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不要難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

　　蛋。西路軍的廣大干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他們沒有子彈，

　　靠大刀、矛子就和敵人拼命，這種革命精神永遠也不要丟掉。”

　　話說1937年4月25日上午9時，周恩來為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紅軍改編問題，和副參謀長張云逸、軍委參謀處負責人孔石泉、副官陳友才、機要員曾洪才、記者吳濤及4名警衛員，還有負責護送的西北保衛處特務隊的副排長陳國橋率領的一個班戰士，共計25人，乘卡車從延安南門兵站出發去西安。

　　卡車穿過紅軍防區三十里鋪兵站，沿著盤山公路駛進距延安60多里的勞山北麓的湫沿山。這里山險林密，人煙稀少，豺狼出沒，土匪橫行?？ㄜ囖D過峽谷，剛剛進入兩山間的一段平地，突然從正前方傳來“叭”的一聲響。陳友才警惕地問：

　　“什么聲？”

　　坐在車后邊的警衛員劉久洲答道：

　　“像是放羊人的鞭子聲。”

　　另一個戰士說：

　　“不對，這里是高山密林，怎么會有人放羊呢？”

　　說話間，劫匪們的子彈如雨點般射來，射向駕駛室，射向汽車輪胎。車上部分戰士犧牲，司機的腿部受重傷，鮮血直流。子彈又打穿了汽車的輪胎，卡車躺在了公路中間。周恩來當即命令：

　　“快下車，散開還擊！”

　　他推開車門，跳出駕駛室，伏在前車輪胎后，觀察敵情，指揮戰斗。張云逸命令陳友才和警衛員跳下車保護周恩來轉移，命令陳國橋率戰士們掩護。保衛處特務隊成員都是從紅軍部隊中精選而來的，個個英勇善戰，可惜手中都是短槍，火力不如敵人。陳友才已經被子彈打傷了腿，他命令警衛員劉久洲、陳賢仁、向三光、曹鴻都護衛周恩來撤下公路，向右側樹林轉移。他自己為了吸引敵人火力，壯烈犧牲。陳國橋繼續指揮頑強反擊，又命令曹鴻都這4個警衛員先撤，曹鴻都非要一起打，陳國橋揪住他的領子大喊：

　　“我又不是要你逃命，是要你去保護周副主席！”

　　曹鴻都只好帶人先撤，等追上周恩來時他的3個伙伴也都犧牲了。前方有一道兩人高的土崖攔住去路，曹鴻都攀爬上去，用綁腿拉上周恩來等人，向樹林轉移。

　　槍聲驚動了駐守在附近山頭的通訊班，他們急忙與步兵一連聯絡，但電話線早被割斷。他們立即通過另一條線路直接向紅軍總參謀部一局值班參謀報告。毛澤東聞訊，沒來得及戴帽子，鞋子趿拉著，親自打電話詢問情況，并下令總參謀長劉伯承集中機關與中央首長的坐騎，交由中央警衛團團長黃霖集合警衛員前往救援。他還叮囑黃霖：

　　“什么也不要顧慮，無論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來！”

　　黃霖帶上十幾個戰士飛馬而去。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和西北保衛處處長周興率領集結起來的部隊火速奔赴勞山，其中有蔡順禮集中起來的騎兵，有延安市公安局文書于桑帶領的保衛處特務隊騎兵排，還有延屬軍分區獨立團和延安市委書記張漢武集合的民兵等。

　　下午4時，周恩來、張云逸、孔石泉、吳濤、曹鴻都5人徒步回到了三十里鋪。

　　黃霖率領的警衛員們首先趕到三十里鋪。隨后，蔡順禮、于桑帶領的幾十個騎兵陸續趕到。張云逸令黃霖護送周恩來等回延安，自己則立即率領一部分人馬趕往湫沿山的伏擊現場營救。

　　此時，劫匪已經散去，彈痕累累的卡車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圍，犧牲的紅軍戰士還保持著作戰姿勢。還有劉久洲、溫太林等4個重傷員一息尚存，立即被眾人救起。張云逸檢查發現犧牲的機要員口袋里的密碼尚在，周恩來的毛毯被砍了幾刀。于桑帶領戰士們收殮了烈士們的遺體。

　　4月26日一早，周恩來乘坐顧祝同派來迎接的雙座小飛機，單人飛往西安。

　　4月27日，紅軍總參謀部在延安為壯烈犧牲的陳友才、陳國橋等烈士們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大會由蕭勁光主持，張云逸致悼詞。追悼會后，烈士們的遺體被安葬在寶塔山下。

