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

　　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

　　話說1935年12月16日，林育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給紅4方面軍的張國燾發去了第一封電報，全文如下：

　　請轉電4方面軍國燾同志：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1、4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1、4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1、3軍團（應是指紅4方面軍與原紅1方面軍的1、3軍團——筆者注）建立直接的關系。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

　　林育英 16日9時（陜北來）

　　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瓦窯堡城內中山街南側下河灘田家院召開。

　　田家院內共有坐北朝南磚窯5孔，左起第2孔是張聞天的住室，會議是在中間的窯洞內召開的。會場里有兩張并列的八仙桌，有6條木條凳，炕上還有一張小桌。

　　參加瓦窯堡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

　　列席會議的有李維漢、林育英、楊尚昆、吳亮平、郭洪濤、李德等。

　　張聞天主持會議，林育英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的指示精神。會議其它主要議題是討論全國政治形勢、張國燾問題和黨的軍事戰略及策略路線。

　　12月20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名義起草并發布《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全文如下：

　　親愛的內蒙古全體民眾們！現在我們是處在全世界大變動的關頭。你們是甘受日本帝國主義及中國軍閥的宰割，作他們的炮灰而趨滅亡；還是乘機奮起，努力圖強，以爭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速擇之。

　　野心勃勃、兇焰逼人的日本帝國主義，欲占領全中國，必先占領滿蒙，欲稱霸全世界，必先占領全中國，這個野蠻計劃，現在已逐步實現，首受其害者為東3省、華北5省的民眾和內蒙古的整個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劍的日本強盜，正在用各種欺騙手段，假借“大蒙古主義”，來達到占領蒙古的整個土地財富，奴役整個內蒙古人民的目的，它準備把你們的土地作戰場，人民當炮灰，以達到它進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進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及蘇聯，并最后消滅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請看朝鮮、臺灣、東3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語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動、耕種、牧畜的種種自由。一切政治經濟的權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國主義在察哈爾的軍事布防與軍事設備，及興安總署與其它的一切陰謀，便可以了然內蒙古民族達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機。何況還有恬不知恥的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軍閥，不獨自命為宗主國，并進而把內蒙古整個區域劃為行省，驅逐蒙古民族以黃河以南、陰山以北，并時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軍閥，不斷地侵占蒙古民族的牧地、鹽池，企圖逐漸消滅蒙古民族，做日本帝國主義的清道夫，加速蒙古民族之滅亡。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與所有的英勇紅軍，在數年來的英勇戰斗，無數次地給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軍閥以嚴重的打擊，中國紅軍已經成長為不可戰勝的力量。特別是英勇的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的長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軍紀錄，勝利地達到了北上抗日的預定計劃。中國紅軍戰斗的目的不僅是把全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同樣的要為解放其他弱小民族而斗爭，首先就是要幫助解決內蒙古民族的問題。我們認為只有與內蒙古民族共同奮斗，才能很快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同時相信，內蒙古民族只有與我們共同戰斗，才能保持成吉思汗時代的光榮，避免民族的滅亡，走上民族復興的道路。而獲得如土耳其、波蘭、烏克蘭、高加索等民族一樣的獨立與自由。由此本政府向你們宣言：

　　一、認為原來內蒙古6盟、24部、49旗，察哈爾與土默特二部及寧夏三特旗之全域，無論是已改縣治或為草地，均應歸還內蒙古人民，作為內蒙古民族之領土，取消熱、察、綏3行省之名稱與實際行政組織，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領或借詞剝奪內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們認為內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權利解決自己內部的一切問題，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去干涉內蒙古民族的生活習慣、宗教道德以及其他一切權力。同時，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地組織起來，它有權按自己的原則，組織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民族結成聯邦的關系，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傊?，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在內蒙古區域內的漢、回、藏、滿等民族，應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發展民生主義，使這些民族與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應用自己的言語文字及信仰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將井岳秀等占領的把兔灣（今巴圖灣——筆者注），與高石秀所占的區域及兩個鹽池，交還內蒙古人民，并將長城附近，如寧條梁、安邊、定邊等地劃為商業區域，以發展你我雙方間的貿易。

