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共產黨愿意在名稱方面也做一些改變，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
不影響紅軍和共產黨的獨立地位。如果有必要，紅軍愿意改名國民
革命軍，放棄蘇維埃的名稱，在抗日備戰期間修改土地政策。”
話說1936年9月3日，毛澤東致電在西安的劉鼎即轉潘漢年，告以國民黨軍廣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談判代表已到，請潘漢年回保安，以討論統一戰線及西南問題。
接著，毛澤東給國民黨軍第17路軍第17師師長孫蔚如寫了一封信，交給中共陜西臨時省委負責人和中共中央交通員孫作賓，要孫作賓“面陳孫軍長”。
原來在1936年4月間，陜西臨時省委負責學運工作的姚權被捕叛變后，省委機關和工作人員隨時有被破壞和被逮捕的危險。鑒于這種情況，孫作賓和嚴克倫即赴陜北蘇區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孫作賓在6月底臨行前，杜斌丞先生特地轉告他說，楊虎城和孫蔚如都要求你們給共產黨中央傳話，說他們的部隊愿意同紅軍互不侵犯，聯合抗日。孫作賓立即找孫蔚如面談。孫蔚如說：“現在日寇侵華日急，蔣介石不謀攘外，反而假‘安內’之名進行內戰。去年中共發表‘八一宣言’，今年又發表‘五五通電’（即毛澤東、朱德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筆者注），我都反復看過了，愿接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孫作賓對孫蔚如的談話由衷贊許，并請他給毛澤東寫封信。孫蔚如婉言解釋說：“我過去在陜南駐軍時，曾給紅4方面軍張國燾寫過互不侵犯的信，張不守信用，公諸報端，蔣介石看到了，幾乎把我整死。這次還是口頭捎話好。”孫作賓到陜北后，先在安塞真武洞見了葉劍英，在保安見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向他們匯報了陜西省委連遭破壞和幾次組建臨時省委堅持斗爭的情況。然后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安排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匯報。在8月下旬的一天，毛澤東在一孔石窯里接見了孫作賓，第一句話就親切地說：“你們在地下工作辛苦了！”孫作賓向他詳細匯報了楊虎城和孫蔚如的政治態度。當匯報到孫蔚如不愿寫信的原因時，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很講信用的，張國燾那種做法是不正確的。”他答應一定給孫蔚如先生復一封信。到了9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就給孫蔚如寫了一封要孫作賓面交的信，他寫道：
“孫君作賓來，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賦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國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今則西北大局益急，舍聯合抗日無以自救救國。尤以貴部移駐膚洛，雙方益加接近，團結一致，更所必需。孫君轉達各節，弟等極表歡迎。自即日起。雙方即應取消敵對行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時允許經濟通商，保證雙方來往人員之安全。”“至于交換情報，互派常駐代表，互約通信電本，均屬必要，統請裁奪。其余由孫君面達。”
9月間，毛澤東為了加強高級干部的學習，在和周恩來、博古致紅軍西方野戰軍領導人彭德懷、劉曉和陜甘寧省委書記李富春等人的電報中說：
“一、同意富春辦法，組織流動圖書館。二、明日即開始寄第一次書10本，先交富春，停3天，轉寄彭劉，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務須按時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將一星期或10天寄一次。”
9月7日，毛澤東致電紅28軍軍長宋時輪并轉中共三邊特委書記賈拓夫說：哥老會首領回族人馬懷藺在寧夏有群眾基礎，我們應優待和幫助他，委任他為西北抗日救國軍第1路游擊司令。馬懷藺由保安赴定邊，應派兵沿途接送。
馬懷藺，原名馬相如，1892年出生在寧夏吳忠大寨子一個殷實而虔誠的穆斯林家庭，父母主張“耕讀傳家”，將其送進學堂和清真寺讀書念經。馬懷藺中學畢業后，不但文采出眾，而且中文、阿文、書法也都很好。青年時期的馬懷藺正處于辛亥革命的動蕩時代，辛亥革命的火種傳到吳忠后，他毅然加入了哥老會，秘密組織回漢人民開展反清斗爭，成為吳忠地區的首領。1928年馬懷藺在綏遠結識了劉志丹、高崗等陜北共產黨人。就在不久前，馬懷藺動員好友金三壽（建國后為寧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馬存標、金風岐幾位青年投奔紅軍，他們到了鹽池縣王樂井鄉鄭家堡子，游擊隊員將他們引見了三邊特委軍事部長高崗。高崗高興地對他們說：“太歡迎你們了，中國革命需要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你們代表著寧夏的回族人民來參加革命，我要把這個好消息向黨中央作匯報。”很快，毛澤東知道了這件事，指示說讓他們盡快到保安來。不久，馬懷藺等人到了保安高橋，見路邊沿途貼著“歡迎回族領袖馬懷藺”等大幅標語，都特別興奮。中共陜北特委書記郭洪濤接待了他們。郭洪濤對馬懷藺說：“你冒著生命危險帶著回族同志來參加革命，精神難能可貴，黨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視你們，將來解放寧夏也要依靠你們回族群眾的力量。”馬懷藺說：“感謝黨中央毛主席對我們的關懷和信任，我們一定依靠黨的領導，盡心盡力完成黨交給的任務。”
兩天后，郭洪濤帶著馬懷藺和金三壽、馬存標等來見毛澤東。毛澤東穿著灰白色舊軍服，抽著煙，踱著步正等待客人。郭洪濤走上前說：
“主席，他們來了。”
然后轉身向馬懷藺介紹說：
“這就是毛主席。”
馬懷藺幾個人高興得不知說什么好。毛澤東微笑著同他們握手說：
“歡迎同志們，大家辛苦了！”
他把客人讓進窯洞里，坐在幾個小馬扎上，給每人遞了支煙，指著警衛員端上來的水杯，風趣地說：
“放心地喝吧，回族同志們，杯子是涮過的。我可不是馬鴻逵說的‘魔鬼’，你們回族人說的依布里斯，要殺回滅教，也不是傳說中的神。我跟你們一樣，是普普通通的人。我只是要和中國人民，包括你們回族人民，一道來砸爛當今人吃人的舊制度。”
毛澤東見客人們有點緊張，又說：
