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打上十年八年，沒有不勝利的道理。”
話說1938年3月10日，毛澤東第4次為陜北公學題詞。
陜北公學為爭取各界對學校的援助，編了一本小冊子《援助陜公》，請毛澤東題詞一并出版。毛澤東的題詞是：
“陜北公學是屬于中華民族的，因為它為著抗日救亡而設，因為它收納了全國乃至海外華僑的優秀兒女。維持這個學校的任務，我認為也應當是全國乃至海外華僑一切愛國人士的。因為這個學校并無任何公私財政基礎，教員學生們都只吃小米飯，而且不能經常吃。”
3月11日晚，八路軍后方留守處為準備第二天將要召開的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戰陣亡將士大會，請郭化若去書寫幾副挽聯。郭化若看了幾位老領導撰寫的挽聯稿子，覺得寫得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修改，就派人將稿子送給毛澤東審閱。
晚11時，經毛澤東修改的稿子送回來了，郭化若看著改過的稿子，一幅比一幅改得好，既符合挽聯的格式，又講究平仄，還有新思想新風格，便開始揮筆書寫。
大約在凌晨1時半，毛澤東辦公室又送來了稿子。郭化若一看，這稿子是毛澤東親自擬的，一共有3副，一副比一副精妙。等他用毛筆書寫完了，手稿也被大家搶光了。這3副挽聯的內容，后來他只記得其中的一副是：
國共合作的基礎為何？孫先生云：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
抗日勝利的原因安在？國人皆曰：侵略陣線是和平陣線的死對頭。
3月12日，延安各界召開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戰陣亡將士大會。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了演說，他說：
“從盧溝橋事變以來，東方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大戰，已經打了八個月，敵人是傾全國的力量來打，目標是滅亡中國，戰略是速戰速決。我們呢？也是傾全國力量來抵抗，目標是保衛祖國，戰略是持久奮斗。”
有人請毛澤東為他題詞，毛澤東寫道：
“打上十年八年，沒有不勝利的道理。”
3月19日，毛澤東在抗大第4期5大隊成立大會上講話說：
“你們一定要在學習的短短時期中完成學習計劃，主要的是要學得一個方向，一種作風。方向是革命的方針，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三民主義的方針，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方針。其次說到作風，便是艱苦奮斗的作風。你們要練習爬山，因為‘爬山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為什么如此說呢？馬克思主義在今天中國的具體任務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便非吃苦耐勞，努力爬山不可！否則便成為形式的馬克思主義者了！再加上明確的、靈活的戰略戰術，學習軍事知識，你們便是‘文武雙全’的干部了！會打軍事的沖鋒，又會打政治的沖鋒。這兩個沖鋒有機的、統一的配合起來，便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你們到抗大來可以學習3樣：（1）正確的政治方向；（2）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3）靈活的戰略戰術。有了這些，你們便可出去當教員，當排長也是教員，當新聞記者也是教員，教一切和你們接近的人。”
3月21日，王明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提出了3個問題：一、關于各黨派團結鞏固與擴大的問題；二、關于建立民意機關的問題；三、關于動員和組織群眾的問題。他不經中共中央批準，將提議同時送交中共中央和國民黨。
中共中央討論了這個提議。毛澤東認為，有許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沒有在提議中明確的提出來，如沒有明確提出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到底，反對妥協和悲觀失望的傾向；沒有明確提出武裝民眾；沒有明確提出改善民生。
3月21日這一天，蕭軍風塵仆仆地來到了延安，走進陜甘寧邊區招待所，迎面碰上了昔日左翼文化運動時期的老朋友丁玲。丁玲問起他的情況，他便說：
“年初以來，我應李公樸的邀請，一直在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擔任文藝指導，如今要去五臺山參加抗日游擊隊，可惜有戰爭，路不通了，只好先在這里住下。”
蕭軍，東北流亡作家，青年時期曾在張學良的沈陽“東北陸軍講武堂”學習。“九·一八”事變后，蕭軍、蕭紅夫婦從東北輾轉到了上海，在魯迅的幫助下，兩人在文學上進步很大，其作品《八月的鄉村》、《生死場》、《呼蘭河傳》在全國和上海有一定的影響。“七·七”事變后，兩人又回到了北方。二人分手后，蕭紅去了香港，蕭軍輾轉來到了延安。
