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我們要不要自我批評？要的。如果一個黨沒有自我批評，

　　這個黨的生命就停止了。”

　　話說1942年2月18日至19日，八路軍軍政大學教育長、共產黨的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解放日報》上連載《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批判葉青在對毛澤東的評價中所提出的錯誤觀點。

　　葉青是中國共產黨的叛徒，在本傳前面的敘述中，毛澤東已經兩次提到了他的名字。此人原名任卓宣（1896—1990），字啟彰，四川南充人，以“葉青”的筆名著稱。他也是一名“海歸”，早年留學法國，跟周恩來等人熟識，對革命有著崇高的信仰，在法國期間加入了共產黨。1926年底，葉青奉命返國，在黨內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繼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委員等職，并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7年末，由于黨組織連續遭到破壞，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被捕，葉青被調到湖南，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是年冬，因叛徒出賣被捕，他被判處死刑。這一天午時，葉青等被押上刑場，執行槍決。第一槍他沒有被擊中要害，劊子手用腳撥了他幾下，其中一人說，這個人還沒有死，再補上一槍吧。接著又是一聲槍響，葉青仍然沒有被擊中要害。劊子手撤離刑場后，天上下起了雪，他被凍醒，意外地被‘剝鬼皮’（即剝死人身上衣服）的人救回。康復后，葉青很快與黨組織取得了聯系，又領導了長沙、平江、瀏陽、醴陵等地暴動。他的行蹤很快被國民黨當局發現，再次入獄。葉青徹底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壯烈，告別了共產黨，成了可恥的叛徒。他寫了大量的反動文章，受到蔣介石特別嘉獎，一躍成為國民黨中央黨部專門委員、中組部研究室主任、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宣傳部長等職，最終在1949年1月以“文化圍剿”的打手被列入國民黨戰犯名單，成為中國共產黨通緝的第二批國民黨戰犯之一。

　　再說葉青在1941年秋讀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后，撰文提出了“毛澤東主義”的問題。他在文章中評論說：“毛澤東主義”是“中國農民主義”，是“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再版”。

　　盡管葉青的觀點是一種偏見，但他卻是在中國第一個提出“毛澤東主義”這一命題的人。

　　張如心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中，把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分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3個組成部分，指出“這3個組成部分內在有機的統一便構成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體系”。他在批駁了葉青的錯誤觀點之后，還特別強調說：

　　“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正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2月20日，毛澤東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劉少奇及華中局說：

　　“1、除呂振羽、賀綠汀外，其他高級文化人亦望抽調一批帶來延安從事學術研究，他們在蘇北游擊環境無研究學術可能，不如來延安成就較大。2、保護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干部為骨干，須加挑選與訓練。3、新四軍各部及山東部隊的電臺密碼，望少奇督促重新編制，親自帶來。”

　　2月2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陳毅、劉少奇、饒漱石、朱瑞、陳光、羅榮桓等人電，電文中說：

　　“訓練干部是當前大事，請你們考慮在不嚴重減弱斗爭力量條件下，從華中及山東軍隊中地方上抽調一批高級干部來延安進中央黨校與抗大總校的問題，如何抽調及抽調多少望電告。并望少奇加以組織。”

　　2月26日，周恩來受毛澤東委托找王明談話，希望他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省自己的問題。王明不但不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向周恩來提出質問，仍然以老腔調為自己辯護。王明說：

　　“我有下列兩點請你考慮給我解釋：1、為什么四中全會決議及9月20日決議是路線錯誤？其具體內容如何？2、即使假定為路線錯誤，為什么這是所謂王明路線？因為我并不是此時期重要決議的起草人，同時，也不是這一時期的黨的主要負責人。當然，我并非推卸責任。”

　　王明如此態度，周恩來也無可奈何。

　　2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通過《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決定》中說：

　　“在目前條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而在職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應該是第一位的。這是因為一切工作包括國民教育工作在內，都須經過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針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別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產生要犯本末倒置的錯誤了。同時，著重地認真地辦理干部學校，抽調許多干部進入各種干部學校，施以系統的教育，當然是很重要的任務，對此決不應該稍有忽視。但最大數量的干部，90%以上的干部，還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財力與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辦理很多的干部學校；因此，對在職干部，就其工作崗位上，施以必需的與可能的教育，實在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應該引起黨政軍民各級領導機關及其宣傳教育部門的充分注意。游擊戰爭的特點，不但允許這樣做，而且我們必須這樣做。”

　　“在職干部教育，自六中全會以來已經引起黨內相當的注意，在許多地方與許多部門的在職干部中引起了學習的熱潮，這是極好的現象。但忽視的現象還是存在著。在有些地方與有些部門中，甚至還沒有開始，沒有強調業務教育。而大多數在職干部要求學習業務與精通業務的熱情則是很高的。政治教育雖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輕重不分，或者沒有經常性。文化教育，是我黨多數工農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沒有引起黨政軍各級領導機關的充分注意。高級干部的理論教育，或者至今沒有引起注意，或者脫離實際，成了教條主義的東西。而理論教育的成敗則是革命成敗的第一個關鍵。所有這些，都是必須改革或必須加強的。”

