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密電”自1980年代初以來，成為研究長征史中最具爭議的焦點之一。

1979年時任沈陽空軍副司令員呂黎平在《嚴峻的時刻》披露了“草地密電”內容： 

×日電悉。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周、張放棄毛爾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 

該電內容自1981年11月開始被某些學者質疑，從開始的質疑“武力解決”，再到質疑“監視”，最后發展為否認整個“密電”的存在。 

被否認存在的理由之一，沒找到這份電報。戰爭年代別說電報稿、會議記錄遺失，林伯渠連“官印”也遺失了，因此用“沒有找到”作為質疑理由，是經不起推敲的。 

被否認存在的理由之二，不會有“武力解決”的用語。1979年呂黎平在寫這篇文章時，對個別詞不確定，就參考了徐向前署名文章里的提法，后來他看到毛澤東在1971年的講話記錄，于是在1984年做出了更改：“則應開展黨內斗爭，徹底解決之。”因此這個質疑點可說是得到了解決。 

被否認存在的理由之三，根據宋侃夫說“十分機密”的電報里絕沒有“監視其行動”字樣，認為徐、陳如果有對中央采取了監視行動，不會是早上起床后才得知中央北上了。由于這個疑點，以及另幾個當事者的緘默，“草地密電”長期被否認派質疑存在。 

朱玉作為徐向前回憶錄的執筆人，也是否認派的代表，他的這種觀點同樣反映在徐向前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 

9月8日晚上，陳昌浩、徐向前在周恩來住地開會，22時中央以七人（恩來、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澤東、稼祥）的名義致電左路軍（朱、張、劉），從地形、經濟、民族、戰略退路等方面分析了南下的不利，希望左路軍立下決心，改道北迸。回憶錄寫道： 

九日，張國燾電復我們并轉中央，再次明確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電文如下：

（甲）時至今日，請你們平心估計敵力和位置，我軍減員、彈藥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舉破敵，或與敵作持久戰而擊破之；敵是否是續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兩師，每團不到千人，每師至多千五百戰斗員，內中病腳者占三分之二。再北進，右路經過繼續十天行軍，左路二十天，減員將在半數以上。

（丙）那時可能有下列情況：

1.向東突出蒙西封鎖線，是否將成無止境的運動戰，冬天下停留行軍，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穩腳跟？

3.若向東非停夏、洮不可，再無南返之機。背靠黃河，能不受阻礙否？上三項諸兄熟思明告。

4.川敵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戰為我特長。懋、丹、綏一帶地形少巖，不如通，南、巴地形險。南方糧不缺。弟親詳問二十五、九十三等師各級干部，均言之甚確。阿壩沿大金川河東岸到松崗，約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戶人家，每日都有房宿營。河西四大壩、卓木碉糧、房較多，綏、崇有六千戶日，包谷已熟。據可靠向導稱：丹巴、甘孜、道孚、天、蘆均優于洮、夏，邛、大更好。北進，則阿西以南彩病號均需拋棄；南打，盡能照顧。若不圖戰勝敵人，空言鄙棄少數民族區，亦甚無益。

5.現宜以一部向東北佯動，誘敵北進，我則乘勢南下。如此對二、六軍團為絕好配合。我看蔣與川敵間矛盾極多，南打又為真正進攻，決不會做甕中之鯊。

6.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弟忠誠為黨、為革命，自信不會胡說，如何？立候示遵。 

這時，陳昌浩改變了態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軍的部隊分開，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駐地反映我們的意見，回來很不高興，說是挨了一頓批評。

當天中央致電張國燾：“陳談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是不適宜的。中央現懇切的指出，目前方針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則敵情、地形、居民、給養都對我極端不利，將要使紅軍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難環境。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交通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晚上，毛主席親自來到我的住處，站在院子里問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么樣？我說：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見我是這種態度，便沒再說別的，要我早點休息，遂告辭而歸。

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單獨帶一、三軍團北上，速出甘南。他們于十日夜間開拔，第二天凌晨，我們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發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不錯，當時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作了答復，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在這點上，不能否認陳昌浩同志維護團結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哄哄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陳昌浩十分激動，說了些難聽的話，還給張國燾寫了報告。 

