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紅軍主力立即突圍，此時雖已不利于出浙江，但還可以向

另一方面改取進攻戰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調動敵人至

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5次‘圍剿’的希望就

最后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話說劉英看著憔悴的毛澤東，卻怎么也笑不出來，只是靜靜地望著毛澤東。毛澤東看出劉英的心思，似乎有事要說，但又不好意思開口，便輕聲問道：

“怎么啦，劉英？是不是擴紅遇到困難了？”

劉英只好說：

“情況很緊急。于都目前剩下的青壯年不多，擴紅非常困難。羅邁同志卻要我當突擊隊長，給我下達了4500人的任務。大家都缺乏信心，不知道該怎樣才能完成任務。”

劉英所說的羅邁就是李維漢，羅邁是李維漢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化名。毛澤東沉思了一會兒，果斷地說：

“要開會，把突擊隊員、區委書記都找來開會。”

“再開會，沒有時間了。離規定的期限只有不到10天了。”

“不，一定要開會，思想打不通，再有時間也完不成任務。”

“可是，突擊隊員都分散到各區去了，現通知也來不及了。”

“這事好辦，我有4個警衛員，叫他們騎馬到各區去，口頭通知。”

毛澤東立即把警衛員叫到床邊，給他們布置了任務，又叫他們把口頭通知的內容復述了3遍，直到背熟了，才讓他們出發。

1934年9月19日，于都縣擴紅工作活動分子緊急會議，在縣委機關一間屋子里召開了，毛澤東拖著虛弱的身子，走進會議室，大家都向他鼓掌致意。劉英先做報告，把毛澤東和李維漢的意見傳達給了大家。與會者一個勁地鼓掌，要求毛澤東講話。劉英說：

“同志們，毛澤東同志打擺子剛好，身體還很虛弱，大家不要再鼓掌了。我的報告就是傳達他的意見。”

劉英越這樣說，大家鼓掌越熱烈，非要毛澤東講話不可。毛澤東只得站起身，舉著雙手，示意大家安靜。他說：

“好，我就講5分鐘，講‘決心’兩個字。”

毛澤東的講話言簡意賅，條理清晰，極有說服力，與會者倍受鼓舞，劉英更是發自內心的欽佩。

后來在9月26日，《紅色中華》報道說：于都“過去最嚴重的問題是群眾逃跑登山，自擴紅會議后各地爭取逃跑群眾回來的工作，收到了最大的成效”。但擴紅的指標畢竟太高了，到9月底，劉英也只動員了近1000人參加了紅軍。此是后話。

就在這9月19日，毛澤東接到周恩來的長途電話，要他著重了解于都方向的國民黨軍的情況和地形。毛澤東立即召開各種會議做調查，還找一些從國民黨軍占領區過來的商人及其他人，詳細了解國民黨軍的情況。

9月20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寫道：

“信豐河下游從上下灣灘起，經三江口、雞籠潭、下湖圩，大田至信豐河東岸10里以內一線，時有敵小隊過河來擾，但最近1星期內不見來了。于都、登賢全境無赤色戒嚴，敵探容易出入。現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建立日夜哨及肅反。此復。”

這份探路電報，為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決定中央紅軍從于都方向突圍，起到了重要作用。

9月21日，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央蘇區的紅21師、紅22師合編為紅8軍團，由周子昆任軍團長，黃甦任政委。

9月下旬，國民黨東路軍第3、9、10、36、83、85共6個師，在飛機大炮掩護下，會攻長汀松毛嶺。紅9軍團和紅24師同國民黨軍激戰數日，撤退至長汀、瑞金集結待命。

此時，中央蘇區只剩下瑞金、會昌、于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8個縣了。在這種情況下，紅軍還可以進行休整補充和動員教育，然后突破國民黨軍的包圍圈，向國民黨占領的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戰機，殲滅其有生力量，爭取粉碎其軍事“圍剿”。毛澤東再一次向中央提出了他的主張，他說：

“紅軍主力立即突圍，此時雖已不利于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進攻戰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

但是，此時的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已經被國民黨軍的氣勢洶洶所嚇倒，哪里還敢想“進攻戰略”。毛澤東最后一次扭轉危局的努力也失敗了。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

