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有無數的先烈和仁人志士，他們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被載入了共和國史冊。這其中，林彪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無法繞開的重量級人物。從井岡山到延安、到華北，又從東北南下海南島，一路征戰，所向披靡，使他成為了共和國十大開國元帥中位列第三的最年輕元帥，實至名歸，足以說明他的戰績和在軍隊中的地位。解放之后，隨著國內大規模戰爭的結束，迎來了國家的和平建設時期。不久，朝鮮戰爭爆發，本該率部出征抗美援朝的他。卻由于“身體”等原因，不僅未能再續寫一代“戰神”的輝煌，一度還淡出了人們的視線。1959年在接替了彭德懷為國防部長后，與其他老帥們一起參與協助毛主席指揮了1962年10月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1969年3月中蘇邊界自衛反擊戰，兩場戰爭都以我們勝利而告終。1969年4月在黨的九大上成為了副主席和接班人，隨著地位的上升，個人欲望也在迅速膨脹，當急于搶班奪權的陰謀敗露之后，便連夜倉皇外逃，于1971年9月13日折戟沉沙蒙古溫都爾汗，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縱觀林彪的一生，功過是非是清楚的。盡管時光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中央也對此早有結論，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乃至今日，時不時還會看到有一些自稱是當事人或見證者的人以所謂披露事實真相、內幕為由來推文演繹，重新評說此事，不僅說的有板有眼，有理有據，而且還得出了與中央定論南轅北轍且驚世駭俗的結論，其要達到的目的想必是昭然若揭路人皆知。然而，不論是誰無論出于何種目的，都必須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對于任何一個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評判，都必須要本著對歷史負責的精神，不能脫離人物所處的那個時代，不能完全肯定或全盤否定，也不能以個人好惡帶著感情節奏不負責任地遂意給量化打分，只有尊重事實，秉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態度，才能得出一個符合實際且客觀公正的結論。

　　林彪是個對中國有極具影響力的歷史人物。本文意在穿越時空，沿著林彪早期活動的大致軌跡進行探尋，力圖去發現和找出他在已成為了黨和國家的二號人物后，為何還要走上叛逃之路，其性格和思想發生如此巨變的深層次原因的源頭。年輕時的林彪的確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做事善動腦子并堅定執著。南昌起義失敗后他就隨朱德上了井岡山，并開始了追隨毛澤東，由于有悲觀失望情緒，曾受到過毛澤東的批評。后來，當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相繼到了瑞金蘇區之后便又開始了追隨李德，但由于李德的瞎指揮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迫使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長征，當黨中央在遵義會議上糾正了博古、李德的錯誤軍事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后，盡管林彪此時心中已與李德有難以割舍的情結，但無可奈何的他還是放棄了李德又開始了追隨毛澤東。人們常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性格決定命運，看一個人的過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現在，看他的現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將來?？v觀林彪早期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盡管他政治上精明執著，但心里和性格上有缺陷，不乏是一個極具偏執型性格的人。當政治上的目的沒有達到時，由心中的不滿情緒而產生的怨氣就會通過性格上的缺陷暴露發泄出來，過于執著就變成了過于固執，甚至是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有錯不改，死磕到底，這可能成為了導致他最后叛逃的一個重要原因。

　　1932年秋，李德被共產國際以軍事顧問身份派往中國，來到了中共臨時中央所在地上海。（另一說法：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在上海被捕，左格爾和潘漢年請示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決定用錢將兩人贖回，于是派李德攜帶2萬美元來到上海贖人，之后，博古便請示共產國際，經同意，將其留在身邊作了軍事顧問，但不得參與中共決策。）