　　五、我們的工農紅軍游擊隊或其他的武裝隊伍，絕對沒有向草地進攻的企圖，但你們亦不要允許中國軍閥或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經過草地來向我們進攻，加速你們自己的滅亡。我們愿意彼此締結攻守同盟去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

　　總之，只要你們真認識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國奴，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等中國軍閥的決心，那不管你們的領導者是王公貴族或平民，我們都可以給善意的實力的援助。蒙古民族向以驍勇善戰著稱于世，我們相信你們一旦自覺地組織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軍閥于內蒙古領域以外，則誰敢謂成吉思汗的子孫為可欺也。請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偉業，則不勝幸甚！謹此宣言。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毛澤東

　　12月22日，林育英給張國燾18日復電回了一封電報。

　　張國燾在12月18日發給林育英的復電中是這樣說的：“給燾電已收讀。黨中央（即偽第二中央——筆者注）尚未收到七次大會決議，兄即到極好，請將國際決議速為指示。望你設法多派同志來這里工作，紹禹和你及我黨駐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設法來此。”

　　林育英按照政治局的意見在給張國燾的回電中說：

　　“世界七次大會的決議，與中國代表團對中國問題的許多意見，自當繼續地盡量地向兄等傳達，特別是抗日討蔣的中心策略與實現這一策略的方法與步驟。共產國際及紹禹諸同志對4方面軍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12月22日這一天，瓦窯堡田家院中央政治局會議繼續進行。與會者在討論新形勢下的軍事戰略問題，特別是在討論紅1方面軍的行動方針時，出現了不少意見分歧，甚至是爭論。

　　此時，中共中央、紅1方面軍及其所在的陜北根據地，仍面臨著一些實際困難。紅1方面軍的兵力只有萬余人。根據地的面積狹小，人口稀少。糧食和工業品缺乏，紅軍給養困難，擴軍不易。而且根據地周圍的敵情也仍然比較嚴重：在南面、西面，有國民黨的東北軍、西北軍以及寧夏軍閥的步、騎兵，共有10多個師；蔣介石的一部分“中央軍”，也正在向西蘭公路兩側集中。在北面，有原駐守在陜北的國民黨軍第84、第86師和新從山西調來的閻錫山部5個旅。這些國民黨軍，正在加緊對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和政治破壞，并積極準備新的軍事圍攻。因此，紅1方面軍向南、向西或向北發展都比較困難。而東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線，國民黨軍的兵力雖多，但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會前曾征求過軍事指揮員們的意見，主張向南發展的代表人物是林彪，主張向北發展的代表人物是彭德懷，唯獨沒有人贊成向東發展。而今在與會者中也是這樣，有的主張紅1方面軍應“鞏固向前發展”，以鞏固陜北蘇區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發展，尋找蔣系軍隊和東北軍、西北軍作戰；有的主張，立即北出寧夏或五原、包頭，同日軍爭先機。

　　12月23日，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軍事問題報告，提出了東進的戰略方針。他說：

　　“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首先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聯系，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紅軍行動應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上。游擊戰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有極大戰略上的作用。在一切省份發展游擊戰爭，著重于主要省份，如河北、山東、河南、滿洲、哈爾濱、江蘇、陜南、山西、甘肅等。做好白軍和白區工作。

　　關于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幾年來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告訴我們，戰略防御時，反對單純防御，執行積極防御，反對先發制人，執行后發制人，誘敵深入，以退為進。戰略進攻時既要奪取先機，反對機會主義估計不足，又要適可而止，反對冒險主義和冒險政策，要波浪式地發展，實行發展中的推進政策?；驹瓌t還是運動戰，反對不讓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后退。集中兵力于一個方面，一個拳頭打人，反對分兵主義。實行戰役的內線作戰和戰略的外線作戰，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戰斗前要有充分的準備，要改善紅軍的技術條件。實行統一指揮下的分割指揮，軍委在軍事范圍內有完全的權力。

