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老人家誕辰來臨之際，不想為故去的老人家“評功擺好”，也不想“為尊者諱”。揭一揭，其實，也說不上“揭”，只是舊話重提。因為這事世人皆知，只是怎么看，怎么說。即老人家說過的、做過的、被“后人”認定是“晚年錯誤”的“那件事”和因此而關聯到的他的“家人”、“家事”。
老人家的“晚年錯誤”，都是當年各種“大會”屢屢肯定的功績，其“合法性”自不待言。怎么老人家一去，說錯就錯，說否定就否定，而且是“徹底否定”，態度是那樣的決絕！這個灣子讓人轉的有點大，甚至有點急，把許多人給弄懵了，感到茫然。
他們反對、否定的難道僅僅是老人家一個人么？不！有人雖然那么申明，沒有人會那樣天真的相信。老人家豈是孤立的個人！
老人家與黨、與人民早已經融為一體，難解難分。在反對、否定老人家的同時，連中國共產黨，連大批跟隨老人家的干部、黨員、人民群眾，都被一并否定了，還給他們戴上了一頂“個人迷信”的帽子，好像就是一群“阿斗”，只有他們才是“諸葛亮”。
關于老人家“晚年”做的“那件事”，老人家“心知肚明”：“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反對”的人們，自然認為那是“錯誤”。
老人家是不是因為“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而認為是“錯誤”，看不出。事實是老人家仍然堅持，毫無悔改之意，臨終前還把它看成是一生做的兩件事之一，可見它在老人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
“那件事”是不是“晚年錯誤”，誰說了算？誰有一錘定音的權利？“權力真理論”？“多數真理論”？那不是衡量“真理”與“謬誤”的標準。
老人家在世時有人竊竊私語，沒有“公開化”。非不想也，實不能也。老人家去世之后，明朗化、公開化了。這說明，黨內矛盾與分歧并沒有因為老人家的去世而消除、而結束，而是在繼續與發展。擁護者與反對者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這種現象、這種變化，是政治生態發生變化的結果。
老人家在“晚年”提出的一些“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也應該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而不是，也不能是別個理論的一部分。有人企圖把它們分離。否定它，難道就可以分離么？
老人家在“晚年”提出的那一部分“理論”，本來就是在矛盾與斗爭中產生。矛頭所向，哪個是空穴來風？哪個不是從實踐中來，從現實中來，在理論上沒有傳承？反映的是矛盾的尖銳與激烈程度。有人在執行中決不是什么“緊跟”，而是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也在預料之中。
那些“理論”的提出，對全黨、全國人民都是一個新“問題”，沒有“時間差”。在實踐中，也的確出現了一些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問題。奇怪么，不奇怪。
一種理論，從它的產生，且不說還需要“發展”、“完善”，只要付諸實踐，不管在那個階段上，“問題”都免不了出現。因為，一種理論的產生，是社會矛盾的產物，有它代表的社會群體。就不要說他提出的理論觸動了一些人的利益。在實踐中，受到抵制是必然的。在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引起了激烈的反抗，使得形勢復雜化。這就注定了，實踐不會一帆風順。由于種種原因，解決不好，就會出問題，甚至導致失敗。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
是不是因為出“問題”或者“失敗”而被“徹底否定”？倘使如此，馬克思主義真的就該被否定了。畢竟，馬克思沒有看到馬克思主義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實現。“徹底否定”，就是不應該提出、產生。內容且不論，提出、產生就是個“錯誤”，用不著什么實踐“檢驗”。這種想法，想想就覺得荒唐可笑。
在有的人看來，老人家不僅是“晚年錯誤”，之前也是“錯誤”連連。把前三十年甚至更早的時期發生、出現的問題一股腦地歸在老人家頭上，算在老人家的賬上，甚至是在算總賬。不做、不愿意做、不肯做具體分析，籠統否定、統統否定，連馬克思主義的靈魂都不要了，還美其名曰“宜粗不宜細”。沒有“細”，“具體分析”分析什么？何以論證“粗”？
為了“批毛”、“非毛”，甚至公開鼓吹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想以此從根本上否定老人家的思想。說明他們清楚老人家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也是老人家思想的一些基本觀點，至今仍然諱莫如深，在“媒體”上的確消失了。這種情況下，發生“信仰危機”、“信任危機”不是很正常么？說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被批判后還沒有一種思想、理論可以添補“清退”出的空間，也沒有人的信任度可以超越、取代老人家。批判老人家的人們，不管承認與否，在事實上已站在了老人家的對立面。
因此，“批毛”，不是老人家提出的理論是不是真理的討論與爭論，而是關于老人家做的“那件事”是不是“正確”的討論與爭論。是有人有意挑起的爭論，目的就是“徹底否定”，為實行“非毛化”開路。“批毛”不過是“輿論”準備，“輿論”導向，自始至終，為政治服務，為“徹底否定”“那件事”服務。試想，當“那件事”被否定之后，那些“理論”還有“容身之地”么？豈不是連根拔起，一并被否定！
在“批毛”、“非毛”過程中，有人跳的很高，走向了極端。如曾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師，時任北京市委研究室主任的林青山在一個報告中就公然大放厥詞，污蔑老人家比“秦始皇還秦始皇”、“比希特勒還希特勒”、“比蔣介石還蔣介石”，囂張至極，何其得意，何其毒也！顯然得到了什么人物的默許和支持。如不是親耳所聽，不會想到黨內居然有這樣的人存在，而且被重用，說明他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個體。