　　接下來，周興親自布置了剿匪行動。

　　周興，1905年出生于江西西部山區的永豐縣，父親是做爆竹營生的。周興年輕時做過染坊學徒，1925 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 年轉入共產黨，1927 年隨朱德的公安局教導團參加了南昌起義。毛澤東開辟井岡山根據地之后，周興先后擔任江西省肅反委員會秘書、偵察部長、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長。長征中，周興任紅1軍團保衛局副局長、國家政治保衛局特派員、紅軍干部團特派員。后來，斯諾在采訪毛澤東的時候問：“國民黨方面認為，周興是中共的特務頭子？”毛澤東笑答：“我以為，周興是無產階級的寶劍！”

　　再說周興命保衛處偵察部長謝滋群抽調一批偵察員，秘密潛入土匪活動地域，張丕謀、李樹標兩人化裝成貨郎到金盆灣一帶偵察。張丕謀在老溝了解到土匪頭子李青伍近來很少回家，行為反常，只有土匪“坐地大爺”李鳳山來李青伍家中聯絡。張丕謀就秘密逮捕李鳳山，審訊查出：勞山事件正是李青伍股匪所為。邊區黨委指揮剿匪部隊從南面迂回，數縣合剿，很快將土匪四面包圍。土匪頭子李青伍落網，這才查明了勞山事件真相。

　　原來，李青伍與姬延壽勾結，早已四處搶劫，勞山事件之前還在三十里鋪附近搶劫了東北軍的車隊。李青伍在延安南門安插了一個坐探馮長斗，專門通報延安商旅信息。周恩來出行之前，卡車停在南門外待命兩天。李青伍以為車上有財物，便帶人等候在湫沿山，劫掠財物。

　　4月底，紅4方面軍西路軍的左支隊余部到了甘肅、新疆交界處新疆一側的哈密縣星星峽。中共中央聯絡在蘇聯的陳云、滕代遠，帶領滿載衣服、藥品、食物的40輛汽車，趕往星星峽迎接這支尚存400余名紅軍指戰員的隊伍。

　　而此時的徐向前已經到達了援西軍駐地。而陳昌浩則從河西民樂縣花家寨回了他的湖北老家。后來他又在8月間回到了延安，被安排在陜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教書。曾編纂了一部《近代世界革命史》。

　　1937年5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朱德致電徐向前說：

　　“向前同志：慶祝你脫險歸來，并相信你一定能夠在中央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為革命奮斗到底。盼于病體痊愈后即來中央。”

　　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有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時稱蘇區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正式代表有260人，列席代表74人。會議的主題是進一步動員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早日實現對日抗戰。

　　張聞天首先致開幕詞。接著，與會代表選舉了由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劉少奇、林伯渠、凱豐、林彪、楊尚昆、聶榮臻、蕭克、郭洪濤、傅鐘、彭真、馬明方、蔡暢、賈拓夫、劉長勝19人組成大會主席團，并通過了大會議程：1．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2．關于蘇區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

　　5月3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題目改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共分3個部分：1、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2、為民主和自由而斗爭；3、我們的領導責任；一共講了20個問題。

　　毛澤東在報告的第一部分，深刻地分析了目前的政治形勢，他明確地說：

　　“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必須知道，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

　　他在第二部分著重講了如何爭取民主和自由的問題。他說：

　　“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

　　毛澤東還說，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中國共產黨在斗爭策略上可以做些讓步，以便團結一致共同對敵。當然“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斗爭的總任務之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

　　“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應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并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范兵團。2、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

　　他在第三部分中講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他說：

　　“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依現實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

　　毛澤東在報告的最后部分強調說，為了保證黨對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必須同“左”、右兩種錯誤傾向作斗爭，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又要反對陳獨秀的尾巴主義。

　　在黨代會期間，朱德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帶領著紅軍高級指揮員們去看望尼姆，為支持尼姆準備寫作的《中國共產黨人》，交給尼姆34份領導人的簡單自傳。此后，尼姆又對一些人進行了重點采訪。

　　尼姆看得出來，這些活動都是毛澤東有意安排的。她后來在文章中這樣寫道：“從禮節到對外政策，毛是每件事的主宰。”

　　史沫特萊在會議期間則擔任了紅軍指揮員們的舞蹈教師。她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這樣記述：

　　“在延安一次高級軍事將領會議期間，我曾試圖教他們中間一些人跳舞。他們的反映富有啟示意味。朱德是個希望能學會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從不讓自尊心妨礙他做這種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來的是周恩來，但是他像是個研究數學問題的學者。彭德懷寧愿作壁上觀，而不愿挪動一下腿，他是和革命結了婚的。賀龍簡直是節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動的磚塊鋪砌的場地上，從一頭跳到另一頭，就無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婦女界，博得了一種很壞的名聲，她們認為我在敗壞紅軍的風氣。這種名聲變得壞到使我有一次拒絕再給朱德上一次舞蹈課，他卻反駁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現在也不打算罷休！’于是，我站起來，以民主的名義又教了他一課。”

　　5月7日上午，劉少奇在黨代會上作了發言。

　　據劉子久回憶說，會上還印發了劉少奇的兩篇文章：《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和《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這兩篇文章提出的問題非常尖銳，不能不引起與會代表們的廣泛注意。

