

1942年8月1日，賀龍與薛明結為終身伴侶。

長征前，賀龍與蕭克分別娶了出身于商人家庭的一對學生姐妹，蕭克娶了妹妹蹇先佛，姐姐蹇先任成為賀龍的第4任夫人。到延安后，因感情不和，賀龍與蹇先任離婚。

1938年，賀龍42歲，薛明22歲。二人第一次見面，賀龍向來自天津的漂亮女學生薛明發出邀請：我那兒有一個會做天津包子的廚師，今后你可以到我那兒去玩玩，看看這個天津包子像不像。此后，雖經陳正人等撮合，薛明一直沒有動心。

據薛明后來回憶，她對賀龍真正動心是因為一次大雨。那一回，薛明被派往賀龍駐地匯報學習整風文件的心得，匯報結束后賀龍送薛明回住處。賀龍在前，薛明在后。恰逢大雨，天黑路滑，薛明一只腳陷進泥沼里，賀龍回頭拉她。她一抬頭，正好一個大閃電，她這么一看，他穿著長筒皮靴，白襯衣扎進灰褲子里，腿比較長，走路步子很大。雖然年紀比較大了，但她當時覺得他很英武。就是這么一瞬間，情定終身。這次雨夜送行迅速在西北局“傳為佳話”。

賀龍結婚的當天，任弼時、林伯渠、高崗、陳正人、張邦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領導，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來祝賀。幾天后，毛澤東在賀龍的陪同下，來到賀龍駐地接見“戰斗籃球隊”隊員，同時也向賀龍和薛明表示熱烈祝賀。

8月14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他重提7月21日國民黨決定由張治中、劉斐與共產黨代表談判的事，問道：

“恩來，延安最近有無來電？”

周恩來說：

“我黨來電說，有關政治軍事問題，愿與張文白、劉為章談判，以尋求解決途徑。”

蔣介石說：

“目前戰事正殷，敵人不會自撤，中國須自身弄好，敵人不足懼，國內問題要好好解決。我一周后將去西安，想在西安約見毛澤東先生一晤。”

周恩來答復說，待請示延安后即行奉告。回到住所，周恩來將見蔣情況電告毛澤東，說蔣欲見毛澤東的目的“未可測”，在態度上還看不出蔣介石有啥惡意。周恩來提出兩條對策供中央選擇：一是毛澤東稱病，以林彪為代表，到西安見蔣介石。二是周恩來和蔣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周恩來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負責人）去西安見蔣。周恩來估計：前一個辦法可行，因為林彪在蘇聯治病期間受到斯大林的器重，在今年初回國后，由蘭州返回延安的途中，蔣介石曾嚴令國民黨軍政當局好好接待，妥為護送；而后一個辦法不易得到蔣介石的同意，除非帶到西安的是朱德。

8月1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復周恩來電說：

“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國際國內形勢問題。會議認為丘吉爾和斯大林從8月12日至15日進行了會談，討論關于建立第二戰線問題，在這種國際形勢下，中國局勢有好轉可能。

8月19日4時半，毛澤東急電周恩來說：

“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我感冒已10日，過幾天要動也可以動。”“關于我見蔣，中央亦尚未作最后決定。”

周恩來隨即復電毛澤東說：

與蔣會晤時間“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開談判之門”；如蔣約林或朱來渝，也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面，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毛澤東再來渝。

8月間的一個星期天，中共“七大”代表毛朗明與堂弟毛澤普、堂侄毛遠耀及另一個老鄉到楊家嶺看望毛澤東。毛澤東正在院里看書，見他們來了，忙起身相迎。寒暄之后，毛澤東交代擔任中央辦公廳科長的毛澤普，要他寫一個材料。毛澤普接受任務后，就和那位老鄉走了。毛澤東詢問了毛朗明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情況，接著又問道：

“你從家鄉來，鄉親們都好吧？”

毛朗明回答說：

“都好。”

“你這次來延安的途中，走了不少地方吧？”

“我們路過湖南、廣西、江西、浙江、安徽、山東、陜西各省的好多地方，看了不少風光。”

“你到了這些地方，心中一定有個比較。你認為，農業搞生產，哪些地方搞得好？”

“還是湖南搞得好。湖南人最勤勞，農業生產技術比較先進，江浙都不及湖南。北方，如山東、河北、陜西，生產技術比較落后，農民搞生產，沒有南方人發狠？”

“你有什么根據？”

“比如冬天，南方農民有事干，打糞積肥，冬耕冬種，忙個不停。北方農民冬天就沒事干。陜西人運東西用毛驢馱，不僅行動慢，而且一次只能馱七八十斤，而湖南人運東西用籮筐挑，一擔就可挑一百七八十斤，速度也比毛驢快。”

毛澤東笑著說：

“北方沒有南方的簸箕籮筐等運輸工具，因此，北方人不會挑。你路上看到荒地多不多？”

毛朗明說：

“不多。延安開展大生產，荒地尤其少。”

毛澤東把話頭一轉，問道：

“你們黨校出了個吳奚如是嗎？”

毛朗明說：

“是的。”

“吳奚如這個人到底怎么樣？”

“吳奚如是黨的高級干部，會寫文章，是個作家。他思想上有些問題，是老古董，倚老賣老，講話不注意場合。還有，他對延安的艱苦生活不滿意，有貪圖安逸的想法。”

“你看，對這個人怎么辦？”