　　之前，由于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和黨的總書記向忠發的相繼叛變，黨在白區的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當時的上海更是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鑒于黨中央在上海已難以立足，無法再繼續領導各根據地黨和紅軍的斗爭，1933年初，經共產國際同意，臨時中央被迫遷入江西中央蘇區，李德也在同年9月，在中共地下黨沿途各聯絡點交通員掩護下，從上海乘船到汕頭，經粵、閩交界處的白區邊緣地帶，被秘密護送到了中央蘇區。由于李德的特殊身份，而此時又正值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即將開始之際，李德的到來，視乎讓紅軍看到了能夠取勝的希望和信心。博古甚至還胸有成竹信心滿滿地認為：我們有前四次反圍剿作戰取勝的經驗，這次又有李德的坐鎮指揮，打破敵人的圍剿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所以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普通戰士，都無不尊重這位“洋大人”，不僅為他配備了翻譯、警衛員、炊事員等，并在軍委駐地沙州壩附近選擇了一幢環境幽靜，周圍都是水稻田的獨立房子，供他居住和辦公。生活上更是對他優待和照顧，博古甚至讓中央局婦女工作部部長李堅貞為李德物色對象，使其與紅軍女戰士蕭月華結婚，來照顧李德的生活。在當時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給李德這般超中共領導人的待遇，生怕對其照顧不周，而甩挑子走人。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李德也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不但沒有總結以前失敗的教訓，反而通過了一系列更左的理論和政策，使得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發展達到了頂峰。這就為李德之后順利進入決策層開了綠燈。

　　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不僅負責人博古有過留蘇經歷，其他成員大都也有留洋的經歷。博古等人為了顯示他們的正統，往往在沒有留過蘇的人面前總是頤指氣使，表露出一副居高臨下不屑一顧的排斥態勢。盡管他們對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可以倒背入流，但卻對軍事一竅不通，由于排擠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于是這個洋顧問一到蘇區便被捧為了至寶。博古等人不僅處處對李德言聽計從，而且還將紅軍的指揮大權拱手交給了這個洋顧問。博古這種趕著鴨子上架的作法，也讓李德有一些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完全忘記了共產國際對他“不得參與中共決策，要在兩種意見中進行協調”的忠告，為他之后的瞎指揮埋下了伏筆。

　　李德指揮紅軍打仗，完全依靠書本，根本不結合實際，結果是越打越遭。鑒于瑞金北大門廣昌失手后，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5月，中央書記處決定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長征)，并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全面負責籌劃此次行動。

　　讓李德來指揮紅軍，這無疑拉開了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序幕和迫使其不得不進行撤離蘇區的長征。

　　林彪與李德的交往也就從此開始。

　　林彪不僅有軍事指揮才能，也很有政治頭腦，他之所以日后能騰飛完全是他政治、軍事指揮才能兩者結合得以淋漓盡致發揮的結果。

　　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完成他日后騰飛所需政治資本的原始積累，他總是在不斷的尋找著能達到實現這個目標的平臺，一旦瞅準了目標，就會不惜一切代價的去追逐和表演。1928年4月，作為連長的林彪跟隨朱德和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兩支部隊的匯合，使革命力量得到了壯大和發展。雖然經過了南昌起義失敗的挫折，使得林彪一度十分地悲觀，然而上了井岡山之后，不僅使他眼前為之一亮，更讓他又重新看到了希望。他敏銳地覺察到了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前途高瞻遠矚的預見，和他所創立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無疑是最正確的，這使他十分地敬畏和佩服。為此，林彪把自己要追逐的目標看好在了毛澤東身上。在毛澤東面前，他不僅施展著自己政治投機的本領，還把自己的軍事指揮才能也得以在井岡山及以后的反圍剿作戰中發揮和展現得淋漓盡致，盡管也流露出過一些悲觀情緒，但還是贏得了毛澤東的看好和器重，毛澤東曾說“這個娃娃能堪當大任”。

　　跟隨著朱德和毛澤東一起打拼了幾年，林彪的官階也迅速的得到了升遷，這使他不禁在心中暗自慶幸，自己的靠山算是找對了。然而，他也清楚的知道，自己在井岡山也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發生過動搖，還曾經公開宣揚過“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論調，曾受到過毛澤東嚴厲的批評，并為此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長信來開導和勸誡他。毛澤東的批評始終成了縈繞在他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成了壓在他心頭的一個總想甩掉但卻又無法甩掉的思想包袱。以至于到了1948年2月，當他得知中央準備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時，便給中宣部發電報提出，在采用這封信時不要公開他的名字。為了照顧林彪的面子，加之當時正值解放戰爭的關鍵時期，為使他沒有任何思想負擔而專心致志地去打仗，毛澤東專此批語寫到：“這封信不要出版”。直到后來編入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只是將這封信的題目定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未署林彪之名。但注明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篇通信，是為批判當時黨內的一種悲觀思想而寫的。至此林彪才放下了心。