“此計又不用，打破第5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后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1934年10月3日，國民黨軍攻占瑞金以北的石城，寧都也繼之失守。

東部國民黨軍開始向根據地中心長汀的白衣嶺發動進攻。接著連長汀也落入了國民黨圍剿軍之手，許多紅軍高級指揮員戰死在沙場。

至此，由毛澤東、朱德等人一手創建起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由創建初期的5萬平方公里土地、250萬人口、占有21座縣城，發展到控制了70個縣的相當規模的廣大區域，已經銳減到只剩下瑞金、會昌、于都等一小塊中心地帶了。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北路軍和東路軍又加緊對興國、古龍崗的進攻，企圖進而占領于都、瑞金，以實現其徹底圍殲紅軍的目的。

中央蘇區已瀕臨絕境，中央紅軍真的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只剩下突圍一條路了。

眼看敵人就要合圍，變得驚慌失措的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又開始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他們打算尋找一塊新的立足之地，到湘西去與賀龍所部會合。

本傳前邊已經說過，賀龍是在1927年8月1日，率領中國革命軍第20軍參加了南昌起義，擔任起義軍總指揮。8月下旬，經周恩來、周逸群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后，賀龍帶領余部在湘鄂西創建革命根據地，由于缺乏經驗，幾起幾落。1929年3月17日，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周恩來，在他起草的中央致賀龍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介紹了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把黨支部建在連隊上的經驗，在井岡山建黨建軍和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經驗。賀龍開始整頓部隊，在士兵中發展黨員，把黨支部建在連隊，團以上單位設立政治部，加強部隊的政治工作，使湘鄂西根據地得到很大發展。

撤出中央根據地是大規模的戰略性轉移，是十幾萬人的統一大行動，本應該動員全黨全軍的積極性，共同努力，一致奮斗。但李德十分固執地認為：“突圍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中央紅軍突圍這一十分重大的戰略行動，不僅沒有在干部和紅軍指戰員中進行政治動員和解釋工作，而且也一直沒有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討論，一切全由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在小范圍內討論決定。一直到最后，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才將行動安排，向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委員作了傳達；其他人，包括政治領導干部和部隊高級干部，只知道他們職權范圍內需要執行的必要的措施，而不知道整個行動是什么。對于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據地、轉移到何處等問題，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一直都秘而不宣。

至于要哪些黨政干部隨軍行動，也是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和李維漢決定的。對于毛澤東的去留，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主張讓毛澤東留在南方。

關于李維漢，這里有必要作一點補充。本傳前面說過，李維漢是毛澤東湖南一師的同學和新民學會的同志，1919年，毛澤東送他和蔡和森等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李維漢同趙世炎、周恩來等組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并負責組織工作（也應在此時結識了鄧小平）。歸國后，李維漢長期在“左”傾幫派中心擔任重要職務，1931年赴莫斯科學習，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部長，中央組織局主任；遵義會議后再沒有進入黨的核心，晚年受到審查處理，保留黨籍。在毛澤東身后，他在1980年和鄧小平談話中主動提出：建國后“封建主義傳統就以另一種形態日益發展起來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個大暴露，成了重要的反面教員”。他還建議鄧小平補上反封建專制這一課。

再說關于讓毛澤東留在南方的問題。據索爾茲伯里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說：“當時擔任翻譯因而了解內情的伍修權將軍認為，有些人可不想讓毛參加長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說，去于都調查，這只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借口罷了。”

此時，常駐蘇聯的中共“左”傾宗派主義集團頭子王明，要比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聰明得多，他考慮到毛澤東在軍隊的崇高威望，而且會打仗，還有用，就決定讓毛澤東一起轉移。

10月5日，周恩來、朱德派潘漢年、何長工為紅軍代表，開始同陳濟棠的代表國民黨南路軍參謀長楊幼敏和師長黃質文、黃旭初舉行密談。經過3天3夜的反復磋商，雙方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相互通商”和“必要時互相借道”5項協議，協議中規定：紅軍有行動時，事先告訴陳濟棠，陳濟棠部就后撤20公里。

10月7日，中革軍委命令紅24師及地方部隊接替中央紅軍的防務。紅1軍團向于都寬田、梓山之間集結，紅3軍團向于都東北的水頭、石溪坎、東頭、禾田及仙霞觀地區集結，紅5軍團在興國以北原陣地阻擊國民黨軍，紅8軍團向古龍崗地區集結，紅9軍團向古城、瑞金地區集結，準備實行戰略轉移。

