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經濟學，毛主席也有自己的經濟學，它的名字叫人民經濟學。

　　經濟學的本質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毛主席的人民經濟學，顧名思義，是一門為人民服務的經濟學。

　　一九二五年十月，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的毛主席為“會場日刊”撰寫發刊詞，他解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說：

　　“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辦的《政治周報》創刊，毛主席任該刊主編，他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說：

　　“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一九三三年八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召開，毛主席為大會作報告，要求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才能打破敵人的圍剿，他說：

　　“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并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

　　一九三七年三月，毛主席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采訪，在回答如何解決抗日統一戰線中地主資本家與工農的矛盾問題時，他說：

　　“稍有良心的地主資本家，都應激發愛國心，為了抗日救國的必要，贊成改善工農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決不能只讓自己有飯吃，工農就沒有飯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農就沒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漢奸分子，才不顧大局與民族利益，當此亡國滅種關頭，還向工農盡力地壓迫剝削。”

　　一九三八年七月，毛主席在延安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關于經濟方面的工作，他說：

　　“以有利抗戰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經營之。例如這里頗為發達的合作社，得了土地后的農民之于農業，都是按照這種精神，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良，同時又有利于抗日事業。這里是有租稅的，但沒有苛捐雜稅。”

　　一九四○年一月，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講演，主題是論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他指出革命的對象是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那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他說“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所謂新經濟，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主要是指“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并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于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主題是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指出在被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雙重圍困和封鎖“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困難情況下，黨必須努力領導人民發展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事業，根據地的機關、學校、部隊盡可能地實行生產自給，才能克服財政和經濟的困難。他說：

　　“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還提出了一個向人民要東西和給人民東西的重大問題，他說：

　　“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我們還有許多同志的頭腦沒有變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者的頭腦，他們只是做了一個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這樣那樣的東西，糧呀，草呀，稅呀，這樣那樣的動員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盡力量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提高文化。我們的第一個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我們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予人民呢？就目前陜甘寧邊區的條件說來，就是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這個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為著這個，我們應該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二流子勞動、按家計劃、合作社、變工隊、運輸隊、紡織業、畜牧業、鹽業等等重要問題，并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個在農村工作的共產黨員的第一位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將勞動力組織在集體勞動的重要性，他說：

　　“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邊區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全邊區一千四百萬畝耕地的收獲就會增加一倍以上。這種方法將來可推行到全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從土地改革到發展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

　　“合作社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群眾觀點問題，要想到群眾。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部隊中的負責同志要替士兵著想，機關、學校的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所有的共產黨員要替人民著想。”

　　一九四四年六月，毛主席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希望國民政府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包括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系上的，其中對于經濟民主，他說：

　　“經濟民主，就是經濟制度要不是妨礙廣大人民的生產、交換與消費的發展，而是促進其發展的。”

　　一九四四年七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二次大會召開，毛主席起草大會決定，他說“舊社會給邊區的遺產是：貧窮、愚昧與疾病。多年以來全體人民在政府領導下，與貧窮現象斗爭，這種現象或者已經消滅，或者已經減輕，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豐衣足食的新現象已日漸推廣。但是還沒有普遍，更因抗戰與備荒的需要，必須增加生產，因此必須號召人民于兩年至三年內普遍做到每戶至少有一年余糧。”為了達此目的，他指出：

　　“其辦法：一是公營，一是民營。而主要的方法是民辦公助，號召人民組織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顧與在自愿原則下（禁止任何強迫攤派），把絕大多數人民都組織到經濟的文化的衛生的合作運動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務。”

　　在這次大會的演說中，毛主席再次強調互助合作，他說：

　　“必須動員人民，在自愿原則下，組織生產互助團體，例如變工隊、互助組、換工班等。我們的地方工作人員，必須用絕大精力去幫助人民，組織這種互助團體，以便大規模地恢復生產與發展生產，不但應該使人民夠穿夠吃，而且應該使人民逐漸地有盈余。”