徐向前作為草地分裂的重要當事者，他的回憶錄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我們看到在1985年解放軍出版社的《歷史的回顧 中冊》里，“草地密電”就全然不見了，更是絲毫不提葉劍英有將電報偷偷拿給毛澤東看的事。 

《歷史的回顧》雖然是徐向前的個人回憶錄，但這也是嚴重背離史實的,特別是還把許多學者的研究引上了歧路。 

雖然“草地密電”的原件和抄件如今下落不明，只要不是屁股決定腦袋，我們完全可以從眾多的事件中印證該電的存在。 

一、缺失的電報 

徐向前說他沒見過“草地密電”，但葉劍英把密電先拿給毛澤東看，促使了中央單獨北上的事實是確實存在的，我們看到回憶錄不僅對此只字不提，并且還把中央北上的時間從9月10日凌晨，挪到了晚上。 

這是為什么？ 

我們翻看電報，發現9月8日22時，徐、陳還在與中央領導聯名致電張、朱、劉，要左路軍應立下決心北進，但他們在9日就改變了支持北進的決策，轉而支持張國燾南下的計劃，中央也在9日晚間做出單獨北上的決定，這就需要一份電報作為理由。 

本來9日下午張國燾發來的“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電，就是導致中央單獨北上的原因，但由于朱玉等人否認該電的存在，就得在9日的張國燾來電里另找一份，作為陳昌浩和中央各自轉變態度、矛盾激化，最后分裂的理由。 

朱玉找到了張國燾9月9日24時發給中央的一份長電報，該電祥述了南下的理由，于是說陳昌浩、徐向前轉為支持南下，中央也在10日夜間出發，帶著一、三軍團北上。 

但是，張國燾的這份長電文有個致命之處，電報落款的簽發時間是“九日二十四時”，因此要將此電做為徐、陳態度轉變的原因，必然會與中央是9月10日凌晨2時就開始北上的時間發生沖突，可查閱資料，張國燾在9日發給中央的電報就只有這一份。 

于是我們看到了朱玉使用了兩個手段解決這個矛盾： 

第一、在回憶錄中不提該電發出的具體時間；第二、將中央北上時間挪移到10日晚上。 

朱玉能把眾多史料都確定了的中央北上的時間從9月10凌晨，改寫成9月10日晚上，以達到抹掉“草地密電”的存在，歷史在他筆下就是個能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明目張膽的欺負讀者不熟悉史料，是誰給了他這樣篡改歷史的豪情？ 

由于徐向前回憶錄在1985版（中冊）、1988版（合訂本）中記述的中央北上的時間（9月10日晚上）都是錯誤的，嚴重違背史實，必然會受到熟悉史料的學者質疑，隨著時間的推移，環境的變化，迫使朱玉必須作出修改。這樣我們就又看到了一個笑話，活人修改已去世者的回憶錄，號稱“國內唯一權威版本”的人民出版社2016版問世了。 

在該版中，朱玉將中央北上的時間更改為9月9日夜間。（為什么不是10日凌晨？） 

引發陳昌浩、徐向前轉變態度的原因，被更改到了他們看到了張國燾8日晚上22時發給他們的“準備南下”電報。（這里的修改我認為是符合史實的。） 

為了解決張國燾9月9日24時電報帶來的矛盾，朱玉再次耍起了篡改史料的手段，他將該電報的簽發時間改為“九日二時”，在注釋中寫到“此處原文為‘九日二十四時’，現又查到一份相同的電報稿為‘九日二時’。判斷二時較準確，故作了修改。” 

修改已去世人物回憶錄的這番操作，誰來負責？還能稱為“回憶錄”嗎？ 

我們接著討論張國燾的這份長電報，能使中央做出獨自北上的決定嗎？從時間和內容看，張國燾這份電報都不可能是中央獨自北上的原因： 

首先從時間上判斷，張國燾擬好電文的時間是9月9日24時，機要科要把這么長的電文譯成密碼，再交給電臺發給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前敵指揮部電臺收到后，同樣需交給機要科轉譯成文字，再交給徐向前、陳昌浩，最后他們派人交到中央手中時，這該在什么時間？ 

