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中央幾次會議都覺得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

　　響前途甚大。蔣介石準備投降，決心驅我軍于黃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鎖，置我于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其計甚毒。”

　　話說1940年10月30日，項英致電中共中央說：

　　“現在問題，請中央決定下列3個方案，我們采哪條件作為與顧及上官談判之方針：1、保持皖南陣地，根本不轉移。2、完全放棄皖南到皖北，這會引起與桂軍的摩擦。3、完全放棄皖南，移蘇南。在執行第2、第3方案時，地方黨必遭受重大破壞。敵后地區僅一條線，無論大、小部隊均無法留下，最后必然是完全放棄。欲留一部分，轉移一部分亦不可能。以上望中央速電復方針。”

　　1940年11月1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葉挺、項英說：

　　“甲、30日電悉，要求顧祝同劃郎溪、廣德、溧陽、溧水、金壇、宜興6縣為我防地，并保證移動時沿途的安全，你們可答應移蘇南。如顧不同意，可求希夷先生去蘇北一行。乙、皖南各友軍中聯絡工作應大大發展。這對于你們今天有特別嚴重的意義和作用，你們在這方面的成績是不大的。”

　　接著，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給項英的電報，他寫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員必須過江北指揮江北大部隊。2、你及皖南部隊或整個移蘇南再渡江北，或整個留皖南準備于國民黨進攻時向南突圍；二者應擇其一，這一點可以確定。3、如移蘇南須得顧祝同許可，如顧不許可則只好留皖南（因據來電直過皖北已無可能），但須準備打內戰，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蔣介石進剿新四軍的計劃是決定了的）。望考慮答復。”

　　毛澤東又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義致電劉少奇，葉挺、項英，張云逸，陳毅、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說：

　　“（甲）蔣介石已通知我們限在11月20日以前，將在華中與山東的新四軍、八路軍一律開至華北。近據確息，蔣已令湯恩伯率9個師、李品仙率3個師立開豫、皖，準備期滿后向你們進攻，皖南、鄂中兩方面亦必有進攻布置。乙、你們應立即開始加緊軍事、政治各方面的準備，補充兵員，厲行整訓，征集資財，加緊根據地的創造與鞏固，加強友軍中統戰工作，加強部隊中政治工作，并預計如何打破蔣介石的這一嚴重進攻，預先向內部與民眾宣傳反共如何是罪惡，是為至要。”

　　11月1日這一天，毛澤東向賀龍、關向應、聶榮臻、彭真、呂正操、程子華、劉伯承、鄧小平、陳光、羅榮桓、黎玉、羅舜初、陳毅、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蕭克、張云逸發出由他起草并修改的《關于目前時局的指示》（此指示起草于10月29日，發給了周恩來、彭德懷、劉少奇、項英；修改于11月1日，添加了第11條），全文如下：

　　賀關、聶彭、呂程、劉鄧、陳羅、黎羅、陳毅、克誠、雪楓、先念、蕭克、云逸：

　　關于目前時局：

　　（一）一個月來英美與日德意在中國的斗爭是異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國政府放棄抗日戰爭，加入日德意同盟，前者要求中國放棄獨立戰爭，加入英美同盟。目前這一斗爭已到白熱化，蔣介石態度也因之大變。

　　（二）英國的開放滇緬路，美國的借款與撤僑，都向中國表示英美的反日決心，要求中國不跑德日意路線，而英美兩使坐鎮重慶，緊緊拉住蔣介石不讓跑掉。

　　（三）運城鄂北兩飛機場的停閉，阿部的回國，南寧龍州的撤兵，海通社在重慶的正式開設，則是表示日本讓步與德國勸和的開端，這種形勢有急轉直下可能。

　　（四）蔣介石現在是待價而沽，一方面準備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準備加入日德意同盟，如果日美戰爭能早日爆發并有勝利把握，他是愿意加入英美同盟的，一個月來他已利用日德意同盟的聲勢，不久他還會利用日本向他的讓步，向英美再敲一筆竹杠。

　　（五）如果帶決戰性質的日美戰爭不能迅速爆發（這個可能多），或雖爆發美無勝利把握（兩年內是無把握的），如果英國被德意日3國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漢等地，僅占沿海與華北，并聲明主權仍屬中國，由蔣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參加日德意同盟反對英美能使中國資產階級發洋財，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蔣介石走這條路的可能性最大。

　　（六）目前的反蘇反共新高潮，是放棄獨立戰爭加入英美同盟的準備，但尤其是放棄抗日戰爭投降日本與加入德日意同盟的準備，我們不要被蔣介石的宣傳所迷惑，他的聯合英美是宣傳，投降日本則是實際。

　　（七）因為要日本讓步須用威迫利誘兩個政策，所以蔣介石一面裝腔作勢地要加入英美同盟以威迫之，一面又發動反共高潮以利誘之。蔣介石知道日本南進需要一個鞏固的后方，一個“太平”的中國，而共產黨今天已成了破壞日本這個后方的最嚴重因素，于是蔣介石表示愿意替日本擔負鞏固后方的職務，以求得日本對他的讓步。同時歐洲的德意需要交換亞洲的資源，蔣介石反共于德意亦有利益。故此次反共高潮，主要是準備投降日本與德意的步驟。

　　（八）在7、8月間蔣介石確曾準備于重慶失守時遷都天水，準備親蘇和共與某些政治改良，至9月已動搖，至10月乃大變，這是德意日同盟與英美對日積極化的結果。

　　（九）但蘇聯出面調整中日關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較法國優勝的地位，只有蘇聯出面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

　　（十）但無論那一種局面，國共間的嚴重斗爭是不可免的，蔣介石不論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將給我黨以大的打擊，用武力驅逐新四軍八路軍于老黃河以北而嚴密封鎖之，這一計劃是下了決心的，故我們有迅速考慮應付辦法之必要。

　　（十一）但不管怎樣嚴重局面，我們是能夠沖破的，這種信心應在全黨建設起來。我們一方面要堅持華北華中各根據地，一方面要打破蔣介石的進攻，這就是我們所處的嚴重局面。如何有步驟有計劃有秩序地沖破這一嚴重局面，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解決的問題。

　　（十二）你們意見如何，望告。

　　毛澤東 東亥

　　11月1日晚，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說：

　　“三國協定后，英積極拉蔣，蔣喜。現在日本拉蔣，蔣更喜。斯大林電蔣，蔣亦喜。此正蔣大喜之時。”“蔣現在正處于3個陣線爭奪之中。”“破裂的危機已至。務請中央迅速考慮各種辦法，權衡輕重比較，如何能對時局有利，速行決策指示。”

　　11月2日凌晨，毛澤東復電周恩來說：

　　“中央幾次會議都覺得此次反共與上次不同，如處理不慎，則影響前途甚大。故宣言與指示擬好又停。蔣介石準備投降，決心驅我軍于黃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鎖，置我于日蔣夾擊中而消滅之，其計甚毒。今日會議討論你一日建議，仍主表面和緩，實際抵抗。”

