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要堅持統一戰線，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

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敗的教訓。總之，必

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話說1937年夏，美國記者尼姆送給毛澤東一個提問的長單子，一連作了幾次訪問。毛澤東對尼姆提出的問題很感興趣，因為這些問題許多是請求解釋一些看起來互相矛盾的問題。他帶著聽得見的微笑說：

“你看，在中國有些事是很奇怪的。”

毛澤東有時在椅子上轉動著詢問尼姆：

“你的意見是什么？”

他的反問使尼姆有些不安。后來尼姆才明白，毛澤東真的是想知道，對這些問題，像她這樣的外國人是怎樣想的。

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毛澤東安排時間讓尼姆做了一次采訪，以表示友好。尼姆采訪的題目是：“中國革命的性質”。毛澤東欣賞智力的挑戰，他知道尼姆學過黑格爾，在尼姆的采訪中同她討論了一些哲學問題。毛澤東還說，他愿意和尼姆一起寫一本關于中國革命的小冊子。這使尼姆非常高興。尼姆心想：“這將是怎樣的獨家新聞啊！”令尼姆遺憾的是兩天后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毛澤東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這個共同寫作的計劃便無法再繼續下去，只好讓他的助手吳亮平還有張聞天幫助她去完成其余的部分了。

1937年7月7日，蔣介石電邀中共中央代表博古、林伯渠、周恩來上廬山談判國共合作問題。

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率代表團再次赴廬山與國民黨談判，又派南漢宸以紅軍代表身份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

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其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北京西南豐臺緊靠盧溝橋（亦稱蘆溝橋，因橫跨盧溝河即永定河而得名）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

下午7時30分，日軍開始在該地帶演習。

晚10時40分，日軍聲稱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在演習中“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守城的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嚴詞拒絕。

晚零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打來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天在宛平城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的軍隊，并認為其“失蹤者”已經進入宛平城，要求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予以拒絕。

不久，松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為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

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

“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

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駐守盧溝橋北面的一個連僅余4人生還，余者全部壯烈犧牲。這就是“七七事變”，亦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標志著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

日本軍國主義何以如此猖狂？中國的軍事力量果真不能抵御侵略者的進攻嗎？請看事實：在1937年這一年，國民政府的軍事和國防建設費用已經達到了13.7億元以上，占財政總支出的65.5%。到7月份為止，中央軍已經整訓了50個步兵師，每個步兵師下設兩個步兵旅，1個騎兵旅，1個野炮兵團，加上工兵、輜重、衛生、特務等兵種，每師計13854人，馬3508匹，各類火炮84門，并配備了坦克等重型武器。同時，中央軍將空軍整編為9個大隊，全國設262個機場，擁有各類飛機600余架。軍事工業也有了顯著發展，已經能夠制造德國1924式步槍、仿捷克式輕機槍、德國式重機槍、仿法國式迫擊炮及各類炮彈。加上其它各地軍閥的武裝力量，應該說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已經相當可觀了。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完全是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惡果！中華民族空前的危機出現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全文如下：

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軍隊，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暨全國同胞們！

本月7日夜10時，日本在盧溝橋向中國駐軍馮治安部隊進攻，要求馮部退至長辛店，因馮部不允，發生沖突，現雙方尚在對戰中。

不管日寇在盧溝橋這一挑戰行動的結局，即將擴大成為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或者造成外交壓迫的條件，以期導入于將來的侵略戰爭，平津與華北被日寇武裝侵略的危險是極端嚴重了。這一危險形勢告訴我們：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新認識”“新政策”的空談，不過是準備對于中國新進攻的煙幕。中國共產黨早已向全國同胞指明了這一點，現在煙幕揭開了。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占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面前。

全國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地抵抗，并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茍安的打算。

全中國同胞們！我們應該贊揚和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該贊揚和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存亡的宣言。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第29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實援助第29軍。并立即開放全國民眾的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陸海空軍準備應戰。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分子和一切日寇的偵探，鞏固后方。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衛戰爭。我們的口號是：

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

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

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

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建筑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驅逐日寇出中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7月8日這一天，毛澤東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義，致電蔣介石。他在電文中寫道：

廬山蔣委員長鈞鑒：

日寇進攻盧溝橋，實施其武裝攫取華北之既定步驟，聞訊之下，悲憤莫名！平津為華北重鎮，萬不容再有疏失。敬懇嚴令29軍，奮勇抵抗，并本三中全會御侮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咸愿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

毛澤東 朱德 彭德懷 賀龍 

林彪 劉伯承 徐向前 叩 庚亥

7月9日，毛澤東又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等紅軍指揮員的名義，起草并發出《人民抗日紅軍要求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通電》，全文如下：

廬山林主席、蔣委員長、馮副委員長、汪主席，太原閻副委員長，并轉國民政府各院部長，西安行營顧主任、何副主任，延安毛主席、朱總司令，并轉人民抗日紅軍軍事委員會鈞鑒，各省軍政長官勛鑒：