“組織上已經對他做了處理，但處理有點過分。”

“為什么呢？”

“說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不對。雖然思想上有些毛病，但他畢竟是老干部，是人民內部矛盾。這么做不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不利于弄清是非、團結同志。”

毛澤東點了點頭，不再問什么了。

也就是在這8月間，毛澤東突然接到陳潭秋、毛澤民從新疆發來的急電，建議黨中央把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迅速撤離。

原來，毛澤民因患有氣管炎病經毛澤東和黨組織批準，由妻子錢希鈞陪同，在1937年冬去蘇聯“治療休養”。1938年初，毛澤民、錢希鈞行至新疆，恰遇新疆與蘇聯交界處發生鼠疫，交通中斷，不得不留在迪化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暫住。

此前，新疆軍閥盛世才打出了“親蘇擁共”的旗號，表示愿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多次要求共產黨從延安派干部到新疆工作。中共中央為了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保證西北國際交通線運輸的安全，決定與盛世才建立統一戰線，從1937年起，陸續派遣了100多名干部到新疆工作。此時，盛世才要求共產黨派一名財經能手到新疆整理財政，毛澤東和中央便決定由逗留在迪化的毛澤民，與接替鄧發為黨代表的陳潭秋一起，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民化名周彬，出任新疆省政府財政廳副廳長，代理廳長，爾后又任民政廳長。

錢希鈞在1939年與毛澤民離了婚，從新疆回到了延安。因為她和毛澤民沒有生育，所以在延安見到毛遠志和王淑蘭的養子毛華初，就格外憐愛，勝如己出。每到周末，兄妹倆也總要去看望“錢媽媽”，錢希鈞便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給兄妹倆做一頓可口的飯菜。后來，錢希鈞又和周小鼎重新建立了家庭。新中國成立后，錢希鈞先后擔任了食品局副局長、輕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職務。

毛澤民則是在1939年再次被派往蘇聯，于6月初到達了莫斯科。

毛澤民的外孫、毛遠志的兒子曹耘山，為了搞清楚外祖父去蘇聯“治病”的真實原因和目的，曾到莫斯科查閱了毛澤民的檔案，最終還原了歷史真相。

毛澤民到莫斯科后，共產國際請他回憶撰寫一系列有關中共重大事件情況的報告。此后，毛澤民撰寫了一系列報告，其中有《關于過去肅反工作中的片斷材料》、《關于博古、李德等同志領導黨和紅軍的錯誤問題》的報告、寫給共產國際執委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兩封親筆信件等，以及他在共產國際召開的研究中國問題會議上的發言記錄稿，都陸續轉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手上。

毛澤民在這些報告材料中，幾乎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總結了“左”傾錯誤路線給中共帶來的教訓，筆鋒直接指向王明，條分縷析，反駁了王明的一系列相關說法。他還寫道：“18年來，中國革命和整個黨遭到的損失更多是來自內部的敵人。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忘記流血的教訓，重要的是找出這些教訓的實質。”

曹耘山還看到了一份由劉亞樓、林彪、毛澤民聯名寫給共產國際的《關于中國黨在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中的錯誤問題》的報告。這份報告有3000多字，內中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尖銳質疑：“遵義會議這樣重要的決議案”，為什么3年之久“尚未到達國際主席團”？“我們不了解過去中國駐國際代表團在干什么！”報告提出的一連串疑問，都與王明有直接關系。

另據2004年8月《作家文摘》轉載盧弘的《李德曾對在華錯誤做過檢查》一文記載：1939年12月底，毛澤民在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監委會召開的審查和處理李德問題的會議，并在會上有發言。文中提到，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曾對過往“耿耿于懷”，李德是這樣寫的：“毛澤民把許多罪名無理地歸咎于我……周恩來（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在莫斯科治病——筆者注）坐在一旁，像是‘原告’……后來我多次聽說，周恩來和毛澤民受了毛澤東的委托，要在莫斯科把我當作‘人民的敵人’開除出黨，如有可能還要把我消滅。”

諸多史料說明，毛澤民也是毛澤東“階梯式”地派往蘇聯對王明宗派主義錯誤路線實施釜底抽薪的重要使者之一。

后來在1940年1月22日，毛澤民離開莫斯科，回到了新疆。他與一個在新疆做統戰工作的地下共產黨員朱丹華（又名朱旦華）的姑娘，結為伴侶。朱丹華從此成為“周廳長”夫人。1941年2月14日，朱丹華在新疆迪化生下了她和毛澤民的兒子毛遠新。就在這一年，蔣介石發動第2次反共高潮，盛世才逐漸撕下了“親蘇擁共”的假面具。1942年8月，蔣介石派宋美齡、朱紹良、毛邦初到迪化與盛世才談判，達成了反共協議。陳潭秋、毛澤民正是鑒于這一重大變故，立即給黨中央發了急電。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接受了他們的建議，責成他們制定一個分期分批撤離黨員的計劃。陳潭秋和毛澤民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即組織117名準備撤離的黨員、干部進行整風學習，開展氣節教育，以便應付突發事變。同時，他們探知新疆與延安的道路已經被國民黨封鎖了，便決定和蘇聯取得聯系，暫時撤到蘇聯去。

