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
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3個法寶，3個主要的法寶。”
話說1939年9月16日，重慶《中央通訊社》記者劉尊棋、《新民報》記者張西洛和《掃蕩報》記者耿堅白3人剛吃過早飯，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處長金城迎面走來。他們對金城說：今天在《新中華報》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談話，想見一見毛先生，有幾個問題請教。
在這3個人之中，劉尊棋與共產黨有關系，張西洛是個進步分子。金城立即向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作了匯報。柯慶施請示了毛澤東之后，讓金城將毛澤東的話轉告給記者們，并讓他們擬一個訪問提綱。金城很快便向記者們傳達了毛澤東的原話：
“我十分歡迎記者來到延安，可以同記者談一次話。”
金城還告訴他們說：請你們先擬出一個訪問提綱，會見時間定在今天下午6點，地點就在你們住的這個交際處窯洞。
3位記者略一商量，推舉劉尊棋、張西洛負責起草，很快就拿出了訪問提綱。問題分為3個部分：1、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2、關于兩黨之間的摩擦問題；3、關于統一戰線問題。這3個問題，都是全國人民最關心的重大問題，他們迫切了解共產黨的態度和政策。金城馬上將這份訪問提綱交給了毛澤東。
這天下午，張西洛3人按照原來的安排，參觀了一個工廠。還不到6點鐘，他們就返回了交際處，當他們快要登上土坪的時候，猛然間看到一個高大的人站在土坪上。這個人正是毛澤東。毛澤東一邊同記者們緊緊握手，一邊熱情地說：
“歡迎你們，請到窯洞里面坐吧！”
這孔窯洞是交際處5孔窯洞中居中的一個，窯洞里面有一張木長桌，十幾個小木凳，兩盞油燈已經點著了。桌上擺了清茶、瓜子和延安生產的香煙。毛澤東坐在長桌的上方，3位記者緊靠著坐在左右。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的負責人柯慶施、蕭向榮，以及新華通訊社的向仲華和《新中華報》的李初梨等人，參加了會見，另有兩位青年擔任記錄。不大的窯洞里坐得滿滿的，大約有十七八個人。
毛澤東待眾人坐定之后，把記者提出的訪談提綱放在桌子上攤開，一一回答記者的問題。他按照訪問提綱講完后，同3名記者合影留念，還送給3個記者每人一本簽上記者名字和他的名字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
3名記者記錄毛澤東的談話，以劉尊棋的記錄為主，張西洛和耿堅白加以補充，共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的記錄，全文如下：
毛澤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
記者問：有幾個問題請教。今天在《新中華報》上看了毛先生9月1日的談話，有些問題已經說到了，有些尚請毛先生補充。問題分3部分，就是寫在紙上的，請逐一賜教。
毛答：可以根據先生們的問題表，分別來講。
先生們提到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的問題。我以為，相持階段是有條件地到來了。就是說，在國際新形勢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難和中國絕不妥協的條件之下，可以說已經到來了。這里并不否認敵人還可能有比較大的戰役進攻，例如進攻北海、長沙，甚至進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說敵人的大規模戰略進攻和我們的戰略退卻在一定條件下基本上已經停止，并不是說一切進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卻的可能都沒有了。至于新階段的具體內容，就是準備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這一概念之中。這就是說，中國要在相持階段中準備一切力量，以備將來的反攻。說準備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條件不夠是不能反攻的。而且這講的是戰略的反攻，不是戰役的反攻。戰役上的反攻，例如對付敵人在晉東南的軍事“掃蕩”，我們把他打退，這樣的戰役反攻不但會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戰略上的大舉反攻時期，現在還沒有到，現在是對于這種大舉反攻作積極準備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還要打退正面敵人一些可能的戰役進攻。
如果把新階段的任務分別來講，那么，在敵人后方，一定要堅持游擊戰爭，粉碎敵人的“掃蕩”，破壞敵人的經濟侵略；在正面，一定要鞏固軍事防御，打退敵人可能的戰役進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積極改革政治。這許多，都是準備反攻的具體內容。
