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斗爭。”

　　話說1940年2月10日晚，毛澤東為延安《新中華報》一周年紀念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必須強調團結和進步》，他寫道：

　　“抗戰、團結、進步，這是共產黨在去年‘七七’紀念時提出的三大方針。這是三位一體的方針，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單單強調抗戰而不強調團結和進步，那么，所謂‘抗戰’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團結和進步綱領的抗戰，終究會有一天要改為投降，或者歸于失敗。我們共產黨認為一定要三者合一。為了抗戰就要反對投降，反對汪精衛的賣國協定，反對汪精衛的偽政府，反對一切暗藏在抗日陣線中的漢奸和投降派。為了團結，就要反對分裂運動，反對內部摩擦，反對從抗日陣線后面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和一切進步勢力，反對破壞敵后的抗日根據地，反對破壞八路軍的后方陜甘寧邊區，反對不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反對雪片一樣的‘限制異黨活動’的文件。為了進步，就要反對倒退，反對把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束之高閣，反對不實行《總理遺囑》上‘喚起民眾’的指示，反對把進步青年送進集中營，反對把抗戰初期僅有的一點言論出版自由取消干凈，反對把憲政運動變為少數人包辦的官僚事業，反對在山西攻新軍、摧殘犧盟和殘殺進步人員，反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咸榆公路、隴海鐵路一帶攔路劫人，反對討9個小老婆和發一萬萬元國難財的無恥勾當，反對貪官污吏的橫行和土豪劣紳的猖獗。不這樣做，沒有團結和進步，所謂抗戰只是空喚，抗日勝利是沒有希望的。《新中華報》第2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強調團結和進步，以反對一切危害抗戰的烏煙瘴氣，以期抗日事業有進一步的勝利。”

　　2月12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朱德、彭德懷、賀龍、關向應、滕代遠：

　　朱、彭、賀、關、滕：

　　甲、據南方局電，葉劍英見程潛，程表示如下：關于山西問題，閻對新軍認為是紀綱問題，不能不討伐。但中央對新軍不能照閻的辦法解決（即進剿），只能把新軍調開山西使之立功，將功贖罪。由中央給經費，不歸八路軍，因八路軍亦無經費。已電朱德轉告新軍，囑其派人來行營商議等語。

　　乙、此間用蕭勁光名義致電閻錫山，表示愿意調解新舊斗爭，并愿派人見閻，閻回電辯護其討伐新軍及攻擊陳支隊之不得已，但無堅決不能調解之語氣，對八路軍亦無強硬語氣，對派人見聞談判則云，我并不拒絕，如蕭主任有暇希望前來一談等語。

　　丙、我們意見：1、閻在中央分化政策下，可能與新軍成立妥協。新軍亦以在有利條件下仍屬閻指揮，恢復合法地位為宜。我們政策在于暫時中立閻，不使閻與中央聯合對我，不使新軍受中央指揮，因為這些都是不利的。2、如朱彭接到行營電報，即轉告新軍領袖，要他們把行營的電報通知閻，表示新軍仍舊擁閻，不超過閻而與中央聯絡，新軍絕不宜派代表到行營或重慶去商議。3、與閻談判應由蕭勁光以居間調停形式出面進行，而新軍領袖則用電報與閻聯絡，表示希望新舊軍恢復團結，共在閻領導下一致抗日。電報中只提此種愿望，不提處罰陳長捷等條件，語氣須和緩些，放誠懇些，使閻面子上過得去，方有轉彎余地，使閻與舊軍覺得有希望，以利蕭勁光前去談判。4、于濤可留他在行（營）西北住兩星期，那時如有用他之處，再決定要他去秋林。5、新軍內部之團結，特別重要，梁化之屢次放出空氣，新軍3月內必有分化。此事請你們嚴重注意，新軍應當獨立自主求生存，求發展，八路軍應多給以幫助。

　　毛王 2月12日

　　2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為了鞏固與發展黨，各地黨的領導機關均應辦理黨校以加強對黨的干部的馬列主義教育。

　　二、各地黨的領導機關可依自己的環境和能力辦理以下幾種黨校和訓練班：甲、訓練中級干部（縣級及區）的黨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辦理。乙、訓練區級干部的黨校；大致由各省委、區黨委、地委辦理。丙、訓練初級干部（支部干事）的訓練班；大致由各地委、縣委辦理。

　　三、中級黨校訓練時間由半年至1年，區級黨校3個月至6個月，初級干部訓練班2星期至2個月，可根據當地情形來決定。

　　四、黨校課程可依學生程度并參考本年1月3日中央書記處《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決定之。

　　五、各級黨校的基本任務是在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來教育干部，而來校干部的基本任務也就是學習。因此整個黨校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均應服從于這個基本任務。

　　六、為了保證學習任務的完成，黨校各種組織形式、會議以及課外活動，均應力求簡單，以保證學生每日有8小時的學習時間，使學生在此時間內多多讀書，而在此時間外，能多多休息。平均每日上課一次，約3小時，其余為自修時間。每周上課5次。

　　七、教學方面，應以由少到多、由淺入深、由中國到外國、由具體到抽象為原則，以達到學生對所學的功課真能切實懂得之目的。

　　八、學習方法，應采取在教員指導下以個人自習（即自己讀書）為主的原則，小組會的集體研究只是幫助個人學習的輔助辦法。自習為主的原則，無論低級和高級班都是適用的，但低級的班應取得教員的幫助。對于文化、政治水平較高的學生，應引導與幫助他們去直接閱讀與研究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