　　11月3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何應欽、白崇禧‘皓電’，中央決定用朱、彭、葉、項名義答復，采取和緩態度，以期延緩反共戰爭爆發時間。對皖南方面，決定讓步，答應北移。你們有何意見，盼立復。”

　　11月6日，毛澤東復電給周恩來，他寫道：

　　恩來同志：

　　江電所示重要情報今晨才閱悉。蔣加入英美集團有利無害，加入德意日集團則有害無利，我們再不要強調反對加入英美集團了，雖然我們也不應該提倡（因為他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目前不但共產黨、中國人民、蘇聯這3大勢力應該團結，而且應與英美作外交聯絡，以期制止投降，打擊親日親德派活動。根據3日來電，如能由上述4種勢力的聯合與配合好轉可能性還是有的。剿共則亡黨亡國，投降則日寇必使中國四分五裂，必使蔣崩潰，請你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以圖挽救。是否于適當時機請求見蔣面陳一次，亦請你考慮。向各方活動，應動員多數人員出馬（黨的、非黨的）。蔣夫人處的活動值得注意，桂林方面請告克農亦如此辦。

　　毛澤東魚辰

　　11月6日，毛澤東起草了關于動員黨內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全文如下：

　　克農、項英、董老并告恩來并轉告各方：

　　目前日德與親日親德派包圍蔣壓迫蔣發動反共戰爭，投降日寇，我們應向國民黨人員及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說明剿共則亡黨亡國，投降則日寇必使蔣崩潰，有百害無一利。應動員黨內外多數人員出馬作上述積極熱烈的活動。說話時不要罵蔣罵國民黨，只罵親日派，要求大家注意自己的存亡問題，我們共產黨愛護蔣愛護抗戰與團結，只要不剿共不投降，等到因剿共投降而鬧到亡黨亡國之時我們就愛莫能助了。要告訴黨員與一切抗日人員，只要人家團結與積極活動制止剿共投降還有可能性，還來得及，還有這種時間。各地情形望告中央為盼。

　　毛澤東魚辰

　　11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日本正在積極引誘中國投降。德使陶德曼已有電報致中國當局實行勸和。國內親日派陰謀家與內戰挑撥者，正在積極活動，包圍與壓迫中國當局，發動內戰，實行投降。日本與親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國分裂，使國共兩黨互相火并，兩敗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漁人之利。時局危機極端嚴重，全黨必須動員起來，反對投降分裂，挽救時局危機。

　　（二）迅速動員黨內外一切積極分子，用口頭、文字、圖畫、書信、電報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間接向政府當局，向國民黨，向軍隊，向各黨各派各界，誠懇積極地說明：剿共就會亡黨亡國，投降必使中國四分五裂，必使抗日軍瓦解，必使抗戰統帥身敗名裂，必使全國人民陷入牛馬奴隸的境地。這些正是日本的詭計，正是親日派陰謀家與內戰挑撥者的詭計，我們萬萬不要中此詭計。鷸蚌相爭，只使漁人得利。槍口對內，只使親痛仇快。我們共產黨始終愛護蔣、愛護國民黨、愛護友軍，愛護一切抗日黨派團體人員。所要求者只是堅持抗戰團結，不投降，不分裂，不內戰。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實行我黨中央今年七七宣言中的一切宣示及歷來統一戰線方針，愿與國民黨及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團結到底。如果他們一時不慎，陷入敵人圈套，鬧到亡黨亡國，我們就愛莫能助了。對于親日派與內戰挑撥者，我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全國人民是決不能容忍的。對于一切抗日朋友，則始終愛護。今當存亡危急之時，我們不得不盡忠告之道。同時，要求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積極注意最近河南方面有20萬軍隊向八路軍新四軍進攻，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大家應要求政府制止這些軍事行動，制止內戰的爆發。

　　（三）黨內外積極分子作宣傳時，應當注意自己的態度。不要罵蔣，不要罵國民黨，不要罵中央軍與黃埔系，不要罵雜牌軍，不要罵三青團與復興杜，也不要罵英美與英美派（我們當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團，因為他是帝國主義戰爭集團，但這不是目前斗爭的中心），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罵親日派陰謀家及內戰挑撥者，強調日本的誘降陰謀，響亮地提出反對投降反對內戰的口號，提出槍口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提出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制止投降制止內戰、驅逐親日派的口號。我們態度要誠懇積極熱烈，盡一切可能，到處奔走呼號，不惜舌敝唇焦，表現自己是一個團結全民捍衛民族的愛國志士與忠心朋友。當此緊張時機，全黨中心任務是反對投降與內戰，我們過去對于頑固派斗爭的火力，現在主要的要轉移到親日派與內戰挑撥者身上，以此為中心而痛擊之，如果親日派與內戰挑撥者被擊破，頑固派要投降就比較困難了。

　　（四）誰是具體的親日派陰謀家及內戰挑撥者，應依據各地具體證據去決定。而其全國性的領袖，就是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集團，這一集團與日本及汪精衛秘密聯系著，目前正在包圍蔣介石，勸誘蔣介石下剿共命令與調動剿共軍隊，這一集團的目的，是在執行日本命令，挑起國共戰爭，使日本軍隊能從中國泥潭中拔出，好去對付英美，而中國一經內戰，勢必實行投降。但要全國投降，必須拖蔣下水，于是親日派從擁護蔣之反共政策著手，極力助蔣反共，他們以為反共戰爭一經爆發，便把蔣置于爐火之上，下不得臺，投降就可以實現。然后要求日本把蔣踢開，自己充當中國貝當，這就是何應欽等的全部陰謀，因此也就可知蔣及蔣系是有被親日派牽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到投降的極大危險性。這是蔣的主要危險，我們應當十分警戒，絕對不可疏忽，以免上他的當。但就目前而論，蔣還站在國際3大陣線中國3條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團，或者繼續獨立戰爭）的交叉點上，還末下作貝當的決心，因此我們還要爭取他，以期延長抗日的時間，那怕是很短的時間也好，目前最危險的，是以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及內戰挑撥者。全黨應向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從口頭上揭穿何應欽等的巨大陰謀，用各種方法宣布何應欽等的罪狀，俾眾周知，深惡痛絕，僅僅暫時避免在公開文字上提出何應欽的名字。

　　（五）必須積極加緊統一戰線工作。要進到更加具體化，不失一個機會去聯絡每一個可能的具體對象。要研究如何接近與如何同每一具體對象協同進行反投降反內戰的工作。要求不要過高，那怕只有一二點微小的口頭協定都是有用的。要每日每時檢討自己工作中的缺點。要緊密分析各階層各黨派各軍隊各團體各個人的具體情況，看出其中的矛盾與可能性。不要只看見黑漆一團，閉門不納，望而卻步，這些都是不對的。

　　（六）關于國民黨區域的黨的一切組織，必須遵照中央歷次指示，全部地完全地有秩序地隱蔽起來，并準備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任何地方，都要嚴防突然事變的襲擊，要經得起這種襲擊。

　　（七）關于我八路軍新四軍的一切抗日根據地，必須堅持長期的獨立自主與自力更生的抗日戰爭。同時必須準備應付任何嚴重的反共戰爭，必須充分地準備著去粉碎日本與親日派聯合夾擊的陰謀。