　　原來，劉少奇曾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連從天津給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寫了4封長信。他在信中強烈地提出：“我要求你們切實注意‘左’傾的問題。12月決議僅是我們自己的原則的轉變，而在今天則是這種原則的轉變已經進入實際的轉變。在這個轉變關頭，如果發生錯誤，甚至是一點小小的疏忽，都要引起深遠的結果。我和全國的事實都要求你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指示。”

　　劉少奇已經認定，他所提出的反對“左”傾的問題已經不是日常工作性質的問題，而是在歷史“轉變關頭”將會“引起深遠的結果”的大問題。他進一步指出：這種“左”傾錯誤有著根深蒂固的歷史傳統。他寫道：“我覺得我們從大革命失敗，八七會議以來，是一貫地犯了‘左’傾冒險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正因為有這種錯誤，所以我們在國民黨統治下雖然有極艱苦與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鞏固、聚積與加強我們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們的力量。”“10年來是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到現在是已成了一種傳統。”

　　他這樣說仍嫌不夠，接著又寫道：“必須還得著重地指出，我們在四中全會以后，在實際工作中沒有改正、而且繼續著立三路線的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左’傾傳統。”

　　這已經越出了對當前白區中“左”傾思想批判的范圍，而擴大到對黨的10年歷史，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歷史如何估價的問題了。他還寫道：“直到現在許多地方還沒有轉變過去的錯誤傳統，甚至還有一些地方還不覺得轉變過去傳統的必要。他們認為現在的轉變，只是形勢變更后政策的轉變。他們滿足于叫幾句統一戰線的口號。他們還不知道不轉變過去的傳統，就不能執行現在策略的。”“這些錯誤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對于形勢的估計錯誤，另一方面還是一種思想方法、哲學方法上的錯誤，還是我們的行動有了原則，還應否實事求是，應否估計形勢，以及如何估計形勢的問題。”

　　劉子久所說的會上印發的《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和《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就是上述劉少奇那4封長信中的重要兩封。這些信中對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內的“左”傾錯誤路線的指責，對博古、張聞天等人來說，自然是一種嚴重刺激。

　　5月7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了結論報告，題目是：《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他說：

　　“同志們：對于我的報告——《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經這幾天的討論，除了個別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們這些不同的意見，頗帶重要性，因此我的結論，首先就來討論這些意見，然后再說到一些其它的問題。”

　　接著，毛澤東在“討論這些意見”時，談到了和平問題、民主問題、革命前途問題。爾后，他又談到了干部問題、黨內民主問題、大會的團結和全黨的團結。關于干部問題，他說：

　　“在一個4億5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毛澤東最后講的是：“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他說：

　　“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堅固的團結，是為著爭取千百萬群眾迅速地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把黨的方針變為群眾的方針，還需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沒有這樣一種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爭取千百萬群眾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革命任務就能夠完成。”

　　此后，會議討論批準了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

　　5月7日這一天，西路軍左支隊指戰員們被拉到了新疆迪化（1954年改稱烏魯木齊），僅存的師級以上干部有：西路軍總部參謀長李特，總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保衛局局長曾傳六，一局局長郭天民，三局局長宋侃夫，五局局長歐陽毅，衛生部長蘇靜觀，紅30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煥，紅5軍政委黃超，紅9軍政治部主任黃火青。

　　其中的李特和黃超在1938年初被王明污為托派分子，槍殺于迪化。

　　張國燾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寫道：“王明告訴我，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經鄧發審問，已招認是托派，并已槍決了。”“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實，和他那種要追隨斯大林肅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極大的刺激。李特、黃超是從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們到鄂豫皖之前，我們并不熟識，中共中央卻舉薦他們任要職。我們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們為4方面軍工作，出生入死，貢獻極大；他們最后在西路軍中，經過無數艱險困難，率領數百人逃亡新疆。”張國燾甚至說，李特之死對他是一種“重大的刺激”，成為他“最后決定脫離中共”的重要原因。

　　5月10日，博古在黨代會上作了《關于蘇區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

　　會議討論通過了這個報告。會議認為，在目前新的政治形勢下，我們的工作方式及組織形式，毫無疑義的是要隨著環境變更而變更，而這一變更的關鍵，就是這次黨的代表會議所確定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

　　5月14日下午，林伯渠致閉幕詞，宣布全國代表會議結束。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批準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正確路線、確定了新形勢下的方針和任務，為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作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黨代會結束后，由于會議期間印發了劉少奇的《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使得與會者及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30多位代表對白區工作的認識出現了嚴重分歧，中共中央決定接著召開白區工作會議。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工部長劉少奇出席政治局會議，對他準備提交給白區工作會議的報告《關于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作了說明。這個報告共分3個部分，其中的第1部分批評了六屆四中全會后白區工作中的“左”傾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