　　是日，中央書記處還發出了《關于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決定停止過去所定的課程，在本年內教育與學習黨的路線；軍事學院高級班并入中央黨校；延安各機關學校的高級干部，包括高級學習組，以300至400人為限，參加黨校學習。

　　《新決定》并決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其政治指導由毛澤東負責，組織指導由任弼時負責；決定取消原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由鄧發、彭真等人組成負責黨校日常工作的管理委員會。鄧發仍任校長，主持校務會議；彭真為教育長，主持政治教育會議；林彪主持軍事教育會議。

　　1942年3月3日，毛澤東以中央書記處名義致電劉少奇說：

　　“目前山東工作處在比以前更加艱苦的階段，不僅由于敵人殘酷‘掃蕩’、地區縮小與分割，主觀上亦存在相當嚴重弱點。表現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夠，特別是高級領導同志間存在互相不滿與極不團結現象。”

　　3月4日，毛澤東在給留守兵團、保安部隊的慰問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們，擺在我們肩頭的任務是很重大的。完成這些任務，必須要依靠我們全體更加百倍的團結和發揚忍苦耐勞、永不疲倦的戰斗精神意志。我們應當在上下級間，在指揮員與戰士間，在全體人員相互間，認真加強團結友愛、互相照顧的關系，克服其間的任何冷酷、無情、不知友愛和隔閡與不團結現象，在這種鋼鐵般的團結與艱苦奮斗的努力下面，便沒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沒有什么障礙不能戰勝，沒有什么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毛澤東還在信中勉勵部隊指戰員們說：

　　“要加倍努力生產，大家動手，解決吃穿問題。”

　　3月5日，林育英在彌留之際用微弱的聲音將警衛員、秘書及妻子涂俊明叫到身邊說：

　　“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深以為憾。我雖未為我們的黨和革命事業作出很大的貢獻，但盡了力。我死后，請組織上將我葬在楊家嶺對面的青年文化溝——桃花嶺上，使我能天天望著黨中央、毛主席!”

　　3月6日凌晨1點1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因突發腦溢血，英年長逝，享年45歲。

　　這天下午，中共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喪委員會，由李富春、林彪、鄧發等人組成。林育英的遺體移入延安中央大禮堂，供人們瞻仰悼念。

　　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云、林彪、葉劍英等，輪流為林育英守靈。

　　3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志積勞成疾病逝》的消息。

　　3月8日上午4點至9點，延安各界人士萬余人向林育英的遺體告別。

　　毛澤東為林育英書寫了一幅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

　　毛澤東、朱德、葉劍英、陳云、李維漢及林彪等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

　　3月8日，毛澤東借紀念國際婦女節之機，為《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

　　3月9日，中央決定公祭林育英。毛澤東在公祭之前對朱德、任弼時等人提議說：

　　“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對革命的貢獻很大，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我心里非常難過。我想，同志們的心情也是一樣的。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主要領導同志親自抬到桃花嶺。”

　　朱德、任弼時都表示贊同。

　　上午9點，林育英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門前的廣場上舉行，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參加了公祭儀式。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宣讀祭文：號召大家學習林育英對組織忠誠、英勇不屈、吃苦耐勞、密切聯系群眾、作風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康生報告了林育英的生平事跡。老海員工人朱寶庭代表中央職工委，謝覺哉代表邊區政府與邊區200萬人民，高長久代表邊區幾萬工人，相繼致詞。

　　最后，由林育英的次子林漢雄致答謝詞，他告訴大家說：“努力學習，準備將來好好工作，繼續爸爸尚未完成的事業，這樣才能對得住黨，對得住死去的爸爸……”

　　公祭儀式結束后，一萬多人自發為林育英送行。林育英的靈柩裝上白布帷的靈車，送葬者迅速結成了漫長的行列。毛澤東親自執紼。送葬隊伍抵達桃花嶺下，距墓地仍有一段高陡的山路，毛澤東同朱德、任弼時等眾多中央領導人抬著靈柩爬上山頂。隊伍齊集山頂，將靈柩送入墓穴，毛澤東親自給墓穴奠了土。

　　后來，毛澤東又為墓碑題寫了“張浩同志之墓”6個大字。

　　再說3月9日這一天，丁玲在她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暴露黑暗”的雜文《三·八節有感》。

