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請你立即轉告許仕有，可以帶槍來。再加上一條，
也可以裝上子彈。你們怕死，我可不怕死。”
話說在抗日軍政大學召開批判張國燾大會的第二天，學員們分組討論，繼續批判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在1隊的批判會上，許仕有聽著聽著就聽不下去了，他要求發言：
“報告隊長，我講幾句。”
隊長陳賡在鄂豫皖曾經當過許仕有的師長，熟知他的秉性，見他要放炮，就含而不露地勸道：
“仕有同志，不要急嘛，想好了再講吧！”
許仕有根本不理會陳賡的好意，走上講臺，著著實實放了一炮，他說：
“怎么能說張國燾是逃跑主義呢？中央就沒有逃跑嗎？中央紅軍不也是從中央蘇區撤出來的嗎？如果說逃跑，應該都叫逃跑，中央有，中央紅軍有，4方面軍有，所有紅軍都有！打不過敵人了，換個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4方面軍撤到川陜，部隊不是發展了嗎？這樣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休要講了！”
有人出來制止許仕有。許仕有怒目圓睜，吼道：
“我的舌頭我的嘴，誰敢說不讓講！有人說張國燾搞分裂，我不那么看。我就知道有人一夜之間走沒了，怎么跑了的不是搞分裂，沒跑的倒是搞分裂？這是哪家的道理！真讓人想不通……”
“許仕有，你這是與中央唱反調！”
有人喊道。許仕有也針鋒相對：
“不準你胡說八道！”
他終于把眾人惹怒了，不少人振臂高呼：
“你是張國燾的徒子徒孫！”“你是托洛茨基！”“你是大別山的土匪！”“打倒張國燾！”
眾人的呼聲蓋過了他的聲音，氣得他心血潮涌，暴跳如雷，指著一位年輕的學員吼道：
“呸，你有什么資格罵我？老子當年參加敢死隊的時候，你還沒有生下來呢！我反對中央，我是張國燾的徒子徒孫，我是托洛茨基，我是土匪……”
許仕有突然說不下去了，雙手捂著胸口，口中噴出一股鮮血。陳賡趕緊讓人把他送進了醫院。
有一天，抗大警衛連在清算“國燾路線”時，連指導員問戰士：
“到底是毛澤東的學問大，還是張國燾的學問大？”
有人說張國燾的學問大，有人說毛澤東的學問大。于是大家圍繞著“究竟是毛澤東的學問大，還是張國燾的學問大”展開了激烈爭論。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凱豐知道這件事后，認為這是戰士們政治覺悟不高的表現，對說“張國燾學問大”的戰士進行了批評。事后，他將清算“國燾路線”中出現的不正常現象報告給毛澤東。
其實，在清算“國燾路線”中出現的“土匪”一說和圍繞著“究竟是毛澤東的學問大，還是張國燾的學問大”的爭論，還真的與凱豐有著直接的關系！
早在2月27日，凱豐就發表了洋洋3萬言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一文，他在文章中不恰當地說：“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這就使人覺得他把人數眾多的4方面軍貶低成了“土匪”、“軍閥”的隊伍，成為后來反張國燾路線擴大化的先聲，給4方面軍的人帶來了很大壓力，同時也引起了他們的強烈不滿。
再說毛澤東聽了凱豐的匯報，站了起來，責問他說：
“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這么多4方面軍高級干部反對我們，你還能說你正確么？凱豐同志，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凱豐一時轉不過彎來，委屈地辯解說：
