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右傾投降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必須記取1927年陳獨秀投降

　　主義引導革命歸于失敗的血的歷史教訓，而不是重犯那種錯誤。”

　　話說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再一次會見了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貝特蘭。

　　詹姆斯·貝特蘭（JamesBertram），1910年出生于新西蘭奧克蘭。他先是在奧克蘭大學取得了文學碩士，后又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還曾在意大利佩魯賈大學學意大利文，之后到倫敦《泰晤士報》工作，1936年作為羅得斯獎學金的訪問學者來到中國，在北平燕京大學學習，一些英國報刊紛紛委托他報道中國的情況。因受埃德加·斯諾夫婦和當時愛國學生運動的影響，他在西安事變爆發后立即啟程趕到西安，采訪了張學良、楊虎城將軍，并同史沫特萊一起志愿在西安電臺用英語向外界廣播，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他接受毛澤東的邀請到延安訪問。毛澤東曾多次會見他，并回答了他提出的各種問題。他們之間的訪談錄后來以《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這是一份很多人難得一見的重要史料，特將全文抄錄如次。

　　貝問：中國共產黨在中日戰爭爆發前后，有什么具體表示？

　　毛答：在這次戰爭爆發以前，中國共產黨曾經再三向全國警告過，對日戰爭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謂“和平解決”的言論，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詞句，都不過是掩蓋其戰爭準備的煙幕彈。我們曾經反復地指出，必須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的政策，才能進行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革命政策中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必須實現民主改革，以動員全體民眾加入抗日戰線。對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證”，以為戰爭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動員民眾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們，我們曾經反復地指出了他們的錯誤。戰爭的爆發及其經過，證明我們這些意見的正確。盧溝橋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共產黨即向全國發出宣言，號召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強民族統一戰線。不久我們又發表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政府所應采取的政策。國共合作成立之時，又發表了一個重要的宣言。這些都證明我們對于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政策來進行抗日戰爭的這種方針，是堅持不懈的。在這個時期中，我們的基本口號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

　　問：據你的觀察，戰爭到現在已經產生了一些什么結果？

　　答：主要的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攻城、略地、奸淫、搶劫、焚燒和屠殺，把亡國危險最后地加在中國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國大多數人從此得到了深刻的認識，知道非進一步團結和實現全民抗戰不能挽救危機。同時，也開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國家認識抵抗日本威脅的必要。這些就是已經產生了的結果。

　　問：日本的目的你以為是什么？這些目的已經實現了多少？

　　答：日本的計劃，第一步是占領華北和上海，第二步是占領中國的其他區域。說到日寇實現其計劃的程度，由于中國的抗戰至今還限于單純的政府和軍隊的抗戰，日寇已在短期內取得了河北、察哈爾、綏遠3省，山西亦在危急中。唯有實行民眾和政府一致的抗戰，才能挽救這個危局。

　　問：據你的意見，中國的抗戰也有它的成績沒有？如果說到教訓，則教訓在何處？

　　答：這個問題我愿意和你多談一談。首先來說，成績是有的，而且是偉大的。這表現在：

　　（一）現在的抗日戰爭，是自有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以來所沒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國的戰爭。這個戰爭的性質是革命的。

　　（二）戰爭使全國分崩離析的局面變成了比較團結的局面。國共合作是這個團結的基礎。

　　（三）喚起了國際輿論的同情。國際間過去鄙視中國不抵抗的，現在轉變為尊敬中國的抵抗了。

　　（四）給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聽說日寇資財的消耗是每天二千萬日元；人員的消耗尚無統計，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說過去日寇差不多不費一點氣力唾手而得東4省，現在就非經過血戰不能占領中國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國求償其大欲，但中國的長期抵抗，將使日本帝國主義本身走上崩潰的道路。從這一方面說，中國的抗戰不但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抗日戰爭的革命性也表現在這一方面。

　　（五）從戰爭取得了教訓。這是用土地和血肉換來的。

　　說到教訓，那也是很大的。幾個月的抗戰，暴露了中國的許多弱點。這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這次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份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有些人說：“現在的戰爭已經是全面性的戰爭。”這只說明了參戰地域的普遍。從參戰的成份說來則是片面的，因為抗戰還只是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是人民的抗戰。幾個月來許多土地的喪失，許多軍隊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這里。所以，現在的抗戰雖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為還不是群眾戰。這也同時是一個團結問題。中國各黨派間雖然較前團結，但是還遠遠地沒有達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數還沒有釋放，黨禁并沒有完全開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間，軍隊和人民之間，軍官和士兵之間，關系依然十分惡劣，這里有的是隔離而不是團結。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戰爭的勝利是無從說起的。此外，軍事上的錯誤，也是喪軍失地的一個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動的仗，軍事術語叫作“單純防御”。這樣的打法是沒有可能勝利的。要勝利必須政治上軍事上都采取和現時大有區別的政策。這就是我們所得的教訓。

　　問：那么，政治上軍事上必需的條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說來，第一、須將現政府改造成為一個有人民代表參加的統一戰線的政府。這個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這個政府實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許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使戰爭帶著群眾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辦法包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改良工人和下級官兵的待遇，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救濟災民難民等等。政府的財政應該放在合理負擔即有錢出錢的原則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積極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嚴厲地鎮壓漢奸。這個問題現在已到了極嚴重的程度。漢奸們橫行無忌：在戰區則援助敵人，在后方則肆行搗亂，并有裝出抗日面貌反稱愛國人民為漢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鎮壓漢奸，只有人民起來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軍事上說來，亦須實行全盤的改革，主要地是戰略戰術上單純防御的方針，改變為積極攻擊敵人的方針；舊制度的軍隊，改變為新制度的軍隊；強迫動員的方法，改變為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法；不統一的指揮，改變為統一的指揮；脫離人民的無紀律狀態，改變為建設在自覺原則上的秋毫無犯的紀律；單單正規軍作戰的局面，改變為發展廣泛的人民游擊戰爭配合正規軍作戰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這些政治軍事條件，都在我們發布的十大綱領中提出來了。這些政策，都符合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的精神。只有實行這些，戰爭才能勝利。

　　問：共產黨如何使這個綱領實行起來？

　　答：我們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釋現在的形勢，聯合國民黨及其他一切愛國黨派，為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范圍還很狹小，必須把它擴大起來，這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喚起民眾”的遺囑，動員社會的下層民眾加進這個統一戰線去。說到統一戰線的鞏固，就是要實行一個共同綱領，用這個綱領來約束各黨各派的行動。我們同意以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其遺囑，作為各黨派各階層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但這個綱領至今沒有為各黨派所承認，首先國民黨還沒有承認發布這樣一個全部的綱領。國民黨現在已經部分地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這表現在實行了對日抗戰。但是民權主義是沒有實行的，民生主義也沒有實行，這樣就使得現在的抗戰發生了嚴重的危機。現在戰爭如此緊急，應是國民黨全部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再不實行就要悔之無及了。共產黨的責任，在于大聲疾呼地向國民黨和全國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釋和說服，務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及孫氏遺囑，全部地徹底地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起來，用以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問：請你告我以八路軍的情形，這是很多人關心的，例如戰略戰術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前線以后，關心它的行動的人確是很多的。我現在向你說明一個大概。

　　先說戰斗情況。在戰略上，八路軍正以山西為中心進行戰爭。如你所知，八路軍曾經取得了多次的勝利，例如平型關的戰斗，井坪、平魯、寧武的奪回，淶源、廣靈的克復，紫荊關的占領，大同雁門關間、蔚縣平型關間、朔縣寧武間日軍的3條主要運輸道路的截斷，對雁門關以南日軍后方的攻擊，平型關、雁門關的兩次奪回，以及近日的曲陽、唐縣的克復等。進入山西的日本軍隊，現在在戰略上是在八路軍和其他中國軍隊的四面包圍之中。我們可以斷言，日軍在華北今后將遇到最堅強的抵抗。日軍要在山西橫行，必然將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難。