“你們不要拘束，不必客氣，隨便談談。”
他在談話中又詢問了寧夏的風土人情，尤其是回族人民的信仰，生活習慣等。他還問馬懷藺：
“將來我們解放寧夏，你看要多少人馬？”
馬懷藺回答說：
“有一個軍就行了。”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
“不行吧！”
馬懷藺說：
“寧夏的回民多，不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去的軍隊再多也不行。紅軍是仁義之師，尊重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風俗習慣，老百姓肯定歡迎紅軍。”
9月8日，毛澤東閱讀陜西當地的報紙，看到報紙內容全部與抗日無關，眼看“九·一八”事變快5周年了，邵力子主政的國民黨陜西省政府卻沒有什么大的反應。
本傳前面曾多次說到邵力子是共產黨員，可他后來何以會主政陜西呢？原來早在1926年8月，邵力子和譚平山從上海出發，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臨行前，陳獨秀、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周恩來為他們開歡送會，瞿秋白在會上向邵力子建議：“這次到莫斯科去，你還是做個純粹的國民黨代表好。”于是，邵力子按照這一指示，正式退出了共產黨。1933年4月，邵力子被蔣介石任命為陜西省政府主席。
毛澤東回想起邵力子當年在主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積極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婦女解放，在廣大青年和婦女中產生了廣泛影響，現在怎么會一變如此？想到這兒，便提筆給邵力子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力子先生：
閱報知尚斤斤于“剿匪”，無一言及于御寇。何賢者所見不廣也？竊謂《覺悟》時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變。今則時局越做越壞，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國一民族哭矣！安得去舊更新，重整《覺悟》旗幟，為此一國一民族添歡喜乎？共產黨致國民黨書，至祈省覽。語云：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彎弓而射之，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泣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為河漢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辦法則不可。日本帝國主義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飛機、大炮呼聲動地而來，先生欲與之爭“開發”，爭“建設”，舍用同樣之飛機大炮呼聲動地以去，取消它那一邊，則先生之“開發”、“建設”必不成功，此辦法問題也。談到這個辦法問題，詢謀僉同，國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獨為不可行，是則國共兩黨實無不能合作之理。《三國演義》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與先生分10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書不盡意。
順頌勛祺！
毛澤東
爾后，毛澤東又給國民黨軍西北“剿總”第一路總司令、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和國民黨軍第3軍軍長王均各寫了一封信。他在給朱紹良的信中寫道：
紹良先生：
十年酣戰，隨處與先生相遇，可謂大有緣矣！然鷸蚌相持，漁人伺于其側，為鷸蚌者不亦危乎？附上共產黨致國民黨書，為國家民族謀，亦為先生謀也。兩黨兩軍之間，無膠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濟之責。拋嫌釋怨，以對付共同之敵，天下后世頌先生為民族英雄，豈不愈于胡宗南君所謂“無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無期徒刑也，且是一種死刑。非曰紅軍宣告先生們之死刑也，日本帝國主義實宣告之，非特宣告國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實欲舉全民族而宣告之，嗚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統一戰線，則鄙人竭誠以迎。惟事宜急辦，遷延則利在長驅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蔣先生，立即決策，國事猶可為也。書不盡意。順頌
勛祺！
毛澤東 啟
他在給王均的信中寫道：
治平（王均字治平——筆者注）先生：
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10年，也可以休息了！我們致國民黨書，為了共同抗日，實全國一致之要求，先生愛國健兒，對此諒有同感！朱玉階（即朱德，和王均是云南陸軍講武學堂的同學——筆者注）同志極愿與先生合作，如能與之互通聲氣，自己元氣少消耗一分，則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兩黨合作之局既為時不遠，雙方前線宜盡量減少沖突。如何之處，敬候卓裁。
順頌勛祺。不一。
毛澤東
9月8日這一天，毛澤東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等說：
“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并提是錯誤的”，我們從2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的要提出“聯合抗日”的口號，希望你們依據這個方針，把自己的宣傳工作改一下。你們提出的出川、陜、豫、鄂方案，是一種向南京進攻的姿勢，只在不能出西北及與南京談判決裂之時，才是可行的與必須的。
接著，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紅2方面軍出兩當、徽縣，擴大占領區域，相機消滅國民黨軍王均部。紅4方面軍在岷縣、臨潭、渭源、漳縣、隴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靜寧。另由周恩來指揮林育英率一組人在曲子主持統戰工作。與南京的談判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已派代表來華北。我們有人去南京。