“主席，我是認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澤東厲聲批評道：“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你還別出心裁，跑到紅軍大學、4方面軍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的討論。還是張國燾的學問大呀！張國燾過去在4方面軍批我毛澤東，就沒有批一個戰士；可現在毛澤東批張國燾，居然連戰士都一起批了！”
他點燃一支煙，又嚴肅地對凱豐說：
“張國燾的錯誤應當由他本人負責，不能怪罪下面，不能加到4方面軍的干部戰士頭上去。只批張國燾的錯誤，不能批對張國燾路線本來就不應該負責的4方面軍干部，更不能去批戰士。”
盡管毛澤東作了這樣的指示，可在抗大批判張國燾錯誤的時候還是出現了擴大化的傾向。據時任紅4軍政治部主任的洪學智回憶說：“在3月間，紅軍大學政治部召集學校的支部委員，布置在紅大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我在1隊學習，1隊支部誰去參加這個會我不知道，也沒有人向我傳達。2隊4方面軍干部多，支部書記是謝富治，派了兩個委員去開會。聽他們說政治部說了3條：一條說4方面軍是土匪，二條說4方面軍干部是軍閥，三條說4方面軍干部是張國燾收買的。2隊參加會議的兩個人回去后，開支部委員會時如實傳達，一下子就把政治部布置的內容泄露出來了。2隊4方面軍的人很多，大家想不通，吵吵起來，吵得很激烈、很兇。由于1隊、2隊住在一個院子里，雖然不在一個食堂吃飯，但可以聽到2隊的吵嚷聲。我事后聽說，2隊許多人提出問題：說我們是土匪、軍閥，蔣介石就是這樣罵我們的。我們打蔣介石，打國民黨，有什么錯？蔣介石罵我們，因為他們是敵人，你們也這樣罵，是什么問題？另外，說4方面軍是張國燾收買的，張國燾1931年才從上海到鄂豫皖的，我們這些人早的是1927年、晚的是1930年就參軍、參加革命的，那時候是誰收買的？這樣說不對嘛！2隊吵得很厲害，反映到了紅大政治部，要政治部派人解釋這個事，但政治部沒人來作解釋。”
1937年4月4日，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在抗日軍政大學突然發生了。
此前，延安的公安部門曾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發生，除了警衛人員以外，其他在延安一帶的軍人不準私自帶槍，隨身槍支由原單位封存。中共中央將報告批轉給中革軍委，中革軍委批準了這一報告。于是一場收繳槍支彈藥的工作在延安地區迅速展開了。抗大當然也不例外。此時，紅4方面軍的一部分學員本來就憋著一股子氣，對立情緒很大，這一來就更緊張了。住在醫院的許仕有不但帶頭拒絕繳槍，而且還破口大罵，弄得收槍者下不來臺。到醫院看望許仕有的紅4方面軍的一部分營、團、師、軍級干部，也都是牢騷滿腹，一個個哭成了淚人。這對許仕有觸動很大。他看著這些一起出生入死為窮人打天下的戰友們眼下都感到沒了出路，左思右想，便做出了一個出乎常人意料的決定。他對劉世模、詹道奎、王建安、朱德崇（后于1939年投敵）、吳世安、洪學智、陳再道等人說：
“你們就知道淌眼淚，哭有什么屁用！”
大家都說：
“被人家捏在手心里，往后的日子咋辦吶？”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們走！”
“走？到哪？”
許仕有胸有成竹地說：
“回四川找劉子才（又名濤，安徽六安人，紅4方面軍轉移時被留下打游擊，任巴山游擊隊司令員，后來在1940年春被捕，6月在四川南江被國民政府殺害——筆者注）去！他們還有1萬多人，又是我們的老部下，巴不得我們去哩。在這里天天說我們是反革命，還要繳槍！我們到四川去打游擊，叫他們看看我們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訴中央。”