改革國內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敵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進攻，我們就要特別加強政治抵抗。這就是說，民主政治的問題，應當快點解決，才能加強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準備軍事力量。中國抗戰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過去也講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
問：剛才毛先生說，為了自力更生達到抗戰勝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么，在現在的環境下，用什么方法來實現這個制度？
答：軍政、訓政、憲政3個時期的劃分，原是孫中山先生說的。但孫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沒有講3個時期了，那里講到中國要立即召開國民會議。可見孫先生的主張，在他自己，早就依據情勢，有了變動。現在在抗戰這種嚴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國慘禍，并把敵人打出去，必須快些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民主政治。關于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有些人說：老百姓沒有知識，不能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在抗戰中間，老百姓進步甚快，加上有領導，有方針，一定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例如在華北，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區長、鄉長、保甲長，多是民選的。縣長，有些也是民選的了，許多先進的人物和有為的青年，被選出來當縣長了。這樣的問題，應該提出讓大家討論。
先生們提出的第二部分問題里，有關于所謂“限制異黨”的問題，就是說，關于各地摩擦的問題。先生們關心這件事是很對的。關于這件事，近來情況雖然比較好一點，但是根本上沒有什么變化。
問：共產黨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過沒有？
答：我們已經提出抗議。
問：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還是在7月間，我們黨的代表周恩來同志，已經寫信給蔣委員長。8月1日，延安各界又打了電報給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要求取消那個秘密流行成為各地摩擦根源的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
問：中央政府有無答復？
答：沒有答復。聽說這個東西，國民黨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贊成。你們知道，共同抗日的軍隊叫作友軍，不叫作“異軍”，那么，共同抗日的黨派就是友黨，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制”。什么是異黨？日本走狗汪精衛的漢奸黨是異黨，因為它和抗日黨派在政治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這樣的黨，就應該限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口號只能是這樣提。現在汪精衛有3個口號：反蔣、反共、親日。汪精衛是國共兩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敵人。共產黨卻不是國民黨的敵人，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的敵人，不應該互相反對，互相“限制”，而應該互相團結，互相協助。我們的口號一定要和汪精衛的口號有區別，一定要和汪精衛的口號對立起來，而決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蔣，我們就要擁蔣；他要反共，我們就要聯共；他要親日，我們就要抗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現在許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話，說是“無使親痛仇快”。這句話出于東漢時劉秀的一位將軍叫朱浮的寫給漁陽太守彭寵的一封信，那信上說：“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仇者所快。”朱浮這句話提出了一個明確的政治原則，我們千萬不可忘記。
先生們的問題表中還問到共產黨對待所謂摩擦的態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摩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么，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
問：華北的摩擦問題怎樣？
答：那里的張蔭梧、秦啟榮，是兩位摩擦專家。張蔭梧在河北，秦啟榮在山東，簡直是無法無天，和漢奸的行為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少，打八路軍的時候多。有許多鐵的證據，如像張蔭梧給其部下進攻八路軍的命令等，我們已送給蔣委員長了。
