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破解世界性、人類文明整體性的巨大難題的（1）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兼院長

　　在人類至少是上萬年，甚至可能是一萬兩三千年（最近的冰河期后的暖濕氣候給人類生存大環境以巨大饋送，但至少10萬年智人歷史時期，為什么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文明進化則留給考古學和其它科學來進一步發現和研究再論）文明演化史中，先后出現了諸多困擾人類與世界的重大難題。它們不是單純的認識論或認知-科學意義上的挑戰，不是某個側面、方位和時空節點上的利益糾纏、軍事威脅、政治困境和經濟危局，不是自由、民主、人權或其它空洞的形式上的人權宣言訴諸，和任何單一政治思潮與運動中的死結與困惑，不是一般性的貴族統治，分立集團、游說人士尋租，或者人性善惡等方面的紛爭與爭斗，不是簡單的利益大博弈，或行為主義的，或環境決定論的，或歷史主義的，或科學至上的，或形而上學的，或宗教情感的，或革命沖動性的，或保守傾向的，如此等等方面的某些具體癥結與約束上的事。

　　毋寧說它們是帶有全局性的，涉及到從認知到行為，從倫理到美學，從社會到個人，從國家-國際社會到組織-群體，從歷史到現實的重大的，可定義為人類與世界性的老大難性的巨大問題和根本性的約束與困境。不打破它們，不解決它們，不從根本上消除這樣的核心障礙或瓶頸，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世界文明的升華與前瞻，不是說根本就無可能，也必定會受到極大的限制與阻撓。而人類文明與世界的一切努力與奮進，博弈與斗爭，充其量只表現為在原地打轉轉，或至多是表面上的微不足道的演化與發展。這可以被高度地概括為有增長而無（任何真正的實質性的）發展。

　　二十世紀是加長的革命與戰爭的世紀，恰恰不是短暫的不確定時代，其更是一個偉大的文明新紀元的大歷史轉折關頭。革命這個馬克思稱之為的最大的強權，將綜合前述的工業革命，產業革命和一切經濟革命，還將牽引后向發展的教育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在政治、軍事、社會各個層面，并深入到技術、產業、業態、組織具體領域，尤其是其中涉及的管理、戰略、思想、精神的各個方面，更進而會走向藝術與美學上的革命合流，從而徹底改變人類的歷史、命運和未來。

　　一、周期律、國家（大國）興衰和文明漲落及其轉型

　　清華大學的汪暉教授花了十二、三年的時間，寫下了四卷本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這部煌煌巨著，他試圖從中外至少是幾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文本，社會思潮和理念撞擊中，找出在中西沖突對立下，近代中國轉型和現代中國思想歷史與文明范式的變遷大脈絡。復旦大學經濟學畢業生（1952年），先后任南京大學、安徽大學的董書城教授，花了四十年時間，從1966年到2006年，著成了四百萬字的巨作《韜略通鑒》，試圖從古今中外的全域性的知識、文化，特別是軍事、政治，更尤其是在帝王宮廷和一切大的第一社會（含家庭），一切歷史性的大人物、大世件、大變局、大謀略、大博弈中，來把握和揭示出大文學家和史學家司馬遷《史記》一降的“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底牌和答案。

　　金沖及是不是模仿霍布斯斯˙鮑姆四卷本的近現代世界史，也寫下四卷本的《二十世紀中國》我們不得而知。無論如何，世界歷史畫卷上的智者，全然不顧利奧塔的《后現代化的報告》中的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宏大敘事，意欲徹底解構所謂形而上學，把哲學降低為純粹的解構藝術和對話理療，不管德里達的延異與解構的非統一性哲學的‘憤怒’和耕耘，在大歷史、長時段、大尺度、大話境、大結構、大格局、大視野下，重起了類同終極追問，終極關懷，信仰反思，靈魂拷問等等傳統哲學和倫理的宏大敘事。而《尤利西斯》，《追憶似水年華》，《荒原》等的那種小資情調的意識流文藝，散漫無主，漫無邊際，絕對自我的‘小主人’情緒與循環，僅僅被保留在了一個無足輕重的金錢流通，權色交易的市場里流行和蔓延。