此后，眾人便秘密串聯，愿意走的人越來越多，到第3天已經有2個營級干部、20多個團級干部、6個師級干部、5個軍級干部愿意走。他們決定不帶張國燾、何畏、周純全，因為他們都要騎馬。許仕有作了詳細計劃，準備在4月4日夜10時，趁人們熟睡之時出發，從城北墻下的一個水道里出城，步行7天7夜，到達四川巴山與劉子才會合。許仕有還畫了一張路線圖，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都藏在身上備用。
轉眼到了4月4日，這一天是星期日，天氣晴朗，抗大教職員、學員們大多都到延安城內和寶塔山、清涼山等地去玩了。準備出走的學員們都不動聲色地采購食品，整理著行裝。許仕有也悄悄地從醫院回到抗大，安排吳世安和兩名警衛員攜槍夜間在北門外接應。一切準備工作都在順利地進行著。許仕有對這次行動充滿了自信，可他萬萬沒有想到，意外竟然在他最信任的老戰友、紅4軍前政委王建安身上發生了。
原來，王建安在關鍵時刻幡然醒悟了。對于此次行動，他一開始就有些遲疑，爾后由遲疑到動搖，由動搖到否定。他感到不能這么干，但他又深知許仕有的脾氣，單憑自己是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這次行動的。事不宜遲，否則將鑄成大錯。這天上午10點多，他將眾人出走計劃報告給了第2隊的黨支部書記、校黨總支委員謝富治。謝富治一聽不敢怠慢，馬上報告給校黨總支書記鄧富連（后改名為鄧飛），鄧富連聞言大驚失色，看了看表，已是11點鐘，便跑步去找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莫文驊，上氣不接下氣地報告了一遍。莫文驊感到事情重大，讓鄧富連留下注意繼續了解情況，觀察動靜，他自己則馬上去找劉亞樓、傅鐘等校領導，可跑了幾處都沒找到，只得直接去找校長林彪。他打聽到林彪在毛澤東住處開會，便飛奔而去。毛澤東住在鳳凰山腳下的石窯洞里，離學校不遠，過一條街很快就到了。林彪聽了莫文驊的匯報，顯得異常冷靜，說道：
“此事不許聲張，我去請示主席。”
他讓莫文驊先回校，不動聲色了解新的情況，并做好應急準備，待他向毛澤東和中央報告后再回校處理。
莫文驊急忙回到了學校，向保衛科及身邊的人告知了此事，并布置好一切，以防萬一。不久，林彪回來了，馬上召集劉亞樓、傅鐘、莫文驊、鄧富連、謝富治及保衛科負責人等開會，宣布黨中央、毛澤東的決定，立即將許仕有等一伙人逮捕。
謝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黃安縣城關鎮豐崗謝家垱村一個貧農家庭里。小時候，他放過牛，喂過豬，種過地，也時斷時續讀過私塾；青年時當過手工工人，他常從親朋好友處借一些書報來讀，因而見識較廣，周圍常常聚集著一些同齡青年。1926年謝富治參加了農民協會，1930年參加工人糾察隊，不久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排長、副連長。從1932年起，他曾任宣傳隊隊長、連指導員、團政治處主任、紅9軍26師政治部主任、紅4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陜省委組織部部長，1935年參加紅4方面軍長征，曾任紅9軍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縣委書記。
且說4月4日下午4時，一陣刺耳的哨聲響徹抗大1、2隊的駐地。臂戴紅袖章的值班員站在院子中央，口中喊道：
“緊急集合，不準帶槍！”
此時的許仕有正躺在床上閉目養神，聽到哨聲，覺得情況反常。但他仍然自信自己的計劃不會泄露。于是他隨著1隊的學員們走出宿舍，進了一個教室。他注意到2隊的學員進了另一個教室。
就在此時，陜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率領中央警衛團荷槍實彈沖進校園，繳了抗大警衛連的槍。因為這個連原是紅4方面軍的警衛連。接著，警衛團又迅速包圍了1、2隊進入的教室。與此同時，由鄧富連帶幾個人到學員宿舍收繳所有的手槍。
