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蔣介石的頭殺不得。殺了頭，日本鬼子高興，親日派高興。中國就

　　要發生大規模的內戰，給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以可乘之機。我

　　們的主張是讓他答應我們提出的條件而放之，叫作逼蔣抗日嘛！”

　　話說1936年11月27日，張學良發出《為請纓援綏抗戰致蔣介石電》，電文中說：

　　“每念家仇國難從集一身，早已拼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國家盡一分之天職。”

　　他向蔣介石提出請求：

　　“迅頒令調派東北軍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戰。”

　　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電文上用毛筆批了6個字：“時機尚未成熟。”而后又在日記中寫道：“張學良要求帶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無最后5分鐘之堅定力也。”

　　11月29日，蔣介石再次飛抵洛陽，布置“剿共”，并向東北軍和17路軍施加壓力說：如再不積極進攻紅軍，便將他們調往安徽和福建。

　　11月底，被胡宗南軍隊阻于黃河東岸的張國燾與朱德率領紅軍總司令部，由會寧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縣，與毛澤東會面。

　　朱德見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澤東，二人共話別后情形，談至深夜，意猶未盡。

　　毛澤東與賀龍是第一次見面，二人都很激動，緊緊握手，相見恨晚。他們在談話中回顧了早年在湖南的革命活動、北伐戰爭和近10年的內戰情形。

　　何長工和毛澤東交談了兩個下午，他向毛澤東匯報了紅4方面軍和紅32軍的情況，對自己執行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路線南下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安慰他說：

　　“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那些人的責任，應由張國燾負責。中央對你是了解的。”

　　周恩來也說：

　　“跟著張國燾南下，這不能怪你和羅炳輝同志。張國燾要另立中央，分裂黨分裂紅軍，實現他篡黨篡軍的個人野心，你們有什么辦法？張國燾是總政委，你們不跟他走是要被殺頭的啊！”

　　有一天，周恩來通知耿飚，軍委調他到4方面軍紅4軍任參謀長，問他有什么意見。耿飚見周恩來完全是一種商量的口氣，便說：

　　“如果征求我個人的意見，我還是留在1方面軍好，4方面軍我不熟悉。”

　　過了幾天，周恩來告訴耿飚說：

　　“毛主席要和你談話。”

　　耿飚心想，大概是為去紅4軍的事，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準備著挨批?？墒堑搅嗣珴蓶|住處，毛澤東卻笑著對他說：

　　“耿老鄉，我們到外面走走吧。”

　　耿飚隨著毛澤東在陽光下沿著保安城墻邊的一條小河，邊走邊談，毛澤東說：

　　“這個河像不像你們醴陵那條河？”

　　耿飚說：

　　“你講的是淥江吧？夏天像，冬天不像。”

　　“哎，叫你到4方面軍去哩。”

　　“周副主席已經和我說過了，但是我覺得還是留在1方面軍比較合適。”

　　毛澤東和顏悅色地說：

　　“已經決定了嘛，不愿意也得去喲！”

　　“請示主席，”耿飚問道：“叫我去干什么？”

　　“去當參謀長。”

　　“有什么任務？”

　　毛澤東停下腳步望著耿飚，嚴肅地說：

　　“政治任務。具體地說，就是反張國燾路線。”

　　耿飚卻認真地說：

　　“這個任務應該派政委或政治部主任去嘛，派參謀長去似乎不合適。”

　　“嗨，”毛澤東笑了，說：“你這個同志喲！一個河你分出冬天夏天，一個任務也分出政委參謀長。4軍只要參謀長嘛。事在人為，參謀長也能完成政治任務。”

　　耿飚聽毛澤東如此說，便很愉快地表示，堅決服從組織分配。

　　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得知傅作義部于11月24日在百靈廟全殲日偽軍，取得大捷，便起草、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關于綏遠抗戰通電》。全文如下：

　　中國國民黨南京政府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黨派各界各武裝隊伍及全國人民均鑒：

　　日偽匪軍進攻吾綏的前哨戰已經開始，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即將爆發。當此中華民族生死關頭，非動員全國兵力人力財力以抗戰，則戰勝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實行下列處置：

　　一、調集大軍增援晉綏前線，動員全中國海陸空軍準備全國性的抗戰。二、停止進攻紅軍，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三、開放人民抗日救亡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立即釋放政治犯及上海各愛國領袖。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商討救國大計。

　　我們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棄對日妥協政策，停止中日談判，實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誤，坐視傅作義將軍等局部抗戰而不救，而仍舊專心致力于壓迫人民抗日救亡運動與進攻抗日紅軍，則其結果不但將給民族國家以不能補救的損失，而南京當局亦將自絕于國人。