史料表明中央在9月10日凌晨2時就出發了，那么回憶錄中所說中央在看了這份電報后又向張國燾去電報，晚上毛澤東又先后找陳昌浩和徐向前打探口風，再開會決定獨走，又該安排在幾時？無法安排，我們這才看到了朱玉在1985版中，將中央北上時間改成9月10日夜晚；在2016版中，將張國燾電報的時間提前到9月9日2時。 

其次從電報內容判斷，張國燾雖然在這份電報里還是在與中央扯皮，并說“左右兩路絕不可分開行動”，但沒有流露出要用武力迫使中央南下的意圖，反倒是有“弟忠誠為黨、為革命，自信不會胡說”的懇切表白，“立候示遵”的敬意。我不相信，這樣的一份電報能把毛澤東、周恩來這些久經風浪的中央領導嚇得半夜偷偷跑路？ 

因此，張國燾在9日必定另有發給陳昌浩的電報，因包含有危險的內容，被葉劍英先交給了毛澤東，才促使了中央獨自秘密北上，這才合乎邏輯。 

所以，徐向前在回憶錄說中央是看了這份電報后，就決定獨自帶著紅三軍秘密北上，這樣的理由是不可信的，這其中必然是中央發現了另有隱藏著的更大危險。正如楊尚昆在1986年9月的談話中說，“如果沒有葉帥獲取那份密電，透露出張國燾威脅并企圖危害中央，中央為什么走得那樣急，那樣險呢？那豈不是發瘋了嗎？” 

小結：否認派篡改中央北上或張國燾電報的時間，其意圖就是為了達到抹去“草地密電”的存在。他們將張國燾9日24時電報作為草地分裂時中央獨走的原因，但該電無論從時間，還是內容看，都不支持他們的觀點。否認派在撒謊，任意打扮歷史。 

二、值得商榷的宋侃夫回憶 

否認派認為“草地密電”不存在的根據，主要是來自于時任總司令部第三局局長宋侃夫的回憶： 

接到徐、陳這封電報后，張又給他們發去一封電報，大意是：望你們勸說中央南下，如中央執意北上，你們必須把四方面軍的隊伍帶回南下，不要隨同他們一起行動。電文語氣十分堅決，由我親自譯好發出，十分機密。此電報是否就是后來所說葉帥拿給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電文中沒有“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如執迷不悟，堅持北上，則以武力解決之。”等字樣。 

按照否認派的邏輯，宋侃夫這份“十分機密”的電報，我們在有關的長征文獻中也沒看到，是不是也可以說這份電報不存在？ 

將宋侃夫回憶作為否定“草地密電”的證據，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第一、宋侃夫所說的這份電文大意是，“望你們勸說中央南下，如中央執意北上，你們必須把四方面軍的隊伍帶回南下，不要隨同他們一起行動。” 

這內容更像是張國燾在得知中央北上的消息后，給徐向前、陳昌浩發出的指示。 

張國燾在9月8日22時給徐陳電、9月9日24時給徐、陳轉中央電中，都表達了“左右兩路絕不可分開行動”的意圖，因此宋侃夫這份“把四方面軍的隊伍帶回南下”的電報不可能是發生在中央北上之前，而應該發生在中央北上之后。 

我認為該電是張國燾在9月10日凌晨接到徐、陳報告，得知中央北上的消息后，向徐、陳下達的指示；也有可能是張國燾接到中央9月11日“中央已決定右路軍統歸軍委周副主席恩來同志指揮”電后的反應，他擔心徐、陳帶著四軍、三十軍跟著中央北上，就給徐、陳發指示電令。總之這份“十分機密”電報的發出時間，不可能在9月9日24時之前。 

第二、宋侃夫記得這份電報的大意，除了因為“語氣十分堅決”，還是因為“十分機密”。 

宋侃夫在將電文轉為密碼時，“張國燾突然跑來，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說：不發了，朱總來了。果然，不大工夫朱總來了。等朱總走后，他又把那份電稿遞給我”。那么我們不能排除一種情況，宋侃夫在發“草地密電”時，因朱德沒有出現在電訊室，張國燾也沒來撤稿，他就不會太留意這份電報，當幾十年后有人詢問那段時間有無發出特殊的電報時，反倒是將那份“十分機密”的電報講出。 

第三、宋侃夫也不清楚此電報是否就是“葉帥拿給主席看的那封。” 