日本法西斯蒂肆其侵略故智，惹起虞晚盧溝橋宛平事變，殺傷我國軍民，強占我國土地。此種盜匪行為流血慘劇，不特破壞國際信義，且為日寇侵占華北之信號。證明日寇滅亡我國之野心變本加厲。我冀察當局及29軍將士為自衛而抗戰，誓保國土與城共存亡，忠義勇烈，不愧為我大中華民族之男兒。德懷等以抗日救國為職志，枕戈待旦，請纓殺敵，已非一日，當華北危急存亡之緊要關頭，敬敢吁請我國民政府迅調大軍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29軍陷于孤軍抗戰，紅軍愿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并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謹此電聞，翹待鈞命。

　　彭德懷 賀龍 劉伯承 林彪 徐向前葉劍英 左權

                   蕭  克 徐海東 率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同叩

7月13日，延安各機關共產黨員與工作人員舉行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號召說：

“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需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

７月14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撰寫的黨內指示中說，當前我們工作的總方針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推動國民黨蔣介石徹底轉變政策，促使其下決心進行抗戰；另一方面我們共產黨和紅軍自己要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的步驟。

接著，毛澤東派周小舟給閻錫山送去他的親筆信，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同時，他指定張云逸奔走于國民黨兩廣當局：“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

他還與張聞天致電葉劍英，要他與救國會及各方面聯系，“請他們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惟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

7月14日這一天，毛澤東、朱德向彭德懷、任弼時等下達“10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要求紅軍各部隊隨時準備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同時命令紅軍各路領導人到陜西涇陽縣云陽鎮集中，討論紅軍改編和開赴前線參戰問題，劉少奇受中央委托向他們傳達中央決定和紅軍的任務。

7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當面交給蔣介石，要求盡快公布，實現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團結和動員全國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時再次重申“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并就紅軍改編與國共合作等問題與國民黨繼續談判。

這份《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起草于7月4日，全文如下：

親愛的同胞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著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這對于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有著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為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

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為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炎黃子孫，堅忍不拔地努力奮斗。中國共產黨愿當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斗之總的目標，這就是：

（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地迅速地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諸項，均為中國的急需，以此懸為奮斗之鵠的，我們相信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共愿在這個總綱領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手攜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標的前進路上，須要克服許多的障礙和困難，首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礙和破壞。為著取消敵人的陰謀之借口，為著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于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地實現而奮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并且已獲得同胞們的贊許。現在為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

寇深矣！禍亟矣！同胞們，起來，一致地團結啊！我們偉大的悠久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來，為鞏固民族的團結而奮斗！為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斗！勝利是屬于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勝利萬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7月15日這一天，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組織抗日統一戰線擴大救亡運動給各地黨部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地黨部：

日本已發動大規模的進攻，29軍正英勇抗戰，華北各地救亡運動正在擴大起來，中國政府正派兵增援。根據上述情況，為執行本黨7月8號宣言所述堅決保衛平津，同日寇血戰到底之總方針，各地此時最緊急的任務是迅速地切實地組織抗日統一戰線，以擴大救亡運動。這種統一戰線的名義可依照各地方的情形來決定，如救亡協會或援助抗戰委員會等。各地黨應即派出適當人員出面，向當地黨政軍學警商各界接洽，組織這類團體。如此種統一的組織一時不能得到多數同意，可先發動各界組織各自的救亡團體。同時宣傳組織統一團體之必要，以待時機一到，即成立此項組織。如國民黨當局不同意加入此項組織，即先由人民方面各團體發起自行組織，而要求國民黨當局批準立案。如國民黨方面號召組織這類團體如北平市各界聯合會，則我們即可加入工作。對國民黨每一抗戰的步驟，應采取歡迎與贊助的態度，堅決反對挑撥離間的陰謀。共產黨員應實際上成為各地救亡運動與救亡組織之發起人，宣傳者與組織者，以誠懇坦白謙遜之態度與努力的工作，取得信仰及這類團體中的領導位置。對各界中之糾紛，共產黨員應以調停人之資格，出任和解。總之為求得迅速組織統一戰線，擴大救亡運動，執行堅決抗戰保衛國土的總方針，各地組織及同志應以無限的熱忱及毅力，按照各地具體情況，完成中央給你們的使命。

中央書記處

7月17日，“盧溝橋事變”已經過去10天了，蔣介石一面與日寇繼續談判，一面在廬山發表“最后關頭”的談話，即《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他說：

“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

蔣介石在談話中還說：

“政府對于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于社會，俾咸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7月17日這一天，蔣介石、邵力子、張沖在廬山同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等人談判，蔣介石堅持將紅軍改編為3個師，45000人，3個師的參謀長、所有副職均由南京委派；管理教育必須屬于國民黨軍隊行營；師上面只許設政治部指揮軍隊，由周恩來為主任，他的親信康澤為副主任；要求朱德、毛澤東出洋。

周恩來等人據理力爭，毫無效果。同時，蔣介石對《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也借故拖延發表，后來一直拖到1937年9月22日才由中央通訊社以《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為題發表了這個宣言。9月23日，蔣介石又發表談話，說明團結御侮的必要，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7月18日，延安抗日救國會召開社會各界聲援平津抗戰將士大會。