　　（八）又須告訴黨內外一切積極分子與抗日人員，只要大家起來進行堅決的恰當的斗爭，目前制止投降與內戰，還是有可能的，還來得及，還有這種時間。因此我黨及全國人民必須為制止投降與制止內戰而奮斗。今天我黨及全國人民多作一分反投降反內戰的工作，即是明天多得一分勝利。時局的最后結果究竟如何，主要依靠我黨的政策與工作來決定。

　　（九）不管時局的發展如何，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與中國人民的。我黨有50萬軍隊，有60萬黨員，有全國人民廣大的同情，有很多中間派還可作為我們的朋友或者守中立，有蘇聯偉大力量的贊助，有世界革命的醞釀，有帝國主義間空前緊張的矛盾，有敵人內部的嚴重困難，有親日派與頑固派、頑固派與中間派以及各派內部的嚴重矛盾，一切這些，都是我們有把握地來說最后勝利必然屬于中國與中國人民。不論時局如何黑暗，我黨是有一切把握去最后戰勝這些黑暗的。全世界與全中國的任何黑暗都是暫時的，只有依靠著自己堅決斗爭與堅固團結的革命政黨與革命人民，才是最后的勝利者。這種信心，要在全黨與全國人民中鞏固的建設起來。黨內外必然發生的一切悲觀動搖情緒，必須予以堅決地克服。

　　11月9日，毛澤東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的名義起草了回復何應欽、白崇禧“皓電”的“佳電”。他在“佳電”中駁斥了“皓電”對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攻擊與無理要求，揭露了親日派的反共投降陰謀，電文中說：

　　“頗聞日寇正在策動中國投降，軟計與硬計兼施，引力與壓力并重。德國則采勸和政策，欲誘中國加入三國同盟。而國內一部分人士，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肅清道路。頗聞內外勾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驚心動魄，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澤東在“佳電”中警告國民黨說：

　　“目前正屬奸偽思逞謠言紛起之時，亟宜協調各方，統一對敵，庶免為敵所乘，自召分崩離析之禍。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蕩，演成兩敗俱傷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復違德（指朱德——筆者注）等之始愿。我為鷸蚌，敵做漁人，事與愿違，嗟悔無及。”

　　毛澤東在“佳電”中還表示：為顧全大局，堅持團結抗戰，考慮到中間勢力“希望中共取緩和與緩轉的政策”的愿望，中國共產黨采取必要的退讓政策，允將新四軍駐皖南部隊開赴長江以北。

　　11月9日這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明了“佳電”采取的基本立場是：

　　“明確區分江南、江北部隊，江南確定主力北移，以示讓步，江北確定暫時請免調，說暫時，乃給蔣以面子，說免調，乃塞蔣之幻想。”“稱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進攻，我方必自衛，而以鷸蚌漁人之說出之，亦請對外宣揚，以期停止彼之進攻。”

　　11月10日，劉少奇致電中央說：

　　“如不迅速解決韓德勤，鞏固蘇北陣地，不集中華中主力給反共軍主力以痛擊，消滅一二個主力師，則華中形勢愈難應付”，決心以八路軍第5縱隊一部監視霍守義部，“主力即進攻寶應、射陽鎮以北之曹甸、車橋、平橋一帶韓部據點，控制淮安、寶應段之運河，得手后相機南攻興化、沙溝，徹底解決韓部。”

　　11月11日，劉少奇再次致電中央說：

　　“首先消滅韓德勤，鞏固蘇北，確保津浦路以東地區，集中全力在皖東決戰后再相機向西大發展。”

　　11月11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陳毅、劉少奇、黃克誠、彭雪楓說：

　　“一、目前即動手打韓德勤、霍守義、何柱國，在政治上極端不利，尚須忍耐。第一仗攻擊令須由延安下，你們不得命令，不得動手。你們現在應積極準備一切。一面我們仍在重慶談判。二、對霍守義、何柱國應取爭取政策。”

　　11月14日，國民黨軍令部擬定了《剿滅黃河以南共軍作戰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以第3、第5戰區主力避免與日軍作戰，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軍、新四軍撤至黃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肅清”江南新四軍，然后再用兵力“肅清”蘇北八路軍、新四軍。

　　第二步，以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所屬之李品仙、馮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漢路以西調來之湯恩伯部，分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區，限2月28日前“肅清”黃河以南新四軍。

　　11月15日，毛澤東就如何發動反內戰運動以對付蔣介石的反共高潮，致電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并新四軍、八路軍領導人說：

　　“根據中央11月7日對時局指示及朱、彭、葉、項佳日聯名復何、白電所取政治立場，對于蔣介石此次反共進攻，決定對皖南取讓步政策（即北移），對華中取自衛政策，而在全國則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用以爭取中間勢力，打擊何應欽親日派的陰謀挑釁，緩和蔣介石之反共進軍，拖延抗日與國共合作時間，爭取我在全國之有理有利地位。”

　　毛澤東在分析蔣介石進攻華中已具決心，但還存在幾種困難時說：

　　“蔣介石、顧祝同均怕我消滅韓德勤。故我應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氣，略謂蘇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湯、李、霍、莫不停止進攻，則我不得不打韓德勤，此空氣尤應直接從韓本人及顧祝同方面著手，表示我可繼續保全韓德勤，但必須停止湯、李、霍、莫進攻作交換條件。”

　　11月16日，毛澤東發出《關于今冬華北各部隊任務的指示》，規定華北部隊的任務是：1、堅持抗戰，與敵人的冬季“掃蕩”作斗爭；2、進行一次冬季擴兵運動；3、盡量爭取時間進行休息與整軍；4、強化政策工作；5、加強干部之團結及黨的團結。

　　11月18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向全軍批轉了陳毅《關于蘇北統戰工作的經過與主要經驗》。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中央及軍委完全同意陳毅同志的統戰方針及統戰工作，為使各部隊團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統戰策略，破除其狹隘而不開展，顧小利而忘大義，逞英雄而少辦法的觀點，特將陳毅報告轉告你們作具體教育材料。”

　　11月18日，劉少奇與陳毅等分析了蘇北形勢后，再次向中央報告說：

　　“現在各方面均來電要求先打韓，爭取戰略上的主動，以便將來集中力量對付西面湯、李之進攻。”

　　至此，劉少奇已經多次強調“蘇北地區頑固派到處搗亂，地方武裝叛變，中間分子動搖”，蘇北根據地“不是走向鞏固”，而可能“有許多地方被破壞”等情況，毛澤東終于同意江北部隊以增援受到桂軍進攻的皖東為名，攻擊蘇北大運河東側地區，以期打通蘇北與皖東交通。

　　11月19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即電復給劉少奇、陳毅、黃克誠，提出以黃克誠部主力隔斷東北軍112師霍守義部與韓德勤部聯系，并說：

　　“為達此目的，你們應立即準備一個局部戰斗，以八路軍第5縱隊主力，突然攻占鳳谷村、車橋兩點，再行攻占平橋、安豐等地區，以打通皖東、蘇北之聯系。限電到5日內準備完畢，待命攻擊。”