兩個教室里的安排是，第1隊由黨支部書記胡耀邦主持開會，第2隊由隊長倪志亮主持開會，而傅鐘、謝富治二人則分別到1隊、2隊宣布許仕有等人密謀拖槍逃跑的罪行和中央的逮捕決定。
兩個警衛戰士抱著一捆麻繩走進1隊的教室，“呯”的一聲關上了門。許仕有見狀，方知大禍臨頭了。早已等候在教室里的抗大政治部主任傅鐘走上講臺，簡單說明了原委，就一個一個地宣讀名單，喊一個，警衛戰士捆一個，包括王建安在內。許仕有是最后一個被點到名字的，他走出前排，冷笑一聲道：
“你們來啊，上來綁吧！”
兩個警衛戰士走上前去，一邊一個，剛抓住許仕有的手，不意許仕有突然發力，將兩個警衛戰士打倒在地。學員們大嘩。許仕有傲慢地將雙手反剪背后，得意地說：
“你們來捆吧！”
說時遲，那時快，8名警衛戰士一擁而上，將許仕有按倒在地，瞬間捆了個結結實實。許仕有破口大罵：
“娘日的，你們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你們是強盜！你們是土匪！只要我許仕有不死，總有報仇雪恨的一天。”
“快堵上他那狗嘴，別讓他滿嘴噴糞！”
傅鐘一聲令下，警衛戰士立即用手絹塞住了許仕有的嘴巴。
晚飯后，許仕有被押進一間審訊室，接受了中央成立的“許仕有反革命集團”高級軍事法庭的第一次審訊。主訴人傅鐘問道：
“密謀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嗎？”
許仕有說：
“出走是他們逼的，我們成了軍閥，我們成了土匪，還要槍斃，我們受不了這窩囊氣，要說犯法，首先是他們犯法，應該先審訊的是他們。”
“夠了，夠了。你們要到哪里去？”
“到四川，我們要打一塊根據地，讓他們瞧瞧，究竟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
“誰指使你們這樣干的？”
“我不是3歲的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殺要斬，由我一人負責。”
“張國燾知道你們要走嗎？”
“他想跟我們走，我還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純全。”
“你知道還有哪些人想走？”
“誰告的密，你就去問誰吧。”
“這次行動聽說是你策劃的？”
“是，一切計劃都是我做的，跟其他人沒關系。”
許仕有說著，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遞過去：
“給，這是我準備留給毛澤東的信，是我寫的，拿去吧，算作證據。”
許仕有回到關押室已經是晚上10點左右，正遇上同班學員小張給他送行李來了。
“誰讓你送的？”
許仕有冷眼相向。小張說：
“陳賡隊長。”
“外面有什么風聲？”
小張小聲說：
“陳賡隊長讓我轉告你，要你小心點，現在外面講得好厲害，說你組織反革命集團，領導暴動，還要搶去張國燾，打死毛主席，炸平延安。”
“娘的屁，全是胡說八道。”
“不要亂罵，還是小心點好。我要走了，有沒有要我幫忙的事？”
許仕有想了一下，說：
“如果你要有空的話，帶個口信給我老婆雷明珍，叫她來一趟。”
自此許仕有度日如年，天天盼望著雷明珍出現，可是半個月過去了，雷明珍還是沒有出現。這雷明珍是一位投奔延安來的革命女青年，經人介紹后不久，二人便結了婚，每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正在如膠似漆的愛戀之中。許仕有盼望老婆來，是要當面向她陳述這次出走的真相，他相信雷明珍是會理解自己的。盼來盼去雷明珍始終沒有來，可他委托捎話的那個小張又出現了。小張一見面就開門見山地說：
“這是陳賡隊長送給你的一條煙。”
許仕有問：
“上次的口信捎到了沒有？”
小張嘆了一口氣，說：
“雷明珍已經提升為延安縣婦女部長，昨天她到抗大交給我一封信，讓我轉給你。”
說著，就拿出一封沒有信封的信遞給許仕有。許仕有急不可待地展開一看，猶如五雷轟頂，只見信上寫著：
許仕有：
我恨你！我決不愛一個反革命分子！為保衛革命的純潔性，咱倆的事情一刀兩斷，我堅決要求離婚！請你看后簽字。