這一天，天氣很好，數千人聚集在寶塔山下。大會主持人宣布開會，首先請剛剛來到延安準備去中央黨校學習的天津市委副書記劉瀾濤介紹平津的情況。劉瀾濤講了華北人民高漲的抗日情緒，以及日寇對平津、華北侵略的種種暴行。他還說：

“必須堅決抗戰，挽救中華民族于危亡。”

劉瀾濤講完后，毛澤東同他親切握手。這是劉瀾濤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接著，毛澤東在大會上報告了盧溝橋事變的經過和最新情況。他還深刻地分析了形勢，爾后大聲疾呼：

“不起來抵抗，就不能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能有任何的猶豫和幻想，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日子到來了！”

據報載：毛澤東的“演詞激昂，聽眾均摩拳擦掌，熱血沸騰，愿赴抗日戰場，與日寇決一死戰”。

大會通過了致29軍將士電，會后還舉行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示威游行。

7月20日，毛澤東收到周恩來有關國共談判情況的匯報后，在復電中明確指示：

“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我們決采取蔣不讓步不再與之談的方針。”

此一時期，黨和紅軍內部出現了新的右傾現象，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早在1937年春，中共閩粵邊特委代理書記、紅3團團長兼政委何鳴與國民黨駐軍157師談判達成協議，將紅3團1000余人改編為保安獨立大隊，何鳴任大隊長兼政委，盧勝任副大隊長。7月16日，157師以集中點驗發餉為名要求紅3團集中到福建漳浦縣城孔廟。紅3團在何鳴帶領下未作任何戒備即全部進入操場集合，隨即被國民黨軍隊包圍，被繳長短槍540余支，絕大多數人被遣散，特委書記張敏等13人被害，只有副團長盧勝率領數十人突圍成功。這就是“漳浦事件”，又稱“何鳴事件”。

何鳴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正在廬山與南京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林伯渠、博古，要他們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正抗議，并使之責令制造事端的廣東軍閥余漢謀交還何鳴部槍支。

7月2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于目前形勢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盧溝橋事件正在擴大中。日本政府已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大批日軍正由日本朝鮮滿洲偽國輸送來華，這是日寇直接武裝占領華北的整個計劃的開始，其首先目的是在直接占領平津。

二、29軍將士對于日寇的進攻，到處進行了英勇的抵抗。其最高將領宋哲元，張自忠等則在動搖中。他們企圖以對日讓步來保持他們在平津及冀察的地位。但他們的這種傾向將遭受29軍將士及華北與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三、在日寇進攻開始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從新開始大規模的醞釀與發動，到處發生著援助華北的行動，組織著各種救亡團體，全國人民一致主張堅決抗戰，反對動搖妥協。許多國民革命軍將領及國民黨地方黨部公開通電同情抗戰，要求抗戰。

四、南京政府與蔣介石氏對于此次事變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在軍事上亦已調動軍隊向河北晉綏邊境集中增援并已下令全國準備應戰。但是否已最后放棄暫時妥協的企圖則尚屬疑問。南京親日派勢力，采取隱秘的方式活動著。

五、國際上英法對中國雖表示某些同情的論調，但他們不贊成中國今天實行全國性的抗戰，希望中日妥協。他們這種態度，客觀上將有利于日本。美國還保持著靜觀態度。蘇聯正在嚴密注意事變的發展，加強遠東的防衛與警戒。德意正在西班牙以新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響應日本。日本法西斯蒂有可能向蘇聯同時實行挑釁，以引起德意向蘇聯的進攻，以造成世界大戰。

六、我們認為事變的發展有兩種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變發展為積極的抗戰，以至發展到全國性的抗戰，這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挽救平津與華北與全國免于淪亡的唯一出路。或者是由于冀察當局的讓步，由于南京對于發動全國性抗戰的遲疑及英法的態度而暫時求得妥協。但這種妥協對于中國完全不利，它只能把平津華北葬送給日寇作為以后繼續侵略的有利陣地。

七、我們的總任務，是在爭取第一個前途的實現，反對一切喪失任何中國領土主權的妥協。我們的口號是：武裝保衛平津，武裝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在這一總任務下我們主張：

（甲）全國海陸空軍總動員，實現對日抗戰；（乙）全國人民總動員，立刻開放黨禁，開放愛國運動，滿足人民的迫切需要，實現大規模的組織民眾與武裝民眾；（丙）全面地抵抗，不但要在軍事上實行抵抗，而且必須根絕日寇在中國的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的特殊勢力與漢奸親日派；（丁）統一地積極地抵抗，立刻集中抗戰的軍事領導，建立各個戰線上的統一指揮，決定采用攻勢防御的戰略方針，大規模的在日寇周圍及后方發動抗日的游擊戰爭，以配合主力軍作戰；（戊）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立刻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機構民主化，容納各黨各派的代表參加國民會議與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漢奸分子，實現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

八、在全蘇區必須擴大抗日救亡的宣傳鼓動，進行援助抗戰將士的運動，并號召全蘇區人民與紅軍指戰員準備立即抗戰。紅軍立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準備立即向華北出動，執行對日直接作戰的神圣任務。