　　李德來到之后，蘇區原有的一切便被徹底地改變了，這恰好也給了林彪一個另尋靠山的機會。此時讓林彪看到的情景是：自己一直追隨的毛澤東正處于他革命生涯的最低谷，雖然名義上仍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但已經沒有了任何實權。他不但沒有李德的權威，也沒有共產國際的光環，而且還處處受到博古等人的壓制和排擠。由于對共產國際顧問的盲從和崇拜，使得博古等人把李德當作了太上皇，林彪自然也有他的想法，如果再繼續追隨毛澤東，不但自己前途未卜，甚至還會招來博古的排斥和打擊，于是一個新的念頭便在他的心中萌發：他要棄毛投李，投靠在李德的門下。這樣就可以沖刷掉毛澤東的批評留在他心頭的陰影，他也可以從頭重來。他認為時下應該是自己改換門庭的時候了。為了達到自己的目地，林彪押上了他政治生命中的第一個賭注：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李德。他要依此作為自己政治生涯的階梯和突破口，因而在以后的行動上他便不顧一切的，使出了渾身的解數來吹捧和支持李德。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了一百萬軍隊，對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其中以五十萬大軍直接用于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在他的德國軍事顧問西克特等人的策劃下，他們對紅軍采取了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堡壘主義新戰術：對紅軍的圍攻每前進一步，就命令部隊停下來修筑堡壘，接著又繼續推進，然后再構筑堡壘，這樣穩健的向前壓縮著推進，妄圖以此達到一步步蠶食掉蘇區的目地。然而，作為擁有最高指揮權的李德，于紅軍的實際而不顧，便采取了所謂的“兩個拳頭打人”、“短促突擊”、“御敵于國門之外”的不切合實際的錯誤的軍事方針。結果使仗越打越遭，根據地越縮越小。此間，毛澤東曾提出建議，要利用福建事變，主力紅軍出擊蘇浙皖，或轉戰湖南中部，以達到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挽救危局的目的，他的建議被李德、博古斷然拒絕。但是作為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卻很支持李德的作法，尤其是贊揚李德的短促突擊的作戰原則。在李德親自瞎指揮下進行的第二次進攻南豐的戰斗，由于完全背離戰場的實際，李德又僅憑當時極不準確的十萬分之一的地圖在圖上作業，擺兵布陣，而林彪就完全依照李德的意圖調遣指揮部隊，結果不但沒能取得勝利，還造成了一軍團的重大傷亡。林彪不但沒有總結失敗的教訓，反而仍聽從于李德的指揮。

　　然而，要支持和吹捧李德并取得其信任，卻讓林彪感覺到有一些底氣不足。在他看來，自己這個沒有留過洋的“土包子”，要想在李德手下干事，自然和那些吃過洋面包的人相比更難得到李德的信任，這使他頓感有低人三分的感覺。但林彪此時已下定了決心，他執著地堅信：只要能博得李德博古等人的喜歡，能得到這個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支持，何愁實現不了自己的政治抱負?，F在唯有吹捧和支持李德，才是自己今后發展的方向和出路……，自己為何不聽命于李德呢？為何不在這個洋大人的面前來展示一番自己呢？為此，林彪便又在李德面前上演了他以前曾在毛澤東面前表演過的“雙簧戲”。