　　世界，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盲目性的一股腦的絕對性的，而實際上是充當炮灰的所謂愛國主義的人類大屠殺，戰爭機器人和無腦政治與軍事，經過29-33年的自由競爭的輕歌曼舞的資本主義災難遍野而急速轉向集（極）權主義、第三帝國、法西斯主義的陰云密布，最終走向了全球的正義戰勝野蠻的反法西斯的人類偉大統一戰線及其輝煌勝利。當其乘著美國化、美元化、西方式的現代化，同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集團協作和中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型文明的歷史性博弈后，在所謂黃金時代，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化大肆攻城掠地的主流意識和合成謬誤下，在冷戰迅速被蘇聯解體，蘇東波敗局，中國歷史性大轉型后，仿佛終于出現了所謂的‘西方的勝出’，尼克松的不戰而勝，福山的歷史終結，全世界的里根-撒切爾主義的風靡世界。

　　從‘窯洞對’，中國主流話語和平民意識，把歷史周期率當作一種社會集體表象來加以規范和定位，黃炎培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和毛澤東的人民當家作主——找到了一種新中國的歷史破解歷史魔咒的根本方式。于是，毛主席的一系列的命題破解——兩個務必，‘進京趕考’，‘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向自然科學進軍’，‘價值法則是個大學校’，‘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階級也需要改造’，‘要斗私批修’，直至周恩來抱病同毛主席長沙會談，回京后原原本本地傳達的理論指示。

　　這其中的當代最大的主線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中的根本就是黨的基本路線。其政治哲學、歷史哲學、社會科學、經濟哲學、文化哲學的根本是社會主義社會在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之后，亦即戰爭與革命的大動蕩之后，在無產階級政權和社會建構已經在一國獲得勝利后，還存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成果是一勞永逸的嗎？在其社會性質，在社會基礎、經濟基礎、文化基礎上，隨著和平演變和一切社會歷史進步（主要是技術上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政黨乃至人民會遭遇到什么樣的嚴峻考驗？社會-經濟-文化基礎如果延承甚至擴大了舊社會的基本走勢，如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所操縱和冀望的那樣，如像蘇聯沿著特權階層的特權階級路線，抱定技術與干部決定一切理路，任憑物質刺激和完全的經濟謀利調節，出現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在內外交困情況之下，走向社會主義的反面，被人民所唾棄，在世界上淪為國際資本主義的附庸，對此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戰士究竟該怎么辦？？？？

　　毛主席和他締造的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人民共和國一路篳路藍縷，完成了一個又一個萬里長征，其包含了從物質和地理意義上的長征到文化、心靈和人類精神領域里的偉大長征。在如此恢弘成就和如日中天的中國和世界威望之下，他不惜讓自己粉身碎骨，不惜粉碎自己一世英名，不惜忍受著昔日的老戰友們的一時的不理解、不愉快，甚至一時出現敵對情緒，把革命的主動權，改造權、創造權、監督權，完全交給人民大眾，實現了人類史上空前絕后的人民大民主——這就是從人類文明史上看，絕無僅有的軍事民主、科技民主，發展到了國家主權規制下或憲政之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架構下的人民大民主，那種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同工農兵基層直接產生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奇妙耦合。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大變更，早已超過了人民自己的大科學家、學問家，如李四光，1969年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歷史進步和劇烈變更。李四光、錢學森等一大批科學家，早已肩負著高科技國家戰線的直接性的根本性的業務性的，甚至于組織與人事關系上的直接國家部門領導任務。