　　此前，她在《解放日報》創刊后一直擔任文藝副刊主編，編輯部里還有劉雪葦、陳企霞等人，有關文藝稿件，幾乎都經博古、楊松過目。博古曾多次對丁玲說：“《解放日報》是黨報，文藝欄決不能搞成報屁股、甜點心，也不能搞成像延安青委在文化溝張貼大墻報那樣的‘輕騎隊’。”文藝副刊每周出1至2期，每期約占半個版面。到1942年3月，作家隊伍中已經涌現出了30多位新人，副刊先后收到500多萬字的稿件。文藝副刊對有些稿件沒有把住關，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就在3月7日那一天，《解放日報》社的陳企霞派人送信給丁玲，請她寫一篇紀念“三·八”節的文章。丁玲聯想到延安發生的兩起離婚事件，又想到在文化俱樂部周末舞會上那些打扮得“怪里怪氣”的女人，一股為女人鳴不平而又怒其不爭的情緒一發而不可收拾，就揮筆撰寫了那篇《三·八節有感》。她在文章中過分地強調延安存在的問題，片面地夸大了延安的社會不良現象，在黨內、文藝界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不少人要求處理她。

　　3月1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我們正在調查由華中到華北道路上敵人封鎖線的情形、安全保證的程度，俟得復電即行轉告。望你等候這一復電。”

　　3月16日，毛澤東審批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為改造黨報的通知，全文如下：

　　（甲）報紙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與數十萬的群眾聯系并影響他們，因此，把報紙辦好，是黨的一個中心工作，各地方黨部應當對自己的報紙加以極大注意，尤應根據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的號召，來檢查和改造報紙。

　　（乙）報紙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要這樣做，才是名符其實的黨報，如果報紙只是或者以極大篇幅為國內外通訊社登載消息，那么這樣的報紙是黨性不強，不過為別人的通訊社充當義務的宣傳員而已，這樣的報紙是不能完成黨的任務的。如果各地黨報犯有這樣毛病，就須立即加以改正。

　　（丙）要使各地的黨報成為真正的黨報，就必須加強編輯部的工作，各地高級黨的領導機關，必須親自注意報紙的編輯工作，要使黨報編輯部與黨的領導機關的政治生活聯成一氣，要把黨的政策，黨的工作，抗日戰爭，當地群眾運動和生活，經常在黨報上反映，并須登在顯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與黨的生活與群眾生活密切相聯系的通訊員或特約撰稿員，要規定黨政軍民各方面的負責人經常為黨報撰稿。

　　（丁）黨報要成為戰斗性的黨報，就要有適當的正確的自我批評，表揚工作中的優點，批評工作中的錯誤，經過報紙來指導各方面的工作。在黨報上可以允許各種不同的觀點的論爭，可以容許一切非黨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場上對我們各方面工作的批評或建議的言論發表。另一方面，要有對于敵人的思想的批判。

　　（戊）各地黨報的文字，應力求通俗簡潔，不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眾也可以看。通俗簡潔的標準，就是要使那些識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識的人們聽了別人讀報后，也能夠懂得其意思。

　　中宣部

　　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開全院整風運動大會，因院長張聞天外出調查研究，由代理他工作的李維漢在大會上講了話，提出了幾點意見。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帶頭反對李維漢的意見。他說：整風就是要整領導人，要割大尾巴。王實味反對指定一部分人當整風委員會的委員，他主張全體委員要由民主選舉產生。

　　王實味還寫了《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的短文，貼在中央研究院為整風創辦的墻報《矢與的》前兩期上。他提倡“絕對民主”，鼓動大家“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要檢查自己“是不是對‘大人’有話不敢說？”“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我們的眼光不應只看到本院，更應該注意全延安以至全黨”。

　　這一天，毛澤東連夜打著燈籠跨過延河來到中央研究院，在王震的陪同下，掌著馬燈，仔細閱讀了王實味發表在墻報上的材料。王震發脾氣說：“我們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實味這樣的人卻在后方這樣諷刺挖苦我們的領導干部，攻擊我們的黨。”

　　毛澤東看了墻報，什么也沒有說就走了。

　　王實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省潢川縣，1925年考入北大文院預科班；在北大參加了共產黨組織活動，不久又離開了黨組織；1926年1月經人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只身來到了延安。此前，王實味在2月17日就將一篇題為《政治家·藝術家》的雜文發表在文藝刊物《谷雨》上，他在該文中寫道：“針對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陣營，”“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臟和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

　　3月19日，劉少奇和隨同他一起上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軍115師教導5旅第13團護送，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啟程赴延安。

　　3月21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說：

　　“茲將彭電轉上，你看此種情形有安全之保障否？山東尚無回電，請你直接詢問。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

　　3月間，毛慎儀病情嚴重。他給在柳樹店邊中學習的四弟毛雪華寫信說，請轉告叔叔毛澤東，能否有辦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復，繼續為黨工作。

　　毛慎儀是1940年在邊中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央軍委2局，擔任電訊機要工作。期間，他得了肺結核和痔瘡，由于肺結核病情嚴重，也影響到痔瘡的治療。

　　毛雪華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楊家嶺向毛澤東報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澤東對毛雪華說：

　　“快送他進醫院。”

　　毛雪華馬上趕到幾十里以外的安塞縣城。此時，毛慎儀已經病入膏肓，身體非常虛弱，躺在擔架上起不來。毛雪華和2局的人立即組織民工，抬著擔架，把毛慎儀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澤東的窯洞口，毛澤東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儀，十分驚訝，焦急地說：