問：新四軍方面有無摩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慘案就是驚動全國的大事件。
問：有些人說，統一戰線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統一，邊區政府就應該取消。關于這，先生以為如何？
答：各種胡言亂語到處都有，如所謂取消邊區，即是一例。陜甘寧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全國政治上最進步的區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況邊區是蔣委員長早已承認了的，國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國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過了。中國確實需要統一，但是應該統一于抗戰，統一于團結，統一于進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統一，那中國就會亡國。
問：由于對于統一的了解不同，國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說到可能性的話，那么，團結和分裂兩種可能性都有，要看國共兩黨的態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國人民的態度如何來決定。我們共產黨方面，關于合作的方針，早經講過，我們不但希望長期合作，而且努力爭取這種合作。聽說蔣委員長在國民黨五中全會中也說過，國內問題不能用武力來解決。大敵當前，國共兩黨又都有了過去的經驗，大家一定要長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給長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證，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徹底避免，這就是堅持抗戰到底和實行民主政治。如果能這樣做，那么，就能繼續團結而避免分裂，這是要靠兩黨和全國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這樣努力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是我們黨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來的3大政治口號。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做，中國才能避免亡國，并把敵人打出去；除此沒有第二條路好走。
后來在10月份，這份談話記錄先后刊登在延安的《新中華報》、各抗日根據地的報刊和重慶的《新華日報》上；香港、新加坡及南洋的華僑報紙，也都在顯著位置刊登了范長江主持的重慶“國際新聞社”發到海外的毛澤東談話記錄稿。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對毛澤東會見3記者的事卻一字未提。就這樣，蔣介石見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澤東談話的《新華日報》后，仍然是暴跳如雷，大罵新聞檢察官是飯桶，并責令他們檢查失職之責。
9月18日，八路軍總部舉行“晉東南各界人士紀念九一八、追悼楊裕民先生大會”。此前，毛澤東在延安為追悼會場親書橫額：“浩氣長存”，還發去了為楊裕民撰寫的挽聯，他寫的是：
國家在風雨飄搖之中，對我輩特增擔荷；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猶見典型。
楊裕民，又名彥倫，字燦如，在堂兄弟中排行十三，又名楊十三，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遷安縣楊團堡村。他曾參加過覺悟社，后赴美留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后任河北工業學院教授，成為著名造紙專家。在共產黨領導下，他參加了抗戰，任冀東抗日聯軍第1路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奉朱德、彭德懷電召，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
早在7月21日，楊裕民因長期勞頓，重病積疴，在與日寇九路圍攻太行山作戰轉移至山西屯留時，病逝于擔架上，享年50歲。
晉東南各界人士5000余人參加了追悼會。同時，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和重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也在沙坪壩南渝中學禮堂為楊裕民舉行了追悼會。
9月21日，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勞團由伊盟和榆林返回延安。
是日晚，延安各界又一次舉行盛大晚會招待慰勞團。老舍后來在他的《劍北篇》里，對這次晚會有如下記述：
“到延安，又在山溝窯洞里備受歡迎：男女青年，諧音歌詠，中西樂器，合奏聯聲，自制的歌，自制的譜，由民族的心靈，唱出堅決抗戰的熱情；為了抗戰宣傳，話劇舊劇兼重，利用民歌與秦腔，把戰斗的知識教給大眾。”
9月22日下午4時，慰勞團和延安文化界、青年團體和報界開座談會，由艾思奇主持，毛澤東到會講了話，老舍作了文藝形勢的報告。
