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責任”是個偽命題

　　幾年前，北京大學的校長在校慶120周年這樣一個莊嚴的場合發言讀錯一個字，把“鴻鵠”的“鵠”念成“hao”。引起一片議論、嘲諷。特別是中國文科中的泰斗北京大學的校長尤其不該發生這樣的事。這事的卻偏偏發生了，雖然令人尷尬，終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漢字那么多，有多少人能保證都認識？再說，術業有專攻，讀錯個字，不表明沒有學問、大學問。

　　讀錯了就是讀錯了，只能是個人原因。但是，把讀錯字的責任追溯到四十年前的“文革”教育，這比讀錯字更讓人錯愕。

　　其實，“文革”前，小學課本中并沒有“鴻鵠”這么復雜的字。中學的課本上，也沒有這兩個字。它們應該屬于“偏僻”字，不常用的字。第一次遇到“鴻鵠”二字，是在上高中時班上訂閱的《中國青年》雜志上。那期刊登了魏巍的文章，大概是“棄燕雀之志小，慕鴻鵠之高翔”。也才因此認識了“鴻鵠”二字。否則，至今可能不認識。認識不認識“鵠”字，實在扯不上與“文革”的關系。甚至與“文革”前后的教育也扯不上關系。

　　看來，林校長凡事都“講政治”，讀錯一個字，居然能夠與政治、與“文革”聯系起來，思維很具有“時代特征”，而且已經“固化”了。具有這種思維定式，堅持這種邏輯者，還不是個別人。

　　有感于此，當時曾寫了一篇《不識“鵠”字該怨誰？》的短文，對他把認錯字的責任，推給“文革”表示質疑，發在博客上，不料，一位網民看了，不樂意了，質問道：“念錯字文革究竟有沒有責任？”好像“文革”有多么大的責任。

　　看來，無論在什么問題上，不管多么荒謬，都能找到“知音”。這就是社會的“多樣性”使然。他們的存在印證了思想確實是“多元化”了。

　　“文革”到底應該對念錯字負怎樣的責任和負多大的責任？

　　“文革”連“鵠劫”、“災難”的罪名都認定了，還怕再承擔個別人，哪怕是官拜副部級的北京大學校長念錯個字的責任？

　　問題不在于能不能承擔的起，而在于應該不應該承擔。不應該承擔的，芝麻、米粒小的責任也不應該承擔。甚至還不能“謙虛”、“大度”，把大小責任都攬過來，沒有人有那樣的權力和權利。

　　如果同是在“文革”中讀小學、中學，甚至林校長的同學當中，有不認錯字的，起碼不會認錯那個“鵠”字的，難道就可以讓“文革”那場“浩劫”、“災難”的分量減少幾分么？即使學子那么看，有人那么看，政客也未必那么看。筆者懷疑，他們不是用腦思考分析問題，而是用眼睛觀察風向判斷問題。

　　“文革”不僅不應該為林校長念錯字負責，而且對那期間發生的任何事，大小事，一切事都無法負責，不能負責。即使是那個網民所謂“害死了無數的中國人”那樣大的罪過，也不能負責任。

　　“文革”，在新中國歷史發展的那一階段發生，而且是全國性的，就決不是無緣無故的，自有它發生的內在原因。作為一段歷史，一個重大歷史事件，主導者、參與者都是人。一經發生，它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或者叫做“歷史事件”。它的屬性是“客觀存在”。類似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文革”，僅是其中之一例。

　　怎樣看待“文革”，與怎樣看待歷史上發生的其它事件一樣，有人贊成，有人反對乃至否定。歷史上發生的許多事件，現在不是還在爭論么？這種爭論不但無法否認它們曾經發生、存在的事實，而且正是因為它們在歷史上曾經發生、存在，曾經發生過影響，這種影響甚至至今仍然存在，人們才爭論。這種爭論，當然也無法阻礙歷史的發展、前進。

　　發生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的“文革”，人們可以評論它，甚至否定它，卻不能給它強加任何“責任”。甚至把認錯字的責任也算在它的頭上，就顯得很荒謬。因為，它不是“責任主體”。

　　“文革”不是，也沒有權威的組織和機構認定它是“責任主體”。不是“責任主體”，何談責任能力？又何談承擔責任？如果承認這個事實至今仍然存在就夠了。

　　責任主體，一般認為是需要承擔的責任單位、組織或者個人，也統稱為“法人”，其中包括自然人。“文革”及“改革開放”之類屬于什么？既不是法人，更不是自然人。

　　既然政黨、法律沒有關于“文革”之類的事物作為“責任主體”的規定，如何給它“定罪量刑”？法無規定，就意味著法律規定的任何責任都與它無關。落不到它的頭上。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

