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對我們黨內犯錯誤的同志，不應該懲辦了事，斗爭是為了團結。

一個同志落在井里，我們不能向下拋磚頭，應該把他救上來。”

話說1937年2月2日晨，東北軍軍官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因第67軍軍長王以哲主張和扣押張學良的蔣介石講和而心懷不滿，槍殺了臥病在床的王以哲。何柱國、于學忠等因事先避入楊虎城公館，幸免。周恩來聞訊后，嚴厲批評了孫銘九等人殺害王以哲的錯誤，并和劉鼎等到王以哲家吊唁。

2月3日，駐防渭南前線的東北軍得知王以哲被殺，立即向西安開拔，聲稱要殺孫銘九等人，為王以哲將軍報仇。周恩來派黨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到渭南說明情況，勸他們以大局為重，維護東北軍的團結。

2月4日，毛澤東以他和朱德等人的名義致電楊虎城等并轉王以哲家屬，對王以哲遇害表示哀悼，他在電文中寫道：

楊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轉王鼎芳先生家屬諸君大鑒：

鼎芳先生遇難，不勝驚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但是國家民族之干城，亦愛國人士之領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統一團結，乃見惡于少數不顧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蘇區軍民同聲悼惜，特電致唁，敬候起居。

2月6日，《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在博古、羅瑞卿陪同下，離開西安，乘車前往延安。車上裝載著軍鞋、軍衣等物，還有《左派幼稚病》等一些小冊子。

早在1935年，范長江曾在川北、甘南一帶采訪，發表了一系列通訊報道，如實報道了紅軍長征的行蹤和西北的近況，分析了紅軍的動向及未來的前景。這一系列報道，轟動了全國。西安事變發生后，范長江被震驚得不知所措，他從傅作義那里獲悉，中國共產黨已參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周恩來已到達西安。他預感到中國政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就只身前往西安。1937年2月4日，范長江在楊虎城公館采訪了周恩來。周恩來在談話中說：“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都看到了。”“我們紅軍里面的人，對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系，我們很驚異你對于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范長江提出要求，希望到延安采訪，向毛澤東請教。周恩來當即表示向延安請示。中共中央復電同意了范長江的請求。這樣，范長江就成為第一個進入陜北蘇區的國統區記者。

在駛往陜北的車上，博古、羅瑞卿成為繼周恩來之后范長江在中共方面的兩個重要采訪對象。范長江問起他們各自的簡歷，以及紅軍長征中的一些情況，博古和羅瑞卿都作了回答。范長江一邊傾聽，一邊做著詳細記錄。

2月9日下午，博古、羅瑞卿、范長江等人經過了3天跋涉，終于到達了延安。在進入延安的途中和落腳的抗日軍政大學門上，范長江看到有很多歡迎他的標語，沒想到中共中央對他的訪問竟然如此重視。他在抗日軍政大學先后采訪了吳亮平、劉伯承、廖承志、林彪、林伯渠、朱德、張聞天等人，將他們的音容笑貌、儀表風采，一一寫進了通訊中。

是日晚，中共中央為范長江舉行了歡迎宴會。

晚上近10點，范長江來到了毛澤東的住處。他后來曾經描述了見到毛澤東的最初印象：“他是書生外表，儒雅溫和，走路像諸葛亮‘山人’的派頭，而談吐之持重與音調，又類似村中學究，面目上沒有特別‘毛’的地方，只是頭發稍微長一點。”

毛澤東和范長江談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目前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總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毛澤東說：

“走上憲政之路，以民主求統一求和平。和平統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為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可以放棄土地革命、蘇維埃和紅軍的名義。中國將來當然會成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但是，共產黨不放棄工農生活之改革運動。”

范長江在北平讀書時見到過一些小冊子，那里邊強調說，反對日本侵略必須首先武裝保衛蘇聯，必須進行徹底的階級斗爭。他對這種主張疑惑不解，便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說：

“反對共產黨談愛國主義，是不徹底懂得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在半殖民地的國家提倡愛國主義，本質上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停止階級斗爭，是因為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在矛盾大過內在矛盾。所以，先縮小內在矛盾，解決外在矛盾。”

毛澤東的談話，使范長江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理解。

最后，范長江提出要求說，他希望留在陜北，一面學習，一面搜集材料，準備寫書，介紹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主張和事跡。毛澤東說：

“為了盡快地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向全國宣傳，廣泛動員群眾，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便進行對日宣戰，希望你立即回上海，最重要的是，設法利用《大公報》在輿論上的重要地位，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范長江這才意識到自身使命之重要，便聽從了毛澤東的勸告。這次會見時間長達10小時，當他起身告辭時，東方已經發亮，回到抗大，稍事休息，便匆匆南返。不久，他就發表了長篇通訊《陜北之行》。

2月10日，中共中央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發出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全文如下：

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暨中國國民黨黨員諸先生鑒：

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團結御侮之方針得以實行。當此日寇猖獗，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發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之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1）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2）保障言論、結社、集會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4）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5）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即本黨為著表示團結御侮之誠意，愿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

（A）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B）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C）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D）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此前從2月9日開始，一直到2月10日、12日，毛澤東一連3次致電在西安的周恩來，指示說：

1、堅持我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的政治立場。“勿要再讓”。2、關于軍事問題：可提出紅軍改編為12個師4個軍，由林彪、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德為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按中央軍待遇領受。我黨參加國防委員會、軍委會和總司令部。規定我軍防地。南方各省游擊隊可改為民團，但不能調到陜北。拒絕政訓員、聯絡員的設置。3、關于黨的問題和政治問題：我黨參加各黨派代表會議和國民大會。求得我黨不被逮捕不受破壞即可。紅軍中組織領導不變。