　　九、黨委必須慎重地選擇教授人才，學校中須有必要的專任教員。學校所在地黨的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必須有計劃地經常地到學校作報告，能夠任課的必須擔任教課。在教員力量一般缺乏的現在情況下，可采用各班合并上大課的辦法。

　　十、求得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是黨校教習的中心目標。但在學校生活中，求得這種一致的方法，應該同在實際工作中不同。在學校中為了求得這種一致，應該使學生切實了解馬列主義的精神和方法，應該經常研究與討論黨中央與黨的領導機關的各種文件與指示，應該經常多請當地的和外來的負責同志報告各種時事問題及各種實際工作的情況與經驗。這些均應成為黨校的主要功課之一部。為了這個目的，學校可專門指定一天為黨日（每星期內5天上課，一天黨日）。

　　十一、以學生程度及上述教學諸原則，學校應制定教育計劃及教授提綱經當地黨的領導機關審查之。

　　十二、黨校內部的領導組織可采取黨與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長由黨委的負責人兼任，校長下設一總支委管理校內一切日常工作，總支委可分設教育科（管理教務）、組織科（管理黨的組織工作）、總務科。黨委須派一得力干部擔任總支書記。各班可成立一個支部，支委人數可依班的大小決定之。總支委及支委的基本工作，均為保證學習任務的完成。主要的要從黨員在學習生活中，在對于各種問題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們的黨性。

　　十三、在學校生活中應該充分發揮民主。在學習中應提倡敢于懷疑、敢于提出問題、敢于發表意見與同志的辯論問題的作風。對于錯誤的、不正確的思想，主要的應該采取說服、解釋與共同討論的方法來糾正。

　　十四、對于不識字或識字很少的學生，首先應以消滅他們的文盲為主要的任務。只有在能看普通文件或普通信件識字近1000者，才能稱為文盲之消滅。

　　十五、為了培養更高級的干部，各地黨的領導機關須有計劃地盡可能地派送縣級及縣級以上的干部到中央黨校及馬列學院學習。

　　十六、以上辦法一般適用于抗日民主的地區，在淪陷區及國內頑固分子、反動分子、反共分子的統制區，則應依照秘密工作的條件來辦理短小精干的干部訓練班。

　　中央書記處

　　2月20日，延安憲政促進會宣告成立，蔡元培被推舉為名譽主席團成員。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他說：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這里開憲政促進會的成立大會，大家關心憲政，這是很有意義的。我們的這個會為了什么呢？是為了發揚民意，戰勝日本，建立新中國。”

　　“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

　　“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斗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寫，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11月12日召集了國民大會（國民黨六中全會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國民大會——筆者注），頒布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糊涂了。事情決不是這么容易。”

　　2月20日晚，毛澤東為薄一波起草了致閻錫山的電報稿，他是這樣寫的：

　　長官閻鈞鑒：

　　3個月來，山西內部鬩墻之爭，中外驚疑，敵人拊掌，而演變所極，尤屬痛心。蓋我為鷸蚌，人為漁人。此漁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國主義，更有一頑固勢力。彼挾其地位以臨吾人，企圖挑撥吾新舊兩軍，取吾兩軍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鈞座陷于孤立，繼取其二，使鈞座陷入絕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晉綏軍盡矣。設此企圖而能實現，非但抗戰不利，鈞座不利，新軍不利，即舊軍同人亦絕無所利。為今之計，極宜由鈞座調和兩軍，重新團結，一致抗日。兩軍雖一時以兵戎相見，然新軍全屬自衛，絕無成見。茍利抗日，無不服從鈞座之指揮，想舊軍同人亦必不固執己見。鈞座一紙團結之令，則和協之局立現，抗日戰線重整于三晉之間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敬祈速決大計，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接著，他在電報稿下面又指示薄一波、續范亭等人說：

　　“此電不提任何條件，只提兩軍團結，使閻及舊軍好轉彎。待蕭勁光去談判時，再與閻磋商條件。如各守現地，互不侵犯，雙方均不加處罰等。此電只用薄一波出名，續范亭也可打同類電報去。如閻同意妥協，再由新軍諸領袖聯名發一團結抗日宣言，就可了事。山西全省新軍應公開發表下列口號：1擁閻抗日；2新舊兩軍團結起來，一致抗日；3新軍不打舊軍，要求舊軍停止打新軍；4槍口對外，停止內爭。以上這些口號，應在一切接近舊軍的地方寫出來。”

　　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上述電報以薄一波的名義發出后，續范亭、戎子和等人也連續致電閻錫山，痛陳：雖然趙承綬、陳長捷、孫楚等進攻新軍、破壞犧盟會、殘殺抗日人員，我們還是愿意和平解決山西內部問題。這就給了閻錫山一個挽回面子的機會。于是，閻錫山復電說：“蕭主任有暇，希望前來一談。”

　　續范亭早在1939年參加了秋林會議后，曾通過延安交際處，單獨拜會過毛澤東，那次會見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他1940年1月開始擔任山西新軍總指揮。

　　2月25日，毛澤東派蕭勁光、王若飛持他的親筆信到秋林面見閻錫山，面陳黨的關于新舊軍團結擁閻抗日的主張。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抗戰以來整個華北在先生英明領導之下，創立了抗日根據地，實施了進步政策，使抗戰各軍團結一致，屏障中原，保衛西北，功在國家，萬方敬仰……亦無非受先生所賜，目前國際形勢有利于我之抗戰，國內關系雖有一班不明大義幸災樂禍分子，進行挑撥離間陰謀，然深明大義者固居多數。近來山西境內發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大勢所趨，終必和平解決，尤因先生領導提挈至明至慎，必能處理悉當，益臻進步，團結之途，無可疑者。”“未盡之意統由蕭、王二同志面達”。