這樣的一個小丑的拙劣而丑陋的表演，確實讓人大開眼界。對于老人家，其實沒有什么殺傷力，對于那些反對者、批判者，卻是弄巧成拙，具有極大的破壞力。這讓那些有頭有臉的給他“站臺”者很沒有面子。這種破壞力表現在首先暴露了他們的真目的、真面目，反而擦亮了人們的眼睛。
正是由于某些人的鼓動、姑息、默許、推波助瀾，妖魔化老人家之風才能夠由一股暗流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在社會上蔓延、肆虐，造成社會混亂。從中，逆反出了一個“毛澤東熱”，如同滾雪球一般，勢不可擋，這反映的應該是民意。
圍繞在老人家“晚年”，包括思想、理論問題上的分歧，沒有因為做了個“決議”而“統一”。
其實，思想問題，理論問題，不是做一個什么“決議”就能夠解決的。那樣的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誠如老人家所說：“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角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拒去解決”。
馬克思說：“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歷史的事實是由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馬克思致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５６７頁）誰認為真理害怕爭論，害怕批評？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讀者能夠在激烈的爭論中進行鑒別，得出自己的結論。
老人家雖然已經去世近半個世紀，老人家及其思想、理論，已經進入歷史，應該屬于“歷史研究”了。好像仍然沒有“開放”和“放開”研究，格外“敏感”，甚至成了“敏感問題”。這種現象說明，老人家的思想、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著矛盾與差距。
按說，錯誤與正確具有相對性。特別是立場相左，結論相反。一個人的“晚年”與“早年”與“中年”本來都是相對的，有機的聯系在一起，不可能截然分開。否定老人家的“晚年”，目的正是為了“徹底否定”他老人家。抓住、突出老人家的所謂“晚年”，不過是想利用某些人對“那件事”的不理解、不滿意，甚至有怨氣，以這個為“突破口”，展開攻勢。這是一種戰術性的行為，明顯是為戰略上的“徹底否定”服務。事實上，這種戰術有效，也有限。
由老人家想到魯迅。他們生前身后的遭遇何其相似！魯迅的“論敵”對付魯迅的方法與老人家的反對者對付他的方法簡直是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那些人或許讀不懂古代的老子，卻也不讀現代的魯迅，只要讀過魯迅，斷不會以陳源為師，走陳源否定魯迅的老路，以同樣的方法否定老人家。
當年，魯迅的論敵陳源為了否定魯迅，他說：“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贊他其余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現代評論》七十一，《閑話》。）
魯迅對陳源的那些“肯定”和“贊譽”一點兒也不領情，一點也不買賬，一眼看出了他包藏的禍心，隨以筆墨相迎，予以揭露。高手之間過招，把招數拆穿，足矣，用不著再說更多的廢話。說多了，反而顯得跌份。
魯迅認為，陳源的招數，“也還是死了已經兩千多年了的老頭子老聃先師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我并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瀅也知道這種戰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贊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三閑集.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陳源的這種戰法，居然也有人效法、也會被繼承。想做魯迅的“孩子”的朱大可博士，在21世紀，居然以同樣的方式對待早已去世的魯迅。
朱大可博士認為：“他的《吶喊》《彷徨》《野草》《墳》和《故事新編》具有無與倫比的魅力；而‘晚期的上海魯迅’，失去了愛，只剩下仇恨”。還說什么“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學被人利用”。（《我就是魯迅的孩子》）
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陳源對魯迅的“否定”還算有一點“創意”，而且魯迅還活著，還有口氣，能夠反唇相譏，他們為后人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借鑒的“筆戰”戰例。
與陳源相比，過了半個多世紀的朱大可的戰略遠沒有創造性，不過是依樣畫葫蘆。而且發生在魯迅身后半個多世紀，更顯得是裝怯作勇。
而某些“批毛”、“非毛”的國人，更像是朱大可。不管他們是什么身份，脫掉穿在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外衣，在這個問題上，只能與朱大可相提并論。
面對一個毫無還嘴能力的逝者，喋喋不休，沒完沒了。這一點，倒與曾經自稱魯迅學生的蘇雪林相似，攻擊起魯迅來不遺余力，很有討好“當局”、向“當局”獻媚的意味，讓人看了好惡心。
以上，對老人家的“晚年錯誤”不過是泛泛而談，沒有涉及具體問題。不過，有一個具體問題，擺在明面上，還是想說幾句，不說，如鯁在喉。即老人家的“家人”。
