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張國燾要的是軍權，你讓他當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

　　坐上了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寧可交出總政委，不能交出總書記。”

　　話說1935年6月24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一起到達懋功縣以北的兩河口。

　　中央紅軍總政治部為了歡迎從茂縣來的張國燾和舉行兩大紅軍主力會師大會，在距離兩河口鎮3里外通向虹橋山方向的撫邊村一小塊平地上，布置一個會場，搭起了演講臺，路兩邊都插上了旗幟和標語。

　　6月25日下午，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劉伯承等中央和紅1方面軍四五十位領導人，冒著大雨歡迎張國燾。

　　下午5時左右，張國燾和秘書長黃超騎馬在30多名騎兵衛隊的護送下，飛馳而來。毛澤東身邊的人不知是哪一位稱贊張國燾的馬隊，毛澤東笑著對身邊的人說：

　　“不要羨慕那些馬。”

　　毛澤東和朱德急忙迎上前去，張國燾卻騎在馬上在原地等著，連半步都不肯往前走。他見毛澤東到了跟前，這才下馬和毛澤東握手擁抱。這是二人在分別8年后的親切擁抱，而此時的兩個人已非8年前的書生模樣了。毛澤東顯得瘦削、憔悴，眼含血絲，面帶煙容，穿的軍衣既不合體，又皺皺巴巴的；而張國燾身體肥胖，臉色紅潤，衣著也十分合體整潔。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人的穿著也都和毛澤東差不多。張國燾和大家一一握手擁抱。

　　朱德站在預先布置好的一張桌子旁，向張國燾和紅4方面軍致歡迎詞。張國燾也致辭答謝。歡迎儀式結束后，眾人一同向兩河口鎮走去。

　　晚上，毛澤東等人在喇嘛廟里舉行了宴會。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劉伯承等人陪同張國燾坐在主桌，另外還有4桌，住在兩河口的各方面負責人都到了。毛澤東舉起酒杯，說：

　　“1、4方面軍經過許多艱難曲折，今天終于走到一起來了！現在我提議，為兩個方面軍的團結勝利，為張國燾同志的到來，干杯！”

　　張國燾也舉起酒杯說：

　　“感謝中央同志對4方面軍的一片熱忱，向百戰百勝的1方面軍老大哥學習致敬！我提議，為了紅色蘇維埃運動的勝利，干杯！”

　　毛澤東聽著張國燾那刺耳的祝酒詞，微微一笑，指著一盤炒辣椒招呼大家，說：

　　“想不到這里還有這種好東西，清心瀉火，生津解渴，請用，請用。”

　　博古搖著頭，笑一笑，說：

　　“不敢受用。”

　　毛澤東笑著說：

　　“辣椒還能攻毒，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

　　張國燾不能吃辣椒，他還以為毛澤東的話是影射他的，剛想張口反譏，沒想到博古接著毛澤東話頭說：

　　“你們湖南的那個曾國藩，也是個吃辣椒的吧？他也是革命的嗎？”

　　毛澤東笑呵呵地說：

　　“我們的博古同志認真起來了。不過，曾文公是個有才的反革命。”

　　張國燾見毛澤東不但沒有和他進行任何嚴肅的談話，而且連聽他介紹紅4方面軍情況的興趣也沒有，心中有些不快。其實毛澤東早已通過李先念摸清了他的家底，也看透了他的心思，這才故意說出一些閑談碎語助興，這反倒使張國燾有些煩躁不安了。

　　晚飯后，朱德陪同張國燾到了為他安排的住處。朱德是個實在人，在閑談中無意之間把紅1方面軍的家底抖了出來：中央紅軍突圍8個月以來，從8.6萬人銳減到不到2萬人，林彪的紅1軍團人數最多，約為3500人，彭德懷的紅3軍團約3000人，董振堂的紅5軍團不到2000人，而羅炳輝的紅9軍團只剩下幾百人。所有的重炮都丟了，機槍所剩無幾，幾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槍平均只有三五顆子彈。而此時的紅4方面軍除了擁有8萬人的作戰部隊外，還有2萬名政府工作人員，共計10萬人。二者的比例是1：5，且紅1方面軍衣衫襤褸、疲勞過甚，軍容軍紀都和紅4方面軍相差甚遠。張國燾聽了朱德的話，知道1方面軍的情況與自己預料的差不多，便暗暗得意。他本來就不相信遵義會議后的黨中央還能夠實行正確領導，更何況現在自己是人多槍多，兵強馬壯，資格又老，正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更不把毛澤東等人放在眼里了。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博古、朱德、王稼祥、劉少奇、凱豐、林伯渠、李富春、劉伯承、彭德懷、林彪、聶榮臻等參加了會議。劉英作了會議記錄。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作報告，分析了紅1、紅4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他又說，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區不宜建立根據地，“我們如陷在懋功、松潘、理番，就沒有前途。”向大西北，向東、向南進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戰略方針，應該是從地域便于機動和群眾條件、經濟條件都比較好的北方發展，在岷山山脈以北地區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紅軍目前應該迅速前進，攻打在松潘的胡宗南，首先占領甘南。