9月9日，張國燾命令紅4方面軍準備以兩個軍西渡黃河，以主力跟進，實行其“西進計劃”，要自行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
9月10日，毛澤東尚不知張國燾還堅持“西進計劃”，以他和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告之國民黨軍第1師師長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3個師準備進攻通渭，紅4方面軍通渭、莊浪部隊宜向西迫近秦安游擊，遲滯敵軍，掩護紅2方面軍提前北進。紅2方面軍應速通過通渭，進至界石鋪、通渭之間休息，經界石鋪轉靜寧、固原、隆德之間。
接著，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告左權、聶榮臻，指示紅1軍團第2師速轉移至靜隆大道，相機襲占莊浪，遲滯胡宗南、王均部進攻通渭，為紅2方面軍移至通渭以北休息創造條件。
9月10日這一天，毛澤東致電賈拓夫說：馬懷藺到定邊后，要經常以開會方式同他討論，爭取他的軍隊，爭取寧夏軍隊、群眾，組織游擊隊，并了解寧夏的軍事、政治、經濟、地理等各方面情況。
9月13日，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制定出《靜寧戰役計劃》，爾后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等，要求紅4方面軍主力迅速占領以界石鋪為中心的隆德、靜寧、會寧、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電報中還說：“不讓胡部占領該線，此是最重要一著。”
張國燾拒絕執行軍委的《靜寧戰役計劃》，他致電紅4方面軍徐向前、陳昌浩說：“我們大計，以快向西進為宜。同時，在有利時機不放棄迎擊胡敵。”
9月14日，毛澤東、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就占領寧夏的部署，聯名以“絕對秘密”的電報發給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文中說：
“國際來電同意占領寧夏及甘肅西部，我軍占領寧夏地域后，即可給我們幫助”，“為堅決執行國際指示，準備在兩個月后占領寧夏。擬作如下部署：2、4方面軍以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控制西蘭大道，與1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的一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10月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一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4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并不使妨礙爾后1、4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
張國燾對中共中央這一“絕對秘密”的電示置若罔聞，堅持要紅4方面軍由臨潭、洮州舊城西進，經循化、永靖西渡黃河，向青海、甘西發展。
9月1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
“胡宗南主力前進甚速，故令4方面軍速控制靜寧、會寧大道。”聶榮臻部應直下靜寧、隆德間，策應紅4方面軍。
毛澤東又以他和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并致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通報了國民黨軍的部署情況和1方面軍已向海原、固原出動，并以1個師出隆德大道，策應紅4方面軍的情況。電文中還說：
“4方面軍宜在5天至7天內以主力出至隆德、靜寧、會寧、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鋪為中心之有利基點（界石鋪比通渭大），遲則有被隔斷之虞。”
9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和李維漢、林彪、葉劍英、王觀瀾、宋任窮出席會議。會議討論了目前形勢和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肯定了統一戰線的成績，重申“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改“反蔣”為“聯蔣”，運用各種辦法逼蔣抗日，建立和平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黨要在統一戰線中取得領導地位，反對關門主義。
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決議》中說：
“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策動華北獨立以來，對于中國的侵略沒有一刻停止的，不論它侵略的方法與方式怎樣隨具體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國的基本政策，是始終不變的。在華北進兵之后，高唱著的‘經濟提攜’實際上不過是以經濟的侵掠與方法鞏固已得的陣地，并給新的進攻準備基礎。平津與察北的增兵，綏東的進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豐臺等地的挑釁，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動又將開始。民族危機，較之過去，是更加嚴重了。這指出保衛華北，保衛西北，保衛中國，收復東北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更加嚴重地放到革命政黨與全民族身上了。”
“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進攻之下，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主要的表現在全國工農小資產階級廣大群眾抗日救亡運動的繼續增長，中國共產黨蘇維埃紅軍抗日救國主張的得到全國廣大人民的贊助與全國主力紅軍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進陣地，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開始轉向抗日戰線，國民黨軍隊官兵中廣大成份抗日情緒的增長，和在這些基礎上產生的國民黨及其南京政府分化與動搖。”