　　行動方針是分3個步驟：第一步，在陜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鞏固和發展陜北蘇區，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做好渡過黃河去山西的準備。第二步，到山西去，準備擊破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辟山西西部5縣以至十幾縣的局面，擴大紅軍15000人，并保證必要時返回陜西所需要的物質條件。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入綏遠。用小的游擊戰爭與日軍周旋，總的方針是與蘇聯取得聯系。

　　閻錫山正在與日寇勾勾搭搭，東征討閻，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陜北蘇區連接，在山西籌款、擴紅，以解決陜北太窮的問題。只有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才有出路。”

　　毛澤東在報告中表揚了胡耀邦。這個時期，毛澤東和胡耀邦有了較多的接觸，毛澤東見了胡耀邦總是熱情地叫他“小胡”，詢問他的學習和工作情況，不斷地給予鼓勵和指點。據紅3軍團的報告說：胡耀邦在長征到達貴州某地時向一位彝族部落首領籌糧，那位首領堅持說沒有糧食。胡耀邦發現那位首領和他談話時眼睛不時地盯住一個地方，心中有了數，經過耐心說服，為部隊籌到了一大批糧食。毛澤東說，要像胡耀邦一樣善于籌糧。

　　毛澤東最后說：

　　“當前的軍事行動方針是要在40天內完成東渡黃河的準備，進入接近抗日前線的山西。”

　　周恩來同意毛澤東的報告，他說：

　　“防御應站在主動的地位，不是被動的地位，寧都會議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應當使全黨了解，并作活的運用，集中主力于一個主要方向。”

　　林育英說：

　　“澤東同志將9年來國內戰爭經驗總結起來，是很有價值的。”

　　這一天，會議經過反復討論，一致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并通過了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決議》明確提出黨在目前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在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的總任務之下，黨和紅軍在政治、軍事宣傳和實際行動上，必須“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

　　在此方針下，紅1方面軍的行動部署，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的基礎上，并以前者為中心任務。第一步，在陜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確保下一步東征時的后方安全，并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做好渡黃河東征的準備。第二步，實行東征，進入山西作戰，求得擊破同日軍勾結的閻錫山之晉綏軍主力，開辟晉西5縣以上地區成為初期的蘇區，擴大部隊和籌措給養，并保證必要時返回陜西所需的渡河船只。第三步，依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況，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為了加強軍事行動的集中統一領導，決議賦予“軍事委員會在軍事范圍內完全的權力”。

　　接下來，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政治問題時，在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是可以爭取的。他說：

　　“在日本加緊侵略、民族危機嚴重的新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當然，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系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系或者關系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但在斗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斗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他搬出了黨內歷次“左”傾路線的錯誤理論，反駁說：

　　“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而且，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決定了他們雖然處在新環境，還是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

　　毛澤東說：

　　“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分子，確實常常是欺騙民眾的好手，因為，他們中間除了真正擁護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個時期內，能夠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時就具備著欺騙民眾的資格，使得民眾不容易認識他們的不徹底性，以及裝模作樣的假象。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中間勢力’是危險的。但這只能說明它增加了共產黨批評同盟者、揭露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至于說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改變態度的原因，是他們的軟弱性，我認為也是不對的。如果是這樣，那么，1924年至1927年，為什么改變了他們的常態，不僅是動搖，簡直是參加了革命呢？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后來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從娘肚子里帶出來的老毛病嗎？難道今天軟弱，那時就不軟弱嗎？我們已經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敢于欺負他們，這又恰恰規定了他們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特點。自然，問題的另一面，我們也完全承認：又是因為這一點，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容易拿某種臨時的賄賂為釣餌將他們拉了過去，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對于革命的不徹底性?？墒强偛荒苷f，在今天的情況下，他們同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沒有任何的分別。”

　　郭洪濤后來曾回憶說：毛澤東和博古的爭執“言辭之尖銳激烈，是我入黨以來首次聽到的。在毛澤東同志發言時，博古同志躺在張聞天的床上，默不作聲”。

　　與會者中還出現了另一種論點：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它起變化，即國民黨的營壘是不會發生破裂的。針對這種錯誤論點，毛澤東批評說：