　　張聞天對劉少奇提交的這份報告很不滿意，當場宣布說，在白區工作會議上第1部分暫不報告。

　　5月16日傍晚，羅榮桓和林月琴的新婚典禮在延安舉行。35歲的新郎羅榮桓與新娘同屬虎，比林月琴大12歲。

　　夫妻二人是去年相識的，那時林月琴22歲，端莊秀麗，人雖年輕卻已經有了七八年的革命經歷。說來也奇怪，原先并不打算考慮個人婚姻問題的羅榮桓，自從與林月琴相見幾次之后，發現自己喜歡上了這個姑娘！愛情是個非常甜蜜的東西，羅榮桓在戀愛的日子里常常夜不能寐。正值青春芳齡的林月琴，也為能找到羅榮桓這樣又是大學生人又淳樸厚實的如意郎君眼睛里常常閃著異彩。

　　婚期定好后，林月琴把羅榮桓的舊狗皮褥子翻曬好，又將毯子用堿水洗干凈，搭設了一張雙人木床，加上從老鄉家借來的一套老式桌椅，新房就算布置好了。遠在西安的井岡山時期的一個老戰友，得到消息后，托人給羅榮桓捎來一袋子面粉。羅榮桓請幾個炊事班戰士全部搟成面條，招待客人。

　　結婚這天下午5點多鐘，十幾個客人及政治部的干事、警衛員、馬夫都來了，大家在一起吃著羅榮桓、林月琴的喜面，還鬧著要新郎新娘共吃一口面，氣氛非常熱烈。

　　婚后幾天，羅榮桓奉命上了前線。又過了不久，據傳在西路軍中犧牲了的林月琴的前夫吳先恩（湖北紅安縣人，紅9軍供給部長，1955年授中將銜）回到了延安。消息傳來，林月琴甚是尷尬，毛澤東亦震驚不已。他知道此事若處理不好，鬧出矛盾，又會造成1、4兩個方面軍的不團結，不利于抗日救國大業。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讓警衛員把林月琴叫來，聽聽她的想法。林月琴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見毛澤東。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來招呼她坐下，又為她倒茶，親切地說：

　　“你就是林月琴同志，打過仗嗎？”

　　林月琴自豪地說：

　　“在4方面軍，我有一營婦女工兵哩！”

　　毛澤東笑了，說：

　　“噢，還是個營長哩。你們結婚吃了什么？”

　　林月琴說吃了一頓面條。毛澤東笑著說：

　　“好啊，吃面條也不請我！”

　　林月琴忍不住笑了。毛澤東說：

　　“羅榮桓同志是個老實人，他原則性強。他這個同志愛吃辣椒，你們在一起生活習慣不習慣？”

　　林月琴笑而不答。毛澤東說：“月琴同志，你們新婚不久，我就把榮桓派去前線，戰事緊張，沒得辦法哦。你不會怨我吧？”

　　林月琴說：

　　“主席，我哪能怨你呢！抗戰是全民族的大事，怎能顧兒女私情？”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后認真地說：

　　“你前夫已回延安了，你準備和他和好嗎？不過這是你的事，中央讓你自己拿主意。你的態度就是我的態度。我批準你去見見他，羅榮桓有意見我來解釋。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訴我，這樣對你們3個人來說，都是公正、公平，也算仁至義盡。”

　　聽了毛澤東的話，林月琴誠懇地說：

　　“毛主席，他已讓人帶口信給我，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羅榮桓恩恩愛愛，永遠幸福。你說，我還該去找他嗎？”

　　“拿得起，放得下，好哇！這樣的同志好！”毛澤東高興地說：“口說無憑，信以為實。月琴同志，是否讓他將心里話寫出來，白紙黑字，永難反悔呢？”

　　林月琴聽了毛澤東的話，連連點頭。不久，她見到了吳先恩，說明了自己的態度，二人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后來在1955年授銜時，林月琴被授予全軍唯一的女大校。

　　5月17日，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在延安中央會議廳召開。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出席會議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屬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東、綏遠等地黨組織的負責人，還有上海的代表等，共20多人。

　　這天上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向會議作了《關于白區的黨與群眾工作》的報告。他只講了第3部分的提綱。

　　5月20日及其以后，白區工作會議對劉少奇的報告進行了激烈爭論，先后有24人發言，多數人對劉少奇的報告提出批評，有的十分尖銳，集中反映在3個問題上：（1）關于對白區工作的估計。（2）關于對“左”傾錯誤的歷史傳統的認識。（3）關于白區工作的策略方針問題。也有人不贊成對報告全盤否定，不同意某些過激批評。