　　其次，戰略戰術問題。我們采取了其他中國軍隊所沒有采取的行動，主要地是在敵軍翼側和后方作戰。這種戰法，比較單純的正面防御大有區別。我們不反對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須使用于側面，采取包圍迂回戰法，獨立自主地攻擊敵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滅敵人的力量。再則使用若干兵力于敵人后方，其威力特別強大，因為搗亂了敵人的運輸線和根據地。就是在正面作戰的軍隊，也不可用單純防御的戰法，主要應采取“反突擊”。幾個月來軍事上的失利，作戰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這和我們過去在國內戰爭時采用的戰法，基本原則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區別。拿現時這一階段的情況來講，集中使用兵力之時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時較多，這是為著便于在廣大地域襲擊敵人翼側和后方。若在全國軍隊，因其數量廣大，應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進行游擊戰，主力也應經常集中地使用于敵之翼側。軍事上的第一要義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而要達到此目的，必須采用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避免一切被動的呆板的戰法。如果大量軍隊采用運動戰，而八路軍則用游擊戰以輔助之，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問題。八路軍更有一種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東西，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3個，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在軍隊中肅清封建主義，廢除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辦法雖然目前收效尚未顯著，但在將來必定會有成效的。此外，從第二個原則出發，八路軍的補充不采取強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動人民上前線的方式，這個辦法較之強迫的辦法收效大得多。

　　現在河北、察哈爾、綏遠和山西的一部分雖已喪失，但我們決不灰心，堅決號召全軍配合一切友軍為保衛山西恢復失地而血戰到底。八路軍將和其他中國部隊一致行動，堅持山西的抗戰局面；這對于整個的戰爭，特別是對于華北的戰爭，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問：據你看來，八路軍的這些長處，是否也能適用于其他中國軍隊？

　　答：完全能夠適用。國民黨的軍隊本來是有大體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軍的精神的，那就是在1924年到1927年的時代。那時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組織新制度的軍隊，在開始時候不過兩個團，便已團結了許多軍隊在它的周圍，取得第一次戰勝陳炯明的勝利。往后擴大成為一個軍，影響了更多的軍隊，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時軍隊有一種新氣象，官兵之間和軍民之間大體上是團結的，奮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滿了軍隊。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1924年到1927年革命時代有了新精神的軍隊，其作戰方法也自然與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動的呆板的作戰，而是主動的活潑的富于攻擊精神的作戰，因此獲得了北伐的勝利。現在的抗日戰場，正需要這樣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并不一定要有幾百萬，有了幾十萬作中心就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抗戰以來全國軍隊的英勇犧牲，我們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從血戰中得出一定的教訓。

　　問：寬待俘虜的政策，在日本軍隊的紀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釋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們殺了，日軍全部并不知道你們政策的意義。

　　答：這是不可能的。他們越殺得多，就越引起日軍士兵同情于華軍。這種事瞞不了士兵群眾的眼睛。我們的這種政策是堅持的，例如日軍現已公開聲言要對八路軍施放毒氣，即使他們這樣做，我們寬待俘虜的政策仍然不變。我們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戰的下級干部給以寬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責罵，向他們說明兩國人民利益的一致，釋放他們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軍服務。將來抗日戰場上如果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即可加入這個軍隊，手執武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問：據我所知，日本一面進行戰爭，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氣。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國主義在達到它的一定步驟后，它將為著3個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煙幕彈。這3個目的是：（一）鞏固已得的陣地，以便作為第二步進攻的戰略出發地；（二）分裂中國的抗日陣線；（三）拆散世界各國援助中國的陣線。現在的和平空氣，不過是施放和平煙幕彈的開始而已。危險是在中國居然有些動搖分子正在準備去上敵人的釣鉤，漢奸賣國賊從而穿插其間，散布種種謠言，企圖使中國投降日寇。

　　問：據你看，這種危險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兩種，一是中國人民把投降主義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義得勢，中國陷于紛亂，抗日陣線趨于分裂。

　　問：兩種情況中何種可能為多？

　　答：中國人民是全體要求抗戰到底的，中國統治集團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動上走入投降道路，則其余堅決部分必起而反對，和人民一道繼續抗戰。這種情況，當然是中國抗日戰線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義者是得不到群眾的；群眾將克服投降主義，使戰爭堅持下去，爭取戰爭的勝利。

　　問：請問如何克服投降主義？

　　答：言論上指出投降主義的危險，行動上組織人民群眾制止投降運動。投降主義根源于民族失敗主義，即民族悲觀主義，這種悲觀主義認為中國在打了敗仗之后再也無力抗日。不知失敗正是成功之母，從失敗經驗中取得了教訓，即是將來勝利的基礎。悲觀主義只看見抗戰中的失敗，不看見抗戰中的成績，尤其不看見失敗中已經包含了勝利的因素，而敵人則在勝利中包含了失敗的因素。我們應當向人民群眾指出戰爭的勝利前途，使他們明白失敗和困難的暫時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奮斗下去，最后的勝利必屬于我們。投降主義者沒有了群眾的基礎，即無所施其伎倆，抗日戰線便能鞏固起來。

　　問：共產黨在綱領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戰時政府”豈不是互相沖突的？

　　答：一點也不沖突。共產黨還在1936年8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國”這個口號。這個口號政治上組織上的含義包括如下3點：

　　（一）不是一個階級的國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漢奸賣國賊在外的一切抗日階級互相聯盟的國家和政府，其中必須包括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內。

　　（二）政府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沖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

　　（三）政府給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組織、訓練和武裝自衛的自由。

　　從這3方面看來，它和所謂“戰時政府”并沒有任何的沖突，這正是一個利于抗日戰爭的國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問：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詞上不是矛盾的東西嗎？

　　答：應當不但看名詞，而且看實際。民主和集中之間，并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對于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所需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要能夠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這就是民主制的意義。另一方面，行政權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當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經通過民意機關而交付于自己選舉的政府的時候，即由政府去執行，只要執行時不違背曾經民意通過的方針，其執行必能順利無阻。這就是集中制的意義。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別強大，抗日戰爭中國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采取這種民主集中制。

　　問：這和戰時內閣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這和歷史上的某些戰時內閣制度不相符合。

　　問：難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戰時的政治制度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絕對集中的，由戰爭的性質所決定。歷史上的一切戰爭，依其性質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正義的戰爭，一是非正義的戰爭。例如二十幾年前的歐洲大戰，就是一個非正義的帝國主義性質的戰爭。那時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強迫人民為帝國主義的利益作戰，違反人民的利益；在這種情形下，英國路易喬治一類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喬治壓迫英國人民不許說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話，任何表現這種民意的機關和集會都不許存在；即使仍然有國會，那也是奉令通過戰爭預算的國會，也是一群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政府和人民在戰爭中的不一致，就產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絕對集中主義的政府。可是歷史上還有革命的戰爭，例如法國的革命戰爭、俄國的革命戰爭、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戰爭。在這一類的戰爭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贊成戰爭，因為人民極愿意進行這種戰爭；政府的基礎建設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懼怕人民，而且必須喚起人民，引導人民發表意見，以便積極地參加戰爭。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戰爭的進行沒有人民參加又是不能勝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為必要。中國1926年到1927年的北伐戰爭，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勝利。由此可見，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直接代表著人民利益的時候，政府越民主，戰爭就越好進行。這樣的政府就不應畏懼人民反對戰爭，相反，這個政府所顧慮的，應是人民的不起來和對于戰爭的冷淡。戰爭的性質決定政府和人民的關系，這是一個歷史的原則。