3月22日上午，丁玲與聶紺弩一起來見毛澤東，匯報了“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活動情況，順便提起了蕭軍不請自來的事。毛澤東對蕭軍聞名已久，知道他是魯迅親手培養起來的左翼作家，以中篇小說《八月的鄉村》震動文壇，于是就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到招待所看望蕭軍。和培元來到招待所，向蕭軍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并提出可以安排時間讓他見一見毛澤東。一向以武人自居的蕭軍一來是年輕孤傲，不愿與政治人物打交道，二來是對于毛澤東缺乏了解，聽和培元如此說，便婉言拒絕道：
“我是打算去五臺山打游擊的，到延安是路過，呆不了幾天。毛主席公務很忙，我就不去打擾了。”
丁玲見到蕭軍，不無責備地說：
“既然來了延安，難得的機會，毛主席熱情相邀，還是應當去見一見的。”
蕭軍也覺得自己有失禮貌，便點頭答應去見毛澤東。正說話間，毛澤東已經來到了招待所。只見他身著一套半舊的灰色軍裝，與丁玲、聶紺弩、何思敬等人一一握手。丁玲把蕭軍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上前一步，緊緊握著蕭軍的手，關切地問長問短。爾后，他邀請眾人一起在招待所共進午餐。
蕭軍晚年回想起這一往事還感到愧疚，他說：“毛主席當時真是禮賢下士，平易可親，氣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偉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輕氣傲，就太渺小了。”
3月下旬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康生等代表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舉行宴會，歡迎新來延安的何思敬、蕭軍、徐懋庸等七八個人和從前線歸來的丁玲、聶紺弩等人。
徐懋庸曾任上海“左聯”常委、秘書長。1936年“左聯”解散后，在上海的革命文藝工作者內部發生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之爭，他在8月1日給魯迅的信中說了一些錯誤的話，魯迅就發表了《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長文，嚴厲地批評了他。此后，徐懋庸心情很苦悶，處境也很困難，他只好于1937年底從上海出發，奔赴陜北，輾轉數月，終于在1938年3月間來到了延安。
宴會開始后，張國燾首先致詞，然后請蕭軍等人發言。蕭軍、徐懋庸和丁玲推讓了一番，徐懋庸就開始發言了，他說：
“我來到延安以后，感覺延安人與人的關系與上海不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使得是非容易分清，并能增強團結，不像上海那樣，很多嘁嘁喳喳，是非難分，不易團結。在上海的‘兩個口號’之爭中，我雖然覺得有錯誤，但是非的界限還是很模糊的，所以要在延安好好學習。”
接著，丁玲報告了戰地服務團的工作情況，然后是蕭軍發言，其大意是不同意延安提出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針，說是這一方針把文藝的水平降低了。最后是康生講話，其主要內容是闡述黨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的政策。蕭軍竟聽不下去，中途退席了。
3月25日，毛澤東受中共中央委托，另行起草了一個《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針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提出了8項建議。其中第2項建議是：“繼續動員全國武力人力財力物力為保衛西北、保衛武漢而戰。”
中共中央將此件電告長江局，要王明提交給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3月下旬，“抗大”第3期學員舉行畢業典禮，毛澤東應邀參加了典禮，并作了重要講話。
此前，他了解到有些從大城市來到“抗大”的青年學員，因校舍簡陋，教材教員缺乏，更沒有教具，衣食住行都很困難，勞動又多，受不了苦，就發牢騷說怪話，個別人甚至還說：“什么軍政大學？干脆叫勞動大學吧。”針對這些情況，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他在講話中沒有批評發牢騷講怪話的學員，而是首先從勞動創造人、創造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道理講起，然后話鋒一轉，說到了陜甘寧邊區的現實情況。他非常誠懇地說：
“抗大不斷在擴大，學員數量成倍增加，而學校又要辦好，缺乏經費，好的法寶只有一個，這就叫艱苦奮斗。抗大學生幾千人，編了幾十個隊，每個隊都已配了一些必要的勤務人員，不夠用也不能再補充了。那么大家的吃、穿、用、燒，大量的服務性工作由誰承擔呢？如果從前線調一些戰斗部隊回延安，來代替抗大的學生擔任這些日常的勞動，這樣做是增強了抗戰力量，還是減少了抗戰力量呢？我們辦抗大是為了抗戰，那么那種減少抗戰力量的事情，我們是能辦還是不能辦呢？”