　　對于一個外國人來說，在語言不通的國度里（雖有翻譯）、且民族文化又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極大的差異，尤其是在根本不了解中國革命和紅軍作戰原則的情況下，要指揮紅軍打仗，并想取得勝利可以說就是天方夜譚。李德指揮紅軍作戰，全憑書本和地圖，更是憑借著共產國際這個上方寶劍，凌駕于中央之上，發號司令。由于不懂軍事，博古等人只得完全聽命于李德。周恩來雖也是三人團成員，對李德的錯誤決策也提出過批評，但他的意見往往都被李德否決，他所能做的就是采取一些補救措施來把紅軍的犧牲降低到最低程度。但作為直接指揮部隊作戰的軍團一級的領導，對戰場上敵我雙方的情況應該是最熟悉和清楚的，也是最有發言權和建議權的。然而對于林彪來說，按理不但應將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告知上級，為三人團決策提供依據，還應根據戰場上瞬息萬變的情況適時對上級不貼合實際的作戰指揮方案進行調整和補充，以爭取使紅軍取得戰役和戰斗的勝利。但是，林彪卻沒有這樣做，處于本能地考慮，他采取了盲從的態度，聽命于李德的作戰意圖來指揮部隊打仗。由于不結合戰場實際，結果使部隊連連遭受到巨大的損失，作為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理應認真總結失敗的教訓，向中革軍委提出自己的見解和看法，但是林彪沒有這樣做。他不但沒有抵制和反對李德的做法，反而在1934年6月17日還寫了《論短促突擊》一文，大加贊賞短促突擊，極力地吹捧李德，并且在他的文章中還多處引用了李德《革命與戰爭》一文中完全與紅軍作戰原則相違背的觀點。為了討好李德又能令人信服他的那一套，他還狐假虎威，拉大旗作虎皮，在文章的最后，甚至赫然地寫到“最后讓我引用華夫（李德）同志的話來結束我這篇文字吧！”，他引用了李德文章中有125個字證明短促突擊正確的一段話結束了自己的文章。林彪這種有悖常理，以不惜犧牲紅軍戰士的生命還要來吹捧李德的做法當然有他的用意。正如聶榮臻所說的那樣“自然不僅是談戰術，實際上是他這時的一個政治上的表態。”

　　林彪非常地清楚，在博古等人掌權的情況下，抵制和反對李德錯誤的軍事路線，不僅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還會為自己招來麻煩。他的革命領路人、堂兄林育南就是因為反對王明，被開除出黨，并于1931年夏被國民黨逮捕，慘遭殺害的。既然如此，自己何不順從李德，還能打著共產國際軍事顧問這個招牌來裝飾自己的門面。林彪的這篇文章深得李德的賞識，而且成了李德標榜證明自己指揮作戰原則正確的依據，助長了李德的專橫，為他后來在更大程度上的瞎指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林彪這樣吹捧李德這在軍團一級領導中是沒有的。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就和林彪的觀點截然相反。當廣昌戰役還在進行時，彭德懷就根據戰場實際，不是盲目的采用李德的短促突擊、兩個拳頭打人的戰術和敵人拼消耗，而是指揮三軍團利用特殊地形在高虎垴打了一個小勝仗，給了敵人很大的打擊。這個局部小的勝利，雖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戰略上的被動局面，但在對比之下，卻讓紅軍指戰員看清了只有結合戰場實際才能夠打勝仗的道理。李德和博古則不以為然，不僅不以此戰例來糾正他們錯誤的軍事路線，反而借此大做文章，硬給此戰役貼上這是三軍團正確運用短促突擊戰術結果的標簽，不僅大力宣揚，還讓彭德懷以此戰例寫一篇證明他們短促突擊正確的文章。當彭德懷實事求是地把總結文章寫出來以后，他們就把文中適合自己口味的部分保留了下來，把不適合自己口味的東西全部刪去，特別是刪去了文中“這是特殊情況下取得的勝利，而不能證明短促突擊是適合的”一句，并且將全文修改成了與彭德懷原文相反的意思，不經過本人同意就隨意地發表了。這種強奸他人意志還要以此來吹捧自己瞎指揮的惡劣霸道作風，使越來越多的人逐步看清了李德的真面目，對他的瞎指揮產生了懷疑和不滿。然而林彪卻不以為然，仍在繼續吹捧著這位洋大人。