中央書記處

7月22日晚，彭雪楓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拜會閻錫山。彭雪楓問：

“我紅軍即將入晉開赴抗日前線，閻主任準備如何指揮晉軍協同作戰？”

閻錫山說：

“此事我已反復考慮，擬用兩個原則：1、事先商量。2、臨時擬定計劃布置，即時通報貴軍，由貴軍自行酌情行動。”

閻錫山說罷，也鄭重其事地問彭雪楓說：

“將來平綏敗退，平漢敗退，甚至晉軍敗退，貴軍是否南下？或采取適當戰略？彭將軍現在不必回答，請你將我的意見轉告毛澤東先生及延安諸公考慮。”

第二天，彭雪楓將與閻錫山會晤的結果電告毛澤東，并報告說：閻錫山欲贈我軍七九子彈、中正子彈各50萬發，沖鋒機關槍200支，并為駐晉辦事處配備汽車。

7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抗大操坪上給學員們作報告，他說：

“只要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線去的機會，你們準備看好了，哪一天命令來，哪一天就背著毯子走。延安不需要你們，不需要這么多的干部。我們歡送你們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國弄好起來，把日本趕出去，那時再歡迎你們回來。”

7月23日晚，毛澤東撰寫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一文。他首先重述了抗戰的正確方針，同時又指出：

“近月以來，平津之間的漢奸和親日派分子積極活動，企圖包圍平津當局，適應日本的要求，動搖堅決抗戰的方針，主張妥協退讓。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這種妥協退讓的方針如不迅速改變，將使平津和華北盡喪于敵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絕大的威脅，這是每個人都應十分注意的。”

接著，毛澤東提出了為著實現堅決抗戰必須采用的正確辦法，即“八大綱領”：1、全國軍隊的總動員。2、全國人民的總動員。3、改革政治機構。4、抗日的外交。5、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并立即開始實行。6、國防教育。7、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8、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

基于上述兩個方面，他分析了中國的“兩個前途”：一個是實行堅決抗戰的方針，采用“八大綱領”的辦法，“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一個是實行妥協退讓的方針，采用與“八大綱領”相反的辦法，“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

此一時期，毛澤東還在做著另一件大事，就是在這7月間和后來的8月間，為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方法論教育全黨，克服存在于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撰寫出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他在每一次課后，都要組織學員們認真討論，爾后還要補充、完善一下授課大綱。如是者多次反復，他對哲學基本理論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和創造性發揮，為這門深奧的哲學理論通俗化、平民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后來收集在《毛澤東選集》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就是這個《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最精彩的部分。他在《實踐論》中寫道：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于實踐的依賴關系，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里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虛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

“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法，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于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寫道：

“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事物的性質，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于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著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著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夠共居于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夠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然而矛盾的斗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斗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斗爭的表現更為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區別；當著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爭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斗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

且說在7月26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根據毛澤東7月20 日“蔣不讓步，不再與之談”的指示，離開廬山，返回延安。

7月27日，當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抵達西安時，中共中央要他們“即去云陽（紅軍主要指揮員大多在此——筆者注）商定改編”事宜。在這一指示電中，中央還提出可以將下列各點請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轉達給南京的蔣介石：

“（1）8月15號則編好，20日出動抗日；（2）3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并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3）3個師4.5萬人。另地方1萬人，設保安正副司令，高崗為正，蕭勁光為副，軍餉照給；（4）主力出動后集中作戰不得分割；（5）擔任綏遠方面之一線；（6）刺刀、工具、子彈、手榴彈等之補充。”

此時，彭雪楓再晤閻錫山，向閻錫山提出紅軍向山西開進、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建議，閻錫山表示贊成。他要彭雪楓轉告毛澤東：

“請求貴軍會合進軍1個集團軍，在五臺山周圍建立根據地。”

7月28日，閻錫山復信給毛澤東說：

“周小舟君抵并，持誦大札，并及先生抗日主張，至為敬佩。國事危急，非集合全國人力不足以渡此難關，愿與先生同赴國難也。”

7月29日和30日，北平和天津相繼為日寇攻陷。

7月31日，閻錫山會見彭雪楓，他說：

“從今日始，你可以用紅軍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公開進行活動。”

1937年8月1日，延安召開第一屆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毛澤東出席開幕式并作演講。他說：

“日本帝國主義打到華北來了！平津失守了！如果我們還不動員起來抗戰，那日本帝國主義就要打到我們這里來了。蘇區是全國抗日模范區。在這個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已到最后關頭的時候，我們舉行這個抗戰動員運動大會，是有著極重大的意義的。我們要做一個榜樣，表示我們抗戰的決心。很久以前，我們就兩次三番地對他們（指國民黨當局——筆者注）說過，希望他們堅決抗戰，他們不聽，始終動搖不定，始終沒有堅決抗戰的決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動搖不定，沒有抗戰決心所致。華北當局始終是抱著委曲求全的態度，在軍事上不做充分的準備，對于民眾是懷著不必要的戒心，不發動民眾，不擴大民眾愛國運動；相反的，還要出告示，下戒嚴令，要民眾‘鎮靜’，使有著滿腔熱血的愛國民眾們，動彈不得。這樣干的結果，便把平津丟掉了！我希望全國守土抗戰的將士們，對于這個悲痛的教訓，有所警惕！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方針，這個方針就是堅決打日本！立即動員全國民眾，工農商學兵，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聯合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斗爭！這是民族獨立與自由的不二方針。