再說8月25日，毛澤東修改了《中情通報十八號》。《通報》中說：斯大林、丘吉爾會談后，反希特勒戰爭即將進入決戰的階段，這是整個戰爭的新形勢。

《通報》中還說：國民黨近已放棄了5月間的軍事反共計劃，而采取政治上解決國共關系的方針。蔣介石兩次見周恩來談話，國共關系確有走向好轉的趨勢。

毛澤東在修改《通報》時加寫了3段話，他寫的是：

“由于緬甸失陷，西南國際通路斷絕，迫使國民黨不能不注意西北國際道路，并與蘇聯增強外交關系。”“加以地方與中央的矛盾，財政稅收的困難，人民對負擔的不滿，其內部困難日益增加，如再擴大反共戰爭，將至不可收拾，這亦是對國共關系避免軍事解決改取政治解決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貫實施爭取好轉的政策，特別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黨擁蔣合作方針，這不能不起促進好轉的作用。”

8月2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彪見蔣，然后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彪見蔣后即確定我去時間。”

在這夏秋之交的某一天，舒群通知華君武、蔡若虹、張諤3人說，毛澤東邀請他們到棗園（應是楊家嶺，當事人記憶有誤。毛澤東在1943年春才移居棗園）去見見面。

這天午后，華君武3人在清涼山會齊后，由舒群陪著他們來到了毛澤東的住所。院子里有幾棵棗樹，放著一張桌子，桌子四周擺著幾把椅子。毛澤東穿著一身洗得很干凈的藍布制服，從窯洞里出來，與華君武他們一一握手，請他們圍坐在桌子四周，親切地問華君武是什么地方人，華君武回答說：

“江蘇無錫。”

毛澤東又問了蔡若虹、張諤的籍貫。大家隨便交流了一會兒，毛澤東請大家吃飯。華君武見桌上擺著一盤生煸青辣椒，想起人們傳說的毛澤東吃辣椒的故事，便問毛澤東：

“外面傳說主席連吃西瓜都要就辣椒，有沒有這回事？”

毛澤東一聽就笑了，說：

“那是在長征時到了甘肅的一個村子里，吃飯時桌上也有辣椒，正吃著，又送來切好的西瓜，就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這樣傳開去了。”

說罷，他把談話切入主題，問華君武：

“有一幅畫，叫《1939年植的樹林》，那是延安的植樹嗎？”

《1939 年植的樹林》是華君武的一幅漫畫，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畫的是在長著野草和野花的延河旁，有一棵已經種了三四年的樹，枝干伸向天空，樹葉被馬啃得光光的。

“我看是清涼山的植樹。”

沒等華君武回答，毛澤東又這樣說。華君武心想，清涼山是《解放日報》所在地，知識分子多，我的意思也是諷刺知識分子植的樹不會好好管理。只聽毛澤東接著又說：

“不好好植樹應當批評。但是延河哪一段植樹不好應該注明，如果王家坪植樹不好就應該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長，否則就變成整條延河兩岸植樹都不好了。延安植的樹許多地方是長得好的，也有長得不好的。這幅畫把延安的植樹都說成是不好的，這就把局部的東西畫成全局的東西，個別的東西畫成全體的東西了。”

華君武頻頻點頭，覺得毛澤東說得很有道理。

“漫畫是不是也可以畫對比畫呢？”毛澤東建議說：“比方植樹，一幅畫畫長得好的，欣欣向榮的，叫人學的；另一幅畫畫長得不好的，枝葉都被馬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兩幅畫畫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這樣畫，是不是使你們畫家為難呢？”

華君武說：

“兩幅畫對比是可以畫的。但是，不能每幅畫都那樣畫。都那樣畫，諷刺就不突出了。”

毛澤東轉向蔡若虹和張諤，問道：

“你們說，漫畫是不是本身就有局限，有片面性？”

華君武不等二人回答，就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

“有一次橋兒溝發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沖到河里，魯藝有些人下河撈西瓜。但是，他們撈上來不是交還給種西瓜的農民，而是自己帶回去吃了。這樣的漫畫可不可以畫呢？”

毛澤東喝了一口酒，說：

“這樣的漫畫，在魯藝內部是可以畫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畫得尖銳一些。如果要發表在全邊區性的報上，那就要慎重。因為從整個邊區來看，干部和群眾的關系是好的。如果發表在全國性的報上，那就更要慎重，因為影響更大。對人民的缺點，不要老是諷刺。對人民要鼓勵。以前，有一個小孩，老拖鼻涕，父母老罵他，他改不了。后來，他的小學老師看見他有一天沒有拖鼻涕，就表揚了他，從此，小孩就改了。對人民的缺點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觀，要熱諷。”

毛澤東的意見使3位漫畫家心悅誠服。大家一邊喝著酒，一邊談話，時而講些道理，時而講些故事，時而又說些笑話，華君武還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他說：

“如果我在前方，叫我沖鋒，我是敢沖鋒的。但如果敵人把我抓去了，用嚴刑拷打，我怎么辦？”

毛澤東把手一揮，說道：

“你要想到為人民！”

吃罷飯，華君武他們看天色已近黃昏，便起身告辭，結束了兩個多小時的談話。毛澤東陪著他們走了一段路程，才與他們一一握手告別。毛澤東握著華君武的手又說了一句：

“你要想到為人民。”

1942年9月1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他起草的《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全文如下：