　　接到中央命令后，華中總指揮部立即令八路軍5縱隊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作攻占射陽、安豐、曹甸、平橋之戰斗部署。

　　11月2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李克農、項英、劉少奇、彭德懷說：

　　“蔣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嚇我讓步，發表‘皓電’是嚇，湯、李東進也是嚇，許多中間派被他嚇到了，紛紛要求我讓步，我須善為說詞以釋之。我除在文章（佳電）上表示和緩及皖南一點小小讓步外，其它是寸土也不讓，有進攻者必粉碎之。“只有軟硬兼施，雙管齊下，才能打破蔣介石的詭計，制止何應欽的投降，爭取中間派的向我，單是一個軟或單是一個硬，都達不到目的。”“我之方針是表面和緩，實際抵抗，有軟有硬，針鋒相對。緩和所以爭取群眾，抵抗所以保衛自己，軟所以給他以面子，硬所以給他以恐怖。”

　　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來、葉劍英在重慶，陳毅在蘇北，李克農在廣西，南漢宸在西安，通過各種渠道揭露國民黨制造摩擦、破壞國共合作的活動，呼吁社會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奮起阻止，形成反對破壞抗戰反共內戰的政治攻勢。

　　11月2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1、你們必須準備于12月底全部開動完畢。2、希夷率一部分須立即出發。3、一切問題須于20天內處理完畢。”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致電葉挺、項英說：

　　“立即開始分批移動，否則一有戰斗發生，非戰斗人員及物資勢必被打散。”

　　11月26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示劉少奇、陳毅說：

　　“攻擊淮安、寶應間地域望繼續作充分準備，待命實行。”

　　是日，劉少奇、陳毅即于鹽城復電中央說：

　　“我對韓攻擊已全部準備好，決于明日（27日）晚向沙溝、射陽攻擊，解決該地之韓部（保留興化不打）。如何，望即復。”

　　11月27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劉少奇、陳毅等說：

　　“同意你們意見，唯不得攻擊興化”。

　　興化是韓德勤所率江蘇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認為，在淮安、寶應間打開一個缺口，打通蘇皖即可。不打興化，蘇北動作不礙大局。

　　此次戰役由華中總指揮部直接指揮，參戰各單位分別為新四軍蘇北指揮部1縱隊、2縱隊、八路軍5縱隊1支隊。陳毅專門作了戰前動員，他說：

　　“此項行動勝利完成，即會取得大會戰的主動地位，與我之全部獲勝有重大意義。同時，此次行動為我八路軍、新四軍戰役、戰術配合之第一次行動，宜以此次戰斗意義振奮各兵團。”

　　11月27日這一天，項英以他和葉挺的名義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說，無論如何要在12月底才能開動完畢。他為了堅持自己的立場，并耍賴說：

　　“中央大計如何？究竟有何舉動？假若是隊伍既未到蘇南，又已離皖南，在半路上要戰斗，則頗不利。但如有何變動，來得快時，則請無須顧慮，我們就在皖南打，資材與人員的損失是顧不了的，如何？盼立即復。”

　　這一天，項英又致電毛澤東說：經多方研究與考慮，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由蘇南北移路線，途中困難多，危險性較大，不如由第3支隊地區兼程北移皖北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東。因此決心將大批工作人員化妝過封鎖線與部分資材先經蘇南至蘇北。請中央電示是否同意這一行動計劃，以及葉挺與項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進，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葉挺、項英說：

　　“感酉電悉。1、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一部分資材經蘇南。2、頭幾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領，希夷可隨中間幾批渡江，項英行動中央另有電示。”

　　11月29日拂曉，八路軍、新四軍參戰部隊發起曹甸戰役。

　　11月29日、葉挺、項英尚不知曹甸戰役已經發起，耽心蘇北戰事會給皖南新四軍帶來不利，便致電中央說：

　　“蘇北動作如何？如于大局無礙可否延至我們安全北渡后?”

　　11月30日，毛澤東又致電葉挺、項英等人并轉周恩來說：

　　“蘇北動作不礙大局，只在淮安、寶應間開一個缺口，以便隔韓、霍，打通蘇、皖。顧、韓會叫幾聲的，你們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斷，蔣、顧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轉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遲。”

　　11月30日這一天，日本政府公開承認南京汪精衛偽政府，公布了汪精衛與日本駐南京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簽訂的《日滿華共同宣言》。

　　毛澤東獲此消息，電示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李克農，并告彭德懷，劉少奇，項英說：

　　“日軍從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舉進攻。在此情況下，國共關系可能變化，望利用時機善處之。湯恩伯北進反共，敵人卻西進反蔣，算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此次蔣、何、白串通一氣，用‘皓電’、調兵、停餉、制造空氣、威脅辦事處等等手段，全為嚇我讓步，并無其它法寶。還是我們歷來說過的話，蔣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這種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嚇人一法，對日本是嚇，對我們也是嚇，除了這個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籌莫展。……馮玉祥的估計是不正確的，所謂惹急了他會撕破臉皮亂打，這是被蔣之流氓嚇倒了的話。其實蔣是精于計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嚇人并不用以決定政策。”“蔣現在的特點是內外不穩固，為挽救危機穩固內外防線起見，結成蔣桂何聯盟。”“其中心戰略是攻勢防御，以攻勢之手段，達防御之目的，決非全般戰略攻勢。”

　　1940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了給周恩來、葉劍英的電報，提出了與國民黨談判的12項條件，他寫道：

　　“我們應從各方面采取攻勢，擊破國民黨的反共進攻：

　　一、皖南部隊北開，但須延緩開動時間，解決補充條件，保證道路安全。

　　二、蘇、魯、皖3省部隊事實困難，絕對不能移動，立即停止霍守義、莫德宏之進攻，否則引起沖突，我們不能負責。

　　三、華北部隊無餉無彈，如再不發給，迫至無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

　　四、停止進攻邊區之軍事部署，停止構筑封鎖線，我們則保證不向彼方攻擊，所謂我向宜川、宜君攻擊，全是謠言。

　　五、彼方釋放羅世文，我方釋放孫啟人（第33師師長，黃橋戰役中被俘——筆者注）。

　　六、停止隴海、咸渝兩路捕人、扣車、扣貨，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釋放歸還。

　　七、如張國燾、葉青加入參政會，我方決不加入。

　　八、桂林辦事處決不自動取消，如彼方要封，則讓其封閉。

　　九、取消何應欽停發八路軍餉之命令，要求立即發給11月經費及10月余欠。

　　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黃河之行為，并停止其配合敵偽進攻八路軍。

　　十一、保證各辦事處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殺、失蹤等事，彼方應負其責。

　　十二、拒絕與何應欽、白崇禧談判，要求與蔣直接解決問題或與指定之他人談判，否則寧可不談。

　　以上12項，除參政員一項外，均用朱、彭、葉、項意見提出，由你們代表轉達之。也不必同時一次提出，遇談判某一項或某幾項問題時相機提出之，但對各項態度均堅決不變。”

　　12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舉行1941年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和朱德等中央領導人出席了大會。

　　毛澤東針對這一年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有所放松，糧食沒有實現自給比例的問題，在會上強調說：