　　為了實現全民族的抗戰，我們更號召全中國人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職業，更親密的聯合起來，督促南京政府實現我們的主張，克服一切困難，自動地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后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援助現在綏遠堅決斗爭著的英勇將士?？谷站韧鍪敲恳粋€中國人的天職，也只有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決心抗戰，給日寇以致命的打擊。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紅軍，一年來艱苦奮斗，東進山西，西出寧夏，無非要尋找一條抗日去路，以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然而南京當局總不見諒，一再阻攔紅軍抗日去路。當此晉綏危急，全國人民均愿效命疆場，為民族爭生存之時，南京當局偏又調動大軍向抗日紅軍進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紅軍在山城堡消滅×××（即胡宗南——筆者注）軍一部，實出于不得已的自衛行動，并向對外妥協對內黷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們認為今日而猶繼續內戰，實屬對民族國家之罪惡行為，實際上不啻執行日本帝國主義之使命，而遺民族國家以無窮之禍。

　　我們現在向全中國人民宣言，全中國主力紅軍1、2、4方面軍現已集中完畢，只要給我們以抗日去路，我們準備立刻開赴晉綏前線，擔任一定的抗日戰線，并愿受全體抗日軍最高統率機關之指揮，以抗擊日偽匪軍的進攻，為保衛晉綏，保衛華北，保衛中國而血戰到底。我們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認我們的要求，希望全國人民擁護與贊助我們的要求，我們對于中國人民的最后勝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

　　這一天，毛澤東還以他和朱德、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等19名紅軍領導人的名義，起草了給蔣介石的信，他在信中寫道：

　　介石先生臺鑒：

　　去年8月以來，共產黨、蘇維埃與紅軍曾屢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此主張發表后，全國各界不分黨派，一致響應。而先生始終孤行己意，先則下令“圍剿”，是以有去冬直羅鎮之役。今春紅軍東渡黃河，欲赴冀察前線，先生則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國防力量之無謂犧牲，率師西渡，別求抗日途徑，一面發表宣言，促先生之覺悟。數月來綏東情勢益危，吾人方謂先生將幡然變計，派遣大軍實行抗戰。孰意先生僅派出湯恩伯之8個團向綏東赴援，聊資點綴，而集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國、王以哲、董英斌、孫震、萬耀煌、楊虎城、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高桂滋、高雙成、李仙洲等 260個團，其勢洶洶，大有非消滅抗日紅軍蕩平抗日蘇區不可之勢。吾人雖命令紅軍停止向先生之部隊進攻，步步退讓，竟不能回先生積恨之心。吾人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軍隊與抗日根據地計，不得已而有11月21日定邊山城堡之役。夫全國人民對日寇進攻何等憤恨，對綏遠抗日將士之援助何等熱烈，而先生則集全力于自相殘殺之內戰。然而西北各軍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戰陣知之甚悉，彼等之心與吾人之心并無二致，亟欲停止自殺之內戰，早上抗日之戰場。即如先生之嫡系號稱勁旅者，亦難逃山城堡之慘敗。所以者何，非該軍果不能戰，特不愿中國人打中國人，寧愿繳槍于紅軍耳。人心與軍心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捫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為數甚微，長城抗戰與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洶洶，為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苌畹溫剑灾匦奈?，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毛澤東 朱  德 張國燾 周恩來 王稼祥 彭德懷

　　賀  龍 任弼時 林  彪 劉伯承 葉劍英 張云逸

　　徐向前 陳昌浩 徐海東 董振堂 羅炳輝 邵式平

　　郭洪濤 率中國人民紅軍 同上

　　12月2日，張學良自駕軍用飛機，單身一個人，不帶槍、不帶衛兵，飛到洛陽。他此行抱必死之心，準備向蔣介石強諫，勸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他曾放出話來，蔣介石如果不滿，可以將徒手的他隨時隨地當場打死，故謂之“尸諫”。

　　張學良和蔣介石的談話是從南京國民政府逮捕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的“七君子事件”開始的。

　　原來早在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剿共。爾后，史良又在1936年11月12日救國會舉行的孫中山紀念活動中，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救國會多次同情中共的舉動惹惱了國民黨，也得罪了上海的日軍。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即命令領事約見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要求逮捕救國會成員。1936年11月23日上午，南京國民政府就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7位救國會領導人，并將他們移送至蘇州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

　　這一事件激起了中國共產黨人﹑全國人民和國內外各方面人士的強烈抗議和譴責。宋慶齡﹑何香凝﹑張學良﹑楊虎城和國際友人羅素﹑杜威﹑愛因斯坦等紛紛要求無條件釋放沈鈞儒等人。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各界人士在全國開展了廣泛的營救運動。1937年6月25日，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要求入獄與沈鈞儒等人一起受監禁。“七七”事變爆發后，蔣介石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釋放沈鈞儒7人，并于1939年2月最后撤銷了起訴書。

　　再說張學良這一回一見蔣介石，便質問道：

　　“他們犯什么罪？如果說他們有罪，那就是愛國之罪！”