　　1934年7月間，李德來到一軍團，林彪專門召集了團以上干部，請李德給講課，李德就大講陣地戰和短促突擊戰術，雖然伍修權、王智濤對李德的話翻譯得準確到位，并不耐其煩的反復講解，但是大多數干部仍然反映聽不懂，林彪就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學嘛！”。李德講完課以后，林彪就對李德大加贊賞了一番，說李德講了很好的一課，并且要求每個干部都要很好地學習、研究和貫徹。

　　由于李德的瞎指揮，終未能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蘇區，被迫進行長征。在突破了敵人的四道封鎖線后，紅軍已由出發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了不足四萬人，此時的李德已是一籌莫展，但仍然堅持要往敵人設置好的口袋里鉆。12月12日在中央召開的通道會議上，由于毛澤東、周恩來、洛甫、王稼祥、朱德等人的抗爭，迫使李德博古放棄了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不得不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確立了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會上博古成了被批判的對象，李德也被撤消了軍事顧問職權，他錯誤的軍事路線和短促突擊理論也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批判。由于林彪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會議雖然沒有指名道姓的批判他，但他在會上實際上也是處于被批判的地位，處境非常的尷尬，因此在會上他始終保持著沉默，基本上是一言不發，林彪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他支持和吹捧的李德現在一下子完了，頓時在他心里產生了極大的落差和強烈的失落感，交了學費卻沒有收獲，這對于總是以小代價而換取大勝利的林彪來說是不愿意做這個賠本的買賣的，自己為此付出的努力就這樣前功盡棄了，讓他頓感十分的痛心和惋惜！

　　遵義會議后的林彪曾一度非常的消沉，陷入了沉思和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由于林彪對遵義會議的消極態度，加之當時一軍團在遵義會議前已進至到了離遵義50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區，而政委聶榮臻因腳打泡、化膿，坐擔架隨中央總隊行軍，未能回到前方部隊，林彪也就沒有按照會議要求及時給全軍團傳達會議精神，十幾天后，一軍團干部戰士才從其它部隊獲悉到遵義會議的內容。

　　林彪對李德的吹捧，使得李德對林彪很是感激。遵義會議后的一月十九日紅軍撤出了遵義，李德已經不能再指揮紅軍了，于是他主動提出要隨林彪的一軍團一起行動，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此后由于林彪忙于戰事，已經與李德接觸的不多了，實際上這時林彪也是在有意或無意的疏遠李德。但林彪對李德還是很照顧的，親自給軍團管理科科長交代，要求照顧好李德的生活。

　　新的政治格局和緊迫的軍事形勢雖然迫使林彪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今后的選擇，但是，遵義會議對他的打擊以及由此在他心中燃起的怒火卻遲遲難以熄滅，一有合適的機會，還會重新再度燃燒。

　　遵義會議雖然糾正了左傾錯誤軍事路線，但被趕下臺的這些人心中并不服氣。紅軍四渡赤水以后，在中央及紅軍領導層中就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風波。自遵義會議毛澤東指揮紅軍以來，部隊輕裝上陣，靈活機動，一改被動的局面，不僅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跳出了包圍圈，并且還取得了連續的勝利。正是由于運用了這種大迂回、大穿插的戰略，讓部隊多走了一些路，使得教條主義者找到了以此來否定遵義會議后的中央領導集體的借口，他們借故說毛澤東的指揮也不行了，要求撤換領導，林彪就是帶頭創議的一個。他埋怨說不走弓弦走弓背，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當部隊在會理休整時，林彪就給彭德懷打電話說；“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之后，他又寫信給中央三人小組，要求朱毛下臺。這個小小的風波似乎讓林彪找到了有發泄自遵義會議以來一直埋藏在他心中的郁悶和不滿的機會。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了林彪，他對林彪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么？”使得林彪試圖為李德、博古“鳴冤”，進而達到借尸還魂的企圖遭到了破滅。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革命終于有了個落腳點。但是陜北根據地人口有限，物產不豐，左傾路線又在陜北搞肅反，造成了根據地空前的危機。由于時局的變化，加之又有徐海東和劉子丹的部隊，難以養活得起這么多的部隊，不向外發展就難以生存。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開的瓦窯堡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以發展求鞏固”的軍事戰略方針，決定紅軍采用三個主要步驟：第一步在陜西，第二步在山西，第三步在綏遠，達到鞏固現有蘇區的任務。林彪此時卻提出要到陜南去打游擊，李德則在他對中央提交的“對戰略的意見書”中指責東進山西，并轉進到綏遠，靠近中蒙邊境是要利用東征來挑起蘇日戰爭。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中革軍委在延長縣開會研究戰略方針問題，毛澤東在會上重申了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力主主力紅軍必須東渡黃河向山西發展，他不僅講了東征的作用和意義，說服了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還批駁了李德的觀點，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然而，在是否東征的問題上林彪和李德又站到了同一條戰線上，他們之間的情緣視乎仍難以割舍，個中的緣由只有他們兩人清楚。