　　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等諸多官僚軍事政治乃至文化精英集團的干擾，更由于其畢竟是同五千年以降的人類文明史的大決裂，而必然存在的經驗上乃至所有層面上的不足而沒有獲得成功。但對于這一偉大的歷史悲劇卻決然不能稱之為大失敗。其比之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可謂創意多多，更對比今日的俄羅斯之現況，作為一次反修防修的全國大預演、總動員，功德無量——其不但使得全中國得到絕好的政治免疫和文化心理上的消毒，更創造了一系列新的偉大范式：陳永貴、吳桂賢、孫健、呂玉蘭、倪志福、尉鳳英等工農干部走上黨和國家領導崗位，成為古今中外的政治佳話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標桿。

　　民主、科學、自由、人權、主權、產權、極（集）權、知識產權等等這一切依舊是西方話語權的主流標配。而民主這桿大旗和民主的價值，有時掩映在自由這桿大旗和價值之下，但其在國際政治之下，更成為西方身份認同和西方文明的根本性標準。其所謂的反對一黨專制，多黨自由競爭，普選制式，代議政治，三權（五權）分治，總統或內閣制度，立憲共和制共和等等，加上言論自由，私有制和私有產權，自由價格和影子價格調節的市場經濟，游說利益集團，或者多元利益集團與社會，構成了其政治哲學與政治運作的基本界定。

　　而對于這種西方模式的無論是現實評估還是長治久安之方略考量，真正的大哲學家們的對此認知卻是不同的。例如哈貝馬斯同羅爾斯的社會政治哲學主張就大為不同，羅爾斯的最大最小原則，照顧弱勢群體的公平指向的正義論，和重疊共識的政治自由主義，同當下的供給學派、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主張，就更是大相徑庭。

　　并非僅有羅爾斯關注西方文明的長治久安問題。經濟學家，馬里蘭大學教授奧爾森的《國家興衰探源》同樣也是要解釋和解決國家不同類型的國際博弈，并因由其中的創新與分立集團等政治經濟行為，而引發出來的國家興衰問題。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肯尼思的《大國興衰》，同樣也是試圖從近代史和現代世界較力中，找出大國起伏波動的原因和對策來的。而斯賓格勒卻是從文化生態學角度，從社會共同體的從文化的生機勃勃，到文明的固化保守的角度和線索上，來描述世界歷史和文明分布格局變勢或者時空分布演進的。

　　那么，毛主席的思索、探究和偉大實踐，體現出來的是什么樣的根本規定的？第一毛主席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以降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發展的歷史觀、社會觀和人類觀。他不從什么抽象的泛泛的一般性的形式與邏輯化約與固定的民主之概念和范疇出發，而是從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從無產階級和勞動大眾的社會歷史使命和世界新時代出發。這種民主，無論從形式到內容，從人數到權力，從任何一個角度和意義上，都理所當然地被認定為大民主和真民主。

　　第二這個大民主就是毛主席定義和命名為的人民民主。這個人民民主的內涵與外延是隨著各國的革命、戰爭、建設與發展的歷史時空而不斷變化著的。當然其人民革命統一戰線則始終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數，并且是隨著歷史發展而發展著的，其隊伍會越來越龐大，且內容與形式會日益豐富多彩，而其政治管理同社會自治形式，應當是極為豐富多樣化的，并不斷在歷史進程中日益演進和不斷升級發展著的。

　　第三人民民主比之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要更為準確和寬泛。但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和工農兵學商的大聯盟是其根本基石。人民民主的最本質的指向和規定是就是要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的實在內涵包括法律的、行政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上的真實對應，指的是（1）人民大眾的直接管理和領導國家的權利。人民大眾的代表人物出任黨和國家領導人是其顯性標志之一，但并不限于此。人民大眾的發言權、監督權、罷免權，同人民大眾的直接聽政權，重大經濟社會改革與決策變動的知情權、建議權、參與權同樣重要；（2）人民大眾的生產權、勞動權、經營權、教育權、就業權、創業權，更是直接體現其當家作主的根本權利。如果一個社會和國家，其主要的就業方式是雇傭制——勞動力重新墮落成同物一樣的隨行就市的商品，那么其不但是直接地從根本上剝奪了人民大眾的最大的經濟上的物質利益上的當家做主權，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產權神圣不可侵犯，人民大眾一切其他的權力必定很快統統喪失殆盡；（3）人民大眾的充分休息權、娛樂權，基本幸福享有權、動態的歷史上的審美權，動態的歷史的自由發展權更是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核心利益所在。