2月15日，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召開。

這一天，范長江在上海《大公報》上發表了《動蕩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蔣介石聞之大怒，他嚴厲申斥正在南京參加會議的《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說，范長江的文章是替共產黨作宣傳，《大公報》不應當發表；并責令張季鸞嚴格檢查范長江的文章、信件。

2月21日，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經過激烈爭論，通過了一個停止剿共內戰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該《決議案》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除了對中國共產黨提出4項苛刻的要求之外，還自始至終搖唇鼓舌、喋喋不休地重復著10年內戰中污蔑共產黨的謊言。為了讓讀者諸君領略一下蔣介石和他的筆桿子及同一類政治騙子說假話的厚顏無恥，特將這個《決議》的全文抄錄如下：

本黨以歷史之使命，奉總理遺教，致力國民革命，以建設國家，復興民族，本春秋無外之恉，對于世界殷殷焉蘄至于大同之治，對于國內更斷無町畦畛域之見，惟求集中國力，奠定統一之基，以維護中國之自由平等。故凡服膺三民主義，遵奉革命方略，而愿共同努力于國民革命者，無不引為同志，而竭誠容納，此為總理創立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以迄中國國民黨一貫之精神。是以興中同盟時代，延致具有民族意識之志士，十三年改組時，則容納共產黨員個人加入本黨，史實具在，可考而知也。乃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之后，竟食誓言，在本黨掩之下，初則對本黨陰分壁壘，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當時本黨猶力予容忍，冀其自悟。逮國民革命軍出衡湘，克武漢，乃復遮斷本黨與民眾之連系，播植赤化之禍種，以謀顛覆本黨革命建國之基礎，阻撓東下滬寧之師，牽掣北定鄭汴之役，演成兩湖之恐怖，構成寧漢之痛史，北伐大業，幾致停頓。又復倡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干部，鼓動階級斗爭，奪取革命政權。本黨為鞏固黨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計，乃不得不當機立斷，以有清黨之役。此共產黨人以自絕于國民，自絕于本黨，往事歷歷，為當世所共見共聞者也。嗣復一面鼓其邪說，熒惑青年，一面結集成隊，四出騷擾，為患十年余，荼毒十數省，遠之如武漢、南昌、廣州、長沙之變亂，以及粵之陸、海豐，閩之龍巖、永定，贛之吉安、上饒、永新、銅鼓、弋陽，湘之平江、瀏陽、華容，鄂之沔陽、黃安、監利，豫之商城、潢川等縣，匪蹤所至，田疇為墟。又復偽立政府，致贛、粵、閩、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躪最久，人民之苦痛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于毒害人民之匪類，自不得不予以蕩除，數年以來，節節清剿，賴我將士智勇忠誠，秉持三民主義，犧牲奮斗，卒能抉其根株，凡經匪眾盤踞而國軍克復之地，立即為之區處條理，招輯流亡，不數月而漸復舊觀，民獲安居，咸慶得所。以我寬仁，易彼殘暴，相形之下，婦孺皆知。彼等自江西總崩潰后，由湘、黔、滇邊境而四川，而甘、陜、寧、晉、青等省，于人民則裹脅之后，繼以殘殺，于廬舍則摧毀焚燒，惟恐不盡，城市農村之經濟，莫不盡力破壞，鮮有孑遺，是皆陳事昭彰，無待縷舉。其尤可痛心疾首者，九一八以來，國難嚴重，全國國民在統一政府之下，實行集中國力，精誠團結，悉心建設，充實國防，以御外侮，猶恐不及。而共產黨人乃乘國定危急存亡之際，肆意擾亂，于淞滬之役，則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戰之師，為之牽制，其它破壞國防，摧殘民力之事，更變本加厲，言念及此，舉國共憤。今者共產黨人于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授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惟是鑒往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為中華民國良善之國民，則中央為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害于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殷憂。就目前最低限度之辦法言之：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兼容之軍隊同時并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它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兼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第四：階級斗爭以一階級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于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斗爭。

要之，凡獨立自主之國，斷不能容許有反國家、反民族而依附外力之團體，亦決不容忍任何殘害民生，毀棄道德之行為。本黨負建國立人之責，共產黨封建割裂專制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國際組織為背景，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要旨，絕對相反。吾人須知必先恢復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與道德，樹立中華民國獨立自主之人格，乃能恢復中華民國固有之版圖，承繼我中華民族歷史之光榮，以實現三民主義。故赤禍必須根絕，乃為維護吾國家民族至當不易之大道。凡喻斯旨，果具決心，而以事實表曝于全體國民之前者，均所容與，否則仍當以國脈民命為重，決不能輕信詭言，貽國家民族以無窮之患；此乃本黨責任所在，敢為全國同胞昭告者也。

2月22日，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發表的閉幕宣言中，對于上述內容再度強調說：

“至于共產分子，近日雖假共同御侮之口號以號召，然征之往事，十三年以來，揚言加入本黨以從事國民革命，而實則破壞國民革命。十六年以來，以暴動手法，危害民國，使國家對外之力量為之減削，人民無量數之生命財產為之蕩析，種種罪惡，實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即予置信。本黨為國家計，為人民計，決不忍數年以來，擲其血汗以從事剿匪工作之武裝同志及一切同志，懷功虧一簣之痛，無論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禍根絕于中國，免貽將來無窮之戚，而又奠民族復興之基，此當明白為天下告者也。”

至于中共中央在致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電文中所提的5項要求，三中全會所有文件中都沒有提及。直到2月24日，蔣介石才在對新聞界發表的談話中提出了“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3個問題，算是對中共中央的要求有了一個間接的答復。

2月26日，紅4方面軍西路軍在甘肅臨澤縣倪家營子又陷入馬步青、馬步芳的重兵包圍。

2月27日，中革軍委為了接應西路軍，一方面將紅4、紅31、紅28、紅32軍及騎兵第1團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林育英為政委的援西軍，自陜西淳化、三原地區出發，兼程西進；另一方面電告在西安的周恩來：通過政治談判和重金收買，尋求馬步青、馬步芳停止對西路軍的攻擊。