　　問：那么，你們準備經過什么步驟實現新的政治制度？

　　答：關鍵在于國共兩黨的合作。

　　問：為什么？

　　答：15年來的中國政局，國共兩黨的關系是決定的因素。1924年到1927年的兩黨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勝利。1927年兩黨的分裂，造成了10年來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責任不在我們，我們是被迫轉入抵抗國民黨壓迫的方向的，我們堅持了解放中國的光榮的旗幟。現在進入第三個階段了，為了抗日救國，兩黨必須在一定綱領上進行徹底的合作。經過我們不斷地努力，這個合作算是成立了，問題在于雙方承認一個共同綱領，并在這個綱領上行動起來。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這綱領的重要部分。

　　問：怎樣經過兩黨的合作達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們正在提議改造政府機構和軍隊制度。為應付當前的緊急狀態，我們提議召集臨時國民大會。這個大會的代表，應大體上采用孫中山先生在1924年的主張，由各抗日黨派、抗日軍隊、抗日民眾團體和實業團體，按照一定比例推選出來。這個大會的職權，應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它決定救國方針，通過憲法大綱，并選舉政府。我們認為抗戰已到了緊急的轉變關頭，只有迅速召集這種有權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國民大會，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時局危機。這一提議我們正在向國民黨交換意見，希望得到他們的同意。

　　問：國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國民大會的召集嗎？

　　答：那個停止是對的。停止的是國民黨過去準備召集的國民大會，那個大會按國民黨的規定是一點權力也沒有的，其選舉更根本不合民意。我們和社會各界都不同意那樣的國民大會。我們現在提議的臨時國民大會，和已經停止的根本不同。臨時國民大會開會之后，全國面目必為之一新，政府機構的改造，軍隊的改造和人民的動員，就得著一個必要的前提。抗戰局面的轉機，實系于此。

　　貝特蘭在這次訪談后，就離開了延安，到晉南前線的八路軍總部和120師采訪，還冒著生命危險隨一支小分隊遍訪華北戰線前沿地區。他先后采訪了朱德、彭德懷、周恩來、賀龍、蕭克、左權、關向應等人，并作了詳細記錄。后來，他以公正客觀的報道和有關著作，為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贏得了國際上的同情和支持。

　　且說10月26日拂曉，劉伯承獲悉駐守井陘測魚鎮日軍第20師團的輜重部隊在300多名步兵掩護下，向西開進，便指揮129師第386旅772團在七亙村設伏待敵。

　　9時許，日軍進入伏擊區。第772團第3營放過敵人的前衛部隊，向它的本隊突然發起火力襲擊，陡坡頂上的機槍、步槍一齊開火，手榴彈也像冰雹似地砸向敵群。日軍頓時像炸了窩的馬蜂亂碰亂撞，死的死，傷的傷，有不少被擠下了深溝。戰士們隨著一片喊殺聲，奮勇跳入敵群，跟日軍展開了白刃戰。兩個多小時后，槍聲、喊殺聲漸漸沉寂了下來。此戰共殲滅日軍300余人，繳獲騾馬300余匹和一批軍用物資。

　　勝利的消息很快就在七亙村一帶傳開了，附近的孔氏村、南泉村、北泉村推派代表抬著大肥豬，送到第386旅旅部，給八路軍慶賀勝利。

　　這一天，劉伯承又得到了一個情報，說正太路西段的日軍正向東運動，娘子關右翼的日軍也正繼續向舊關抄襲。他很清楚，日軍的意圖是急于打通正太路，從背后威脅太原。據此，他判斷七亙村仍然是日軍進軍的必經之路，便斷然決定還在七亙村設伏。根據“用兵不復”的原則，日軍萬萬想不到八路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

　　劉伯承為迷惑日軍，讓772團主力第3營在27日當著來七亙村收尸日軍的面，佯裝撤退，造成七亙村無兵把守的假象。敵人再也想不到3營繞了一圈又返回了，集結在七亙村西改道廟公路南側山地里。

　　10月28日晨，敵人的輜重部隊果然循原路過來了，前后有100多騎兵，300多步兵作掩護。他們畢竟吃過虧，一路加強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處便發炮轟擊。到了七亙村附近，他們更加小心翼翼，朝村里村外進行了反復的炮擊。第772團3營的指戰員們隱蔽在灌木、草叢和石洞里，沉著鎮定，不發一槍。

　　11時許，日軍進入了伏擊地域。第772團第3營的機槍、步槍一齊響了起來，組成了嚴密的火力網。這次日軍已有準備，一遇打擊便就地組織抵抗。第3營在兵力不占優勢的情況下，仍英勇出擊，將日軍截成兩段。負責增援的第2營因天雨路滑沒能按時趕到，因此第3營沒能將敵軍全殲。戰至黃昏后，敵人乘夜色突圍而出，一部分向西逃往山西平定，大部分則向東退回測魚鎮。

　　這次伏擊戰雖然只擊斃日軍百余名，繳獲騾馬幾十匹，但卻牽制了敵人，使困在舊關以南的國民黨軍曾萬鐘部1000余人從敵人的包圍中成功突圍。

　　再說忻口會戰的正面戰場，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10月26日，國民黨守軍放棄娘子關，全線后撤。娘子關一失，日軍迅速占領平定、陽泉、昔陽一線，對太原和忻口形成了大包圍。

　　10月27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他寫道：

　　朱彭：

　　甲、蘇聯遠東軍似對滿洲日本有所示威，華北日軍有一部出關一部回國說，但未證實，請勿下達致起輕敵之心。

　　乙、我右翼主力既集中正太路，如打得好當能有效制止敵進。我前提120師主力北上未見答復，仍盼考慮。我意只留一團在原平以西，主力兩團，以宋（宋時輪——筆者注）團全部位于大同、懷仁、岱岳、左云、右玉至平魯地區，分數支隊，主力襲擊鐵路沿線，一部開辟西面工作；另一團位于山陰、雁門關、朔縣地區，主力襲擊鐵道，一部開辟朔縣工作，目的在保證切斷運輸大道，又能發展北面工作。

　　丙、王兆相部暫在原地待命，如86師（以高雙成為師長的國民黨軍——筆者注）不占神府蘇區交涉有效，則該師可以不回，使其在晉補充整理，交涉無效時，再電告調回。

　　毛澤東

　　10月30日，八路軍第115師主力進至昔陽以西的沾尚地區，準備襲擊由平定、昔陽西犯之敵。

　　1937年11月1日，陜北公學在延安城東的清涼山正式舉行開學典禮。

　　這天天氣格外晴朗，同學們都穿上新軍裝，彩旗飄揚、歌聲嘹亮，一片歡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機關團體派出了七八十名代表前來慶賀。毛澤東在典禮上作了重要講話，對抗戰形勢作了精辟分析，批判了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和單純防御，批判了唯武器論和戰必敗論。他還說：

　　“現在的抗戰雖然進行得不順利，上海危急，敵人在華北已突破娘子關，向太原逼進，但我們決不要悲觀。我們應看到我們的有利條件，如：抗日戰爭是近百年來最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它的性質是正義的，國內也比較團結，有廣泛的國際同情，等等。因此，只要堅決執行我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進行人民戰爭，以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去打擊敵人，我們是一定能戰勝敵人的。”

　　爾后，毛澤東聽了在延安的新西蘭記者貝特蘭的建議，給他在牛津大學學英語時的學友、如今的英國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尊敬的先生：

　　我們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并代表正在與侵略者進行殊死較量的全體中國人民，向英國人民和您所領導的英國工黨送上良好的祝愿。

　　我們特別請求您的黨派支持任何在英國組織的對中國的實際援助。

　　我們相信，當英國人民了解到日本侵華的真相后將響應中國人民，為中國人民提供實際援助，并將敦促英國政府采取積極抵抗的政策來應對這一最終將給英國人民帶來同等威脅的危險。

