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如果我們不在山西拖住日軍的尾巴，日軍從風陵渡渡過黃河，奪取

潼關，掐斷隴海線，就能截斷中國和蘇聯的國際路線，就可進一步壓

迫國民政府。據我們判斷，日軍從山西打不到隴海線，華東日軍可能

很快就要進攻徐州的。”

話說1938年4月中旬，江青從中央黨校畢業后，被分配到以陳正人為廳長的陜甘寧邊區教育廳工作。不久，中央為了加強對魯迅藝術學院的領導和教學工作，派出一批黨員干部到魯藝，于是江青又從教育廳來到魯藝教務處工作，兼任戲劇課指導員和教師。在這里，江青又和張庚相遇了。現存的《魯藝通告》上載有這樣的內容：“戲劇系張庚，助理員黃乃一，編劇王震之，指導員江青。”

江青再一次發揮了自己的藝術才能，在魯藝的演出活動中，先后飾演了崔嵬編導的話劇《被糟蹋了的人》中的女主角和京劇《打漁殺家》中的蕭桂英。毛澤東觀看了《被糟蹋了的人》和《打漁殺家》后，上臺與演員們親切握手，祝賀他們演出成功。

毛澤東和江青的接觸越來越多了，他已經了解了江青在上海4年的經歷，因此，他和江青談論的話題最多的就是30年代的上海。毛澤東說他對左翼聯盟的情況不甚了了，江青便介紹道：

“上海左翼作家聯盟是在1930年3月2日成立的。當時的常委委員有魯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漢，馮乃超，鄭仍奇，錢杏邨，洪靈非等7人。魯迅在成立大會上作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他說得很有預見性。他講道：‘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這是因為，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作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屋子里，最容易變成右傾。最后，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共同的目的為必要的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事后證明，魯迅的意見完全是正確的。左聯雖然是在黨的領導下的，但在王明等左、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把持下，沒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魯迅為左聯做了不少工作。”

毛澤東插話說：

“我對魯迅先生始終有個遺憾，就是沒有見過面。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謀面嘛。實際上，魯迅也是反對李立三的‘左’傾路線的。有人告訴我，當年大概是1930年夏天，李立三親自去找魯迅，推行他的路線。魯迅對他說：‘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要在文化上有成就，則非韌不可。’你看，魯迅說得多策略啊。”

江青又談到了周揚、田漢等人和魯迅的矛盾，她說：

“周揚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漢等人聯合在一起，多次反對魯迅，散布許多攻擊魯迅的言論。1934年11月4日，魯迅針對著周揚、田漢等人的攻擊，在《答（戲）周刊編者的信》中說：‘我并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預先知道，所以對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后給我一刀，則我對于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在這里，魯迅表達了對來自內部階級敵人的攻擊是極其憤恨的。他接著指出：‘這倒并非個人的事，因為現在又到了紹伯（田漢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時候，我若不聲明，則我說過的各節，縱非買辦意識，也是調和論了，還有什么意思呢?’可見魯迅對周揚、田漢等人的態度多么的明確。”

江青還談到了魯迅和郭沫若之間的分歧。毛澤東說：

“這些文章你替我找來，好好看一看。魯迅和郭沫若，都是當代奇才。一個重在革命的氣節和勇往直前的理論，一個重在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文學的造詣上，兩個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對于魯迅，不僅是尊敬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好好學習到老的楷模。我們要培養像魯迅那樣的文化干部，用魯迅的精神教育人們，特別是文藝青年。”

江青從領袖的談話中找到了知音。她把自己寫的悼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拿給毛澤東看，毛澤東在她的文章上批道：

“這是一個無產階級戰士的聲音，是向整個黑暗的社會宣戰的火花。”

江青看著毛澤東的批示，像得了什么寶貝似的，高興得一夜沒有睡好覺。后來，毛澤東又問起1936年關于“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之爭，江青說：

“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后，多次批駁了周揚他們的攻擊。周揚誣蔑魯迅破壞統一戰線，甚至提出魯迅與托派分子有聯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機拉攏魯迅，一個托派分子公然寫信寄給魯迅，惡毒攻擊斯大林，咒罵黨的統一戰線是‘出賣革命’，是‘無恥的叛賣行為’，還把他們的刊物《斗爭》、《火花》贈送給魯迅。真是一個唱白臉一個唱紅臉。魯迅先生清醒地認識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攏自己，‘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緣故。’這里說的某幾個戰友，就是指周揚他們。實際上，魯迅對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對周揚他們的批駁。魯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寫道：‘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這就把自己不光與托洛茨基分子區別開，也和周揚他們劃清了界限。魯迅在信中還寫道：‘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止是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于中國人現在為人的道德。’這些話，是1936年6月9日魯迅懷著極大的氣憤抱病寫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揚他們的痛處，對‘國防文學’理論是個極大的嘲弄。所以，這封信，在當時被周揚他們把持的《文學月報》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們的心虛。不光如此，在隔了一個多月，8月1日，周揚又指使徐懋庸趁著魯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門來’罵魯迅先生對‘國防文學’的看法是‘助長惡劣的傾向’，指責魯迅這也‘不對’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言行進行‘打擊’，施行‘實際解決’，等等。”