　　“怎么病得這么厲害？趕快送他住醫院！”

　　毛澤東親自把毛慎儀扶下擔架，讓他喝了點水，又給白求恩醫院院長黃樹則寫了一封信，介紹毛慎儀去那里治病。毛澤東寫完信，用自己的汽車將毛慎儀送往柳樹店白求恩醫院。然而，由于延安醫療條件太差，又缺乏藥物，盡管醫院想了許多辦法，仍無回天之術，毛慎儀不幸病逝，年僅19歲。

　　這天是星期日，毛雪華到楊家嶺，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臉上流露出一陣哀傷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說：

　　“慎儀犧牲太早了！他才19歲呀，血氣方剛，正是為革命出力的時候。”

　　毛雪華認為三哥的病并不難治，主要是醫術落后造成的，因而對醫院有些埋怨責備。毛澤東勸道：

　　“雪華，革命總是有犧牲的，醫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你要從大局看。醫院條件差，缺少藥品，但他們還是盡到了責任。”

　　毛雪華提出想給哥哥立塊碑，毛澤東同意了，他說：

　　“碑你去立，花多少錢，你來我這兒拿，我出錢。”

　　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將毛慎儀的母親接到北京治病長達半年之久，安慰她說：

　　“慎儀是個好孩子，他是在延安病逝的，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死得很光榮，你要珍惜身體，不要難過啊！”

　　再說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央黨史》的報告，全文如下：

　　現在大家在研究黨的歷史，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從《六大以來》發出到現在，高級干部學習組、中央黨校已經讀了半年，別的單位現在也已經開始讀。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開始看到了好的結果。同志們讀了之后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現在來考慮我們過去所走的路和經驗，要有系統的去考慮。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雖然在走每一步的時候也曾考慮過昨天是怎樣走的，明天應該怎樣走，但是整個黨的歷史卻沒有哪個人去考慮過。去年八九月中央經過討論，印了《六大以來》這本書，在中央高級學習組里研究。我們怎樣研究呢？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

　　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這個方法的一個方面，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我們黨的歷史，我覺得可以分為這樣3個階段：大革命時期是第一個階段；內戰時期是第二個階段；抗日時期是第三個階段。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我只是作為一個意見提出的，不是中央的決議。如果有更適合黨的歷史過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務，3個階段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第一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北洋軍閥，第二個階段直接的表現是反對國民黨，第三個階段表現為反對日本侵略者及汪精衛漢奸。

　　聯合的群眾，第一個階段是全國各民主階級，是國共合作；第二個階段是縮小了的統一戰線，國共分裂，全國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在國民黨的領導下，一部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互相對壘，進行內戰；第三個階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復國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擊的目標，第一個階段主要是北洋軍閥，我們的政策是廣泛的統一戰線。第二個階段表現為反對國民黨，我們的政策是狹小的統一戰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下層小資產階級聯合。第三個階段就是現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是我們的打擊目標。革命的陣線是國共合作，全國各愛國力量。這是我們的路線。

　　第一個階段內我們有正確的地方，也有錯誤的地方。正確的地方是實現了國共合作，打擊目標是對的，革命隊伍的組織是對的。后來發生了陳獨秀路線，1927年上半年黨的路線就不對了。當國民黨準備實行叛變革命，要把無產階級和農民丟了，要把我們和革命群眾丟了的時候，我們還和它聯合，這是右的機會主義。情況變化了，我們的政策路線沒有跟著變。右的傾向是一切聯合反對斗爭。陳獨秀路線的根本特點，便是一切聯合反對斗爭，就是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叛變了的時候，還要同它聯合。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策變了，而我們的政策不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打擊革命了，我們的政策也還是不變。這就犯了右的錯誤。在聯合中應該一方面與它聯合，一方面與它斗爭。第二個階段中全國分為兩個營壘。馬日事變以后，有過一種盲動主義，說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接著的立三路線是在不應該全國暴動時要暴動。“九一八”到遵義會議，當一個民族敵人打進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已經變化了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沒有跟著變，還是過去的一套，這就發生了“左”的東西。那時的領導路線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九一八”以后情況變化了，上層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傾向我們，如孫科、黃炎培等。但是我們說他們是改良主義，說他們是我們的主要打擊對象。把這些人當作主要的打擊對象，是不對的。還有當時提出消滅富農，也是過左的。第三階段既不是一切聯合不要斗爭，也不是一切斗爭不要聯合，而是聯合與斗爭的綜合，聯合是主，斗爭是輔，要求統一下的獨立性。統一就是聯合，獨立就是斗爭。什么叫獨立性呢？你站在這里，沒有人叫你站開，這就不發生獨立性的問題；在你站的位置上別人也想站，要趕你走，這就發生獨立性的問題了。斗爭、摩擦是為了統一，是統一的手段，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節。在不妨礙統一下的獨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團結得更好。