　　由于林彪對東征的消極態度，以致在整體作戰中出現了協調不夠，部隊調動不力的錯誤。5月初，一軍團經過東征回到了陜北，13日，在大相寺召開了一軍團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楊尚昆等出席。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一軍團的自由主義和本位主義，并當面批評林彪：“紅軍是共產黨的軍隊，不是你林彪個人的隊伍么！”之后，便對林彪的工作進行了調整。6月1日，林彪便被任命為紅軍大學校長，暫時離開了部隊。為支持林彪的工作，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也經常到紅軍大學給學員講課，毛澤東主要講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哲學等。李德初到陜北時，由于紅軍在與西北地區的“馬匪”作戰中繳獲了大量的馬匹，他曾幫助紅軍訓練過騎兵，紅軍大學成立后，他就被分配到紅軍大學講戰役學。此時的李德雖已沒有了昔日的威風，但他仍對在遵義會議上對他的批判以及撤消了他的軍事顧問耿耿于懷，經常時不時在各種場合還流露出這種不滿的情緒。十月，斯諾訪問延安，李德就借機向斯諾發泄了一通自己的不滿。然而，此時的李德已是林彪手下 的一名教員，林彪自然已不再把他當作當年的太上皇來尊敬和吹捧了，對他已經無所謂甚至于有些厭煩了。盡管如此，中央仍給李德分配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37年初，在延安三十里鋪至甘泉勞山之間，國民黨特務和當地土匪的破壞搗亂活動一度猖獗，為保證黨中央的安全，中央軍委指定李德負責這一帶的剿匪工作，他也還能盡力的去完成這一任務。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密碼回到陜北，溝通了中共和共產國際的聯系。之后，由于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七七”抗戰的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肩負起了民族的重任，能夠根據中國革命的實際獨立解決自己的問題，也完全不需要李德這樣的洋顧問再指手畫腳了。此時李德在延安也已經沒有多少事可做，一九三九年夏，經中央同意，李德乘周恩來去蘇聯治病的飛機同機到達蘭州，再從蘭州抵達蘇聯，無可奈何花落去，從此結束了他在中國的使命。

　　李德到蘇聯不久就回到了他的國家東德，可悲的是，他從六十年代開始大講中國的事，并連續發表完全顛倒黑白不符合事實的回憶文章。尤其是《中國記事》一書，他猛烈抨擊中國黨和領導人，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起到了極壞的消極影響，引起了中國方面的注意。1981年第23期《紅旗》雜志，發表了伍修權的文章《遵義會議的光輝不容玷污——駁李德對遵義會議的污蔑》，駁斥了李德的謬論。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東德去世，享年73歲。李德離開中國之后，林彪就基本上和他沒有任何來往了。

　　1938年9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史稱小遵義會議)在延安召開，會議總結了五中全會以來主要是抗戰以來黨的工作，決定和部署了黨在新形勢下的任務，毛澤東做了《論新階段》的報告，尤其是傳達了王稼祥帶回的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高超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指揮藝術，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這無疑奠定了他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此時的林彪也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由吹捧李德而再次轉向到服從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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