毛澤東要求學員們努力學習和掌握“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他用古典小說《西游記》中的人物作比喻，勉勵學員們要成為德才兼備的人才，他說：
“唐僧這個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經，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點，麻痹，警惕性不高，敵人換個花樣就不認識了。豬八戒有很多缺點，但有一個優點，就是艱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開的。孫猴子很機靈，很機動，但他最大的缺點是方向不堅定，三心二意。”
毛澤東還特別提到了《西游記》中的那匹白馬，他說：
“你們別小看了那匹小白龍馬，它不圖名，不為利，埋頭苦干，把唐僧一直馱到西天，把經取了回來。這是一種樸素踏實的作風，是值得我們取法的。”
典禮結束后，抗大教育長羅瑞卿向毛澤東匯報說，抗大一些擔任黨政工作和教學任務的干部不安心留在后方，紛紛要求上前線去，請毛澤東給干部們做做思想工作。毛澤東便讓羅瑞卿召集干部開會。他在干部會議上首先說，大家的工作很辛苦，向大家表示問候和感謝。然后他又說道：
“抗日戰爭爆發后，我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擁護黨中央發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目前一件迫切需要辦的事，是辦一所全民性的大學校，培養我黨我軍的抗日戰爭的領導干部，這個任務落在了你們抗大全體干部的肩上，你們是干部的干部，工作崗位十分重要，也十分光榮。現在全國人民心向延安，因為清涼山上有3面大旗：一是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是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三是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愛國的進步人士，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跋山涉水，向延安涌來，要求學習抗日救國的本領，要求學習中國革命的戰略戰術，要求學習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接待他們呢？我們應該滿足他們的要求，把他們培養成革命的骨干。
你們要求離開學校到前方去，直接參加對日寇的作戰，這種精神可嘉，主觀動機很好，但是不符合革命形勢的客觀需要。學校是母雞，下出來的蛋是干部。允許你們上前線，把學校關門停辦，等于殺雞取蛋。前方確實迫切需要大量的領導干部，可是要把賬算清楚，究竟是你們這一兩百人去前方起的作用大，還是經過努力工作培養出成千上萬的干部去前方起的作用大？是留著母雞下蛋好，還是殺雞取蛋好？請大家做結論吧！”
毛澤東最后鼓勵大家說：
“希望你們忠誠黨的教育事業，下決心在抗大工作20年，不要辜負人民的期待，不要使那些等待進抗大學習的男女青年們失望。”
這一時期，毛澤東要羅瑞卿為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寫一本書，論述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作為抗日戰爭叢書的一部分。毛澤東為了使他專心寫書，讓他搬到鳳凰山與自己同住。羅瑞卿也非常高興同毛澤東在一起，這樣，他在寫作中遇到難點和疑問，就可以隨時向毛澤東請教。
在羅瑞卿寫書期間，毛澤東常常主動給他出主意、想辦法，對他的寫作進行指導，使羅瑞卿在思想上、理論上受益匪淺。這本書寫成付印時，毛澤東又為他題寫了書名：《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羅瑞卿平時對己對人都要求得非常嚴格，使一些人對他敬而遠之。毛澤東開導他說：
“你在堅持原則的同時，還要有必要的靈活性，注意團結同志。”
后來，毛澤東還在一封信中告訴他說：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3月29日早上，毛澤東已經工作了一天一夜，他告訴警衛員翟作軍說：
“下午我要到陜北公學去作報告，你在兩點鐘叫醒我。”
下午兩點時分，翟作軍輕輕推開毛澤東的房門，躡手躡腳地走了進去，只見毛澤東側著身子睡得正香，就不忍心叫醒他。翟作軍心想：“主席太辛苦啦，叫他多睡一會兒吧。”便又躡手躡腳地退了出來。3點鐘的時候，毛澤東睡醒了，隔著房間問：
“警衛員，幾點鐘啦？”
翟作軍趕緊過去報告說：
“主席，3點了。”
“到時候了，為什么不叫醒我？”
他嘴里嘟噥著，趕快起身穿衣服。翟作軍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支支吾吾地說：
“我，我忘了。”
毛澤東心里明白，翟作軍是有意叫他多睡一會兒，就說：
“少睡會兒覺沒有關系，耽誤了報告的時間，可就誤了事了。記住，下次不可以這樣。”
說罷，他匆匆洗過臉，吃了點飯，就到清涼山陜北公學演講了抗日游擊戰爭問題。