“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從廣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是較之一部分領土上的蘇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同時民主共和國不但能夠使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共產黨為著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斗爭以自由活動的舞臺。因此中國共產黨宣布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權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將成為他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并將在蘇區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
“中央著重指出：只有繼續開展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地鞏固蘇維埃與紅軍，同一切喪權辱國及削弱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言論行動進行堅決的斗爭，我們方能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準備前提。沒有堅苦的持久的斗爭，沒有全中國的人民的發動與革命的高漲，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是不可能的。”
關于軍事問題，毛澤東說：
“奪取寧夏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面和對日作戰的樞紐。”
會后，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在給朱德、張國燾并轉賀龍、任弼時的電報中強調說：
“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因寧夏是陜、甘、青、綏、內外蒙即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以后給我們幫助，沒有說甘西。實行攻甘西，亦需得到蘇聯協助才能攻克甘、涼、肅3州等堅固城池。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1、4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
9月16日，毛澤東因胡宗南的先頭部隊火速北上，向西安蘭州大道上的靜寧、會寧、定西段地區推進，又以軍委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說：
“胡宗南部大部已到西安，現陸續西進，胡本人到西安。4方面軍應迅速占領西蘭大道的靜寧、會寧、定西段，否則，1、4方面軍將被胡宗南部隔斷。”
9月1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
“似有我以1軍團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動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內聶率第1師宜集中行動，配合策應于靜、隆大道北側，向大道繞擊，阻止胡敵西進，同時以利我4方面軍北出界石鋪大道。”
接著，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轉聶榮臻，指示聶榮臻所率之紅1軍團第1師應以1個團附騎兵一部在明日先敵胡宗南部占領界石鋪，另派一部直達隆德、靜寧道上擾亂敵人，以配合紅4方面軍行動。
毛澤東還以他與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說：紅1軍團第1師已到靜寧、會寧北端的單家集一帶，紅4方面軍主力務須在3天內進占界石鋪及以西地段，否則胡軍乘汽車將在二三日內控制界石鋪。
9月1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在紅4方面軍打擊胡宗南部的部署與決心未明之前，紅1軍團主力暫時宜在現地待機。
9月18日這一天，西北局在甘肅岷縣以西三十里鋪舉行的討論紅4方面軍行動方針問題的會議已經開了3天。根據朱德、陳昌浩等多數人的意見，否定了張國燾西進青海、繼入甘西的主張，肯定了北上同中央會合的方針。
會議結束后，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將會議決定電告在前線指揮部的徐向前、周純全，并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的名義下達了靜寧、會寧戰役命令，部署紅4方面軍向西蘭大道靜寧、會寧段前進。
9月18日晚，毛澤東分別致信宋慶齡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及蔣光鼐、蔡廷鍇。他在給宋慶齡的信中寫道：
慶齡先生左右：
武漢一別，忽近10年。每從報端及外來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國的言論行動，引起我們無限的敬愛。1927年后，真能繼續孫中山先生革命救國之精神的，只有先生與我們的同志們。目前，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之呼聲，雖已普及全國，然而統率大兵之蔣氏及國民黨中央，迄今尚無徹底悔悟之心。這種違反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之行為，實為國民黨大多數黨員所不容許而應立起糾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喚醒國民黨中樞負責人員，覺悟于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變其錯誤政策，是尚有賴于先生利用國民黨中委之資格，做具體實際之活動。茲派潘漢年同志前來面申具體組織統一戰線之意見，并與先生商酌公開活動之辦法，到時敬求接洽，予以指導。