　　他指斥蔣介石：

　　“你這樣聽不得勸諫，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同袁世凱、張宗昌還有什么兩樣？！”

　　蔣介石氣得渾身發顫，猛地一拍桌子，吼道：

　　“全中國只有你一個人敢這樣放肆！除了你張學良沒有人敢對我這樣講話！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不服從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員長，我沒有錯，反對我就是奸黨暴徒！我就是中國，中國沒有我不成！你的責任就是剿共，不許到綏遠抗戰，如不然，就把你換掉！”

　　張學良面無懼色地說：

　　“你不要以為你的政績就那么清明！沒有人批評你、斥罵你嗎？其實罵你的人大有人在！只不過在乎你的地位，別人不敢當面講就是了。”

　　他逼視著蔣介石，大聲嚷道：

　　“你要是不改變主張，堅持打內戰，不許抗日，東北軍我就沒法子帶下去了，學良無能，只好請你委員長親自出馬，說服大家了！”

　　蔣介石冷冷地說：

　　“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你的部隊是聽我委員長的，還是聽共產黨的那一套宣傳！”

　　張學良毫不退讓，說：

　　“好吧，學良在西安恭候了！”

　　說罷，他一轉身，“咣當”一聲，摔門而去。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

　　12月2日這一天，紅軍3個方面軍的技術偵察隊伍會師保安，毛澤東和周恩來商定，將軍委2局、3局進行組織調整，3個方面軍的技術偵察部門合并，組成統一的中革軍委2局，任命曾希圣為局長。

　　12月初，陳立夫派張沖等人由南京到瓦窯堡同中共中央直接聯系，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接見了他。隨后，中共中央又派潘漢年到南京會晤陳立夫。

　　12月4日，蔣介石從洛陽再飛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進攻西北中共紅軍。

　　12月5日，毛澤東致信國民黨領導人中的“抗日派”孫科說：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屬望國民抗日，然國民黨中如不戰勝其降日派與妥協派則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屬望于國民黨中之抗日派能有計劃地有步驟地向著降日妥協之輩進行堅決的斗爭。進行此種斗爭，非有有組織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領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屬望于哲生（孫科字哲生——筆者注）先生。”

　　12月5日，毛澤東致書馮玉祥，他在信中寫道：

　　煥章先生：

　　從報紙從廣播從滬寧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義憤，雖沒有和先生見面，等于見了一樣。在亡國慘禍面前，不分黨派信仰，將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經地義。然而蔣介石先生至今猶孤行己意，對日無抗戰決心，對內則動員300個團大舉“剿共”。最近敝軍略施還擊，胡宗南軍一旅潰敗，一旅覆滅，其軍心動搖已極，然夫己氏（夫己氏，詞意為那個人——筆者注）猶不悟也。目前急務似無急于停止內戰者。誠得先生登高一呼，眾山齊應，今日停戰，明日紅軍與西北“剿共”各軍立可開進于綏遠戰場。否則，長城淞滬諸役前車可鑒，日蹙國百里，雖噬臍而無及矣！澤東與先生處雖異地，心實無間，倘得不吝教誨，錫以圭針，敢不拜賜！敝方抗日救國綱領，具見8月25日致中國國民黨書，前曾遣人付上，諒承鑒察，有何詳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諸君，大有進步，堪以告慰。書不盡意。

　　肅頌勛祺!

　　毛澤東手啟

　　馮玉祥，原名基善，字煥章，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縣。先后任北洋軍閥陸軍第16混成旅旅長、第111師師長，陜西、河南督軍及陸軍檢閱使。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將所部改編為國民軍，任總司令兼第1軍軍長。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師，宣布所部集體加入國民黨。1927年參與蔣介石、汪精衛的反共活動。“九一八”事變后，積極反蔣抗日。

　　12月初，毛澤東還在為紅軍大學學員撰寫著軍事教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他寫好一部分就去紅軍大學給學員們講授。隨從的警衛員賀清華他們幾個人也跟著旁聽，雖然不能完全聽懂，但也明白毛澤東講的是革命的兵法，是克敵制勝的錦囊妙計。

　　天氣太冷了，賀清華擔心毛澤東寫書時凍病了，就去供給處領了一些木炭，在辦公桌下生起炭火，讓毛澤東把腳放在炭火盆邊取暖。毛澤東說：

　　“離規定烤火時間還有5天，你想想，這么多的中央機關，大家都要提前5天烤火，要多燒多少木炭啊！這些木炭又要多少樹木才能燒成呢？我們現在很困難，腰包里還很空，千萬不能大手大腳，要設法節約每一個銅板，用在革命事業上。再說大家都沒有開始烤火，我怎么能搞特殊化呢！”