　　“經濟工作要適應當前的環境，要團結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晚，毛澤東致電項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項問題：

　　“1、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2、黨內干部是否已有應付某方可能襲擊的精神上的充分準備？3、皖南、江南地區各友軍中，是否有堅持抗日同情我黨的高級、中級進步軍官與進步部隊？有突然事變時，是否有掩護我軍或與我軍一致行動的可能？我在附近友軍中統一戰線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戰區的意向如何？顧祝同等中央軍態度如何？黃紹竑態度如何？東南局領導下的地方黨是否有保存干部、積蓄力量、應付突然事變的精神上和實際上準備？”

　　接著，毛澤東批閱了中央機關生產委員會的報告，提筆在報告上畫了一個問號，讓警衛員去把中央辦公廳主任兼機關生產指導委員會主任李富春叫來。不一會兒，李富春匆匆趕來，問道：

　　“主席，有事嗎？”

　　“坐吧。” 毛澤東點點頭，指著旁邊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報告問道：“富春同志，這個報告怎么沒有規定書記處同志的生產任務呢？”

　　“我們考慮書記處同志的工作太忙……”

　　“不！”毛澤東打斷李富春的話，說：“這不能成為理由，不能因為忙就站在生產勞動運動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為然地說：

　　“唉，書記處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親呀！”

　　“該躬親的事，一定要躬親。”毛澤東說罷，點上一支煙，重重地吸了幾口，若有所思地說：“目前，我們全黨集中精力抓生產，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對于這樣的大事，我們不能只是發號施令，必須身體力行，必須用實際行動為全黨、全軍和全邊區人民做出榜樣。作為黨的領導機關成員就更沒有理由將自己置身于大生產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說：

　　“你和朱總司令肩上的擔子太重，情況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說，你還種了菜，這也可以算作生產任務嘛。”

　　毛澤東搖搖頭，站起來，來回踱著步子，說道：

　　“我們動員全黨、全軍和全邊區人民參加生產運動，我們領導同志應該首先站在生產的前列，絕不做特殊公民！我雖然不能和同志們一樣去山上開荒種地，但我可以實行變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紐扣的任務，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時間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無可奈何地笑了，他說：

　　“我總是說不贏你。那好吧，我們就修改一下生產計劃。現在大家的熱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們提出也要開荒種地繳公糧。”

　　毛澤東一聽，覺得很新鮮，吃公糧的人要繳公糧，這還是頭一回聽說，忙問道：

　　“繳多少？”

　　“繳一個月的口糧，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計算，每人上繳45斤。”

　　“好啊！我舉雙手贊成。我也要繳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負擔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輕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爭，還要參加生產運動，可以說是滿負荷運轉。可是大家仍在奮斗，仍在拼搏，難道我能特殊？你說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試探著問：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糧，由辦公廳的同志們代繳行嗎？”

　　毛澤東說：

　　“那可不行。做客，看戲，可以代替，公民繳納公糧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說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12月4日，華中總指揮部要求各參戰部隊攻擊前進，在曹甸一線會合，以求得在曹甸徹底消滅韓德勤的主力部隊。

　　毛澤東立刻電示華中總指揮部說：

　　“只待曹甸、安豐等地占領，此次戰役即可結束，仍留興化、高郵及它處不打，保存韓德勤與蔣介石講價錢。”

　　黃克誠聞知曹甸情況后，根據以往作戰經驗，致電華中總指揮部并報中央軍委，對曹甸戰役的具體打法提出建議說：

　　“我軍無攻堅武器，歷史上用速戰速決、猛打猛沖戰法攻擊鞏固據點，極少成功。曹甸、車橋等處工事較前堅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勝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傷亡可能。我的意見是用持久作戰的方法攻擊。”

　　黃克誠還提出6點具體戰法：“1、首先在4個據點（曹甸、安豐、車橋、涇口）間構筑據點，截斷其聯系與增援；2、肅清4據點周圍之敵據點及附近村落中敵人，將其完全逼入4個據點內；3、逐步筑壘掘溝推進；4、用小部隊不斷接近，消耗其彈藥，增加其疲勞；5、派小組潛入，放火燒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點可乘時，即以主力猛擊而消滅之。我如決強攻，請集中新四軍、5縱隊全部迫擊炮、小炮轟擊之。”

　　黃克誠的建議非常具體，切實可行，但是按照這個方案打起來需要時間太長，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央“保存韓德勤”的方針，所以劉少奇和中央都不會采用。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給劉少奇、陳毅、黃克誠等人說：

　　“國民黨甚關心蘇北沖突，你們應堅持原定方針，不打興化，保留韓德勤。并望10天內結束曹甸戰役。”

　　是年冬，毛澤東的警衛員高富有的父親從山西老家來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結婚。高富有陪父親逛完延安市場返回楊家嶺，毛澤東乘坐的吉普車在他們面前戛然而止，車上的警衛員招手讓高富有上車。高富有知道毛澤東在車上，不肯上。毛澤東拉開車門，探出頭，指著高富有的父親問：

　　“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親。”

　　“你還有位老人家，上車，上車。”

　　毛澤東下了車，不由分說推著高家父子上了車，詢問他們家鄉的生產和家里的生活情況。高富有的父親說著說著又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澤東笑著對高富有說：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這可怎么辦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辦法。”

　　車子很快就到了楊家嶺。分手時，高富有的父親高興地拉著毛澤東的手說：

　　“你真好，你真好！”

　　幾天后，毛澤東想出了一個辦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澗縣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從他們老家的敵占區接來，為他們辦理了婚事。

　　12月5日，彭德懷指揮的華北百團大戰歷時3個半月結束（關于百團大戰的結束時間，本傳前邊已經講過，11月2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宣布全面結束“掃蕩”。因此關家垴戰斗成為百團大戰主要戰斗結束的標志。但由于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對此役的戰績統計截止日期是在12月5日，因此史學界不少人把12月5日看作是百團大戰結束的標志。另一說是15日結束，還有說是1941年1月24日結束。如果承認后兩種說法，百團大戰就不是3個半月，而是近4個月和5個多月）。

　　此戰的結果，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在《百團大戰各階段作戰概述》（也稱“1940年百團大戰戰斗匯報”）中統計：大小戰斗1824次，攻奪敵人據點293座，斃傷日軍12645人，斃傷偽軍5153人，俘虜日軍281人，俘虜偽軍1407人，偽軍反正1845人，日軍投誠7人。繳獲步馬槍5437支，手槍281支，輕機關槍179挺，重機關槍45挺，山炮16門，重炮3門。破壞鐵路948里，破壞公路3044里。

　　另據1940年12月25刊登在延安《八路軍軍政雜志》第2卷第12期上的由八路軍總司令部、野戰政治部聯合公布的《百團大戰總結戰績》一文統計：斃傷日軍20645人，斃傷偽軍5155人，俘虜偽軍18407人；拔掉敵偽據點2993個；解放煤礦工友10120人，鐵路工友2055人，被迫修路同胞673人。與上一材料的統計差別很大，其它各項則大同小異。