　　張國燾在發言中主張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壩，一部向西康發展，紅1、紅4方面軍就地向北稍微擴張一些。他反對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發展。他 的理由是川陜甘南有雪山草地，氣候嚴寒，行動不利，部隊長途行軍，減員必大；北面有胡宗南20余團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腳。他主張依托懋功地區，避開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邊發展。他說：

　　“那里有著廣大的弱小民族藏族，有著優越的地勢，我們具有創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條件。”

　　毛澤東在發言中表示同意周恩來的報告。他還說：

　　“1、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陜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4方面軍同志作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1、4方面軍會合后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2、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御，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占領甘東南，迅速向北發展，建立根據地。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有它的好處，把蘇維埃運動放在更加鞏固的基礎上。3、我們必須高度機動，這就是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機奪人。4、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與我們打野戰，我們有20個團以上，是夠的。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這地區條件太壞，后退不利，應力爭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區，經松潘到決定地區去。5、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的問題。”

　　會議經過3天的討論，與會者都表示贊成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張國燾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贊成。會議委托張聞天起草一個決議。

　　6月28日，會議正式通過了張聞天以中央政治局名義起草的《關于1、4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中說：

　　“1、在1、4方面軍會合后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2、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3、必須派出一個支隊向洮河、夏河活動，控制這一地帶，使我們能夠背靠于甘、青、新、寧4省的廣大地區，有力地向東發展。4、大、小金川流域在軍事、政治、經濟條件上，均不利于活動與發展，但必須留下部分力量發展游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陜甘蘇區之一部。5、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斗爭中的主要危險。”

　　張國燾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承認：兩河口會議上“大多數表示支持毛的主張”。

　　兩河口會議結束后，各軍團政治部把這一決議一直傳達到團一級，但要求絕對保守戰役部署的秘密。

　　6月29日，中共中央委派李富春、林伯渠、劉伯承、李維漢組成中央慰問團，到4方面軍駐地理縣雜谷腦進行慰問，并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

　　張聞天召集毛澤東、周恩來、博古舉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為盡快解決紅1、紅4方面軍會合后的集中領導和統一指揮問題，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增補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

　　常委會還聽取了博古關于華北事變情況的報告。毛澤東發言說：

　　“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我們黨對時局應有表示，發表文件，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這是最能動員群眾的。”

　　常委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或通電。

　　這一天，中革軍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名義，頒布了由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擬訂的《松潘戰役計劃》。計劃規定，兩個方面軍分為左、中、右路軍和岷江支隊，分別由黑水、蘆花、懋功、卓克基和岷江東岸之平夷堡向北開進。

　　晚上，張國燾在其住處請彭德懷和聶榮臻吃飯。張國燾說，中央紅軍很疲勞，減員很大，他已決定撥兩個團給紅1、紅3軍團。

　　聶榮臻在南昌起義時就認識張國燾，對他印象不好。從張國燾住處出來，他問彭德懷：

　　“他為什么請我們倆人吃飯？”

　　彭德懷沒有正面回答，笑著說：

　　“撥兵給你，你還不要？”

　　6月30日，張國燾回到雜谷腦紅4方面軍總部，立即對兩河口會議決定采取了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的態度。他策動一些人給中共中央寫信伸手要權。又以“統一指揮”及“組織問題”沒有解決為借口，拖延執行中革軍委發布的《松潘戰役計劃》。

　　中央紅軍為了執行《松潘戰役計劃》，繼續北進，在7月初翻過了第2座大雪山——夢筆山，抵達卓克基。

　　周恩來帶病爬雪山。他患的是肝膿瘍，連日發高燒，不能進食。毛澤東對他的病情極為關心，天天看望，親自派人為周恩來找醫生治療，千方百計想使周恩來早日恢復健康。

　　1935年7月6日，何應欽在蔣介石授意下，正式復函給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梅津美治郎提出的備忘錄中“所提各事均承諾之”。何應欽和梅津美治郎二人之間往來的備忘錄和復函就是臭名昭著的賣國協定——《何梅協定》。