　　賀清華說：

　　“主席，你不能和大家比，你的任務很重，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說：

　　“正因為我是主席，才不能破壞這個規矩，大家什么時候烤火，你們給我生火盆，好么？把領來的木炭送回供給處，到大家都開始烤火時，你們再去領，一定要把今天燒了的扣回去。”

　　賀清華不敢違拗，噙著眼淚“嗯”了一聲，把木炭送回去了。終于等到了規定的烤火時間，賀清華這才為毛澤東領來了木炭，生起了炭火。

　　有一天，夜已經深了，毛澤東還在寫作。賀清華進門給他添開水，聞到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心里一驚：壞了，準是炕火太旺，把褥子烤糊了，可掀開褥子一瞧，好好的，便又手忙腳亂地找了一通，猛然見辦公桌下飄出一縷煙兒，急忙蹲到桌下，伸手把毛澤東的腳從炭火盆上拉下來，嘴里嚷道：

　　“主席，快，快！著了，著了！”

　　毛澤東被賀清華突如其來的舉動嚇了一跳，停住筆，低頭一看，腳上的棉鞋還在冒煙呢！賀清華忙把這只棉鞋脫下來，在地上使勁地摔打，火星滅了，鞋幫上留下一個大黑窟窿。他說：

　　“你看，都快燒透了，再晚一會兒，就……”

　　毛澤東笑了笑說：

　　“沒關系，鞋還能穿，又沒燒壞腳，不要緊的嘛。”

　　說著把鞋拿過去，看了看，又穿在腳上，拿起筆繼續寫作，還催著賀清華去休息。

　　幾天后，毛澤東就停止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的寫作。據他自己講，他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只完成了5章，尚有戰略進攻、政治工作及其它問題要寫，后來因為西安事變發生，沒有工夫再寫，就擱筆了。

　　且說12月7日，中革中央軍委主席團發出第1號通告，傳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命令：

　　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項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關向應、葉劍英、陳毅、蕭克、董振堂、徐海東、聶榮臻、郭洪濤、張云逸、王維舟23人為軍委委員。

　　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7人組成新的軍委主席團。

　　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劉伯承為軍委總參謀長，王稼祥為總政治部主任，葉劍英為副總參謀長，楊尚昆為副總政治部主任。

　　任命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

　　12月7日晚，張學良只身前往臨潼華清池拜謁蔣介石，就抗日、聯共問題，再一次向蔣介石苦諫，他說：

　　“日本由占領東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進窺綏遠。這種節節進逼永無止境的野心，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擊，將使整個國土全部淪于敵手，到那時我們都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千古罪人！”“目前共產黨一再表示愿意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我們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納？據我所知，共產黨不但主張抗日，而且愿意擁護你為最高領袖，你將成為全民族的偉大英雄。內戰的結果，無論誰勝誰敗，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自我消耗，無異在客觀上幫助了民族的敵人！”

　　說到痛處，張學良泣不成聲：

　　“我個人和東北軍始終是站在你這一邊的，過去，無論風風雨雨，我們都是支持了你，甚至代你受過。‘九·一八’事變時的不抵抗政策，完全是你所決定，而我卻遭到了全國人民的攻擊和唾罵。我之所以抱著這種隱忍態度，完全是為了維護你的威信，以利于今后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今天我們的態度依然如故。”

　　盡管張學良聲淚俱下，蔣介石依然無動于衷。他責備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欺騙。最后，他竟然說：

　　“即使你用手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變。”

　　12月8日，毛澤東第3次派王世英致書楊虎城，敦促他“旗幟鮮明地站在聯合抗日的戰線上”。

　　12月9日，西安學生和各界愛國人士1萬多人上街游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并決定去華清池向蔣介石請愿，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學良馬上用電話報告了蔣介石，請蔣介石接見這些游行學生。不料蔣介石竟在電話中怒斥他說：

　　“這是你對學生放任，讓他們鬧到我跟前來，這是不允許的。對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

　　張學良怕出事，乘車追趕游行學生到十里鋪，在灞橋的一個土坡上向學生講話，勸學生回城。他說：

　　“我的槍決不打自己人，你們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證實現，一星期用事實答復你們，請相信我吧！”

　　12月10日，張學良來到華清池，把學生“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告訴了蔣介石。蔣介石不但不理會學生們的抗日要求，反而斥責張學良說：

　　“你失掉了國府大員的身份，站在學生立場說話，你必須以武力彈壓，以機關槍掃射，才能制止這些學生。”

　　12月10日這一天，毛澤東致信張學良說：

　　“陳立夫第3次找潘漢年談，紅軍留3萬，服從南京，要我方讓步。我們復稱根本不同意。”“我們愿以戰爭求和平，絕對不作無原則讓步。”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二人領導東北軍、西北軍對蔣介石發動了兵諫。兵諫之前，張學良對楊虎城說：

　　“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采納了我們的建議，我便送他回南京。”