　　中共黨史分成這3個階段，就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黨的政治路線講，都合乎事實，都說得通。

　　在1925至1927年的大革命之前，還有一個準備階段。1921至1924年是大革命的直接準備，可以和1925年開始的大革命合成一個階段。“七七”以前，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后，國共合作的局面大體上已經形成，這可以考慮合并于第3個階段，也不必再分。

　　說到革命的準備，1921年開始的第一個階段，實際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準備的。特別是五四運動，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眾、青年知識分子都是這時開始準備的。所以嚴格的講，我們研究黨史，只從1921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發生在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覺醒，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全世界無產階級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還沒有實際革命行動，只是準備革命的時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還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后備軍的時候。而五四運動是發生在歐洲大戰、十月革命之后，這時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已不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后備軍，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后備軍了。五四運動是俄國十月革命的響應，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沒有徹底。我們寫歷史時常說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其實并不能說完全失敗，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但后來失敗了，沒有鞏固它的勝利，封建勢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凱代替了孫中山。那時無產階級沒有以一個覺悟的階級走上政治舞臺。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是很大的。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1921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五四運動是廣泛的統一戰線，內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間勢力。在“五四”以后一個月發生了“六三”運動，全國罷工、罷課、罷市。那時的罷工還是無產階級自發的運動。我們應該把五四運動中工人的態度研究一下。那時罷工雖然沒有共產黨領導，但其中總有領頭的人。在五四運動里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國民黨沒有在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它是站在旁邊的。

　　五四運動準備了大革命，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大革命。中國共產黨是產生在“五四”之后，五四運動又是產生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之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

　　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還應該把黨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歷史的發展。現在有很多東西直接聯系到那時候，比如反對黨八股，如不聯系“五四”時反對老八股、老教條、孔夫子的教條、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問題弄清楚。

　　對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估價，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敗呢，還是有些勝利?五四運動是有群眾，還是沒有群眾？我認為五四運動是有廣大的群眾性的，比起大革命來自然是差些。那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是統一戰線，還沒有農民參加，只有廣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農民參加了。土地革命時，參加的農民就廣泛多了，但是統一戰線不夠廣。到抗戰，農民參加得更廣泛了，比大革命時廣，比土地革命時也廣，同時有了比過去更廣大的統一戰線。

　　五四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帶著自發的性質。但是這種自發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覺醒，許多人贊成十月革命，贊成列寧的革命。孫中山曾說，列寧是革命的圣人，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他是作為同盟者來贊成共產主義的。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當時的人們有一個很大的覺醒。五四運動發展到共產黨的成立，工人運動向前發展了，這才有后來的國共合作。所以不說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對于共產黨的成立和以后的歷史，也就不能說得清楚。

　　在說到辛亥革命時，如不說到當時國內國際的情形，就不能說明革命的發生。同樣，不說明“五四”時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說明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的發生。所以當時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統皇帝退位的詔書，袁世凱、段棋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孫中山的幾個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1921年到1927年這時期的斗爭對象，是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北洋軍閥。如不說明那時候地主怎樣壓迫農民，資本家怎樣壓迫工人，帝國主義怎樣分裂中國，北洋軍閥怎樣對付革命，那就很難了解當時的斗爭。要研究當時的國共合作，如果只看共產黨的宣言而不看國民黨的宣言還不夠。共產黨員那時是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是一個大團體，如果不把這個大團體搞清楚，就不能了解當時的情形和后來陳獨秀犯錯誤的要不得。關于“四一二”、馬日事變的材料也要看。內戰時，我們反對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如不講國民黨如何投降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同國民黨一起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就看不到內戰的必要。如果我們不知道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和牛這些東西是在誰的手里，不把地主與農民對土地的所有關系搞清楚，就不會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國民黨在“九一八”以后還是繼續打共產黨不去打日本這些情形講一講，我們反對國民黨就顯得沒有道理、沒有根據。抗戰是國共合作大家抗日，國民黨發表了許多文件，共產黨也發表了許多文件。國民黨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們自己的文件要看，國民黨的文件也要看。國民黨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對國民黨反共的根據。因為他們先發表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這些東西，鬧摩擦，我們在不妨害團結、不致引起分裂的條件下強調斗爭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強調斗爭，那就會又來一個陳獨秀主義。

　　談到中國的反帝斗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兇惡地侵略中國。講到中國無產階級，就要講到世界無產階級，講到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的斗爭，就要講到馬、恩、列、斯他們怎樣領導國際無產階級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作斗爭。這就叫“中外法”。中國是“中”，外國是“外”。借用這個意思，也可以說，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運動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軍閥是“外”；內戰時期，共產黨是“中”，國民黨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對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沒有這方面，也就沒有那方面。所以有一個“古今”，還有一個“中外”。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我想，為了有系統的研究中共黨史，將來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作“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是主觀主義，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只看客觀原因夠不夠呢？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