此時，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正在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進行兩黨第二次合作的談判，他們重申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5項要求和4項保證。國民黨代表則根據2月21日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強硬地宣稱：“中共武裝必須解除”，“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要把共產黨的軍隊縮編為3000人，繼之增加為5000人，后來又提出編為兩個師8個團1.5萬人，“不能再多”。而所編“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內各級之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關于陜甘寧蘇區，國民黨代表提出要劃歸相關各省。后來又允許成立一行政區，由國民黨派任正職長官。還提出要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朱德出國留洋。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等人說：

“紅軍編5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50萬元，以此為最后讓步限度，但力爭超此數。27、28、29、30各軍及地方部隊不在5萬人之內，均改保安隊及民團，在特區行政費內開支。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蘇票之善后費。”

毛澤東在電報中還針對西安及全國反蔣派的活動指示說：

“堅持擁蔣抗日路線，一方面向蔣建議，去除挑撥離間排斥異己的政策，改為實際的全國團結一致的對外政策。但對于勾結日本的地方派，則與蔣一道反對之。一方面向各反蔣派建議，廢除反蔣政策，爭取推動南京進一步改變國策。”

3月1日下午，毛澤東出席延安文藝協會和新中華社聯會歡迎女作家史沫特萊到延安訪問的集會。

是日晚，毛澤東會見史沫特萊，就統一戰線問題、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等同她進行了第一次長談。《談話記錄》在3月16日至4月3日刊登在《新中華報》第338期至343期上，全文如下：

史沫特萊問：共產黨現在執行的統一戰線政策，與你去年秋季跟斯諾記者所談的，基本上有無改變？

毛澤東答：如果從基本上說來，是沒有什么改變的。這表現在下列各點:

一、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向中國侵略。但是我們要求英、美、法、蘇等國同情中國的抗日運動，至少不反對；在這個基點上我們愿意同這些國家建立友誼的關系。二、我們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這就是說，包括全民族一切黨派及一切階級，只除開漢奸在外。有人說共產黨倡導人民陣線，這是不對的。共產黨倡導的是民族陣線，這種民族陣線比起法國或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來，范圍廣大得多。三、因此，這個抗日的民族陣線之主要政綱，應該包括下面各項：

（一）國內的和平統一；（二）對日抗戰；（三）人民的民主自由；（四）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五）國家制度改變為基于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六）改善人民生活；（七）發展工商業；（八）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

史沫特萊問：為了完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你們準備犧牲到什么程度？

毛澤東答：這要看看歷史情形。從1927年夏天開始，國民黨放棄了國共兩黨的統一戰線，放棄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農工政策，放棄了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政綱，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單獨負起中國革命的責任，并執行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政策，與國民黨處于對立地位。我們當時采取的這種同國民黨對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與必要的。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共產黨就發表宣言：要求停止內戰，愿在3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訂立國內和平對日抗戰的協定。可是那時僅有19路軍同意我們的主張，南京方面則完全不同意，并且還舉行了大規模的“圍剿”。及至華北問題發生，國難已臨極端嚴重關頭，我們乃于1935年8月1日進一步發表了組織抗日聯軍、國防政府的宣言。同年12月發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黨的決議案，并提出統一戰線的具體綱領。這個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廣大民眾的贊同，國民黨中不少愛國分子也都贊同了這種政策。這是因為更大敵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國內戰爭，才能進行抗日御侮，在中國政治上開辟了一個新階段。但是國民黨還不愿放棄其老政策。到了去年8月，我們又寫給國民黨一封長信，堅決要求把敵對的目標，由國內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復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變國家制度為民主共和國，召集普選國會，要求他們痛悔既往，與民更始。我們聲明：蘇區愿意實行與全國一樣的民主制度。這封信獲得了國民黨中廣大的同情。然而國民黨中央并沒有回答我們。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于重大危險面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我們為了鞏固國內和平，實現迅速抗日起見，當國民黨三中全會開會之前夜，乃于2月10日給了國民黨一個重要的電報，在電報里表示了下列各點：

一、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并受南京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二、在特區政府境內施行徹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此種方針，在去年我們就已實行，現在不過重說一遍）；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為了消除各界疑慮，取消對立狀態，以便同國民黨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民黨方面，則要求他們根本改變過去的政策，實行對外抗戰，對內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綱領。

史沫特萊問：你們現在在這里和在別的區域，將如何實行你們的統一戰線的原則，例如對于商人、知識分子、地主、農民、工人、軍隊等方面的辦法？

毛澤東答：對商人的關系，過去與現在沒有什么差別。我們從來就主張發展民族工商業，紅軍所至，無不保護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帶，紅軍不但保護商人，并且連地主的土地也沒有沒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稱贊，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至于蘇區里面，商業是完全自由的。對知識分子的關系，過去與現在也是一貫的保護政策，優待技術人員、文化人員與藝術家，對他們都采取尊重的態度。對地主，只要他們不反對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沒收他們的土地，但必須改善農民的生活。工人方面，則斟酌情形，實行各種改良待遇的辦法。對待國民黨軍隊的態度問題，任何中國軍隊尤其是有光榮歷史的黃埔軍都應在民族陣線下親密團結，一致抗日，槍口向外，不生內戰。紅軍與國民黨軍隊雖打了10年，但我們絕不記舊恨，愿和他們攜手偕行，并在統一指揮下，一致為保衛祖國而戰，我們相信，他們一定是和我們有同心的。

上述這些政策，我們都愿意同國民黨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見，并把這些附在抗日方針、國家制度等等主要條款之后，一并放進民族陣線的綱領里面去，以便在全國范圍內實行。