附上我們致國民黨中央的信以做參考。同時，請先生介紹與先生比較接近的諸國民黨中樞人員，如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諸先生，與漢年同志一談，不勝感幸。
順問近安
毛澤東
“九·一八”5周年紀念日
毛澤東在給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等人的信中寫道：
“先生們抗日救國的言論和英勇的行為，已經引起全國廣大民眾的同情，同樣使我們全體紅軍和蘇區人民對先生們發生無限的敬意！但要達到實際的停止國民黨軍隊對紅軍的進攻，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先生們與我們還必須在各方面做更廣大的努力與更親密的合作。”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于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等40多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孫曉村、曹孟君、何偉等14人為常務委員。
毛澤東在給蔣光鼐、蔡廷鍇的信中寫道：
“訂立根據于新的綱領之抗日救國協定，擬具草案八條借供研討，并祈轉達陳真如（即陳銘樞）先生及19路軍各同志。”“真如先生何時歸國，深以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國，從事統一戰線之偉業。”
毛澤東還分別致信各界名人，其中有文藝界、教育界的郭沫若、沈雁冰、周谷城等人。周谷城是在大革命失敗后來到上海的。他接到毛澤東從陜北發來的長信，很是驚訝。
毛澤東在這些信函中闡述了國內外政治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
9月19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致電任弼時、賀龍說：
“3個方面軍須迅速統一指揮。”
毛澤東又以他與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致電朱德、張國燾并轉任弼時、賀龍說：
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寧夏是整個西北之樞紐，且國際來電說紅軍到寧夏地區后會給幫助。
電文中針對張國燾要紅1方面軍單獨攻寧夏及紅4方面軍西進的錯誤主張說：
紅1方面軍獨攻寧夏會顧此失彼，使進攻寧夏計劃失敗，也會使你們攻甘西的計劃失敗，只有集中占領寧夏才可避免失敗。“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論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
9月21日，毛澤東與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復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任弼時、劉伯承、關向應說：
統一指揮十分必要，我們完全同意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關向應4同志的意見，“以6人組織軍委主席團，指揮3個方面軍，周恩來同志因準備去南京談判，此間軍委以毛、彭、王赴前線，與朱、張、陳3同志一起工作。主席團地點宜設在同心城附近為宜”。
9月21日這一天，一向陽奉陰違的張國燾趕到甘肅漳縣紅4方面軍前敵指揮部，主持召開軍以上干部會議，他說：
“陜甘北部地區糧產不豐，人口稀少，不可能為大部隊解決糧食。主力向河西、蘭州以北地帶開進，既避免了在不利條件下同敵人決戰，又吸引了胡宗南部，減輕了1方面軍的壓力，還不違背中央關于兩軍先取寧夏后取甘西的戰略意圖，對于方面軍的糧食也可以較好的解決。”
在張國燾的煽動下，漳縣會議推翻了西北局會議的決定，紅4方面軍各部掉頭西進。
9月22日，朱德得知這一情況，立即致電中央、軍委及2方面軍領導人，報告張國燾推翻西北局會議決定、堅持西進的情況。朱德還聲明說：
“周子昆、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責任。”
朱德同時致電張國燾，對他擅自改變西北局會議的決定表示反對；又下令紅4方面軍各部暫時停止一切行動；通知西北局成員速到漳縣開會，再次討論紅4方面軍的行動方針問題。
此時，徐向前到臨洮調查后，已查明黃河以西氣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難行，人稀糧缺，渡河計劃難以實現。他也提出了停止西進繼續北上的意見。
9月22日晚，毛澤東分別致信學界泰斗蔡元培和蔣光鼐、蔡廷鍇，還有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及甘肅省政府主席、國民黨東北軍第51軍軍長于學忠、第67軍軍長王以哲。
他在給蔡元培的信中寫道：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集會，湘城講座，敬聆先生之崇論宏議，不期忽忽20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國家存亡絕續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輩，中年者如澤東一輩，少年者則今日之學生，不論貧富，不分工農商學，不別信仰尊尚，將群入于異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將非復我之河山，人民將非復我之人民，城郭將非復我之城郭，所謂亡國滅種者，曠古曠世無與倫比，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共產黨創議抗日統一戰線，國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獨于當權在勢之袞袞諸公或則曰不可行，或則曰要緩行，盜入門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國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絕境，先生將何以處此耶？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與農工政條，行之于1925年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國共兩黨合作之時期，亦即國民黨最革命之時期。