　　現在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黨八股，在研究歷史時也應該注意歷史上有沒有這些東西。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才能學得一種科學的方法。這種科學的方法不是主觀主義，不是宗派主義，也不是黨八股。我們要應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我們黨在各個時期的策略路線，研究各個個別的問題，如軍事問題、肅反問題、農民土地問題等。

　　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邊，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國那邊去就不是研究中共黨史了。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我們有些同志有一個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國為中心，作留聲機，機械地生吞活剝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研究中國的特點，而去搬外國的東西，就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如果不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發展，黨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我們的研究就不會有結果。我們讀過《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它告訴我們，布爾什維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和方法，創造了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布爾什維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從前沒有過，這是列寧所領導的黨在俄國創造的。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布爾什維主義，用這個理論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著又搞了3個五年計劃，創造了社會主義的蘇聯。我們要按照同樣的精神去做。我們要把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國來，在中國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只有一般的理論，不用于中國的實際，打不得敵人。但如果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這樣就用得了。比如說，我們黨在大炮沒有、飛機毫無的條件下創造了八路軍、新四軍，這就是中國自己搞出來的。

　　3月31日，毛澤東和博古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開黨內外負責人及作家座談會，到會70余人，內容是座談《解放日報》的改版問題。

　　《解放日報》在1941年5月16日創刊以后，身為社長的博古沒有辦報經驗，一味仿照蘇聯的辦報方法，幾乎每天都有社論和大塊文章，對共產國際的宣傳到了一種不適當的程度；報紙的文風也充滿八股味。累得總編輯楊松舊病復發，過早謝世。不少人對《解放日報》有意見，直接反映到中央，還有一些人直接反映到毛澤東那里。

　　更為嚴重的是，《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在1942年3月9日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后，從3月13日到3月23日，又連續發表了王實味以《野百合花》為總題的一組雜文，這組雜文把某些機關在節假日組織的文藝晚會說成是“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別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個別干部的某些官僚主義說成是“到處烏鴉一般黑”、“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在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對人的同情心”。

　　王實味代表了一批從敵占區和蔣管區來到延安的文藝工作者的傾向，以所謂的“魯迅筆法”，“暴露”解放區的“黑暗”，含沙射影地諷刺、攻擊共產黨與人民群眾及陜甘寧邊區。他的觀點在黨內尤其是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分歧。有些人支持他的觀點，但更多的人反對他和丁玲的這種做法。文藝界一度出現了混亂現象。

　　王實味的文章也引起了國民黨宣傳機構的注意，他們把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編印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冊子，廣為散發，并且加了編者按，其中說：“中共歌贊延安縣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陜北污染、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情形之下，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國統區有些刊物還出了專號，標題為《從<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作為攻擊共產黨和陜甘寧邊區的宣傳材料。

　　毛澤東鑒于這種種情況，決定對《解放日報》進行整頓，重新改組《解放日報》。

　　博古在座談會上就《解放日報》10個月的工作，做了簡單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現在共產黨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執行這個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許多障礙，比如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為了糾正這些不良作風，我們提出了整頓三風。但要達此目的，非有集體的行動，整齊的步調，不能成功。”

　　毛澤東講話后，與會者開始發言。蕭軍發言說，希望報紙進行改革；他還提出了改革的辦法。柯仲平要求報紙要反對邊區的太平觀念。徐特立主張黨報要大膽說話，要開展爭論，要深入下層，多反映老百姓的事情，要對各種錯誤傾向作斗爭。謝覺哉以廚司作比喻，說不應總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膩口。報紙不能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面孔說話。朱德強調報紙要多反映戰爭，反映敵后殘酷的掃蕩和反掃蕩斗爭，并幫助解決軍民關系中的問題。

　　毛澤東最后總結說：

　　“今天這個會，大家發表了許多意見，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的目標上，一致前進。利用《解放日報》，應當是各機關經常的業務之一。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以推動其它部門工作的改造。我們今天來整頓三風，必須要好好地利用報紙。關于整頓三風問題，各部門已開始熱烈討論，這是很好的現象。但也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當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批評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座談會后，《解放日報》進行了人事改組和版面改版。

　　毛澤東為了保護丁玲，只把她調離了文藝副刊主編崗位，讓她到文藝協會去工作。

　　文藝副刊主編則由年僅29歲的舒群繼任。舒群提出，他不能勝任副刊主編之職，理由是主編工作不好干，丁玲比他年齡大，水平又高，尚且出了問題，他年輕，更沒有經驗。毛澤東知道此事后，找舒群做思想工作。他對舒群說：

　　“要找這么完全的人，這么有能力的人，你給我介紹一位。難道沒有這么一個人，綜合性的副刊就不辦了嗎？全能的人，現在沒有，將來也不可能有。你編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是個點，也是個面。因為你是搞文學的，所以，文學是你的點，文藝是你的面。你也要由點到面嘛。你編綜合性副刊，文藝是你的點，社會科學就是面了。都是先點后面，從點到面嘛！先文學的點后文藝的面；先文藝的點，后社會科學的面。現在，反過來又會促進點，使點深化。只要在工作實踐中學習、提高，由點到面，你就一定能勝任這項工作。”