　　八路軍在此戰中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共計傷亡17000余人（另一說：陣亡約6000人，傷11700人，中毒21182人，失蹤約1000人，合計約40000人。含八路軍主力及晉察冀軍區地方部隊，不含其它地方部隊及民兵）。根據地人民死傷無數，僅太岳區沁源一縣，群眾被殺者就多達5000余人，牲口損失近萬頭，大部房屋被燒毀，不少村莊完全毀滅。

　　再說12月7日，蔣介石批準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下達各部隊遵照執行。

　　12月8日，蔣介石以何應欽、白崇禧的名義，向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發出“齊電”，電文中除了對八路軍、新四軍極盡污蔑之外，還強調說：“調防”是“軍令”，必須執行，要求八路軍、新四軍“聽從軍令調度”，將黃河以南之部隊，悉數開到黃河以北。

　　12月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

　　“限令黃河以南八路軍、新四軍，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須開到黃河以北地區；長江以南新四軍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黃河以北地區。”

　　12月10日，蔣介石密令第3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說：

　　“一、察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準其由鎮江北渡，只準其由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行規定路線亦可。

　　二、該戰區對江南匪部，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及準備。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進攻興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該軍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12月10日這一天，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發布了《百團大戰總結戰績》。

　　12月12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說：

　　“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告結束，蔣介石正發動反共新高潮，我們當須利用百團大戰的聲勢去反對他。”

　　12月13日，江北新四軍第1、2縱隊及八路軍第5縱隊第1支隊奉命合力總攻曹甸。

　　12月14日拂曉，新四軍、八路軍各部在曹甸東、南、西3面各自為戰，未能形成統一的進攻步調。曹甸久攻不下，且傷亡較大。為此，陳毅命令部隊撤出戰斗。

　　12月15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說：

　　“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戰役，我傷亡共約2000人，消耗甚大，平橋雖被我占，但韓部及東北軍尚有8000多人在車橋、涇口、安豐、曹甸一帶。”“此次戰役大概只能如此結束。蘇北問題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徹底解決。”

　　曹甸戰役因八路軍、新四軍無法取勝而收場，這樣一種結果，使戰役指揮者之間產生了不小的矛盾。劉少奇認為，曹甸戰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黃克誠的作戰消極，有右傾表現。劉少奇還認為黃克誠長期擔任政治委員職務，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強項，但不適合帶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義電報中央，建議撤銷黃克誠5縱隊司令員職務，保留其政治委員。

　　后來在1941年7月，日軍對華中敵后的指揮中心鹽城實施大“掃蕩”，此時中原局已改稱華中局。圍繞是否保衛鹽城問題，黃克誠又與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領導人劉少奇、陳毅發生了爭論。這年秋天，華中局在阜寧停翅港召開干部會議，對黃克誠提出了措辭激烈的批評，指責黃克誠“不服從指揮”、“機械地保存主力”等。黃克誠并不服氣，據理爭辯。他說:

　　“作戰前我提的意見，我至今認為是對的。作戰未達到預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從指揮，而是上級指揮失當。本來有的仗不應該打，要打也不是這種打法。”

　　聯系曹甸戰役和鹽城反“掃蕩”作戰的情況，他的結論是“上級處置失誤”。黃克誠的觀點并未被劉少奇和陳毅接受，他們堅持黃克誠是錯誤的，應對此負責，并要求他在干部會議上作檢討。黃克誠后來在回憶錄中說：“我為了顧全大局，服從組織，雖對于所爭論的問題并沒有改變看法，仍按組織決定在旅以上干部會議上作了檢討。我當時考慮，可能是由于我從八路軍剛剛劃歸華中局指揮，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會產生我‘不服從指揮’的誤會。”

　　一年后，陳毅對曹甸戰役有了理性的反思和總結，他說：

　　“曹甸戰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輕敵，倉促作戰，準備不夠，變成浪戰。”“我們的戰斗手段是攻堅，這就要有很好的準備和按攻堅戰的原則作戰才行。當時我們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撲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如果我們采取坑道作業，就有可能成功。”

　　劉少奇后來對曹甸戰役也有了客觀地反思和自我批評。1944年7月10日，他在給黃克誠的復電中說：

　　“我們在華中工作，都是執行了中央正確路線，因此，我們能夠合作，并能夠完成中央所給予的任務。然而在具體工作中，對各種具體問題的處理，則仍有不少錯誤。例如，曹甸戰役，本來是可以不舉行的，因為當時過分估計了湯恩伯東進的威脅，2師在桂軍進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沒有細心考慮，急促下決心向頑軍進攻，這是我應負責任的。后來強攻曹甸，也是不應該的。當時你反對強攻是對的。曹甸戰役未能完成任務，當然不能由你負主要責任。當時有此種說法是不妥當的。”

　　在抗戰勝利后，黃克誠率3師進軍東北，途經山東臨沂與陳毅相見。陳毅當著山東軍區政委羅榮桓的面誠懇地對黃克誠說：

　　“過去我也有批評錯的地方，請你多加原諒。例如曹甸戰役，我和少奇沒有認真聽取你的意見，堅持要打，結果沒有打下，我軍傷亡很大，最后批評你3師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職，其實責任在我。不看你的功勞，指責你態度不好，指責你把問題直捅延安……是我有錯，向你道個歉”。

　　再說12月1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致葉挺、項英電，電文中說：

　　“移動時間蔣限12月底移完，我們正交涉展限一個月，但你們仍須于本月內盡可能移畢。蔣以新四軍正在移動，不同意項副軍長來渝，因此中央決定項隨軍隊渡江，然后經華北來延安。葉、項二人均以隨主力去皖東為適宜，資材及后方移蘇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負責指揮。”

　　毛澤東在電文中所說的小姚，就是饒漱石。

　　12月16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劉少奇15日電并告陳毅、葉挺、項英說：

　　“依大局看，大舉‘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進攻是必然的。華中斗爭是長期慢性斗爭，我們要有決心與耐心。”“蘇北部隊亟須整訓擴大一短時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東。”“皖南部隊務須迅速渡江，作為堅持皖東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蘇北、皖東兩處建設根據地。”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致電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劉為章，要求將皖南新四軍北移的時間，“暫緩移動時間至明春2月半”。

　　12月18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甲、重慶形勢嚴重，項、曾（山）二人暫勿離開部隊。乙、希夷及一部人員北上，望速做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須燒毀，嚴防襲擊。”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致電葉挺、項英，強調說：

　　“你們的機密文件電報須一律燒毀，切勿保留片紙只字，以免在通過封鎖線時落入敵人手中，你們的密碼須由負責人帶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彭德懷、左權，陳光、羅榮桓、葉挺、項英并告劉少奇、陳毅：

　　（一）據西安消息，現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3個師，準備東進援助韓德勤，有渡淮河向碭山前進訊。綜合各方情況，蔣、桂對華中進攻是有決心的。（二）以打擊李仙洲為目的，望彭德懷、左權令楊得志率部南下，須于一個半月內達到彭雪楓地區，望陳光、羅榮桓令第5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遲，應于半月內到達張愛萍地區。……望葉、項率部迅即渡江，應于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