雷明珍
許仕有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所愛的人竟然這么不理解他，恨恨地說：
“我許仕有今生今世算是瞎了眼！”
他抖動著手，連劃3根火柴才點著了一支煙，深深吸了一口。他越來越難以控制自己的理智，他要罵娘，罵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
“你不要我，我還看不上你哩！”
說罷，他掐滅煙頭，要過筆，唰唰唰，在信上寫了“堅決離婚！許仕有”，交給小張。
眾人的指責，戰友的背叛，老婆的離婚，許仕有把這一切都記在了毛澤東的賬上。他像一頭困獸一樣，大罵中央，大罵毛澤東。他以為這樣一罵，一定會有人報告中央，自己就能快點死。然而人們似乎把他遺忘了，既沒有人提審，也沒有人來探望他。
此時，軍事法庭已經把一些大的問題基本弄清楚了。在如何處理許仕有這些人的問題上，出現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槍斃算了，少個后患；有人認為，事情并非那么嚴重，不能槍斃。
毛澤東感覺許仕有的問題不單單是他個人的問題，在看了許仕有寫給他的信后，更堅定了他對這件事的看法。為此還批評了不少人，他說：
“許仕有固然有他個人的問題，而我們一些同志也不起好作用，把事情做絕了，把人家逼上了梁山。”
毛澤東掐滅煙頭，拉開窗簾，天色還灰蒙蒙的。他走到門前拉開門，對哨兵說：
“通知司機出車！”
哨兵問：
“主席，這天還不亮，你要到哪里去？”
“到抗大！”
天將破曉之時，許仕有似睡非睡，隱隱聽到門外傳來了腳步聲。片刻間，“嘩啦”一聲門被打開了，進來兩個持槍的戰士，其中一位高個子說：
“許仕有，你自由了。毛主席看你來了，請跟我們走一趟。”
不提毛澤東則罷，一提起毛澤東，許仕有頓時怒火中燒，他從牙縫里擠出幾個字：
“我不去！”
此時，抗大值班室的值班員，剛接待了毛澤東的前衛車，還沒有來得及將毛澤東要來的消息告訴校方主要領導，毛澤東的車子也到了，駛進了校園大門，羅瑞卿緊隨著毛澤東走了過來。值班員急忙迎上去，敬禮問好：
“主席，您早！”
毛澤東問：
“電話接到了吧？”
“接到了，校方領導我還沒來得及通知。”
“不用驚動他們啦，過后通知他們一聲。我來看看許軍長，他住哪兒？”
值班員用手指著一片叢林，說：
“不遠，就在那兒。我給你們帶路。”
恰在此時，奉命通知許仕有的那兩位戰士跑了過來，向毛澤東敬禮報告說：
“主席，我們已經通知許仕有了。”
毛澤東邊走邊糾正道：
“不，你們應該叫他許軍長。”
“是！主席”
兩位戰士吐了吐舌頭。毛澤東一行人來到窯洞前，值班員說：
“到了，許軍長就住在這里。”
說著緊走幾步先進了窯洞，對許仕有說：
“許軍長，毛主席來看望你了。”
許仕有兩眼充滿了敵意，不屑地說：
“他來就來唄，何必大驚小怪。我許仕有是被抓的人，還有什么看不看的。”
毛澤東低著頭進了窯洞，立在許仕有面前，說道：
“許軍長，讓你吃苦啦。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和4方面軍被抓的全體干部賠禮道歉！”
毛澤東說罷，脫下八角帽，向坐在炕上的許仕有連鞠3個躬。許仕有可不吃這一套，在他看來，毛澤東這樣做，完全是虛假和做作。他攥緊拳頭，瞬間起身沖向毛澤東，揮拳就打。幸虧衛士們眼疾手快，上去便抓住了他的拳頭。許仕有一邊掙扎一邊罵道：
“可惜我手中沒有槍！要有槍，我不斃了你才怪哩！”
羅瑞卿也不等毛澤東發話，吼道：
“還愣住干啥？還不快給我抓起來！”
衛士們一齊動手，三下五去二就把許仕有捆了個四蹄倒栽蔥。許仕有還不住地吼叫：
“你們捆吧，捆得越結實越好！你們殺吧，殺頭不過是碗大個疤！反正我許仕有這口氣非出不可！”
吼罷又是一陣狂笑。毛澤東對許仕有在紅4方面軍的情況了解得還不是很多，只是從徐向前那里得知他善打惡仗硬仗。他對許仕有的初步印象是：敢作敢當，粗莽而勇敢，自信而武斷，文化低了一些，是一個講義氣的草莽英雄。許仕有現在要動手打他，更加深了他對許仕有的這種看法。不過，風言風語傳說許仕有與張國燾有勾結，到底是什么情況，現在還不得而知，心想，且看一看他的下一步表現再說吧。