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發表了宣言，制定公布了《抗戰救國綱領》；決定國民黨實行總裁制，選舉蔣介石為總裁。
關于黨政關系，大會決定：“中央采取以黨統政形態，省及特別市采取黨政聯系形態，縣采取黨政融化，即融黨于政形態。”
為加強黨內獨裁及國民黨對政權機構的控制，大會決定擴大特務機構，成立中央調查局，即“中統”，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和訓練委員會。
3月30日，白求恩率領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抵達延安。
諾爾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他是著名的外科醫生，1935年在美國加入共產黨。1936年，西班牙發生內戰，德、意法西斯趁機侵入西班牙，白求恩為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對佛朗哥反動軍隊和德、意法西斯武裝干涉，志愿奔赴前線，參加國際縱隊，做了大量的戰場救護工作。1937年5月，他回到了加拿大。
3月31日晚11時，白求恩身著八路軍灰布軍裝，應邀來到毛澤東住所的院子里。毛澤東迎上前去，白求恩莊重地向毛澤東行了一個西班牙國際縱隊的軍禮。毛澤東微笑著說：
“歡迎你們來延安。”
說罷握著白求恩的手，把他請進窯洞里，分坐在桌子的兩邊。白求恩從衣兜里掏出一個皮夾，捧在手中，交給毛澤東。毛澤東打開皮夾一看，里邊是一個加拿大共產黨員的黨證，愉快地點點頭，說道：
“你們來解放區，說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團結和戰斗友誼，說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向毛澤東轉達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問候。毛澤東詢問了他們一路上的旅行情況，詢問了白求恩在西班牙從事戰場救護的情況。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還說：
“在中國的抗戰中，我覺得最能發揮作用的方式是組織戰地醫療隊，在前線附近工作，照顧重傷員。”
毛澤東說：
“很不幸，目前重傷員中死亡的人太多了。”
白求恩說：
“他們有很多是可以救活的。這就是說，醫療隊必須到前線去，到戰壕附近去。根據我在西班牙的經驗，如果能在戰場上立即給傷員們治療，我敢說，75%的傷員，一定可以得到搶救。”
“75%？”毛澤東驚奇地重復了一句，又高興地說：“這個辦法好極了，那就請你立刻組織戰地醫療隊吧，前線很需要你這樣醫術高明的大夫。”
接著，他向白求恩介紹了八路軍和敵后戰場的情況，分析了敵我力量的對比和變化。他滿懷信心地說：
“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一定能打敗日本侵略者。”
白求恩對毛澤東的觀點深信不疑，要求馬上到前線去，他說：
“在那里，我將使75%的傷員迅速恢復健康。”
毛澤東答應由八路軍衛生部安排他的工作，并關切地說：
“前線很危險，任務重，條件差，生活艱苦，請你多注意自己的身體。”
他還說：
“中國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說，叫作《水滸傳》。《水滸傳》寫了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故事，五臺山就在晉察冀。”
接著，他把魯智深醉打山門的故事繪聲繪色地演繹了一遍，最后又說：
“五臺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
毛澤東和白求恩談了3個多小時，一直到深夜才結束。他把白求恩送出窯洞，在門口握著白求恩的手說：
“請你向加拿大和美國朋友轉達我的謝意！你們到前線有什么問題和困難，一定要寫信來。”
這次會見，彼此都給對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求恩在3月31日談話后的日記里寫道：“我在那間沒有陳設的房里和毛澤東同志面對面地坐著，傾聽著他那從容不迫地言談的時候，我想到長征，想到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在那偉大的行軍中，怎樣領導紅軍經過兩萬五千里的長途跋涉，從南方到了西北叢山里的黃土地帶。由于他們當年的戰略經驗，使得他們今天能夠以游擊戰來困擾日軍，使侵略者的優越武器失去效力，從而挽救中國。我現在才明白，為什么毛澤東同志那樣感動每一個和他見面的人。這是一個巨人！他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英國著名女作家韓素音也回憶道：“白求恩在會見了毛澤東之后說：‘這是一位蓋世的天才。他一定會改變這個世界。’”
八路軍衛生部對白求恩的工作問題，研究了幾次，因為意見不統一，都沒能定下來。有的人說他年近半百，身體需要照顧，應該留在延安工作。有的人說，應當同意他的意見，讓他到前線去。最后一次會議，白求恩也參加了，當他聽到還有人不同意他去前線時，忽然跳了起來，抄起圈椅，朝窗戶砸去，椅子沖斷窗欞，摔到院子里。白求恩叫道：