　　12月12日凌晨5時，東北軍的王玉瓚、白鳳翔、孫銘九率1連親信衛兵，乘汽車開往臨潼華清池。

　　蔣介石住在華清池依山而建的5間廳里，由他帶來的二三十名隨身侍衛負責警衛華清池內院。同蔣介石一起住在華清池的還有他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和十來個秘書、譯電人員。華清池外部警衛由憲兵第1團派1個排擔任，外圍由東北軍105師的1個團擔任警戒。

　　王玉瓚舉起手槍，連打3槍，帶頭沖進華清池外院，迅速解除了憲兵武裝?；鞈鹬?，蔣介石的秘書蕭乃華、少將侍衛長蔣孝先被打死，陸軍上將兼廣州行營參謀長錢大鈞肩部胸部被打傷。王玉瓚等人隨即沖入華清池內院，與蔣介石的侍衛隊發生槍戰。蔣介石那二三十名侍衛很快就死的死，傷的傷。王玉瓚、白鳳翔、孫銘九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過荷花池，繞道貴妃池，躍到5間廳前平臺上，見蔣介石住的3號廳門半掩著，王玉瓚飛步闖入臥室。蔣介石已經不在室內。一個士兵跟進來，見蔣介石的假牙托擺在茶桌上，順手裝入衣袋里。劉桂五等人也跟進室內，他們摸摸蔣介石的被子還是溫的，衣服、帽子、皮包都在桌子上。眾人不敢怠慢，立即分頭搜尋。

　　原來蔣介石在睡夢中突然被槍聲和呼喊聲驚醒，來不及穿衣穿鞋，披著睡衣，倉皇跳墻逃到驪山躲藏，身邊竟沒有一個侍衛。

　　黎明時分，士兵們終于從驪山搜出了狼狽不堪的蔣介石。

　　8點多鐘，蔣介石被架上汽車，由譚海、孫銘九等人押送到楊虎城的綏靖公署所在地、張學良和楊虎城的總指揮部——西安新城大樓。

　　與東北軍捉蔣的同時，西北軍憲兵隊包圍西京招待所，囚禁了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陳調元、蔣作賓、萬耀煌、邵元沖、蔣百里等軍政大員；解除了在西安的蔣介石嫡系警憲的武裝，接管了機場。

　　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張學良、楊虎城二人竟然做得如此的干凈利落。他們隨即致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及宋美齡、馮玉祥、程潛等，指責蔣介石“違反眾論，一意孤行，舉整個國家之人力財力，消耗于內戰”，“對于青年救國運動，則摧殘備至”。“伏思中華民國，非一人之國家，萬不忍因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于萬劫不復之地”。故“為國家計，為民族計，不得不請介公暫留西安，以得覺悟”。

　　12月12日上午8時許，中革軍委2局校譯股長陳初福接過譯電員遞給他的一份電報，這是駐西安代表劉鼎發來的急電。他一看，電文上缺字很多，連不成句，上面有兵諫、留省反省等等。恰在此時，局長曾希圣來了。他接過一看就高興了，一面往上面填字，一面說：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把蔣介石抓起來了。”

　　大家一聽都高興得跳了起來，叫了起來。曾希圣拿起電話，立即報告給了周恩來。

　　稍后，譯電員又收到了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聯名發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電報。

　　周恩來急匆匆走進毛澤東的住所。毛澤東此時剛剛躺下休息。周恩來說：

　　“主席，西安來電，發生一個重大事件。”

　　毛澤東說：

　　“恩來同志，難道有什么事情比睡覺更重要嗎？”

　　周恩來說：

　　“主席，這件事足以改變中國的歷史。”

　　“哦？有這樣的事情嗎？”

　　毛澤東接過兩份電報，迅速瀏覽了一遍。只見張學良、楊虎城發來的電報上寫著：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

　　看罷，他對周恩來說：

　　“讓我們來判斷一下它的實際意義。”

　　正在此時，警衛員賀清華走進窯洞來送水，毛澤東微笑著對他說：

　　“賀清華，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扣起來了。”

　　賀清華驚得幾乎跳起來，問道：

　　“真的嗎？”

　　毛澤東揮一下手中的電報，說：

　　“真的！”

　　賀清華拔腿就要跑，他要去向戰友們宣告這一重大消息。毛澤東叫住他：

　　“賀清華，不要走，還有事情呢。你趕快去請張聞天、朱德、博古、張國燾同志，到這里來開會。”

　　說著，遞上自己的大衣，關切地說：

　　“外邊冷，快穿上去吧。”

　　不久，參加會議的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陸續來了。毛澤東將電報交給眾人傳閱一遍，大家都很激動，都說應該把蔣介石殺了。毛澤東說：