　　毛主席的理論指示和他的黨的基本路線，以及他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著作，和在文革中的一系列講話，為這個領域指明了方向。毛周朱鐵三角和經過歷史反復后的絕大多數的老干部，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斗士，他們所領導和培育的中國紅色人民大眾派，成為中國和世界的中流砥柱。正是這一最偉大的社會群體與力量的最偉大斗爭及其他們無保留的奮勇犧牲與奉獻，成就了遠遠超出人類史上的諸如西方基督教殉道者們在內的一切逆轉歷史，改變進程的豐功偉績和偉大造化。

　　歷史周期律，大國、大家族、大組織和企業集團興衰起伏的周期率，是個永恒的大課題，人類對此的探索可謂永遠在前進的道路之上。最可寶貴的是，我們有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這些最偉大的范例，他們的著作、建構和示范作用，將永遠激勵著后人前行。中國的毛派，紅色大潮派，尤其是其中前赴后繼的領袖、英雄們，戰士和勇士們，旗手和號手們，已經創造了歷史，為世界和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豐富的偉大經驗和歷史遺產。

　　二、民主主義、愛國主義、國際主義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陳伯達最早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毛澤東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后來，中央黨校前任副校長李俊茹，從崗位上退下來后，就此寫了一篇文章。對鼓吹過不問姓資姓社的李先生說來，把毛主席頌揚為民族英雄，好像給了老人家應有的地位。這在非毛化的惡劣的政治環境中，仿佛是主流話語系中的刀筆吏的一種開恩和善意表態，但中國老百姓對這等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文字游戲，壓根兒就不大以為然。

　　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良知，從來是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他們沒有像歷史上，經過幾千年之后，才為秦始皇平反昭雪，他們不允許一些輕佻的文人，像對待劉邦及其后來的文景之治那樣，隨意貶損高祖，當然中國的老百姓，更是在近現代最為科學嚴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觀、人民觀和哲學觀下，科學公正地評價他們心中的圣人、偉人的。他們始終把毛澤東當作中國人民的大救星，中國革命與人民的偉大領袖，世界人民和人類的偉大導師。

　　然而歷史的可悲與荒唐是，在歷史風云伊始，對所謂的‘毛澤東不懂經濟’，‘有帝王意識’，‘凌駕于黨中央之上’，‘整日沉浸在線裝書的故紙堆里’，‘熱衷于整人、權斗’，‘以階級斗爭為綱’，‘耽誤了二十年’，‘錯批了一個人，多生了三個億’，‘晚年驕傲了，不謹慎’，等等等等的臟水、丑化和侮辱化，和鋪天蓋地的巫毒化，老百姓麻木過，輕信過，迷茫過，動搖過。相應地也就自然出現過野雞變鳳凰，侏儒成偉人這等歷史無助和如此低級的生活鬧劇與丑劇。但這個時期短的異常驚人，多則十五六年，少則不足十年，很快就煙消云散了。一九九三年毛主席誕辰一百周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大的分水嶺。毛澤東熱從此以排山倒海之勢出現，此后再也勢不可擋。

　　關于毛主席的一切，表面上始終是從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這種貌似揭秘開始，似乎是那種對紅墻內的神秘的憧憬和期許，是對其之前的政治風波的一種人民吶喊和抗爭，是一種懷舊、記奠和溯往，但其根本卻是人民的真正理想主義的大省思，是從近乎天翻地覆的主人公（翁）地位，到無足輕重，甚至弱勢群體之下的歷史自覺和思辨，更從逐步加深的巨大的社會階層乃至階級的反差的可怕現實中得到活生生的歷史教育后的超級自覺。