　　一九四八年二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中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正迅速地取代著外國帝國主義的、本國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的舊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他說：

　　“中國現階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務，就是要改變舊的社會經濟形態、舊的生產關系以及豎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舊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生產關系以及豎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們的基本任務，就是如此。”

　　一九四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說：

　　“社會主義性質這種話應該講，但整個國民經濟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即社會主義經濟領導之下的經濟體系。要鞏固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分給農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領導權，單有這一條還不夠。所謂領導權，就是要使被領導者相信，將來在經濟建設方面，還要給他機器，組織合作社，使農民富裕起來，集合起來。他們信服了，領導權就鞏固了，否則會失去領導權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主席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發展方向問題提出要求，他說：

　　“一方面，決不可以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的和向社會主義發展的，而完全是資本主義世界。要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好好掌握，使它向社會主義經濟發展 防止右傾。另一方面，我們必須謹慎，不要急于追求社會主義化。要容許自由貿易，但國民經濟由我們操縱。合作社必須發展，但合作社不可能很快發展， 大概要準備十幾年工夫，文化落后，你就沒有會計呀，要長期地穩健地進行。凡有害的，加以限制 ；凡無害的 ，加以利用。如果希望搞社會主義，太快了，會翻筋斗。”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體會議上作報告，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方向。他說：

　　“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一九四九年六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新中國成立后的重點工作之一是“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他說：

　　“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舊中國，對廣大的人民來說，是經濟浩劫的時代，是人生痛苦的時代，立志要解除人民痛苦的毛主席，提出了人民經濟的概念，他依靠人民發展經濟，發展經濟為了人民，讓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他的人民經濟在生長著舊經濟形態的中國大地上生了根，發了芽，因此獲得了中國人民的信賴，得以建立了一個人民的共和國。

　　在新中國的版圖上，毛主席要謀一篇人民經濟的大文章，要栽種一棵人民經濟的參天大樹。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主要講土地改革和財經工作，他指出：

　　“在公私關系中，應當公營經濟是中心，因為公營經濟雖然在某些地方數量較小，卻是集中的和處于領導地位的。在勞資關系中，應當依靠工人階級，而不是依靠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是不能依靠的。這些都是必須堅持的原則，我們不要為某些現象所迷惑。”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在給周世釗的信中說：

　　“大難甫平，民生憔悴，須有數年時間，方能恢復人民經濟，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覺悟水平。”

　　一九五○年四月十三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七次會議，對財政工作發表講話說：

　　“《共同綱領》規定，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這必須充分實現，方有利于整個人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主席審閱修改的元旦社論《在偉大愛國主義旗幟下鞏固我們的偉大祖國》，毛主席修改的部分包括在社論稿講到恢復和發展經濟處，加寫：

　　“而認真地改善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則是順利進行這一切經濟工作的重要條件之一。"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毛主席在視察江西九江時說：

　　“共產黨從接管國民黨政權的第一天起，就把眼睛盯住生產建設，不遺余力地抓好這一個中心工作。要讓歷史證明，我們不僅能夠領導好革命戰爭，而且也一定能夠領導好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讓全國人民過上好日子。我們共產黨領導農民完成土改，是為了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考慮的是農民的根本利益。農民成了土地的主人后，我們共產黨幫助他們發展生產，也是從農民的利益出發的。”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一月，毛主席在第 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期間，對農業互助合作問題發表談話，要求發展社會主義，他說：

　　“ 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縣干部、區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轉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這方面來，轉到搞社會主義這方面來。縣委書記、區委書記要把辦社會主義之事當作大事看。一定要書記負責，我就是中央的書記，各級書記，都要負責，親自動手。中央現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辦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之事上。”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主席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按語，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特點和理論，例如指出節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原則，勤儉經營是一切經濟事業的方針。勤儉辦工廠，勤儉辦商店，勤儉辦一切國營事業和合作事業，勤儉辦一切其他事業；