宋侃夫能肯定的說此電文沒有“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如執迷不悟，堅持北上，則以武力解決之。”等字樣，但不清楚“此電報是否就是后來所說葉帥拿給主席看的那封。”這是因為他也記不起這份“十分機密”電報發出的具體日期，又沒有其他電報內容的印象，擔心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所以我不知道否認派有何理由說一定是這份？并用此電肯定沒有“監視”等字樣去否定“草地密電”的存在？ 

小結：宋侃夫回憶的“十分機密電”并不是“草地密電”，不能用此電文中沒有“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等字樣去否定“草地密電”的存在。否認派犯下的錯誤，就是用宋侃夫自己都不能確認的電文，去否定呂黎平堅持肯定的電文,純屬張冠李戴。 

三、失實的徐向前回憶錄 

呂黎平在1984年將“草地密電”的內容進行了修改： 

×日電悉。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來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周、張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果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斗爭，徹底解決之。 

呂黎平修改了“武力解決”，是因為他看到了毛澤東的講話記錄，他并沒有因為宋侃夫說肯定沒有“監視”等字樣，就去修改“應立即監視其行動”，這種堅持是難能可貴的。 

《葉劍英傳》里沒有講葉劍英將“草地密電”交給陳昌浩后，陳昌浩做了哪些事，但呂黎平在《紅軍總部的崢嶸歲月》里有肯定的記載： 

葉劍英回到潘州村后繼續參加干部會議，并將密電交給了陳昌浩。陳昌浩看了張國燾這份密電后，立即指示紅四軍駐甲吉、欽多的部隊，對黨中央和紅三軍進行監視與警戒。 

陳昌浩安排人監視中央這事，不見于其他人的回憶文章，呂黎平這說法本應歸屬于“孤證”，但查閱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發現了個有趣現象： 

在兩河口會議后，張國燾為了向中央要權，除了挑撥四方面軍與中央的矛盾，在私底下還派人拉攏中央紅軍的重要將領，彭德懷、聶榮臻都對此感到憂慮，并有了戒心。另外，看中央從紅一方面軍抽調了幾名干部到紅四方面軍任職的經歷也很說明問題，張宗遜任紅四軍參謀長，陳伯鈞任紅九軍參謀長，李聚奎任紅三十一軍參謀長，彭紹輝任紅三十軍參謀長。 

這幾位參謀長在紅四方面軍的工作情況如何？ 

張宗遜說他在四軍工作不安心，寫信給葉劍英，請求調動工作；李聚奎說三十一軍軍長余天云想要假借擦手槍走火把他干掉；陳伯鈞更是在日記中寫下“是夜靜思，痛徹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來，傷心事，莫過于斯”；彭紹輝說“到達30軍后，聽到了張國燾散布和影響之下的種種對中央的不滿情緒，看到了那種打人罵人現象，特別是那些反中央的言論，引起我的反感和不安。我和他們做過若干的爭辯。” 

反觀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們的回憶錄，除了《徐向前回憶錄》外，基本都是略過了這個矛盾時期，比如《許世友回憶錄》，就完全跳過不提。紅四方面軍將領們在回憶錄中的這種閉口不談的做法，使我們完全不知道他們在這段時間做了哪些事？ 

既然無法從某些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的回憶錄中查找線索，那我們還是只有回來細細咀嚼《歷史的回顧》，希望有能所收獲，揭開發生在九月十日凌晨的諸多謎題。 

為了使讀者能有更直觀的判斷，特制作了一幅地圖。

（一）被監視的葉劍英 

由于葉劍英在整個事件中舉足輕重，我們就以徐向前、陳昌浩發現葉劍英是什么時候走的，采取了什么樣的行動來破解謎題，是否真如否認派所說的徐、陳沒有采取監視行動？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 

毛主席和黨中央決定，單獨帶一、三軍團北上，速出甘南。他們于十日夜間開拔，第二天凌晨，我們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剛剛起床，底下就來報告，說葉劍英同志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我和陳昌浩大吃一驚。  