我們今天舉行這個抗戰動員運動大會，就是向著這個方針邁進。我們這個運動大會，不僅是運動競賽，而且要為抗戰而動員起來。為了保衛國家，保衛領土，我們要把全國民眾動員起來。同志們，準備出發到河北去，準備到抗日的最前線去，把我們這里的方針與辦法帶到全國各地去，把我們的決心帶到抗日最前線去！”

8月1日這一天，“抗大”第3期舉行開學典禮。這一期學員共有1372人，其中有紅軍干部616人。

8月3日，中共中央舉行會議，就蔣介石8月1日通過張沖急電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速至南京共商國防一事，確定赴南京同國民黨談判需要解決的問題：（1）發表國共合作宣言；（2）確定政治綱領；（3）決定國防計劃；（4）發表紅軍指揮系統及確定初步補充數量；（5）紅軍作戰方針。

從8月3日起，大批人員從延安出發，開赴抗日前線。

一天晚上，張愛萍接到通知，說是毛澤東叫他去一趟。張愛萍來到毛澤東住處，毛澤東問他在抗大的工作怎么樣？還有沒有其它想法？張愛萍說：

“我還是想到前線去。但我絕對無條件服從組織上安排。我現在是邊學邊教，邊教邊學，這的確是一個學習的好機會。只是感到越讀書越覺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不像過去那么有信心了。”

“學然后知不足嘛。”毛澤東說：“覺得自己懂得少，是好現象，是進步的表現。只是不能以此減弱了信心。學識是無窮盡的，要活到老學到老。”

接著，他向張愛萍傳授了讀書的方法和技巧。

隔了兩天，毛澤東派人給張愛萍送來一封信，叮囑張愛萍不應該感覺到自己懂得少而降低信心。他在信中還說：“一般地講，信心過高，容易犯‘左’的錯誤；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錯誤。”末了，毛澤東還叫張愛萍再去他那里一趟。

張愛萍不知毛澤東還有什么安排，要談什么話題，便一溜小跑趕到了他的窯洞。毛澤東一見面就說：

“今天叫你來，要分配你出去。怎么樣？”

張愛萍以為毛澤東是在試探他，便坐下來望著毛澤東，只是笑，沒有說話。

“這是真的。我不是逗你。”

毛澤東非常認真。張愛萍興奮地問：

“真的？去哪個部隊？”

“怎么樣，你還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吧？”毛澤東笑著說：“到上海去。”

張愛萍的高興勁兒一下子無影無蹤了，他想離開抗大是為了到部隊去，到前線去。而到上海又是干地下工作，就像“犍牛掉在枯井里”。他說：

“我不愿意到那里去。”

毛澤東說：

“到那里不能甩開膀子干是吧？不喲，同志！那里很重要，日本人很快就要占領它，我們必須加強那里的工作。我們要成立浙江省軍委。你去當軍委書記。現在浙江省委書記劉曉同志在那里，你去協助他把省軍委組建起來。”

張愛萍還是不愿意去，囁嚅道：

“我有困難，干不了。”

“干得了，干得了！”毛澤東說著揚了揚右臂：“我們研究過了，你在那里做過秘密工作，你去最合適。”

接著，他詳細分析了日本人必將進攻上海、蔣介石則一定會撤逃的原因；還講了上海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說明張愛萍去上海的主要任務是發動工人群眾，在市郊區開展游擊戰爭；最后問張愛萍還有什么要求。話說到這個份上，張愛萍再推辭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了，便提出要帶幾個人一同去。

“可以，可以。”

毛澤東滿口應承著，當即給羅瑞卿打電話說明此事。羅瑞卿在電話那端說：

“讓愛萍自己挑，他要誰給誰。”

張愛萍后來回憶說：“幾天之后，我同余立金、彭林、吳克華等同志離開了延安，奔赴上海。途經西安時，便聽到上海打響了的消息，更加欽敬毛主席高遠的戰略眼光，從而進一步感受到肩頭上的重負。”

且說8月4日，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去南京同國民黨談判。

8月6日，延安第一屆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閉幕。毛澤東出席大會并致閉幕詞，他說：

“運動大會精神很好，我們應該把這一運動大會精神發揚到全蘇區去，發揚到每個人民中去。因為我們體育運動應該是大家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我們要喚起民眾堅決打日本，堅決抗戰是要每個人民參加的，正好像體育運動也要大家參加一樣。”

最后，毛澤東號召大家：

“要努力學習軍事體育來武裝我們的手足，學習政治來武裝我們的頭腦，把這一大會的精神帶到各個地方各部隊中去。”

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受到蔣介石的代表姚琮及何應欽、顧祝同、邵力子、張沖等百余人的隆重迎接。