　　“蔡廷鍇等人領導的19路軍是代表什么階級的利益呢？他們是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這沒有錯吧？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過死仗的嗎？這也沒有錯吧？可是大家不會忘記，他們后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他們在江西，向紅軍進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協，向蔣介石開起火來。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是什么，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著老一套不去發動民眾斗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著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于革命的行為。這就是國民黨營壘的破裂。‘九一八事變’以后的環境，能夠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為什么今天的環境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當然，這種例子不止于蔡廷鍇他們，還有馮玉祥、馬占山等的抗日行為。”

　　最后，毛澤東還不無幽默地批評持這種論點的人說：

　　“不但不認識今天的嚴重環境，并且連歷史也忘記了。”

　　12月24日，毛澤東和周恩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擬定了《關于四十天準備行動的計劃》，《計劃》中規定：

　　第一，打擊南北兩面進犯之敵，使東征作戰有較鞏固的后方。紅1方面軍主力向南進擊，給富縣、洛川進犯之東北軍以打擊，制止敵人的北犯。在北線和南線分別組建以劉志丹為軍長的紅28軍和以蕭勁光為軍長的紅29軍。由新組建的紅28軍劉志丹部等部隊，在北線給進犯之敵第86師以打擊。第二，擴大紅軍，充實東征部隊的實力。前線部隊用極大努力擴紅，后方完成5000人擴紅計劃。第三，中央調集300名地方干部，準備隨軍東征，開展新區的工作。第四，大力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加強技術訓練。第五，各部隊指揮員實地勘察渡河地點，擬訂渡河作戰計劃。第六，深入進行政治思想動員。

　　是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彭德懷、林彪、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下達關于準備東征的行動計劃，要求以40天為期，完成渡黃河東征的準備工作，其中包括奪取甘泉、宜川2城，赤化宜川、洛川2縣。

　　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代表團成員林育英擔任白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負責國民黨軍隊中的統戰工作。

　　這一天，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稕Q議》中說：

　　“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期，這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中國革命準備進入全國性的大革命。”“在反革命營壘中是新的動搖、分裂與沖突。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許多的鄉村富農與小地主，甚至一部分軍閥，對于目前開始的新的民族運動，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參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陣線是擴大了。”

　　《決議》規定：“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決議》同時強調說：“關門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

　　瓦窯堡會議結束后，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令他為東渡黃河開辟新根據地去考察一下渡河點和敵情。彭德懷本來是主張向北發展的，接電后他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二是怕不能保證撤回陜北根據地。他復電給毛澤東，說東渡黃河是必要的，但必須絕對保證同陜北的聯系。毛澤東看了電報很不高興，回電說：

　　“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彭德懷只好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帶著電臺到無定河以北的大相村，在無定河口上下游各數十里，考察渡河點和敵情。

　　12月27日，毛澤東為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他說：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

　　毛澤東在分析“中國民族革命營壘里的情形”時，講到了紅軍長征的歷史意義，他說：

　　“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

　　毛澤東還說：

　　“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防止冒險主義。”“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毛澤東最后說：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不，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蘇聯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會援助我們，因為我們和他們是休戚相關的。”“我們不會再是孤立的了。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1936年1月1日，毛澤東復電給朱德，通報說：

　　“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

　　1月初，國共雙方的接觸比較頻繁了。共產黨方面周小舟、呂振羽同國民黨方面的曾養甫、諶小岑進行多次接觸。周小舟帶去了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名義寫給曾養甫、諶小岑的信，信中重申了《八一宣言》的內容。雙方就避免軍事沖突、停止攻擊對方的宣傳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東征山西問題。周恩來報告了兵員補充、財政、供給等方面的準備工作。毛澤東對敵我雙方力量進行了分析對比。

　　此時，紅1、紅15軍團兵力已經增至12700余人。

　　會議決定：東征從2月開始，到7月結束，時間為半年。

　　1月13日，張聞天按照毛澤東等人的意見，致電張國燾說：

　　“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后的解決，但別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決非革命之利。此間對兄錯誤，未作任何組織結論，誠以兄是黨與中國革命領導者之一，黨應以慎重態度出之。但對兄之政治上錯誤，不能緘默，不日有電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4方面軍進入正軌。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1月16日，張聞天以中央秘書處的名義將12月25日瓦窯堡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的內容，摘要電告張國燾，并望其負責轉告2、6軍團。