看似平淡無奇的文字中，細嚼之后卻能發現其中隱藏著二個關鍵的疑問： 

一、什么人在什么時間因何事，發現以及肯定葉劍英不見了？（葉劍英是以檢查打糧情況在凌晨2時出門的，他又沒有值班任務，打糧也不是短時間就能完成的） 

二、在發現人肯定葉劍英不見后，為什么沒報告，反倒先是自行清查少了什么東西，并確認是少了地圖之后再報告？（葉劍英作為前敵指揮部的3號首長，管轄的范圍非常多，要清查短少了什么物品，必須是全面清查，這個清查命令是誰下的） 

葉劍英以“南下需要先打糧”為名，于10日凌晨2時離開了前敵指揮部，在水磨房那里與等他的楊尚昆會合，兩人急忙趕路。走出不遠，就聽到后面傳來的馬蹄聲。他們躲過“追兵”，又走了好一會兒，才趕到軍委直屬隊休息的地方。在一個十字路口遇到張聞天、彭德懷和博古，博古催他先走，要不“人家會干你的”。葉劍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繼續趕路了。夜黑路不熟，葉劍英和楊尚昆，趕上第三軍部隊，已是拂曉時分了。后來博古告訴他，幸好他先走了，因為他走后不到20分鐘，追上來四個提著駁殼槍的人，到處找葉劍英。博古問，找葉劍英干什么，來人說，把他打死了再說。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記載有他與葉劍英閃在路邊，避開了十幾名騎兵的追趕。天色微明時，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匯合。 

彭德懷在自述中也寫有，“天明還未見葉到，我以為出了問題。正懷疑之際，葉率二局連地圖都拿來了。陳昌浩布置的監視，全被葉擺脫了，幸甚！” 

從已知的情況看，葉劍英在離開前敵指揮部后，就有兩批人員在追緝他：第一批是葉劍英與楊尚昆離開水磨房沒多久的時候，就有躲開騎馬追兵的事，那么倒推回去，這些追兵的出發時間是什么時候？第二批追兵是在葉劍英離開十字路口后不到20分鐘就到了。葉劍英與這兩批追兵都可說是擦肩而過，非常兇險，只能說明前敵指揮部對葉劍英是有監視措施的，否則追兵不可能跟得那么緊。 

（二）李特大鬧卓藏寺的時間 

雖然從回憶錄看，有兩批人員在追葉劍英，但為了穩妥，我對第一批是否為追兵，是存疑的（不是否定），因為葉、楊在當時緊張的氣氛下，很有可能將正在執行其他任務的騎兵當做追兵，畢竟這十幾名騎兵究竟在執行什么任務，并沒有明確的交代，而且沒見有后續。 

但博古在葉劍英走后不到二十分鐘遇上的追兵，就是非常肯定的為追緝葉劍英而來，這是我們重點分析的對象。 

葉劍英凌晨2時從前敵指揮部出發，步行約4.2公里，到達遇上博古等人的十字路口，時間估計不會晚于3時半，那么博古遇上的追兵，也就是在凌晨4時之前。 

《葉劍英傳》記載，陳昌浩“還是派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帶了一隊騎兵去追中央，進行‘勸說’。同時還命令幾個人拿著駁殼槍去追葉劍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來就打死他！” 

我認為這四個專門追葉劍英的人，應該是與李特同行的，只是在過了十字路口之后就分開了，只要能估算出李特追上北上中央后衛的時間，就能知道徐向前在回憶錄中所說有沒有失實。 

李特到達卓藏寺的時間不比葉劍英晚多少，此時葉劍英、楊尚昆與毛澤東等還在卓藏寺。 

宋任窮回憶紅軍大學是在10日凌晨3時接到出發命令的，經過一番緊急集合和簡要講話后就出發了，“天快亮了，忽然從后面傳來命令：傳令兵通過，部隊原地停下。這是陳昌浩同志派人送來的張國燾要南下，不準北上的命令。” 

李德是隨同紅軍大學行軍的，王智濤（李德的翻譯）有著非常詳細的回憶： 

深更半夜，睡得正酣，突然被人叫醒，說有緊急情況，要立即出發。我陪李德剛跨出門檻，就看到部隊正在集結。我們立即趕到隊伍的前列，與軍委縱隊一起行動。我們向北行動了不到二十分鐘，從后邊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有人大聲地呼喊著：“四方面軍的人不準走，一律跟我們回去！”還有人在制造謠言，蠱惑人心，高呼著：“一方面軍的同志不要上毛澤東、周恩來的當，他們是北上逃跑去蘇聯。還是跟張主席南下四川，建立根據地吧！”我認出，領頭的是紅四方面軍的副參謀長李特。 