　　其次，判罰主體不好確定。即由誰判、怎么判、判多少，都不容易確定，沒有一個標準、尺度。不能誰都可以說自己是“判官”。

　　是不是誰權力大誰就可以判？

　　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法律賦予誰有那樣的權力。不論權力大小，“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權力不是“特權”。在“言論自由”面前，無論有沒有“權力”，每個人公民都有權利。這個權利就是發言權。權力者出于某種原因，在事實上可以壓制不意見者。這是由于“權力”的不平等所致。他們壓制的對象是人，是人的意見，不是別的。

　　時下的中國，處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已經進行了幾十年。何時能夠宣布結束，無從判斷。但見，“文革”中沒有的丑陋現象如今數不勝數，看不勝看。甚至“兩極分化”的存在都是不爭的事實。這難道都要算在“改革開放”的帳上，責任應該由“改革開放”負責么？按照林建華校長及某些網民的邏輯，應該是。有人也正是按照那樣的邏輯認識、評論“改革開放”。事實上不能那么看。所謂的“文革責任”也好，“改革開放”責任也罷，都是“偽命題”。

　　實事求是的態度應該是，無論在什么問題上，出現、發生什么問題，都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是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是什么責任，就是什么責任。不能馬馬虎虎，稀里糊涂。

　　不管怎么說，“文革”已經成為一個歷史“事件”。它是已經發生的客觀存在。人們只能評說，不能改變它什么。個中原因錯綜復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才是唯一科學的方法。所謂的“宜粗不宜細”是一種“想當然”的，想怎樣分析就怎樣分析，想分析什么就分析什么，總之，是一種具有主觀傾向的，有選擇性的、簡單化的，為特定政治服務的一種分析方法。

　　事實上，一些人對“文革”的追責，是追不到的。追來追去，還是追到人身上，落實到人頭上，甚至落到老人家及其家人的頭上。

　　“文革”，不但讓老人家一家中出了老人家這個“極左路線”的代表人物，身后受到大批判，成為“眾矢之的”，家中還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著名的兩個“反革命”，即他的妻子與侄子。他們被批判，被判刑，或許能給那些在“文革”受到老人家“迫害”的“戰友”和“學生”們一點慰藉和滿足。

　　多年來，都知道“文革”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一場“運動”。有多少人知道發動那場“運動”的“決定”，即“五一六通知”，是在L、D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的？有多少人知道，老人家并沒有參加那次會議？原因應該是，那時，他仍然在“二線”。

　　如果說“文革”是老人家提議，請問，“提意”是什么？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他有沒有“提議”的權利？政治局擴大會議如果不同意老人家的提議，甚至高瞻遠矚，預見到了“文革”是一場“浩劫”、“動亂”、“災難”，根據黨章“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完全可以否決。如果明知道不對，仍然舉手同意，同意了，執行中陽奉陰違，那是一種什么行為？

　　關于開展“文革”的“決定”，并不違反黨內議事“程序”。換言之，并不違反黨章的規定。怎么到了否定“文革”的時候，“一線”領導沒有責任，起碼是沒有明確責任，主持并舉手通過“決定”的主持人沒有責任，而獨對退居“二線”，提議和執行“決定”的老人家死后“追責”，而且是全責、總責？這，符合黨章的那條規定？有人不是講“程序公正”嗎？對老人家，可有“程序公正”么？

　　一個不屬于“責任主體”的“文革”，憑什么對某些“法人”或者自然人的行為負責？這與法無據，與理不通，與事實不符。特別是法學家，立法者，你們說是，也不是？

　　不知道是什么人，曾幾何時，把“文革”期間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不如人意的事，都歸罪于“文革”。之后，這種認識就開始在社會上流行。是誰賦予了“文革”那么重的責任？誰有權力賦予一個本來就不是責任主體的“文革”那么多的責任？

　　讓一個并非責任主體，叫做“文革”的“事件”承擔責任，這種歸罪方法，難道不可笑嗎？更可笑的是它卻存在了幾十年，至今無論是有學問的如北京大學的學者林建華，還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學問的那個所謂的網民，仍然這樣看“問題”。足見那種認識方法影響是何等久遠！他影響著國人的思維方式。助長了形而上學的傳播和猖獗。

　　讓“文革”承擔讀錯一個字的責任，是不是有點牽強附會？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們怎么看？

　　讓“文革”承擔讀錯一個字的責任，是一種怎樣的思維方式？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們怎么看？

　　“文革”已經成為歷史。它即使是有責任，到底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們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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