　　會外，代表中對劉少奇不滿的情緒表現得更為激烈。李雪峰回憶道：“少奇同志對過去工作作風的批評比較尖銳，語氣重。”“因此，有些同志覺得我們艱苦奮斗，不怕犧牲，辛辛苦苦在下面工作，怎么都錯了？”李昌回憶說：有的人當時“嚎啕大哭，說以前死的同志白死了？”還有16個人聯名寫了意見書。吳德回憶說：“我們這個屋的大部分都簽了字，我也簽了名。顯然，這是錯誤的。關于這件事，建國后，少奇同志見我時講過：你那時還年輕，不懂得什么路線斗爭。”

　　5月23日，周恩來、林伯渠攜帶起草的共同綱領草案，去見蔣介石。

　　5月24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閉幕后，蔣介石以個人談話方式承認：1、開放言論；2、集中人才；3、赦免政治犯。

　　同時，蔣介石還密令所屬：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5月24日這天，毛澤東電告周恩來，會見蔣介石時要談下列兩個問題：

　　“第一方面，關于綱領及蘇區、紅軍、共犯、黨報、經費、防地等問題；第二方面，關于對日、對英、對蘇外交、國防、經濟及國民大會、人民自由、政治犯等問題。”

　　電報中還說，中央要求周恩來擬定具體意見電告中央。

　　5月25日，毛澤東接到了周恩來的復電，在回電中表示同意周恩來等人的意見，又提出下列各點：

　　“1、特區政府委員9人名單為：林伯渠、張國燾、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2、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可以并準備讓步設總指揮部；至少4個師，1師長林彪，2師長賀龍、3師長徐向前，4師長劉伯承，先發表上述6個人，余俟后呈請委任。為加強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舊，也準備讓步設政訓處。”

　　5月27日，中共中央為迎接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宣布白區工作會議休會。

　　5月29日下午5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安行營考察團（簡稱中央考察團）一行18人，在涂思宗、蕭致平率領下到達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陜北蘇維埃政府和群眾的熱烈歡迎。

　　是日晚，蘇區政府舉行歡迎晚會，毛澤東出席晚會并致歡迎詞。他說：

　　這次歡迎會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因為第一次大革命時代是由國共兩黨合作干起來的，現在與那時不同，民族危機比那時嚴重，因此，今天國共合作比以前合作的意義與作用是更大的。過去10年國共兩黨沒有團結，現在民族危機嚴重，如果國共兩黨再不團結，國家就要滅亡。考察團此來，使國共兩黨團結進入新的階段，其意義是很大的。

　　毛澤東在致詞中還批評了兩種錯誤觀點：一是懷疑國共兩黨合作是否有誠意；一是懷疑國共兩黨合作只是臨時的策略。他說：

　　考察團的到來，中國共產黨召開歡迎會，就是國共合作的表現。我們希望兩黨長期合作下去，并且努力朝著這個目標做。

　　毛澤東還說：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所寫的文章，是為著民族解放，是為著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今后要寫文章，一個人是寫不成的。寫民族獨立固是一篇大文章，寫由封建專制轉入民權自由更是一篇長文章，民生幸福的一篇自然是更大更長的文章。我們希望的是使兩黨合作達到新的階段，這不是短期的合作，是長期的問題，這篇文章怎樣寫，共產黨的筆已經在手里了。”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機關、群眾團體和武裝部隊在城南門外大操場召開五卅紀念與歡迎中央考察團的群眾大會。毛澤東出席并講話。他說：

　　日本帝國主義要滅亡中國，現在中國最中心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打日本救中國。要打日本救中國，就要國內團結。他還就某些人懷疑國共兩黨是否有誠意合作等問題，作了詳盡的解釋。

　　國民黨中央考察團在延安考察了抗日軍政大學、中共中央黨校和各武裝部隊，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眾的熱情接待。此后，他們又先后考察了關中、甘肅東部的紅軍駐地?？疾靾F表示，愿將蘇區各界對國共兩黨合作的愿望和誠意轉達南京政府，以迅速促進對日抗戰的實現。

　　1937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集中討論白區工作會議上的爭論，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朱德、劉少奇、關向應、凱豐。

　　張聞天在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劉少奇的報告和劉少奇3月4日的《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都是錯誤的。他還說，他準備了一個提交白區工作會議的報告，以取代劉少奇的報告。他準備提交的報告的第1部分中說：“四中全會后，犯了一些錯誤，然而總的路線是正確的，并不是立三路線的繼續，而且對于這些部分的錯誤，都經過了自己的力量而克服與糾正了。”

　　6月2日，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首先發言，為自己作了辯解。他剛講完，立刻受到許多人的批評，仍是不同意說黨內存在著一個“左”的錯誤傳統。凱豐說：

　　“少奇同志有許多地方說得過火，是由于對歷史條件的忽略。”“我們說，在10年中，對于左傾是斗爭過的，而克服了；克服而又發生又是一件事。對于盲動主義、立三路線都是堅決斗爭過的，而且是克服過的，雖然有時沒有完全克服，這是由于許多同志認為左傾比右傾好些，另方面，因為反對左又來一個右，因為要反對主要的右傾，所以對左不能不放松些。就是假定有這樣的左，也不是不變的，有時縮小，有時擴大。在總的說有個傳統是不對的。”