劉英（張聞天夫人）回憶說： 

一天半夜三更，突然凱豐來喊：“起來，起來！馬上出發!”大家問：“出什么事啦？”“到哪兒去啊！”凱豐說：“都不要問，快走！”我們中央三隊很快集合起來。凱豐又對大家說：“不要出聲，不打火把，一個跟著一個，跟我走！”一口氣急行軍十來里路，過了一個山口，才停下來喘口氣。

這時有幾個人騎著馬向我們這邊跑過來。大家定睛看時，是張聞天來了，后面跟著幾個警衛員。大家高興地招呼他。

聞天跟我們說：現在張國燾要搞分裂，我們不得不離開這里，我們當然還是要想辦法爭取不分裂。但是，現在情況非常緊急，三十軍發覺我們突然行動，李特帶了隊伍來追。陳賡、宋任窮他們的干部團在那邊的山頭頂著，你們快往北邊走吧。說完，就同我們分開了。

那是九月十日,天蒙蒙亮的時候。 

從這些回憶錄對時間和天色的描述，估算李特追到卓藏寺的時間應該在4時左右。我們知道，陳昌浩在得知中央北上的消息后，就立即通知四軍、三十軍的主官開會，經討論后做出不派兵追擊中央，只派李特攜帶給彭德懷的信，帶隊騎兵去“勸說”中央。 

《李先念傳》記載： 

李先念在包座接到指揮部的緊急電話，讓他火速來巴西。他帶上通信營教導員宋承志、警衛員張明喜等，快馬加鞭，匆匆趕來。李先念回憶說：“我去后，看到大家的臉色很難看，氣氛很陰沉，好像太陽都無光了，人都發呆。陳昌浩對我說，一方面軍連夜走了，我也傻了眼。當時有人打電話請示追不追？陳昌浩接到電話，就問徐帥，徐帥發了脾氣，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誰要追擊就槍斃誰！當時，就是我和徐、陳、李特四個人在指揮室里。” 

包座30軍軍部到潘州前敵指揮部，路程是33公里（這段路在黑夜里需要多長時間？），李先念到指揮部時，其他的人員還沒到（離前敵指揮部更近的紅四軍人員為什么還沒到？），等人員到齊后再開會討論、決定，然后派出的李特要在凌晨4時左右追上中央。 

反推回去，徐向前、陳昌浩究竟是在什么時候得知消息的，才能滿足完成這么多事情所需要的時間？雖然如今這問題很可能永遠是個謎，但我們依然能肯定的是：徐、陳知道中央北上的時間，絕不是徐向前在回憶錄說的什么“早晨，剛剛起床”！ 

（三）蹊蹺可疑的“請示”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得知葉劍英不見后，“接著，前面的部隊打來電話，說中央紅軍已經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何畏當時在紅軍大學，他跑來問：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趕緊叫他們回來！”“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電話來請示：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拿著電話筒，問我怎么辦？我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 

請示電話里所說的“中央紅軍警戒哨”，位于牙弄路口河對面的降碑卡拉古城。彭德懷在9日夜間安排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政委張愛萍帶領全團從卓藏寺移駐降碑卡拉，沿巴西、阿西河岸建立了警戒陣地，陣地前方就是巴西河與阿西河的交匯處，河岸高聳，地勢險要。 

彭德懷在自述中說：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總，秘密派第十一團（注：應該是13團）隱蔽在毛主席住處不遠，以備萬一。 

張愛萍回憶：長征到達阿西、巴西，張國燾搞突然襲擊，妄圖武裝挾制毛澤東及黨中央南下。一天夜間，彭總突然來到我們團宿營地，對我們傳達了這一情況，要我們團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護中央機關北上。他親自率領一個團護衛中央機關秘密撤走。 

《葉劍英傳》記載：據當時任第四軍軍長的許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憶，陳昌浩命部隊作戰斗準備，準備去追，竟給第四軍下令要二十八團追擊中央。許世友請示徐向前，徐向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許世友這段回憶，表明他并沒有去前敵指揮部參加會議，而是在“前面”，并且是他向前敵指揮部請示。 