“我不是為生活享受而來的，什么咖啡、嫩牛肉、冰淇淋，軟綿綿的鋼絲床，這些東西我早就有了，為了理想我都拋棄了！需要特別照顧的是傷員，而不是我！”
與會人員被白求恩近乎鹵莽的行為震驚了，大家只好都同意他上前線去。事后，白求恩對馬海德說：
“我可以向大家道歉，但是，你們也要向扶著拐棍的傷員道歉。”
后來在5月2日，白求恩率領醫療隊離開延安，奔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5月中旬，白求恩一行來到陜西東北部的神府縣賀家川八路軍的醫院里，當他看到一些傷員因得不到及時、妥善的治療而造成殘疾時，非常難過。他不顧旅途勞累，連夜為傷員治療。5月17日夜里，白求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了這個醫院的情況。他寫道：“這兒傷員的殘疾，許多是可以避免的。我們面臨三個重大問題：1、改進對醫療人員的訓練；2、獲得更多的藥品和裝備；3、建立專科醫院。”他向毛澤東建議，培訓醫療人員，加強對醫療工作的領導和管理。6月6日，白求恩抵達山西嵐縣后，又給毛澤東寫了一信，他說道：“我在此間不勝愉快，且深感我們應以英勇的中國同志為其美麗的國家而與野蠻搏斗的偉大精神來解放亞洲。”6月17日下午，白求恩來到五臺縣金剛庫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受到聶榮臻司令員的熱烈歡迎。白求恩上下打量著聶榮臻，連聲說：“No！No！你這個魯智深，同那個魯智深可不一樣。魯智深醉打山門，把寺廟破壞了，你卻保護了五臺山的寺廟。”聶榮臻和一眾人等，聽了白求恩不著邊際的嘀咕，一時摸不著頭腦，都愣了神。翻譯解釋說，是毛澤東在接見白求恩時曾經如何如何說的，大家這才哈哈大笑。白求恩向聶榮臻請求馬上開展工作。第二天，白求恩就來到后方醫院，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且說1938年4月1日下午，毛澤東在陳云、李富春及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陪同下，來到清涼山下的山谷里，參加陜北公學第二期1600多名學生的開學典禮。在熱烈的掌聲中，他開始了風趣而幽默的講演，他說：
“今天陜北公學舉行開學典禮，我應當送點禮物。但是，我沒有多少東西送給你們，只能送你們兩件禮物。第一件，是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
他還說：
“你們這樣的一千五六百人，為什么不到別處去，而到這里來呢？”“這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里。”“共產黨為什么被你們信仰，又被日本帝國主義和某些人討厭呢？”“因為中國共產黨有它的特點，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這特點就是：第一，有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第二，共產黨也有它的作風，就是艱苦奮斗！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革命家的作風。”
毛澤東的話音一停，陜北公學教育長邵式平領著師生們高呼口號：
“接受毛主席的禮物！”“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學習艱苦奮斗！”
典禮結束后，毛澤東拉著蕭軍與陳云、李富春、成仿吾、徐懋庸等人來到操場上，和學員們一起會餐。在春寒料峭中，粗陋的木桌上擺著幾碟菜，沒有凳子，大家圍站在桌子的周圍，沒有杯子，就用一只大碗盛滿酒，你一口我一口的輪流著喝。毛澤東對身邊的徐懋庸說：
“我看到你在《新中華報》上發表的文章了，寫得不錯嘛，這樣的文章望你多寫寫。”
他所說的文章，是徐懋庸應《新中華報》負責人向仲華之約撰寫的《民間藝術形式的采用》一文，大意是以抗日為內容的文藝作品要使群眾能接受，形式是可以不拘一格的，有些舊形式為群眾所習慣的，也可以采用。
徐懋庸得到領袖的贊許和鼓勵，自然是十分高興。那生性豪爽的蕭軍，聽著毛澤東鼓舞人心的話語，也愈發興奮。他灑脫地喝著酒，只覺得心里是一片火熱。
是日晚，毛澤東應邀為山西閻錫山駐漢口辦事處創辦的《自由中國》雜志題詞：
“一切愛國人民團結起來，為自由的中國而奮斗。”
4月1日這一天，王明復電中共中央，他以來不及送交為理由，拒絕將毛澤東3月2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8項建議送交國民黨。他在復電中說：
“我們根據政治局決議原則所起草的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建議書，于24日送去，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昨天已閉幕，你們所寫的東西不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對此問題的詳細情形，我們有信交可靠同志帶給你們。”