史沫特萊問：新的統一戰線政策，是否即謂中國共產黨人為建立民族陣線，放棄階級斗爭，而變成了民族主義者？

毛澤東答：如前所述，共產黨決定實行的各種具體政策，其目的完全在為著要真正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因此必須實現國內和平，取消兩個政權的對立狀態，否則對日抗戰是不可能的。這叫作將部分利益服從于全體利益，將階級利益服從于民族利益。國內任何政黨與個人，都應明此大義。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于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階級斗爭問題上，我們主張從下述兩方面努力，適當地解決此問題：

第一，在地主資本家方面，他們是有錢有勢的，首先應當尊重民族利益，對于工農的生活及待遇極力加以改善。因為地主資本家如果照舊對工農施行各種慘無人道的壓迫與剝削，只顧他們一部分一階級的利益，工農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國家就要滅亡，地主資本家也要變成亡國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資本家，都應激發愛國心，為了抗日救國的必要，贊成改善工農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決不能只讓自己有飯吃，工農就沒有飯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農就沒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漢奸分子，才不顧大局與民族利益，當此亡國滅種關頭，還向工農盡力地壓迫剝削。這一方面的要求，我們已經代表全國工農向國民黨提出，國民黨為了大局與民族利益，對此應該有滿意的答復。

第二，在工農貧苦群眾方面，他們是無錢無勢的，但他們是國家的基礎，是最大的階級。當此亡國滅種關頭，他們最重要的任務，同樣是抵抗日本保衛中國，并且他們將是抗日救國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國沒有他們是完全不行的。他們在得到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們對于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的不滿，也就可以減少。但工農同樣應該顧全大局與民族利益，因此，凡與抗日救國不適合的要求，我們同樣不主張提出。共產黨主張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沒收土地，就是為了這個緣故。

中國共產黨現在提出的這些政策，沒有問題的是帶著愛國主義性質的。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這是極糊涂的話。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15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并不沖突，因為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

史沫特萊問：如果中國民族陣線政府建立起來，那么對日本的和平條件是什么？中日兩國之間是否還應該進行談判？

毛澤東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話，我們是不拒絕談判的。我們的和平條件是下列各項:

第一，日本取消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謂大陸政策與廣田三原則，尊重中國的獨立，將兩國放在完全平等地位；第二，交還東北4省及察哈爾北部，取消“滿洲國”，取消殷汝耕冀東政府；第三，撤退華北駐屯軍；第四，停止日本飛機在中國境內的自由飛航；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國各地的偵探組織，即所謂特務機關；第六，禁止在中國境內的日本人對于中國人所施的橫暴無理態度；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談判這些條件的原則之下，才應該進行和平談判。一切犧牲中國領土主權的談判，我們都要反對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這些條件上談判之可能。日本現在是軍閥政府，這種可能并不存在。

史沫特萊問：對日作戰是否已成為不可避免？

毛澤東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軍閥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會停止的，因此戰爭無可避免。德日協定之后，戰爭的威脅更加緊了一步。

史沫特萊問：日本方面宣稱中國國共合作是妨礙遠東和平的，你如何答復這種理論？

毛澤東答：日本軍閥的所謂“遠東和平”，是說日本占領中國，而中國則不要抵抗，讓其占領，同中國問題有關系的各國如英、美、法、蘇等也不要反對。這就是“不戰而亡人之國”，是日本軍閥需要的所謂“遠東和平”。但是還有一種遠東和平，那就是實行我在上面講過的辦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還東北4省，撤退駐屯軍等等，使得中國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國與中國和平地通商，這是另外的一種遠東和平。但只有這種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這是中國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國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這種和平的，僅只有日本軍閥及其侵略盟友德意兩法西斯國家。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反對“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前一種“和平”；我們又贊成遠東和平，這就是說的后一種和平。我們主張拿后一種和平去代替前一種“和平”。因為日本軍閥口中的所謂“和平”，只是戰爭的別名，只是使得中國人當奴隸的別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國家大家感受威脅的別名，而且只是給日本人民以極大損害的別名。這種“和平”，據我看來，是應該對它“妨礙”一下的。

史沫特萊問：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調和的基點呢？

毛澤東答：中日戰爭和世界和平之間當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數的國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軍閥則希望戰爭。這種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針是不能調和的。要解決這一矛盾，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國家與中國一同反對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軍閥服從世界公論；另一方面，如果戰爭不能避免的話，中國應該堅決抗戰。只有這些辦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適應的。同世界和平調和的基點，也只能建立在制裁與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史沫特萊問：九國公約，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和國聯盟約等類和平公約，你以為能夠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嗎？在中日戰爭中，你以為這些條約將起何種作用，有何種意義？

毛澤東答：這些條約，在今天看來，確表示著一種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國家就表示了它們的堅決反對。但這些條約，對于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的。這些條約在中日戰爭中，決不會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沒有多大的實際政治上的意義。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必須有一種新的條約，而這種條約應該包括以武力對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體事項在內，如像締結太平洋集體安全條約之類。只有這種條約才能真正阻止戰爭，戰爭起來時，也能夠迅速結束戰爭。

史沫特萊問：在聯合陣線政府成立之后，中國能夠立即對日作戰嗎？或者還需相當的準備時期？

毛澤東答：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么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但我們并不主張向日本挑釁，我們的方針是自衛戰。因此，我們應該迅速地切實地從各方面作準備，使中國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應付事變。我們并不反對準備，但反對所謂“長期準備”，反對借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史沫特萊問：如果沒有國際幫助，中國人民現有的資源、財力，是否已足以發動一個勝利的抗日戰爭？中國能否支持戰爭的財政經濟負擔？