徐向前回憶錄說是前面的部隊發現中央紅軍走了，怎么發現的？ 

首先不會是中央紅軍的人員宣揚出來的，一是緊急集合后就出發，沒有時間；二是對四方面軍人員已有警戒心，不會出現泄露。 

張宗遜的經歷就很能說明問題： 

九月九日晚飯后，我接到總指揮部電報：宗遜星夜回總部，另有任務。接到電報后，我立即啟程，一夜走了六七十里路，在十日黎明趕到駐夾溪的總指揮部。當時沒有見到葉參謀長，我就在司令部休息。

第二天，我睡醒起來，看到劉志堅和李伯釗，才知道張國燾陰謀用武力裹挾毛主席、黨中央南下，發生了我黨歷史上有名的張國燾反黨事件。事出意外，使我感到猶如晴天霹靂一般。……

當我知道毛主席、黨中央率紅一、紅三軍團北上的消息以后，懊悔極了，都怪自己遇事不敏感。其實，我在前一天晚上趕往總指揮部的路上，曾遇到紅一、紅三軍團的收容隊，但我沒有主動向他們問清情況，他們誤認為我是紅四方面軍的人員，錯過了聯絡機會。我萬分難過，當天曾想逃跑，但因為道路不熟，也不懂藏語，毫無辦法，因而精神恍惚，情緒消沉。 

雖然10日凌晨有何畏通風報信之事，但他的時間不夠。何畏原是紅九軍軍長，后在懋功戰斗中受傷，轉任紅軍大學政委，此時也是住在牙弄一帶。 

宋任窮說何畏“一得知紅軍學校北上的消息后，便立即去報信”。 

呂黎平在10日早晨，親眼目睹了何畏報信的場景，“我突然看到擔任紅軍大學校長的何畏，坐著擔架趕來，慌慌張張向陳昌浩報告，說黨中央、毛主席已率部隊向北進發了。他手里還拿著由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筆簽署的要紅軍大學北上的命令。” 

最近的牙弄寨離潘州前敵指揮部也有約5.5公里，何畏有傷，坐擔架在黑夜里是跑不快的，他絕不是第一個向徐、陳報告中央已出發北上的人,所以在徐向前回憶錄中，何畏的報信被寫在了前面部隊打來的電話之后。 

根據《葉劍英傳》和《李先念傳》所述，在前面部隊打來請示電話的應該是許世友，由于諱莫如深，我們已無法得知許世友是怎么發現中央的北上行動。許世友的請示內容是，“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 

細琢之下，不禁覺得這請示蹊蹺可疑：四方面軍的人看到中央紅軍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哨”，就直接請示打不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請示”？ 

正常情況下,當前面的部隊在發現中央的行動后，應該是打電話向上級詢問發生了什么事，就如同何畏那樣做，不會是直接詢問“打不打”，但是假設打這電話的請示者，本身就負有“監視”中央的任務，那當他發現中央出現異動后，就會向上級報告并請示后續的行動，這才是符合事件發展的邏輯。 

因此，我認為“草地密電”是有“立即監視其行動”的字樣，陳昌浩也做了相應的安排。 

（四）重要的物證 

如果說前面的若干推測，還都是在依靠各種回憶文章，回憶文章由于時間跨度大，一般會出現遺忘、記錯甚至是故意隱瞞或誤導，這就需要研究者依靠史料進行仔細的甄別。 

我的這些觀點并不全靠推測，萬幸找到了一份至關重要的史料可為佐證的依據。 

張國燾關于紅一、三軍單獨北上問題

致林彪等轉中央領導人電 

（1935年9月10日） 

林、聶、彭、李并轉恩、洛、博、澤、稼：

甲、聞中央有率一、三軍單獨東進之意，我們真不[以]為然。

乙、一、四方面軍已會合，¨¨忽又分離，黨內無論有何討論，絕不應如是。只要能團結一致，我們準備犧牲一切。一、三軍刻以前開，如遇障礙仍請開回。不論北進南打，我們總要在一塊，單獨東進恐被敵擊破。急不擇言，幸諸領導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復示！ 