江青的一番介紹和分析，使毛澤東進一步了解了兩個口號之爭的真實情況和實質問題，聯想到黨內一些領導人不怎么贊成魯迅，說什么周揚等與魯迅的論戰無非是“個人之爭”，至多是“宗派之爭”。在江青告辭時，他便把劉少奇1936年化名莫文華，發表在《作家》第2卷第1號上的文章《我觀這次文藝論戰的意義》，找出來交給江青，讓她帶回去看看，考驗一下她的分辨能力。江青連夜看了這篇文章。劉少奇在文章中寫道：

“我以為現在我們的文學，無論‘國防文學’還是叫‘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都是以前幾年文學的發展來做出發點的。這次論爭延長很久，經歷著很多的糾紛，也無非證明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在文壇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著歷史性和現實性而已。其實，兩個口號并不是矛盾的，并沒有截然相反的意義，大可不必如此對立。還是團結到一起吧。”

江青不同意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各打50大板的說法，她仿照毛澤東批示的辦法，提筆在這本雜志上寫道：

“抹煞了兩個口號的實質區別，是階級的調和論觀點，不足為憑。”

毛澤東看著江青的批語，禁不住笑了。江青的字寫得很好，一筆一劃顯示出良好的楷書功底。她寫的文章，字里行間，又洋溢著才氣，展示出較深的文學造詣和敏銳的洞察力。

毛澤東再看看眼前的江青，頭發烏黑濃密，眉毛彎彎的，眼睛大而明亮，鵝蛋形的臉龐，不施脂粉依然清麗白皙，腰肢苗條，笑聲動人；加上微翹的鼻子和稍厚的嘴唇，表情真是迷人。這樣的文字出自這樣的女子之手，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心中一股愛慕之情油然而生。毛澤東說：

“中央準備變動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你愿意嗎？”

江青高興而平靜地說：

“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現在，我已經感到十分幸福了。” 

在這一年的暮春時節，抗日軍人家屬學校全體學員轉入抗大，編為女生大隊。在舉行慶典這天，天氣非常好，萬里無云。毛澤東、賀龍、徐特立、謝覺哉等都出席了大會。女生大隊隊長張琴秋和江青也在主席臺上就座。

據歐陽山尊回憶說：邊區教育廳的江青“很令人矚目”，“可能這是她在這種盛大的群眾大會上，坐在主席臺上的第一次亮相。”

除了江青，那位女生大隊隊長張琴秋也非等閑之人。她是唯一在紅軍作戰機關和部隊擔任過重要職務的女性，還是一位海歸美女，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5年。徐向前稱贊她是“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在川陜根據地時，張琴秋任紅4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這是從土地革命到解放戰爭女戰士在軍隊內擔任的最高職務），與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曾中生、傅鐘等人并列為紅4方面軍主要領導人。許世友、洪學智、陳再道、劉華清等都是她的下屬。1935年初任紅4方面軍組建的婦女獨立師師長，下轄兩個團，2000余人。紅2、4方面軍會師后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統一領導紅2、4兩個方面軍，張琴秋與朱德、任弼時、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賀龍、關向應等20位紅軍高級領導人同為西北局委員，她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1936年，婦女獨立師整編為婦女抗日先鋒團，隨后參加西征。張琴秋在西路軍任組織部長。在西路軍遠征途中，她已臨近分娩，仍負責指揮總部機關的直屬部隊，在擔架上指揮戰斗。在敵人騎兵的包圍下，將孩子生在了戈壁灘上。西路軍全軍覆沒后，張琴秋因產后身體虛弱被俘，被押往南京。抗戰爆發后，經周恩來向國民黨點名交涉，張琴秋被釋放回延安。

且說毛澤東在抗大女生大隊慶典上講了話，他說：

“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婦女是最受壓迫的，從來就沒有自主的權利。出嫁以前一切聽父親的，出了嫁聽從丈夫的，丈夫死了以后還要聽從兒子的，這就是封建社會的‘三從四德’，是控制婦女的法律，中國婦女被緊緊地綁在這種封建道德上，沒有一點自由。今天你們在這里集合開會，成立女生大隊，意義非常重大，就是要你們團結起來，爭取自身的解放。但是，有一點必須注意，就是婦女的解放需要和民族的解放結合在一起，沒有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婦女的解放也無從談起，所以你們首先應該爭取民族的解放，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那時才能使全國婦女得到解放。”