毛澤東答：沒有友軍，中國也是必須抗戰的，而且以中國的資源與自然條件，是能夠支持長期作戰的。紅軍的10年作戰史，就是活的證據。但是我們正在找尋友軍，這是因為日本已有了它的強盜同盟，中國決不能自處孤立。所以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5國建立太平洋聯合陣線。這種聯合陣線是援助中國的，同時也是各國互助的。因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國的大禍，也是世界的大禍，如像德國是世界的大禍一樣。何況這兩個侵略國現在已經聯合起來了。我以為中、英、美、法、蘇5國應該趕快地聯合一致，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之虞。

史沫特萊問：在現狀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狀況之下，這樣一個戰爭，對日本的經濟、財政、貿易等的影響將如何？日本能夠在這兩國的幫助下度過這個戰爭嗎？

毛澤東答：日本侵略中國，對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沒有利益的。日本對中國戰爭的最后結果，將不是日本的勝利，而是日本財政、經濟以及政權的崩潰。這一點，不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資產階級中具有遠見的人們也是知道的，但日本軍閥則無論如何也不知道。日本軍閥已經結合了一個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幫助和策應。他們不但希望用這種方法去度過向中國侵略的戰爭，而且正準備用這種方法取得全世界。他們所做的夢當然是很完滿的，但是據我看來，他們的結果將不是怎樣完滿的。中國人應該有戰勝日本的自信心。

史沫特萊問：共產黨為什么主張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釋。

毛澤東答：并不在意外，實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沒有聯系過去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罷了。自從日本侵略開始以來，我們就是愿意停止內戰的，因為只有國內和平，才能對日抗戰。4年前3個條件下與國民黨軍隊訂立抗日協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國民黨書等等，無不是表示我們誠懇地愿意同國民黨建立新的聯合戰線。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舉，如果不依照蔣介石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后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當西安事變中，日本軍閥方面，寧、滬、平、津一部分中國人方面，都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的陰謀。這種說法完全不合事實。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與國內改革問題上，因政見不同而發生的，完全是一件突發的事變，我們事前全不知道。事變之后，寧陜對立，于是又有人說：共產黨要把西安造成馬德里，這也完全不合事實。中國與西班牙的政治環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內戰，而在中國的今天唯一的是對外抗戰，國內則必須和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話完全是臆測，有些則是惡意造謠。

史沫特萊問：許多人不但說西安事變是共產黨干的，而且說在城墻上紅旗高懸，又說紅軍在三原一帶擄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實如何？

毛澤東答：關于西安插紅旗一類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漢奸看見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沒有看見。擄掠青年男女的話，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與漢奸之口，這也只有去問三原的青年男女才會明白。現在官方文件（指《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筆者注）中，還在說紅軍殺人放火，壓迫民眾，破壞農村。這些話他們已經說了10年了，可是至今還不疲倦，還要說一遍，說話的人固然有他說話的自由，可是全中國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實的自由。現在政府還沒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實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紅軍走過或住過的地方去看看實在情形，用不著我來多說。

史沫特萊問：外面傳說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于此，你有何意見？

毛澤東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卻不愿意這樣說，日本人只愿意國共相打，決不贊成這種“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因為日本軍閥深知共產黨采取與國民黨協調的政策，盡管有人說它是“屈服、投降和悔過”，可是實際是給予日本侵略政策以嚴重打擊的。觀察中國問題有一個標準，就是凡屬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對；凡屬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歡迎。要檢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動之是否正確，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態度就得了。現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對所謂“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就可以證明我們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產黨向國民黨要求的，是請他們結束10年來的老政策，轉變到新的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政策。這些要求，表現在共產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中，那就是關于召集救國代表大會，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準備抗戰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愿意改變蘇維埃與紅軍的名義，取消同國民黨的對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沒有疑義的，共產黨的這種步驟，是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必要的，因為這種讓步是建立在一個更大更重要的原則上面，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與緊急性。這叫作雙方讓步，互相團結，一致抗日。國民黨中所有明智的領袖與黨員，都是明白這種意義的。但國內有一部分帶著阿Q精神的人，卻洋洋得意地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作“屈服、投降和悔過”。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魯迅，在他的一篇小說上，描寫了一個叫作阿Q的人，這個阿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則都是失敗的。讓他們去說吧，橫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這類人物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患著“左”傾幼稚病的人士，這種人各地都有，槍殺王以哲的那位孫銘九，就是這類人物的極端的代表。他們愛國出于熱忱，他們為喪權失地的悲慘歷史而憤激，他們的心地是純潔的。但是他們缺乏政治經驗，在大事變中認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與全體、過去與現在、今日與明日的差別與聯系。他們開始即反對蔣先生回京，后來又反對和平解決。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對共產黨不了解，即對張楊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們不了解國民黨進步雖極緩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國民黨中國民革命軍中的抗日情緒在日益增漲，大多數的領袖與黨員是能夠和我們及人民一道從事于抗日救亡的事業的。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誠然至今還不滿人意，但是業已開始了它的轉變，三中全會的決議，可以看作這種開始轉變的證據。他們不知道把國民黨多數的愛國分子及可能走向愛國的分子，同實際賣國的分子即所謂親日派區別開來，他們把這二者混而為一。他們又不知道國內一切先進分子的責任，在于多方說服暫時還不能了解我們觀點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敵。這其間需要忍耐性，有時需要退讓一步，只要不違反抗日救國的大原則都可以商量。關于這部分性急的志士們，對于我們政策的不了解，我們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評奉獻他們。至于有些唯求個人與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腦后的人們，不管他們是親日派或是口頭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評，也不是僅僅諷刺幾句的問題，而是揭破他們的陰謀，使之無法施展其伎倆。

