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絕大多數事件的發生都是多種因素綜合演變的結果，鄧拓被打倒亦是如此。

　　一、屢次犯上

　　鄧拓曾長期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等職務，按理說應該很講政治、精通業務，但可能是因為書生本色或其他原因，他在輿論導向尤其是宣傳毛主席方面把關不嚴、方向不準，多次受到主席批評。

　　如1956年6月，少奇同志指示中宣部撰文《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鄧拓在交毛主席審批時，主席批示“我不看了”。此時，他明知毛主席對該文很有意見，但因不愿得罪少奇同志，便堅持將該文在《人民日報》發表，主席對此很不高興，說：“罵我的東西我為什么要看?”

　　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會議上作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鄧拓竟匪夷所思地讓《人民日報》做了簡單處理。在該報3月3日的新聞報道中，連標點符號、“新華社2日訊”等都算上，共有219個字符，核心內容僅有“毛主席在2月27日下午的會上就‘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了話”等33個字符，而且事后沒能及時跟進報道。

　　此舉讓主席很不滿，他在1957年4月10日批評鄧拓：“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是政治家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主席將鄧拓行為視為“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抵觸、反對中央的方針”，這種定性非常嚴重、極為罕見。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再次當眾批評鄧拓“書生辦報、死人辦報”。此外，鄧拓在《人民日報》是否發表山東大學李希凡、藍翎兩名學生批判俞平伯文章等問題上也與主席意見相左。

　　由于受到毛主席嚴厲批評，鄧拓于1959年2月調離《人民日報》，擔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處書記兼《前線》雜志主編。

　　二、不夠嚴謹

　　1961年3月19日，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以“馬南邨”為名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1962年 11月收結《燕山夜話》最后一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62年9月，他與吳晗、廖沫沙在《前線》雜志開設《三家村札記》專欄，撰寫雜文，1964年7月結束。

　　作為作家，鄧拓無疑是高產的、優秀的，他的雜文旁征博引、針砭時弊、激濁揚清、反響強烈；但作為共產黨主管思想文化的高級領導干部，他的雜文鋒芒畢露、不夠嚴謹，確有過激之處，如有的文章涉嫌反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影射“東風、西風、九個指頭”等明顯有毛式風格的言論，這是他后來被打成“三反分子”的重要原因。

　　三、購畫風波

　　1963年秋，中央某部委發通報稱鄧拓涉嫌搶購爭購倒賣國家文物字畫，非法獲利幾千元。劉少奇、彭真等領導聞訊后高度重視，責令專人組織調查。后經調查，鄧拓不存在倒賣國家文物、非法獲利的情況，但他9個房間的文物字畫引起廣泛質疑。鄧拓為自證清白、洗脫嫌疑，1964年向中國美術館捐贈了包括蘇東坡的《瀟湘竹石圖》及明代石濤、唐伯虎、仇英、沈周等名家的145件（套）古代書畫精品，即便如此，他仍然成為“四清”“文革”時期的重點關注對象。

　　四、歷史問題

　　鄧拓1930年12月入黨，為黨做過大量工作，但由于思想認識等方面的原因，存在復雜的歷史問題。如他1937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存在誣蔑農民起義、美化蔣介石、歌頌美帝國主義等錯誤觀點和采用民國紀年等錯誤做法。如果僅是學者，此舉無可厚非，但作為共產黨員，鄧拓不該犯如此低級的錯誤。

　　另據康生、彭真反映，鄧拓歷史上曾被捕投降過，只是沒有給黨造成重大損失，他在“八大”前主動給中央寫信，說自己有歷史問題，不能當選中央委員。戚本禹聽說后曾求證時任中組部長的安子文，在查閱檔案后，安子文委托秘書回話“鄧拓在敵人那里招供了”。

　　鄧拓有歷史問題確實遺憾，但能在“八大”前主動向中央報告，說明他襟懷坦白、對黨忠誠，這是值得肯定和點贊的。

　　五、拒轉姚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各地黨媒爭相轉載的情況下，北京卻按兵不動，這是因為該文涉及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彭真等領導主張將該文限制在學術爭鳴的范圍內。鄧拓作為與彭真相識近30年的老部下、老戰友，為保護好友吳晗，堅決支持并認真落實了彭真的一系列指示，從而深度卷入彭真與毛主席的爭執中，這是他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六、公開批判

　　鑒于鄧拓的表現和歷史問題，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杭州3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點名批評《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反黨反社會主義。

　　4月16日，《北京日報》發表《關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材料》和《前線》《北京日報》的“編者按”，公開批判“三家村”文章，鄧拓隨即被勒令停職檢查。

　　5月8日，江青化名“高炬”發文《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關鋒化名“何明”發文《擦亮眼睛，辨別真假》；5月10日，姚文元發文《評“三家村”——〈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5月16日，戚本禹發文《評〈前線〉〈北京日報〉資產階級立場》，揭發鄧拓歷史上是叛徒，一場針對鄧拓的大批判隨即展開。

　　七、平反昭雪

　　也許倍感冤屈，鄧拓在1966年5月17日夜（或5月18日凌晨）不幸去世，終年54歲。很多人說他是自殺身亡，但死因沒有準確說法，這是因為他長期患慢性病，如嚴重的偏頭疼、失眠癥等，當時又因外界壓力、心情不好等因素，病情日趨嚴重，如他在5月17日晚寫給老領導彭真、劉仁的信中說：“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在寫給夫人丁一嵐的信中說：“此刻心臟跳動很不規律，腸疾又在糾纏”。可見，鄧拓當時的身體的確較差，他到底是因身體不好、吃多了安眠藥不幸去世，還是因壓力過大、吃安眠藥自殺身亡，活著因突發心臟病不幸離世，外人很難判斷。而且，對鄧拓這樣身份特殊的京官，官方居然沒有尸檢，查出死因，而是僅憑一張“遺書”就草草結案，顯得有點反常。

　　1979年2月，經中共中央批準，北京市委為鄧拓平反昭雪。1979年9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的胡耀邦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主持追悼會，稱鄧拓是“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鄧拓的一生這才劃上了句號。

　　八、輿論導向

　　鄧拓去世后，有關他的輿論導向日趨復雜，除“優秀黨員、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外，更多的人說他是“書生意氣”“自殺抗爭”“歌頌毛澤東而死的文人”“文革含冤而死第一人”“在政治的夾縫中走上絕路”等，并刻意忽略他黨的高級干部的身份。可見，鄧拓雖然 “永遠敬愛毛主席”，但早已被某些人當作控訴毛主席的工具，作為中共黨員，倘若他地下有知，肯定會堅決反對的。（202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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