抗戰以來，各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一般地是統一的，黨政軍民（民眾團體）各組織間的關系基本上是團結的，因而支持了幾年來艱苦斗爭的局面，配合了全國的抗戰。然而由于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由于對某些政治觀點與組織關系還缺乏明確的了解與恰當的解決，黨政軍民關系中（實際上是軍隊系統中黨員干部的關系）在某些地區，還存在著一些不協調的現象。例如：統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齊，各自為政，軍隊尊重地方黨地方政權的精神不夠，黨政不分，政權中黨員干部對于黨的領導鬧獨立性，黨員包辦民眾團體，本位主義，門戶之見等等。這些不協調的現象，妨害抗日根據地的堅持與建設，妨害我黨進一步的布爾塞維克化。根據地的建設與民主制度的實行，要求每個根據地的領導一元化。加以日寇“掃蕩”的殘酷、封鎖線與根據地增強，上下的聯系很困難，抗戰的地區性與游擊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統上下級隸屬關系更加靈活，每一地區（軍區、分區）活動獨立性以及活動各方面的領導統一性更加擴大與增強，要求各地區的各種組織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給敵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間隙。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決定：

一、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因此，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委會、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取消過去各地區黨政軍委員會（黨政軍委員會的設立，在根據地創立時期是必要的正確的）。各級黨委的性質與成份必須改變，各級黨委不應當僅僅是領導地方工作的黨委，而應當是該地區的黨政軍民的統一的領導機關（但不是聯席會議），因此它的成份，必須包括黨委、政府、軍隊中主要負責的黨員干部（黨委之常委亦應包括黨務、政府及軍隊3方面的負責干部），而不應全部或絕大多數委員都是黨務工作者。各級黨委的工作應該是照顧各方面，討論與檢查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應僅僅局限于地方工作。

二、中央代表機關及區黨委地委的決議，決定或指示下級黨委及同級政府黨團、軍隊軍政委員會軍隊政治部及民兵團體黨團及黨員，均須無條件的執行。政府、軍隊、民眾團體的系統與上下級隸屬關系仍舊存在。上級政府的決定，命令，上級軍事領導的命令，訓令，上級民眾團體的決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須經過各該機關黨員負責人及同級黨委批準，或事先商得黨委負責人同意，然后頒發，但不是一切都要批準），不僅下級機關、軍隊；民眾團體必須無條件執行，下級黨委也必須無條件執行，不得假借無上級黨委指示而違抗或擱置。下級黨委對上級政府、軍隊、民眾團體之決定如有不同意見，可報告上級黨委。在遵照各組織上級的決議解決具體問題而黨委內部發生爭論時，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解決之。政府、軍隊、民眾團體負責人即使不同意多數意見，亦必須執行同級黨委之決定，但可將自己的意見報告上級有關機關。

三、中央局與中央分局為中央代表機關，由中央指定之。區黨委、地委，由軍隊與地方的黨組織的統一的代表大會選出，經上級批準之。區黨委、地委，應包含地方黨的組織，軍隊黨的干部與政府黨團的負責人，主力軍是否參加縣委，由各地按具體情況決定，縣委（無主力軍參加之縣委）及區委，只包括地方黨，地方軍及政府的黨的負責人。各級黨委書記，應選擇能掌握黨政策及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擔任之。因此，黨委書記不僅須懂得黨務，還必須懂得戰爭和政權工作。區黨委書記人選，由中央局分局議定，經中央批準之。地委書記人選，由區黨委議定，經分局中央局批準之。為統一地方黨與軍隊黨的領導，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兼任軍區、分區（師或旅）政委，另設副書記，管理黨務工作。如軍區、分區政委被選為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則可設副政委，專管軍隊工作。分局、區黨委、地委書記應照顧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體工作。如有個別特殊情況黨委書記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黨委書記時，須得上級黨委或中央批準，軍隊中軍政委員會及政治部，成為同級黨委（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的一個部門，與其他部門（如組織部、宣傳部等）有平等權利和義務，不隸屬其他部門或委員會，但與其他委員會和其他部門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級直接領導和隸屬關系。軍事政策（擴兵建軍原則，政治工作等等）與軍事行動的大政方針（如反掃蕩的戰略戰役計劃及總結等），須交黨委會討論，但具體軍事行動由司令員政治委員（即黨委書記）決定之（司令員與政委對軍事行動之最后決定權仍照政治工作條例），無限制的民主討論只會引導軍事的失敗。軍隊主要人的任免，仍須經過軍事機關依照已定規則進行之。

四、主力軍是黨領導下的武裝部隊，是建設根據地與支持斗爭的有力柱石。主力軍應以鞏固和堅持各所在根據地為其第一等任務。主力軍固全國性，但同時具有地方性。過去有些根據地領導不統一，主要的是由于該地主力軍某些領導同志對于該根據地之建立與堅持缺乏正確的統一的認識，因而其所實行的某些政策（如軍事建設中之地方武裝問題、擴兵問題，財政經濟政策問題中之統籌統支等）只注意了主力軍，而忽視了根據地，整個工作的配合，因而與地方黨地方政府發生爭執。同時有些地區，黨政領導機關對于一切服從戰爭的認識不深刻，對主力軍人員之補充，糧食及物質保證，優抗及反逃亡斗爭，未能盡到應有的責任，因而使軍隊與地方黨政間的關系不協調。今后為了實現根據地領導一元化，除實現以黨委為各地統一的黨的領導機關外，還必須糾正某些地方主力軍，某些地方黨政機關領導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些錯誤，實現中央關于根據地的各種政策。實行軍委關于軍事建設的幾號指示。今后主力軍必須執行各級黨委的決議、決定與各級政府的法令。主力軍對于駐扎所在地的下級黨委與下級政府（如縣、區，鄉）的決定，亦必須執行。如有不同意處，可報告上級黨委與上級政府。并應當經常地彼此聯系，彼此幫助。主力軍的軍事措施如軍事行動，布置及戒嚴令等等，地方黨政民機關必須遵照執行。主力軍應當負有保護黨政民機關的責任，凡因軍隊之疏忽與漠不關心，因而使軍政民機關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時，軍隊負責人應當受到處分。今后，如有爭執，首先應當就地協同解決，并將爭論及解決經過報告上級，反對各個組織只是向上告狀，而不在本地當面商談解決問題的辦法。