　　《何梅協定》主要內容是取消國民黨在河北及平津的黨部；撤退駐河北的東北軍、中央軍和憲兵第3團；撤換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及平津兩市市長；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等等。這個協定實際上放棄了華北主權，為兩年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更大的隱患。

　　7月6日這一天，張國燾向來到雜谷腦的中央慰問團李富春等人提出解決組織問題，要求統一軍事指揮，充實總司令部，軍委設常委以解決戰略問題，徐向前、陳昌浩參加總司令部工作，以徐向前為副總司令，陳昌浩為總政治委員。李富春感覺問題嚴重，立即向中央報告。

　　7月9日，川陜省委在張國燾授意下，致電中共中央，提出改組總司令部和中革軍委的要求，還提出了具體的人員名單，點名要張國燾擔任中革軍委主席。

　　7月10日，中央紅軍到達黑水地區的蘆花。

　　這一天，張國燾又迫不及待地致電中共中央說：“宜速決統一組織的指揮問題。”毛澤東當即執筆，以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的名義聯名致電張國燾說：

　　“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

　　毛澤東還在電文中要求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迅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7月16日、18日，陳昌浩接連兩次致電中共中央說：

　　“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仍請國燾任軍委主席，朱總任總前敵指揮，周副主席兼參謀長。中央政治局決定大方針后，給軍委獨斷專行的權力。”

　　7月18日，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來到了蘆花。毛澤東到張國燾住處，勸張國燾說：

　　“部隊不宜在藏區久留，希望4方面軍及早行動，攻打松潘，打開北上通道。”

　　張國燾說：

　　“松潘不是不能打，但總不能讓4方面軍的同志們憋著一肚子氣去打吧？4方面軍10萬人，在組織上卻沒有他們的代表。向前怎么不可以當副總司令？昌浩怎么不能當總政委？還有一些同志可以到中央工作么！只要心開氣順，打松潘還不容易嘛，何勞你們跑這么遠的路？”

　　毛澤東聽他這么說，知道不作讓步就打不了松潘，打不了松潘就難以北進，建立川陜甘的計劃就要落空。對張國燾這樣的人，再說什么也沒有用處了。于是，毛澤東立即去找張聞天商議，他說：

　　“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個相當的職位，1、4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他是要當軍委主席，但這個職務現在由朱德同志擔任，他沒法取代。可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

　　張聞天說：

　　“那就把我這個總負責讓他當好了。”

　　毛澤東斷然說道：

　　“不行！張國燾要的是軍權，你讓他當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了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寧可交出總政委，不能交出總書記。還是讓他當總政委吧。”

　　毛澤東找到在病中的周恩來商議，周恩來表示同意。

　　7月18日這一天，中共中央立即在蘆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組織問題。張國燾提出要提拔新干部，增補一批人“可到軍委”。毛澤東說：

　　“提拔干部是必要的，但不需要這么多人集中到軍委，下面還需要人嘛。”

　　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經過討論，決定讓周恩來辭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職務，調中共中央常委工作；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對中革軍委總部負責，在張國燾未熟悉情況以前，由周恩來暫時幫助；中革軍委常委由4人增至5人，增補陳昌浩為中革軍委常委；博古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中革軍委當天即發出通知說：

　　“1、4方面軍會合后，一切軍事行動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仍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同志兼總司令，并任張國燾同志為總政治委員。”

　　歷史學家們曾經評論說：毛澤東不叫張聞天讓出中共中央總負責職務，當時所有人包括張國燾在內，都沒有明白過來。試想，如果真的讓掉了中共中央總負責，張國燾以總負責的名義召集中共中央會議，那么，以他為首的黨中央就是合法的了，他就可以為所欲為了。而讓他一個總政治委員，雖然可以興風作浪，但卻翻不了船。這就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

　　7月21日，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聯名簽發中革軍委《關于1、4方面軍組織番號及干部任免的決定》。決定組織前敵總指揮部，由徐向前兼任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委，葉劍英兼任參謀長，楊尚昆兼任政治部主任。決定規定：“前方一切作戰部隊，統歸其統帥指揮，并即以4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

　　決定宣布：將紅1方面軍的軍團改稱軍：紅1軍團改稱紅1軍，軍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紅3軍團改稱紅3軍，軍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參謀長蕭勁光；紅5軍團改稱紅5軍，軍長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代參謀長曹里懷；紅9軍團改稱32軍，軍長羅炳輝，政委何長工，參謀長郭天民。