　　博古講得更直截了當。他一開始就說：

　　“少奇同志的提法是：六次大會的任務沒有完成，原因是一貫的左傾機會主義。我想，問題這樣的提法根本不對。”“假如像少奇同志的提法，1917年前的蘇聯的黨那就要認為完全是錯誤的，我們不能以組織的破壞而說過去都是錯的。我們黨過去有沒有缺點？有。我同意洛甫說的6點，但不能說是一貫的左傾盲動關門主義的傳統。如果這樣說，那便認為我們是勃朗基主義的黨。少奇同志的估計與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估計是相反的。我們的傳統是革命的傳統。我們只能說我們有過一些缺點，這些缺點是有一線牽連的。”“我以為兩重性的轉變是對的。但少奇同志對后一種轉變又有一個弱點，只看到左的，不看到右的。”

　　6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講了7個問題：

　　1、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2、這個問題在今天提出是因為什么？3、少奇對這個問題的回答。4、少奇的錯誤。5、黨的路線是否正確？6、是否有某種錯誤的傳統？7、幾個問題——合法非法問題，少奇過去的問題，今后對付這類問題的態度。

　　毛澤東在以上提出的問題中說道：

　　“少奇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錯的只在報告中個別問題上。少奇對這問題有豐富的經驗，他一生在實際工作中領導群眾斗爭和黨內關系，都是基本上正確的，在華北的領導也是一樣。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干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的辯證法。”“少奇寫給中央的幾封信上”，“他也基本上是正確的，是勃勃有生氣的，他系統地指出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害的病癥，他是一針見血的醫生。”

　　他也批評劉少奇不對的地方：（1）把問題擴大化一般化了；（2）非辯證的發展觀，似乎一無變化只是直線發展的觀點是不對的；（3）過于強調了主觀能動性，而主觀指導也受著客觀可能性的限制；（4）有時忽視了“左”傾錯誤的社會根源。

　　毛澤東還說：黨在15年中造成與造成著革命的與布爾什維克的傳統，這是我們黨的正統。我們黨內也存在著某種錯誤的傳統，這就是群眾工作、宣傳教育與黨內關系問題上的“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冒險主義、公式主義、命令主義、懲辦主義的方式方法與不良習慣的存在。這在黨內還沒有克服干凈，有些還正在開始系統的提出來解決。

　　6月間，毛澤東鑒于王稼祥病情惡化，決定送他去蘇聯療傷，還親自指派紅軍總衛生部部長賀誠陪護他到蘇聯去。王稼祥在賀誠陪同下經西安到上海，又從上海乘船到海參崴，乘西伯利亞火車于7月抵達莫斯科。蘇聯醫生從他腹部取出了折磨他4年多的彈片和腐骨。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王稼祥的身體恢復了健康。

　　6月4日，周恩來抵達廬山，與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張沖進行談判。周恩來向蔣介石遞交了中共中央《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蔣介石對中共中央的草案不屑一顧，漫不經心地掃了一眼，就放在了一邊，對周恩來說：

　　“兩黨存在，總免不了沖突與競爭。你們共產黨講策略，則共產黨隱藏在國民黨內來發展，不是好策略嗎？”“共產黨應避開實干，不要太大，不必力爭目前不能實現的要求，以便將來發展。”“化多黨為一黨，國民黨可以改變名稱，各黨派均取消，加入這一黨，黨內是可以有派的。你們可以進來作為共產派，不要在外面。”

　　蔣介石設計的方案是：由國共兩黨干部共同組成國民革命同盟會，成員由他指定，他為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兩黨之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決定，然后執行。將來視情況允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的黨，并與共產國際發生關系，代替共產黨的關系。蔣介石凄凄慘慘地說：

　　“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于國民黨成為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于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什么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

　　周恩來力爭紅軍改編為4個師，45000人，地方部隊10000人，工兵10000人，部隊設總司令部，朱德、彭德懷為正副司令。

　　蔣介石說只給3個師的番號，45000人，在3個師上面設立政治訓練處指揮之。他還說：

　　“紅軍改編后，請毛先生、朱先生出洋。”

　　周恩來提出了中共中央擬定的邊區政府組成人員：林伯渠、張國燾、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

　　蔣介石堅持要由國民黨方面人士擔任邊區政府正職。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匯報后，毛澤東指示說：

　　紅軍與蘇區必須全權由中國共產黨包辦，絕不讓步，領導機關人選不能讓步，“國民黨不準插入一人”。“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堅持林伯渠為正，張國燾為副，不要國民黨任何人。”“一黨主義都是沒有根據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違背一致團結抗日建國的大目標，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周恩來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據理力爭。他們在談判中明確告訴蔣介石：