　　抗擊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民主國家和平陣線萬歲！

　　謹致問候

　　毛澤東 朱德

　　這封信由貝特蘭譯為英文，用打字機打出，末尾的署名是毛澤東親筆用漢字和英文簽名。貝特蘭又在信中附上一張字條，上寫著“如果自己恰巧充當了一個友好使命的中間人，將為此感到榮幸”等字樣，并提醒艾德禮要妥善保管這封信，因為“這可能是毛澤東和朱德的親筆簽名第一次出現在英國”。也許是貝特蘭的話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禮意識到了毛澤東的重要性，他把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來，歷經數代而未遭損毀。

　　后來在2015 年12月15日，蘇富比拍賣行在倫敦將這一封特殊的信件拍賣，最終以60.5萬英鎊（約合482萬元人民幣）的高價，被一名匿名的中國收藏家買走。艾德禮的兒媳安妮在拍賣此信時表示，雖然艾德禮家族將這封信視為珍寶，但她希望這封信件能被更多的人所知。

　　再說11月2日，閻錫山命令衛立煌指揮的正面守軍撤出忻口陣地，回防太原外圍，協助傅作義部固守太原。

　　晚9時，衛立煌部不得不撤離忻口陣地，退往太原。就在他們后撤時，遭到日軍主力追擊，損失重大，無法組織新防線，被迫退到汾河西岸。

　　忻口戰役開創了抗戰以來華北各次戰役中最有利的局面。中國軍民堅守近1個月，日軍被阻于忻口不能前進一步。此戰共斃傷日軍四五萬人，由于國民黨指揮上的錯誤，中國軍隊亦傷亡了10萬人左右。

　　11月3日，葉挺由南京轉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請示新四軍的組建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毛澤東在會見葉挺時，親切地對他說：

　　“你是我們共產黨的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

　　毛澤東為什么會這么說呢？這是因為1927年12月爆發的廣州起義首次打出了“紅軍”的旗號，而葉挺正是這支紅軍的總司令。接著，毛澤東向葉挺詳細介紹和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解釋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毛澤東還陪同葉挺參觀了抗大和中央黨校。在中央黨校舉行的歡迎大會上，毛澤東致詞說：

　　“我們今天為什么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代的北伐名將，因為他愿意擔任我們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

　　葉挺激動地說：

　　“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現在又跟上來。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后來在11月9日，葉挺告別了毛澤東等人，到武漢籌建新四軍軍部。

　　再說11月初，日軍第20師團第40旅團先頭第79聯隊主力逼近昔陽城西馬道嶺。八路軍第115師第343旅旅長陳光以第686團第2營在馬道嶺節節抗擊，遲滯、疲憊日軍，掩護旅主力迅速占領有利地形，完成伏擊部署；以第686團占領昔陽廣陽鎮以南瑤村、前小寒以北高地，擔任主攻；以第685團第3營由狼窩溝北山出擊，協同第686團殲滅進入伏擊區的日軍。

　　11月4日下午1時許，日軍先頭兩個聯隊4000余人通過伏擊區進至壽陽縣松塔鎮。八路軍預伏部隊采取避強擊弱的戰法，放過其先頭主力，當日軍輜重部隊進至廣陽地區時，預伏部隊突然開火并發起沖擊，將其隊形分割成兩段，經4小時激戰，以傷亡200余人的代價，殲滅日軍近千人，繳獲騾馬700余匹、步槍300余支以及大批軍需物資。這是115師繼平型關伏擊戰后取得的又一個重大勝利。

　　日軍遭此打擊后，不敢冒進，進至松塔的兩個聯隊于6日撤回廣陽，接應由昔陽以西沾尚鎮西進的后續部隊。

　　11月7日，八路軍第129師第386旅旅長陳賡指揮所部及第385旅第769團，在第115師第343旅的配合下，再次于廣陽以東地區設伏。

　　下午5時許，當由沾尚鎮西進的日軍先頭部隊300余人進至大寒口、中山村、戶封村伏擊區時，設伏部隊迅即發起攻擊。日軍據村頑抗，八路軍英勇沖殺，經1小時激戰，殲日軍250余人。

　　八路軍第115、第129師在廣陽地區兩次伏擊作戰，共殲日軍千余人，迫使日軍改道由廣陽以北之上、下龍泉西犯，遲滯日軍進攻太原的行動達一周之久。

　　11月7日這一天，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成立晉察冀軍區，任命聶榮臻為司令員兼政委，率領115師1個獨立團，1個騎兵營，還有一些干部，共約3000人馬，開辟晉察冀根據地。聶榮臻遵照毛澤東關于“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的指示，很快打開了局面。

　　11月8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人的電報中寫道：

　　周，朱彭任并告林聶，賀蕭關，劉徐張：

　　甲、太原失后，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于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

　　乙、判斷國民黨為保衛河南，在晉城、臨汾未失以前，山西殘兵不至退出，劉湘部隊亦有開入山西可能，閻衛孫曾馮趙鄧孫等各軍殘部將大量潰散，即游擊戰爭亦恐不能好好支持。閻將無力再過分干涉八路軍之地方工作，故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游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征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3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

　　丙、呂梁山脈是八路軍的主要根據地，但其工作尚未開始，因此，不但徐旅須立即迅速轉移，林率陳旅亦不應在東邊戀戰，亦以立即開始轉移為宜。估計轉移至開始工作至少20天，工作見效（動作后）再須10天，彼時恐敵已深入汾河流域，并占領孝義等處。轉移后徐旅以汾陽為中心，陳旅以蒲縣為中心為合宜。總部宜立即開始西移。

　　丁、文年生、閻紅彥、白志文所部，擔任從佳縣（原葭州、葭縣，1964年因“葭”字生僻改為佳縣——筆者注）至延長之河防。陳奇涵為綏、米、清、佳、吳5縣警備司令，郭洪濤為政委，指揮文、閻全部。文部已在綏德、米脂、佳縣、吳堡布防完畢。閻部明日由延安出發，接防于瓦窯堡、清澗城、河口、馬家坪一帶。何長工為兩延河防司令，指揮白部督造船，附監護運輸。蕭勁光為河防總指揮，扼住西岸，拒敵于河東，才能有力地保護河西，支援賀師全師在呂梁管涔兩山脈左側之第一等重要任務。

　　戊、129師全部在晉東南，120師在晉西北，準備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非至有被截斷歸路之危險時，其主力不應退出山西，具體部署由朱彭行之。請周經綏德返延。

　　毛澤東

　　11月9日，太原失守。

　　參加太原保衛戰的原是閻錫山第二戰區晉綏軍的主力，可衛立煌部一敗退，守城兵力就薄弱了。早在11月5日，從太原以東娘子關方向過來的日軍第20師團和第109師團占領榆次。11月6日，從太原以北忻口方向過來的日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和第5師團兵臨太原城下，負責守城的傅作義部開始與日軍交火。11月7日，兩路日軍在日空軍配合下，對太原發動總攻。11月8日夜，攻城日軍突破北面城垣，中國守軍誓死不退，反復拉鋸爭奪，死亡異常慘重。11月9日，太原城防總司令傅作義見局勢已無法挽回，下令所部向西突圍，太原遂告陷落。

　　11月9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周恩來轉劉少奇、楊尚昆、彭雪楓：

　　朱彭任并告周轉胡楊彭：

　　在華北正規戰爭業已結束游擊戰爭轉入主要地位的形勢之下，日寇不久即將移其主力向著內地各縣之要點進攻，晉西北之神池、寧武、靜樂，晉東北之五臺、孟縣、蔚縣、廣靈、靈丘，晉東南之昔陽、和順、遼縣、晉城，晉西南之離石、中陽、孝義、靈石、蒲縣等處敵軍均將向之前進，因此我分任四大區工作之聶部、賀師、劉師、林師（林師應即移至呂梁山脈須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綱領以控制一部為襲擊隊，大部盡量分散于各要地，組織民眾武裝為第一義。大批靠近鐵路公路地帶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敵快要到之地區先工作，敵暫不到之地區后工作，各軍大潰，閻亦無主，紅軍應在統一戰線基本原則下放手發動人民廢除苛雜稅減輕租息，收編潰軍，購買槍支，籌辦軍餉實行自治，擴大部隊，打擊漢奸，招納左翼，進一步發揮獨立自主精神，如此做去期于一個月內收得顯著成績，以便準備充分力量對付敵向內線之進攻。（我齊亥電請周轉與胡楊雪楓）。