8月11日，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召集的談話會，從此公開活動。

8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張沖、邵力子、康澤舉行談判。關于紅軍改編問題，南京代表堅持由國民黨派去參謀長和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堅決拒絕，雙方激烈爭執。國民政府代表康澤回憶說：雙方“差不多到了拍桌子的地步。”

8月13日，尼姆采訪了毛澤東，毛澤東將中國共產黨“拯救中國”的10點主張告訴了她。在采訪快要結束時，毛澤東站了起來，重重地敲擊著桌子，他的臉變得紅起來，眼睛里閃著光亮，他說：

“如果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使這10點得到承認，我們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就要滅亡！”

毛澤東憤怒地重復了最后一句話，給尼姆留下了深刻印象。尼姆對毛澤東的評價是：

“他是靈活的，愿意變革和學習。而最重要的是，是忍耐——他一直等到那個轉折點。他等待著那個最低點，然后，在車輪向上轉動時，采取行動，不太早，也不太晚。他跟著歷史來引導歷史。”

8月13日傍晚5時，日本海軍上海特別陸戰隊司令官下令全軍進入戰斗狀態，嚴密警戒。13日夜，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派兵，不和南京政府談和平，要嚴厲懲罰南京政府，當晚海軍第3艦隊司令長谷川下令：“第二空襲部隊對南京、廣德；第三空襲部隊對南昌；第十戰隊及第一水雷戰隊飛行機對虹橋機場予以突襲。”當夜，日本近衛內閣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陸軍派兵上海；發表帝國政府聲明：“斷固膺懲”南京政府。由于東海臺風，日本海軍對于中國各地的空襲延遲至8月14日開始，首先襲擊了杭州、廣德。8月14日，中國空軍對上海日本海軍第3艦隊旗艦“出云”號實行了轟炸。這一事件被稱為“八一三事變”。此后，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國民黨正面戰場組織的淞滬會戰開始。

“八一三事變”發生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十分關心宋慶齡的安全，電請她撤離上海。宋慶齡于12月23日離滬赴香港。

8月14日這一天，蔣介石鑒于日軍大舉進攻上海，國民黨在東南的統治地位已經無法維持下去了，這才發表了國民政府《自衛抗戰聲明書》。《聲明書》中說：

“中國今日鄭重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際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為日本所破壞無余。此等條約，其最大目的，在維持正義與和平。中國以責任所在，自應盡其能力，以維護其領土主權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之尊嚴。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日本茍非對于中國懷有野心，實行領土之侵略，則當對于兩國國交謀合理之解決，同時制止其在華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動；如是則中國仍當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東亞與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斗；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與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鄭重簽訂之國際條約下各盡其所負之義務也。”

同時，蔣介石對內也做了讓步，他發表講話說：

“對于國內任何黨派，只要誠意救國，欲在國民革命抗敵御侮之旗幟下，共同奮斗者，政府自無不竭誠接納。”

8月15日，蔣介石下達總動員令，自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將全國劃為4個戰區：平漢、津浦兩線為第1戰區，蔣介石任司令長官；晉察冀為第2戰區，閻錫山為司令長官；江蘇、浙江為第3戰區，顧祝同為司令長官；閩粵為第4戰區，余漢謀為司令長官。

8月中，中國文協主任丁玲和文協的吳奚如響應毛澤東關于文學家也應到前線去、配合中國革命斗爭的發展、發展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號召，準備組織一個戰地記者團到前線去。由于參加的人多，后來擴大組成了一個30多人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到前線巡回演出。

丁玲和吳奚如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正式任命為西北戰地服務團的正副主任。丁玲思想準備不足，她認為，讓她這個寫文章的人來帶隊伍，是不合適的。毛澤東在和她研究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工作方針時，幾次和她談話，毛澤東說：

“這個工作重要，對你也很好，到前線去可以接近部隊，接近群眾，要向群眾和友軍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擴大我們黨的和軍隊的政治影響。”

他興致非常高，點燃一支煙，吸了一口，接著說：

“組織上嘛，在延安屬軍委管，到了前方由總政管。出發以前需要什么，就找留守兵團司令蕭勁光同志。宣傳工作問中宣部。組織機構可以小一點，你們幾個領導同志，稱呼團長可以，稱呼主任也可以。下面就不要設‘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

丁玲連連點頭稱是，又問毛澤東：

“團里有幾個人的歷史、政治面貌不清楚，讓他們去前線是否合適？”

毛澤東說：

“這不要緊。對他們，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不要有成見，更不要輕易下結論，要幫助他們。”

丁玲說：

“明白了，主席。但現在我們的節目還不曉得怎么搞才好。”

毛澤東說：

“宣傳要做到使群眾喜聞樂見，要大眾化。現在，很多人談舊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也好，舊瓶新酒也好，都應該短小精悍，適合戰爭環境，為老百姓所喜歡。要向群眾，向友軍，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擴大我們黨和軍隊的政治影響。你是寫文章的，不會演戲，但可以領導，沒有搞過，可以學會。”