王明的行為已經發展到了危害共產黨的肌體、渙散共產黨的團結，并有可能斷送毛澤東艱難開創的中國革命局面的地步，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但是，如何處理王明問題，毛澤東深知必須十分慎重，必須取得共產國際的支持，起碼是默許。同時，處理王明問題必然會牽扯到中央領導核心中的相當一部分領導人。所以，此時的毛澤東深思熟慮、運籌帷幄、成竹在胸，再一次表現出了他那高超的斗爭藝術。
4月初，毛澤東決定讓劉亞樓去蘇聯“治病”，并到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劉亞樓出國前，毛澤東在辦公室召見了他，笑著問道：
“這次沒聽說你發明什么理論吧？”
劉亞樓想到當年毛澤東讓他當紅軍大學訓練部長，自己還發牢騷，不好意思地笑了，就說：
“感謝主席，給了我這個學習機會。”
毛澤東特別囑咐說：
“你這一次去莫斯科要辦好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學習，為黨爭光，多學軍事，少學政治。第二件事是要向季米特洛夫匯報。共產國際對我們不夠了解，你要把我黨歷史上的幾次‘左’傾錯誤及其危害，把我黨當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直接向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匯報。你多帶幾套《實踐論》、《矛盾論》和《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及遵義會議決議，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并請他轉呈斯大林。”
后來，劉亞樓在蘇聯將近8年，在1945年8月9日，隨蘇軍進入中國東北。
再說清明節又要到了，陜甘寧邊區政府按照民間習俗，準備派政府秘書長曹力如去中部縣黃陵祭祖。
4月1日晚上，邊區政府副主席張國燾找到毛澤東，向毛澤東提出，他要去黃陵掃墓。此時的張國燾一直還在中央領導機構中，住在延安近郊一所漂亮的房子里，平時他只在抗日軍政大學講一點課。毛澤東對張國燾說：
“當前抗日形勢很緊張，延安有許多事情要做，你身為政府副主席，就不要去了。”
4月2日，張國燾又去找毛澤東，執意請求去祭黃陵。毛澤東無奈地說：
“昨晚我不是講過了嗎？為什么還要去呀？如果你沒有去過黃陵，轉轉也可以。不過，你祭陵完畢，就馬上回延安！”
毛澤東和張國燾最后一次見面，是在這天延安干部子弟學校的周六歌舞晚會上。張國燾的兒子是這所學校的學生，能歌善舞，自然也在節目中扮演了角色。但令張國燾不高興的是，兒子扮演的竟然是一個叫張慕燾的反面人物，一個叛徒。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一起欣賞孩子們的表演。張國燾后來說，毛澤東在看到叛徒受到責罵時笑了。他馬上站了起來，撕下兒子臉上的面具，一邊拽著兒子走出大廳，一邊憤怒地吼道：
“畜生！混蛋！豬狗不如！”
4月3日，張國燾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帶著警衛員張海、陸秘書和1個警衛班，乘一輛卡車從延安出發，下午到達了黃陵。
是日晚，張國燾背著身邊的警衛員，去國民黨的代表西北行營主任、陜西省主席蔣鼎文的住處，和蔣鼎文及以前和他有過交往的谷正鼎、李貽燕等，密談到深夜。
4月4日，張國燾和蔣鼎文祭罷黃陵，并肩而行，李貽燕緊緊挎著張國燾的右臂，谷正鼎緊步其后。蔣鼎文對張國燾說：
“蔣委員長請你去西安談談，他正在西安等著你。”
張國燾遂對張海和陸秘書說：
“你們先坐卡車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辦點事。”
張海說：
“毛主席不是說，讓你祭陵完畢就回延安去嗎？”
張國燾說：
“我要去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一些重要事情。”
說完，他就鉆進了蔣鼎文派來的小車里，張海也只好跟了進去。到西安后，張海問張國燾：
“去八路軍辦事處嗎？”
張國燾說：
“不，先住在西京招待所吧。”
4月5日，張國燾吩咐張海去訂到武漢的火車票。張海訂好火車票后，馬上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到負責人林伯渠，說張國燾弄不好要走。林伯渠立即趕往火車站，找到了張國燾。張國燾說：
“林主席，我到武漢去一趟。”
林伯渠問：
“中央批準了嗎？”
“是我自己要去的，回頭你告訴延安一聲好了。”
“你是邊區政府副主席，怎么能不經過批準擅自行動呢？”
“我要到武漢同蔣介石談統一戰線問題，今天就去。”
“國燾同志，請你不要走，有什么意見可以坐下來好好協商嘛。”
“謝謝你，伯渠同志，我一定要到武漢去。”
林伯渠勸阻無效，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張國燾走了。他馬上回到辦事處，將張國燾去武漢的情況電告毛澤東。毛澤東請他拍電報給在武漢的周恩來，要周恩來設法截住張國燾。
張國燾一到漢口車站就被李克農截住了。李克農在國共兩黨的知情人中間，威名遠揚，尤其是叛徒特務更是望而生畏。張國燾身邊的兩個特務一看來者是李克農，也顧不了張國燾了，轉身便跑。此后好多天，國民黨特務再無法與張國燾接觸。周恩來和張國燾進行了長談。
此時，在抗大學習的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來找毛澤東，她痛哭流涕地說：