　　紅4方面軍的第4、9、30、31、33軍番號不變，從原紅1軍團抽調張宗遜、陳伯鈞、李天佑、李聚奎分別到第4、9、30、31軍任參謀長。這樣，5個軍的任命是：紅4軍軍長許仕有（后改名許世友），政委王建安，參謀長張宗遜；紅9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鈞；紅30軍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李天佑；紅31軍軍長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參謀長李聚奎；紅33軍軍長羅南輝，政委張廣才，參謀長李榮。

　　經徐向前提議，從紅4方面軍中抽出3個建制團3800人，補充到紅1方面軍中。

　　后來楊尚昆到前敵總指揮部任政治部主任，其主要任務是利用與陳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關系，盡可能做好張國燾的工作。這樣紅3軍政委就由李富春接任了。在楊尚昆赴任時，毛澤東交代他說：

　　“同張國燾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但要像吃‘牛皮糖’一樣，要有韌性，不要像玻璃，一碰就碎。”

　　正像毛澤東預料的那樣，張國燾果然厲害。他當上總政委后，為了達到獨斷專行的目的，立即設法控制紅1方面軍的部隊，收繳了原各軍團之間互通電報的密碼本以及原各軍團與中革軍委通報的密碼本。

　　彭德懷曾回憶說：“我完成任務后，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1、3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的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后，只能與前敵指揮部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1軍團也隔絕了。”

　　7月底，毛澤東率部來到毛兒蓋地區。這一地區的居民主要是藏族，毛澤東住在一家藏民的家里。這是一棟兩層的木制房子，一層喂養牲畜，二層住人。

　　此時，由于張國燾的拖延，已經失去了進取松潘的有利時機。胡宗南主力已經集結于松潘地區，薛岳部由雅安進抵文縣、平武，向胡宗南靠攏；川軍進占了懋功、綏靖、北川、茂縣、威州及岷江東岸地區。他們企圖圍殲紅軍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區。

　　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如果仍然堅持原計劃由松潘北上，有可能陷入國民黨軍重圍。于是，毛澤東等人舉行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放棄松潘戰役計劃，改取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1935年8月3日，中革軍委根據這一決定，制定了《夏洮戰役計劃》，計劃規定：

　　“攻取陳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向東壓迫敵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軍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

　　夏洮戰役計劃確定后，張國燾又節外生枝，要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8月4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喇嘛寺里召開政治局會議。

　　沙窩喇嘛寺附近是紅4方面軍第11師的駐地，周圍戒備森嚴，氣氛十分緊張。陳昌浩和紅4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在會前拿了一個名單來找毛澤東和張聞天，上面寫著哪些人進中央委員會，哪些人進政治局。他們還說：這是張國燾提的名單。毛澤東知道張國燾的目的是要向中共中央要黨權，他笑著對張國燾說：

　　“你這是開的督軍會議。”

　　張聞天在會議上首先作了《關于1、4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接下來，與會者開始討論。張國燾在發言中吹噓自己如何如何的正確，對中共中央和紅1方面軍提出了種種指責，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的錯誤，要求紅1方面軍領導檢查缺點錯誤。他說：

　　“我很惋惜我們沒有在兩河口初次會面時，就痛痛快快把問題談清楚，因而釀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閡，甚至產生了一些不應有的言論。譬如有人說：張國燾是軍閥，要憑借軍事實力要挾中央；也有人肯定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非打擊不可；或者說：張國燾自視資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員，要在糾正中央錯誤的名義下，摧毀整個中央；也有人引經據典地說：西北聯邦政府反叛蘇維埃，總政治委員的職務完全抹殺軍委會主席和整個中央的職權等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繪得不成樣子。”

　　張國燾還說：

　　“中央的政治路線可能是錯了，也可能是共產國際錯了，也可能是我們執行錯了。”“我們也許不宜貿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但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毛澤東從張國燾的發言中，清醒地看到了本來就是“左”傾錯誤路線的推行者的張國燾如今搖身一變，要清算錯誤路線了。張國燾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否定遵義會議決議，改組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的領導。如果此時要真的清算政治路線的錯誤，勢必會落入張國燾的圈套。所以，他在張國燾發言之后，也作了長篇發言，全面駁斥了張國燾的觀點。他同在遵義會議上的態度一樣，仍然不主張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因為軍事問題具有最緊迫的意義。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的錯誤，待時機成熟時再予以解決。

　　張國燾在政治局里畢竟是少數派，他一個人正應了“獨木不成林”這句老話，沒有人會支持他的意見。所以，除了毛澤東之外，其他與會者針對張國燾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的觀點，紛紛重申遵義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結論，即中央的政治總路線是正確的，沒有粉碎國民黨軍第5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上的錯誤。而軍事路線的錯誤經過遵義會議，已經得到了糾正。