許仕有經過這一番鬧騰，被再度關了禁閉，心里反倒平靜多了。每當休息以后，他就在屋里掄起那唯一的木凳揮舞，練起了功夫。后來，他提出要見毛澤東一面，要當面和毛澤東理論理論。主管許仕有這一案的傅鐘將他的要求告訴了毛澤東：
“主席，許仕有要求見你一面，要當面與你理論。”
毛澤東說：
“讓他來，我現在等他。”
傅鐘告訴許仕有說：
“許仕有，你準備一下，主席要見你。”
許仕有聞聽此言，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盡管是個粗人，卻也有細心處，心想：他毛澤東既然要見我，我何不再試一試他的誠意，于是就又提出了一個讓人十分震驚的要求，他說：
“既然毛澤東給我面子，我領情。你再問一問毛澤東，我許仕有是軍人出身，可不可以帶槍去見他？”
此話一出，不要說傅鐘，就連其他在場的人也都驚出了一身冷汗。大家都想到了同一個問題：許仕有上次與主席見面，要打主席，這一次若是讓他帶槍去，他還不斃了主席？恰在此時，值班員走來說：
“毛主席來電話，請傅鐘同志去接。”
傅鐘來到值班室，拿起電話說：
“我是傅鐘，主席有何指示？”
毛澤東在那一端說：
“情況怎么樣？”
“這里情況有變，許仕有又變卦了，說是要帶槍見你。”
“請你立即轉告許仕有，可以帶槍來。再加上一條，也可以裝上子彈。你們怕死，我可不怕死。”
“主席，這……”
“就這么辦了！”
毛澤東的語氣不容辯駁，說完就放下了話筒。傅鐘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給羅瑞卿掛電話，囑咐他做好毛澤東的安全工作。羅瑞卿接了電話，頓感如臨大敵，許仕有的粗魯他已經領教過，讓他帶槍見毛澤東，豈非兒戲，鬧出大亂子如何了得？他馬上和屬下商量，在毛澤東辦公室內外加強警備。
再說傅鐘來到許仕有的住處，如實將毛澤東的話告訴給他：
“主席說，你可以帶槍去，按主席的意見，也可以裝子彈。”
傅鐘讓警衛員將許仕有的駁殼槍和子彈還給他。毛澤東的膽量和大度，完全出乎許仕有意料之外，這一次反倒是他感到震驚了，自己本來是給毛澤東出一個難題，試探他一下，沒想到毛澤東竟然是如此的光明磊落，這絕非一般人的心胸和氣度。許仕有接過駁殼槍的一霎那，任是再粗魯的漢子手也禁不住微微抖了起來。盡管如此，他還是把子彈推上了槍膛。傅鐘已經觀察到了許仕有那微妙的變化，但是他還是忍不住交代了一句：
“請你對毛主席的安全負責！”
許仕有也不說話，將駁殼槍插入腰間，抬腿上了日式吉普車。傅鐘將許仕有送到毛澤東的住地，許仕有下了車，從腰間拔出駁殼槍，握在手中，徑自朝毛澤東住的院子里走去。許仕有以為，此時院子里一定是衛士林立，荷槍實彈，戒備森嚴，可是一路走來，并未見有一兵一卒，靜悄悄的。他來到毛澤東的辦公室門口，見毛澤東正坐在辦公桌前，燃著一支煙，徐徐吐著煙霧，那一副神態自若的樣子，徹底征服了這位大別山里的漢子。
“是許仕有同志來了嗎？”
許仕有聽到毛澤東的呼喚，心如潮涌，進得屋來“撲通”一聲，雙膝跪在了毛澤東面前，雙手高舉著駁殼槍，說：
“主席，我把槍交給您！我沒有謀殺主席的意思，有的只是對您的歉意。”
許仕有低下頭，淚流滿面。毛澤東趕忙上前，用雙手將許仕有攙起來，拉著他的手，讓他坐下來，把一杯水送到他的面前，說：
“許軍長，按照我們湖南人的話說，咱們是不打不成交。你的出身我了解，你的性格我喜歡。常言說文武打天下。我毛澤東是文人，你許仕有是武將，沒有你們這一班武將，一個巴掌拍不響噢！你說是不是？也請你理解我，理解我身邊的同志。單枝易折，多枝難斷。沒有團結，什么事也難成啊！包括4方面軍的同志，我們也應諒解。他張國燾是他張國燾的事，與4方面軍的干部無關。”
毛澤東此時也非常激動，吸了一口煙，接著說：
“4方面軍的干部，都是黨的干部，黨的寶貝，不是他張國燾的干部。張國燾是黨中央派到4方面軍去的，他的錯誤，應當由他自己和黨中央負責，與你們這些同志沒有關系。你們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們表示敬意。”