　　舒群思考了片刻，欣然接受了任務，他說：

　　“希望主席給以不斷指導。”

　　毛澤東點頭笑了。

　　1942年4月1日，新版的《解放日報》出刊了，第1版是要聞，以頭題發表了邊區參議會減輕征收公糧公草的決議，這是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切身利益問題；第2版是邊區和國內消息，發表了解放區整風動態與抗戰捷報；第3版是國際消息；第4版為副刊。

　　這期報紙還發了博古寫的社論《致讀者》。社論根據毛澤東和中央指示，從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4個方面檢查了報紙過去的錯誤，提出改版的目的是要把報紙辦成“真正戰斗的黨的機關報，報紙的整個篇幅要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斗爭，幫助全黨工作改進”。

　　改版后的第4版是以文藝為主的綜合性、雜志性的副刊。其中“文藝”占半版位置，每周見報四五次，其它內容增添了學習和介紹毛澤東著作，還有問題解答，刊登各類知識性的常識，讀者信箱，等等。自此，這個天天和讀者見面的全版副刊成為國內新聞史上難得見到的一個大型副刊。

　　4月初，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總學委高級干部學習會議，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問題成為會議的中心議題。丁玲也參加了會議，這是她自文章發表后第一次聽到來自黨內領導層的批評。

　　曹軼歐在發言中提出，應當把《三·八節有感》與《野百合花》聯系在一起批判。賀龍氣憤地說：

　　“我們在前方打仗，后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

　　彭真也指著丁玲說：

　　“你以為毛主席喜歡你，你犯了錯誤他也喜歡你？”

　　丁玲對《三·八節有感》在黨內引起強烈反響，感到不可理解，她說：

　　“我所犯的錯誤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反作用。”

　　在七八個人發言后，毛澤東作了總結，他說：

　　“《三·八節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

　　毛澤東這些話給丁玲的問題劃定了范圍，定了性，進一步保護了丁玲。

　　會后，丁玲找毛澤東談話，訴說了自己的苦惱。毛澤東說：

　　“我們要不要自我批評？要的。如果一個黨沒有自我批評，這個黨的生命就停止了。”

　　丁玲問道：

　　“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評人，人家服氣，我寫文章批評，人家就不高興呢？”

　　毛澤東很動情地告訴她：

　　“共產黨是愿意聽批評的，如果我們不聽批評的話，我們這個黨就完了！我也批評嘛，你批評沒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評的，但是要看對什么人。我們批評共產黨人是自我批評，是我們自己人的批評，應該與人為善嘛，與人為善就應該充分估計人家好的地方。批評同志要實事求是，講點辯證法。人家有優點，要肯定嘛！缺點，有幾分就說幾分，要懇切，不要刻薄。你不肯定人家的優點，缺點又說得過分，人家當然不高興嘍。你要進行批評，先得肯定人家的好處，說他怎樣艱苦，怎樣打勝仗，怎樣有功勞。說我們這個黨是了不起的，是偉大的，光榮的。然后再說我們還有一點缺點，還有封建殘余，一些男同志對女同志的看法還不一樣。你開門見山就說女同志受壓迫，受歧視，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澤東推心置腹的話，使丁玲深受感動。為了減少即將全面展開的文藝界整風運動可能出現對丁玲的沖擊，毛澤東還提醒她最好拜訪一下對《三·八節有感》不滿情緒最重的賀龍。他又說：

　　“你不要只到我這里來，還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丁玲說：

　　“我同康生有什么關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

　　第二天，丁玲按照毛澤東的提示，主動登門拜訪了賀龍。她一見賀龍便說：

　　“老總，我來聽意見來了。老總還有啥子意見？”

　　賀龍笑了，說：

　　“沒得了，昨天提完了。勞你大知識分子來看我，我哪天要回拜喲。”

　　后來，賀龍真的去看了丁玲，還在她那里吃了一頓飯。賀龍指著一盤炒肉問：

　　“你們常吃得到嗎？”

　　丁玲說：

　　“專門為你炒的。”

　　賀龍又用筷子指一指一盤土豆絲：

　　“那你們作家就天天吃這個啰？不行喲，我們關心文化人不夠，要好好搞大生產運動嘞。”

　　4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央宣傳部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即《四三決定》。

　　決定中說，進行整風“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首先必須由黨的各部門領導機關負責人把這種責任擔負起來。各機關各學校對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報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研究，熱烈討論，先把這些文件的精神和實質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在閱讀和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必須作歷史的全面的考慮，避免有害的片面性。在檢查工作時，要切實地檢查，不僅只檢查領導方面的，而且要檢查下面的和各個側面的。要運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徹底改造本部門的工作，徹底改造每個同志的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討論和檢查的方式，應以上面領導和發揚民主并重，不可偏廢。研究、討論和檢查的目標是為著認真地、切實地整頓學風、黨風、文風，改造工作、團結干部、團結全黨。為此，在討論中，應時常把握毛澤東同志關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