毛澤東的話贏得會場上掌聲不斷，口號聲此起彼伏，響成一片。

在臺下聽講的張文秋，凝視著臺上的毛澤東，一時間感慨萬千。武昌一別，已有10載。在這10年間，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留下了岸英、岸青、岸龍3個沒媽的兒子；張文秋的丈夫劉謙初也被韓復榘殺害了，留下了一個從未見過爸爸的女兒劉思齊。

散會時，張文秋隨著人流從毛澤東身邊經過，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她，說道：

“張國蘭同志，你好啊！什么時候到延安的？”

張文秋激動地說：

“報告毛主席，我現在叫張一平。來到延安已快一年了。”

“噢，改了名字。你不夠朋友哪！”毛澤東幽默地說：“來延安都一年了，也不去看望老朋友？”

“主席，我一定去拜望您！”

半個月后，張文秋特地去楊家嶺拜望毛澤東，見一位面頰瘦削高鼻梁頭發花白的人正和毛澤東交談，她想退出來，毛澤東卻向她招手說：

“快進來吧。”

張文秋進了窯洞，毛澤東站起來，向她介紹說：

“這是劉少奇同志，我們黨的負責人，先認識一下吧。”

劉少奇熱情地和她握手。毛澤東接著介紹說：

“這是張一平同志，前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的愛人，現在抗大學習。早些年，謙初同志已經在濟南不幸遇害。”

劉少奇說：

“哦，劉謙初同志，我聽說過。他是一位堅強不屈的同志，犧牲得很英勇。”

毛澤東問起武昌別后情形，張文秋便把她和劉謙初的經歷及訣別敘述了一番。

那是在1929年七八月間，她和擔任山東省委書記的丈夫劉謙初先后被捕。這年冬天，張文秋因懷孕被黨組織營救獲釋出獄。她走到男牢前，一再要求典獄長要和丈夫見一面。獲準后，她上前緊緊地抓住劉謙初的手，眼淚便撲簌簌地往下流。劉謙初問張文秋：

“你出去后到哪兒去啊？”

他見張文秋抽泣著直搖頭，就用暗語說：

“先到律師李化南家住幾天，再設法到上海找媽去。”

張文秋知道丈夫說的媽就是黨，這才點點頭，說：

“謙初，你給未出世的孩子起個名字吧。”

“就叫‘牢生’吧！不管是男是女。”

“這是乳名，再起個大號。”

“不管你們流落到哪里，都要思念齊魯，思念故土。中國有句古語：‘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自省也。’就叫個‘思齊’吧。”

后來，劉謙初在1931年4月5日和其他11位共產黨人被押赴刑場，就義之時，年僅34歲。不久，地下黨組織將劉謙初臨刑前用暗語寫的一封遺書轉交給張文秋。他在遺書中的稱謂是張文秋搞地下工作時的化名，遺書中所說的“母親”就是黨組織，“兄弟”即同志。這封遺書是這樣寫的：

麗娟：

我在臨死之際，向我最親愛的母親和親愛的兄弟們告別，并向你緊握告別之手，希望你不要為我悲傷。你要緊緊記著我的話，無論在任何條件下，都要孝敬母親，愛護母親，聽母親的話！你要保重身體，好好撫育孩子，重建幸福家庭。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

劉謙初犧牲后，張文秋帶著年幼的女兒劉思齊長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西安事變后，她奉調回延安，化名張一平，帶著女兒劉思齊一路奔波，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介紹她認識了陳振亞。陳振亞在北伐戰爭時，經黃公略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參加了平江起義，后跟隨彭德懷上了井岡山，成為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的戰友。他參加了兩次攻打長沙和反圍剿的斗爭。1930年，他在激戰中受重傷，失去了一條腿，現在也奉調去延安。此后，由陳振亞護送張文秋母女于1937年9月來到了延安。

初到延安，組織上分配張文秋到邊區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不久，中央為了培養一批女干部，成立了一個抗日軍人家屬學校，學員有五百余人，校長是危拱之，張文秋受命擔任總務主任兼文化教員。想不到在抗大第3期的學員支援“抗日軍人家屬學校”挖窯洞時，張文秋與陳振亞又相見了。這一年，陳振亞已經37歲了，多年戎馬生涯，使他無暇顧及個人的婚姻大事。恰在這時，張文秋走進了他的生活。經過半年多的接觸，他們于1937年冬結為夫妻。正是因為前不久中央將抗日軍人家屬學校轉入抗大，編為女生大隊，張文秋才得以再次見到了毛澤東。　

再說4月14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任弼時在報告中說：毛澤東最善于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只有毛澤東才是中國革命的領袖。

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討論任弼時提交的報告時，任弼時又作了口頭說明與補充。王稼祥也補充說：

“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第二次統一戰線。它與第一次統一戰線的不同點，就是這個統一戰線是與國民黨第一次破裂后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國共兩黨都有武裝。現在的中國共產黨不會重復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陳獨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因為在中共中央有毛澤東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

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根據任弼時的報告和王稼祥的說明，討論通過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充分肯定和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持和聲援中國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戰爭。

