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期，在一次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周總理口占個一幅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周總理的對聯言簡意概地總結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原則和方針，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搞計劃，另一個說法就是“計劃經濟”。

　　綜合，平衡，是哲學用語，是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工具。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無論什么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矛盾論是毛主席解決社會問題的利器，也是用來解決經濟問題的法寶。

　　早在延安時期，為了應對邊區經濟困難，毛主席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當時鹽的外銷收入占邊區財經收入的較大份額，毛主席給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的謝覺哉寫信探討邊區財經問題，他說：

　　“邊區財經問題的決定點有二，一是‘發展經濟’，二是‘平衡出入口’。而鹽的外銷，又是‘達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辦法’，‘只要能年輸三十萬馱出境，換取三千萬元（以每馱法幣百元計）棉、布進來，即算平衡了出入口’。”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為了制止物價猛漲的局面，國家采取了平衡預算的方針，實現物價穩定。

　　1950年4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擴大的第四次會議，聽取陳云關于財政狀況和糧食狀況的報告。他發表講話說：

　　“過去注意財政也是對的、必要的，從去年十二月搞概算，平衡收支，達到穩定物價，有了一個開始的好轉，但還不是基本的好轉。要基本好轉還要三年即到土改完成，還要依靠調整經濟和調整工商業，還要在支出方面想些辦法。”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七屆三中全會上作“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報告，報告指出：

　　“鞏固財政經濟工作的統一管理和統一領導，鞏固財政收支的平衡和物價的穩定。在此方針下，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在統籌兼顧的方針下，逐步地消滅經濟中的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合理地調整現有工商業，切實而妥善地改善公私關系和勞資關系，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1952年8月4日，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八次會議上講話，對于財政經濟狀況，他說：

　　“過去只是講‘物價基本穩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說，物價還不能穩定，收支還沒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這是個問題。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開了一次會，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十月，我又在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增產節約。在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相當嚴重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的問題，到十二月開展了‘三反’運動，接著又開展了‘五反’運動?，F在‘三反’‘五反’運動勝利結束，問題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1953年5月26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鑒于一九五三年變化甚大，為保證國家預算的平衡，應注意增加收入和緊縮支出。”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話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初步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十大關系。“十大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經濟建設的種種平衡，如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關于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他說：

　　“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布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好好地利用沿海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

　　1956年4月28日，毛主席繼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全國平衡問題，他說：

　　“關于全國平衡問題，他說:有一個同志講，地方要有獨立性，同時還要有全國的平衡，我看這句話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獨立性的，只有國家的統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獨立性的，但也還需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搞得天下大亂。沒有全國的平衡，沒有調劑，全國的工業化就搞不起來。”

　　1956年6月4日，劉少奇召集會議，討論《關于一九五五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初）》稿，會議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1956年11月13日，毛主席召集會議聽取八屆二中全會各組組長匯報討論情況并發言，要求既要保證重點建設，又要照顧人民生活需要，“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票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復地解釋。”他提出要在全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他說：

　　“在企業、事業和行政開支方面，必須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作風，厲行節約。在生產和基本建設方面，必須節約原材料，適當降低成本和造價，厲行節約。”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出席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并作總結性講話，對經濟問題，他說：

　　“我們的計劃經濟，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暫時的，有條件的。暫時建立了平衡，隨后就要發生變動。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凈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不平衡，矛盾，斗爭，發展，是絕對的，而平衡，靜止，是相對的。所謂相對，就是暫時的，有條件的。這樣來看我們的經濟問題，究竟是進，還是退?我們應當告訴干部，告訴廣大群眾：有進有退，主要的還是進，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波浪式地前進。”

　　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聽取陳云作關于財政經濟問題的報告，陳云在報告中說：“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投資比例，應該根據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所提出的方針加以安排。重工業投資當然仍占多數，但輕工業和農業投資的比重要增加，為輕工業和農業生產服務的重工業的投資也要增加。”毛主席插話時說：