五、政權系統（參議會及政府）是權力機關，他們的法令帶有強制的性質。軍委及政權系統的關系，必須明確規定。黨委包辦政權系統工作，黨政不分的現象與政權系統中黨員干部不遵守黨委決定，違反黨紀的行為，都必須糾正。為了實行三三制，黨對政權系統的領導，應該是原則的，政策的，大方向的領導，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辦。下級黨委無權改變或不執行上級參議會及政府的決定與法令，黨的機關及黨員應該成為執行參議會及政府法令的模范。黨應該進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參議會及政府的威信，黨的干部及黨員違反參議會及政府法令時，黨的組織應給予嚴厲的處分。黨對參議會及政府工作的領導，只能經過自己的黨員和黨團，黨委及黨的機關無權直接命令參議會及政府機關。黨團必須服從同級黨委，但黨團的工作作風必須刷新，不是強制黨外人士服從，而是經過自己的說服與政治工作。在黨團萬一沒有說服參議會及政府的大多數因而黨團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政府通過時，必須少數服從多數，不得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但是假如黨團同志因為自己的意見與同級黨委有分歧因而不堅決執行黨委的決定，這是黨團同志違反黨紀的行為，應該受到指斥與處分。黨必須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參議會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視政權工作，把干部堆在黨的機關中的現象，必須糾正。在實行三三制時，黨員在政權系統中的數量減少，但在政權系統中工作的黨員質量必須大大提高，在政權系統中工作的黨員和干部，必須服從黨委與黨團的決議、決定與紀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動。在這里，應特別提出，黨對三三制政權之領導的實現，有賴于政權系統中黨員干部之言論行動的一致及其對黨的決定的絕對服從，所以嚴整政權中黨員及黨員干部的黨紀是有嚴重意義的。黨委在調動政權系統中的黨員時要慎重，還必須經過黨員實行向政權機關辭職的手續。政府與軍隊的關系必須改善；軍隊中應進行擁護政府的教育；政府應保證軍隊的給養與運輸；軍隊的首長應被選為政府委員及參議員。軍隊應成為尊重政權執行法令的模范，軍人的違法行為，軍事機關必須嚴格處分。軍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員，參議員資格對參議會及政府發表意見外，一切軍事機關無權干涉參議會及政府內部工作。但軍隊政治機關，必須盡可能地幫助政府工作。

六、民眾自己的自愿組織的團體，黨、政府、軍隊不應直接干涉民眾團體內部的生活，黨對民眾團體的領導，經過自己的黨員及黨團。但黨民不分、包辦、清一色的現象，必須糾正。民眾團體的各級委員會須盡可能有半數以上的非黨員。民眾團體中的黨團問題與政府中黨團同。政府應尊重民眾團體的獨立工作。給民眾團體以必要的幫助，要求民眾團體執行政府的法令。民眾團體應依法向政府請求登記，取得合法地位。如民眾團體違反政府法令時，政府可加以處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眾團體的生活與工作。民眾團體應號召民眾，擁護政府和軍隊，幫助抗戰動員工作。但民眾團體并非政權機關，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對人民執行逮捕、審訊、判決等事宜。軍隊與民眾團體應相互幫助，但不應相互干涉。

七、在游擊區因為它的特殊性，領導的一元化不僅是在相互關系上應有所確定，而且在黨政軍民的機構上在必要時亦須一元化。黨委、政府、民眾團體的機關，可與軍隊指揮機關政治工作機關合并。黨政民干部在軍隊或游擊隊中，擔任一定的職務（如正副軍事指揮員、政委及政治部各種工作），戰時參加軍隊與游擊隊工作，戰斗空隙時則仍執行其原來的黨政民的職務（如黨委書記、縣長、工會主席）。

八、黨的領導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現在同級黨政同級組織的相互關系上，又一方面表現在上下級關系上。在這里，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之嚴格執行，對于黨的統一領導，是有決定意義的。各根據地領導機關在實行政策及制度時，必須依照中央的指示。在決定含有全國全黨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時，必須請示中央，不得標新立異，自作決定危害全黨領導的統一（凡帶地方性的不違反上級及中央決定的不在此例）。下級黨政軍民組織對上級及中央之決議、決定、命令、指示，不堅決執行，陽奉陰違，或在解決新的原則問題及按性質不應獨斷的問題時，不向上級及中央請示，都是黨性不純與破壞統一的表現。在這里，應當再一次地提醒各地黨政軍民領導同志的注意，各級黨委及政府軍隊民眾團體中的黨員負責同志，不得中央許可，不得發表帶有全國意義和全黨全軍意義的宣言、談話及廣播，各級領導同志的文章應經過同級黨委或黨團適當人員的審閱。分局委員以上，師以上負責人的文章，凡帶有全國及全黨意義的，應事先將主要內容報告或電告中央。各級不應再直接對外廣播，應統一于延安新華社。應當深刻認識，一個黨的負責高級干部，不經過同級或上級一定組織的同意，而擅自發表政見，是何等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何等妨礙黨的統一的惡劣行為！