　　1月16日這一天，回到陜北蘇區的高福源在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陪同下，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接見。

　　前邊已經講過，在直羅鎮戰役后，紅1方面軍釋放了東北軍的全部俘虜。此一時期爭取東北軍的工作，首先是從教育釋放東北軍619團團長高福源開始的。

　　高福源是在榆林橋戰役中被紅15軍團俘虜的。他原是北平的大學生、東北講武堂畢業生，和張學良關系好，又有強烈的抗日要求，紅軍待之如賓。在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感召下，高福源自愿擔負起促成紅軍與東北軍合作的重大使命。

　　彭德懷和他談了兩天一晚，他要求去被紅軍包圍在甘泉的東北軍110師看看，彭德懷同意讓他去。數天后，高福源從110師回來了，他對彭德懷說：

　　“抗日救亡大事只能依靠共產黨和紅軍，紅軍和人民的關系，表現了共產黨是真正的愛國愛民。”

　　一天晚上，高福源在彭德懷處談到張學良、王以哲等人，說他們都要求抗日，東北軍將士們普遍要求打回東北去。關鍵在張學良，如果張學良能夠了解紅軍的真實情況，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懷說：

　　“你就回西安去，做這件工作。”

　　高福源聞言，高興極了，問：

　　“你們真敢放我回去嗎？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負紅軍對我的優待。”

　　彭德懷說：

　　“你什么時候去都可以。”

　　高福源迫不及待地說：

　　“明早可以嗎？”

　　彭德懷說：

　　“好吧！歡送你。”

　　第二天一早，彭德懷送給高福源200元錢，派騎兵把他送到東北軍第67軍軍長王以哲的防線以外。高福源首先見到了王以哲，隨后他回到西安，向張學良痛哭陳詞，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大概過了一個星期，高福源乘坐運送給養的飛機到甘泉，在彭德懷的司令部附近上空，擲下大批報紙刊物。

　　高福源這次回陜北蘇區來，是受張學良之命，請紅軍代表到西安會見張學良的。毛澤東緊緊握著高福源的手說：

　　“感謝你為國家為民族為抗日統一戰線做了一件大好事。”

　　毛澤東又說：

　　“東北軍的廣大官兵應該認清，你們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是蔣介石，所以抗日反蔣是你們唯一的出路，這是東北軍的希望所在。張學良將軍表示愿意與紅軍談判，實行聯合抗日，很好。”

　　繼高福源之后，毛澤東還接見了在直羅鎮戰役中被俘的東北軍109師參謀長劉德裕。劉德裕被放回西安后，也向張學良做了一定的工作。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鄧發、劉少奇、凱豐、李維漢、林伯渠、吳亮平、郭洪濤、李德。

　　毛澤東、周恩來分別做目前行動方針和組織問題的報告。

　　會議再次肯定1936年的基本任務是鞏固擴大現有蘇區，打通與蘇聯的聯系，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擴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紅軍。

　　會議決定：彭德懷、林育英參加政治局工作。

　　會議決定：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林育英隨紅軍主力行動。周恩來、博古、鄧發、凱豐留在后方組成中央局，由周恩來任書記，主持后方工作；王稼祥病愈后參加后方工作。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到天津指導北方局的工作。

　　會議決定，東征開始的具體時間為2月中旬。決定由毛澤民擔任中華工農民主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保障后勤供給。

　　欲知紅1方面軍東征情況如何，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瓦窯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一是確定了紅1方面軍東進的戰略方針，二是提出了打破關門主義、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路線。整個會議過程的爭論和結果，充分表現出了毛澤東在軍事戰略、政治策略方面的雄才大略和高瞻遠矚。這是他的那些文武伙伴們所不能企及的。關于東征問題，毛澤東首先強調：“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首先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聯系，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這說的是，要師出有名！其結論則是：“閻錫山正在與日寇勾勾搭搭，東征討閻，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陜北蘇區連接，在山西籌款、擴紅，以解決陜北太窮的問題。只有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才有出路。”這是多么高遠的戰略眼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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