由于史沫特萊的勤奮工作，受到共產黨人的好評。毛澤東在與丁玲的談話中，提出要丁玲向史沫特萊學習。

此時，尼姆也打算去前線當戰地記者，她就此事找毛澤東商量。毛澤東起初懷疑她能否勝任這種工作，后經尼姆反復勸說，毛澤東終于同意寫一封證明信，把她介紹給前線的鄧小平。

再說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延安舉行出發前匯報演出。丁玲親自登臺，在詩人張天虛的新劇《王老爺》中，扮演劇中一個紅軍工作人員。

此前，中央領導人如果看戲來晚了，都習慣從后臺進來，再從前臺跳下去就座。西北戰地服務團為了不影響演出，不影響觀眾，立新規樹新風，在演出中禁止其他任何人從后臺上前臺下。這一次毛澤東遲到了，工作人員既興奮又為難，興奮的是毛澤東不請自來，為難的是誰也不敢讓毛澤東從后臺進去，只好硬著頭皮向他匯報了團里的新規定，讓他等到這個節目結束后再從前臺下去看戲。毛澤東一聽，笑嘻嘻地說：

“好嘛，遵守你們的規定。”

于是他就站在一側看演出。就在此時，丁玲身穿著原來的一身灰軍裝，系皮帶，打裹腿，也沒有怎么化妝，只在臉上涂了一點油彩，門簾一挑就上了臺。臺下有不少機關里的觀眾平日里和她都很熟悉，見她出其不意地上場亮相，轟地一聲炸了窩。丁玲偷眼一瞥，看見臺下一張張笑臉盯著她，一下子懵了。

毛澤東聽到丁玲在臺上的道白和臺下的笑聲，忍不住走到臺前一角，從側幕的縫隙中望望臺上。丁玲一臉的窘迫樣，說臺詞也是很重的湖南口音，看著她這本色的表演，毛澤東不禁啞然失笑，自言自語地說：

“這個丁玲哇，這個丁玲——”

丁玲表演完了，下臺時看見毛澤東正站在戲臺側幕旁邊注視著她，更覺得不好意思了。毛澤東卻笑呵呵地對她說：

“啊，丁玲也上臺演戲了，好呀！節目可以，就這樣搞下去。”

8月15日，延安各界舉行歡送西北戰地服務團奔赴前線晚會。毛澤東在晚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

“你們要用你們的筆，用你們的口，與日本打仗。軍隊用槍與日本打，我們要從文的方面，從武的方面夾攻日本帝國主義，使日寇在我們面前從此覆滅下去。”

丁玲代表西北戰地服務團全體成員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宣誓，她說：

“我們的服務團雖小，但她好像小河流水一樣，慢慢深入大河，聚匯成若干河的水，變成一股洪流，把日寇完全覆滅在我們的洪流中。我們要誓死打倒日寇，如不達到此目的，決不回來與各位見面。”

8月18日，毛澤東起草了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的《中央關于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的指示電，全文如下：

甲、兩黨合作須建立在一定原則上，目前最重要問題，須使黨與紅軍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國民黨迅即實現下列各項，以便紅軍早日開赴前線殺敵。

（一）發表我黨宣言，同時蔣發表談話；（二）發表邊區組織；（三）發表指揮部。

因為彼方的一再拖延，致使黨與紅軍至今尚未取得合法地位，當此國難極端嚴重，要求彼方迅速解決上列問題。

乙、要求國民黨迅速承認并立即實行下列各項，使紅軍得著必要基礎，以便迅速出動，有效的作戰。

（一）發給平等待遇之經費；（二）發給平等待遇之補充器物（但此項可分兩部分，一部分在三原補充，一部分在太原補充）；（三）紅軍充任戰略的游擊支隊；（四）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發揮紅軍之特長；（五）為適應游擊戰原則，須依情況出兵并使用兵力；（六）不分割使用（集中由韓城渡河前進）；（七）第一批出動紅軍使用區域，在平漢線以西，平綏線以南地區，并交閻百川節制。

上述7項如不迅速決定，將使紅軍處于不利地位，有利于日寇而不利于抗戰。

丙、請依據上述10項與國民黨談判，務求實現。

中央書記處

8月18日這一天，國共南京談判取得了重大進展。

原來在“八·一三”事變發生后，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嚴重受挫，蔣介石這才被迫對共產黨方面做出讓步，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設立總指揮部，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下轄3個師共45000人，軍中一切職務均由中共方面自行安排。

周恩來后來回憶說：“我同葉劍英參謀長到南京，開始，蔣介石還沒有決定給八路軍以名義，但是到了上海打響了，他從廬山跑回來，覺得這是全面戰爭了，才發表了八路軍的番號。緊跟著，又發表了18集團軍的番號。”

再說8月18日這一天，周恩來和葉劍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黨員，經過交涉，夏之栩、熊天荊、王根英3人當天獲釋。隨后，陶鑄、錢瑛、劉寧一、帥孟奇、張琴秋等也都獲得釋放。

8月21日，周恩來、朱德離開南京前往西安，談判中的未竟事宜交由葉劍英等繼續交涉。

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發布了紅軍改編的命令。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縣北的馮家村紅軍指揮所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洛川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及候補委員，他們是：張聞天 毛澤東 周恩來 博古 朱德  任弼時 關向應 凱豐 張國燾