　　毛澤東還要蕭勁光、王若飛告訴閻錫山：

　　“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你們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摩擦，殺人略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我們共產黨以忍讓為懷，可決不是軟弱可欺”，“我們也不是好惹的。”

　　蕭勁光、王若飛到了秋林，向閻錫山呈上了毛澤東的親筆信，又向各方轉達了中共中央及八路軍贊成新舊軍團結，擁閻抗日，贊成新軍仍屬晉綏軍，不受國民黨中央政府改編，鞏固閻錫山之地位的意見。

　　閻錫山發動的晉西事變并沒有像他預料的那樣把新軍拉過去或者搞垮，他雖然掃蕩了晉西南，卻完全丟掉了晉西北，晉東南也讓國民黨中央軍插了進去，地盤損失了四分之三，落得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結局。正當面臨困境之時，毛澤東的信給了他一個既能保全面子，同時政治上也可挽回一些損失的機會。因此，不但他表示歡迎，連趙戴文、楊愛源、梁化之、李冠洋、王靖國、薄右丞等也表示歡迎。

　　在融洽的氣氛中，蕭勁光、王若飛向閻錫山提出了和平解決辦法：

　　1、雙方停止軍事行動；2、雙方停止政治攻擊；3、新軍表示擁閻，不受中央政府改編；4、雙方互不處罰，互不侵犯；5、今后統一于進步，實現閻之十大綱要；6、恢復與新軍電臺聯絡及人員來往。

　　閻錫山表示：1、新軍仍屬晉綏軍是其愿望，但問題已交中央，不便說話，只好讓其自然演變，不了了之；2、已令各軍停止軍事行動及政治攻擊，如韓鈞等受日寇攻擊，他還要助韓；3、與新軍電臺經常聯絡，并未斷過；4、今后當注意以進步求團結。

　　閻錫山還說，他是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團結有利的。他答應新軍提出的恢復晉西兵站線的條件，但不同意沿線駐兵。

　　經過4天的談判，閻錫山順著毛澤東給的臺階走下來了，雙方最終達成了新、舊軍和八路軍劃界而治的協議，晉西事變得以和平解決。

　　閻錫山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

　　“蕭主任等來獲讀手書，如親握晤。抗戰以來，端賴全國團結一致對外，使國家地位日益增高，今于抗戰第4年代，勝利業已在望之際，仍盼共同努力，克服當前一切困難，以盡民族革命之全功，所有一切詳情，蕭主任當能面悉不贅。”

　　2月27日，蔣介石向顧祝同發出手令，他寫道：

　　“上饒顧長官：第3戰區內之新四軍以及共黨之行動，應嚴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軌行動，應不稍留情，從嚴制裁。”

　　1940年3月5日，毛澤東為中央和軍委起草了給朱德、彭德懷、楊尚昆、傅鐘、陸定一、賀龍、關向應、甘泗淇、林楓、趙林、陳士榘、黃驊、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彭真等的電報，全文如下：

　　朱、彭、楊、傅、陸、賀、關、甘、林、趙、陳、黃、劉、鄧、聶、彭并轉告新軍各領袖：

　　甲、派蕭勁光、王若飛赴秋林見閻，在秋林住4天，受到極大歡迎。當蕭、王向閻及各方傳達中共中央及八路軍贊助新舊團結，擁閻抗日，贊助新軍仍屬晉綏軍，不受某方改編，鞏固閻之地位并力辟一切謠言時，不但閻錫山、趙戴文、楊愛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歡迎，即王靖國、薄右丞亦表示歡迎。

　　乙、我們向閻建議之和平辦法如下：1、雙方停止軍事行動；2、雙方停止政治攻擊；3、新軍表示擁閻，不受某方改編；4、雙方互不處罰，互不侵犯；5、今后統一于進步，實現閻之十大綱領；6、恢復與新軍電臺聯絡及人員來往。

　　丙、閻表示：1、新軍仍屬晉綏軍是其愿望。但問題已交中央，不便說話，只好讓其自然演變，不了自了。2、已令各軍停止軍事行動及政治攻擊，如韓鈞等受日寇攻擊他還要助韓。3、與新軍電臺經常聯絡，并未斷過。4、今后當注意以進步求團結。5、閻公開說，他是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團結有利的。6、閻對我要求恢復晉西兵站線已答應，但不同意沿線駐兵。