“主席呀，怎么辦呢？你得給我做主啊。這個老家伙丟下我們母子倆跑了，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哇……”
毛澤東說：
“張國燾，我們和他一起干革命20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那有什么辦法！我們希望他回來和我們一起干革命才好。”
毛澤東還想繼續挽救張國燾。他雙手叉腰，在窯洞里踱了幾步，又對楊子烈說：
“這樣吧，現在你可以去武漢，勸說勸說，做做工作。希望你們一起回來，我們照樣歡迎他，對過去的錯誤，改了就好嘛！”
后來在楊子烈母子上路時，毛澤東還指示有關部門給了她500元法幣做路費。結果楊子烈也一去不復返了。
且說4月5日這天下午，毛澤東第7次來到陜北公學，給學生們作了關于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問題的報告，對兩黨為什么能夠第二次合作，如何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需要一個共同綱領和國共兩黨應該互相尊重等問題，一一作了闡述。同時，他也駁斥了有人借口“統一”要取消共產黨的謬論。他說：
“目前誰也不能吞并誰，國民黨要取消共產黨是不可能的。兩個不同的政黨要統一起來，就要有一個橋梁，組織一個共同的委員會，或者是另外組織一個黨，國共兩黨都參加進去，作為統一戰線的上層組織。”
4月初，延安文藝界舉行關于話劇《血祭上海》的座談會。
早在1938年初春，延安為紀念“一·二八”上海抗戰6周年，組織抗大、陜北公學等機關六七十個生氣勃勃的青年藝術家，公演了4幕話劇《血祭上海》，連演20天，觀眾多達數萬人，轟動一時。
在這次座談會上，有人建議創辦藝術學院，立刻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毛澤東當即表示贊同，他說要用最大的力量給予幫助。座談會決定成立籌備委員會，為紀念已故大文豪魯迅，藝術學院定名為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藝”。
一個星期后，由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揚7人聯名簽署的《魯迅藝術學院創立緣起》一文正式發表，說明了設立魯迅藝術學院的原因、宗旨和任務。
魯迅藝術學院建在延安北門外。毛澤東親自擔任院長，并提名由周揚任魯藝副院長。
前邊已經說過，周揚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于9月間從上海來到延安的。原來，中共中央考慮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帶頭人，以領導推動延安文化向前發展，經中共中央上海辦事處負責人潘漢年、馮雪峰推薦，周揚、艾思奇、李初黎一行人來到延安工作。周揚到延安后，曾經擔任過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長。
4月9日，毛澤東在抗大第4期3大隊成立大會上講話說：
“諸同學不避艱苦，從很遠的地方風塵跋涉來此學習，這種精神，這種決心是很好的。你們在這里學習，就是要學一個宗旨，這個宗旨也即是全國的全中華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國，這是我們學校的總的方針，也是全國人民的要求。因此你們在這里應當學到以下幾樣東西：首先，是學一個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向，你們都要學一個正確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國、怎樣打、為什么日本帝國主義一定能被打倒的正確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學一個達到及完成這種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風——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必須有這種作風才能達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你們要學做一個軍人，要學軍事，要學戰略戰術——靈活的戰略戰術。即是無論敵人用什么方法來進攻，我們都有一種辦法對付；敵人用這一種方法打過來，我們用另一種方法打過去，等到敵人技窮了，我們便可以打勝他。總之，你們在這里要學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靈活的戰略戰術，這樣我們便能夠最后戰勝敵人。”
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正式成立，由朱光擔任藝術學院秘書長。