10月上旬，毛澤東接到中共中央“有特殊任務”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澤東馬上來到劉英的辦公室，劉英一見毛澤東來了，便起身相迎。毛澤東未等她張口，搶先說：

“劉英同志，告訴你，馬上回瑞金，有特殊任務。”

“特殊任務？”劉英看到毛澤東神情嚴肅，頓時一驚。她知道李維漢是出名的“鐵的紀律”，就為難地說：“擴紅任務還沒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羅邁沒有通知我，我可不能走。隨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澤東見劉英不肯走，顯得有些焦急，張張口想說什么，卻欲言又止，轉身帶著警衛員走了。劉英第一次見毛澤東說話如此吞吞吐吐，想起毛澤東說話那神秘的眼色，心中不禁犯起嘀咕來：“到底有什么特殊任務啊？”

劉英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見毛澤東又折了回來，鄭重地說：

“劉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殊任務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澤東說到“特殊任務”4個字，故意加重了語氣，又朝劉英眨了眨眼，扭頭就急匆匆走了。這下劉英可犯難了，自己是走還是不走呢？恰在此時，桌上的電話鈴響了，她拿起電話一聽是李維漢的聲音：

“是劉英嗎？你馬上回瑞金來！”

劉英說：

“可于都的擴紅任務還沒有完成呢！”

“任務沒有完成不要緊，現在有特殊任務，你快回來！”

李維漢說完就掛斷了電話。又一個“特殊任務”！劉英放下電話，急忙收拾行李，騎上馬，帶著警衛員，向瑞金疾馳而去。

于都離瑞金90公里，劉英快馬加鞭，一天就趕到了，她這才知道大部隊要轉移了。劉英安排了少共中央局的工作，就來看毛澤東。

此時，毛澤東早已到了瑞金，先到中革軍委見了周恩來，談到了于都的敵情、地形、河水干涸等情況，然后回到駐地，正蹲在地上和王稼祥一起準備擔架。他見劉英來了，就放下手中的活兒，站起身來高興地說：

“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丟了。”

劉英埋怨道：

“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光講‘特殊任務’。”

毛澤東嚴肅地說：

“軍事秘密，不便亂說。”

劉英看著毛澤東和王稼祥病懨懨的樣子，急切地問：

“你們的身體能吃得消嗎？”

毛澤東指著地上的擔架，頗為自豪地說：

“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著走。”

本傳前邊說過，王稼祥是中革軍委副主席、中央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他是在第4次反“圍剿”中遭受敵機空襲，身負重傷，腸子被打穿，耳膜也被震破了，此時尚未痊愈。劉英看著設計精巧的擔架，連連說好。毛澤東說：

“劉英，你要坐擔架試試嗎？”

說著就非要讓劉英坐上去體驗一下。劉英連連擺手，笑著說：

“我既不是病號，也不是傷員，干嘛坐擔架？我騎著馬跑，可比坐擔架神氣哩。”

毛澤東突然轉移話題，打趣說：

“劉英，你怎么不找愛人哪！該結婚了。”

劉英的丈夫林蔚已經犧牲五六年了，而且她已經二十八九歲了。像她這樣有文化的女干部，在蘇區還是比較引人注目的。劉英聽毛澤東如此一問，便大大方方地說：

“我怕生孩子。女同志有了孩子就不能工作，我要工作，所以不結婚。”

王稼祥伸出大拇指，稱贊說：

“聰明！女同志有了孩子，的確是個問題。”

毛澤東說：

“她不光這方面聰明，工作上也聰明。于都擴紅可是一鳴驚人哪！不過，女同志沒有老公不行啊，你一定要找一個。”

“我不要。”

劉英一口回絕。毛澤東卻不依不饒，說：

“那不行，你一定要找一個。要不你就是心目中有，跟我說老實話，是哪一個？”

“沒有。大家都是朋友。”

“那我就給你介紹。”毛澤東故意說出了一大串人名，劉英一直搖頭。毛澤東最后說：“洛甫這個人怎么樣？”