出席會議的還有紅軍和各方面的主要領導干部，他們是：彭德懷 劉伯承 賀龍 林育英 林彪 聶榮臻 羅榮桓 張文彬 蕭勁光 林伯渠 徐向前 周建屏 傅鐘 周子昆

張聞天主持會議。會議的議程是：1、政治任務問題；2、軍事問題；3、國共兩黨關系問題。

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會上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關于軍事問題，他提出紅軍的基本任務是：

（1）創建根據地。（2）鉗制和相機消滅敵人。（3）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4）保存與擴大紅軍。（5）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

他還提出了紅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戰原則，這就是：

“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在有利條件下，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兵團，以及向平原發展游擊戰爭。游擊戰的作戰原則是，游與擊的結合，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分散發動群眾，集中消滅敵人。著重于山地，是考慮便于創建根據地，建立起支持長期作戰的戰略支點。”

關于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系，毛澤東說：

“要堅持統一戰線，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敗的教訓。總之，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必須保持高度的階級警惕性，一時一刻也不要忘記，蔣介石是想通過抗日戰爭，消滅和削弱共產黨和紅軍的陰謀詭計。必須保證共產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

張聞天在補充報告和發言中，對毛澤東的持久戰的戰略方針作了闡述和發揮。周恩來報告了南京談判、上海抗戰、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南京政府的國防外交等情況。

接下來，會議著重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博古、彭德懷、朱德、林伯渠、林育英、林彪、凱豐、聶榮臻、張國燾等人都發了言。

大家基本上同意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的方針和原則，但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彭德懷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表示疑義，提出要以運動游擊戰為主，要配合國民黨軍隊多打大仗；周恩來、林彪主張與國民黨合作，打正規戰爭。有的人提出紅軍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開出去，不同意選擇時機、分批出兵和陜甘寧邊區要留守備部隊的主張；有的人還主張對蔣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隊指揮上要多集中。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設立中央軍委前方軍委分會，后來稱華北軍分會，以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常委會議還決定建立長江沿岸委員會，以周恩來、博古、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為委員，由周恩來任書記。

8月24日，毛澤東就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做總結報告，進一步強調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他還說：在這次會議上，大家對抗戰爆發后黨的方針政策沒有原則分歧，這次會議是一次團結的會議。

8月25日，洛川會議還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宣傳鼓動綱領《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

毛澤東在《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中，把他7月23日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一文提出“八大綱領”，發展成為著名的“十大救國綱領 ”，這就是：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絕交，驅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偵探，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否認日本外債，廢除日本條約。收回日本租界。為保衛華北與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為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任何的動搖妥協。

（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實行全國抗戰。反對單純防御的消極作戰方針，采取獨立自主的積極作戰方針。建立經常的國防會議，討論與決定國防計劃與作戰方針。武裝人民，發展抗日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軍作戰。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使指揮員與戰斗員團結一致。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發揚軍隊的積極性。援助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義勇軍，破壞敵人的后方。實現一切抗戰軍隊的平等待遇。建立全國各地軍區，動員全民族參戰，以便從雇傭兵役制轉變為義務兵役制。

（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全國人民除漢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之自由。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布革命的新法令。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開放黨禁。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機構：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的革命分子，驅逐親日分子。國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革命政策。實行地方自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范圍內，與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擁護和平陣線，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線。聯合朝鮮、臺灣及日本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及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經濟政策是整頓與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證戰時農產品的自給。提倡國貨，改良土產，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反對投機操縱。

（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農民職員教員及抗日軍人的待遇。優待抗日軍人的家屬。廢除苛捐什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調節糧食。賑濟災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

（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在國共兩黨徹底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洛川會議根據戰爭形勢的需要，為加強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育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11人組成。這11個人分別代表了黨和軍隊的方方面面：徐向前來自紅4方面軍；任弼時、賀龍來自紅2方面軍；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來自紅1方面軍；周恩來、林育英、劉伯承、葉劍英來自原中共中央機關。

毛澤東為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蕭勁光為總參謀長，任弼時為總政治部主任。

張國燾在會議上表示同意黨的政治路線，愿意做點實際工作。中共中央分配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

欲知洛川會議后紅軍如何實施改編，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提出紅軍對日作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和國共兩黨的關系原則后，特別是針對后者強調了“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汲取1927年革命失敗的教訓”，不少領導人對他在這兩方面的科學論斷都提出了疑義。彭德懷提出要以運動游擊戰為主，要配合國民黨軍隊多打大仗；周恩來、林彪主張與國民黨合作，打正規戰爭。有的人提出紅軍要早出兵，而且要全部開出去，不同意選擇時機、分批出兵和陜甘寧邊區要留守備部隊的主張；有的人還主張對蔣介石要多尊重，在部隊指揮上要多集中。由此不難看出，黨內依然存在著“左”傾冒險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苗頭。這些錯誤后來不但沒有被糾正，反而越來越嚴重了，在軍事上表現為“百團大戰”，在政治上表現為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都險些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有些人至今對延安整風頗有微詞，那就請他們從此處開始，認認真真地研究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前期是如何同這些錯誤傾向作斗爭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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