　　“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作，則純為另一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后者則為原則所不許。共產黨誠意與國民黨共同為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奮斗。但是，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并于任何政黨。”

　　不久，國民黨派出高級參謀4人，副主任1人，到達西安。毛澤東果斷決定：

　　“全部堅決拒絕，不許其踏入營門一步。”

　　6月6日，中共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復會，由于毛澤東6月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白區工作會議上的情況便發生了根本變化，扭轉了對劉少奇不利的局面。張聞天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加進了毛澤東對劉少奇評價的一部分內容。

　　6月9日至10日，劉少奇在白區工作會議上作了長篇結論發言，表示同意張聞天的報告，并說這次會議發揚了民主，開展了自上而下的自我批評，表現了對革命極端負責的精神。會議表決通過了張聞天的報告和劉少奇的結論。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接見了上海等地的代表，在談話中強調了白區工作要深入群眾、隱蔽精干、積蓄力量、長期打算，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做到穩扎穩打，逐步提高。后來，他又根據白區工作長期斗爭的經驗教訓，完整地制定了“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16字方針。在黨的正確路線和這一方針的指導下，黨的白區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6月10日這天，毛澤東在接見參加白區工作會議的上海等地代表后，又參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北方局工作。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列席會議。劉少奇說：

　　“關于華北黨的政治問題已解決了，今天解決具體問題。”

　　毛澤東談了宣傳問題和組織問題。他說：

　　劉少奇同志提出的“保衛華北”、“保衛平津”的口號很好，用來進行政治動員，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

　　根據張聞天的提議，會議決定仍派劉少奇為中央代表，并改組了北方局。

　　再說在6月上旬，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常委、組織委員會書記彭澤湘來到了延安。

　　彭澤湘，又名一葦、祖康、若愚、岳漁，1899年11月5日出生在湖南岳陽，1919年1月中學畢業后到了北京，6月考入俄文法政專門學校，1921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赴俄賑災代表團，12月經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維經斯基介紹，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2年12月經羅亦農和瞿秋白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任中共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支部書記。1924年秋，他奉調回國出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1925年8月接替王若飛任中共豫陜區委宣傳部長兼軍事特派員，主要從事軍事統戰工作，直屬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領導。1926年9月，他赴滬出任中共鄂區區委書記。不久，他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出任唐生智部國民革命軍第8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唐生智向右轉后，他奉命離開唐部，從上海轉道蘇聯學習，1927年10月入列寧學院學習，1928年7月參加中共六大，1930年秋回國，先后任上海中共滬中區委委員、宣傳部長、區委書記。他和前任何孟雄、蔡博真一樣堅決反對“立三路線”，后因不接受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在1931年1月被開除黨籍。他與逃到上海避難的國民黨左派人士從事反對蔣介石政權的活動，勸說19路軍蔡廷鍇聯共反蔣抗日。福建事變后，他擔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秘書長，主持政府秘書處工作，1934年1月遭到蔣介石通緝，被迫逃往香港，與李濟深等一起繼續為反蔣抗日進行活動，并與人一起恢復建立第三黨。1935年11月，他在香港召開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黨）第二次全國干部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組織委員會書記。1937年春，他到北平從事抗日聯合戰線工作，同老朋友李錫九過從甚密，并結識了楊秀峰、張友漁、張東蓀一批教授，李錫九告訴他說：

　　“毛澤東先生知道你到了北平，他請你到延安去一趟。”

　　彭澤湘聞言，非常高興，欣然啟程，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一路順利到達延安，張聞天首先接待了他，將他安排在延安飯店休息。第二天，毛澤東接待了他，初次見面，難免有一般禮儀上的寒暄，毛澤東說：

　　“歡迎你到延安來看看，希望你多住些日子。”

　　彭澤湘說：

　　“我向往延安已久，現在能到延安來，衷心感謝毛先生的邀請。”

　　從次日起，毛澤東連續4個晚上到延安飯店看望彭澤湘。他每次都帶上一包前門香煙，同彭澤湘一邊抽煙，一邊懇談。他分析了國家目前的形勢，談到了中國的歷史，詢問了上海、北平和兩廣的情況以及李濟深、白崇禧對抗日的態度。彭澤湘反映了一些情況，也談了自己的意見。在交談中，毛澤東問得很仔細，聽得很認真，令彭澤湘深為感動和敬佩。最后，毛澤東還談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想法及有關的方針政策。

　　彭澤湘在延安期間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親切款待，從政治思想上獲得了啟迪和教益。一個星期后，他要離開延安了，林伯渠送來了毛澤東書寫的幾封信，托他轉交給北平的教授張東蓀、郭大中、張友漁、楊秀峰等人。

　　6月12日，毛澤東致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說：

　　“已與彭澤湘在延安談好我們同第三黨合作問題，他們同意我們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黨同我們合作。”