晚9點，毛澤東與慰勞團成員共進晚餐，至夜12點結束。
9月間，干部教育部向毛澤東反映，在職干部教育和學校干部教育普遍缺乏教材，毛澤東和有關人士研究決定，先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陳昌浩編寫的《近代世界革命史》為課本；另由中國歷史研究會編寫一部《中國通史簡編》和一部《中國近代史》，由毛澤東、李維漢、楊松、吳亮平、陳伯達合作編寫一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為后續課本。
此后，毛澤東多次召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寫作小組成員，擬出了一個寫作提綱，全書分為3章：第1章“中國社會”，由楊松、吳亮平、陳伯達負責編寫；第2章“中國革命”，由毛澤東負責編寫；第3章“黨的建設”由李維漢負責編寫；并計劃在10月底完稿。后來由李維漢負責的第3章，因為沒有完稿而不得不放棄了。
9月下旬的一個傍晚，毛澤東在保衛參謀蔣澤民陪同下出去散步，信步走出了溝口，只見坡上坡下種的谷子都已經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低垂著頭。毛澤東被這豐收的景色陶醉了，他解開了外衣的扣子，深深地呼吸著，自言自語地說：
“這個年頭不錯嘛，農民們又有飽飯吃了。”
他突然問：
“澤民，你說說，農民問題到底是一個什么問題？”
“是……是……”蔣澤民趕緊集中注意力，憋了半天這才吭哧出一句：“是不是土地問題？”
“對，是土地問題。”毛澤東微笑了。他接著說：“這個問題和中國革命是連在一起的。實行統一戰線后，我們進行減租減息，農民們得到了實惠。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農民要種點地，種點好地，得花很多錢。減租減息后，我們有明文規定，農民種地是要交一些錢，但是不準地主土豪們多要錢。這樣，地主們也就無話可說了，社會尚能安定，大家共同抗戰，而廣大農民能種上地了，也能種上好地了。農民積極性上來了，紛紛要求參軍參戰。”
9月24日，毛澤東邀請第2次來到陜北的斯諾到家里作客。斯諾仔細端詳著3年后再次見到的毛澤東，后來他是這樣描述的：“幾年來的戰爭不曾使他什么改變。因為不再挨餓，他的體重增加了；他的頭發已經剪短；他常是穿著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農民和知識分子素質的奇異的攙雜，也有偉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識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樂觀主義始終不動搖；他永遠自信共產黨最后必在中國勝利。他還是徹夜工作到天明。”
在這次會見中，毛澤東和斯諾進行了長談，回答了他提出的問題。在談到陜甘寧邊區時，毛澤東說：
“從西安事變起，特別是從1937年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批準給予陜甘寧邊區政府合法地位的法案時起，蔣介石先生就承認了邊區政府。至于到現在還沒有發表，還沒有委任邊區的官吏，這只是證明行政院辦事未免太遲緩，國民黨政府的官僚主義作風實在太嚴重，要改變一下才好。”
談到國民政府的階級基礎，毛澤東說：
“現在的國民政府，主要的還是地主與資本家的代表。作為抗戰的政府，它的基礎主要地應該放在也將不得不放在中等階級與廣大的農民之上。”
談到中國革命，毛澤東說：
“中國革命有兩篇文章，上篇和下篇：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一道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這是文章的上篇，我們現在正在做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還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篇文章，我們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不過，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沒有法子著手做的。”
關于共產黨對工農的領導，毛澤東說：
“可以分為政治上的領導和組織上的領導兩方面。像在陜甘寧邊區和在華北八路軍游擊區，這些地方的工人農民，共產黨不但在政治上領導著，而且在組織上也領導了。其它區域，凡是贊成共產黨的主張，他們就是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上的領導。如果組織起來了，那么，也已有了組織上的領導。”
關于抗日與民主，毛澤東說：
“現在的中國，是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自抗戰開始以來，國民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還沒有什么變化。抗日而沒有民主，是不能勝利的，抗日與民主是一件事的兩方面。有一些人，贊成抗日，而反對民主，這種人，實際上是不愿意抗日勝利的，是要引導抗日到失敗的人。”
毛澤東還和斯諾談到了歐戰爆發后的國際形勢及政治格局。
9月25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機關、學校、部隊秋收動員大會上說：