許仕有還是不放心，問道：
“主席，我的錯處您能諒解嗎？”
毛澤東笑著說：
“我不是說過了嘛，你的性格很可愛。這既是你的優點，也是你的缺點。我送你幾句話，請你記住。”
許仕有問：
“哪幾句話？”
毛澤東很認真地說：
“單用鼻子聞，認不出好菜；光發暴脾氣，找不到好朋友。當然嘍，除我例外。”
許仕有說：
“我一定記住主席的話！”
說起許仕有的名字，毛澤東分析道：
“在你的名字中，‘仕’字的官味太濃，‘有’字的財氣太重，是否將‘仕’改為‘世’，將‘有’改為‘友’？這樣，意思就是共產黨人希望世界和平，人民世代友好。”
許仕有聽從了毛澤東的建議，從此改名叫許世友。他看看天色不早，要告辭了，就對毛澤東說：
“對反對分裂主義的斗爭，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內，還認識不清。回去以后，我要向4方面軍的干部講，把您的話向他們宣傳，讓那些不講團結的人站不住腳。”
后來在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級軍事法庭公開審理“許世友反革命集團案”，認定許世友等人過去對革命有過功勞，決定將其中的多數人予以釋放，對少數人以“企圖拖槍逃跑未遂”罪從輕判決，分別判處許世友等人6個月至1年半的徒刑：其中許世友1年半，劉世模1年，洪學智、朱德崇、詹道奎各8個月，王建安6個月，并發給他們每人一張紙條，算是通知。
欲知毛澤東和許世友后來的關系如何？且待以后慢慢敘述。
東方翁曰：在中國二十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有兩個不可同日而語的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蔣介石。他們兩個不但一生交惡，而且在性格、學識、為人處世方面也都截然相反。蔣介石是以狡黠見長，而毛澤東則是以坦誠著稱。蔣介石是以權術謀事籠絡人，而毛澤東則是以人格及才智謀事征服人。正像他對許世友所說的那樣：“咱們是不打不成交。”豈止是許世友，且不說國民黨和民主黨、民主人士及那些外國人，單就共產黨內絕大多數的領袖人物，前面已經講過的，后邊還要講到的，除了像張國燾、王明等一類死不悔改的人物外，哪一個不是在斗爭中“打”出來的戰友和朋友？毛澤東一生充滿了激情，為革命理想而斗爭，為人民事業而斗爭，從來都是以教育人、改造人為己任，這大概就是根源于他所說的“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緣故吧！
另：本傳前面已經說過，康生早些年就去了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因此，他不可能參與處理許世友事件。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他和毛澤東等人接王明、康生回國時的情形，就可以證實這一點：“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里面載的是什么人物。”“直等到王明從飛機走出，陳云、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所談都是高興的事。我已有8年沒有看見王明，陳云大約12年沒見，康生也有6年半了。”可是在許多史料中，都說是康生如何如何處理許世友等出走事件。將傅鐘說成康生，要么是記憶有誤，要么是以訛傳訛，要么是故意抹黑康生，以證明他是一個一貫整人的人。這一類史料，讀者不可不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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