　　而歷史的荒誕與可笑就在于，恰恰不是在所謂的動亂和個人崇拜的狂潮和毛主席如日中天的時期，人民知道了他的長子為國捐軀，他的個人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如其生活開支的筆幣賬本），他的如此贏得舉世關注的個人魅力和世界人民的敬仰的一切內幕，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他逝世后的幾十年才呈現在世人面前，人民才真正地走近和進了毛澤東（內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知道了他一切的一切——知道了他和楊開慧那凄美動人之共生死的愛情，他同賀子珍永遠是“他人第一”的革命情侶關系，他的毛氏三兄弟的天才創造、卓越經營和人格偉岸，他同十大元帥，十大將，同人民子弟兵，同全國人民的心心相印和血肉相連。

　　毛主席是位偉大的民族主義者、愛國主義者，是古今中外空前的民族英雄，這自不在話下，以毛澤東那樣的天縱英才，率性而為的情志，他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立場和情懷是自然而然的。這無需多慮。但問題要害卻是，從封閉社會與開放社會角度看，從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到國際主義、共產主義，從國家主義到大同之世，這樣似乎對立的價值取向和戰略定位會是如何？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老蔣父子都應算是民族主義者。斯大林盡管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貢獻不小，但從其對大俄羅斯領土、蘇聯利益態度上看，甚至從其大國沙文主義傾向角度看，他無疑是位有著狹隘民族主義瑕疵的歷史人物。他未能做到象列寧那樣，對新老沙皇的領土擴張，給予一個國際主義的人物應有的承諾和處理。

　　西方文明中，類似像柏格森、尼布爾，當然，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世界主義者，全人類的無階級之存在論者的，但近現代整個歷史，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文明主導的現代化是一個以主權國家為基調，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歷史語境的，而且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與文化建構中，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不但是相互兼容的，而且是相互支撐的。從資本的原始積累，到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的產業崛起，再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越遷，以致演進到經濟全球化，這一路的資本擴張，同種族、國家的強權政治，被整體上塑造成了人類文明的自然與合理的演進脈絡和歷史自覺。

　　這樣的一種國際流行范式與話語，對中國而言，還有著更重要的額外激發與刺激：

　　第一中國自秦漢以降，面對北方匈奴所謂華夷之辨問題，早已形成了所謂的‘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更有所謂的‘同姓同德，同德同志，同志同心’等的傳統觀念作祟。儒家孔夫子雖然以文化作為中華夷狄分野之標準，但自我優越的歷史地位，在朝貢體系之下，是明明白白和經常外向性的。即令是乾隆系滿清入關后裔，其先祖和本人一旦登上皇位，代表著華夏的傲視全球的盡頭，也就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從正反兩個方面能夠真正地平衡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當實屬不易。但毛主席對亞非拉和整個世界人民革命的支持，在平衡新中國有限的能力（尤其是財力和技術或者說家底）與盡最大可能地支援世界人民革命與建設，可謂達到了完美無缺的地步。

　　第二中國在近代，主要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這109年的歲月里，飽受了世界上一切歐美列強和亞洲帝國主義日本的凌辱和侵略，付出了慘重高昂的代價，不要說一般性的復仇情結，就是公正無私地獲得應有的賠償，也是人之常情，天經地義和理所當然的。而毛主席卻能擺脫這種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對日在隨從蔣介石政權之后同樣地放棄了戰爭所賠，更對像國際‘喪家犬’一般的西哈努克親王施以援手，收到了令國際友人為之動容的中國輸出大國尊嚴，為中國的大國復興，在亞洲在世界的崇高地位奠定了無比雄厚的基礎。