孫先生革命政策之毀棄，內戰因之而連綿不絕，外患乃潰圍決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產黨致國民黨書，雖舊策之重提，實救亡之全計，先生將何以處此耶？讀《新文字意見書》，赫赫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后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于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從同志從朋友稱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國事業，聞之而歡躍者，更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全民族之誠實兒女，毫無疑義也。然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持此大義，起而率先，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賣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于水深火熱之境，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召集人民選舉之全國國會，建立統一對外之國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國，致國家于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則先生者，必將照耀萬世，流芳千代，買絲爭繡，遍于通國之人，置郵而傳，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將不令數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減殺其歡躍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無已乎！
宋慶齡先生，何香凝先生……（共70人，其余略——筆者注）以及一切之黨國故人，學術師友，社會朋舊，統此致訊。
寇深禍急，率爾進言。風雨同舟，愿聞明教。
敬頌
道安，不具。
毛澤東
接著，毛澤東在給蔣光鼐、蔡廷鍇的信中說：
“當今急務，在于全國范圍內停止內戰一致對日。”“光榮的19路軍系統在先生等領導下，繼續奮斗，再接再厲。”“真正之救國任務，必須有許多真正誠心救國之志士仁人”，“熱忱愛國如先生”。
毛澤東給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寫信，是因為在“兩廣事變”發生后，毛澤東曾派紅軍大學政治部組織科長云廣英化名為林秀，去南寧與李宗仁、白崇禧聯絡，進行統戰工作。后來蔣介石在7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采取分化瓦解和武力威脅的手段，解決了“兩廣事變”，免去陳濟棠所任各職；裁撤粵、桂兩派設立的黨政機關。李宗仁、白崇禧雖然被任命為廣西綏靖公署正、副主任，但他們深知蔣介石總有一天會收拾他們。為了生存，李宗仁、白崇禧便和李濟深在9月間決定聯共反蔣抗日，派錢壽康、劉仲容為代表，攜帶抗日救國協定草案赴陜北，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聯絡，希望與中共中央訂立抗日救國協定，形成鼎足之勢。毛澤東對桂系的協定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見，然后由秘書謄寫兩份，并給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寫了一封信，一并交錢壽康二人帶回。在為錢壽康、劉仲容送行時，毛澤東說：
“廣西這幾年跟蔣介石鬧獨立，沒有南京政府的財政支持，不僅撐得住局面，還被人稱贊它為全國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個有本事的人。”
他還對劉仲容說：
“劉先生，你回廣西去，要動員李先生、白先生，將本事用在抗日上。”
毛澤東在給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是這樣寫的：
任潮先生并請轉致德鄰、健生先生勛鑒：
錢壽康君來，具悉貴方情形及所示協定草案，謀國偉畫，無任欽遲。目前，抗日救國大計必須進入具體實際之階段，敝方8月25日致中國國民黨書即提出此種實際方案，現托錢君攜呈尊覽。諸公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當前急務，在于全國范圍內停止內戰一致對日。現貴方與南京之間雖幸免戰禍，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向南京當局一致呼吁，請其將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蔣介石氏及中國國民黨一律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實為真正救國政策之重要一著。全國洶洶，抗日不成，實為南京當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認識與決心，因循于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而不變。督促批判，責其更新，全國人民及各實力派系與有責焉。
貴我雙方訂立抗日救國協定，實屬絕對必要。茲對貴方所提草案各條，提出敝方意見，略有修改，繕寫兩份，仍由錢君攜回，敬祈審察。如荷同意即祈諸位先生簽名蓋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錢君攜來敝處，即成定案。起效時間，以諸位先生簽署之月日為準（請填上時間）。如有尚待磋商之處，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確定。一俟確定之后，雙方根據協定一致努力，務達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驅除出中國，將于貴我雙方之協定開其端矣。專此奉復。
敬頌
勛祺
毛澤東
毛澤東在給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國民黨東北軍第51軍軍長于學忠的信中寫道：