史沫特萊問：你們對于三民主義的態度如何？

毛澤東答：我們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為什么在1924年至1927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謝覺哉、董維鍵諸位都是。又有許多人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領導干部，我們的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葉劍英、徐向前諸位都是。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這就是說，以對外抗戰求得中國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以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的現時政綱，并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去年8月致國民黨書中，已要求他們恢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是最堅決最忠誠地為實現三民主義中國而奮斗的。即以我們過去實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論，亦無非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已。至于我們還信仰共產主義，那是不相沖突的，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曾經同意我們同時信仰共產主義，并且國民黨員中有許多是信仰資本主義的，有許多還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些人則信仰孔子主義、佛法主義、基督主義，無所不有，也無所不包。只要當前革命政綱取得一致，即構成了團結救國的基礎，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國難的軌道。中華民國光明燦爛的前途，實基于此。

3月5日，毛澤東就國共雙方談判中的軍事、政黨和邊區問題致電周恩來等人說：

“1、總部直屬隊可編為兩個特務團，每團1500人。2、在我黨發表合作宣言的同時，國民黨也發表宣言，承認我們之合法地位。3、行政區設主席與委員制為宜；經費每個月30萬。4、周恩來、葉劍英兩人參加國防會議，毛澤東不參加。林伯渠為特區主席。”

3月5日這一天，毛澤東為抗大題了詞，他寫的是：

“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你一定能夠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為抗大同學會成立紀念 毛澤東”

3月8日，國共雙方在西安的談判中意見大體一致，周恩來便將談判結果擬成條文，電告蔣介石。

3月10日，國民黨代表根據蔣介石的指令，節外生枝，對8日擬成的條文作了原則性的修改。談判雙方在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蘇區隸屬等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執。

3月10日晚，毛澤東在寫給斯諾的信中，附上了他3月1日與史沫特萊談話的記錄稿。他在信中寫道：

斯諾先生：

自你別去后，時時念到你的，你現諒好？我同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步驟，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請收閱，并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

此問健康！

毛澤東3月10日于延安

3月11日，周恩來、葉劍英在《致中央書記處并告彭、任、劉、張電》中匯報說，顧祝同與賀衷寒已經將原條文大加修改，使之明顯具有收編性質。新條文主要內容如下：

一、中國共產黨今后服從三民主義的國家及中國國民黨的領導，徹底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請求國民政府分批釋放共產黨，容許其在適當期內公開各節，可面報領袖候核。

二、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改編軍隊，指定現在之地區，遵照地方行政區之規劃，執行中央統一政令，其行政人員得由地方及中央任命。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3個師，服從軍委會及蔣委員長一切命令：子、各級軍政人員第一步得由部隊長保薦呈請軍委會任命；丑、各級副佐人員由中央改編后逐漸派遣；寅、政工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員加以訓練，與新派人員一同回部隊工作；卯、現有騎兵改編問題及設指揮部一節，候請示后再定。

四、請求參加國民大會及國防會議，由中央決定后通知。

五、部隊改編后應積極整理，以備國防上需要及隨時調動至前線參加作戰。

六、各事接洽妥善，望將中國只能實行三民主義而不能實行共產主義之真諦宣告國人。

毛澤東等立即復電周恩來、葉劍英，指示說：

“賀、顧所提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于欲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成資產階級政黨之附屬品。”“彼方所提如：一、劃去民選，二、分裂蘇區，三、派遣副佐人員，四、取消政治工作人員，五、縮小紅軍至3萬人，六、地方部隊由行營決定，七、改要求為請求，八、服從一切命令，九、置西路軍不提等，均須嚴拒，申明無從接受。我們的最后限度：一、3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1萬5千余，編制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二、蘇區完整，堅持民選，地方部隊不能少于9千人。”

電報中還說：“抗戰準備”、“民主制度”、“改善民生”、“釋放政治犯”、“民意的國民大會”，“必須與蘇區問題同時解決”。

3月11日這一天，西路軍在突圍撤退中遭受重大損失。此時由劉伯承率領的援西軍各部已經抵達甘肅鎮原、固原地區，得悉西路軍失敗，按照中革軍委指示，停止西進，就地待命，派人四處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

3月12日凌晨1時，徐向前、陳昌浩向中革軍委告急說：

西路軍人員已經“不滿3000……無日無夜不戰，彈藥幾盡……全軍決死戰斗待援，希望適時反攻”。

3月13日，西路軍在肅南縣石窩召開會議，決定將剩余的2000多人編為兩個支隊，分散到祁連山打游擊：以紅30軍余部為主體編為左支隊，由李卓然、李先念率領。以紅9軍余部為主體編為右支隊，由王樹聲率領。

會議根據陳昌浩的提議，決定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以李卓然為書記，王樹聲、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煥、郭天民、黃火青為委員，統一領導兩個支隊的行動。陳昌浩、徐向前二人離開部隊，返回陜北向中共中央匯報西路軍情況。

3月13日晚，毛澤東等致電周恩來并轉張沖：

“顧、賀提案完全不能接受，因其帶有侮辱性，已經引起我方干部極大憤慨。”“周提15條，關于國民黨方面，我們認為不滿意，關于共產黨方面，亦當須部分修正。”“故談判須重新作起，兩星期內周回延開會。”

3月14日晨，周恩來將中共中央來電直接抄送顧祝同和張沖，并準備立即返回延安。顧祝同不得不請張沖轉告周恩來：“此事實為賀（衷寒）所弄壞”，要張沖根據原案再談。張沖也向周恩來說明賀案作廢，但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應停止西安談判的指示明確加以拒絕。他說：

“賀案作廢固好，原案做基礎我方仍有意見。”“每個國防師人數至少1萬5千，騎兵要求一個團，地方武裝人數亦應有規定，河西問題須有辦法，等等，這些均須回延討論。”

在顧祝同的堅持下，周恩來又與他們接連舉行了兩次會談，并根據中央的意見，提出要直接與蔣介石面談。

3月16日，蔣介石致電周恩來稱：“請約恩來兄22至25日到滬再約地相晤，一切皆要嚴守秘密。”西安談判遂告結束。周恩來返回延安。葉劍英仍留西安進行聯絡。

3月間，彭雪楓將他在太原的工作情況電告毛澤東：經與閻錫山多次協商，在太原新滿城街30號設立電臺，彭雪楓以上海某公司副經理的身份活動，對外稱“彭公館”，從此正式溝通了太原與陜北的空中聯系。閻錫山暗示說：“鑒于眼下情況，與貴黨的關系尚不能公開化。”