　　第三中國古代的燦爛輝煌，恰恰成為了近代錯過世界與時代巨變機遇和新潮領航的某種歷史負擔，更成為西方列強一貫覬覦和欲罷不能獨吞而不得不聯合蠶食的最大財富堆積。西方以新大陸或美洲作為他們的所謂‘無主之地’的褫奪對象，在獲得了美洲金銀之世界貨幣，非洲奴隸這一補充的類同機器或‘動物’的人力資源兩大歐美白人族群與文化圈以外的通貨-人力之外，又把中國、印度作為其財富掠奪目的地：對印度來說，在獨立之前，起碼還有5.5萬公里的鐵路已建成，算有些工業化的基礎設施，而在中國，則僅有2萬多公里的鐵路，但運營的僅有1萬多公里，現代工業幾乎為零（毛澤東估計行10%左右）。在自身被剝奪殆盡，不但被榨干，而且相對弱化的基礎設施和工業產業能力，又不存在西方列強歷經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同時面對最大的后發劣勢，即帝國主義先發國家的封鎖、圍堵、絞殺和一切阻撓，面對如此的自我困境和惡劣的國際環境，毛主席毅然選擇盡最大可能地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抗美援柬等一系列的國際援助和歷史進程中，把國際主義演繹到了難以企及的高度。

　　第四抗日戰爭八年，解放戰爭三年，抗美援朝兩年半近三年，接著抗法抗美援越，對印、對蘇自衛反擊作戰，對越西沙保衛戰，從戰亂不已，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到準戰爭、大冷戰，新中國的一窮二白之歷史起點，又被惡劣的國際資本圍堵環境所大大惡化，自己白手起家卻依然高舉國際主義旗幟。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高度完美的結合，實乃古往今來政治大家中之僅見。

　　第五毛澤東面對世界歷史風云，國際大格局中的制度文化選項，高度靈活和堅定不移地首先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大戰略，并是在‘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對舊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一概推倒重來，不予承認，如此一來，一方面直接把國家主權，尤其是我國海關、貨幣、匯率和財富的一切經濟主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另一方面直接把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制度、社會、文明高舉為旗幟、準繩和榜樣，旗幟鮮明地加入到大同制式的社會主義陣營中來，從而在兩大陣營，尤在后來演化成的美蘇爭霸的態勢中，贏得蘇聯和東歐的大規模的資金、技術、人員的大力外援，包括156項目的整產業集成式的引進和建設，包括三億美元的1%的超低息貸款，歷經抗美援朝一役，借助蘇聯的幫助人民空軍從無到有，一越成擁有三千多架飛機的世界第三的空軍強國。

　　而經過1964前后，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主義，特別是蘇聯陳兵百萬于我國北方，形成社會帝國主義的直接軍事威脅后，中蘇公開決裂，毛主席又抓住歷史機遇，以小球推動大球的天才外交，一舉打開了中美大門，中西大門，奠定了中國當今大國雄起之勢。

　　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經由中間地帶，一條線和兩個中間地帶而最終形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推向時代高峰，反霸權和中國永遠不稱霸的宣稱，成為中國外交和國際社會公理體系最奪目的光輝旗幟，在世人面前，確立起了國際社會的道義制高點。不脫離最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些窮朋友、窮兄弟，平等互利，互相支援與扶持，在反對強權政治、霸權主義中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經貿、技術、人員、物資和文化上，各取所長，互通有無，平等互利，共同成長、進步、發展和壯大，從而為中國、中國人民贏得尊嚴和和平發展的紅利，也與此同時把北京模式打造成中國最大的國家品牌，和商貿往來的前提與實質互惠的通道與可能。

　　同歐美列強的先是殖民掠奪，后是市場占優下的歧視和施舍相比，毛澤東的世界經貿與國際經濟大略，猶如其軍事辯證法一樣，堪稱完美、經典。

　　當時至今日，我們通過加拿大的暢銷書作家的《休克主義》，美國暢銷書作家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國暢銷書作家楊斌的《威脅中國的隱蔽的經濟戰》和宋鴻兵的四卷本的《貨幣戰爭》以及一切二十世紀史，當代史著作，回溯巴西經濟奇跡，阿根廷曾經歷史輝煌，智利的曇花一現，看從‘日本挑戰’到日本沖擊到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觀韓日、臺灣等所謂的亞洲或東亞奇跡的昨日與今生，就會對老人家的戰略布局和絕頂智慧欽佩不已，盛贊有加，由衷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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