　　丁、我們的基本政策是繼續團結閻錫山，鞏固舊軍力量于閻的指揮下，不使發生不利于我們的分化，保存閻在呂梁山脈的地盤，不使某方進駐，八路軍與新軍亦不進駐，恢復新軍與閻之指揮隸屬關系，以利華北與西北之抗戰，此種政策在現在情況下是完全必要的。此次談判業已成功。為保證此種政策之全部實現，必須實行下列各種具體辦法：1、在晉西以汾離公路為界，在公路以南，準備停止游擊戰爭，黨的工作轉入秘密狀態。2、在晉東南以臨屯公路為界，八路軍及新軍不向路南發展。3、停止政治攻擊，不罵舊軍領袖，號召在閻領導下堅持二戰區抗戰。4、新軍犧盟恢復向閻作報告的制度，政治工作報告梁化之，軍事行動報告陳光斗，請他們指示。對過去事件可以不提，因閻已承認一切既成事實，閻所謂“自然演變不了自了”，即新軍自動歸他指揮，不受某方收編之意。5、新軍犧盟派人到秋林見閻，恢復往來關系，晉西北提議派雷任民去，續范亭、韓鈞、張文昂、劉岱峰、牛蔭冠等均寫函件帶去，函內措辭誠摯懇切，表示堅決擁閻，恢復兩軍團結。6、晉東南新軍派何人去，由朱、彭商薄、戎（即薄一波、戎子和——筆者注）決定。7、某方特務人員在閻處挑撥，謂薄一波不愿受閻指揮，又謂朱總司令與衛立煌通電，由衛收編新軍，因此薄一波對閻應有所表示。8、同時加緊新軍內部團結，鞏固黨的基礎，防止任何外來破壞行為。9、必須向新軍干部說明，此種團結政策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只有與閻及舊軍恢復團結，才能將外間一切陰謀家在閻及舊軍方面之嚴重的挑撥離間、幸災樂禍的行為加以擊破。10、必須向新軍干部說明，過去的武裝自衛是正確的，現在的恢復團結也是正確的，過去因舊軍宣布新軍為叛變，故新軍不得不宣布舊軍為逆軍，現在則新軍首先提出恢復團結，而舊軍亦停止了對新軍的政治軍事攻擊，故團結有完全的必要。

　　中央及軍委

　　3月5日，毛澤東起草了他和王稼祥關于爭取對內和平、鞏固已得陣地的方針與具體步驟給彭德懷的電報，全文如下：

　　德懷同志：

　　甲、反摩擦的武裝斗爭在西北、華北的主要的地區，有暫時告一段落之必要與可能，因蔣之軍事攻勢已基本上被我擊潰，而蔣現時實無法大舉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邊區均有極大勝利，我在華北占優勢問題已基本上解決。蔣、程、閻、衛（即蔣介石、程潛、閻錫山、衛立煌——筆者注）等不能不顧及此種事實，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裝攻勢暫時告一段落求得暫時協調之可能。最近兩星期來蔣、程、閻、衛4人及陜蔣、甘朱（即第10戰區陜西司令長官蔣鼎文，第8戰區綏遠、寧夏、甘肅、青海司令長官朱紹良——筆者注）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這種意向。

　　乙、我們方面目前任務是在主要地區求得對內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內集中力量鞏固已得陣地，這個任務的意義是偉大的。如果我們能在半年之內，在邊區鞏固23縣，使其全部邊區化，在晉綏地區鞏固晉西北，在綏遠東部、在晉東南地區、河北等區域鞏固臨汾、屯留、壺關，林縣、漳河、大名之線以北及山東一部分，在直、魯、豫、皖4省邊境地區鞏固津浦路以西、開封以東、老黃河以南、新黃河以北，那時統一戰線就有某種好轉的可能（當然頑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則如果我們軍事反攻在主要地區沒有一時期的停止，雖然我們軍事行動的性質仍是自衛性質，但在中間派看來，會覺得我們過激過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間派的同情。所以不論對鞏固自己力量說來，或對爭取中間派同情說來，都有使雙方軍事斗爭暫時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雙方軍事斗爭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與必要，我們具體的步驟就應該：一、認真恢復我們與閻錫山的關系，尋找具體辦法，建立新舊軍的妥協，使新軍犧盟重歸閻錫山指揮。二、爭取使蔣、閻、衛承認軍渡、汾陽、臨汾、屯留、守關、林縣、漳河、大名之線為雙方作戰地界。在此線以北之彼軍如朱懷冰向南調，在此線以南之我軍向北調，我們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靈石兩條兵站線，在此兩條兵站線上，駐少數護衛部隊，此部隊任務純為護衛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證不向此線以北攻擊，彼軍即使石友三、高樹勛、丁樹本、朱懷冰、龐炳勛、范漢杰、王靖國在此線以南構筑防御堡壘線，我們也只得聽之，僅在彼軍越過此線向北進攻時，我則堅決反擊之。三、上述兩條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條，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懷冰退出磁、武、涉3縣及承認壺關、林縣為我駐軍地區。請你考慮如彼方只承認平順、磁縣之線為兩軍境界，要求我退出壺關、林縣地區時，我是否可以承認退出此兩線。再則請你考慮把反攻朱懷冰之步驟推緩若干天，以看談判之成功與否。袁曉軒應在洛陽繼續談判，暫不離開為宜，對大名以南之石、高、丁3部我們不加攻擊。兄意如何，請考慮見告為盼。

　　澤東、稼祥

　　3月5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了《關于和平解決晉西事變的宣傳方針的指示》，全文如下：

　　山西問題已和平解決，舊軍與新軍的軍事沖突已經停止，并約定雙方停止政治攻擊，重新團結在閻司令長官領導之下，一致抗日。這是由于共產黨八路軍堅持團結抗戰方針，由于閻長官的適當解決而得到的，同時是由于某方特務分子挑撥山西新舊沖突，以消滅閻系之陰謀被揭露失敗所致。各地對外照此解釋。