此后，任弼時又和王稼祥分別到各國代表團介紹中國的情況。他們向各國共產黨人宣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詳細介紹了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八路軍發展壯大的情況。許多其它黨的代表聽了以后說：

“毛澤東真偉大，中國革命有希望，我們要向中國同志學習。”

4月15日，國民黨正面戰場上的山東臺兒莊戰役結束。

此次戰役是由李宗仁、李品仙等國民黨將領指揮的，歷時一個月。中方參戰兵力有：中央系湯恩伯第20軍團，西北系龐炳勛第3軍團、馮治安第19軍團、張自忠59軍、孫連仲第2集團軍，山東孫桐宣第3集團軍，桂系李品仙11集團軍、廖磊21集團軍、徐源泉20集團軍，川軍鄧錫候22集團軍、楊森27集團軍，總兵力超過40萬（另一說國民黨軍參戰約29萬人）。日軍兵力為磯谷廉介第10師團、坂垣征四郎第5師團，約5萬人。中方傷亡約5萬余人，日軍傷亡約2萬余人（日軍自報傷亡11984人）。

臺兒莊戰役是繼平型關伏擊戰之后，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取得的又一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氣，滅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風。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曾對臺兒莊戰役評價說：“每個月打一個較大的勝仗，如像平型關、臺兒莊一類的，就能大大地沮喪敵人的精神，振起我軍的士氣，號召世界的聲援。”

國民黨第22集團軍第41軍第122師中將師長王銘章，在此役中率部堅守通往臺兒莊的咽喉之縣，血戰3天3夜，壯烈殉國，為臺兒莊會戰的勝利贏得了時間。國民政府在武漢公祭王銘章將軍，中共中央代表吳玉章、董必武，八路軍代表羅炳輝、齊光，《新華日報》代表吳克堅等，前往參加。吳克堅致悼詞說：“王師長等殉國烈士的鮮血，不僅洗滌了他們在川軍20年的罪愆，而且更加振奮了全國軍民槍口一致對外的民族精神。他們是對得起四川的父老、對得起國家的。王師長是我們炎黃的優秀子孫，是保國衛民的英勇戰士，是中國的模范軍人，他的死為國家、為民族、為全中國人民，他的勛名將永垂史冊，他的精神將永遠不死！”

毛澤東為王銘章將軍題寫了挽聯，以他和博古、吳玉章、董必武的名義發往武漢：

奮戰守孤城，視死如歸，是革命軍人本色；

決心殲強敵，以身殉國，為中華民族增光。

早在臺兒莊戰役結束前夕，荷蘭紀錄片大師尤里斯·伊文思與著名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等人組成的攝制組在1938年4月初來到中國，輾轉于武漢、臺兒莊、西安等多地，計劃拍攝一部紀錄片《四萬萬人民》。

在《中央新影·老故事》中，《紀錄經典》系列紀錄片總導演北師大藝術傳媒學院副教授張同道，曾向記者介紹了伊文思一生的創作以及1938年中國之行中的鮮為人知的故事。

關于1938年的中國之行，張同道說，伊文思在來華的飛機上研究中國，讀的是斯諾的那本《紅星照耀中國》。輾轉到了武漢后，蔣介石和宋美齡很客氣地招待伊文思一行。

在武漢，伊文思和卡帕很快與駐武漢的中共代表團副書記周恩來取得了聯系。

本傳前面曾經講過，王明從蘇聯回國后，在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竭力吹噓“蔣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領導抗戰”。他還提出了一套放棄共產黨領導權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于一切”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竟然被黨內高層多數人接受了。12月23日，“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武漢設立的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和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周恩來）在武漢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將中共代表團和中央長江局合并為一個組織。周恩來不經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將長江局書記讓給了王明，自任副書記。這樣，在武漢就形成了一個以王明為首的唯蔣介石馬首是瞻的中共“第二中央”。

當伊文思來到武漢的時候，周恩來正好也在武漢。他與伊文思攝制組見了面。周恩來對伊文思攝制組訪問延安的計劃表示歡迎，并讓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為他們準備車輛。　　

不久，伊文思一行先到鄭州，再到徐州戰場，在臺兒莊見到了李宗仁。張同道說，4月中旬，拍攝完臺兒莊戰役尾聲之后，伊文思等人更加堅定了要去延安的想法。以“到中國西北拍攝長城”為借口，伊文思、卡帕等在1938年5月到達了西安。宋美齡獲悉伊文思要去延安，便指示她的部下黃少將發電報阻攔。黃少將在電文中說：

“你要想拍游擊隊，到處都是，不用去延安。夫人要我告訴你，中國只有一支軍隊，就是委員長領導的軍隊，沒有別的什么軍隊。”