　　“不能殺。絕對不能再打內戰了，無論如何也不能打，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毛澤東提議由周恩來起草復電張學良、楊虎城，并將西安事變通報共產國際及前線部隊。為防止國民黨軍隊進攻西安，他提議在復張學良和楊虎城的電報中強調：

　　“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17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

　　此時，正在前線制定作戰計劃的劉伯承聽說抓住了蔣介石，圖也不繪了，鉛筆也扔了，激動地說：

　　“蔣介石也有這一天！”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按計劃將事先擬好的抗日救國之8項主張通電全國：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各部、院、會勛鑒，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鈞鑒：

　　東北淪亡，時逾5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于后，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于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后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憤，愛國獲罪，令人發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唆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后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7、切實遵行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8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以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于救亡主張貫徹，有濟于國；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張學良 楊虎城 朱紹良 馬占山 于學忠 陳  誠 邵力子

　　蔣鼎文 陳調元 衛立煌 錢大鈞 何柱國 馮欽哉 孫蔚如

　　陳繼承 王以哲 萬耀煌 董英斌 繆澂流 叩

　　從上邊簽署名單中可以看出，除了原定的東北軍、西北軍幾名領導人之外，又加上了被扣的一些中央系的軍政要員。他們的目的是想增加通電的力量，但這樣做并未收到預定的效果，那么多的中央軍政要員突然反蔣，反而令人產生了懷疑。同時，在東北軍、西北軍內部，亦有為數不少的人在西安事變后不久即先后向中央軍投靠。53軍軍長萬福麟不僅未按命令執行，還將擬率部去扼守黃河大鐵橋，控制隴海鐵路的副軍長黃顯聲予以扣押。在洛陽的黃大定也歸順了中央軍，讓出了洛陽。在潼關附近的馮欽哉通過中央軍第46軍軍長樊崧甫等聯系，亦突然倒戈，使徐庭瑤的“討逆軍”得以通過潼關進入渭南地區。

　　且說在12月13日上午，毛澤東與張聞天等人繼續開會，他首先說：

　　“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是反對？應該明白確定，這是不容猶豫的。”“這次事變是有革命意義的，是抗日反賣國賊的。它的行動，它的綱領，都有積極的意義。”“就是在它的自衛出發點上也是革命的，”“是應該擁護的。”

　　毛澤東還說：

　　“這一事變的影響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轉到西安方面來，同時也要估計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劉峙等進攻潼關，威脅西安。在蘭州、漢中這些要點，我們應立即部署兵力。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以西北為抗日前線，影響全國，形成抗日戰線的中心。”“我們的政治口號應該是：召集救國大會。其它口號都是附屬在這一口號下，這是中心的一環。”

　　張國燾說：

　　“在西安事件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內亂是不是可免？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問題。”“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

　　張聞天說：

　　“我們不采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聯合非蔣系南京隊伍，在軍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進攻。”

　　毛澤東說：

　　“我們不是正面地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與抗日并立。”

　　最后，會議決定了如下方針：

　　1、保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和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2、用一切辦法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間派，反對親日派。以達到推動南京走向進一步抗戰的立場，揭破日寇及親日派利用擁蔣的號召發動內戰的陰謀。3、同情西安的事變，給張、楊以積極的實際的援助（軍事上與政治上），使之徹底實現西安事變的抗日主張。4、切實準備“討伐軍”進攻時的防御戰，給“討伐軍”以沉重的打擊，促其反省。這種防御戰不是為了要以擴大內戰的方針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針，而依然是為了促成全國性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

　　會議決定，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李克農組成代表團，前往西安。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周恩來立即致電張學良說：

　　“重兵置于潼關、鳳翔、平涼，潼關尤為重要。號召西安及西北民眾起來擁護義舉，對全國亦然，只有將全部運動基礎置于民眾之上，義舉才能確定地發展其勝利。對全軍舉行廣大深入的政治動員，此著是最要緊任務之一。胡宗南、曾萬鐘、關麟征等軍向南壓迫時，紅軍從其側后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恩來擬去與兄協商爾后大計。如何？盼復。”

　　12月13日下午，毛澤東在洛河畔的坪地上召開了300人的活動分子會議，他在會議上作了報告，通報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

　　賀龍等表示贊成中央的決定。延安人民抗日劇社的文藝工作者，強烈要求處死蔣介石。毛澤東來到劇社做工作，他說：

　　“蔣介石的頭殺不得。殺了頭，日本鬼子高興，親日派高興。中國就要發生大規模的內戰，給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以可乘之機。我們的主張是讓他答應我們提出的條件而放之，叫作逼蔣抗日嘛！你們見過驢子上山嗎？它不上怎么辦？不外乎三個辦法：一是前面拉，二是屁股上推，有時還得用第三個辦法，那就是用鞭子抽。我們大家團結起來做趕驢子上山、逼著蔣介石抗日這件工作。相信你們能夠把我們黨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宣傳好。”