　　“適當地(不是太多地)增加輕工業方面的投資、農業方面的投資，從長遠來看(五年、十年) ，既可以搞積累，又滿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對于重工業的發展有利。這樣一來，就跟蘇聯走的那條路有點區別，不完全抄它那條路。但是不能光講，要在具體實行時，比如在物資分配和材料分配時，哪方面為第一，哪方面為第二，搞出一個界限來?，F在，陳云同志搞出了一個界限。他說是先滿足輕工業、農業最低限度的需要，第二才滿足基本建設。沒有這一條就沒有個界限。”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對經濟問題的矛盾，他說：

　　“在客觀上將會長期存在的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之間的矛盾，就需要人們時常經過國家計劃去調節。我國每年作一次經濟計劃，安排積累和消費的適當比例，求得生產和需要之間的平衡。所謂平衡，就是矛盾的暫時的相對的統一。過了一年，就整個說來，這種平衡就被矛盾的斗爭所打破了，這種統一就變化了，平衡成為不平衡，統一成為不統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統一。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優越性。事實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這種平衡和統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調整。有時因為主觀安排不符合客觀情況，發生矛盾，破壞平衡，這就叫做犯錯誤。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就是事物發展的辯證規律。”

　　1958年1月14日，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會上指出：

　　“反冒進就是講平衡，卻不知道傷了許多人的心，修水利、辦社、掃盲、除四害都沒勁了。九個指頭是大局，一個指頭是小局，要抓住主流，抓錯了就不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種做法歷史上吃過大虧，教條主義這樣搞過，因小失大。”

　　1958年1月，毛主席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關于平衡與不平衡的關系，他說：

　　“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觀規律。從不平衡到平衡，又從平衡到不平衡，循環不已，永遠如此，但是每一循環都進到高的一級。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我國現在經濟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變化，是在總的量變過程中許多部分的質變。若干年后，中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那時候將完成一個飛躍，然后再繼續量變的過程。”

　　1958年3月9日，毛主席主持召開成都會議，關于平衡問題，他說：

　　“關于平衡問題，全國，省與省，城與鄉之間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F在好像不要平衡，還是應當要一點?，F在有人認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1959年6月11日，毛主席會見秘魯議員團，關于社會主義建設，他說：

　　“革命事業是不容易的，是科學，經濟建設也是科學。搞社會主義建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綜合平衡。比如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鋼、鐵等種種東西，缺一樣就不能綜合平衡。農業也要綜合平衡，農業包括農、林、牧、副、漁五個方面。中國有希望就是了。”

　　1959年6月13日，毛主席召集會議研究工農業及市場問題，對于過去工作的失誤，他說：

　　“過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爐、平爐的生產設備能力，煤的賬不算，焦炭的賬不算，礦石的賬不算，容積也不算，運輸也不算。真正一算，從前那么高的指標就不行。不曉得講了多少年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綜合平衡。各個工業部門的聯系，工業部門跟農業部門的聯系，重、輕、農的聯系，就沒有顧到。今年還可以抓七個月，這七個月就要搞平衡。最大的勝利就是這些失敗，就是這些主觀主義的教訓。我到井岡山，頭一仗就是打敗仗，這是一個好經驗，吃了虧嘛。”

　　1959年6月22日，毛主席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負責人談話，要求他們搞綜合平衡，他說：

　　“綜合平衡這個思想要普遍提倡。農業里頭，有糧、棉、油、麻、絲、茶、果、菜、煙、煎、藥，這十一樣要綜合平衡，都要有一點，一個縣要都有這些，至少一個專區得都有這些?？偠灾?，你們去搞綜合平衡。這是講農林牧副之農。至于林，無非是有計劃地來造，沒有林也不成其為世界。牧也多，馬牛羊，雞犬家，還有騾驢，要來他一個綜合平衡。此外還有個副業。要抓小集鎮和城鄉商品交流。搞點自由市場，開頭難免混亂一下，元非是有黑市，高價，也沒有什么可怕，然后來一個適當的管理。現在搞得這樣死，不論哪一個省，公社化以后，小東西買不到了。家庭副業，生產隊搞的手工業，縣城以外的小鎮要活躍起來。省和縣都要把手工業搞起來，把小市場恢復起來。工業方面是，一個綜合平衡，一個品種規格，一個質量，一個管理。綜合平衡，就是工業方面的‘農林牧副漁’。”