劉英笑著不說話了。

送走了劉英，毛澤東在云石山古廟里召集中央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人開了一個簡短的會，這就是“云石山會議”。據出席這次會議的經濟部部長吳亮平回憶說：

“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布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要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斗爭，更好地聯系群眾。”

毛澤民作為中央人民銀行行長，負責管理財經、檔案和物資供應工作。他和毛澤東商量如何搬運“秘密金庫”。他所說的這個金庫，是毛澤東在1932年率領東路軍在漳州繳獲了大批金條銀元后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問：

“你們準備搬到哪里去？”

毛澤民說：

“想搬到興國一帶去。”

“敵人已經到了藤田、東固、黃沙嶺一帶，你搬到興國去怎么辦？”毛澤東略一沉思，又說：“我看還是立即分散，讓部隊管起來更好。你們研究研究，看行不行。”

后來在突圍時，毛澤民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把金庫中的大部分金條銀元分散給各軍團保管使用，一部分組織專人負責運輸，在長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時候，毛澤東聽張聞天說，政治局委員要分散到各軍團隨軍行動，婦女和小孩均不準隨軍。回到家里，他撫摸著兒子小毛毛，心里很是難受。

毛毛已經兩歲多了，正討人喜歡。這個孩子是毛澤東與賀子珍所生的孩子中唯一一個在兩人身邊撫養的，因此，備受父母寵愛。毛澤東每次出門，小毛毛都要站在門口，倚門而望，等爸爸回來。有時候等餓了，他就學著媽媽的口氣說：

“毛毛不餓，毛毛要等爸爸回來一道吃。”

毛澤東告訴賀子珍說：

“中央規定，紅軍這次轉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著隊伍走，孩子更不能帶。我怎么舍得把你們留下呢？”

他立即到中革軍委提出了兩條意見：第一、在轉移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要分散到各軍團，都應該隨中革軍委行動；同時，希望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3個病號、傷員安排在一起行動；第二，應該帶上一部分女同志一道走。

毛澤東得知中革軍委已經派部隊到于都搭浮橋，大部隊準備在那里過河，于是就策馬趕往于都。剛到于都，他就接到了中革軍委的電話，說是中央已經采納了他的提議，除派出政治局委員陳云、候補委員劉少奇、凱豐分別到紅5、紅3、紅8軍團擔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委員均隨中革軍委行動；還決定帶走29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賀子珍，把她們編在衛生部休養連，但不能帶孩子。

毛澤東立即派警衛員趕回瑞金，將第二個消息告訴了賀子珍，并且交代說：小毛只能托付給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毛澤覃、賀怡夫婦照顧了。

原來，此前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早已決定：在中央蘇區設立中央分局，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柏臺、毛澤覃、汪金祥、李才蓮等人為中央分局委員，以項英為中央分局書記。決定成立原蘇區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由陳毅任主任，梁柏臺任副主任，統一領導原蘇區根據地和閩浙贛根據地的行政工作。

同時決定，留下中央蘇區直接指揮的紅24師和獨立3、4、11團，江西省軍區的獨立第1、2、3、4團，贛南省軍區的獨立第6、10、13、14團，閩西軍區的獨立第8、9、19、20團，共計16000余人，加上各縣的獨立營及傷員，共有武裝力量3萬余人，在原中央根據地及其周圍地區開展游擊戰爭。

瞿秋白因身患結核病，曾向張聞天提出要求，要隨紅軍主力突圍，張聞天表示同情。可他在請示博古時，遭到了博古的反對。身為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也曾向中央提出，應該帶瞿秋白、何叔衡一起走，可他的話一點也不頂用。

被留在蘇區的還有方志敏、賀敏學、唐在則、陳壽昌、徐彥剛、古柏、曾山、方維夏等。方維夏的身份是湘贛粵特委常委兼宣傳部長。

10月9日，中央紅軍總政治部發出了《政治指令》，指令中提出的總口號還是“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央蘇區，求得戰役上的大的勝利”。同時又提出：“發揚攻擊精神，突破敵人封鎖線，堅決實行反攻”；并要求紅軍各部“迅速地整理、補充，配合友軍和全國革命力量準備反攻”。