毛澤東看了彭雪楓的報告，十分高興，他對周恩來說：

“可以答復彭雪楓，應當尊重閻百川先生。”

3月19日，周恩來帶著中共中央擬好的談判條件回到西安。張沖到機場迎接。

3月20日，周恩來將帶來文件交給張沖，其主要內容是：

甲、中共方面承認：

一、擁護革命的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二、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三、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現有紅軍駐在地區改為陜甘寧邊區，執行中央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中央任命，行政經費另定之。四、取消紅軍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委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統照國軍同樣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己推薦呈請中央軍委任命。五、改編現在紅軍中之最精壯者，為3個國防師計6旅12團及其他直屬之騎兵、炮兵、工兵、通信、輜重等部隊，為特務營、工兵營、炮兵營、輜重營、交通隊、衛生隊、修械所、教導隊等。在3個師上設某路軍總部。紅軍原有騎兵合編為一個騎兵團。紅軍改編后之總人數，不少于4萬3千人。六、其余處置：原蘇區地方部隊改編為地方民團及行政區的保安隊，編余的精壯人員改編為徒手工兵隊擔任修路工程，老弱殘廢由中央給資安置，紅軍學校俟辦完本期后結束。紅軍中的醫院工廠保留。

乙、國民黨方面保證：

一、實現和平統一團結御侮的方針，全國停止剿共。二、實現民權，釋放政治犯，在全國各地分批釋放共產黨員，不再拘捕共產黨員，容許共產黨在適當時期公開。三、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使各黨各派、各民眾團體、各武裝部隊均能選派代表參加，以制定民主的憲法。四、修改國防會議條例，使國防會議成為準備與指導對日抗戰的權力機關，使共產黨亦能參加。五、實行準備對日抗戰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體方案。

3月22日，周恩來與張沖同機飛往上海。

3月下旬，西路軍已經有1萬多人戰死，8000余人在彈盡糧絕和負傷后不幸被俘或失散。1936年10月出發時的21800余人，幸存下來的只有700余人了。

大病纏身的王樹聲在踏上西征之路時率領的是千軍萬馬，回到延安的僅有8個人。王樹聲本人是只身一人一路乞討才回到了延安。

王樹聲，1905年5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縣，原名王宏信，1923年春考入麻城縣公立高等小學，在校長、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啟發下，閱讀進步書刊，加入該校馬列主義研究會，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1926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創建了麻城縣第一支農民武裝，1927年參與領導麻城暴動和黃麻起義，1928年后歷任中國工農紅軍團長、副師長兼團長、師長、紅4方面軍副總指揮兼第31軍軍長、西路軍副總指揮兼第9軍軍長等職。

西路軍中淪為乞丐的領導人不止王樹聲一人，李聚奎、朱良才、方強、杜義德、鄭維山、陳明義等無不淪為乞丐，他們也是一路乞討，死里逃生，方才回到了延安。領導人員尚且如此，而那成千上萬的戰士們，特別是那些手無寸鐵的女戰士們，他（她）們所遭受的殺戮和蹂躪，又是何等的殘酷，何等的不堪啊！

當西路軍慘敗的電文傳到延安后，那一天晚上，一陣陣哨聲把抗大學員們召集在操場上，林彪走上講臺，面色嚴肅，聲音低沉，傳達西路軍全軍覆沒的消息。他還沒講完，會場上已經是哭聲一片，許仕有和紅4方面軍的學員們個個哭得淚人一般。林彪用手敲擊著桌子，要求大家安靜。可會場上無論如何也安靜不下來，林彪不得不草草宣布解散。

許仕有被攙扶到宿舍里，他和衣上床，以被蒙頭，又是一場大哭。王建安、陳賡紅著眼睛苦苦相勸，許仕有還是絕食了一天。

毛澤東感覺到，徹底清算張國燾分裂主義路線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3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張國燾在會議上痛哭流涕，口頭上承認自己犯了“路線錯誤，是退卻逃跑的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他保證“以后絕對忠實于黨的路線。”

這一天，周恩來與張沖轉赴杭州，準備與已經等候在那里的蔣介石談判。

3月24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和選舉法的意見，以信函的方式遞交蔣介石。

3月25日，周恩來會晤宋美齡，提交了中共中央15條書面意見。

次日，周恩來面見蔣介石，他特別聲明說：

“擁護蔣委員長及國民黨：一、領導全民族的抗日，保證領土主權完整，達到民族獨立和解放；二、實現國內和平統一、民主自由，達到民權主義為成功；三、改善人民生活，發展國民經濟，達到民生的幸福。”

蔣介石則表示，不要說與國民黨合作，只說和他本人合作。周恩來又強調說：

“一、中共非投降，紅軍非改編，而是為民族國家利益愿意擁護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和指揮，這種合作立場完全是誠意的、互信的，愿意堅持到底的。

二、中共這種大的改變，必須給以解釋的機會與時間，并望諒解其困難”，因此有些問題必須聲明和解決，如：（一）蘇區改成邊區（18縣）；（二）紅軍改編3個師后，人數請容許在4萬人以上；（三）請設立指揮總部；（四）中央軍政人員只任聯絡；（五）學校辦完這一期；（六）增加紅軍防地。

“三、以后一切都預力求就成一片，向心的而非離心的，并愿以擁護統一及抗日之精神影響各省。”