“兩軍相處密邇，未能通候，甚以為歉。夙稔先生熱誠愛國，對日抗戰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戰議和，首先貴我兩軍停止自相殘殺，實為刻不容緩。茲派彭雨峰君晉謁崇階，申述敝方聯合救國之旨，敬祈不佞賜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兩軍之利，抑亦民族國家之福也。”
毛澤東在給東北軍第67軍軍長王以哲的信中寫道：
鼎芳（王以哲字鼎芳——筆者注）軍長勛鑒：
日寇侵略益厲，兄我雙方救亡之準備大宜加緊，庶于救亡陣線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目前國際與中國形勢日益緊張，一方面侵略主義者動員其侵略陣線，一方面反侵略主義者大規模動員廣大民眾，組成和平與救國的陣線。中國之漢奸勢力雖日益囂張（如所謂以日制蔣、以政制黨、以團制軍之一派），然反日反漢奸勢力亦大見增進。蔣氏政策之開始若干的轉變，南京國民黨左派之開始形成，實為近可喜之現象。蔣氏及國民黨果能毅然拋棄過去之政策，恢復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停止進攻紅軍，開放各派黨禁，弟等極愿與之聯合一致，共同擔負抗日救亡之事業。雙方談判現將進至比較具體的階段，雖何時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實已存在。倘能達到成功之域，對貴我雙方之合作事業自有極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間謠傳蔣氏將于西南問題解決之后進攻東北軍，謂將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張副司令。此訊如確，是蔣氏尚未放棄其挑撥離間、排除異己之陰賊險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見之實行，弟等可斷言蔣氏必歸于最后的失敗，因為張副司令及我兄聯俄聯共抗日救亡之主張，并非少數人的主張，實全國愛國同胞的主張；非陳濟棠等之不真實不純潔的主張，乃真心實意為國家為民族的主張。誰要反對張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領的紅軍必以全力出而聲討蔣氏及東北軍中叛逆分子之罪惡行為，即全國愛國人民及國際革命勢力亦決不容蔣氏等胡干。至于東北軍最大多數官兵抗日復土之決心及其堅固的團體，亦必不容東北軍中極少數無志節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國叛鄉叛團體之萬惡的勾當。目前蔣氏及其一派亦正在開始進行聯俄聯共政策，我兄與張副司令實此政策之首先提倡與首先實行者，安得以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觀，弟則深望此說之止于謠言，或為蔣氏左右一部分漢奸分子謀劃，而非現正開始若干轉變之蔣氏及國民黨多數有良心分子的意見。但兄等仍宜嚴密警戒，十分團結自己的團體，預先防止東北團體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機搗亂，則以全國與西北的有利形勢，以東北軍與紅軍的聯合力量，決不怕外間若何之風波也。秋風多厲，為國珍攝，匆此布臆。
敬頌公祺。
毛澤東 1936年9月
9月23日，毛澤東電告在前方的彭德懷并告聶榮臻說：
接朱德來電，“國燾又動搖了北上方針，我們正設法挽救中”。為避免胡宗南部占去先機，請加派有力部隊南下交紅1軍團指揮，增兵界石鋪并分兵至隆德、靜寧大道游擊。
接著，毛澤東、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致電朱德、張國燾并告賀龍、任弼時說：已向部隊大動員，擁護與慶祝會合勝利，并通知全黨全軍注意當前的政治任務，對過去爭論一概不談。集中全力與團結內部，執行當前軍事政治任務。
9月23日晚，毛澤東同9月22日從紅軍前線回到保安的斯諾談統一戰線問題。這次談話內容經斯諾整理后發表，其中有這樣一段重要的文字：
“毛澤東正式宣布：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服從代議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揮，條件是創立政治體制，使得除了國民黨以外的其它政黨能夠進行合作。”“共產黨愿意在名稱方面也做一些改變，以便‘合作’，但在根本上并不影響紅軍和共產黨的獨立地位。例如，如果有必要，紅軍愿意改名國民革命軍，放棄蘇維埃的名稱，在抗日備戰期間修改土地政策。”
斯諾將毛澤東談話記錄全文發表在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的《密勒氏評論報》上，對促進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推動作用。
9月24日，毛澤東與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復電任弼時說：
“中央內部的團結一致，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必要條件。”“當前政治的軍事的總方針，已為大家所同意，則中央內部的團結已有充分保障無疑。關于統一指揮等問題，正依照你們的提議等待國燾同志等北上商討一切。”
9月24日，紅4方面軍撤出甘肅通渭，開始西進。
9月2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告聶榮臻說：
“4方面軍決心向西，從永靖渡河，謀占永登、涼州，其通渭部隊24日撤去。據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衛策應1方面軍占寧夏。此事只好聽他自己做去。”“目前阻止胡宗南西進仍屬重要，界石鋪仍應確保于我手中。”
這一天，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說：
“4方面軍既向西，應考慮何時由何地策應2方面軍北上問題。”
9月2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
“國燾動搖，老總曾有電來表示很不滿意，說到漳縣與張等開會，但結果仍是西進。其參謀長周子昆電告，部隊已動，在通渭者24日撤，其部署是經永靖渡河西向樂都進。他們有造船工人，據云渡河不成問題。但我所慮者，毛、胡將先據樂都，且先據永登、涼州，遮其西進路。所謂一部出中衛策應，恐是空中樓閣。”
接著，毛澤東、林育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致電任弼時、賀龍、劉伯承說：
“請你們向國燾力爭北上計劃之有利，西進將被限制于青海一角，爾后行動困難，且妨礙寧夏計劃。”
毛澤東又與林育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致電朱德、張國燾說：