　　毛澤東 11月9日4時

　　11月11日，淞滬會戰中的國民黨軍隊被迫撤出上海。

　　原來在10月下旬，淞滬戰場上中國軍隊已經疲憊不堪了，他們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向后方撤離，以求保存實力與日軍再戰。然而就在軍隊撤退時，蔣介石卻突然下達了停止撤退的命令，要求各部回防。剛撤退又突然停止撤退，兩道截然相反的命令給中國軍隊內部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到了11月5日，日軍為加強攻勢，派出第18師團和第6師團從金山衛登陸。蔣介石再次下令撤退。此時部隊序列已亂，整個撤退成了大潰退。第三集團軍副司令官顧祝同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乃退守蘇州河南岸，全般動態，愈行不利。不久蘇州河南岸陣地被日軍突破，遂于11月8日夜，向昆山、蘇州一帶撤退，由于地形窒礙、道路壅塞，在日機轟炸掃射下，傷亡極為慘重，秩序大亂，整個陣線動搖。”11月11日，日軍占領上海，上海市長俞鴻鈞發出告別上海市民書，宣告上海淪陷。

　　此戰前后歷時3個月，日軍投入9個師團和2個旅團計30萬余人，宣布死傷4萬余人；中國軍隊投入75個師和9個旅共75余萬人，自己統計死傷30萬人。

　　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這個報告的提綱共有29個要點，后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毛澤東在報告中說：

　　“我們主張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叫作全面抗戰。因為只有這種抗戰，才是人民戰爭，才能達到保衛祖國的目的。”“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接著，毛澤東講到了“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的問題。關于“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他說：

　　“1927年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引導了那時的革命歸于失敗。每個共產黨員都不應忘記這個歷史上的血的教訓。”“關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左’傾機會主義，即關門主義。”“在盧溝橋事變以后，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

　　“為什么要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呢？這是因為”，“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份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斗爭的生活不愿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筆者注），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

　　毛澤東最后說：

　　“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后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為了爭取中華民族和勞動群眾的解放，為了使反對民族投降主義的斗爭堅決有力，必須反對共產黨內部和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的投降傾向，要使這一斗爭開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毛澤東關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引起了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們的極力反對，直到后來的六屆六中全會后，黨內右的傾向才基本上得到了克服。

　　11月13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人：

　　朱彭任及恩來胡服尚昆并告林聶，賀蕭關，劉徐張諸同志：

　　甲、全國片面抗戰已無力支持，全面抗戰還沒有到來，目前正處于青黃不接危機嚴重的過渡期中。

　　乙、山西各軍大潰，除劉湘湯恩伯外，暫時均不能作戰。正規戰爭結束，剩下的只是紅軍為主的游擊戰爭了，山西統治階級及各軍領袖已動搖無主了。

　　丙、紅軍任務在于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游擊戰爭，同日寇力爭山西全省的大多數鄉村，使之化為游擊根據地，發動民眾，收編潰軍，擴大自己，自給自足，不靠別人，多打小勝仗，興奮士氣，用以影響全國，促成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克服危機，實現全面抗戰之新局面。

　　丁、林師徐旅速到吳城鎮地區，準備與賀師之賀廖支隊配合作戰，打幾個小勝仗。總部、林師師部、陳光旅速到汾西隰縣地區，準備打幾個小勝仗。劉師應以師部及陳賡旅位于太行山脈地區，多打幾個小勝仗。劉師之另一團應交總部或林師指揮，位于介休、靈石以東汾河東岸，與西岸之陳旅配合，夾擊沿汾河南下之敵，多打小勝仗。榮臻軍區以楊團為基礎成立第一獨立師是很對的，還應以總部特務營為基礎準備成立第二獨立師。以上均請朱彭迅即處理。

　　戊、向南方及四川招兵計劃暫時是不可能的。擴紅方法主要經過擴大游擊隊，其次則向大地方招募。目前汾陽以東、介休以北雖已不可能，但汾陽以西以南、介休以南還是可能。請總部、林師注意及時抓一把，再遲亦將不可能了。過去一切計劃應以太原、娘子關失守為基點，今后一切計劃應以軍渡、臨汾、蒲縣、晉城失守為基點；晉西北應以寧武、尚池、五寨失守為基點，晉東北應以五臺、蔚縣、廣靈、靈丘、阜平失守為基點。以上均請考慮及之。　　毛澤東 13日

　　11月15日，毛澤東復電給周恩來，并告朱德、彭德懷、任弼時。

　　此前，周恩來在11月13日先后給毛澤東等人兩份電報。前一份電報中說，滬、寧的求和空氣漸濃，晉局也危，建議：（一）以反對妥協求和、堅持華北抗戰為一切動員的中心；（二）強調游擊抗戰，爭取和影響友軍同我們一致行動；（三）廣泛發展游擊戰爭，并訓練干部，以堅持抗戰；（四）擴大八路軍，以增強主力的決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潰兵散槍及資財；（六）加強各軍區工作；（七）實現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實行黨的戰區政策，并組織民眾發動群眾斗爭；（九）加強反漢奸的斗爭。后一份電報中說，華北隨著由正規戰轉到游擊戰，八路軍將取得領導地位。但目前我們仍以在取得南京當局和閻錫山的同意和接濟的情況下布置華北游擊戰，較易于爭取友軍，擴大八路軍，發展游擊戰爭，電報還談到同衛立煌、黃紹竑商談的情況，建議在同閻錫山、彭德懷商談后再返延安。

　　毛澤東在復電中寫道：

　　周并告朱彭任：

　　甲、周元亥電悉。

　　乙、目前山西工作原則是“在統一戰線中進一步執行獨立自主”，因為國民黨及閻、黃、衛在日寇打擊之下，已基本上喪失在山西繼續支持的精神與能力。我們須自己作主，減少對于他們的希望與依靠，故“獨立自主”之實行，須比較過去“進一步”，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不是絕對的獨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應與國民黨及閻、黃、衛商量，例如周電所述各條及朱、彭要求補充等是完全對的，僅僅不要希望與依靠他們，因為他們答應的東西很多不能兌現。我們計劃要放在他們不答應不兌現不可靠時，我們還是能夠干下去這樣一個基點上。

　　丙、同意與朱彭任、閻黃衛見面后回延安，回時取道延長為宜，請朱、彭、任快點過汾河會商，以在隰縣為宜。

　　毛澤東 15日12時

　　11月16日，毛澤東以他和張聞天及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主任蕭勁光的名義，給陜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高崗發了一份電報：

　　高崗同志：

　　（一）太原失守，綏遠更加緊急，內蒙各旗盟王有的已動搖傾日，有的徘徊無主。日寇正利用德王及沙王，企圖造成內蒙傀儡政府。歸綏、包頭失守后，馬占山等部集于新五原附近，如日偽再西進，恐難支持目前形勢，亟需我們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鎮定人心，聯絡各旗，開展游擊戰爭，保衛三邊。

　　（二）因此決定你為八路軍騎兵司令，率騎兵團及蒙漢支隊北出東西烏審旗、鄂托克旗一帶，行動于三邊以北及沙漠以南。其任務是：甲、以“蒙漢兩民族團結一致抗日”、“保衛綏遠”的口號去發起與奔走各旗王的聯席會議，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層的抗日統一戰線，團結抗日（對德王、沙王采取批評態度），同時進行廣大的蒙漢民族工作，組織與武裝他們，建立新的抗日游擊隊與擴大自己。乙、與馬占山何柱國等及當地國民黨人取得聯絡，傳達我們抗日主張及八路軍在晉情況，督促他們改善民族政策，去團結全綏抗日組織與武裝當地人民，堅決向漢奸作斗爭，發展獨立自主的群眾的游擊戰爭，來打擊日寇進攻。