　　中央書記處

　　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澤東在延安發出唁電，向蔡元培的家屬表示慰問，他寫道：

　　香港九龍奧士甸道蔡孑民家屬禮鑒：

　　孑民先生，學界泰斗，人世楷模，遽歸道山，震悼曷極！謹電馳唁，尚祈節哀。

　　毛澤東叩。陽。

　　3月5日這一天，八路軍總部和129師集中13個團，在平漢路西發起磁（縣）武（安）涉（縣）林（縣）戰役，反擊屢次進犯破壞抗戰的朱懷冰部。

　　早在2月初，國民黨頑軍鹿鐘麟、朱懷冰、孫殿英等部進攻八路軍太行區。2月中旬，朱懷冰部在武（安）、涉（縣）公路以南、漳河以北，襲擊八路軍第129師先遣支隊和青年縱隊，多次制造挑釁事件。

　　八路軍總部和第129師為反擊頑軍的進攻，決定集中13個團的兵力發起磁武涉林戰役，消滅孤立突出的第97軍朱懷冰部，爭取鹿鐘麟、孫殿英部中立。其部署是：

　　以青年縱隊，晉察冀挺進支隊，冀中警備旅共7個團組成中央縱隊，利用頑軍第94、第24師接合部由北向南突破，消滅其第一線部隊后，再東折消滅朱懷冰之軍部及第94師；

　　以獨立支隊、第129師特務團、第386旅新編第1團一部為右翼縱隊，由西南向東北進攻，首先占領并扼守南王莊、齊家嶺，爾后分兵伸向北王莊、兩岔口，兜擊可能向西撤逃之頑軍；

　　以先遣支隊第1大隊為左翼縱隊，從東南向西北襲擊頑軍右側背，防其南撤；以獨立游擊支隊兩個大隊，在漳河以南地區選擇隘路設伏；

　　另以第115師第344旅，第129師第385旅和決死第3縱隊等部，在壺關、陵川地區牽制長治以南的頑軍。

　　3月5日上午，中央縱隊的青年縱隊由冶陶出擊，警備旅由石泊鎮出擊，同時向頑軍第97軍補充團發起進攻，戰至下午4時，將其大部殲滅。敵余部向牧牛池東南潰逃。

　　右翼縱隊于當日4時攻占南王莊、齊家嶺，殲頑軍1個營。3月6日晨，左翼、中央兩個縱隊于漳河以北分3路展開猛攻。3月7日9時，右翼縱隊1個輕裝團插至東南崗地區，阻滯了頑軍南撤。3月8日4時，中央縱隊主力于姚村以東截住頑軍主力一部，經7小時激戰，殲其3000余人。中央縱隊另一部于當日拂曉在漳河南側大河村殲頑軍1個營。朱懷冰部主力第94師、第24師和新2師等部在第129師各部夾擊下大部被殲，余部經橫水南逃，途經臨淇以北又被獨立游擊支隊截殲一部，最后僅剩2000余人逃入修武境內。

　　為了爭取蔣介石繼續抗戰，毛澤東命令八路軍“適可而止”，停止追擊朱懷冰殘部，主動后撤，并提出休戰。

　　3月9日，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出面調停。朱德遵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洛陽，向衛立煌表明共產黨八路軍同友軍長期合作抗日的愿望。雙方通過談判，議定以臨（汾）屯（留）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之線為界，該線以南為國民黨軍駐區，以北為八路軍駐區。

　　3月11日，磁武涉林戰役結束。此戰共斃傷俘頑軍朱懷冰部及其他游擊雜牌武裝1萬余人。至此，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徹底打破了。

　　再說在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黨內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指示中說：

　　“目前是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這種政權，并已經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我們和反共頑固派為政權問題在華北、華中和西北的斗爭，帶著推動全國建立統一戰線政權的性質，為全國觀感之所系，因此，必須謹慎地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所建立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對于這種政權性質的明確了解和認真執行，將大有助于全國民主化的推動。過左和過右，均將給予全國人民以極壞的影響。”

　　毛澤東在指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則：

　　“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

　　指示同時強調：

　　“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占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

　　“必須教育擔任政權工作的黨員，克服他們不愿和不慣同黨外人士合作的狹隘性，提倡民主作風，遇事先和黨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數同意，然后去做。同時，盡量鼓勵黨外人士對各種問題提出意見，并傾聽他們的意見。”

　　“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保護抗日的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利益，改良工農的生活和鎮壓漢奸、反動派為基本出發點。”

　　3月10日，毛澤東參加了八路軍總后勤部召開的技術干部座談會，他在談話中說，技術工作在過去發揮了重要作用，將來會更加重要。他高度贊揚科技人員工作積極，表示要進一步提高技術工作的地位。

　　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他說：

　　“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3個環節，而以斗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還多，他們或者認為斗爭會破裂統一戰線，或者認為斗爭可以無限制地使用，或者對于中間勢力采取不正確的策略，或者對頑固勢力有錯誤的認識，這些都是必須糾正的。”

　　“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同頑固派斗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于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必須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之。第二是勝利原則。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準備無把握的斗爭。應懂得利用頑固派的矛盾，決不可同時打擊許多頑固派，應擇其最反動者首先打擊之。”“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后，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斗爭告一段落。在接著的一個時期中，雙方實行休戰。這時，我們應該主動地又同頑固派講團結，在對方同意之下，和他們訂立和平協定。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斗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在他們舉行新的進攻之時，我們才又用新的斗爭對待之。這3個原則，換一句話來講，就是‘有理’，‘有利’，‘有節’。堅持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就能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派，并使頑固派爾后不敢輕易向我們進攻，不敢輕易同敵人妥協，不敢輕易舉行大內戰。這樣，就有爭取時局走向好轉的可能。”