　　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一個嶄新的社會制度要從舊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來，它就必須清除這個基地。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里，不愿意輕易地退走的。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是使分散的小農經濟逐步地過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證。”

　　指出“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必須注意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一切可能節約的人力和物力，實行勞動競賽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個人收入和增加積累。”

　　在當時，發展經濟提出一個口號：“七分經濟，三分政治”，依靠群眾，發揚民主。時任商業部長的陳云在部務會議上講：

　　“部長、局長、經理只能抓大的方面，具體執行還是靠二百五十萬職工。只有依靠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才能把事情辦好。如果認為他們什么都不懂，只能聽指揮，象算盤珠子那樣，撥一撥動一動，商業工作就肯定做不好。黨的八大開會時有一位同志提出，工人代表大會可以撤銷廠長、經理。我看這個意見有道理。在抗戰初期，何應欽不給我們發錢，毛主席向大家提兩條，一得解散，一是搞生產，結果想出了辦法，開展大生產運動，大家都吃飽穿暖了。可見，只要依靠群眾總是有辦法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 ）會議上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關于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他指出要時常經過國家計劃進行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在合作社分配問題上，毛主席指出要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 關于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勤儉建國方針，他說：

　　“我們六億人口都要實行增產節約，反對鋪張浪費。這不但在經濟上有重大意義，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義。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愿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干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社會經濟制度變化了，個體經濟變為集體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制正在變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偉大的斗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系的一場大變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斗爭，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他說：

　　“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大公報》發表社論《在社會大變動的時期里»，社論說：我們國家目前正處在大變動的時期，時代帶給我們巨大的歷史任務。在經濟戰線上，我們要把人民的經濟事業組織好、管理好，這就要求我們學會經營管理杜會主義的企業，也要求我們學會逐步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在思想建設戰線上，人民的思想狀況應符合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并且能推動經濟事業的發展。毛主席看了這個社論，批示說：

　　“可惜《人民日報》缺乏這樣一篇文章。”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日，毛主席會見由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斯多夫率領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軍事代表團，關于社會主義建設，他說：

　　“經濟上要建立社會主義基礎，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就只是空名。我國已過了八年，往后至少還得十至十五年，才能為社會主義打下基礎。現在百分之九十的人擁護社會主義，百分之十的人反對社會主義，其中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但這也有一千二百萬人。他們想搞資本主義復辟，我們正在批評他們，進行思想教育。這便是整風和反右派，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在目前，誰戰勝誰的問題尚未最后解決，但我們有信心，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主席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關于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系，指出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又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他說：

　　“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主席召集各協作區主任會議，要求第一書記要親自抓工業，要政治掛帥，他說：

　　“靠物質獎勵、重賞重罰過多是不行的。協作區不搞政治不行，過去有人說協作區只搞經濟不搞政治，我看還是要搞政治掛帥，思想一致了，才好搞經濟，在政治掛帥之下抓計劃。”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談到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他說：

　　“人們在勞動中的相互關系，是生產關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產關系，不搞相互關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變以后，人們的平等關系，不會自然出現的。中國如果不解決人與人的關系，要大躍進是不可能的。在所有制解決以后，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還存在，如等級制度，領導與群眾的關系問題。整風以來，資產階級的法權制度差不多破壞完了，領導干部不靠威風，不靠官架子，而是靠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利，靠說服。”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講人民公社和全黨辦工業問題，他說：

　　“我們過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懶漢？我就沒有見過幾個懶漢。他不懶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掛帥，有個共同團體，有個共同目標。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是為所有人的幸福，而不是為我們少數人的幸福。現在人民公社有些地方提出了‘組織軍事化，行動紀律化，生活集體化’，我看這三個口號很好。實際上是個軍隊，是個產業大軍。不僅工人是產業軍，農民這個軍更大。人民公社這個軍事化，又有民主，又有很嚴格的紀律，但是他們相互的關系是同志關系，是用說服，不是用壓服。”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主席會見匈牙利軍事代表團，談到干部下放勞動，他說：