　　（三）省委蒙民部最大部分工作人員必須隨你進入蒙地工作。定邊只留一二人，任招待聯絡之責。

　　（四）騎兵團及支隊經過數日整理動員及準備工作后即可出動。如無皮衣可從鹽稅局撥2000元購皮衣。

　　毛　洛蕭  16日

　　后來由于形勢變化，向內蒙出動，發展抗日游擊戰爭的任務又交給了八路軍120師。

　　11月17日晚，毛澤東以他和蕭勁光的名義致電120師的賀龍、蕭克、關向應、甘泗淇和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警備第6團團長王兆相和副團長孫超群，并致朱德、彭德懷、周恩來：

　　賀蕭關甘，王孫并致朱彭，周：

　　甲、為保障我們河東部隊能在晉省支持艱苦持久的游擊戰爭，及于必要時能迅速安全地西渡，且增加敵人河渡之阻礙，故河防之鞏固為目前緊迫任務。

　　乙、已將整個河防線由神府馬鎮到宜川臨真河劃分3段，各段設河防司令部指揮之。

　　１、從臨真河以北到清澗之河口，設兩延河防司令部，何長工任司令員，以警備5團為河防部隊。２、從河口到佳縣歸5縣警備區指揮，以718團及警備3團為河防部隊。３、從佳縣到馬鎮設神府區河防司令部，以神府保安營任河防部隊。

　　丙、為保障河東部隊必要時實施西渡，擬選擇以下地段之渡河要點：１、從三交到綏、米各渡口。２、兩延間之馬頭及平渡兩渡口。３、神府河防區內選擇二三渡口（預備晉西北各兵團使用）。

　　丁、每一渡河地段備置船20只以上，大船每只可容百人，并征集必須的水手舵手。為隱蔽我之企圖，這些船只應隱蔽河之西岸并派兵看管，防敵毀壞及刺探。其他各渡口之船只，除在必要任交通的渡口上留下一二只渡船外，其余一律或集中他處或停泊西岸，并準備必要時破壞之。

　　戊、凡對我軍不需用之渡口，應依照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徹底破壞，并在沿河某些要點上，特別在我渡河地段上，利用天然險要，或破壞或構筑相當程度工事。其具體布置由各河防司令部負責偵察計劃，并告我們。

　　己、兩延及5縣河防區已著手布置。關于神府區，請賀蕭直接派人，或令王兆相派得力干部為該河防區司令員，前往偵察布置一切與指揮擔任該段河防之保安部隊，并請轉達神府特委知照。

　　毛　蕭  17號晚

　　11月19日，蔣介石以國防最高會議議長的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在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他明確告知與會者說：

　　“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

　　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達漢口，以國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發表了《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宣言》中說：“邇者暴日更肆貪黷，分兵西進，逼我首都，察其用意，無非欲挾其暴力，要我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國自決定抗戰自衛之日，即已深知此為最后關頭。為國家生命計，為民族人格計，為國際正義與世界和平計，皆已無屬服之余地。凡有血氣，無不具‘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決心。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

　　這一天，中央通訊社奉命向全世界播發了《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爾后，中央黨政人員紛紛乘輪西上，中央通訊社與中央電臺人員也撤離南京，經長沙而往重慶。

　　11月間，柯仲平從武漢輾轉來到了延安。

　　柯仲平，云南廣南縣人。他曾先后在“創造社”和“狂飆社”出版部工作，得到魯迅的指教，致力于詩歌創作，被譽為“狂飆詩人”。1930年3月，柯仲平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黨的秘密報紙《紅旗報》采訪記者兼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秘書。此后他先后3次被捕；1935年被營救出獄，東渡日本留學。“七七”事變后，柯仲平歸國到了武漢，在董必武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柯仲平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經歷和打算，毛澤東爽朗地說：

　　“我看你今后不能光埋頭寫詩，要做點文藝的領導工作。”

　　不久，柯仲平便擔任了邊區文教副主任一職。

　　在入冬后的某一天，中央黨校在學員們吃午飯的時候，通知說下午2點在禮堂聽報告，要求學員們按時入座，不得遲到。

　　中共中央黨校的前身叫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是在1933年3月13日為紀念3月14日馬克思逝世50周年在瑞金建立的培養黨的干部的學校，首任校長是任弼時，副校長楊尚昆。不久，由張聞天任校長，董必武為副校長。長征到陜北后，中央黨校以瓦窯堡附近的安定鎮第二小學為校址，由董必武任校長。1937年1月，中共中央遷入延安，中央黨校也隨之遷入延安東郊橋兒溝法國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1937年5月，李維漢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央黨校校長。

　　下午1點多鐘的時候，禮堂里開始有學員出出進進。2點鐘以前，四五百名學員已經全部到齊了。

　　2點整，毛澤東在黨校校長李維漢的陪同下，出現在講臺上，禮堂里突然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全體學員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毛澤東穿著打有補丁的棉軍裝，沒有扎綁腿，腳上是黑布鞋。他的長發向后梳著，額頭很寬，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他親切地向學員們招手，示意大家坐下來。

　　毛澤東走到主席臺中央，在一個長木桌后面坐下來，開始講哲學問題。他的精彩演講不時地被學員們的熱烈掌聲所打斷。中間休息時，毛澤東走下主席臺，來到學員們中間。方志純很想上去向他問好，但又怕他不記得自己了。

　　本傳第三卷已經講過，方志純曾和邵式平一起在1933年初見過毛澤東一面，并匯報了工作。在第4次反圍剿中，紅10軍被改編為紅11軍。反圍剿勝利以后，方志純、邵式平被調離紅11軍，另行分配了工作。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時，方志純被留在了南方，邵式平調任中央軍委縱隊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遵義會議后，邵式平調任紅5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方志純則是直到“西安事變”后，才從南方風塵仆仆地奔向陜北，于1937年10月間到了延安，被組織上安排在中央黨校第13班學習。

　　再說就在方志純正猶豫時，毛澤東發現了他，并主動和他打招呼。方志純趕忙上前幾步，來到毛澤東面前。毛澤東伸出手，用力握著方志純的手，熱情地說：

　　“你來了，什么時候來的？”

　　“剛到，到延安不到一個月。”

　　方志純緊緊握著毛澤東的手，既激動，又高興。毛澤東告訴他說：

　　“邵式平同志早就來了。”

　　方志純說：

　　“我知道，我們已經見過面了。”

　　“好，來了就好好學習吧。有時間到我那里去談談。”

　　“好，好。”

　　方志純連聲答應著。毛澤東返回講臺上繼續演講。兩個多小時的演講結束后，李維漢挽留毛澤東和學員們一起吃晚飯。會場擺上幾個桌子，就變成了餐廳。十幾個學員坐一桌，一邊吃飯，一邊品嘗著延安生產的散裝白酒。一位女青年端著一杯酒來到毛澤東跟前，用標準的國語說道：

　　“毛主席，你剛才的講話真好，我很受教育，我這個新學員敬你一杯。”

　　這位女青年頭戴八角帽，帽子下面是一頭濃密的烏發，身上穿著丹士林布做的衣服，腰身很細，腳上穿的是一雙用布條打的草鞋式鞋子。因為女學員很少，毛澤東認出了她就是坐在最前排聽報告的那位做著記錄的女青年，他接過酒杯，說了一聲：“謝謝。”那女青年見毛澤東沒喝酒，也不便勉強，便轉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毛澤東問李維漢：

　　“這個女同志叫什么？她從哪里來？”

　　李維漢說：

　　“她叫江青，是上海的電影演員。”