蔣介石聽后，故作輕松地說：

“這是小節，容易解決的。國民大會和國防會議幾個月后都要開。行政區可以保持完整，你們可以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擔任正職，以應付各方面。副的以下由你們推選，自己干，我們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你們爭，改編為3個師，4萬余人，總的司令部可以設，我們決不來破壞你們的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可以設法。即使永久合作的辦法尚未確定，我也決不再打共產黨了。”

蔣介石還說，只要共產黨認他為領袖，提出他認可的條件，在合作大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談。周恩來見他如此坦誠，便在3月30日高高興興地離開了杭州。

3月29日晚，毛澤東在延安看了范長江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文章，非常高興，就揮毫寫下了一封龍飛鳳舞的親筆信：

長江先生：

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僅供參考，可能時祈為發布。甚盼時賜教字，匡我不逮。

致頌撰祺！

弟 毛澤東3月29日24時

信中提到的“談話”，是指他3月1日同史沫特萊談話的記錄稿，“祭黃陵文”是他撰寫的清明節祭黃帝陵的祭文。

原來，國民政府在3月份決定清明節派員祭掃黃帝陵，并通知共產黨派陜北蘇維埃政府人員參加。毛澤東感覺這是一個推動抗日統一戰線的極好機會，于是便揮筆寫下了一篇極其精彩的四言古體祭文。其全文待后詳錄，以饗諸君。

3月底的一天，抗大師生列隊在廣場召開批判張國燾的大會，毛澤東、張國燾及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前排就座。延安地區的不少群眾組織也列席旁聽。

上午8時，會議開始了，毛澤東先講了話，提出要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分清是非、劃清界限。接下來是代表發言，會議秩序井然，可是當發言人說到西路軍慘敗之時，有兩個學員突然闖上主席臺，不由分說將張國燾的雙臂向后一扭，按著他的頭要他認罪。毛澤東立即站起來制止。會場又恢復了平靜。

許仕有年少時在少林寺的師弟錢鈞站起來要求發言，毛澤東允許后，錢鈞清了清嗓子，說出了張國燾一段鮮為人知的桃色新聞。錢鈞說：

“我們軍中有一個女宣傳員，才16歲，是四川人。張國燾身為黨的重要干部，竟和她亂搞。她在軍部當科長，擦屁股的事盡讓我處理。她生病，我及時把她送到醫院。她對我很感激，把事情全告訴了我，說她和張國燾搞了十幾次腐化……”

“不許你污蔑我！”張國燾聽不下去了，不等錢鈞說完，一拍桌子，大聲喊道：“同志們啊，我張國燾是搞馬列主義的，怎能搞這個呢……”

他這一舉動立刻引起會場上群情激憤，人們紛紛振臂高呼：

“打倒假馬列主義者張國燾！”“張國燾不投降，就讓他滅亡！”“剝去畫皮，還其真面目！”“讓他講清楚！”

口號聲淹沒了張國燾的辯駁，他搖搖頭，顯得無可奈何。

“媽拉個屁，你還賴賬！”

錢鈞更是火氣沖天，他一邊罵一邊沖上主席臺，脫下一只鞋子，照著張國燾的長臉，“啪”地就是一擊。張國燾的眼鏡被打落在地，他慌忙伏地摸眼鏡，引起一陣哄堂大笑。

“毛澤東，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我抗議！我抗議！”

張國燾以手捂著臉，大聲叫喊。此時毛澤東正在點煙，一支煙還沒點上，一切都發生了。身手敏捷的錢鈞已經回到原位，坐在地上了。毛澤東看了一眼張國燾，這才知道他已經挨了打，高聲問道：

“誰打的？”

錢鈞嚯地站了起來，朗聲答道：

“報告主席，是我打的。”

“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動口不動手嘛。”毛澤東說著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腦門：“解決問題的關鍵在腦袋。”

錢鈞又一次立正：

“報告主席，下次改正。”

一度中止的批判會又繼續進行了。許仕有再也難以平靜下去了，他的心里好像開了鍋。他是了解錢鈞的，他相信錢鈞絕不會扯謊。沒想到張國燾的生活竟是這樣的腐敗，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他又想到張國燾在大別山“肅反”中排斥異己的政治錯誤，想到了被張國燾活埋的二哥許仕勝和許許多多被殺害的戰友，這些錯誤是不可原諒的。可是錯誤歸錯誤，也不能墻倒眾人推啊！他更接受不了那些說張國燾是逃跑主義的觀點。

會議就要結束了，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總結講話，他說：

“對我們黨內犯錯誤的同志，不應該懲辦了事，斗爭是為了團結。一個同志落在井里，我們不能向下拋磚頭，應該把他救上來。張國燾同志雖然對黨犯下了這樣重大的錯誤，黨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這個故事還有另一個版本，與上述略有不同，說的是張國燾在一次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檢討會上，許多來自紅4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他遮遮掩掩的認錯態度極不滿意。錢鈞揭發到義憤處，忍不住走上主席臺，脫下布鞋，朝他臉上打去。全場震驚。張國燾起身捂臉，舉起一只手吼道：

“我抗議，我抗議。我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賠禮道歉。他說：

“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你。怎么能隨便打人，蠢喲！”

張國燾余怒未息，說道：

“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說我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

毛澤東說：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張國燾依然是滿腹牢騷：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

“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4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定了，有了這么個家，是該總結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后，他給中央政治局寫檢討承認：“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了給張國燾改正錯誤的機會，決定對他暫時不做組織結論。

欲知張國燾能否改過自新，請看后邊詳述。

東方翁曰：就西路軍的慘敗，與其說2萬多名紅軍指戰員是慘遭國民黨軍隊的殺戮，倒不如說是張國燾的罪惡之手葬送了他們。張國燾這個以肅反為名屠殺了無數革命志士的劊子手，后來在叛黨投敵之后，身無立錐之居，最終流落在異國他鄉，落得個凍餓而斃于加拿大的可悲下場。這可真是天道循環，報應不爽。前車之鑒，后來作惡者能不慎之乎？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