　　3月16日，毛澤東電示彭德懷說：

　　“目前斗爭重心應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現正派部隊向彭雪楓、胡服兩區壓迫，蔣介石已注意該地，企圖切斷我軍與新四軍的聯系。我軍將來出路，是在中原，將來更難了。故提議調344旅至隴海、淮河之間，協助彭雪楓部創立根據地，并策應胡服，將來再調一部深入蘇北，使八路軍、新四軍打成一片。這種行動，也即是把一個新問題擺在東面，使蔣、汪注意力不得不轉向東邊，減輕其對華北的注意，華北方能確立鞏固。”

　　3月19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王稼祥和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起草了一份給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的電報，要求袁國平匯報“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證中央路線之實行”的具體措施，要他“逐一見告”。

　　毛澤東還在電文中提出：新四軍要在敵人后方堅決地廣泛地建立獨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征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農工商業，設立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干部，執行擴軍計劃，使1、2、3支隊在一年之內擴大至10萬左右人槍，使4、5、6及李先念支隊在一年之內擴大至15萬左右人槍，發展統一戰線工作等。

　　3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央書記處1月3日《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已經一般地提到了干部教育的方針、課程與在職干部的學習等問題。茲對在職干部教育補充以下指示：

　　一、現時的在職干部大致可分4類：甲、有相當文化理論水準的干部；乙、文化理論水準都較低的老干部；丙、有相當文化水準的新干部；丁、工農出身的新干部。

　　二、上述各類干部的課程，大致上可依如下的不同的次序：甲類 聯共黨史、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哲學。乙類 文化課與中國問題同時并進。然后轉入甲類課程。但文化課須提到能夠自由閱讀普通書報。丙類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黨建），中國問題，然后轉入甲類課程。丁類 文化課與黨建同時并進，文化課須提到能讀普通書報，黨建學完則學中國問題。

　　三、時事問題為一切在職干部必須經常研究的課目（黨報為主要材料）；軍事工作干部必須研究軍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須學習必要的軍事知識。

　　四、凡課本提綱、參考材料已由中央出版的，一律使用，不足的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省委解決之。

　　五、各課的進度，由各區黨委、各省委及師政治部或軍區政治部斟酌具體情形規定之。

　　六、全黨在職干部必須保證平均每日有兩小時的學習時間，非因作戰或其他緊急事故不可耽擱。各個環節的負責干部必須以身作則地保證之。

　　七、凡環境許可的地方，可依類編成學習小組。學習小組每月開討論會二次。學習小組的討論會，應采用生動的座談會的方式，相互間應采取同志的友誼的討論態度，不可采取“斗爭”及“戴大帽子”的方式。

　　八、凡八路軍新四軍所在地，在可能條件下可將軍隊中和地方組織中（秘密組織除外）的同類干部集中上課，由黨內適當的負責同志擔任教員。黨的領導機關可指定各科學習顧問（一人或一人以上）以便指導和幫助學習。

　　九、教學的原則，參看中央《關于辦理黨校的指示》。

　　十、必須使所有在職干部了解，學習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習是基本的方法。在小組會和大課的前后，必須有充分的自習（預習或復習）。

　　十一、學習的組織責任，屬于支部，支部應設學習干事。學習的領導屬于各級宣傳部。各級宣傳部應經常檢查學習狀況，并指導之。

　　十二、各級黨的組織須為在職干部解決必要的物質資料（書籍等），在經常預算內須列入在職干部所必要的費用。

　　十三、決定5月5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總結每年的經驗并舉行獎勵（以集體獎勵為原則）。今年五五為第一屆節日。

　　十四、各級宣傳部的報告須列入在職干部學習的材料，省及區黨委以上宣傳部的報告，須寄中央一份。

　　3月22日，在蔣介石、何應欽主持下，軍令部針對共產黨部隊在山東、華中的發展，制訂了《剿辦淮河流域及隴海路東段以南附近地區非法活動之異黨指導方案》。

　　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針”中說：“國軍以肅清淮河流域及隴海路東段以南附近地區異黨之目的，以李品仙、韓德勤各集團之一部，進出于淮南路以東及洪澤湖以南地區，以李仙洲軍（附騎兵一師）與韓德勤部之一部，進出于淮河以北地區，將該地區內非法活動之異黨壓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機剿滅之。務須截斷新四軍與18集團軍南北聯系。預期于6月中旬以前肅清該地區內非法活動之異黨勢力。”

　　在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國民黨擬出動的正規部隊計有：第21集團軍李品仙部（至少一個師）、魯蘇戰區韓德勤部第89軍及蘇魯皖邊游擊總指揮李明揚部、第92軍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戰區騎2軍騎1師何柱國部）以及各進剿地區內之地方游擊團隊。

　　何應欽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在方案原稿上將“異黨”、“異軍”、“新四軍”一律改為“偽組織”、“偽軍”。蔣介石對方案也作了多處批示。在“方針”部分，蔣介石批示：

　　“此用正式作戰、用大規模進剿辦法必難奏效。”“密著選編紀律嚴明、政治知識充實之眾為機動小部隊，各配屬以優秀政工人員，派員統一指揮，預為充分之準備，先肅清運河以東之偽軍偽組織后，相機迅速進入洪澤湖南北附近地區，與李兼總司令部隊協力將偽軍壓迫于大江以南，或一舉剿滅之，務截斷南北偽軍之連系。并側重政治工作，如此進剿，方能有效也。”

　　在“部署概要”部分，蔣介石再次重申：

　　“此項恐不能實施，在淮海以北地區，如用正規軍與之斗爭，不能奏效，或反吃虧。”