國人，尤其是儒家很注重治家。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訓。老人家如何“齊家”，成效如何？是成功，還是失敗？“蓋棺定論”，不知道按照別的眼光怎么看，按照世俗的眼光，說不上“成功”。
像他老人家這樣的人，或許本不該有家庭，卻偏偏有。妻子、兒女組成了家庭。這，與凡人沒有兩樣。如果說有什么不同，只能說，作為老人家的家人，沒有正常人的正常生活，這，說不上是幸運，甚至是一種不幸，但是，作為子女，這個沒有選擇。
在家庭關系中，國人的意識中有“近不過夫婦”的說法。老人家一生先后娶了三位妻子。以功利的心態看，哪個得了老人家的好？是她們，才真正詮釋了“伴君如伴虎”。
第一任發妻楊開慧，因為跟隨老人家鬧“革命”，僅僅是因為與老人家的關系，不愿意與老人家劃清界限，不愿意背叛老人家，就被國民黨軍閥視為洪水猛獸，殘忍殺害。不到“而立之年”，便成先烈。
第二任妻子賀子珍老媽媽，與毛澤東是井岡山時期、長征時期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長征過后，毛澤東的處境好起來了，也相對比較穩定了。應該是冥冥之中，賀媽媽卻毅然決然的離開了他，有始無終。這讓老人家很無奈。
現在看，不能不說賀媽媽有“先見之明”。她遠離了老人家，雖然事后也后悔，過的很孤獨，卻也因此遠離了政治，遠離了是非之地，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得了善終。否則，中國的歷史可能改寫。歷史，也許就是在一些不經意間被改寫了。
他的第三任妻子，被稱為“旗手”，命運雖然說不上是最慘的一個，卻遠說不上是有尊嚴的一個，甚至可以說是最屈辱的一個。她跟隨老人家轉戰陜北，說起來，也是個“老革命”。“特殊”年代，“夫妻”這種“特殊”關系，需要承擔“特殊”的使命與責任。沒有人能夠替代。老人家身后，從十八層天，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成為千夫所指。此時，她已是過了花甲，屬于風燭殘年的老人。
對于“旗手”的命運，老人家生前早有預感。曾對她說：“看我死了你怎么辦”！老人家知道他管不了身后事才那樣說。
作為“第一副組長”的“旗手”，是“那件事”的擁護者與積極參與者。如果說“夫唱婦隨”，倒也沒有什么錯。
當年的宣傳是老人家“親自發動”、“親自領導”。那是在突出“功績”。而當“那件事”被認定為“動亂”、“災難”、“浩劫”而被“徹底否定”之后，這樣說，無疑是在突出老人家的“責任”。
“旗手”作為“第一副組長”還活著，那個責任豈能逃脫？那個賬豈能不算！怎么算，算多少、算多大，那就由不了她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者大有人在。算完了，判完了，她自殺了，死的很難堪。相信，自有人彈冠相慶。誰能想到她會以這種方式離開人世？
當年，在一個“通知”中，老人家曾說：“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還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看來，“旗手”就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了。睡在老人家身旁近四十年。怎么老人家就沒有“注意”這一點？這是不是一種諷刺？
還有那個自幼在老人家身邊長大的侄兒，革命烈士的兒子李實，是老人家生前最親近的人之一，甚至可以說是像“心尖子”一樣，視如己出，是一個“根正苗紅”的培養對象。“那件事”發生時，不過是一個青年學生。只是老人家去世前當了不到兩年的“聯絡員”，居然就犯下了“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重罪，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被判以重刑。
老人家與他談話時曾說：你將來不當右派，當個中間派，我就滿足了。結果，連“右派”也沒有當成，卻當了“反革命”。這又叫老人家情何以堪！幸虧，此時的老人家已經去了馬克思那里做客。
老人家“晚年”的“那件事”，“得罪”了那么多不該得罪的人。他在身后被認定為造成全國“災難”、“動亂”、經濟“崩潰”的“禍首”，或者說第一責任人，被寫進書里。作為“遺屬”的子女，自然也沒有人給好果子吃。那大概是作為老人家的家屬應該付出的代價。正應就那句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禍福相依。誰讓他們生長在老人家？
就是這樣的一個能建黨、能建軍、能建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連自己那個小小的幾口之家都“庇佑”不了，成為平民的也就罷了，家中還出了兩大“反革命”，甚至成了“反革命”中的“首惡”，堪比當年的“戰犯”，甚至還重。
歷史，給老人家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這，就是歷史！這，居然就是歷史！歷史，你到底是什么？叫人怎么寫？
老人家死了，可以逃脫法律責任，卻沒有逃過政治責任。政治批判就是對政治責任的確認與“清算”，其規模與持續的時間超過了他以往的前任。與老人家關系最密切的妻子、侄子還活著。一個老婦人、一個青年人，竟然成了“那件事”的法律責任的重要承擔者。他們夫妻、伯侄，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承擔著對“那件事”的歷史責任。這就是發生在中國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家中的悲劇！
老人家做的“那件事”，在給某些“當權派”、某類人員帶去“災難”的同時，給自己的家庭，不僅僅是自己的家庭帶來了“災難”。這是因果“報應”，還是斗爭規律使然？任人評說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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