“這次生產運動證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變成物質的。一種思想，只要是有根據的，是符合事實的，具備了一定的條件，就可以變成物質。第二，看不起勞動人民是不對的。世界上最有學問的人第一是工人農民，第二是馬克思。因為馬克思的學問是從工人農民那里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點是不對的，應當改為‘萬般皆下品，唯有勞動高’。一切學問，一切科學，都是以生產為基礎，階級斗爭的基礎也是生產。第三，團結可以戰勝一切。消滅壞事物，靠人民的團結；發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團結。”
9月28日，毛澤東撰寫了《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的一致》（參看《毛澤東選集》第2卷）一文。他在文章中寫道：
“當著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22周年紀念快要到來的時候，中蘇文化協會要我寫一篇文章。我想根據我的觀察，說明幾個和蘇聯和中國都有關系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目前正在中國廣大人民中間議論著，似乎還沒有得到確定的結論。我想乘此時機，對這些問題提出一點意見，貢獻給關心歐洲大戰和中蘇關系的人們，作為參考，或者不是無益的。”
“20年來，波蘭政府一貫地反對蘇聯，在英法蘇談判中，堅決地拒絕蘇聯軍隊的援助。而這個政府又是一個十分無能的政府，150萬以上的大軍，不堪一擊，僅僅在兩個星期的時間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國家，使波蘭人民遭受德國帝國主義的蹂躪。”“蘇聯大軍進入波蘭東部，是為了收復自己國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時也是制止德國侵略勢力向東擴張，擊破張伯倫陰謀的一個具體步驟。從這幾天的消息看來，蘇聯的這一方針，是極大的成功了。這是蘇聯的利益和世界人類大多數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蘭反動統治下被壓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體表現。”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訂立之后的整個形勢，大大地打擊了日本，援助了中國，加強了中國抗戰派的地位，打擊了投降派。中國人民，對于這個協定表示歡迎，是很準確的。”
9月29日晚，毛澤東設宴歡迎國民黨軍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和斯諾及蘇聯朋友等。
據斯諾記載說：他到達延安于24日見過毛澤東“幾天以后，當那在山西前線駐防兩年的何柱國將軍的軍隊通過邊區時，又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以歡迎這個紅軍的死敵和他的官員，以及兩位蘇聯顧問”。宴會后，毛澤東又陪同他們出席延安各界有2000多人參加的歡迎晚會。毛澤東在大會上致歡迎詞，他說：
“今天開這樣盛大的晚會，熱烈歡迎中國的、外國的許多朋友和來賓。國內的團結，再加上國際的團結，日本帝國主義一定會打倒的。”
毛澤東在介紹斯諾時說：
“1936年斯諾先生第一個到陜北蘇區來。這次重來邊區，我們熱烈歡迎他。美國是一個大民族，人民大眾是反對帝國主義，同情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斯諾先生是站在人民大眾方面的，他是共產黨的好朋友。希望經過斯諾先生，使中美兩大民族親密攜手，幫助中國人民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何柱國、蘇聯人和斯諾也依次發表了熱烈的抗日演說。接著，冼星海指揮魯藝合唱團演唱了為紀念“九一八”8周年由天蘭作詞、由他譜曲的《九一八大合唱》；又指揮演唱了《黃河大合唱》。毛澤東問斯諾：
“你覺得怎么樣？”
斯諾說：
“好極了，這是燕京大學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國聽到的最好的合唱。”
毛澤東道：
“是的，這是我們保安戲院之后的一個大變革。”
晚會結束后，毛澤東又和斯諾進行了一次長談。最后，他非常自信地對斯諾說：
“延安比保安好。從你1936年訪問我們以來，我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進步。給我們一點時間，如果我們按目前的速度不斷進步，到1945年，我們就可以給你一點成績了。”
此后，斯諾再次對邊區軍民進行了采訪，回到北平不久，寫出了《為亞洲而戰》一書。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是：
“他依舊是普通老百姓的一員，是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奇特的混合物，在他身上不同尋常地結合了極大的政治智慧和土氣的常識。他的革命樂觀主義絲毫沒有動搖。他像以前一樣，深信他的共產黨最終將在中國取勝，而且，照常通宵為這個目的進行著工作。”
后來在1942年2月2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第1次接見斯諾，聽了斯諾的介紹后滿意地說：
“你所談的情況和埃文思·卡爾遜談的差不多。我覺得這樣的人會贏得戰爭的。”