　　8月5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1、4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駁斥了張國燾悲觀主義的形勢估計，指出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更進一步侵略中國，白區群眾的革命斗爭繼續前進，許多老根據地仍在堅持斗爭，“尤其是1、4方面軍兩大主力在川西北的會合，造成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在西北發展極大勝利的前途。一切這些，證明中國革命形勢的依然存在，證明蘇維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繼續發展著”。

　　決議再次否定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主義，重申了兩河口會議關于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戰略方針的正確性。決議中說：“創造川陜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1、4方面軍前面的歷史任務。”“紅軍基本的嚴重的責任，就是在川陜甘及廣大西北地區創造出這樣一個根據地。”

　　針對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決議中明確寫道：

　　“必須在1、4方面軍中，更進一步地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一切有意無意的破壞1、4方面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于紅軍有害對于敵人有利的。”

　　決議最后寫道：

　　“必須在部隊中堅決反對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這種動搖是由于對于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夸大敵人的力量，看不到敵人內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時對于自己力量估計不足所產生的。”這種動搖具體表現在：“對于黨中央所決定的戰略方針表現懷疑”，“企圖遠離敵人避免戰斗”，“對創造新根據地沒有信心”，“對于1、4方面軍的力量不信任”，“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明顯地在部隊中存在著，而且部分地生長著”，“是最大的危險。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是目前中心任務之一。”

　　決議中沒有點張國燾的名，目的是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是為了團結他一起北上。

　　張國燾一計不成，又生二計，出于宗派主義的考慮，他要求增加紅4方面軍9人進入政治局，以形成他在政治局里多數派的優勢。因為這時在川西北地區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總共也才只有10個人。

　　8月6日是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團結和爭取紅4方面軍的干部，在組織問題上作了讓步，同意在紅4方面軍工作的一些干部進中央，但不能進這么多。最后增補3人為中央委員，3人為中央候補委員，其中陳昌浩、周純全又增補為政治局委員。這樣，即使是召開中央委員會會議，毛澤東等人與張國燾等人的比例也仍然是9：7，就是召開政治局會議，張國燾也只有3個人。張國燾當然不會滿足，他說：

　　“在堅決提拔工農干部上，還可以多幾個人嘛。”

　　毛澤東說：

　　“4方面軍中有很好的干部，我們現在提6位同志，是很慎重的。照黨章規定，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委，現在是在特殊情況下，才這樣做的。其他干部不進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嘛。”

　　張國燾還不罷休，又說：

　　“本來我們的意見，要提出這幾個同志都到政治局的，這樣可以提拔工農干部，他們有實踐經驗，又可以學習領導工作。”

　　毛澤東說：

　　“國燾同志的意見是很好的，將來可以將這些好同志吸收到中央機關及其他部門。”

　　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恢復紅1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擔任紅1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因為陳昌浩、周純全不久就要隨中央一起行動，為了加強領導，另以陳昌浩任紅1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以周純全任副主任。

　　張國燾的陰謀沒有得逞，后來他曾罵毛澤東說：

　　“特殊的軍事第一主義者”，是“獨裁者”，“由于毛澤東等死守教條不稍讓步，會議終于無功而散”。

　　欲知張國燾還有什么花招？請看下一章便知。

　　東方翁曰：毛澤東智斗張國燾之時，他在共產黨內的情形已經是今非昔比了。本傳前邊已經說過，除了紅4軍“七大”特殊情況以外，陳獨秀剝奪毛澤東的表決權，瞿秋白等人免去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立三等人批評他，“欽差大臣”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罷免他的軍事領導職務，那些人都是居高臨下，他則是被動的。而如今在數年的斗爭之后，毛澤東已經被確立為中共中央軍事方面的領導核心了，是該他說了算了。況且他所面對的只是一個嗜血如命、殺人如麻的惡魔，一個徒具野心而缺乏謀略的一介匹夫！諸君試想，兩河口張國燾“單刀赴會”，雖然驕橫傲慢，企圖以強凌弱，但共產黨內的規矩，歷來是以少數服從多數，所以第一個回合，他就敗下陣了。張國燾還算聰明，就在沙窩會議上提出，要把他的人塞進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沒承想毛澤東棋高一著：讓你進可以，但絕不能讓你成為多數。這樣一來，張國燾的人在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里依然是少數，并無勝算。張國燾智不如人，就只好耍賴了，表面服從，不久就翻臉不認賬。這樣的人豈有不敗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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