“4方面軍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靜、會、定大道，不會有嚴重戰斗。1方面軍可以主力南下策應，2方面軍亦可向北移動鉗制之。”“若西進到甘西，則將被限制于青海一角，爾后行動困難。”
張國燾給中央連復兩電。他在電文中說：
“如4方面軍西渡，蘭州、涼州間約560里，敵決不能限制我于青海角。”“現4方面軍已照西渡計劃行動，”“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原計劃實施。”
毛澤東一見張國燾這后一封電報，頓時有了主意。他和張聞天、林育英、博古、王稼祥商量說，既然張國燾還有顧忌中央明令禁止之心，我們何不如此這般一番，管教他乖乖地回頭北上。眾人聽毛澤東細細道來，都覺得這個主意不錯，便開始分頭起草電文。
9月27日，毛澤東以他和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致電張國燾、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傳達中共中央指示說：
“迭接26日兩電，敬悉一切。……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詳細慎重地討論了這個行動問題。……中央認為，我1、4兩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占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占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之危險。……如4方面軍西渡，彼將以毛軍先行，胡軍隨后，先堵擊青蘭路，次堵擊涼蘭線，爾后敵處中心，我處僻地，會合將不可能，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慮。……因此，中央認為，4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徐9月18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從靖遠渡河，1方面軍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寧夏，或分途并取寧夏、甘西，2方面軍仍在外翼殲敵，則萬無一失。……務請朱、張、徐、陳4兄顧及整個局勢，采納此方針。”
接著，毛澤東、林育英、張聞天等以中共中央名義分別致電紅1、紅2、紅4方面軍，發布命令說：
“4方面軍應即北上，與1方面軍會合，爾后向寧夏、甘西。2方面軍應暫在外翼牽制敵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動。”“1、2、4方面軍首長應領導全體指戰員，發揚民族與階級的英勇精神，一致團結于國際與中央的路線下，為完成偉大的政治任務而斗爭。”
毛澤東緊跟著又以他和周恩來、彭德懷的名義，給張國燾發了一封電報，電文中說：
“中央命令已下，請電令通渭部隊仍回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電文中還說：蘭涼線雖然只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戶稀少，糧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敵如先占要點，我將遇絕大困難。
至此，毛澤東猶嫌不足，又與周恩來、彭德懷電告張國燾說：
“寧夏人口120萬以上，在西北為最富，與陜甘蘇區連成一片，得之老蘇區易于鞏固，與涼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發展，與綏遠交界便于東進抗日，實政治、軍事、經濟、國內、國際之主要一環，萬祈決策北進，共圖大業，免使再分難合，各陷不利地位。”
至此，張國燾已經無話可說了，他只好致電中共中央和紅2方面軍任弼時、賀龍、劉伯承說：
“為尊重你們的指示和意見，現時據考察蘭州西渡需時較長，有可能失去占領永登一帶先機之利。決仍照原計劃東出會寧會合1方面軍為目的，部隊即出動，決不再改變。”
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又向部隊發了一通指示，說：
“西進計劃因今天受到地形、時間限制，決定仍向東執行靜會戰役計劃，向靜寧、定西大路與1方面軍會合。”
9月28日，徐向前、陳昌浩以前敵總指揮部名義，下達了《通莊靜會戰役計劃》，計劃中命令說：
“4方面軍應迅速進出于通渭、莊浪、會寧、靜寧、界石鋪地區，爭取迅速與1方面軍會合，相機消滅胡宗南西進先頭部隊，鞏固擴大陜甘寧抗日根據地，爭取抗日友軍，接通外蒙、蘇聯。”
9月28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告聶榮臻說：朱德、張國燾來電，紅4方面軍停止西渡轉向北進。為策應紅4方面軍北上，紅2師立即南下，紅1師在原地區與第2師相呼應。其余任務不變。
9月29日，毛澤東與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并告任弼時、賀龍、劉伯承、關向應說：
“回師北上之電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與歡慰。”“兄處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隊，日內迅占通渭，以取先機。”
這才叫：爭論隨著電波飛，禍心難改耍潑皮。
任你猴子筋斗快，撒尿還在我手里。
欲知紅軍3大主力如何會師，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毛澤東同張國燾之間的斗爭就像一場馬拉松一樣，已經持續一年了。張國燾畢竟做賊心虛，不得不表示，西進“如無黨中央明令停止，決照原計劃實施。”這就露出了他的軟肋。毛澤東看準了這一點，與林育英等人幾番電波，便將其擊得骨軟筋酥，最終乖乖地聽話了。而在統戰方面，毛澤東的工作面也進一步拓展，從宋慶齡到邵力子、蔡元培，到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又從西北軍的孫蔚如到東北軍的于學忠等，且力度也越來越大。他這種鍥而不舍的精神和努力，不久便使國民黨內部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變。也正是在他的引導下，中國終于出現了全民抗戰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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