他問斯諾：
“除了對中國政府（指國民政府——筆者注）以外，我們能夠做些什么來幫助中國人民呢？”
斯諾建議直接向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提供援助和武器。
1944年５月26日，羅斯福在參加開羅會議以后第2次接見斯諾，他說：
“我在開羅曾告訴蔣介石夫婦，他們必須同共產黨合作。我說我們不會陷入那里的內戰。我們希望中國能團結抗日。”
他還告訴斯諾，蔣介石已同意讓美國派一個軍事觀察組到延安去，并讓外國記者進入延安。這使斯諾感到鼓舞。
再說1939年10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共產黨人》創刊寫了一篇《〈共產黨人〉發刊詞》（參看《毛澤東選集》第2卷）。他在發刊詞中寫道：
“中央很早就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為了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
“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3個基本問題。正確地理解了這3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18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3個法寶，3個主要的法寶。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成績，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18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的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10月10日，中共中央鑒于張國燾叛變后國民黨軍統內設立了以他為主任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專門開展對共產黨的特務活動，并派往延安百人之多的特務，經過研究，通過了一個《關于反奸細斗爭的決議》，決議中說：
“各地黨要將反奸細斗爭，認為是政治上組織上的重要任務。”“黨與軍隊的負責人，要在各種干部會議中、黨員會議中、軍人大會中公開講演鋤奸任務的重要性，動員全黨全軍來擔負反奸細斗爭的任務。在有政權的地方，則要公開動員全體革命人民學校學生進行鋤奸運動。”
“要有系統的考查干部和黨員，堅決地同時是慎重地個別隔開地清洗敵探奸細托匪叛徒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采取一切的方法來防止這些分子混入組織，同時防止驚慌失措的態度及敵人誣陷同志牽涉無辜的陰謀，在審訊方法上要堅決廢止肉刑，主要的不依靠口供，而依靠證據。”
10月10日晚，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題目為《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參看《毛澤東選集》第2卷）的決定。《決定》中說：
“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和倒退危險仍然是當前時局中的最大危險，目前的反共現象和倒退現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準備投降的步驟。”
《決定》號召全黨：
“我黨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同志，應該提高對當前時局的警覺性，用全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我們的黨，鞏固黨所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以準備對付可能的危害中國革命的突然事變，使黨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損失。”
10月15日，日軍飛機空襲延安。上午9時，36架轟炸機投彈103枚。
下午1時45分許，敵一架偵察機竄入延安上空，往返盤旋達1小時之久。2時40分，35架轟炸機分3批相繼竄入，輪流轟炸，投彈122枚，直到下午4時30分才離去。
此次轟炸死傷60余人，大批房屋被毀。
10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在楊家嶺溝下修建一座大禮堂，所需的木材要從勞山運來，而要用的石頭則是就地取材。這采石場離毛澤東的窯洞很近，僅一溝之隔，大聲說話都能聽到，一放起炮來動靜就更大了，直震得窗戶抖抖索索嗡嗡作響。采石民工為了不影響毛澤東休息，就根據他的作息時間，改在上午10點才開工，下午3點以后才放炮，晚上8點就收工。
一天傍晚，太陽已經落山了，蔣澤民隨著毛澤東來到了采石工地。準備收工的民工們有的收拾工具，有的坐在石塊上抽煙，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毛澤東走過去，和他們打著招呼，在幾個民工旁坐了下來，詢問他們是哪里人，都做過什么工？民工們有的說是當地人，有的說是附近農村的，給邊區政府修過銀行，大多數活是打窯洞，農忙時就回家種地。毛澤東問：
“你們的日子過得怎么樣啊？”
一個民工樂呵呵的，他說：
“共產黨和八路軍來了真好，我們有飯吃，有活干，還有零花錢，這日子越過越紅火。”