九、為統一根據地的領導，為改進黨政軍民的關系，必須在黨政軍民各系統黨員干部中進行思想教育，整頓三風，肅清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遺毒。在干部會議上，根據中央決定與毛澤東同志報告，教育干部識大體，顧全局，號召干部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干部管得全局，不陷于局部與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體與局部、上級與下級，這一局部與那一局部間的正確關系。要加強黨政軍民各組織中的教育工作，使全體同志認識領導一元化及根據地革命秩序與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這里，應特別警惕軍隊干部，黨政軍民關系不協調，在一般情況之下，軍隊干部應負擔較大的責任，軍隊手中有槍，容易獨斷獨行，輕視黨政，不守紀律。自由行動，破壞群眾利益。因此，軍隊中軍政干部必須特別約束部下，檢點自己。必須號召自己的部下，擁護黨的領導，擁護政府，堅決執行黨的決定與政府的法令，同時，又應糾正某些黨員和干部中不合事實的觀點：認為只有在黨務及黨的機關中工作才叫黨的工作，其實一切黨員和黨的干部不管其執行的是政府工作，軍事工作，群眾工作，經濟工作，技術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黨的工作，在黨的機關的工作，只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黨務工作）。黨員服從黨的領導，是服從黨的路線、政策、決議、決定、指示與紀律。某些黨員空喊或曲解服從黨的領導，而對于黨的路線、政策、決議、決定、指示與紀律，則不認真研究，不認真執行，這種態度是不正確的。

十、加強各抗日根據地領導的統一，是為了更順利地進行反對日寇的戰爭，“一切服從戰爭”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要在全黨中說明，假若軍隊削弱，假若戰爭失敗，則根據地無法存在，黨政軍民都會塌臺，因此，黨委、政府、民眾團體以及全體人民，都有鞏固軍隊，加強其戰斗力的義務。軍隊的人員補充，糧食、服裝、彈藥的供給與運輸，營舍的讓予，傷病殘廢人員的輸送、看護與保養，抗日軍人家屬的優待等等，黨委及政府、民眾團體，應有隨時加以解決的責任，一切漠不關心的現象，都是極端錯誤的有害的。在軍隊本身，則都深深了解，沒有黨、政府、民眾團體的配合，光桿軍隊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戰的。因此，必須加強部隊中的教育，做到能愛惜根據地，愛惜人力物力，尊重黨政，加強軍紀，給黨政民以必要的幫助。軍隊的人員物資補充、運輸、優待等等，必須依照政府的法令、規章去做，亂來一頓，只會損害抗戰，于軍隊本身是不利的。

十一、各根據地領導機關根據本決定的原則，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制定與此有關的各種細則，以政府法令、軍隊條例，黨團規則、民眾團體章程等等方式規定之，以解決統一領導的許多具體問題。制定后須報告中央。

9月3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系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10月參政會，我們應準備答應他。蔣在蘭州頓了半個月，這幾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準備在蔣電約后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來就毛澤東準備會見蔣介石的問題復電毛澤東說：

“1、見蔣的時機尚未成熟，蔣介石的政治解決是要中共屈服，我屢次請求回延安，蔣皆不準；蔣繼續派人欲勸降獄中的葉挺，說明蔣介石仍包藏禍心，不能不防。2、在局勢方面并非對我有利，頑固派欲借蘇聯對德戰爭處境困難之時妄圖壓中共屈服，若主席來此為謀改善根本關系，而蔣公可利用此機會打擊地方和民主勢力，以陷我于孤立。我估計晤蔣前途有二：（1）表面上進行得很和諧，答應解決問題。（2）約主席來渝開參政會后，借口留主席長住，不讓回延安，如此于我損失太大。”

周恩來建議：由林彪出來打開談判大門，“看蔣的態度和要解決的問題，再定主席是否出來。”

9月7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了一篇題目為《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參看《毛澤東選集》）。他寫道：

“自從黨中央提出精兵簡政這個政策以來，許多抗日根據地的黨，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籌劃和進行了這項工作。”“但是還有若干根據地的同志們因為認識不夠，沒有認真地進行。這些地方的同志們還不理解精兵簡政同當前形勢和黨的各項政策的關系，還沒有把精兵簡政當作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看待。”

“黨的一切政策，都是為著戰勝日寇。而第5年以后的抗戰形勢，實處于爭取勝利的最后階段。”“抗日的第5第6年，包含著這樣的情況，既接近著勝利，但又有極端的困難，也就是所謂‘黎明前的黑暗’的情況。”“各抗日根據地的全體同志必須認識，今后的物質困難必然更甚于目前，我們必須克服這個困難，我們的重要的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政。”