伊文思一行決定擺脫國民政府的控制，便再次聯系了在武漢的周恩來。周恩來接到伊文思的求助電報，鑒于宋美齡的態度，給伊文思發去電報，勸告他說：

“你們能到延安去固然好，但是如果現在強行去延安，你們很可能回不了武漢。你不要再去了。一旦要是讓國民黨知道是我們安排你去延安，那么你將來拍的這個影片也要受到傷害。在國際上，誰愿意看一個共產黨抗戰的故事呢？而且暴露了兩個政府這樣一個現實，外國人會不理解，不利于中國抗戰。還是應該以大局為重。”

伊文思無奈，只好又返回了武漢。他向周恩來提出，要拍攝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在武漢的領導人。周恩來爽快地滿足了他的要求。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林伯渠等人開會的場面，被伊文思等攝入了紀錄片。卡帕還特意為周恩來拍攝了幾張特寫和肖像。　　

離開武漢之前，伊文思托人將一臺35毫米埃摩攝影機和幾千尺膠片交給了一位左翼影人吳印咸。1938年秋，吳印咸和袁牧之兩人帶著這臺攝影機和從香港購得的全套電影器材到達延安，在八路軍總政治部成立了“延安電影團”（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的前身）。伊文思贈送的攝影機和膠片就成了延安電影團的第一批拍攝器材。吳印咸后來也被稱為共和國攝影藝術的拓荒者。

 再說1938年4月16日，延安“抗大”第4期舉行開學典禮，這期學員猛增至5562人，其中有八路軍、新四軍和白區地下黨干部907人。

此后，“抗大”每一期招收的學員都有所增加，而且還先后開設了13所分校。到1945年，“抗大”辦學10年，總共培養出了10多萬名軍政干部。

4月17日這天，天一亮，第2戰區前敵總指揮的車隊從黃河西岸的延水關經延川縣直奔延安而來。走在車隊最前面的是兩輛黑色的小汽車，第一輛車中坐的是衛立煌和司令部參謀長兼第9軍軍長郭寄嶠及司令部副參謀長文朝藉，與司機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著金絲眼鏡、白手套，帶著左輪手槍的交際副官羅香山。第二輛車中坐的是一位參謀和第9軍軍部參謀長杜鳳翥，還有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和隨從副官張學誠，與司機并排坐的是一個帶盒子槍的衛士排長。緊隨其后的十幾輛大卡車，滿載著總指揮部幾個大處的工作人員以及一個特務營和一個新成立的戰地工作團的官兵們。

衛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縣衛楊村一個貧農家庭。他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曾任孫中山衛士；北伐戰爭時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第14師師長，1932年任國民黨第14軍軍長，積極追隨蔣介石“剿共”，成為是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之一。蔣介石為獎勵衛立煌，在安徽省金家寨設立一個新的縣治，以衛立煌的名字命名為“立煌縣”。早在1931年7月，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第3次“圍剿”，衛立煌率第45師作為中路軍，向蘇區進攻，遭到毛澤東、朱德指揮的紅軍的沉重打擊，倉皇敗退，領教了毛澤東和紅軍的厲害。抗日戰爭爆發后，衛立煌先后任第14集團軍總司令、第2戰區副司令長官，率部在山西忻口戰役中重創日軍，在太原數次會晤周恩來、朱德，對共產黨人有了新的認識。在國民黨陣營里面，因為他不是蔣介石的同鄉，也不是從黃埔軍校出來的“天子門生”，所以蔣介石往往在急需用人之際才會想起他；而到了提拔封賞時，他就不如黃埔系的那些寵兒吃香了。因此，他常常耿耿于懷。

衛立煌此行本是去洛陽參加軍事會議的，他借機轉道延安，來拜訪慕名已久的毛澤東。

延安軍民在離延安城二三十里處就貼出了紅綠紙標語，上面寫著：“加強國共合作！”“團結抗日！”“歡迎衛副司令長官！”在延安城外歡迎的隊伍排列在道路兩邊，許多機關都來了人，各學校的師生也差不多都到了。衛立煌的車隊一到，歡迎人群中立刻響起了震天的鑼鼓聲，歡迎的口號此起彼伏，表達了延安人士盼望國共合作的熱忱和對于同八路軍并肩作戰的友軍的熱情。禮遇之隆可能是延安空前未有的，衛立煌半輩子也沒有見過這樣熱烈的歡迎場面。

車隊在離城門不遠處停下來，衛立煌等人下了車。前來迎接的滕代遠參謀長、八路軍陜北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交際處處長金城等人迎上前去。

滕代遠等人陪同衛立煌一行穿過夾道歡迎的人群，走進貼滿標語的城門，來到一個接待處。這時，毛澤東已跨出客廳房門，一見到衛立煌，就握著他的手說：

“歡迎，歡迎啊。路上辛苦了！”

他和每個客人親切握手，陪同衛立煌進入客廳，分賓主落座。衛立煌說：

“八路軍對日作戰，機智勇猛，深表欽佩。衛某此次到延安，有機會與潤之主席見面聆教，真是不勝榮幸！”