　　接著，毛澤東又致電在上海的潘漢年說：

　　“第三黨彭澤湘來延安談，尚好，表示同意我們主張并愿合作，他明日離延安經北平約半月到上海，我囑他找你。”

　　后來，彭澤湘于7月5日回到北平，向諸人轉交了毛澤東的信件，又召集中華民族解放委員會華北局和北平市的負責人何世琨、王一帆、張云川、周惠生及其他全體干部、部分骨干開會，介紹延安之行的情況，介紹毛澤東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在談到自己的親身感受時，他說：

　　“我這次去延安見到毛澤東先生，開了眼界，很有收獲。日本帝國主義如此侵略我們，抗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只要我們堅持抗日，中國人是可以打到底的。”

　　且說6月18日，周恩來等代表因國共雙方談判依然沒有結果，就奉命離開廬山，返回延安。

　　6月18日這一天，徐向前歷盡千辛萬苦，終于回到了延安。一些人埋怨說：徐向前把幾萬人馬都搞光了，他一個光桿司令回來干什么？徐向前頂著巨大壓力，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西路軍奉命西征和失敗的經過。毛澤東聽得很認真。徐向前講了自己的責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澤東深知西路軍的失敗是由許多復雜的因素造成的，不能全怪徐向前，便爽朗地安慰徐向前說：

　　“不要難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西路軍的廣大干部和戰士是英勇的，頑強的，經常沒有飯吃，沒有水喝，傷員沒有醫藥。他們沒有子彈，靠大刀、矛子就和敵人拼命，這種革命精神永遠也不要丟掉。”

　　徐向前被毛澤東充滿信任、關懷、愛護的話感動得熱淚盈眶，思想包袱一下子卸掉了。

　　6月25日，毛澤東在何香凝托人送來的廖仲愷著《雙清詞草》的扉頁，看到柳亞子為何香凝的“寒之友社”成員的作畫題寫的一首詩，對柳亞子頓生思念之情，便給何香凝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香凝先生:

　　承贈筆，承贈畫集，及《雙清詞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謝。沒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點工作，作為答謝厚意之物。先生的畫，充滿斗爭之意，我雖不知畫，也覺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爭乃能勝利。先生一流人繼承孫先生傳統，苦斗不屈，為中華民族樹立模范，景仰奮興者有全國民眾，不獨澤東等少數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覺得他好，望勿掛念。10年不見先生，知比較老了些，然心則更年青，這是大家覺得的?？戳肆鴣喿酉壬}畫，如見其人，便時乞為致意。像這樣有骨氣的舊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個拿句老話說叫作人中麟鳳，只不知他現時的政治意見如何？時事漸有轉機，想先生亦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須作甚大努力方能達到。敬祝健康！

　　毛澤東上 6月25日

　　毛澤東在信中稱贊的老朋友柳亞子，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逃亡到了日本。1929年，他從日本回到上海居住，獲悉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了紅色根據地，十分興奮，揮筆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旗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并世支那兩列寧。

　　詩人自注“兩列寧”為“孫中山、毛澤東”。這是最早運用詩歌形式歌頌毛澤東的詩句。后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柳亞子協助何香凝組織國難救護隊，擔任副主席兼經濟部長，援助東北義勇軍抗日。1932年，毛澤東領導中央紅軍打破蔣介石的“圍剿”，柳亞子寫下了《懷人三載》，詩云：

　　平原門下亦尋常，脫穎如何竟處囊。十萬大軍憑掌握，登壇旗鼓看毛郎。

　　欲知毛澤東何時才能與老友柳亞子重逢，請讀者諸君慢慢往后看。

　　東方翁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中，劉少奇屬于海歸宗派主義小圈子里不被重用且受排斥的少數人之一。至今還沒有見到有人研究其原因，是否因其性格所致，不得而知。他在1937年2月20日、2月25日、2月26日、3月4日接連給張聞天寫了4封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長信，向“左”傾宗派主義小集團發難，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上引發了激烈爭論和眾人的圍攻。毛澤東明白，徹底清算“左”傾路線的時機還不成熟，劉少奇這種不擇時機的出擊，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但他又不能喪失原則，于是便在政治局會議上抹了一把稀泥，既指出“左”傾路線的錯誤和劉少奇的缺點，又肯定了劉少奇“基本上是正確的”，不但穩定了推動全民抗戰的大局，而且也改變了會議不利于劉少奇的局面。同時，他還不動聲色地送王稼祥去蘇聯就“醫”，一來治病，二來尋找機會向共產國際匯報國內的真實情況，其良苦用心恐怕是政治局里其他人都想不到的。后來在全民抗戰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在徹底斗敗了王明宗派主義小集團后，他才下定決心，徹底清算黨內“左”傾路線在政治上的影響，從前方召回劉少奇，與劉少奇、任弼時組成黨內3人領導核心，開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延安整風。這整個過程無不表現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畏膽識和非凡謀略，這也正是他和劉少奇的重要區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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