朱光，原名朱光琛，1906年出生于廣西博白縣一個破落地主家庭里，7歲喪母，11歲喪父，小時候常常輟學。他自幼熱愛書畫，能雙手執筆寫字。1927年，朱光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廣西省委書記，參加了廣州起義；1928年發起組織“上海藝術劇社”；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紅4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宣傳部部長，參加了長征；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科長，馬列學院秘書長，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宣傳部部長。1937年他在延安同丁玲一道領導了“中國文藝協會”。他帶領的戲劇組在延安先后演出了話劇《炭礦夫》、《廣州暴動》、《秘密》和《血祭上海》，被毛澤東稱為“江南才子”。
毛澤東在魯藝成立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
“文藝工作者要堅決地到戰場上去，不要在樓上不肯下來，或者下了一半又要上去。日本帝國主義是條野牛，要過黃河到陜北來吃草，文藝工作者深入實際，就可以了解它如何過黃河；如何奸淫搶劫，老百姓如何組織起來，拿起梭鏢矛槍，八路軍如何打它，如何在平型關拉著牛尾巴，扯掉了幾根毛等等。或者繪成畫，譜成歌，演成戲，寫成文章，豈不妙哉?”
毛澤東把文藝上的提高比作“大樹”，把文藝上的普及比作“豆芽菜”，即樹苗，他說：
“我們要有大樹，也要有豆芽菜，沒有豆芽菜，怎能有大樹呢?”“《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這兩種歌，你們喜歡哪一種呢？我看《下里巴人》也不錯，全國人民都會唱。”
毛澤東對群眾中豐富的語言是高度贊揚的。他說：
“夏天的夜晚，農夫們乘涼，坐在長凳子上，講起故事來，他們也懂得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不用任何古典。他們講的故事內容是那么豐富，用了許多新典，極美麗的口頭言辭。這些農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詩人。民歌中便有許多好詩。因此，大眾語言，要從實際生活中去學習。”
關于文藝統一戰線，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根據地原有的文藝隊伍和由淪陷區國統區來延安的文藝隊伍的統一戰線；第二種是不同文藝流派的統一戰線。他稱根據地原有的文藝隊伍為“山上”的人，稱由淪陷區國統區來延安的文藝隊伍為“亭子間”的人。他說：
“在抗日戰爭的偉大時代里，從前遙相呼應的兩部分人現在見面了，結成統一戰線。但是，這兩部分人各有自己的毛病。亭子間的人自以為是，擺架子，寫了本小書，便以為自己不是天下第一便是天下第二。山上的人也擺架子，是老粗的架子，動不動“老子二萬五千里吶!”“亭子間的作品形式精，內容較空，可以比方為做出的菜，是‘好看不好吃’；山上的作品有內容則形式粗，可以比方為‘好吃不好看’。藝術作品，就應把兩者統一起來，做到既好看又好吃。”“應該去掉這兩種壞現象，大家要團結起來，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進行創作、演出。”
關于不同文藝流派的統一戰線，毛澤東說：
“現在藝術派別上也需要統一戰線，如魯迅先生所說，不管他是寫實主義派、浪漫主義派、風花雪月派、鴛鴦蝴蝶派，或其他什么派，大家都應當團結抗日。然而藝術上的政治獨立性仍是必要的，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是不能放棄的，我們在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是馬克思主義。”
欲知毛澤東在文學藝術方面還有什么高論，請看后邊的敘述。
東方翁曰：請讀者注意王明在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毛澤東在3月25日為中共中央另行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以及王明在4月1日給中共中央的復電。這3個歷史資料已經說明了黨內極不正常的現象。作為中共中央派出機構的長江局，理應服從中央指揮；作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王明，也應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工作；可王明一伙在復電中竟然聲稱：“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他們顯然是以黨的決策者自居，凌駕于中央之上了。在武漢的政治局人數超過延安的情況下，王明還公然提出中央書記處不具備合法性，指責毛澤東、張聞天不應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布指示和文件。毛澤東后來說：“十二月會議后，中央已名存實亡。”可見王明一伙人已經專橫跋扈到了多么嚴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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