　　在“附記”部分，蔣介石又對進剿時間過長提出異議，他批示道：

　　“此種進剿不可用長期計劃，只要偵察準備時間充分，若一開始動作，最多不能過半月，必須用最迅速移動與之一網打盡。如果半月時間未能奏效，則可暫時向安全地區集中，作第二期進剿辦法方為妥當。整個正規軍在淮河以北地區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偽軍不能阻礙我行動，而倭寇亦將乘機來攻也。”

　　韓德勤接到蔣介石的命令后，部署117師劉漫天部于3月底攻擊違令進入本防區內的天長、六合、盱眙等地的新四軍。

　　3月間，王明為了加強自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重新出版了他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出版過的那本“左”傾教條主義的代表作——《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

　　本傳前面已經講過，中共中央曾經準備召開“七大”，王明就是為了搶占先機，制造輿論，要求將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小冊子作為“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的材料，讓對黨的歷史并不十分了解的新干部、新黨員學習。

　　3月26日，任弼時根據中共中央2月間的決定，結束了駐共產國際的工作，和周恩來等人一起乘飛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澤東親自到機場迎接。

　　在周恩來、任弼時回國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提議再和中國代表團成員座談一次。任弼時請周恩來再次談到了王明回國后的情況，他的右傾錯誤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季米特洛夫聽了生氣地說：

　　“王明不是一個老實人。”

　　季米特洛夫還明確地說：

　　“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不是別人，是毛澤東。”

　　任弼時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便決定由他擔任書記處書記、中央秘書長，主管中央組織部、辦公廳、工青婦和西北局的工作，成為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之一。

　　3月29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朱德、彭德懷、項英、葉挺說：

　　“將來八路軍到達華中后，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陳毅部隊立即應當向蘇北發展。”“顧（指顧祝同——筆者注）方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因此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遭襲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

　　3月30日，鼓吹“曲線救國”的賣國賊汪精衛在南京宣布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以陳公博為立法院長，溫宗堯為司法院長，梁鴻志為監察院長，王揖唐為考試院長，陳群為內務部長，褚民誼為外交部長，周佛海為財政部長，鮑文樾為代軍政部長。

　　1940年4月1日，毛澤東以“八路軍河防兵團政治部”的名義，起草了給國民黨第90軍的一封公開信：《八路軍致友軍90軍書》。

　　據蕭勁光回憶說：“1940年3、4月間，國民黨第90軍突然在黃河東岸、山西境內的大寧、蒲縣一帶集中。陜北人民紛紛揣測，有的說是該軍將開至中陽、石樓一帶，以便偷渡黃河，襲取我邊區綏德地區；有的說是該軍即將從山西大寧、永和渡河進攻邊區。我們得到的情報也證明，對方不懷好意。大軍壓境，一觸即發，形勢非常緊張。當我們正在商量對策的時候，毛主席以“八路軍河防兵團政治部”名義，起草了《八路軍致友軍90軍書》。”

　　毛澤東在這封公開信中寫道：

　　“貴軍乃抗日軍隊，其任務應為抗日，而絕不應是進攻邊區。敝軍擔任河防，與日寇隔河對戰，久歷時日，雖無奇功，幸告無過，亟愿與貴軍團結一致，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共殲敵偽，復興我中華民族，絕不愿與貴軍及任何友軍進行內戰。蓋當此之時，凡槍口對內者，為民族罪人，國人絕不同情，貴我兩軍均是明白的。”

　　毛澤東在信的最后，與對方約法三章，建議雙方互派聯絡人員，互相交換抗日情報，友好相處。接著，他又給蕭勁光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蕭主任：

　　一、此件即鉛印500份。二、印出后以1份郵寄山西蒲縣90軍李軍長，以3份分寄山西蒲縣探投90軍61師，53師，109師師長，以1份寄延安國民黨縣黨部，以50份寄富縣囑其散發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富縣商人，以200份寄兩延河防部隊，囑其分送吉縣，大寧，永和之商人農民晉軍及大寧一帶之中央軍，以20份寄秋林王世英囑其散發，以1份交新中華報登報并發廣播，以1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發于警備區及分寄石樓中陽一帶。速辦為要！

　　毛澤東 4月1日

　　4月1日，中共中央就爭取小黨派及中間分子問題致電凱豐、董必武、葉劍英：

　　凱、董、葉：

　　一、蔣正在用決心實行憲政的允諾拉攏各小黨派及中間派分子，孤立我們，同時把內戰與摩擦的責任推在我們身上，向我們進攻。

　　二、各小黨派及中間派分子中有反對內戰、停止摩擦、實行憲政好意的要求，但他們對于國民黨是內戰的挑撥者、摩擦的主動者則不了解，他們對蔣實行憲政的口號允諾則有幻想。

　　三、我們對策為得同各小黨派及中間派分子聯合，必須同他們一起：（甲）提出反對內戰、停止摩擦的要求，但說明誰是內戰與摩擦的主動者，將反對內戰、反對摩擦的口號抓在我們手中，指出只有國內的和平統一，才能真正地抗日反汪。（乙）要求實施憲政與民主政治，指出今天我們決不能以口頭的允諾為滿足而必須認真地實行，首先要求國民大會代表以改選及黨派和愛國人士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利用具體事實揭破當局過去實施憲政之毫無誠意，說明在抗日反汪的斗爭中實施憲政與民主之必要。