朱、張

九月十日四時 

張國燾的這份電報收錄在《紅軍長征·文獻》（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675頁），簽發的時間九月十日四時，正是“分裂進行時”。這份“分裂進行時”電報，無論從時間還內容，可謂是解開許多謎題的鑰匙。 

首先是張國燾在簽發這份電報時，是否知道中央已經北上？ 

如果張國燾此時還不知道中央已北上，那他從哪里得知中央有單獨東進之意的消息？張國燾在9日24時發給中央電報時都不知道，怎么在四個小時后就知道了？ 

張國燾對中央情況的了解，只能是來自于徐、陳的報告。毛澤東在9日晚飯后探查了徐向前、陳昌浩的口風之后，就與張聞天、博古就去了牙弄三軍團彭德懷處，徐、陳此時并沒有發現異常，所以張國燾在9日24時的長電報中依然是在扯皮。到了10日4時這份電報時，就“聞中央有率一、三軍單獨東進之意”“忽又分離”“一、三軍刻以前開”，說明徐、陳至少在10日凌晨4時之前就得到了中央獨自北上的消息，并立即電告了張國燾，張國燾才會在4時向林彪等發出這份轉中央的電報。 

其次這份電報的收報人為“林、聶、彭、李并轉恩、洛、博、澤、稼”，這樣的收報人順序表明主接收方為一、三軍團，翻看文獻資料，我們發現在紅軍分左右兩路軍北上后，張國燾發給中央的電報都是通過徐向前、陳昌浩轉告的，但這份9月10日4時電卻是通過林彪等轉告中央，為什么會這樣？ 

這樣奇特的收報人順序，揭示出這樣的一個事實：張國燾已知道徐、陳無法與中央聯系，所以不再經由他們轉告中央。張國燾在發這份電報前，也應該有過聯系中央電臺的行為，但由于中央此時已經在行軍的路上，或關閉了電臺，或故意不應答，張國燾也沒能聯系上，故轉而聯系林彪等，希望他們能將這份電報轉告中央。 

最后看電報內容，如果電文里只有“聞中央有率一、三軍單獨東進之意”，我們尚不能肯定張國燾是否已知中央北上已經開始，但緊接著的“一、三軍刻以前開，如遇障礙仍請開回”，則表明張國燾此時已得知中央在執行北上行動了。 

所以張國燾這份9月10日4時《關于紅一、三軍單獨北上問題致林彪等轉中央領導人電》，從史料方面證明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他們是早上起床后才知道中央北上，是失實的，徐、陳至少在10日凌晨4時之前就知道中央北上了。正是這個原因，如此重要的一份電報，才沒有被《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收錄。 

另外，9月10日凌晨之所以沒發生紅軍打紅軍的嚴重事件，除了有徐向前在緊急關頭及時制止了陳昌浩命令的原因，也應該有張國燾及時收手的因素，張國燾當時如果想將事做絕，是可以命令四軍從求吉寺沿大路北進30多公里，就能把中央堵在達拉、俄界一帶，但如果把內訌發展成“火并”，張國燾將無法向全黨以及共產國際交代。 

同理，毛澤東否決彭德懷建議（以“扣押人質”來脫離險境）的原因，也是為了避免“火并”。 

小結：詳細分析了葉劍英被追緝的時間、李特到達卓藏寺的時間、許世友的“請示”、張國燾的電報，指出徐、陳對葉劍英是有監視措施的，并可能在監視葉劍英的過程中發現了中央北上的行動，而且他們應該是及時向張國燾做了報告。9月10日凌晨的前敵指揮部，并不是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的那么簡單，他們毫無察覺，一覺睡到天亮。

四、總結 

本文通過諸多回憶文章和電報史料，認為在9月10日凌晨，徐向前、陳昌浩通過對葉劍英的監視和追緝（或許是紅四軍“前面部隊”自己發現的），得知了中央正執行單獨北上的行動，他們至少在凌晨4時之前就將此消息告知了張國燾。 

根據以上觀點，可以確認陳昌浩安排人“監視其行動”這事是存在的，呂黎平的“孤證”不再孤，“草地密電”是真實存在的。

最后，本文認為徐向前在回憶錄中，為了達到抹掉“草地密電”存在的意圖，故意隱瞞了9月10日凌晨發生的諸多事項，回憶錄在該段是嚴重失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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