　　毛澤東輕輕地“哦”了一聲，沒有說什么。此時，江青同桌的人見她很活躍，就讓她代表大家向毛澤東敬酒。于是，江青再次來到毛澤東面前，她說：

　　“毛主席，這杯酒是我們全桌人敬你的，你一定得喝呀！”

　　毛澤東接過酒杯說了聲“謝謝大家”，微笑著問道：

　　“江青同志，你來延安吃小米習慣嗎？”

　　江青說：

　　“小米飯可好吃啦，我完全習慣了。”

　　毛澤東聽了很高興，鼓勵她好好鍛煉。晚飯后，毛澤東要走了，江青來到毛澤東面前說：

　　“毛主席，你講的話很重要，我是個新黨員，學習中會碰到許多問題，理解不了，要請你給解答。”

　　毛澤東說：

　　“那好辦，可以找同學找教員研究，也可以找校部和校長。”

　　江青說：

　　“那還解決不了呢？”

　　毛澤東說：

　　“如果還有問題解決不了，可以反映給我，大家一起討論，總可以解決嘛。”

　　江青，1914年3月5日出生于山東省諸城縣東關，父親李德文，母親欒氏，家里開著一個木匠鋪，雇了一個小徒弟。

　　早在李德文60歲那一年，30來歲的欒氏從諸城縣西南100多公里外的臨沂地區一路逃荒要飯，來到了諸城東關。李德文看她年輕貌美，便討為小老婆。他的正室已經生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因此他就滿心盼望著欒氏再給他生一個兒子。當他看到欒氏生了一個女嬰時，心就涼了，氣來了，火大了，大罵倒霉。

　　封建時代的男人都希望多生男孩子，李德文也是如此。所以他時常把新生女兒叫作“進孩”，“李進孩”。后來人們知道江青的另一個名字叫李進，那就是從“李進孩”化來的。母親欒氏則為女兒起了一個小名，叫李淑蒙，意思是讓女兒純潔無瑕而又朦朧糊涂地聽天由命。可江青卻違背了母親的心愿，生就一個倔強性格。稍長時，母親為她纏腳，她不情愿，白天剛纏上，晚上她就撕掉了。到頭來，她的腳是名副其實的“革新腳”。

　　李德文本來是由一個學徒才辛辛苦苦的干到了一個作坊主，的確是很不容易的。可在江青出生后，他為了發財把全部家當典入了土地，沒承想卻賠了本，為此和那家地主反目成仇，打起了曠日持久的官司。李德文讓算命先生給他測八字，算命先生說他命運不佳是因為娶了小老婆的緣故。于是，他便揮著拳頭對欒氏吼罵：“你是個敗家的禍根！”自此以后，他的脾氣愈發乖戾、暴躁，稍不如意便對欒氏拳打腳踢。曾經在江青的心靈上留下巨大創傷的事，是發生在一個元宵節里。那一天，李德文喝了酒回到家，欒氏戰戰兢兢地伺候他，一不小心打了只碗。李德文又是打又是罵，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鐵鏟打在了欒氏的背上，第二次又打在欒氏的手上，竟打斷了欒氏一根小手指。小江青嚇得放聲大哭，父親又遷怒于她，一巴掌打下來，打掉了她一顆牙齒。母親背起女兒離家出走，給一個地主家當了傭人。李德文從此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江青很小就開始讀書識字，接受了正規的私塾教育。她的小學校長叫薛煥登，是諸城縣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學名李云鶴就是這位薛校長給起的。薛先生說：

　　江青“學習刻苦認真”，“文字功底很扎實”，“成績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貧寒了，連件制服都做不起，凈穿男孩子不要了的舊衣服，長短大小都不合適，所以顯得滑稽可笑。腳下穿著破爛的鞋子，有時露出大腳趾。”“李云鶴長得很清秀，小臉蛋俊俏，惹人喜愛。只是脾氣倔強，從不愿受人欺侮，有時與別人拼力打架來保護自己。”

　　薛先生還說，江青的性格從小就像一個男孩子。

　　江青愛讀書，小小年紀就讀過不少古典小說。她的偶像是古代傳說中的巾幗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滸傳》中一百單八條好漢。她曾天真地對大她13歲的哥哥李干卿說：

　　“現在的中國黑暗得沒有一點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個投奔的女將就是我！”

　　1926年，12歲的江青小學畢業了，欒氏再無力供應女兒讀書。這年冬天，欒氏帶著女兒千里迢迢投奔江青在天津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丈夫叫王克銘，是奉系軍閥部隊的一名軍官。江青在天津第一次看到了無聲電影，那時叫“默片”。

　　1928年底，王克銘奉調濟南，江青母女又隨王克銘一家來到濟南，住在城內按察司街27號。自立自主意識很強的江青，感到老在姐夫家吃白飯，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她要奮斗，要自己去闖一條生活的路。她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母親。欒氏心酸落淚了，她說：

　　“你一個還不到15歲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讀幾年書。”

　　1929年春，設在濟南的山東省立實驗劇院面向社會招生，免收學費，免費提供食宿，每個月還發2元的津貼。江青馬上報了名。剛剛15歲的她，高高的身材，秀麗的面龐，身后拖著一條長長的放射著青春光澤的黝黑大辮子，剛一出場，就像一枝新荷露出了水面，艷驚四座。她的文學底蘊也發揮了作用，雖是土腔土調，但談吐清晰，穩健大方，一舉一動都顯示出聰明俊麗、素雅高潔。連她眼神都不同凡響，透出一股英氣。加上學校的女生太少，主考官吳瑞燕女士馬上拍板錄取了她。

　　山東省立實驗劇院這次在北平、天津、濟南招收的第一屆學生共有40余人，除了江青外，還有崔嵬、魏鶴齡、馬君介、郭建英、陳宗娥、王墨琴等，分習編劇與理論、表演、音樂、舞臺美術4科。

　　這個實驗劇院直屬山東省教育廳，院址在濟南貢院墻根，學生宿舍在濟南文廟。由于文廟太大，學生們入夜便不敢出宿舍隨便走動。有男學生出主意說，誰敢半夜走上大成殿，摘回至圣先師頭上的平天冠，就算他真的不怕鬼神。男生們也只是空口說說而已，誰也不敢去做。可江青偏不信這個邪，她就在半夜間去拿了那頂平天冠來。這一下，可把大家給唬住了。

　　實驗劇院教授的是京昆和話劇，應聘來院任教的有文學家陳祖懷、孫師毅，戲劇家萬籟天、丁子明、趙明義、蘭馥清，音樂家何笑鳴、陳田鶴、王義山。京劇方面，梅蘭芳的老師郭際湘，尚小云的老師孫怡云等，都曾任教。還有一位白俄羅斯舞蹈教師皮特羅維奇擔任舞蹈課。院長趙太侔還經常約請在山東大學任教的文學家洪深、徐志摩、梁實秋為通訊導師。江青不僅廣泛閱讀戲劇方面的文獻，學唱古典歌劇，學習表演現代戲，而且還接觸各種樂器。后來，她不僅演唱得好，還拉得一手好二胡。每逢周六、周日晚上，實驗劇院都對外售票，組織學生登臺演出。江青全身心的投入到角色之中，她在悲劇中的表演催人淚下，觀眾的反響又從她的眼睛里引出了更多的淚水。院長和老師都稱贊她是一個大有希望的悲劇演員。

　　1930年9月，軍閥韓復榘主政濟南。這年年底，山東省實驗劇院停辦，院長趙太侔出任剛剛創立的青島大學文學系教授。年僅16歲的江青和一些同學隨著劇院教務主任王泊生及其夫人吳瑞燕到北平去演出。出發前，江青沒有告訴母親，只是到了火車站才給母親發了一封信。