　　12月13日下午5時，張學良在對“西北剿總”全體職員訓話，嚴厲批評蔣介石對內鎮壓愛國運動，他還說：

　　“我們對蔣委員長絕對沒有私仇私怨，我們絕對不是反對委員長個人，而是反對他的主張和辦法。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

　　接著，張學良、楊虎城宣布取消“西北剿總”，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政委員會。由張學良任委員長，楊虎城任副委員長。

　　此時，西安事變已經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中心和各種矛盾的焦點。日本帝國主義陰謀把事變引向國民黨同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之間的大規模內戰；英美帝國主義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積極贊成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南京政府內，以何應欽為代表的親日派，極力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欲置蔣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他在《討伐令》中說：

　　“張學良背叛黨國，劫持統帥，業經褫奪本兼各職，交軍委會嚴辦。乃猶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將所部軍隊集中西安，負隅抗命，希圖遂其逆謀，擾害大局，全國人民同深憤慨，政府為整飭綱紀起見，不得不明令討伐，著由討逆總司令何應欽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以清兇氛，而維國本。”

　　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親英美派，則主張暫不下令討伐，也不要轟炸西安，先派人去西安看一看具體情況，積極尋找營救蔣介石的途徑。

　　兩派明爭暗斗，異常激烈，而且各行其是。各地方實力派和各種政治團體也紛紛發表聲明、宣言，闡明自己的立場。

　　12月14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及紅軍各方面軍領導人聯名致電張學良、楊虎城。電文中說：紅軍完全支持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愛國行動。紅軍可以與東北軍、西北軍組成西北抗日援綏聯軍，以張學良為總司令，將東北軍、17路軍、紅軍分別編為3個方面軍。三軍主力集中于西安、平涼地區，發揚士氣，鞏固團結，各個擊破敵人，只要打幾個勝仗就可以大大開展戰局。

　　電文中還通知他們說：紅軍已開始集中，向三原等地移動，以配合東北軍、西北軍抵御中央軍的進攻。

　　12月14日這一天，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致電張學良說：

　　“十分注意洛陽、咸陽之敵，彼等有圍城救蔣之企圖，請將全部精力注意集中于團結東北軍及17路軍上面。”

　　中央軍委也向內部發出了關于西安事變的指示電，電文中說：

　　“西安的抗日義舉，開始了中國革命形勢的又一新階段。我們要從政治上、組織上鞏固東北軍、17路軍和西北民眾今后的聯合。爭取全國民眾、南京抗日派、各省和蔣系軍隊中一切可能參加抗日的力量到我們這方面來。爭取英法的同情援助。在反對內戰的旗幟下，堅決擊破親日派的進攻，鞏固西北抗日局面。暫不公開反對南京政府，以便爭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12月14日下午4時，宋美齡讓蔣介石的顧問美國人端納乘飛機在西安上空投下一封英文信，說是奉蔣夫人之命來看少帥，如同意他來，就請在飛機場放一把火，不同意就走。

　　張學良同意讓飛機在機場降落。端納帶來了宋美齡給張學良和蔣介石的信。宋美齡在給張學良的信中說：“你和委座的深交要好好處理。”宋美齡在給蔣介石的信中說：“南京的情形戲中有戲。”

　　端納從蔣介石的口中得知，張學良并無害他之意，就勸蔣介石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意見。蔣介石聽了端納的話，又看了宋美齡的信，態度就轉變了。于是，張學良、楊虎城把蔣介石由新城大樓轉到了金家巷國民黨軍第84師師長高桂滋的公館里。

　　12月14日晚8時，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廣播電臺發表公開談話，張學良一面嚴厲批評蔣介石“自誤誤國”，要求蔣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強硬地宣稱：

　　“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決非造成內亂。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張，個人生命，在所不計。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即是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有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絕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場上。”

　　12月15日，張學良分別致電宋美齡、孔祥熙、閻錫山等：

　　“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并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

　　12月15日這一天，毛澤東領銜發表由他起草的《紅軍將領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政府電》，全文如下：

　　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諸先生勛鑒：

　　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張、楊均為貴黨中央委員，且屬“剿共”軍領袖，然亦堅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觀其宣布之8項主張，實為全國人民之所言，厲行不暇，何可厚非。

　　今日之西安事變，不過繼福建事變、兩廣事變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貴黨中抗日救國之賢豪，不滿蔣氏降日賣國之所為而蹶然揭出正義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見同類之事變，將遍發于國中，禍患之紛乘，欲收拾而無術。夫中國國民黨中愛國英賢豈得謂少，然受制于蔣氏，復受制于媚外殘民之親日派，正氣不伸，黨義為毀，國則日蹙百里，傷破碎之河山，民則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竊以西安事變之發，南京當局亟宜引為反省之資，而絕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如近日電訊之所傳者。