中革軍委也在10月9日這一天發出了第5號命令，決定將中革軍委、總司令部及其直屬部隊，組成“第1野戰縱隊”，又稱軍委第1縱隊，由葉劍英任司令員。下轄4個梯隊：

第1梯隊由彭雪楓負責：包括軍委總部的1、2、3局及無線電3臺，電話兵1個排，通訊隊、警備連、士兵連、工兵連、運輸兩個排。博古、李德、周恩來、張聞天、朱德、毛澤東、王稼祥隨第1梯隊行動。

第2梯隊由羅彬負責：包括軍委總部的4、5局及總政治部、警衛營、醫務所、運輸1個排。

第3梯隊由武亭負責：包括工兵營、炮兵營、運輸大隊、附屬醫院。

第4梯隊由陳賡、宋任窮負責：包括干部團、醫務所、運輸1個排。

第5號命令還將中共中央機關、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后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等組成中央縱隊，又稱軍委第2縱隊；由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委，鄧發任副司令員兼副政委，張宗遜任參謀長。

為了保守軍事秘密，中革軍委規定了軍委及各部隊對外使用的代號，如軍委為“紅星”，軍委第1縱隊為“紅安”，軍委第2縱隊為“紅章”等等。

這一天，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以中共中央名義頒布了《野戰軍10月10日至20日行動日程表》，詳細規定了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的突圍出發日期和每日到達的地域。

就在各路大軍整裝待發之際，賀子珍根據毛澤東的交代，把心愛的兒子毛毛交給弟弟毛澤覃和妹妹賀怡收養。臨行前，賀子珍從鄰居家要來一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軍裝剪開，就著燈光，一針一線地給兒子縫制了一件小棉袍。毛毛本以為媽媽是帶他去走親戚，非常高興，可當他明白爸爸、媽媽要出遠門把他留下時，傷心得大哭起來，抱著媽媽的脖子不放，哭著喊著：

“我要爸爸，我要媽媽！”

賀子珍強忍著悲痛，哄孩子說：

“小毛不要哭，等打了勝仗，爸爸、媽媽會來接你的。”

后來，毛澤覃、賀怡把毛毛安置在了瑞金城一個警衛員的家里。從此，毛澤東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他的這個兒子。

敘事至此，筆者不得不說說幾位留守在南方的革命家的凄慘與壯烈之景況。

何叔衡是黨的“一大”的12個代表之一，為建黨工作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在中央“蘇區5老”中也是年齡最大、資歷最深的一位。他一直反對王明路線排斥毛澤東，在工作中對“左”傾錯誤的做法進行了堅決抵制，因此也受到了“無情打擊”，1934年被撤銷全部領導職務后，仍然堅持站在毛澤東正確路線一邊。在大轉移前夕，何叔衡也像多數人一樣，做好了隨軍行動的準備。

一天午后，董必武來看望何叔衡，何叔衡問他：“如果紅軍轉移，你愿意留在瑞金，還是愿意跟隊伍走？”

董必武說：“如果批準，我愿意跟隊伍走。”

何叔衡說：“紅軍跑起來飛快，你跑得動嗎？”

董必武說：“1天跑60里毫無問題，80里也勉強，100里有點困難，這是我進蘇區時所經歷過的。”

何叔衡說：“我跑路要比你強一點，我準備了2雙很結實的草鞋，你有點什么準備沒有呢？”

董必武說：“我只準備了1雙新草鞋，腳上穿的1雙還有半新。”

在隨軍轉移和留守人員確定后，林伯渠來與何叔衡告別，二人整整談了一夜。何叔衡把女兒何實山給他織的毛衣送給了林伯渠，林伯渠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在突圍前一天，謝覺哉來看望何叔衡，何叔衡準備了豬肉和魚招待老戰友。他們同是湖南寧鄉人，二人過慣了患難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別離的生活。但這次分手，他們卻默默相對無語。臨別時，何叔衡拿出一把小鋼刀和在上海做地下黨時買的懷表，贈給了謝覺哉。

后來在1935年2月，何叔衡手拄拐杖與瞿秋白一道轉移至福建上杭途中，被國民黨軍包圍，身負重傷。就在國民黨士兵逼近時，他霍然躍起，欲跳崖自殺，連中兩槍，壯烈犧牲，時年60歲。