毛澤東說：

“你也非常厲害啊，‘支那虎將’可是名副其實呢。你抗日堅決，與我們八路軍相處友好，我們深表感謝。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希望你能沿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猖狂的情況下，要想中華不亡，大家只有精誠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說是不是？”

毛澤東所說的“支那虎將”這一稱謂，源自衛立煌在忻口會戰中破壞了日軍的作戰計劃后，日軍華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稱其為“支那虎將”。接著，毛澤東分析了國內政治、軍事形勢，談到了國共合作的重要性。他認為目前國際國內均有投降主義的活動，這是一種很大的危險。他還說：

“我們是堅決反對投降主義的！對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只會亡國！衛將軍，我們決心抗日的人都忽視不得喲。我們必須把片面抗戰轉變為全面抗戰，在政治上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澤東對日軍的動向作了全面分析。他認為目前在山西的抗戰非常重要，他說：

“現在，你領導的山西抗戰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們拖住了日軍的‘尾巴’，使他們行動就沒那么利索了，八路軍在后方也就能放得開手腳了。如果我們不在山西拖住日軍的尾巴，日軍從風陵渡渡過黃河，奪取潼關，掐斷隴海線，就能截斷中國和蘇聯的國際路線，就可進一步壓迫國民政府。據我們判斷，日軍從山西打不到隴海線，華東日軍可能很快就要進攻徐州的。”

衛立煌是行伍出身，聽了毛澤東的分析，連連點頭說：

“有理，有理。毛先生分析得很對！”

果不其然，正像毛澤東所預料的那樣，日軍在臺兒莊戰役后日益迫近徐州，而蔣介石則是在一個月后才有了感覺。5月中旬，前方越來越慘烈的戰報不斷傳到武昌國民黨軍委會蔣介石的案前，徐州面臨的嚴重危機，使他因臺兒莊的勝利沖得有點暈乎乎的大腦一下子冷靜下來。但他意識到的是日軍要圍殲徐州的中國軍隊主力，而不是打通隴海線。他叫來何應欽、白崇禧、陳誠、封裔忠等人研究對策。何應欽等人主張放棄徐州，趕緊突圍。于是，蔣介石便口授給李宗仁的電令，令其部力避決戰，撤離徐州，火速突圍。5月16日，第5戰區命令各部隊分別向豫、皖邊界突圍。日軍沿隴海鐵路向西一直追到了開封。1938年6月9日，蔣介石為了阻止日軍前進，竟又下令炸了鄭州東北花園口附近的黃河大堤，河水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泛，造成了比日禍更甚的黃禍！此事容后詳述。

且說毛澤東又告訴衛立煌說：

“衛將軍，我們八路軍深入敵后，困難也是很多的。首先這彈藥的消耗就很大啊，沒有子彈怎么打敵人呢？還有，我們的衛生醫藥器材也非常缺乏，戰士負傷無法及時醫治。再加上快夏天了，同志們的夏服也還沒個影子。這些都拜托衛長官向主管部門催促一下啊。”

衛立煌當即表示說：

“這個你放心，我一定會盡快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這天中午，毛澤東設宴招待衛立煌。參加宴席的還有司令部兩位參謀長和一個參謀及秘書趙榮聲。作陪的有滕代遠、蕭勁光。

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又叫趙榮生，筆名任天馬，1915年出生于安徽太湖一個“四代翰林”之家，1935年考入燕京大學法學院，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4月到了延安，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接見，1937年冬參加了丁玲任團長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在通訊部當記者，后接陳克寒任通訊股股長。此時，衛立煌為擺脫蔣介石特務的監視，大量用自己安徽同鄉當秘書。當他看到延安《群眾》雜志上的通訊《西線上的盛會》后，了解到這篇通訊的作者任天馬本名叫趙榮聲，不但是他的安徽同鄉，而且還出身于名門望族，與趙樸初、趙榮琛還是堂兄弟，立即命令劉毓珩把任天馬聘到他的司令部當秘書。趙榮聲不愿去，丁玲就把此事匯報到八路軍總政治部。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找趙榮聲談話說，希望他去衛立煌處工作。傅鐘還叫趙榮聲到西安去請示林伯渠。次日，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通知丁玲說，讓趙榮聲到衛立煌處去報到。趙榮聲到了衛立煌處，即被任命為司令部的少校秘書。衛立煌此次到延安來，就是受了趙榮聲的影響。10天前，他受命來延安聯絡，停留了3天，向滕代遠匯報了自己怎么進入衛立煌司令部以及在那里的所見所聞，滕代遠又帶著他向中央軍委統戰部的劉向三作了匯報。