　　中央書記處

　　4月1日這一天，朱德、彭德懷發布命令，要求各部配合，從4月10日起，對日偽的交通線發動一次總破襲。

　　4月2日，日軍飛機第13次空襲延安。來襲飛機43架次，投彈52枚，毀房6間，石窯4孔，死馬一匹，無人員傷亡。

　　4月初，蔣介石要求朱德、周恩來赴重慶談判華中問題；顧祝同也邀請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赴上饒，商討新四軍的活動區域。毛澤東同意由周恩來等赴重慶談判。

　　毛澤東在給彭德懷、黃克誠、劉少奇的電報上說：

　　“蔣介石與我談判條件，欲把我八路軍、新四軍統統納入黃河以北，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的企圖。但第一，華北敵占領區日益擴大，我之奮斗日益艱苦，不入華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國性突變時，我軍決不能限死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第三，此次蔣令韓德勤、李品仙、李宗仁、衛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蘇各軍向我新四軍進攻，釁自彼開，故我仍應乘此時機，派必要軍力南下。”

　　4月2日，顧祝同向蔣介石提出了“預防并準備制裁”江南新四軍的3項辦法：

　　一、第52師應抽集、控置至少兩個團兵力，準備對付該軍主力，以搗毀撲滅其涇縣附近根據地為主目的，并牽制其北渡，鉗制其活動，即預為必要準備，隨時嚴密戒備，免為所乘。二、第144師必要時由績溪進駐旌德，預密為制裁之準備。三、電冷副總指揮及另派員，確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設法牽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轉移。

　　顧祝同最后請示說：“上3項除飭遵照妥密準備外，必要時擬斷然予以制裁，以遏亂萌。可否之處，謹電鑒核示遵。”

　　后來在4月5日，蔣介石回復顧祝同請示電說：

　　“查所擬3項辦法尚屬可行，仰切實督令遵照，并將實施情報續報。”

　　這是迄今查到的最早出現顧祝同與蔣介石密謀部署軍隊“制裁”涇縣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的檔案實證。后因1940年夏國共雙方重開談判，此案遂被擱置。

　　再說4月3日，毛澤東在致項英的電報中，再次詢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在被國民黨軍襲擊時是否有沖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是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他特別詢問渡江向北是否已絕對不可能，黨內干部是否已有應付可能遭到襲擊的精神上的充分準備。

　　4月3日，毛澤東急電彭德懷說：

　　“目前局勢相當嚴重，蔣介石似已下了決心，即是掛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實際。目前對我最威脅的是綏德、皖東兩點。蔣90軍的目的在強渡黃河攻取綏德。如我河防不守，則前后方聯絡隔斷，延安在危險中；如皖東不守，則皖南部隊被隔斷，彼方沿淮河筑封鎖線，八路軍出鄂豫皖邊及豫鄂西之道路被隔斷。故對李文軍之行動及李品仙之進攻值得嚴重注意。賀、關須準備以主力對付李文軍，同時箝制高雙成可能之南下，并抗御同蒲、汾離兩線日軍乘虛襲擊。現頗感兵力不足，陳士榘支隊恐不能東調。”

　　毛澤東要彭德懷除343旅外再抽調三四萬兵力南下華中，打通與新四軍陳毅部的聯系。

　　彭德懷看到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后，原先發動總破襲的計劃便暫時擱置下來。

　　4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又致電賀龍、關向應說：

　　“李文90軍主要陰謀是渡河襲取綏德，威脅延安，切斷西北、華北交通。估計該軍實行渡河時，高雙成可能南下襲擊綏德、 米脂，日寇亦必乘虛攻擊晉西北。因此請考慮：一、拒李、防高、抗日3方面如何布置兵力。二、現有兵力總數是否足夠應付嚴重局面。三、陳士榘支隊如東調是否不感兵力不足。四、王震旅無機動兵力如何解決。五、王震河防部署及作戰指揮統屬你們負責。”

　　蕭勁光回憶說：毛澤東4月1日以“八路軍河防兵團政治部”名義起草的“公開信散發并登報、廣播后，黃河兩岸，邊區內外，一傳十，十傳百，‘90軍要進攻邊區了’的訊息，不脛而走。頑固派當時的心理狀態是：想反共，但又害怕別人公開指責他反共；不想抗日，但又害怕丟掉抗日的旗號。毛主席寫這封公開信，正是抓住了對方的這個要害，用造成強大輿論的辦法給對方施加壓力。這樣一來，我們占了主動，90軍不能不有所顧忌，便沒敢輕舉妄動。一場眼看要發生的重大摩擦事件避免了！”

　　4月4日，在中國共產黨維護山西新、舊軍團結和擁閻抗日主張面前，經過談判，閻錫山與共產黨達成停止武裝沖突、劃區抗敵的協議。雙方商定，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分界線，該線以南為閻軍活動地區，以北為八路軍和新軍活動地區。

　　至此，中國共產黨打退了國民黨自抗戰以來所發動的第1次反共高潮。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除山東和冀魯豫外，基本上結束了兩個政權、兩種軍隊并存的局面。

　　經過此番打擊，閻錫山這個第1次反共高潮的急先鋒，后來在國民黨發動第2、第3次反共高潮時，就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欲知國共關系此后如何發展，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1940年3月2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是一個思慮縝密、詳細周到、切實可行的群眾性學習運動的指導綱領，體現了毛澤東搞教育、辦學校的一貫思想，不僅正確引導了延安整風前后的學習運動，而且對于建國后的教育改革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指示》中不少內容，如因材施教的方針，預習、討論、座談的學習方法，決定每年的5月5日馬克思生日為學習節，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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