　　“干部參加生產，下去可以體會到群眾是怎樣生活的，只有益而無害。干部也根據其身體情況，每年參加一個月的體力勞動，或當工人，或當農民。根據我們的經驗，這種做法是好的，不懂工農業勞動，容易脫離群眾。我們不是資本家，我們都是國家工作人員，不能老爺式地工作，應當力求避免官僚主義，應當永遠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主席在去廬山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途中及在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許多講話，關于綜合平衡問題，他說：

　　“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毛主席對李先念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在大中城市郊區發展副食品生產的指示稿”進行了修改，其中改道：

　　“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豬吃，有魚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雞鴨鵝兔吃，有蛋吃。我們應當有志氣、有決心做到這一項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偉大意義的社會主義事業，也應當有信心做到這一項事情。一切為了人民利益，望各級黨委接到這個指示以后，精心籌劃，立即動手辦起來。”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同學習小組成員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于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農業人口會減少問題，他說：

　　“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同學習小組成員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對勞動者權利問題，他指出“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他說：

　　“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人民內部有各個派別，有黨派性。一切國家機關、一切部隊、一切企業、一切文化教育事業掌握在哪一派于里，對于保證人民的權利問題，關系極大。總之，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一九六○年二月九日，毛主席同學習小組成員一起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結束語》，他對二個月的學習進行了總結，指出“教科書”講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說社會主義經濟不是為剝削者謀利潤的經濟，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他說：

　　“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關于產品分配，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要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遠景，那還有什么千里旅行的興趣和熱情呢？”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主持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并作長篇講話，關于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說：

　　“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反動階級的殘余，千萬不可輕視，必須繼續同他們作斗爭。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毛主席聽田家英陳述自己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的意見，田家英說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現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干，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復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毛主席在聽田家英匯報的過程中，一言不發。田家英說完后，毛主席向他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召集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了解農業情況，他說：

　　“要依靠農民，引導他們到生產上去想辦法，不要引導到分配問題上去。分配要公平合理，也要照顧四屬戶、五保戶。上層建筑是保護經濟基礎的。我們要保護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對文藝工作做出批示，他說：

　　“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毛主席會見意大利東方出版社代表團和奧地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刊物《紅旗》代表團，談到變革與革命，他說：

　　“上層建筑是保衛經濟基礎的。為了變革經濟基礎，先要推翻上層建筑，主要是國家政權。生產關系不改變，生產力就得不到解放。生產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勞動者，是工人和農民。為了改變生產資料所有制，就要推翻上層建筑，改革是不行的，要革命。革命一詞起源于拉丁語，是由天文學上的用詞變來的，意思是變換位置。”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武漢聽取一些地方領導人匯報工作，談到政治經濟學，他說：

　　“政治經濟學講的生產關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誰占有生產資料)。二是誰占統治地位，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講相互關系。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在社會主義農村中，是貧下中農占統治地位，還是富裕中農、貪污分子占統治地位的問題。三是分配。這都是講生產關系。”

　　談到突出政治的問題，他說：

　　“突出政治，不是說不要業務。有的同志重業務、輕政治，是方向問題，但不是說不要業務。孫中山講過‘政治是眾人之事。’他比古人講得好一點，但他不講階級。什么是‘眾人之事’?各個階級都有它自己的解釋。”

　　毛主席的“人民經濟”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態，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的人民性，所以它是新經濟，它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它是社會主義經濟，歸根到底一句話：它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毛主席的人民經濟一路發展，最終實現了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實現了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位置變換”，它構成了共產黨人的上層建筑，它為共產黨人的上層建筑所保護，它是共產黨人實現中華民族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徑，它是共產黨人實現最高理想的經濟基礎，它是共產黨人的“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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