且說毛澤東設的午宴非常豐盛。延安向來有一個好客的風俗，平時自奉雖然極其清苦，可是一旦來了客人，主人便將最好的食品拿出來饗客。這衛立煌、郭寄嶠、文朝藉等人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擊，給養補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體重都減輕了，現在他們對每一道菜都感到很滿意。毛澤東酒量不大，卻談笑風生，宴會歷時甚長。結束后，毛澤東與衛立煌合影留念，并和所有參加宴會的人員合影留念。趙榮聲借機在客廳外面的過道上偷偷把預先寫好的一個新情報交給了滕代遠，并且告訴滕代遠說，衛立煌已經背熟了到抗大演講的稿子。滕代遠就臨時更改了接待衛立煌的日程。

這天下午，衛立煌來到了抗日軍政大學，受到學員們的熱烈歡迎。羅瑞卿向衛立煌介紹了抗大的歷史和現狀，又領著他和隨從人員參觀了學員們住的窯洞，看了學員們的課堂。衛立煌稱贊道：

“中國各地都像你們這樣搞起來，還愁日本鬼子打不走嗎？”

羅瑞卿請衛立煌去大操場演講。衛立煌登上講臺，學員們立即高呼：

“國共兩黨緊密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妥協投降！”“和衛副司令長官一起打到鴨綠江！”

衛立煌立刻激動起來，丟開事先背熟的講稿，發表了鏗鏘有力的講演。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只有和八路軍合作，才能戰勝日本，表示今后要繼續與八路軍合作，向八路軍學習，堅持華北抗戰，反對妥協投降。他每講一段，下面就呼口號，越呼口號，他講得越起勁。

是日晚，延安舉行盛大歡迎晚會，當毛澤東陪同衛立煌步入會場時，全場熱烈鼓掌達數分鐘之久。李富春主持大會，毛澤東首先致歡迎詞，他說：

“衛副司令長官是華北抗戰的領導者。此次路過延安，希望對邊區工作加以指導。現在，請衛總司令講話。”

全場歡聲雷動。衛立煌在不斷的掌聲中發表了講話，他說：

“此次奉命赴洛陽，系指揮黃河南北兩岸部隊，繼續堅持抗戰，直到最后勝利。這次抗戰中把我國的弱點、缺點完全暴露出來了。第一是不團結現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戰繼續堅持，我們的弱點逐漸消滅了。第二沒有組織，沒有堅強的領導。今后要把全國人民組織起來，筑成一道萬里長城，來打擊日本強盜的進攻。陜甘寧邊區各地的人民組織，實為全國的模范，應該把邊區好的例子更加發揚起來。”

衛立煌講完后，毛澤東和他并排坐在一起，觀看延安“魯藝”演出的文藝節目，二人一邊看，一邊交談。

第二天，衛立煌離開延安，經西安前去洛陽。他對隨行人員說，這次延安之行，他感到非常滿意，尤其是對毛澤東極為敬佩。他還說：“要想戰勝日本，救中國，恐怕只有學延安的方法。”抵達西安后，衛立煌批了一個手諭：“即發第十八集團軍步槍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枚。”他還吩咐發給第十八集團軍180箱牛肉罐頭。不久，這批物資經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及時轉送給了八路軍各個部隊。

后來在7月7日，衛立煌讓趙榮聲陪他細細研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他認為毛澤東的見解是正確的，改變了他的速勝論和唯武器論。7月間，衛立煌收到了毛澤東的一封信和在延安時的照片，其中有他和毛澤東的合影及他在抗大講演的照片，衛立煌把這些照片珍藏了起來。1938年冬，衛立煌突然問他的秘書趙榮聲：

“我參加共產黨好嗎？怎么參加呢？”

趙榮聲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說：

“我只參加過民先，還沒有參加共產黨，怎么參加，我真說不上。朱德總司令常來，你跟朱總司令談談不好嗎？”

衛立煌說：

“朱玉階一時來不了，你到延安去問問吧。”

趙榮聲說：

“也用不著到延安。我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去問問林伯渠老先生吧。”

于是，趙榮聲秘密到了西安，將衛立煌要求入黨的事情，向林伯渠作了匯報。林伯渠思考了一會兒，說道：

“你回去告訴衛立煌，好好做一個革命的國民黨員，做一個真心實意實行孫中山革命主張的國民黨員，這樣對于中國革命的貢獻比參加共產黨更大一些。”

后來鄧小平、楊尚昆在1939年初途經河南澠池，過黃河去太行山根據地，曾經與衛立煌見過面，衛立煌又向他們表示愿意參加共產黨，因為鄧小平和楊尚昆了解不多，不知虛實，只感到奇怪，就沒有發表意見。

由于衛立煌同情共產黨、八路軍，蔣介石在1942年1月下令撤銷了他第2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職務，調任軍委會西安行營主任。西安行營只是一個轉呈公文的空架子，衛立煌被剝奪了軍權，賦閑在家。這是后話。

再說4月17日，在武漢被李克農控制著的張國燾向周恩來提出了3個要求：1、到上海治病；2、回江西老家；3、在長江局工作。周恩來立即將張國燾的要求報告給毛澤東。得到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后，他告訴張國燾說：