毛澤東笑著說：
“你們不錯呀，出來干活，家里還有零花錢。你們村子里的人怎樣呢？他們也有零花錢嗎？”
“他們平時沒有零花錢，秋后賣糧能換回一些錢。有的人家秋后賣豬也能換回一些零花錢。家家都能有點兒，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你們農田里的收成怎么樣？”
“只要天不旱，就有好收成。自從邊區政府成立后，地主減租減息了，荒地都是國家的了，如果開荒，政府兩三年內什么也不要，這日子越過越穩當。”
“農村的孩子都能上學嗎？”
“大部分孩子都上學了，只有偏遠地方人家的孩子有的還沒有上學。”
毛澤東點了點頭，又指著山坡問道：
“在這里修大禮堂行嗎？山水下來能不能沖壞？”
一位老成一些的民工回答說：
“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溝很寬，保險沒事。”
毛澤東故意問道：
“你們修這個大禮堂干啥用？”
民工們說：
“給毛主席開會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邊山上，那個站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們還沒有見著他。”
“你們為什么上午不放炮呢？”
“你這個老爺子還不知道哩！毛主席是上午休息，夜間工作。他太累了，我們是想讓他多睡一會兒，所以他一睡覺我們就休息，他一工作我們就干活。”
一位年輕的民工悄悄地問蔣澤民：
“這老爺子是干什么的？”
蔣澤民告訴他說：
“他是管蓋房子的，沒有經驗，到這里向你們取經來了。”
1939年11月初，毛澤東對陳伯達等人交來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1章“中國社會”初稿，和他自己撰寫的第2章“中國革命”部分，開始了緊張的修改工作。
11月2日，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獨立步兵第1大隊等部1500余人，分3路向河北淶源之水堡、走馬驛、銀坊方向進犯，企圖尋殲晉察冀軍區第1軍分區指揮機關和部隊。
聶榮臻令第1軍分區第1、第3團，第3軍分區第2團于3日拂曉進至雁宿崖峽谷兩側設伏；令120師第715團一部及第1軍分區游擊第3支隊牽制各路日軍；令第1軍分區第25團一部為二梯隊。
11月3日上午，進犯銀坊的日軍第1大隊在八路軍一個小分隊的誘擊下，進入雁宿崖峽谷，被八路軍主力前阻后截，包圍在雁宿崖，戰至下午4時，第1大隊除少數逃脫外，辻村大佐以下530余人被殲，日偽軍20（日軍13人）余人被俘。八路軍還繳獲炮6門、機槍13挺、步槍210支、騾馬300匹及部分軍用品。
11月4日凌晨，敵獨立混成第2旅團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親率第2、第4大隊1500余人，分3個梯隊，再次由淶源向第1軍分區腹地雁宿崖、銀坊、營頭撲來。
聶榮臻利用敵人求戰心切的心理和孤軍深入的有利時機，以第1、3分區部隊和120師特務團等部，在地方武裝和廣大民兵配合下，集中力量再殲來犯之敵。
是日夜，阿部規秀率部越過白石口，進至雁宿崖一帶，連八路軍和老百姓的一個影子都沒找到。日軍把八路軍已經埋葬的日軍尸體一具具重新挖出來，用木杠子抬到一起，架上木柴，澆上汽油，點燃焚化，整條山谷彌漫著焚燒尸體的焦臭味。
11月5日，日軍向淶源、易縣交界的司各莊、黃土嶺方向進犯，下午進至張家墳、雁宿崖、三岔口一線。第1軍分區游擊第3支隊和第1團各一部與日軍保持接觸，節節抗擊，誘其深入。第1分區司令員楊成武見敵已上鉤東犯，乃決心利用黃土嶺以東寨頭村至上莊子一線中的狹谷地帶設伏殲敵。
11月6日，阿部規秀在八路軍的誘惑下，果然兵分兩路，向司格莊、黃土嶺攻擊東進。
11月7日晨，日軍主力由黃土嶺出發，沿山溝向東蠕動。
下午3時，當日軍全部進入八路軍伏擊地域時，第1團、第25團迎頭殺出，第3團和第2團從西南北3面合擊過來，在群眾的熱情支援下，把日軍團團圍住，展開全面的猛烈攻擊。敵人主力被迫聚集在黃土嶺、上莊子附近東西走向峽谷的河灘中, 被壓縮在上莊子附近一條長約1公里、寬僅百十米的溝里。八路軍100余挺機關槍從各個山頭一齊朝溝中射擊，炮兵部隊也連續發射炮彈。日軍依仗兵力雄厚和優良火器，向寨坨陣地猛沖，遭到反擊后，掉頭西向，妄圖從黃土嶺突圍逃回淶源。第3團緊緊扼守西、南兩面陣地，第120師特務團也趕到了，從第3團的左側加入戰斗。日軍傷亡慘重。
激戰中，第1團發現遠處一獨立房舍附近猬集一群敵人，即令第1軍分區炮兵連以迫擊炮對其進行襲擊。瞬間，炮彈在敵人指揮所附近爆炸。在獨立小院中指揮作戰的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團長阿部規秀被八路軍迫擊炮彈擊中，頃刻斃命。
此戰，八路軍以傷亡500余人的代價，殲滅日軍900多人，繳獲200多輛滿載軍用品的騾馬車，5門火炮，幾百支長短槍及無數彈藥，還生俘了十幾個日本兵，并用迫擊炮擊斃了日軍阿部規秀中將。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哀嘆：“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
晉察冀軍區頒發的嘉獎令稱：在黃土嶺戰斗中，第1軍分區炮兵連充分發揮了炮兵的作用，給予敵人以極大的殺傷和威脅，以準確的射擊命中敵酋，使敵人失去指揮與掌握，致全線動搖而陷于極端混亂狀態中，并密切配合步兵獲得黃土嶺的勝利。
11月7日，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軍委批準，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在江蘇溧陽水西村宣布成立，并在江南指揮部設立軍事委員會分會，簡稱軍分委。