瞿秋白被留在中央蘇區后，陳毅立即送給他一匹馬，勸他快去追趕中央隊伍。瞿秋白說：“既然中央要我留下，還是應該留下堅持斗爭。”1935年2月，他與何叔衡、鄧子恢在轉移途中多次遇險。后來在長汀境內，瞿秋白被保安第14團鐘紹葵部包圍俘虜了。國民黨要人多次對他勸降無果，蔣介石只好電令將他就地槍決。在行刑的前一天，國民黨特務又拿出電報給瞿秋白看，說：“瞿先生應再三斟酌，如果能回心轉意，蔣委員長還可以收回成命。”瞿秋白斷然回答道：“頭可斷，志不可改！我們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榮！”1935年6月18日上午8時，瞿秋白被七八名全副武裝的國民黨士兵押解到長汀中山公園的中心亭。他見那里已經備好小菜4碟，酒一甕，就泰然獨坐，自斟自飲，酒半酣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國民黨特務在亭中給瞿秋白照了相。瞿秋白酒畢起身，緩步走出公園，用純熟的俄語唱著《國際歌》和《紅軍歌》，來到西門外側羅漢嶺山腳下養濟院的草坪中央，盤腿而坐，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爾后面對羅漢嶺，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瞿秋白飲彈3發，從容就義，時年36歲。

早在中央紅軍突圍后，毛澤東心中十分牽掛瞿秋白的安危。在重返領導崗位后，他曾致電原蘇區中央分局，指示說：“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后來當他獲悉瞿秋白犧牲的消息時，十分悲痛，連聲說：“秋白是個好同志，太可惜了。”

毛澤覃在南方則是帶領一個獨立師轉戰在閩贛邊界、武夷山區一帶。1935年2月，他根據中央分局的統一安排，率領獨立師一部前往福建省長汀的四都，與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軍區司令龍騰云率領的隊伍匯合整編，成立新的閩贛邊界軍區領導機構。4月上旬，紅軍部隊在臘口西分水坳被國民黨軍包圍，傷亡慘重，毛澤覃掩護龍騰云、萬永誠率大部隊轉移。4月25日，毛澤覃率領游擊隊穿山越嶺，來到瑞金縣黃田坑附近一個名叫紅林的大山中。4月26日，國民黨軍毛炳文部在一個背叛士兵的帶領下，包圍了毛澤覃所部的休息地。毛澤覃聽到槍聲，立即沖到門口進行掩護，使部分戰士得以突圍，他自己則被一顆子彈擊中前胸。年僅30歲的毛澤覃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國民黨士兵從他身上搜出了浸滿血跡的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還有一本黨證，這才知道他們眼前的這位年輕人，就是毛澤東的親弟弟毛澤覃。

在南方英勇犧牲的領導人還有：阮嘯仙、賀昌、劉伯堅、方維夏、蔡會文、曾彪、曾紀才、李樂天、古柏等人。

1935 年3 月6日，閩粵贛游擊縱隊司令員古柏在廣東龍川縣上坪鴛鴦坑召集游擊縱隊會議時，因叛徒出賣而被國民黨軍包圍。古柏在掩護部隊突圍的戰斗中犧牲。后來，毛澤東得知古柏犧牲的消息極為悲痛，給古柏親屬寫信表示慰問，并題詞悼念：

“吾友古柏，英俊奮發，為國捐軀，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繼其遺志，共達自由解放之目的。”

欲知中央紅軍突圍情況如何，請看下一章毛澤東再斗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

東方翁曰：假設毛澤東在長征前夕被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留在了中央蘇區，他手中握有16000人的紅軍部隊和數萬地方武裝，那么，中國的現代史一定會是這樣書寫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依然崛起于中國的南方，革命的勝利局面正在逐步地穩固地由南向北推進……而擁有8萬之眾的中央紅軍，最終全部毀滅于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者之手，某某海歸，某某海歸等等，一個個成了蔣介石的階下囚……

本傳在前面已經講過的毛澤東在建立廣大而穩固的革命根據地時的非凡工作能力，及其在第1次到第3次反“圍剿”（包括對第4次反“圍剿”的策劃）中的卓越表現（當然還要講紅軍長征初期的一系列慘敗），這一切的一切，無疑都是上述假設能夠成立的最好佐證！很可惜，歷史從來是不能假設的。嗚呼！可憐的中華民眾，哀哉！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只能走一條曲折而痛苦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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