　　12月20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說：

　　“希夷渡江以速為好，不應征蔣同意。如蔣反對，便不好過江了。江邊須有周密布置。速與胡服、云逸聯系，在對岸作準備。”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說：

　　“據葉、項電，葉軍長及干部一部分準備渡江，你處須在江邊做周密布置。與韓談判條件不可過苛，并尊重李、陳各部利益。興化、高郵地區應保留給韓，我軍應停止于興、高地區，蘇北應全部休戰，求得妥協，鞏固已得陣地。”

　　12月23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劉少奇、陳毅、黃克誠，彭雪楓，張云逸：

　　“目前重心在蘇北，其次才是淮北與皖東。故陳、黃兩部及115師增加之兩個團，目前均應集中于蘇北，加緊整訓擴大，努力鞏固蘇北根據地，并準備于蔣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東進攻時，首先解決韓德勤（最后由中央決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東出動。這是胡服前電意見，我們認為是恰當的。”

　　12月下旬，顧祝同即以7個師8萬余人在涇縣、太平間布成袋形陣地；第2游擊區冷欣也做好了截斷蘇南、皖南共軍聯系的準備；李品仙以第176師準備在江北無為地區布防堵截。

　　12月23日這一天，項英致電中共中央說：

　　“對于北移，原定主力到江北，其他經蘇南，同時布置除資材人員從5日起至15（日）止分批到達蘇南，目前因敵增兵堵截，正設法北進。”

　　12月25日，毛澤東鑒于皖南新四軍渡江受阻，便與朱德、王稼祥聯名致電周恩來、葉劍英說：

　　“據項英電稱，顧祝同忽令新四軍改道繁、銅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頑軍復暗中包圍，阻我交通，南岸須通過敵人封鎖線，江中須避敵艦襲擊，非假以時日分批偷渡則不能渡，勢將進退兩難等語。請速向蔣交涉下列各點，并電告結果：1、須分蘇南與繁、銅兩路北移。2、許由1個月時間。3、皖南軍隊不得包圍，不得阻礙交通。4、皖北軍隊由巢、無、和、含4縣撤出，由張云逸派隊接防，掩護渡江。5、保證不受李品仙的襲擊。6、彈藥及開拔費從速發下。”

　　這一天，周恩來立即約見蔣介石。蔣介石說：

　　“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難的日子，還是和你談談話為好。”

　　周恩來明白蔣介石所說的共患難的日子，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后被釋放的那一天。只聽蔣介石接著說：

　　“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抗戰4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愿意打內戰嗎？愿意塌臺嗎？現在八路軍、新四軍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么要自相殘殺？就是民國十六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難過。開到河北，其實是我為你們著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沖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敗。如能調到河北，你們做法一定會影響全國，將來必成功。我這些話沒有向外人說，我可以向你說，你可以告訴你們中央同志：你們過，從皖北一樣可過。只要你們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至1月底，絕不進兵。”

　　多么經典的一段臺詞！蔣介石這一番表演可真叫絕，他正是靠著這一手，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征服了中國大大小小無數個軍閥頭目，也把共產黨內不少領導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這可真是：古來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絕。

　　撫肩牽手虎哥們，摩頂拍腚狼外婆。

　　周恩來從蔣介石那里出來，一回到住所便馬上將談話內容報告給中央，說蔣介石已經承諾：

　　“只要你們說出一條新四軍北上的路，我可保證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

　　12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關于目前時局與政策》。他在這個指示稿中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為引子，借以強調黨的政策在目前反共高潮形勢下的極端重要性，可他怎么也沒有想到，中共中央在討論指示稿的前一部分時，竟然發生了嚴重分歧，不僅王明、博古等人否認他們在土地革命時期所推行的“左”傾錯誤路線，就連其他一些領導干部對此也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現在不應該再算老賬。他們還說，王明的“左”傾錯誤只不過是策略上的錯誤，不能說是路線錯誤。

　　毛澤東為了等待這些領導人的覺醒又一次做出了讓步。他在修改稿中，不再提“路線”二字，只說是過左政策。全文（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改為《論政策》）如下：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但是我們的干部，還有許多人不明白黨在目前時期的政策應當和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區別。必須明白，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過去10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點而產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例如以為第五次“圍剿”和反對第五次“圍剿”的斗爭是所謂革命和反革命兩條道路的決戰，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過左的勞動政策和稅收政策）和富農（分壞田），在肉體上消滅地主（不分田），打擊知識分子，肅反中的“左”傾，在政權工作中共產黨員的完全獨占，共產主義的國民教育宗旨，過左的軍事政策（進攻大城市和否認游擊戰爭），白區工作中的盲動政策，以及黨內組織上的打擊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這種過左政策，是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陳獨秀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相反，而表現其為“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則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除基本農民以外），實為代表兩個極端政策的極明顯的例證。而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

　　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又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方面的政策。具體地說，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聯合起來（或一切抗日的工、農、兵、學、商聯合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二、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既須統一，又須獨立。

　　三、在軍事戰略方面，是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

　　四、在和反共頑固派斗爭時，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是有理，有利，有節。

　　五、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政策，是一方面盡量地發展統一戰線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隱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組織方式和斗爭方式上采取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

　　六、對于國內各階級相互關系的基本政策，是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

　　七、對于反共頑固派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即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堅決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對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積極反汪反漢奸等）是進行斗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頑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面性，因此我們的政策也有兩面性，即在他們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國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聯合的政策；在他們對我黨和對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方面，是進行斗爭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將這種兩面派分子，和漢奸親日派加以區別。

　　八、即在漢奸親日派中間也有兩面分子，我們也應以革命的兩面政策對待之。即對其親日的方面，是加以打擊和孤立的政策，對其動搖的方面，是加以拉攏和爭取的政策。將這種兩面分子，和堅決的漢奸如汪精衛、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區別。

　　九、既須對于反對抗日的親日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主張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又須對于主張抗日但又動搖、主張團結但又反共的兩面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兩面性較少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開明紳士，加以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上述各項不同的政策，都是從這些階級關系的區別而來的。

　　十、對待帝國主義亦然。雖然共產黨是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的，但是既須將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和現時沒有舉行侵略的其他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同日本結成同盟承認“滿洲國”的德意帝國主義，和同日本處于對立地位的英美帝國主義，加以區別；又須將過去采取遠東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和目前放棄這個政策改為贊助中國抗日時的英美，加以區別。我們的策略原則，仍然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我們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國民黨有區別的。在國民黨是所謂“敵人只有一個，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國家一律平等看待，實際上是親英親美。我們則應加以區別，第一是蘇聯和資本主義各國的區別，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區別，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國主義政府的區別，第四是英美政策在遠東慕尼黑時期和在目前時期的區別。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根本方針和國民黨相反，是在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國民黨那樣放棄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去依賴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國主義的集團。

　　黨內許多干部對于策略問題上的片面觀點和由此而來的過左過右的搖擺，必須使他們從歷史上和目前黨的政策的變化和發展，作全面的統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仍然是過左的觀點在作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許多人不能認真地執行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因為他們把國民黨的反共政策看得不嚴重；同時，又有許多人不能執行發展統一戰線工作的政策，因為他們把國民黨簡單地看成漆黑一團，表示束手無策。在日本占領區域，也有類似的情形。