　　在北平的幾個月里，江青主演過《玉堂春》。由于她衣著寒酸，被褥單薄，生活非常苦寒，加之演出又不經常，在北平根本不適宜她發展，于是她又回到了濟南，到一個京劇班子里當演員，在濟南、青島、煙臺一帶演出。

　　1931年初春，江青去青島大學投奔既是街坊又是老師的趙太侔，趙太侔安排她到文學系作旁聽生，攻讀藝術理論課程，希望她將來成為一個藝術家。考慮到江青生活困難，趙太侔就和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館長梁實秋商量，讓她到青島大學圖書館擔任出納員兼管理員，負責填寫卡片和收發圖書，每月30元薪水。她給母親寄回10元，留下20元自己花銷。這個工作同時使江青可以大量閱讀以前不知道的許多讀物。

　　江青求知欲望非常強烈，她常常去聽聞一多的課，聽趙炳歐的課。她寫了一個劇本《誰之罪？》，寫過短篇小說，還寫詩歌，拿去向沈從文請教。沈從文要求她每周寫一篇短篇小說。她的作品經常在學校文藝園地和其它刊物上發表。

　　“九·一八”事變后，江青對趙太侔說：

　　“我想參加請愿活動。”

　　趙太侔立即反問：

　　“你也要去搗亂？你也想惹麻煩嗎？”

　　江青嚇得不敢再說什么，轉身離去。從此，倔強的她再也不去聽他的課了。

　　此時，青島大學有大量學生抵制上課和考試，江青也投入了學生運動。她參加了學生領袖之一的俞啟威組織的“海鷗劇社”，到工廠和農村去演出。她曾經出演《放下你的鞭子》和《湖上慘事》。自此以后，她就成為學校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了。

　　俞啟威是趙太侔的內弟，出身于浙江紹興的一個名門望族，比江青年長3歲。江青原是在趙太侔的家里認識了趙太侔的夫人、田漢創辦的“南國社”成員、話劇界的明星俞珊，通過俞珊又認識了她的弟弟俞啟威。

　　早在1930年冬，俞啟威進入青島大學作旁聽生。1931年夏，他正式成為青島大學物理系的學生。1932年，他與化名為王林的青島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王韜同住一室，不久就被王韜發展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俞啟威個頭不高，只有一米六幾的樣子。他對自己的身高深感遺憾，就拼命鍛煉身體，跑步、壓腿、打球、做伸展運動。他對自己的一頭黑色卷發也不那么滿意，于是就常常搽發油將卷發梳平。此時的江青也在地下黨組織引導下，參加了左翼戲劇家聯盟和左翼作家聯盟的青島分會，她對這位其貌不揚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因為自己的貧苦出身，使她對俞啟威那油頭粉面的樣子有些厭惡。

　　1932年初，江青參加了青島的反帝大聯盟。

　　1932年2月，江青在化名為李春亭、1月20日剛剛上任的青島市委書記祖茂林和青島大學黨支部書記王韜的主持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介紹人就是王韜和俞啟威。

　　江青面對著鑲著鐮刀斧頭的黨旗，舉起右手，莊嚴宣誓：

　　“我保證服從黨綱，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的指揮，在任何情況下都保守黨的秘密，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

　　宣誓已畢，市委書記祖茂林講了話，對江青表示祝賀，同時提出了一個讓江青難以接受的任務。他說：

　　“為了黨的工作，黨決定讓你和俞啟威同志假扮夫妻，組成家庭，建立一個黨的秘密交通站，負責與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聯系。你愿意嗎？如果愿意，具體任務黨組織會隨時通知你。”

　　這個只有19歲的大姑娘為難了。祖茂林看出了江青的猶豫，就說：

　　“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像舞臺上演戲一樣。這是黨的工作需要，認為只有你合適。”

　　江青想想剛才的誓言，就是有一千個不愿意，也只得點了點頭。她對市委書記祖茂林和俞啟威說：

　　“我們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黨組織一定要給作證。”

　　此后，俞啟威也嚴格按照黨組織的要求去做，從不越雷池半步。后來，這對假夫妻在一起工作了5個月，為青島黨組織作了大量的工作。

　　6月間，由于叛徒高振東告密，中共青島市委遭到了嚴重破壞，市委書記祖茂林和李偉仁、張夢蓀、陳文其、武家澍、楊建成等相繼被捕，青島市委、各區委和富士紗廠等支部遭到破壞，被捕黨員近80人。俞啟威也同時被捕入獄，王林只身逃往上海避難（可參看徐明清自述）。從此，江青和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欲知江青后來如何發展？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關于江青的入黨時間，葉永烈曾經這樣說過：“由于種種原因，江青這人令人真假難辨。我在寫作《江青傳》時不能不做許多辨偽工作，關于江青入黨的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關于江青的入黨經過，有著各種說法。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在其所著《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一書中，回憶江青在延安整風時曾對他說過的兩句話：‘那時，是個姓王的介紹我入黨的，名字我忘記了。現在這個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明明是1932年入黨，硬說我是1935年！’江青究竟是1932年入黨，還是1935年入黨？內中頗為曲折，我為此進行了詳細查證。其實，江青既不是1932年入黨，也不是1935年入黨，而是在1933年2月入黨的。”“她的入黨介紹人不是‘姓王的’，她也絕不可能忘了她的入黨介紹人的名字。因為她的入黨介紹人是她的前夫黃敬。”“至于那個“姓王的”，叫王林（原名王韜）。他原是青島大學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黃敬進入青島大學物理系，與王林同住一屋。黃敬受王林影響加入中共。所以，王林是黃敬的入黨介紹人，黃敬則是江青的入黨介紹人。”葉永烈所說的這個黃敬，就是本傳中的俞啟威后來出獄后的化名。他的這個考證，看似言之鑿鑿，其實也有明顯的漏洞。第一，中共六大、七大黨章規定，入黨介紹人必須是1至3個人，葉永烈何以斷言江青的介紹人就只有黃敬一人？江青說有個“姓王”的介紹她入黨，這明顯與葉永烈提到的王林是一致的。請不要忘記王林彼時的身份，他用的是化名，那時候一個新黨員對地下黨上級的本名和化名分不清，以致多年后忘記了名字，這不是很正常的嗎？第二，中共青島市委是在1932年6月遭到嚴重破壞的。市委書記祖茂林在青島海泊橋水場被逮捕（次年8月在濟南被國民黨殺害。王林1979年6月20日曾著有《憶李春亭（祖茂林）烈士》一文），王林立即逃往上海避難。由此推斷，1932年入黨的黃敬應是在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爾后與同校同學同室的王林一起介紹江青入黨。有資料說，黃敬在1933年已經成為青島市委組織部長。請動腦筋想一想，他還是一個剛入黨的青年學生，這可能嗎？第三，徐明清暮年的自述提供了一個有力證明：江青是在1932年到上海的。1932年10月，徐明清受陶行知委派，參加了“晨更工學團”的創辦，并成為負責人。當時“晨更工學團”是個公開、合法的教育團體，上海的左翼“教聯”、“社聯”、“劇聯”以及“左聯”等組織，都紛紛派人參加“晨更工學團”的工作。“左聯”派出的是陳企霞，“劇聯”派出的是田漢的弟弟田沅。正因為田沅跟“晨更工學團”有如此密切的工作關系，所以在后來的一天，他把江青安排到了這里。徐明清記得，一天，田沅陪著一位山東姑娘來到“晨更工學團”。她細高個子，穿一件藍布旗袍，長得俊俏，性情活潑。這姑娘就是后來的江青，而當時的名字叫李鶴。田沅介紹說，李鶴剛從山東來上海，想在“晨更工學團”謀點事。徐明清看江青不僅識字，還會唱歌、演戲，“晨更工學團”當時正好缺教員，就把江青留了下來。綜上所述，完全可以斷定，江青說她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真實可信的。葉永烈披著史學家的外衣，往往在細微末節處篡改歷史。本傳在其它問題上還要講到這一點，敬請讀者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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