“我們的龐大的戰爭機構，是適應過去的情況的。”“但是現在不同了，根據地已經縮小，在今后的一個時期內還可能再縮小，我們便決然不能還像過去那樣的維持著龐大的機構。”“假若我們縮小自己的機構，使兵精政簡，我們的戰爭機構雖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魚大水小的矛盾，使我們的戰爭的機構適合戰爭的情況，我們就將顯得越發有力量，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戰勝，而要最后戰勝敵人。所以我們說，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政的政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氣候變化了，衣服必須隨著變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變換一次衣服。但是人們往往在那‘之交’不會變換衣服，要鬧出些毛病來，這就是由于習慣的力量。目前根據地的情況已經要求我們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輕輕快快的同敵人做斗爭，我們卻還是一身臃腫，頭重腳輕，很不適于作戰。”

毛澤東針對有人擔心精兵簡政以后無法對付敵人的龐大機構，他寫道：

“鐵扇公主雖然是一個很厲害的妖精，孫行者卻化為一個小蟲鉆進鐵扇公主的心臟里去把她戰敗了。柳宗元曾經描寫過的‘黔驢之技’，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一個龐然大物的驢子跑進貴州去了，貴州的小老虎見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來，大驢子還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孫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辦法對付這個日本妖精或日本驢子的。目前我們須得變一變，把我們的身體變得小些，但是變得更加扎實些，我們就會變成無敵的了。”

9月間，毛澤東為自然科學院題寫了院名。原自然科學院學員毛雪華回憶說：

“1942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根據領導的囑托，到延安楊家嶺找毛主席為我校題校名。我到楊家嶺見到了毛主席，把來意對他說了，他很高興，他停下工作為我校題校名。勤務員為他準備了紙墨，紙是《解放日報》舊報紙代用的。每半張紙寫一個字，寫了‘自然科學院’5個大字。共寫了兩套，讓我帶回供選用。回校后，學校把毛主席所寫的校名墨跡一比一地照搬到一塊長木板上，掛在杜甫川我校的大門口。”

9月15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國內關系總是隨國際關系為轉移，第1次反共高潮發生于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2次反共高潮發生于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蘇關系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沖突。這個期間，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這個決心。我們估計這個好轉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務是促成談判，促成具體解決問題，故應避免一切枝節”。

電文中還說：林彪昨晨已乘車起身，聞蔣介石已返渝，我們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開商談門路。

9月15日晚，毛澤東寫信給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凱豐說：

“今日與博古談了半天，報館工作有進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他向200余人作了報告，據舒群說，影響很好，報館人員在討論改進中。”“各根據地當局也還未把報紙看作自己極重要的武器，我想要寫一電報，或須用書記處名義，提出此種任務。”“解放（指《解放日報》——筆者注）第4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藝，我已替舒群約了十幾個人幫助征稿。艾（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范（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范文瀾）、孫雪葦（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劉雪葦）及工、婦、青3委都在內，青委約的馮文彬（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擬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運稿件，不知能辦到否？”

接著，毛澤東又給謝覺哉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謝覺哉由于繁忙的政務，大量的寫作，加上生活條件不好，積勞成疾，在1942年元月，毛澤東讓他搬到楊家嶺休養。最近，他的好友王凌波在延安病逝，謝覺哉于9月6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訴說了他沉痛的心情。毛澤東在給他復信中寫道：

謝老：

6日函悉，死者已矣，生者務宜注意。關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調節，務不過勞，文章亦不宜寫得太多，請加考慮為盼！

敬禮

毛澤東

謝覺哉收到信后，即復信給毛澤東說：

“示悉。于公于私都需要活下去，至少還想活10年以上。然鑒于凌波的死，知道活下去也不易。上次到你處不知道路上有那么熱，腦筋昏脹了。你似乎看了不對叫我睡，我還能夠馬上靜下來，否則就要發生病。我執行4小時工作制已數日，很好”

9月17日下午1時，盛世才派出軍警特務，將陳潭秋、毛澤民、林為梁（化名林基路）、徐夢秋（化名孟一鳴，任新疆教育廳廳長）、李一歐、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的住處包圍，以他捏造的所謂中共“在陳潭秋、毛澤民的策劃指揮下，由李一歐幾次召開秘密會議，與徐夢秋等共同討論決定，為了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新疆政府，定于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群眾大會上刺殺盛世才等軍政要員”的“共產黨四一二陰謀暴動案”為由，將他們軟禁在劉公館。接著，又囚禁了共產黨在新疆的所有黨員。

盛世才為了向蔣介石表忠心，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說他準備公開審理“共產黨四一二陰謀暴動案”和遺留積案“杜重遠（新疆學院院長，1940年被軟禁，1941年5月被逮捕，1943年6月被殺害）陰謀暴動案”等，請蔣介石迅速派一個懂法律的“審判團”到新疆協助審理。蔣介石收到請求信，清楚盛世才的用意，便將這一“重任”交與有豐富反共經驗的徐恩曾辦理。

且說毛澤民見盛世才翻臉成仇，頓時怒火滿腔，當眾把盛世才的特務頭子、警務處處長李英奇痛罵一頓。李英奇被迫打電話請示盛世才，毛澤民搶過話筒，大聲斥責說：

“你背信棄義，竟敢把我們這些抗日有功的人關押起來。你必須無條件地立即釋放我們，把我們送回延安去，否則，你是沒有好下場的！”