　　決定還對學習的文件、學習的時間以及考試的辦法等，都作了具體規定。

　　毛澤東在會上提議，延安進行討論整頓3風與檢查工作的各系統由以下一些人員分工領導：

　　中央直屬系統由康生、李富春負責；軍委直屬系統由王稼祥、陳云負責；中央黨校由毛澤東負責；各學校（除軍事學校）由凱豐負責；陜甘寧邊區由任弼時、高崗負責。

　　會議通過了這項提議。

　　4月4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來信及附件（關于文藝界的資料——筆者注）收讀，并轉給幾個同志看了，謝謝你的好意。此復。并致敬禮！

　　毛澤東

　　這天下午傍晚時分，蕭軍來到毛澤東的住處匯報工作。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蕭軍同志，你改行怎么樣？”

　　蕭軍為之一愣，問道：

　　“改行干什么？”

　　“入黨，做領導工作。”

　　毛澤東認真地打量著蕭軍。蕭軍也望著毛澤東，看他不像是在開玩笑，就忙不迭地搖著手，連連說：

　　“哎喲，不行，不行！斯大林說過：‘黨員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入黨，我不是那塊材料，當領導，我也不是那塊坯子。我這個人自由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太重，就像一匹野馬，受不了韁繩的約束，到時候連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還是在黨外跑跑吧！謝謝您這么看得起我。”

　　毛澤東輕輕地揮了下手，微笑著說：

　　“你什么時候想通了，什么時候提出來，我們歡迎你！”

　　窯洞里漸漸暗了下來，毛澤東叫警衛員點上燈，繼續和蕭軍談話。他談起自己從陳獨秀右傾之時起，先后在黨內受到的大小8次處分，他的正確意見往往得不到大多數人的贊成，那種滋味是如何的難受；他又是如何保留意見，接受組織決定，忍著委屈進行工作，在工作中繼續對同志進行耐心細致的說服。末了，他深有感觸地總結道：

　　“這種境況，對革命者來說，也是一種考驗。”

　　蕭軍靜靜地聽著，深深地被感動著。他步出毛澤東的窯洞，在斑駁的月光下緩緩而行，細細品味著毛澤東的那一番話語。回到住所，他拿出紙筆，文思如泉，一氣呵成，寫出了一篇《論同志之“愛”與“耐”》，第二天送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鑒于自己在談話中涉及了不少黨內問題，此時尚不宜公開發表，就建議蕭軍刪改后再行發表。蕭軍根據毛澤東的意見，認真進行了修改，于4月8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在延安引起了很大反響。

　　4月6日，《解放日報》發表署名克勉的來信：《“輕騎隊”及其他》。作者在信中批評了延安壁報“輕騎隊”，他寫道：

　　“輕騎隊”的內容除了發泄牢騷以外，還有多少有真正義、有多少能夠教育人的東西呢？“輕騎隊”大概算是諷刺性的壁報吧。它的諷刺對象是延安各機關和人員。而實際上它是為諷刺而諷刺，養成只發牢騷不求解決問題的壞風氣。最令人頭疼的是“輕騎隊”對被批評的機關和人員都用某某的字樣，使讀者引起很大誤會。這樣，“輕騎隊”的言論可以說是不太負責的。請問，為什么不能公開地寫出被批評者、機關和人員的名字呢？為什么不采取直率的熱罵，而采取暗箭式的冷嘲呢？

　　此后，“輕騎隊”代表童大林于4月10日發表談話，他說，自“輕騎隊”創辦以來，先后收到了朱德、蕭軍、艾青、歐陽山、草明、王實味、蕭三等人的意見，多系鼓勵。4月12日，“輕騎隊”墻報編委會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聲明，駁斥童大林。聲明中說：“日前，本刊編委會曾詳細檢討過一年來工作得失，認為過去方針有錯誤，已決定加以徹底轉變。至于接到朱總司令及各界同志的意見，多系嚴正批評、指責，而該消息只說鼓勵，與事實不符，特此聲明更正。”4月23日，“輕騎隊”在《解放日報》上公開做自我批評，承認編輯方針有錯誤，沒有堅持顧全大局與人為善的批評，而是片面的甚至與被批評者完全是對立的。決心在第二年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

　　欲知毛澤東如何解決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3月30日在中央學習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演說，從形式上看是一個工作報告，但從實質上說，它卻是一篇非常難得的學術論文，值得后人認真研讀。這篇文章最早論述了中共黨史的研究目的、研究意義、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中共黨史的歷史時期劃分問題，對于后來中共黨史研究的推動和指導以及所形成的中共史學體系作出了重大貢獻。由此可證，毛澤東在治史方面的造詣是不少所謂的史學家都難以企及的，因此有人稱他是中共黨史學科的開山鼻祖，一點都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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