“中央不同意你的3點要求。但你可以從下面3條中選擇1條：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大家最歡迎的。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想通后，再回黨工作。3、自動聲明脫離黨，黨宣布開除你的黨籍。這3點辦法，你可以考慮一下，兩天后答復我們。”

張國燾馬上說：

“好！”

周恩來一走，張國燾慢慢掏出紙和筆，寫出了自己的選擇：

“兄弟已決定采取第3條辦法，已移寓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

周恩來將這一情況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回電說：

“捆綁不成夫妻，由他去吧。”

李克農奉命放了張國燾。一小時后，張國燾提著一口皮箱步出了旅館。他公開向蔣介石認錯說：“兄弟在外糊涂多時。”徹底背叛了革命事業。

4月18日，張國燾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

4月20日下午，毛遠志和表姐章淼洪一起來看望毛澤東。毛澤東問起毛遠志在學校的情況，毛遠志說：

“學校里有個民族先鋒隊組織，要我參加，我不愿參加。因為那不是共產黨，我只想參加共產黨。”

毛澤東笑著說：

“參加‘民先隊’也不錯嘛！你現在年齡還小，將來長大了才可以加入共產黨。”

說罷，他問毛遠志是哪一年生人？毛遠志回答說：

“民國十二年，農歷三月二十日。”

毛澤東隨手翻了一下日歷，說：

“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嗎？我還不知道呢，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們就在這里吃飯。”

毛澤東說罷，吩咐警衛員燒了兩個豬蹄，還煮了掛面，和毛遠志、章淼洪一起吃了飯。在返回學校的路上，章淼洪提醒毛遠志說：

“你知道嗎，伯伯今天給你過生日了！”

毛遠志聞言心頭一熱，心想，長這么大還從來沒有人給我過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給我過了生日！　

4月20日晚，毛澤東出席陜甘寧邊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舉辦的晚會。

陜甘寧邊區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是4月17日在延安召開的，出席代表226人。劉少奇在大會上作了《關于抗戰形勢與任務》的報告，籌委會主任毛齊華作了題為《邊區抗戰以來職工運動的總結和今后的方針》的報告。

在晚會上，毛澤東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作了《結團體打日本》的簡短講話。他說：

“工人首先要團結起來，要把全國各省各業的幾千幾百萬無產階級都組織起來，結成工人的團體。我們還要結成農民的團體，商人的團體，文化人的團體，全國各種行業的人的團體。不僅要結成全國的大團體，而且要結成全世界的大團體。這樣一來，就使各國的工人也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們也要組織統一戰線。3個統一戰線，中國一個，全世界反法西斯一個，再加上日本無產階級的一個，這就成了全世界的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還要把它好好組織，好好擴大起來，一齊向日本帝國主義進攻，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能夠被打倒的。中國要打勝日本帝國主義，工人階級在抗戰中有重大作用，所以無產階級要好好團結起來，只有團結，才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接著，業余劇團在晚會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圖》、《二進宮》、《五典坡》等傳統戲。毛澤東對坐在身邊的毛齊華說：

“你看老百姓來的這么多，老年人又穿著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劇場擁擠得滿滿的，群眾非常歡迎這種形式。群眾喜歡的形式，我們應該搞，就是內容太舊了。如果加進抗日內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戲了。”

毛齊華指著坐在后排的柯仲平說：

“文協的柯老在那兒呢，他是專搞文化工作的。”

毛澤東轉身問柯仲平：

“你說，我們是不是應該搞？”

“應該！應該！”

柯仲平連連表態。毛澤東說：

“要搞這種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的形式。”

柯仲平說：

“好！我們馬上動手去辦。”

柯仲平說干就干，晚會一結束，他就找人商量如何落實毛澤東的指示。第二天，他開始著手籌建劇團。

4月21日，毛澤東與張聞天向八路軍發出關于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大力發展游擊戰爭的指示，指示說：

“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廣大地區，大力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是可能的，而且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也是可能的。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采取盡量廣泛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斗爭。”

八路軍各師根據這一指示，先后派出部隊挺進平原地區，協同地方黨和當地人民武裝，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和發展平原根據地。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重要活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張國燾投奔國民黨以后，蔣介石視其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給軍統頭子戴笠“妥善運用”。自此，他便上演了一出“共產黨元老反對共產黨”的鬧劇。1949年前，張國燾眼見蔣家王朝土崩瓦解，帶了家人逃往臺灣，后來又隱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他晚年信仰基督教，靠給美國人寫回憶錄為生，1979年在貧困潦倒中因凍餓而斃命，成為一個流落異邦的孤魂野鬼。他的后事處理十分低調，原始墓碑上連個正式的姓名都沒有留下，家眷也隨后銷聲匿跡。一代梟雄如此下場，正應了中國一句老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不到；時候一到，立刻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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