盛世才支支吾吾，企圖為自己開脫。毛澤民知道盛世才已經無可救藥，一怒之下，把電話機砸成了碎片。

后來一直到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才從共產國際那里得到了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被盛世才扣押的消息，隨即電告駐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要他“設法打聽他們的消息并考慮有無營救的辦法”。2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電告周恩來說：“你們與張治中談話時，望提出釋放迪化被盛扣留之徐杰（陳潭秋的化名——筆者注）等140多人的要求……要求重慶方面去電迪化，釋放并準他們經蘭州、西安回延。”5月間，中共代表林伯渠赴渝，又向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治中面交《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之意見書》，其中說：“請政府命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件被捕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同等……此等人員，均屬愛國志士，請予自由，以利抗日。”

再說9月20日，毛澤東和文藝版主編舒群為《解放日報》第4版擬定了一個征稿辦法，讓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按名單發出通知，說是晚上毛澤東要在楊家嶺宴請他們。

是日晚，所邀請的人如期而至，毛澤東欣然說道：

“諸公駕到，非常感謝。今日擺宴，必有所求。”

接著，他當眾宣讀擬訂的征稿計劃，只聽他念道：

“一、《解放日報》第4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藝，除已定專刊及由編輯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現請下列各同志負責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學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江峰同志：以美術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圖畫。

張庚同志：以戲劇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眾化文藝及文化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瀾同志：以歷史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鄧發同志：以工運為主，其它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黨建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戲劇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馮文彬同志：以青運及體育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學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陳伯達同志：以政治、經濟、國際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揚同志：以文藝批評為主，其它附之，每月10000字。

呂驥同志：以音樂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蔡暢同志：以婦運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董純才同志：以教育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吳老：以語文為主，其它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擔負征集之稿件，須加以選擇修改，使思想上無毛病，文字通順，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過4000字為原則，超過此字數作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滿12000字者，可在第4版一次登完。但編輯部也可以調劑稿件，分在兩天或3天登完，并不用專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編輯部退回負責征稿人，再行征補。如由編輯部作重要之修改，則應與征稿人商量一下。”

毛澤東放下征稿計劃，笑嘻嘻地接著說：

“俗話說，吃人口短，吃人一口，報人一斗。吃虧只這一回，但不許哪個口上抹石灰。辦好黨報，黨內同志人人有責，責無旁貸。我想，諸位專家、學者必然樂于為第4版負責，當仁不讓，所求必應，全力赴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諸人欣聞毛澤東相約是為了征稿的事，皆樂于接受，紛紛表示，為辦好黨報，愿盡全力而為之。眾人邊吃邊交談，直到很晚方才盡興而散。

毛澤東送走客人，見柯仲平一個人仍然坐在那里又吃又喝，興致正濃，便叫來舒群，又讓警衛員添上兩個碗，連柯仲平面前的酒碗里都一一斟滿了酒，說道：

“喝吧，老柯、大舒，‘酒逢知己千杯少’，”

柯仲平接口吟道：

“話不投機半句多。”

毛澤東吟道：

“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

柯仲平搶著說：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吟罷，3人各飲了一碗。毛澤東見柯仲平對答如流，非常高興，說道：

“老柯，你帶個劇團，常年奔波‘他鄉’，辛苦了。喝吧，這是慰勞酒，慰勞酒！”

柯仲平說：

“感謝你，是你——毛主席批給我300塊錢，讓我搞起這個劇團。”

毛澤東說：

“讓你去受苦受難。”

柯仲平說：

“過慣了，我愿意和老百姓在一起。”

月光如水，夜色已濃。舒群悄悄寫了個紙條，背著毛澤東遞向柯仲平，欲勸他罷飲歸去，不料卻被毛澤東截住了。毛澤東看了一眼，笑了笑，撕掉紙條，勸二人繼續喝下去，直到柯仲平喝到不能再喝了，這才散席。他把客人送到屋門口，望著柯仲平和舒群遠去。

柯仲平喝多了，騎在馬上左搖右晃，行至半道從馬上摔了下來，舒群下馬攙扶，兩人東倒西歪，沒走多遠，竟臥地呼呼大睡。不一會兒，毛澤東帶著兩個警衛員又趕了來，叫醒二人，扶上汽車，親自送他們回機關。

欲知此后《解放日報》辦得如何？請諸君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傳曾經提到毛澤東注意到了山東根據地不團結的問題。在那種特殊條件下，不團結的問題在其它根據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正像毛澤東在1942年9月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由他起草的《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序言部分所說：由于“日寇掃蕩的殘酷、封鎖線與根據地增強，上下的聯系很困難，抗戰的地區性與游擊性的增大”，“在某些地區，還存在著”“統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齊，各自為政，軍隊尊重地方黨、地方政權的精神不夠，黨政不分，政權中黨員干部對于黨的領導鬧獨立性，黨員包辦民眾團體，本位主義，門戶之見”“這些不協調的現象”。正因為有這么多的不利因素存在，《決定》就要求各根據地“各系統上下級隸屬關系更加靈活，每一地區活動獨立性以及活動各方面的領導統一性更加擴大與增強，要求各地區的各種組織更加密切地配合，不給敵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間隙。”這個《決定》值得認真一讀。毛澤東思慮嚴密，其指示環環相扣，在方方面面都作了嚴格的規定，使這個《決定》成為各抗日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證。這種嚴密的組織紀律，至今依然可以作為社會活動家的重要借鑒。

另外，本章末所敘述的毛澤東為《解放日報》征稿宴客一節，讀來讓人忍俊不禁，真可謂是快人快事，著實有趣得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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