　　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內，由于只知道聯合、不知道斗爭和過分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國共兩黨的原則差別，否認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的政策，遷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遷就國民黨，甘愿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發展抗日革命勢力，不敢對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堅決斗爭，這種右傾觀點，過去曾經嚴重地存在過，現在已經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1939年冬季以來，由于國民黨的反共摩擦和我們舉行自衛斗爭所引起的過左傾向，卻是普遍地發生了。雖然已經有了一些糾正，但是還沒有完全糾正，還在許多地方的許多具體政策上表現出來。所以目前對于各項具體政策的研究和解決，是十分必要的。

　　關于各項具體政策，中央曾經陸續有所指示，這里只綜合地指出幾點。

　　關于政權組織。必須堅決地執行“三三制”，共產黨員在政權機關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廣大的非黨人員參加政權。在蘇北等處開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地方，還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論政府機關和民意機關，均要吸引那些不積極反共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代表參加；必須容許不反共的國民黨員參加。在民意機關中也可以容許少數右派分子參加。切忌我黨包辦一切。我們只破壞買辦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專政，并不代之以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關于勞動政策。必須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發動工人的抗日積極性。但是切忌過左，加薪減時，均不應過多。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8小時工作制還難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產部門內還須允許實行10小時工作制。其他生產部門，則應隨情形規定時間。勞資間在訂立契約后，工人必須遵守勞動紀律，必須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否則，工廠關門，對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鄉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應提得過高，否則就會引起農民的反對、工人的失業和生產的縮小。

　　關于土地政策。必須向黨員和農民說明，目前不是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的時期，過去土地革命時期的一套辦法不能適用于現在。現在的政策，一方面，應該規定地主實行減租減息，方能發動基本農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但也不要減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實行二五減租為原則；到群眾要求增高時，可以實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過此限度。利息，不要減到超過社會經濟借貸關系所許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規定農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權和財產所有權仍屬于地主。不要因減息而使農民借不到債，不要因清算老賬而無償收回典借的土地。

　　關于稅收政策。必須按收入多少規定納稅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對最貧苦者應該規定免征外，80%以上的居民，不論工人農民，均須負擔國家賦稅，不應該將負擔完全放在地主資本家身上。捉人罰款以解決軍餉的辦法，應予禁止。稅收的方法，在我們沒有定出新的更適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國民黨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關于鋤奸政策。應該堅決地鎮壓那些堅決的漢奸分子和堅決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衛抗日的革命勢力。但是決不可多殺人，決不可牽涉到任何無辜的分子。對于反動派中的動搖分子和脅從分子，應有寬大的處理。對任何犯人，應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過上級批準的人以外，應一律采取釋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參加、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分子，應大批地爭取為我軍服務，其他則一律釋放；如其再來，則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財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對待之。不論他們如何反動，均取這種政策。這對于孤立反動營壘，是非常有效的。對于叛徒，除罪大惡極者外，在其不繼續反共的條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不要將國民黨一般情報人員和日探漢奸混為一談，應將二者分清性質，分別處理。要消滅任何機關團體都能捉人的混亂現象；規定除軍隊在戰斗的時間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機關和治安機關才有逮捕犯人的權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關于人民權利。應規定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有同等的人權、財權、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權，政府僅僅干涉在我根據地內組織破壞和舉行暴動的分子，其他則一律加以保護，不加干涉。

　　關于經濟政策。應該積極發展工業農業和商品的流通。應該吸引愿來的外地資本家到我抗日根據地開辦實業。應該獎勵民營企業，而把政府經營的國營企業只當作整個企業的一部分。凡此都是為了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應該避免對任何有益企業的破壞。關稅政策和貨幣政策，應該和發展農工商業的基本方針相適合，而不是相違背。認真地精細地而不是粗枝大葉地去組織各根據地上的經濟，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是長期支持根據地的基本環節。

　　關于文化教育政策。應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的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應容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應吸收一切較有抗日積極性的知識分子進我們辦的學校，加以短期訓練，令其參加軍隊工作、政府工作和社會工作；應該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們。不要畏首畏尾，懼怕反動分子混進來。這樣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進一些來，在學習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遲。每個根據地都要建立印刷廠，出版書報，組織發行和輸送的機關。每個根據地都要盡可能地開辦大規模的干部學校，越大越多越好。

　　關于軍事政策。應盡量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這是中國人民堅持民族抗戰的最可靠的武裝力量。對于國民黨軍隊，應繼續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盡量地發展交朋友的工作。應盡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們的國民黨軍官和無黨派軍官參加八路軍新四軍，加強我軍的軍事建設。在我軍中共產黨員在數量上壟斷一切的情況，現在也應有所改變。當然不應該在我主力軍中實行“三三制”，但是只要軍隊的領導權掌握在我黨手里（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動搖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來參加軍事部門和技術部門的建設。在我黨我軍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已經鞏固地建設成功的現在時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當然決不是破壞分子），不但沒有危險，而且非此不能爭取全國同情和擴大革命勢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項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原則和根據這些原則規定的許多具體政策，全黨必須堅決地實行。在日寇加緊侵略中國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時候，惟有實行上述各項策略原則和具體政策，才能堅持抗日，發展統一戰線，獲得全國人民的同情，爭取時局好轉。但在糾正錯誤時，應是有步驟的，不可操之過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滿，群眾懷疑，地主反攻等項不良現象。

　　這個修改稿子雖然被通過了，但黨內這一批人一被觸到痛處就不認賬甚至要賴賬的事實，使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一是全黨對過去黨的歷史應該有一個統一的科學的正確的認識；二是必須糾正黨內在學風、黨風、文風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風，即解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只有解決了這兩個問題，全黨才有鞏固的團結，才能成為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部隊。而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首先是黨的高級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黨的歷史，把歷史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把正確與錯誤弄明白。只有這樣，才能統一全黨認識，才能在未來的斗爭中保持步調一致，保證黨的事業健康向前發展。

　　毛澤東首先決定編輯一套中國共產黨歷史文獻，把這些歷史的東西展示出來，要讓全黨都了解共產黨的歷史，為黨內開展一場整風運動做好準備。

　　不久，他便開始著手籌劃并主持編輯《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為此，他嘔心瀝血，閱讀了大量文件，在王首道、陳伯達和胡喬木的協助下，歷時將近兩年，終于完成了這兩部大型歷史文獻。其中的《六大以前》，收入的從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各類文件，就多達199篇。

　　欲知毛澤東還有何重大活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討論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目前時局與政策》一文時所發生的嚴重分歧，可以說是毛澤東決定進行延安整風的主要起因之一。到了這個時候，中共中央高層中的多數人，還不承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和影響，這可能是毛澤東沒有料到的。前邊已經講過，有一批人長期以來一直是諱疾忌醫，一觸即跳。可見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后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遠見。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要以史為鑒，教育全黨汲取歷史的教訓，不要在新的條件下重犯歷史的錯誤，是多么的艱難。于是，一個偉大的戰略計劃在毛澤東的心中開始醞釀，提拔新人！整頓黨風！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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