　　1959年6月26日，毛主席在韶山跟隨行人員談話，他說：

　　“計劃工作必須搞綜合平衡，經濟建設必須鼓足干勁，又要實事求是，管理國家和管理家庭一樣，要精打細算。”

　　1959年7月2日，毛主席在廬山召集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央領導人和各協作區主任開會，期間整理了需要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其中關關綜合平衡問題，他寫道：

　　“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 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與工作人員一同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學習過程中對經濟建設的綜合平衡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他說：

　　“平衡是對不平衡來說的，沒有了不平衡，還有什么平衡?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計劃常常要修改，就是因為新的不平衡的情況又出來了。”

　　“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發展不平衡，在一個國家內部也是發展不平衡。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因為消滅了私有制，可以有計劃地組織經濟，所以就有可能自覺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這個客觀規律，以造成許多相對的平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絕對的。上層建筑適應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 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爭、分解是絕對的，統一、一致、團結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

　　1962年2月7日，毛主席主持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周恩來總理在講話中總結近幾年的教訓時說：

　　“必須認識如果不按比例，不搞綜合平衡，不認識客觀規律，不按客觀規律辦事，就要受客觀規律的處罰。”

　　1962年3月7日，中央財經小組第一次會議召開，組長陳云在講話中屢次強調綜合平衡的重要性，他說：

　　“所謂綜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能離開別的部門。一部機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東西都有了，還是開不動。按比例是客觀規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按照國內和國外的經驗，生產一百萬噸鋼，就要相應地有近五萬噸的有色金屬，在有色金屬中，銅、鋁、鉛鋅又有一定的比例，缺一樣都不行，數量少了也不行。搞經濟不講綜合平衡，就寸步難移。”

　　“一定要從短線出發搞綜合平衡，這樣做，生產就可以協調，生產出來的東西就能夠配套。配了套才能做大事情，不配套就難是一堆半成品，浪費資金。計劃指標必須可靠，而且必須留有余地。只要綜合平衡了，指標低一點，也不怕?？雌饋碇笜说鸵稽c，但是比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動，避免被動。”

　　靠著“綜合平衡”這個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法寶，新中國做出了幾乎無人超越的成就，在一張白紙上畫出了最美的畫，養活了八億人口，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到初步實現了工業化，既無外債又無通貨膨脹，在高科技領域走上了世界前列，與美蘇兩大霸權形成了“三足鼎立”。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曾就中國的工業化速度與德、日、蘇三國早期進程作了對比，并得出結論說：

　　“與德國、日本和蘇聯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較晚出現在工業舞臺上的國家中，這三個國家是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的最突出的歷史范例。在1980-1914年期間，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每10年增加33%。日本在1874-1929年間第10年的增長速度為43%。蘇聯在1928-1958年間每10年的增長速度為54%。而在毛澤東主義時期的中國，從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長率高達64.5%。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像許多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以“蝸牛速度”向前發展。”

　　這就是“綜合平衡”，這就是計劃經濟。用通俗的說法，就是“精打細算過日子”，有人可以接受“精打細算過日子”，但接受不了“計劃經濟”，一提起計劃經濟，便表現出一副很不屑的樣子，很鄙棄的樣子，豈不知這不屑里透露出的是極端淺薄和無知。計劃經濟是一門非常高端的學問，能運用這門學問治理國家的都是象毛主席、周總理這樣非凡的絕世英才，它的門檻很高，你瞧不起綜合平衡，瞧不起計劃經濟，不是它們有多糟，而是你智慧達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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