　　語云，鷸蚌相持而漁人伺于其側，漁人今已高舉其網矣。彼日本者，自聞南京決定討伐張、楊，興高采烈，堅甲利兵，引滿待發。誠使南京諸公之區，張、楊勇義之眾，晉綏烽火之側，而全國鼎沸之時，勝負之數，誠未可知，借令戰勝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機入寇，因虛而襲滬寧，取青濟，華北獨立，西北亦危，全國喪亡，真將萬劫不復。螳螂黃雀之喻，親痛仇快之譏，千秋萬世，永難湔滌。鄙人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國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滅，黨將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來，不憚反復陳詞，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亦既舌敝唇焦矣。

　　公等而果欲自別于蔣氏，復欲自別于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放棄蔣氏愛擺之集權、統一、綱紀等等索然無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實實與民更始，開放言論自由，啟封愛國刊物，釋放愛國人犯，舉內戰之全軍，立即開赴晉綏，抗御日寇，化黑暗為光明，變不祥為大慶。若是，則鄙人等雖不敏，愿率人民紅軍20萬眾，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否則國亡種滅，不但全國人民及貴黨中愛國志士不能坐視，鄙人等亦決不能袖手旁觀也。臨電屏營，佇候明教。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張國燾林祖涵

　　徐特立王稼祥 彭德懷賀龍 葉劍英

　　任弼時 林彪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

　　而此時的南京政府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卻正在搞著策反的小動作，15日致電勸西北軍馮欽哉倒戈有功的中央軍第46軍軍長樊崧甫，對其加以贊揚，并要馮欽哉轉發他寫給楊虎城的電報文稿，企圖間離楊虎城與張學良，且想通過楊虎城營救蔣介石。電報內容如下：

　　樊軍長崧甫弟鑒：

　　馮欽哉力持大義自拔反正，中央同人極為嘉佩，吾弟潛移默化之功亦至偉大。惟楊虎城身在陜垣，是否被迫真意不明，而馮系其舊部當知底蘊。如能囑馮密勸楊就近營救介公脫險，事機極為順易，此層最為要著，即盼圖之。并附托馮轉楊一電，文曰：

　　楊主任虎城兄勛鑒：

　　先后奉上各電迄未得復至深系念。自介公被劫持以來，中央同人極端憤慨。群以為吾兄追隨介公有年關系最切，得吾兄保衛當不虞有他。惟時已數日迄無表示，中外驚疑至深且巨，意之環境所關不得不稍有所待。漢卿真意何在，道阻不得其詳，弟意以為救國抗敵之念既同，則所有問題當不妨開誠商洽。當此外患重重之際，若陡挾介公一人以居奇，則恐愈久愈陷糾紛。不特陡授敵人以可乘之機，且亦貽民族以無窮之禍。中央負全國安危之重責，為求民族生存計，勢不得不出以斷然之處置。在他人別有作用甘為虎倀固無論矣。惟念吾兄革命歷史素極光明，忖以私心絕不甘與之玉石俱焚，實在意料之中。是以為今之計，吾兄果能力勸漢卿懸崖勒馬，導入正軌，護送介公安然回京，則滿天陰霾自可立即消弭。倘漢卿仍舊執迷不悟，而吾兄為自身革命光榮計，亦宜另尋自處之道。茍能密運機宜盡最大之努力，俾介公安全歸來，此尤為不世之殊勛，黨國利賴詎有涯涘。馮欽哉兄與吾兄相從，歷有年所，今竟力主正義，薄海同飲，證實觀人及友之道，即料知吾兄必早然計及矣。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旋乾轉坤化戾為祥，端賴吾兄非他人任。忝在神契敢布腹心。

　　弟 孔祥熙 咸

　　此電請托馮密為轉去，仍盼隨時電告為禱。熙 咸

　　12月16日凌晨，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博古、羅瑞卿、李克農一行18人從保安去延安乘飛機到西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為他們送行。毛澤東對周恩來叮囑道：

　　“恩來同志，全世界、全中國這時候都看著西安。西安很復雜，大政方針雖然確定，具體情況由你們處理。”

　　欲知西安事變如何解決，請看下一章內容。

　　東方翁曰：“革命”一詞，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革別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難。而且大凡要革命的，都是要革別人的命，而不是要革自己的命。翻遍人類歷史，不但要革別人的命，而且要革自己命的人，唯有毛澤東。這才是真革命。蔣介石常常把革命掛在嘴上，他在訓斥張學良的時候說：“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他所說的“革命”，就是要革別人的命，而不是革自己的命。他哪里知道，報應馬上就要到了！蔣介石是這樣，像蔣介石一樣甚至還不如蔣介石的一類人，也會是這樣。古人云：天理昭昭，報應不爽?？梢哉f任何愛做夢，做美夢的“革命”者們，到頭來都不過是癡兒說夢罷了。

　　咨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