毛澤東鑒于新四軍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在1939年8月間已赴延安，便決定將第1、第2支隊領導機構合并，設置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由陳毅任指揮，粟裕任副指揮，羅忠毅任參謀長，劉炎任政治部主任、鐘期光任副主任；轄第2團、新6團、第4團、挺進縱隊和地方武裝，共1. 4萬余人。
江南指揮部軍分委由陳毅、劉炎、粟裕、鐘期光組成，陳毅任書記。
筆者在這里再插敘一個粟裕將軍的婚姻趣事。就在1939年這一年江南指揮部成立前，新四軍第2支隊副司令員粟裕初次結識詹永珠，她就是后來人們熟悉的楚青。楚青是江蘇省揚州人，生得是聰明伶俐，且喜愛看書。粟裕第一次見到楚青，可謂是一見鐘情，立馬給楚青寫了一封夾有自己照片的求愛信。可怎么也沒有想到，楚青竟然把這封信撕得粉碎。后來，粟裕和楚青經歷了兩年的感情波折，這才“有情人終成眷屬”。在1941年12月26日，粟裕和楚青結為終身伴侶。
11月7日這一天，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圍攻河南確山縣竹溝鎮新四軍留守處，制造了“確山慘案”。
早在10月間，國民黨中央政府命令第1戰區司令長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衛立煌用武力除掉新四軍竹溝留守處，衛立煌便向第31集團軍司令湯恩伯下達了進攻的命令。為此，湯恩伯親自擬定了進攻竹溝的方案，任命少將參議耿明軒（確山人）為進攻竹溝的總指揮。耿明軒立即糾集確山縣長許工超、泌陽縣長陳浴春、信陽縣長馬顯陽等共同議定，抽調3縣自衛團或聯防隊16個中隊，約1800余人，進攻竹溝，指揮部設在竹溝鎮河東黃崗。
11月7日，耿明軒簽發了進攻竹溝的命令：“（一）確山縣抽調自衛團6個中隊，由該縣大隊長孫星南指揮，務于11月10日晚到達竹溝東部瓦崗，次日拂曉向竹溝進攻，先行消滅河東岸之敵繼續攻占竹溝東寨門及兩側炮樓；（二）泌陽抽調8個中隊，由張虎臣率領，于本月10日晚到達準備攻擊位置，11日拂曉，以兩個中隊由磨角棚山西而攻占山頂，與信陽團隊會合，以3個中隊占竹溝西寨門樓，向鎮內進攻，其余部隊控制該寨以西高地，防止突圍之敵流竄；（三）信陽抽調兩個中隊，由張健康率領，本月10日晚到達攻擊位置，務于11日拂曉，由磨角棚山東面攻占山頂，與泌陽團隊取得聯絡……”
此時竹溝留守處共有600多人，其中戰斗部隊近200人，另有竹溝縣委組織的地方武裝30余人，武器除100多支長槍和部分干部帶的手槍外，僅有一挺蘇式轉盤機槍。11月11日拂曉，耿明軒親自指揮確山縣自衛團突然襲擊竹溝鎮東寨門，駐守東寨門的新四軍指戰員全部戰死。河南省委、竹溝地委負責人劉子久、王國華、張旺午、危拱之等在西寨門樓組成指揮部，迅速組織全鎮軍民開展反擊。這天上午，敵泌陽自衛團趕到竹溝西部，向西門攻擊。11月12日，耿明軒重新調整部署，除信陽團隊進攻毛家棚中原局印刷廠外，余部將竹溝鎮團團包圍，輪番進攻。是日夜，留守處500多人由參謀穆學禮、竹溝縣委書記姜宗仁帶領的兩個班和竹溝青年隊掩護，在擔任泌陽聯防中隊長的地下黨員段長賢、徐中學等人的配合下，分3批從西寨門突圍。
敵人占領竹溝后，開始了一場血腥的屠殺和搶掠。耿明軒自己供認：“在我由河東岸，經東寨門沿途發現被殺尸具約有百余。”他們又在瓦崗西尖山屠殺留守處家屬20余家。更有甚者，河南省委統戰部長（即留守處交際副官）王恩久奉命“去確山與縣長交涉”，竟被確山縣常備隊曹茂臣部殘殺于確山西南之孤山沖。
“確山慘案”共有200多名抗日軍民慘遭殺害，這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共頑固派在抗戰期間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犯下的又一罪行。劉少奇、彭雪楓11月18日向中共中央報告了“確山慘案”的情況，并用新四軍參謀長兼江北指揮張云逸的名義向衛立煌提出抗議。新四軍軍部在給衛立煌的急電中還提出了四項要求：一、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二、竹溝留守處工作人員速回原處辦公；三、撫恤死難員兵，退還所搶劫之財物；四、懲辦兇手許工超及其同謀者。《新中華報》、《抗敵報》、《拂曉報》等報刊也先后發表了社論和文章，揭露和抨擊頑固派的罪惡行徑。
欲知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如何進一步破壞國共團結抗戰？請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1939年9月16日同重慶《中央通訊社》記者劉尊棋、《新民報》記者張西洛和《掃蕩報》記者耿堅白3人的談話記錄，揭露了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制造摩擦的陰謀，并清楚地表明了共產黨人團結抗戰、反對摩擦的大政方針和坦蕩胸懷。國民黨官媒對此卻只字不提。盡管如此，蔣介石見到10月19日刊登有毛澤東談話的《新華日報》后，仍然暴跳如雷，大罵新聞檢察官是飯桶，并責令他們檢查失職之責。這就是后來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早期，國粉們極力吹捧的抗戰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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